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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非瓣膜性心房颤动;华法林;国际标准化比值
[中图分类号] R541.7+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09-0143-03
在临床上心房颤动比较常见,且发病率与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严重影响着人群尤其是老龄人群的健康。在过去引起房颤的最常见病因是风湿性心脏病,但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诸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等引起的非瓣膜性房颤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房颤的不良预后主要是极易发生血栓栓塞并发症,其中缺血性脑卒中最为多见,根据研究显示引起缺血性脑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便是房颤,而由非瓣膜性房颤引起的占15%~20%[1]。众所周知缺血性脑卒中具有很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一旦发生预后极差,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的躯体痛苦和精神负担,而且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通过合理的抗凝治疗可减少血栓栓塞事件的发生,进而使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率显著降低。华法林和阿司匹林目前在临床上常用于预防血栓栓塞,对于华法林在房颤中的抗栓作用已得到认可,指南也明确了其使用的必要性及具体使用方法,但由于其代谢易受食物及药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需经常监测INR,且医患双方均担心出血等不良反应的发生,故临床上华法林的使用并不乐观。近年来我院使用华法林治疗非瓣膜性房颤,在防止左心房血栓形成、预防缺血性脑卒中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且出血等不良反应发生率与阿司匹林组比较并无明显统计学差异,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07年11月~2010年9月我院门诊及内科住院治疗的房颤患者共计156例,均经病史、心电图、24 h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等检查明确诊断为非瓣膜性房颤。年龄45~80岁,平均(65.41±4.32)岁。其中男91例,女65例。要求满足发作时间持续1年以上药物转复无效的房颤、年龄80岁以下、血压需控制在150/90 mmHg以下、合并1个以上危险因素(缺血性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高血压病、既往心肌梗死史、心功能不全、糖尿病、年龄>65岁)。对性别无明显要求。但下列情况予以排除:存在严重的肝功能或肾功能不全、近期出现脏器活动性出血、近期有手术或外伤史、血液系统疾病合并存在、存在凝血功能障碍、既往对华法林或阿司匹林出现过敏情况、房颤是由风湿瓣膜性疾病引起、合并妊娠、恶性肿瘤、依从性差。按照随机对照的原则将选取的上述156例受试对象分为治疗组(华法林组)78例和对照组(阿司匹林组)78例。两组研究对象在基础疾病、年龄、男女性别比例、国际标准化比值(INR)、血浆凝血酶原时间(PT)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1.2 方法
1.3 观察项目
INR达标后要求患者每个月门诊复诊1次,不能每个月门诊复诊的患者采取电话随访,要求每个月1次。观察并记录患者有无出现血栓栓塞等临床终点事件;有无发生出血不良反应:如牙龈出血、皮肤瘀点或瘀斑、大便出血等;有无出现皮肤瘙痒、皮疹等药物过敏反应;有无出现其他不良反应如呕吐、恶心等。要求患者及时复诊并复查INR,并记录数值。根据INR情况及出血情况及时调整华法林剂量。总共随访2年。
1.4 统计学处理
3 讨论
在临床上房颤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心律失常,其发病率与年龄相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我国有0.77%的人群患有房颤,这一现象在老年人群中更加明显,80岁以上的老龄人群中房颤的发生率可高达7.5%[2]。可见房颤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心血管流行病”,在老龄人群中尤为突出,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与过去不同,房颤的主要病因不再是风湿性心脏瓣膜病,而是由高血压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引起的非瓣膜性疾病。房颤患者由于心房不应期紊乱,导致心房失去原来正常、规律的收缩活动,引起血流动力学改变,且房颤患者血液黏稠度增加,容易在左心房形成附壁血栓,而血栓一旦脱落,极易发生栓塞事件。据研究显示,由非瓣膜性房颤导致的血栓栓塞是无房颤者的5~6倍[3]。血栓栓塞主要包括脑栓塞和周围动脉血栓栓塞,在临床上脑栓塞更为多发,一旦发生预后不佳,并且是引起患者死亡的最常见原因之一。
