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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动目标:
通过百日集中行动确保各餐饮店做到:1、环境整洁,门前责任落实,无乱扔杂物、随地吐痰;2、店内干净整洁,达到卫生标准;3、亮证经营,有《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4、从业人员持健康证、卫生知识培训证明上岗,有“五病”调离的相关制度和记录;5、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制度落实,有消毒设备、消毒措施和记录;6、无出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7、深入开展文明餐桌行动,积极倡导不剩饭不剩菜的理念,在营业场所和餐桌上设置温馨提示。
二、职责分工
1、“环境整洁,门前责任落实,无乱扔杂物、随地吐痰”由区城管局负责。
2、“店内干净整洁、达到卫生标准”由区卫生局负责。
3、“亮证经营”:区工商局负责《工商营业执照》,区食药监局负责《餐饮服务许可证》,100平米以上餐饮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由区卫生局负责。
4、餐饮服务从业人员健康证、培训证由区食药监局负责;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健康证、培训证由区卫生局负责,“五病”调离制度和记录由区卫生局负责;
5、“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制度落实,有消毒设备、消毒措施和记录”由区卫生局、区食药监局共同负责。
6、“无出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区工商局负责各餐饮单位不出售过期、变质、伪劣定型包装食品。区食药监局负责操作场所、库房无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及食品原料。
7、“深入开展文明餐桌行动,积极倡导不剩饭不剩菜的理念,在营业场所和餐桌上设置温馨提示。”区商务局负责协调餐饮协会在全社会倡导文明就餐,积极参与文明餐桌行动;区教育局负责在中小学生中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养成文明就餐的习惯,在全社会形成文明就餐的良好风尚。区食药监局积极配合文明餐桌公示工作。
8、各镇街负责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活动。
三、行动步骤:
1、调查摸底阶段(6月24日-7月5日)
各相关单位要对照具体的整治标准和本方案时间段要求,采取拉网式排查、检查的方法,开展调查摸底工作,全面梳理各环节可能存在的突出问题,并落实整改措施,排查过程中可自行设计检查表,最后统一汇总。
2、集中整治阶段(7月6日-7月底)
各相关单位要对照各自排查出的问题,落实各项工作举措,及时督促各餐饮店进行整改,对排查中出现的行业性和系统性问题,部门间要加强协作配合,联合办理,确保取得实效。
3、迎接测评阶段(8月1日-8月底)
在迎评阶段,各相关单位要对照市文明办模拟测评和省级测评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组织整改,明确责任、时限和措施。确保餐饮环节在中央文明委测评过程中不失分。
4、总结提高阶段(9月1日-9月上旬)
各相关单位要根据全国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结果,认真总结餐饮店环境整治百日集中行动的经验,落实存在的问题的改进措施,形成餐饮店环节整治的长效机制。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相关单位要把百日集中行动摆上突出位置,列入当前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切实抓紧抓好,抓细抓实。要结合本部门实际,成立相应工作机构,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确保人力、物力到位,同时落实监管责任和工作措施,分片包干,责任到人,使百日集中行动工作取得扎实有效的成果。
2、明确任务,严格执法。在百日集中行动期间,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餐饮店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要依照标准,以人为本,依法行政,文明执法,热情服务,注重工作方式方法,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挥职能作用,确保百日集中行动的顺利进行。
一、积极动员。按照会议安排,带领90余名镇村干部学习了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要求认识到村庄清洁工作关乎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大事,必须全力以赴落细、落实、落地。同时,22个村在主要路口悬挂宣传横额,对破旧的村规民约和宣传栏进行了更新,构成了上下互动、社会共建、人人动手、全民行动的声势氛围,提高群众家园意识,促进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
二、积极推进。全镇参加此次清洁行动达到1800余人次, 共清理村内沟塘158个,并对生活立即堆放点进行全面清理;共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物105余吨,并组织畜牧站人员,对全镇53处大中型养殖场的粪污排放进行检查,严禁乱排乱放现象发生;共清理废旧广告牌64个,并对村内张贴在墙壁、门口、电线杆的非法小广告、乱涂乱画进行清理,同时组织城管办人员,对商铺的乱贴乱挂进行拆除,龙亢村对街道上的商铺主进行门前三包的加强教育;共清理无功能建筑700余平方米,实现了村庄建筑整齐整洁。此外加大对光大保洁公司的监督,要求对破旧的垃圾桶进行及时更换,并加快镇村生活垃圾的处理速度;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全面提升我镇群众的生活质量。
三、积极宣传。22个村对所在村的小学进行了一次爱护环境的宣传教育教育活动,要求学生在暑假期间以身作则,用心参与到村庄清洁行动中去,并能够用心充当好村庄清洁宣传员的角色,透过中小校园带动家长,自行加入到村庄清洁行动中来。总之,全镇上下村庄清洁氛围浓厚。
四、存在问题。总结我镇村庄清洁行动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全镇人口分布范围广,群众生产生活垃圾集中处理难度大,很难完整系统的规划在全镇推开;
2、农民环境卫生意识薄弱,思想顽固,加上居住分散,垃圾乱扔乱丢现象一时难以解决;
3、河道仍是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垃圾的主要倾倒地方,清理难度十分大。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是一项经常性、长期性的工作,工作难度大,动态性、反复性强,但是在我镇镇村两级组织的高度重视下,在环卫工人、保洁员的辛勤劳动,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村庄清洁行动取得了必须的成绩。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认真学习和借鉴兄弟乡镇中许多好的做法,再接再厉,取长补短、创新举措,力争使我镇的村庄清洁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为扎实推进我镇村庄清洁工作,下一步工作计划如下:
1、抓宣传教育。继续利用广播车、宣传标语、手机信息、公众号等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群众讲究卫生和爱护环境的意识。为了更好地引导村民树立文明生活理念,在各村组织开展“美丽庭院”评选活动,通过相互比赛、争当模范的方式,使讲究卫生、爱护环境等意识无形的深入到群众心中;
2、抓门前“三包”。为巩固前期集中整治工作,以门前“三包”为抓手,集中开展村庄美化工作,制定各项管养机制,规范村民行为,改变不良生活习惯;
根据文件精神,XX街道深入学习落实文件要求,开展了网络环境整治专行动,现将工作开展以来情况总结如下:
一、领导重视,落实责任。XX街道党工委对本次百日攻坚活动高度重视,成立由XX同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计划,召开了多次工作会议,并要求所辖各社区成立工作小组,由社区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开展工作,切实落实工作责任,领导责任。
二、开展网络信息生态整治活动。根据上级文件精神,XX街道在辖区内开展了XX网络生态整治专项行动,针对网络舆情和安全风险点制定了《网络舆情应急处置预案》、《网络安全风险防控预案》从而建立起来一套行之有效的网络舆情和安全风险监测汇报体系,并以“知法守法、依法上网、理性上网”为主题开展宣传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宣传文明上网观。同时,积极开展辖区内网络从业者和公众号所有者摸排工作,依据上级数据和摸排中发现的新情况对辖区内网络从业者和公众号所有者建立台账,更好的开展日常管理和培训工作。
三、积极开展网络安全工作。针对机关工作中的涉密情况,XX街道制定了相关规定,严格涉密电脑和涉密信息的使用和传输制度,要求涉密电脑专人负责,涉密信息不得网络传输,严格内、外网电脑使用制度,切实落实好涉密信息保密工作。
一、指导思想
按照“党政挂帅、依法治理、堵疏并用、积极稳妥、逐步推进”的工作思路,建立区领导分工指挥、相关部门和街道(园区)全力以赴、紧密配合的领导责任制,坚持整治工作“重心下移、条抓块保、包干到底”的工作原则和依法行政与有情操作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深入调查摸底,提前化解矛盾,维护大局稳定,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出行创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电瓶三轮货车交通专项整治行动,在东山城区整治区域范围内严禁电瓶三轮货车通行运营,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创造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提升*新市区城市形象。
三、组织领导
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成立*区东山城区电瓶三轮货车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曹永林任组长,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孙桂明、副区长言明林任副组长,区政府办、区委宣传部、区法制办、区司法局、区发改局、公安分局、区交通局、区民政局、区建设局、区工商局、区监察局、区财政局、质监分局、区劳动局、区安监局、区局、区广电局、区市容局、区物价局、东山街道办事处、秣陵街道办事处、科学园管委会、开发区管委会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蒋根林同志任办公室主任,蔡家汉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内设5个专业组:综合秘书组、稳定组、整治组、宣传报道组、配套保障组。
东山街道办事处、秣陵街道办事处、科学园管委会、开发区管委会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负责本辖区电瓶三轮货车专项整治工作。
四、机构职责