根据循证医学研究表明,通过有效的抗凝治疗,可明显降低脑卒中发病率。其机制为减少了房颤患者左心房附壁血栓,进而使脑血栓的发生率下降,因此致残率、致死率均明显下降,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华法林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抗栓药物,国内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已证实,对于非瓣膜性房颤患者,使用华法林抗凝可明显降低死亡风险和缺血性脑卒中风险,二者风险下降比率分别为56.0%、62.0%[2]。可见华法林在房颤患者中的抗凝疗效确切。2010年ESC房颤指南进一步确定华法林的抗凝地位及适用范围:华法林推荐使用于CHA2DS2-VASc积分≥2分的患者(即存在一个主要危险因素或两个以上临床相关非主要危险因素);优先推荐于CHA2DS2-VASc积分为1分的患者(即存在一个临床相关的非主要危险因素)[4]。可见华法林在房颤中的抗凝作用已达成共识,且越来越引起关注。
华法林的抗凝作用机制与维生素K相关,因两者具有相似的化学结构,华法林通过竞争性拮抗作用可阻断维生素K环氧化物转变为氢醌形式,从而抑制Ⅱ、Ⅶ、Ⅸ、Ⅹ凝血因子及抗凝蛋白C的合成,致使这些凝血因子的γ羧化作用产生障碍,继而导致这些因子的前体物质不能活化,起到抗凝作用[5]。阿司匹林通过抑制血小板生成血栓素A2从而抑制血小板聚集,故其属于抗血小板聚集类药物。虽然阿司匹林也具有抗凝疗效,但国外实验已证实仅当阿司匹林剂量达到325 mg/d时才能达到有效的抗凝作用,且抗凝疗效仍不及华法林,而对于我们平时在临床上使用的小剂量阿司匹林的抗凝效果目前尚存在争议[2]。在本研究中华法林组临床终点事件发生率为5.13%,而阿司匹林组临床终点事件发生率为19.48%,华法林组临床终点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阿司匹林组,进一步说明对于非瓣膜性房颤患者使用华法林抗凝疗效更确切,其效果明显优于阿司匹林。
虽然大量的临床研究已证实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口服华法林抗凝治疗是安全、有效的,指南也进一步明确了华法林使用的必要性,但在我国阿司匹林在非瓣膜性房颤患者中使用率却明显高于华法林[6],特别是在基层医院这一现象更为突出。据中国房颤流行病学调查,国内仅1.7%的房颤患者使用抗凝治疗,而97%以上的患者不考虑使用华法林,即使采用华法林抗凝的患者有近25%不能按时监测INR[7]。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比较多,如需要反复抽血监测INR(很多基层医疗机构不能检测INR)、需定期门诊复诊调整华法林剂量,华法林的使用还受一些药物、食物、饮酒、肝肾功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医患双方均担心华法林的出血不良反应。但是在2006年由胡大一、孙艺红等教授进行的房颤抗凝相关性研究中,指出在我国由非瓣膜病所导致的房颤,使用华法林抗凝时,尽量把INR控制在2.0~3.0之间,因为在这一范围使用是比较安全的,但需尽量避免INR>3.0的情况,而对于一些老年患者尤其是≥75岁的老年患者,尽量把INR控制在1.6~2.5之间,避免>2.5的情况,要求使用华法林过程中需严密监测INR并及时调整剂量[8]。在本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INR>3时易出现出血不良反应,治疗组5例出血反应中有4例均为INR>3时发生,1例INR>2.5时发生(该患者年龄78岁,INR应控制在1.6~2.5)。5例出血患者经调整华法林剂量,使INR控制在2.0~3.0(>75岁患者INR控制在1.6~2.5)后,未再发生出血不良反应,进一步证实INR控制在2.0~3.0这一范围是比较安全的。在本研究中华法林组与阿司匹林组比较出血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阿司匹林组5.19%、华法林组6.41%,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进一步说明在严密监测INR情况下,华法林与阿司匹林比较并不增加出血风险,使用是安全的,且华法林还具有价格便宜、使用方便、只需每日服用一次等优点,因此对于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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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大一,马长生. 心房颤动抗凝治疗新进展与新型抗凝药物临床研究解读. 心脏病学实践2011:新进展与临床案例[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1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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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璇璇,俞锐敏. 心房颤动的抗凝药物研究进展[J]. 心血管病防治知识(学术版),2012,5:36-37.
从8月15日开始,北京、上海、济南、广州、重庆等地的中国工商银行的网络数度陷入“瘫痪”:网上银行无法登录,柜台业务和ATM处理速度缓慢或者中断。由于系统出现问题,业务无法办理,导致很多营业网点出现排长队现象。工商银行后来解释了出现故障的原因是由于当日购买基金、发放养老金和工资的业务量太大导致系统压力骤增,但无论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件事至少表明工商银行在确保业务连续性上有所欠缺。
事实上,因为信息系统瘫痪影响业务正常运转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比如首都机场就曾因离港系统和行李系统出现故障,影响了多个航班的进出港。如今,信息系统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组织信息处理和业务运行的效率。然而,由于信息系统的广泛使用,使得这些信息系统一旦不能正常支持组织的业务,给整个组织的业务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有时甚至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正因为业务连续性管理(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BCM)对组织的业务和信息安全如此重要,而一旦发生业务中断所造成的损失又如此巨大,使得对业务连续性的关注已经成为信息安全领域关注的一大焦点。
业务连续性管理的过程
在信息安全管理国际标准ISO 27001(BS7799)中已经建立了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模型,其中业务连续性管理(BCM)被作为一个重要部分包括在模型中。去年11月BSI了一个新的标准BS25999-1,这是业务连续性管理的最佳实践标准,相应的认证标准BS25999-2也将在今年出台。这对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者,金融电信等信息时代的基础支撑行业来说,不但有了实践的指南还有了检验的标准。
根据这些最佳实践指南,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实施包括一系列企业管理行为,具体实施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步骤,其中核心是制定并实施业务连续性计划。
下面详细介绍BCM实施过程中各步骤所需要执行的主要任务。
步骤1: 启动项目
项目启动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为项目分配必需的资源和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项目启动阶段所包括的工作主要有:
1.得到领导层对项目的支持
组织中信息化或信息安全的领导(如CIO或CSO)应参与项目实施,并通过各种形式(如文件、会议等)向组织内所有成员传达领导层对该项目的重视和支持。最重要的是让管理层知道组织的真正风险在哪里,这些风险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每一项风险会造成的潜在损失有多大。没有这种理解,管理层对BCM的支持不能落到实处,也不能保证在实施过程对必要的资源、资金和时间方面的投入,最后可能会导致项目实施的失败。
2.明确项目实施的组织结构和角色责任
项目实施需要合适的人员来完成特定的任务,明确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和相关人员的角色责任是项目启动阶段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与组织的规模和涉及的系统有关,一般可以分为项目管理机构和项目实施机构两种。项目管理机构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决策,项目实施机构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损害评估小组、服务器恢复小组、网络恢复小组、物理/人员安全小组等等。
3.为项目实施分配资源
包括管理机构和实施机构在内的项目成员通过对项目规模、难度等各方面的估计,确定项目实施所需的资源,包括人员、场地、资金和时间等。引入外部的服务提供商是解决资源不足问题的可行办法。服务提供商可以提供BCM的咨询服务,也可以解决组织在提高业务连续性方面所需的备用设备、场地、设施等方面的需求。
4.安排项目的实施进度与时间
为使项目能够顺利实施,需要将项目实施划成分若干阶段,并安排每个阶段的进度计划和主要任务。由于业务连续性管理可能会涉及到多个部门之间的协调,而且往往复杂度较高,最好在项目实施进度中留出一定的机动时间,保证整个项目最终完成时间不会改变。