1.综合秘书组。组长:蒋根林。由区政府办、法制局、司法局、公安分局、发改局、建设局、市容局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制定区整治范围内的整治总体工作方案,各职能组责任分工,审定相关政策、原则、措施,起草相关文件;负责协调各职能组、有关镇街专项治理工作;负责组织对整治工作的检查、督查和总结验收;负责整治工作的资金使用安排和财务管理;负责整治工作情况的信息汇总、上报和工作简报的编印。
2.稳定组。组长:张进。由区政法委、司法局、劳动局、局、民政局、法制办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制定并实施交通专项整治的稳定工作处置预案,及时果断处置突发治安事件;负责交通专项整治期间接待以及去省、到市接访、劝返工作,力保全区社会政治稳定。
3.整治组。组长:皮立保。由公安分局、交通局、市容局、建设局、工商局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制定并实施路面车辆集中整治工作方案;负责组织对控制区内非法营运的电瓶三轮货车整治和处罚。
4.宣传报道组。组长:王贵文。由区委宣传部、区广电局、东山、秣陵街道办事处和科学园、开发区管委会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制定交通专项整治宣传方案和整治期间各单项宣传工作计划;负责组织对内对外宣传工作,协调各级各类媒体,扎口各类接待采访;牵头制定《致电瓶三轮货车车主的一封信》,集中报送整治各阶段的工作成效。
5.配套保障组。组长:蔡家汉。由区劳动局、公安分局、民政局、财政局、东山街道办事处、秣陵街道办事处、科学园管委会、开发区管委会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牵头负责整治范围内车辆情况的调查摸底工作;负责制定符合低保政策的分流车主享受低保的专项意见;负责制定、鼓励车主自谋职业、优惠减免税费及分类指导相关政策、办法;做好腾岗、筹岗、推荐就业和再就业培训工作。
五、整治范围、对象及目标
1.整治范围:东山街道办事处管辖的老城区及原上坊镇部分区域,秣陵街道办事处管辖的科学园、*开发区区域。
2.禁行范围:104国道至泥塘桥,天元路至104国道,宁溧路至殷巷渡桥,将军路至吉印大道路口,宁丹路至铁道口,苏源大道至洋山河大桥。
3.整治对象:整治范围内电瓶三轮货车。
4.整治目标:全面禁止电瓶三轮货车在范围内通行。
六、实施步骤
专项整治工作分两个阶段(5月15日至7月15日)
(一)第一阶段(5月15日至6月15日)
1.前期准备。成立区领导小组,出台整治总体实施方案,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
2.调查摸底。相关街道、园区、单位建立相应领导小组,明确分工,组建“包干”工作小组,全面完成整治范围内电瓶三轮货车调查摸底、数据统计和分门别类工作。
3.宣传发动。通过新闻媒体、社会各界、各级组织广泛宣传法规政策;相关街道、园区和单位逐人逐车逐户落实自谋职业、就业安置、低保救助等各项疏导安置工作。
4.路面整治。结合日常路面交通秩序管理,组织开展电瓶三轮货车专项整治行动,营造禁行氛围。对整治范围内电瓶三轮货车载人一律查扣,并按规定进行从严处罚;对营运载货电瓶三轮货车车主进行教育,散发公开信、《通告》,劝返外地电瓶三轮车主,并做好相应的登记工作。
(二)第二阶段(6月16日至7月15日)
根据第一阶段工作情况,由区交通局成立“货的”公司,调整公交运营时间、路线,禁行范围内全面实施电瓶三轮货车禁行。
七、工作措施
1.组织措施。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相关街道、园区、单位要从大局出发,树立一盘棋思想,围绕目标,落实责任,形成合力。同时,要深入调查摸底,认真周密组织,从严控制防范,使每一项整治措施、每一个工作环节紧密衔接;实行领导负责制、责任包干制、倒查追究制,将整治工作主要责任落实到街道、园区、单位和个人。
2.宣传措施。宣传和法制部门要出台有关政策规定和通告,发到相关街道社区和每个车主,大力宣传电瓶三轮货车的严重危害性和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广电部门要充分发挥媒体正面引导作用,大力宣传整治工作动态和进度实效。
关键词:微小型企业;非正规融资;社会资本
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s and the special financing demand by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 private economy, the paper proves that informal financing right now is the best way to raise social capital and that social capital network connects the financing channels of micro enterprises. The informal financing behaviors of enterprises can not only meet the demand of fund, but also satisfy the need of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formal financing; social capital
一、引言:关于微小型企业融资的文献综述
随着新交易中心和通讯工具的发展及产权制度的演进,分工的加深在越来越专业化和越来越小的企业之间发展,中小企业代表着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这一群体中大量存在的以超小经济规模形态为特征的企业组织形式——微小型企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们为经济注入了活力,尤其是在创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微小型企业多以独资或合伙制的家族企业的形式存在,自创业的第一天起,多种不利的因素就困扰着其发展,如资金严重短缺,技术落后,管理人才匮乏,再加上市场环境的高不确定性,其生命周期很短。根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的统计,有近23.7%的小企业在开业后的两年内消失;由于经营失败、倒闭或转产,有近52.7%的小企业在4年内退出市场。中国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大约3.5岁(许晓明,高健)。最近大量实证研究成果显示:融资问题始终是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约束环节。