在上述几项工作完成后,BCM项目已经明确了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明确了角色和职责,安排了所需的资源,制定了项目的实施时间。接下来,项目就可以进入下一步――业务影响分析阶段。
步骤2: 业务影响分析
业务连续性管理必须考虑到所有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和灾难,并对其潜在的损害做出估计,以制定可行的控制策略,进而预防这些事故的发生,而这正是业务影响分析(Business Impact Analysis,BIA)所要关注的方面,它是实施BCM的关键性的一步。
对业务安全性的威胁一般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来自自然的威胁,如飓风、龙卷风、洪水和火灾;
来自人类自己的,如操作员错误、破坏、植入有害代码和恐怖袭击;
其他威胁,如设备故障、软件错误、电信网络中断和电力故障。
最重要的是找出所有的威胁,分析这些威胁发生的概率,估算对组织业务所带来的损失。风险评估与分析是进行业务影响分析的常用方法,它收集定性和定量的信息,包括威胁信息、组织脆弱点信息、已有的安全控制信息等,通过风险分析方法得出风险的大小和可能造成的损失。要注意的是,业务影响分析与风险管理并不完全相同,业务影响分析更为关注业务的中断以及业务中断所带来的损失。BIA阶段一般包括以下这些任务:
1.确定关键业务功能和损失标准
需要确定基本的业务功能,这些业务功能可能包括: IT网络支持、数据处理、会计、软件开发、采购、通信等。由于这些业务功能和它们的实施部门之间存在依赖关系,因此在保护和恢复时也应该按照一定的步骤进行。
明确了威胁和确定了关键的业务功能之后,就可以对每种威胁造成的影响制定特定的损失标准,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利润的损失、运行费用的增加、违反合同造成的损失、生产力方面的损失、组织声望的损失等。这些损失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有些是有定量数字的,有些是定性估计的,都应该以合适的方式计入。
2.确定最大容忍时间
确定了组织赖以生存的关键系统之后,应根据事故或灾难所造成的损失标准估计万一不幸事件发生时,组织可以容忍的最大时间。一般来说,最大容忍时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级别:
无关紧要:30天;
正常:7天;
重要:72小时;
紧急:24小时;
关键:几分钟到几小时,一般不超过12小时。
3.确定恢复的优先顺序
组织内一般包括有多个业务功能,而组织的各种资源是有限的。在发生较大的事故或灾难(如电力中断、地震)时,多个业务功能都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必须根据各业务功能的关键程度和最大容忍时间,确定各业务功能恢复的优先顺序,并为关键的业务功能优先提供所需要的资源。
步骤3: 确定恢复策略
确定恢复策略指的是确定和指导备用业务恢复运行策略的选择,以便在指点的恢复时间内恢复信息系统,以支持机构的关键业务。
根据业界的实践,业务中断所造成的损失是随着中断时间的增大而大幅上升的,而恢复业务的费用则随着恢复时间的缩短而大幅上升。对于组织来说,确定恢复策略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在业务中断时间和业务恢复费用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从备份站点来看,可以分为冷站(cold site)、暖站(warm site)、热站(hot site)三种方式。冷站只提供基本的工作环境、电线、空调等,在恢复时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可能会有几个星期;热站则具有完全的配置,一般使用在分钟级或小时级的恢复环境下,也最为昂贵。从备份类型来看,可以分为增量备份、差量备份、完全备份传递三种方式;从备份数据传输方式来看,可以分为手工传送、电子备份传送、实时备份等方式。组织还可以选择与内部或外部机构签订互惠协议,或者与设备供应商签署服务合同。具体选择时,组织要综合考虑逻辑性、可行性、经济性等多方面因素,确定适合自身业务要求的恢复策略。
步骤4: 编制业务连续性计划
业务连续性计划(BCP)样式有多种,但一般都包括以下内容:支持信息、通知/启动、业务恢复和业务复原。
1.支持信息
支持信息部分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或相关信息,使得BCP更容易被理解、实施和维护。支持信息部分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目的。介绍制定BCP的原因和定义BCP的目标。
范围。说明有哪些部门和运营业务需要实施BCP。另外,BCP所包括的业务中断范围也要说明,如计划可能不会涉及预计持续时间小于四个小时的短期中断。
组织。描述应急团队的整体结构,包括各团队的等级划分、协调机制、角色与职责等。
资源需求。人员、设备、技术/数据、安全、运输、福利和紧急事件的费用。
系统描述。对有必要包括在BCP中的IT系统的一般描述,包括系统的架构、现有安全防护措施等。
变化记录。对BCP变更的记录。
2.通知/启动
也称为应急响应。该部分定义了在探测到系统中断或紧急情况发生或即将到来时采取的初步行动,如通知恢复人员、评估系统损害和实施计划的活动。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告知规程。包括告知树、告知信息、通信方法等。
损害评估。评估事件可能带来的业务影响和损害。
计划的启动。计划的启动条件和恢复策略确定。
3.业务恢复
业务恢复集中于建立临时IT处理能力、修复原系统、在原系统或新设施中恢复运行能力等应急措施。在恢复阶段完成后,系统将可以运行并执行计划中指定的功能。业务恢复计划一般也被称为灾难恢复计划(DRP)。
计划的这一部分应该按照操作手册的形式编排,由一系列简单明确的指令构成,这样恢复团队可以完全按照这些指令进行恢复操作。各种操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必须加以明确说明,所有的指令和说明必须明白无误,以免因可能引起误解或不明了而导致时间损失。
4.业务复原
为业务运营复原原有场所或新建场所应采取的步骤等应在此加以说明。需要标明每个团队负责人的责任和任务,一般包括:
提供基础设施,如电力、办公设备等。
系统安装,包括软硬件。
测试被恢复系统的运行。
将应急系统中的运行数据上载到被恢复系统中。
关闭应急系统。
应急场所中敏感信息与材料的处置。
其他操作。
步骤5: 测试和演练计划
技术、业务方法以及员工角色和责任的变化都将影响和降低业务应急计划的效率并最终影响到机构的准备状态。因此,通过对业务应急计划的测试来测量其可用性和有效性是很重要的。测试还将使员工熟悉恢复站点的位置以及中断期间所需的恢复规程。测试的目标是确保机构在启动业务连续性计划后能够按照计划可靠、及时和有效地恢复运行。
测试的过程需要进行详细的规划,测试计划还应该包括每项测试的详细时间表和测试的参与者。测试计划还应该清晰地描述测试范围、场景和后勤。场景可以选择为最糟糕的事故或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故,并尽量模仿真实情况。
有两种基本的演练方式:
课堂演练 课堂演练的参与者在桌面上对规程进行排演而不实际进行恢复操作。在两种演练类型中课堂演练是最基本和最经济的,应该在执行功能演练之前执行。
功能演练 功能演练比桌面上的演练更进一步,要求虚构事件。功能演练包括模拟和战术演练。通常会为扮演外部机构的角色演员写好脚本或者有真正的相关机构或供应商参与。功能演练可以包括针对备用站点的实际配置和(或)系统切换。
组织对其业务连续性计划一年至少要测试一次。管理层应该参与到测试中并熟悉其在计划启动时的角色和责任。
步骤6: 维护与更新计划
业务连续性计划必须周期性地加以检查和维护。为了使其更加有效,计划必须维持在能够正确反映系统需求、规程、机构架构和策略的就绪状态。计划应该至少每年进行一次针对正确性和完整性的检查,一旦有新的系统、新的业务流程或者新的商业行动计划加入企业的生产系统或者信息系统,引起企业整体系统发生变化时,就更应该强制启动这种检查程序。某些部分应该得到更频繁的检查,如联络清单。根据系统类型和重要程度的不同,对计划内容和规程的评估可能会更加频繁。计划的检查至少要关注以下内容:
运行需求;
安全需求;
技术规程;
硬件、软件和其他设备(类型、规格和数量);
团队成员的姓名和联络信息;
供应商,包括备用和离站供应商协调人的姓名和联络信息;
备用和离站设施需求;
关键记录(电子的或硬拷贝)。
每一次在执行这种检查程序时,最好是与对BCP的改进相互结合。例如,在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组织为了实现连续性对机构所做的调整或者在保持业务连续性测试时发现了更好的行动方式和计划等等。因此,BCP的维护应该是变化和改进的结合与不断促进。另外,BCP中可能包含有潜在的敏感操作和个人信息,所以对BCP的分发应该根据需要进行标记和控制。(本文作者为BSI中国公司的咨询顾问)
相关
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关键点
在实行BCM过程中,以下因素是组织应重点考虑的:
争取管理层的支持和参与。没有管理层的支持,业务连续性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十分困难的,很有可能会流产。