目前,关于微小型企业融资分析多包含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中。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供给约束(Supply-based financial constraint)的最主要原因。Stiglitz 和Weiss(1981)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场上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在众多的贷款申请者中甄别出哪些借款者有还款能力,哪些借款者无还款能力,这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金融机构贷款的质量严重恶化。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盈利和降低风险,不得不采取信贷配给政策。中小企业与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严重,更容易受到银行信贷配给的约束。
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学者认为能否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核心。Bester(1985 )提出引入贷款抵押这样的甄别机制。认为如果银行将贷款利率和贷款抵押同时纳入贷款合同,则这两项指标的不同组合就能够实现信贷市场上的分离均衡,低风险的企业将会承诺较高的抵押水平而享受较低的贷款利率,而高风险企业则与之相反,这就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Holmstrom和Tirole (1997)进一步提出信息与抵押品是可以互相替代的;Berger和Udell ( 2002 )提出通过关系型贷款(relation ship lending)解决银企关系中的“软信息”问题的思路,认为银行可以通过与小企业发展非标准化的、通过密切关系而达成融资交易的准市场行为,来降低小企业贷款成本,提高贷款的可获得性。国内学者中,林毅夫、李永军(2001)、李志(2002)和张捷(2002)等从不同分析角度提出用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思路;张杰(2000)、史晋川(1997)则提出通过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体制内”金融来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更有众多学者提出通过政府供给担保来解决中小企业的抵押担保不足问题,其根本的出发点还是通过抵押担保来替代信息,实现对企业的筛选。
然而从国内实践看,仅仅立足于克服信息不对称所提出的措施建议效果不佳。首先,商业银行必须克服抵押品不足这个棘手的难题;其次,商业银行必须克服信息收集、处理、应用的高成本投入和低收益的矛盾。而且,由于银行破产制度和个人信用制度的缺失,关系型贷款很容易滋生寻租或合谋行为,使银行的资产受到侵蚀;最后,依靠政府信用担保机制,商业银行必须要克服道德风险。否则,设计糟糕的担保机制将削弱企业的还款激励机制,加剧赖账文化。微型企业不同于一般的规模公司制企业,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小型企业,其自身表现出某些特殊性,上述问题就更突出。
本文认为:由于微小型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特征,决定了其融资需求的特殊性。兴起于大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现代金融体系,并不适合微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微小企业正规金融市场往往是金融供给严重不足,信贷配给明显,事实上造成了“微型企业歧视”。而非正规金融不仅有助于解决微小型企业克服融资的供给约束,同时也克服了企业的融资需求约束(Demand-side financial constraint),促进微小型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二、微小型企业融资需求的特殊性分析
在不同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微小型企业有着不同的称谓:
美国将由贫困人口拥有与经营、员工不超过10人(包括不支薪的家庭成员)的公司称为微型企业;
法国把凡雇佣员工在9人以下的企业被称为特小企业;
日本把制造业中20人以下、商业服务业中5人以下的企业定义为零细企业;
1996年欧盟委员会将雇员人数9人以下的企业定为非常小企业;
我国将资产总额和销售收入均在5000万以下的统称为小型企业,但没有对微小型企业的类型划分。其实,若以规模来看,我国还有大量没有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脱离政府管理的非正规劳动组织,这些组织主要是微小型企业(莫荣,2001)。
微小型企业不同于一般的规模公司制企业,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小型企业,其自身表现出某些特殊性,决定了其融资需求的特殊性。