建立业务连续性管理文化。通过培训和意识教育,使业务连续性管理成为企业核心价值和有效管理的一部分。
业务连续性计划团队要有明确的组织结构,角色和责任应明确、清晰,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如果参与人员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灾难发生时只能是一片混乱。
恢复策略的确定要综合考虑恢复成本与灾难损失,在其中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点。超过损失的恢复是毫无意义的。
关键词:教育大数据;教育管理与决策;运用
教育大数据背景下,要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的创新发展,就要对海量数据进行研究,探究当前在不同科研领域的共性问题,达到优化数据内在关系、了解数据内在规律性的目的。在教育大数据发展中,其具有构建技术平台的优势,并通过融合大数据采集、预处理、储存和管理、挖掘、应用等技术,促进相关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
一、教育大数据在教育管理与决策中的应用价值
第一,对教育决策主体的影响。新时代,教育决策主体素质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并且在教育管理决策方面存在偏差,缺乏教育大数据意识和理念,会出现盲目决策、随意决策的问题。忽略对客观情况的有效调查和研究,不利于更好地提升教育管理与决策工作实效性。主观臆断的决策方式,也很容易使教育决策与管理工作出现失误,不利于提升教育管理与决策的科学性。在教育大数据背景下,教育决策主体不再依赖主观感受和经验进行管理决策工作,而是采用以大数据为依托的、新的理念、技术、手段,加快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最大程度强化管理决策的工作效果。在结合教育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证据进行理性判断的过程中,也能帮助高校有效了解教育管理与决策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大样本的分析,为高校教育管理与决策工作提供基础,进而促进教育管理与决策工作的全面发展。另外,在学校教育管理与决策中,也可以让教育决策主体结合教学数据和系统所产生的各类数据,合理做好教育管理与分析等工作,加快教学模式改革工作的步伐。通过重新构建驱动教育评价体系的方式,提升教育管理与决策的科学范式转型质量,强化教育服务和管理工作的人性化。第二,对教育决策环境的影响。新时代,教育决策环境逐渐复杂化,对决策主体正确分辨和评估教学管理等工作产生不利影响。为防止出现大量的教育干扰信息和无价值的教育内容,还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全面把握碎片化的信息,提升教育决策的有效性,更好地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提升教育决策科学性。在教育大数据背景下,教育管理者的决策工作需要结合数据基础,完善教育管理与决策方面的工作体系。此外,教育大数据不仅具有海量数据、多样化数据类型的优势,还包含调查数据、网络杂志、音频和视频等方面的优点。因此,要全面做好教育大数据的应用和管理等工作,从而强化教师和相关工作者对于教育大数据时代的正确认知,强化大数据的使用能力,发挥大数据对教育管理工作的成效和作用。
二、教育大数据在教育管理与决策中的应用策略
(一)提升管理力度首先,在教育大数据应用中,学校必须构建专门的信息化建设职能机构体系,明确管理决策工作人员在信息化建设中的职责。通过推动教育信息化管理等方式,落实行政职能部门的具体管理责任和信息化建设义务,进而全面将教育大数据应用到教学改革和创新工作中。另外,必须构建完善的网络安全问责机制,通过教育大数据对当前存在的教育管理与决策工作问题进行分析,并通过促进信息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方式,提升教育管理与决策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其次,制定针对教育大数据运用的管理方法。新时代,国家提出关于教育管理与决策工作运用大数据技术的新要求,各个地区和学校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提升大数据的应用和管理力度,制定可行性、创新性的大数据应用方式。在规范大数据教育管理行为的基础上,加快教育管理机制的转型与变革。最后,在教育管理决策中,营造良好的大数据应用环境,采用将教育大数据理念渗透到管理决策各方面的方式,提升相关人员对大数据应用的重视。运用构建教育管理决策平台的方式,对教育管理与决策的相关数据进行挖掘、分析、识别等,坚持以大数据提供的数据基础和来源为原则,做好和落实有关学校教育管理与决策的工作,保证相关工作有序发展,提升管理与决策的工作水平。