(一)微小型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简单,企业管理的人格化现象突出,创业者的个人魅力往往就成为维系企业管理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企业家不仅运用个人的才能发挥着发现市场、创造市场、应对不确定性这些核心作用,而且还凭个人的品质和能力建立起一种分等级的人际关系结构,而这一人际关系结构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以企业家为中心,企业内部、企业间以及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形成了非契约型长期合作博弈关系。企业家个人及其控股的家族承担着企业兴衰的主要责任。也就是说,微型企业融资的基础是企业家个人及其家族的信用。微小型企业与所有者个人的紧密联系,从而也使企业家个人和家族承担了企业风险和隐性成本。当微小型企业因扩大生产规模或追求技术进步而需要进行外源融资时,企业家个人及其家族的个人因素就成为资金提供者最看重的因素。
(二)微小型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基本上合二为一,大多数微小型企业具有家族性特征,管理的人格化现象突出必然带来的融资需求更加人格化。个人因素,包括所有者的目标函数、风险回避度、失败容忍度、避税考虑、控制权考虑以及知识水平等,都导致企业融资方式的因人而异,因人制宜。从制度需求来看,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信用受到极大的破坏,人们彼此间的信任度减低,缺乏经济合作的基础,选择以人缘、地缘、血缘为基础的合作方式远比建立在社会信用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要可靠得多;另一方面,受我国的家族文化的影响,人们在选择合作对象时,首选对象往往是最亲密的人,包括以血缘、亲缘、姻缘关系和以地缘、学缘、友缘关系为基础的、以长期固定规范为纽带建立的关系人。微小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始终偏好掌有大部分股权,并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正是这种偏好,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方式仅仅只局限于不影响其控制权的内部融资(如企业自身的利润积累和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内,通过企业主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企业内部成员融资或关系网络内外部融资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中的债券方式。因为,债券融资既可通过正式制度下的正式金融中介机构(如银行),也可通过某些转型经济中非正式制度条件下的非正式金融中介机构(如民间标会、典当行或钱庄等)。而外部融资方式中如出卖股权和引进战略投资者之类的权益融资,则由于可能导致经营者控股权的稀释或转移而被排斥。
(三)微小型企业活动更多依靠某种社会机制,如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宗族规制等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和规范。从外部来看,由于地理接近性和产业专业化的特性,人们以各种各样的联系来传递商业信息和市场信息,各个微小型企业之间往往有共同的熟人、共同的交易网络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互利、双赢,共同做强、做大是主要思维理念。通过彼此的长期博弈,大家就会对彼此的交往,有一种稳定的预期,一个互利的“合作解”成为人们的合理选择在这里,重复博弈中惩罚的可信度是维持合作博弈的关键(罗丹阳,殷兴山,2006)。一旦行为主体背信弃义, 将会受到社会排斥、声誉丧失等严厉的非正式制裁。在企业内部,企业主及其核心层之间、管理层与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非正式制度表现为企业内部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和平等关系。虽然企业的控制权属于家庭或个人,但资产的收益权和让渡权却平均或非平均地属于企业的全部成员;企业内的许多员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相互间很熟悉,相互帮助是处事待人的基本原则。在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文化上的力量仍然能够支持员工之间的交往和企业的运转。
(四)大多数微小型企业经营不稳定,风险大。与一般企业相比,微型企业具有经营灵活、提供个性化专业化服务的优势,经营灵活性是中小企业的天然优势,但灵活性也意味着不确定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也有可能转化为劣势。不确定性意味着产品和市场的频繁转换,缺乏自己的品牌和稳定的主营业务等,对于稳健的投资者来说,这些灵活性特征将直接导致其投资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即风险增加。加上资产少、底子薄、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弱,微小型企业有着较高的倒闭率或歇业率。这种经营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倒闭率,以及质押资产的不完备性,使银行和投资者面临着较大的风险。
与微小型企业的经营生产特点相一致,微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具有资金需求规模小、周期短且要求服务快捷方便等特点。显然,现代金融体系在很多方面并不适合微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现代金融中介的优势是其规模效应,金融中介机构利用借贷两方面规模经济的好处,使交易成本得以节约。然而面对微小型企业分散的、多样化的且信息严重封闭的融资需求,正规金融中介的规模效应出现失效:一是中小企业信息无法进行标准化生产、交易和传递;二是大规模生产面对中小企业小规模需求发生“规模不经济”;三是标准化金融产品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灵活性、多样化融资需求;四是现代金融中介非人格化的角色定位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由此可见,正规的金融机构的门槛相对微小型企业来讲太高,一般情况下是无法或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支持,因而只得转向以社会资本为基础非正规的融资途径。
三、非正规金融的界定及其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适用性
关于非正规金融的内涵和外延,目前理论界尚无一致公认的界定。总体上有两种大致的划分:一种是放在金融机构的功能性特征上,如规模大小、劳动密集程度等;另一种是从法律特征和金融监管上划分。相对而言,以后者居多,如体制外金融、非正式金融、非制度金融、地下金融等(姜旭朝,丁昌锋,2004)。此外,国内学术界常常将非正规金融称为民间金融(任森春,2004)。本文把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归结为未在金融监管当局监管范围以内的各种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企业、居民等所从事的各种金融活动。具体包括:企业发起设立时向特定投资者募集股本融资、内部员工股权融资、向原股东增资扩股、向外部特定投资者募股融资、在特定区域内公开募股;民间个人借贷、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间“转贷”融资、轮转基金、内部员工集资、社会定向集资、社会非定向公开集资;商业信用、民间票据市场融资;寄售商行融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融资等等。这些融资方式都是游离于监管机构的视线之外,也游离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以外,不受法定体系的约束,是企业根据资金的可获性和经营发展的其他目标自主选择和创造的融资方式。
而非正规金融的以下共同特征使其对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一是在克服金融活动的信息不对称和解决金融脆弱性方面有着正规金融不可比拟的优势。根据参阅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非正规金融往往发生在一个相互都很熟悉的社区中,每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都有自己特定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和实施机制,并且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依靠资金供求双方的人缘、地缘关系获取关于借方的信息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难题。
二是和正规金融中的关系贷款和人情贷款相比,非正规金融具有灵活方便、手续简便、快捷,预算约束硬化,借贷双方信息对称,契约成本低,服务态度好等特征,因此其贷款回收率较高。由于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因长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不仅在抑制契约双方的道德风险方面具有效率,而且违规者还会因遭到社区排斥和舆论谴责而付出高昂代价。社区的约束力越强,成员之间合约的履行率就越高,并且借款者更重视偿还非正规金融贷款,以便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
三是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基于信任、制度、规则、传统惯例、习俗或投资于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可以为个人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或方便”(王宣喻,储小平,2003)。企业和个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融资关系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依赖,使融资者和被融资者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当资金的提供者限于关系人、内部人的圈子里时,资金提供者更看重企业的长期收益,不会因企业一时的失败而做出追讨债务、撤出资金等对企业不利的事情,甚至他们会尽自己所能进一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如当企业产生经营风险时,内部人和关系人会尽力封闭企业的风险信息,防止风险的扩散,企业也许会因此而获得新的生机。提供这些帮助并不是基于即时的回报,而是出于对未来长期合作、互助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一种理性考虑。从股权融资的形式来看,资金提供者并不会对控制权提出多大要求。因此,非正规金融不仅有助于解决微型企业克服融资的供给约束,同时也克服了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约束。
四、微型企业非正规融资的环境基础与动力机制源于社会资本网络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见于Hanifan(1916)对美国郊区学校社区中心的研究,然而这一概念在当时并未受到广泛的重视。直到几十年后,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1980)将这一概念推广运用到社会理论方面的研究,从而正式开启了对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大门。伍考克(2000)、弗泰恩(2000)、Fukuyama(1995)等人从经济学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他们注意到了“社会资本”工具性的一面,将社会资本看做是促成信任、合作与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社会学家Coleman(1990)、Putnamm(1993)、波茨(1996)等人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和研究社会资本,强调了社会资本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配置功能。研究切入视角不同,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就不同,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可以把社会资本看作是一个共同体的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密切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机制和相互之间的高度信任,是可以为个人或组织带来收益的一种资源。社会资本有赖于成员之间联系程度、成员关系的稳定程度及小群体的意识形态三个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信用、组织性和社会联系。社会关系在根本上、长期上是平衡的,信用是维持社会关系平衡的一种长期交易。
社会资本网络不同于依靠市场建立的标准交易关系,也有别于同一正式组织中的层级关系。社会资本网络是企业间以经济交流为基础,包括文化、技术、制度、政治等各方面的交流。社会资本的价值是通过社会网络来实现的。拥有社会资本的行为主体能够在对应的社会网络中取得自己所需的利益或价值。社会资本通过关系网络将个人的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以及物质利益这些异质而又重要的因素联系起来。在组织的层次上,社会资本的产生有赖于组织内网络的结构特征、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和以共同目标作为行动导向的水平,它通过成功的集体行动来创造价值(张荣刚,2006)。
社会资本网络奠定了微型企业集群融资的环境基础。非正规融资活动与社会资本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社会资本网络作为一项持续的社会资本,它的实际运作是建立在过去信任关系积累基础上的。由于区域内亲缘关系和乡缘关系具有不可替代性,在亲缘和乡缘关系基础上,不仅更能产生不可替代的集聚力,还能产生比一般的社会关系更安全的信用基础——共同的地方习俗和规范,这种信用基础支持了非正规金融的有效运作。同时亲缘与乡缘的信用效应放大了资金的集聚和流动效应。微型企业将那些偶然的关系(邻里关系、工作场所关系、亲属关系、选择性关系)编织入以自己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网络之中,通过社会资本网络获取及时、实用的非正规金融资源,以节约通过正式渠道获取资源而耗费的交易费用。
社会资本网络引发非正规融资的动力机制。社会资源理论表明,资源不但是可以为单个经济主体所占有的,也是根植于社会网络中的,因为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网络获取。社会资源是在社会资本网络中根植的,可摄取的,而社会资本则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微型企业由于地理接近性和产业专业化的特性,微型企业集群出现,集群容易形成封闭式的集群网络,微型企业集群基于社会资本网络形成了密切合作、免费学习、互通信息、充分竞争的集群供应链系统,供应链不但可以媲美大型企业集团的CRM系统,而且根据生产需要彼此提供赊销、赊购、及时补救等帮助,大幅度降低了集群内微型企业的资金需求。
五、结论
关于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正规金融约束和缺失而进行替代和补充结果,也是由于社会资本属性的存在,微型企业“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非正规融资是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而自发形成和创造的,能够与微型企业业绩不稳定、信息不透明等特质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有助于微型企业克服这些弱质。当然,非正规金融也有它自身的不足和局限,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信任和承诺关系可能使企业的资信状况具有隐蔽性,易形成风险事件,破坏金融和社会稳定。因此,我们应首先承认非正规金融在促进微型企业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其在微型企业信息采集、稳定微型企业经营方面的优势,充分认识非正规金融对于提高微型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还款能力的重要性,为其存在的合理性奠定认识基础。其次,作为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应改革现行阻碍非正规金融发展的规定,建立新的机制和制度,赋予其合法地位,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通过非正规金融与现代金融制度的结合与互补,建立既立足于社会资本网络,又不局限于社会资本网络的微型企业融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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