(二)创新管理技术其一,数据收集和储存的种类较多,使相关数据呈现出规模大、来源广的情况。教育管理决策者要创新传统教育管理与决策方式,通过大数据整合、挖掘、分析等技术优势,对海量的数据信息和资源进行收集,解决传统教育决策与管理工作中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工作现象。全面提升数据管理工作的时效性,强化对数据的使用效率,推动教育管理决策工作的健全发展。在创新教育管理决策技术中,还需要加强数据资源的整合,通过教育大数据完善数据采集、网络传输、储存和分析等系统,坚持详细分析储存数据的原则,对数据进行合理分类,进而达到资源共建共享的工作目标,增强数据管理水平和利用效率,让其更好地满足教育决策与管理工作的需求。其二,学校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大数据技术。当前高校在应用教育大数据技术的过程中,呈现出数据收集、储存技术不完善的问题,学校要加大对大数据技术和相关设施设备的完善力度,通过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的方式,转变传统教育管理与决策工作局限性,坚持以发展大数据技术为出发点,构建高效的数据储存技术、分析技术,实现教育管理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其三,坚持数据挖掘理念,对教育决策与管理工作过程中的隐藏数据和内部数据进行有效挖掘。了解其中的关联规则和分类规则,通过对这些规则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强化教学工作效率,达到改善教育管理与决策工作方法的目标,实现教育管理与决策工作的有效改革[1]。
(三)保障应用安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保障大数据系统的安全是促进教育管理与决策工作有序发展的前提。在教育大数据应用中,如果个人的隐私和数据得不到保障,那么不仅不利于提升各项管理工作的水平,也会让教育管理与决策工作的变革受到阻碍,影响工作效率。在互联网+背景下,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网络空间隐私和安全保护,通过颁布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方式,提升人们对于网络安全和保障工作的正确认知。在保障教育大数据应用的安全性中,一方面,需要学校结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优化针对教育大数据使用的明确标准,积极对高校以往在大数据生产、流通、使用等方面的空白进行法律监督,规范教育大数据在教育管理与决策工作中的应用,更好地将其管理工作落实[2]。在出现侵犯他人隐私的不良行为时,需要高校坚持严厉惩处的原则,对其进行法律惩治和管理。在保障教育大数据应用的安全性时,还需要健全统一相关数据标准。当前很多学校在教育大数据应用期间出现数据标准不一致、数据安全隐患加剧的现象。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要结合国家对教育大数据应用的标准,构建满足高校发展的统一的数据标准,提升教育大数据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教育管理与决策相关工作人员,可以根据管理与决策工作的实际情况,完善对大数据隐私保护的应用规范体系。在数据储存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中,也需要提升数据应用和安全管理方面的风险防范能力。为防止数据的开放性受到侵犯,从规范相关人员大数据技术应用行为的角度出发,促进大数据应用工作的合理、可持续性发展,进而及时了解教育决策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数据问题,强化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四)加强人才培养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工作提出新要求。为进一步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和相关人才培养战略,要在教育管理与决策中加大对数据人才的培养力度,这是当前学校在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当务之急和未来方向。在教育大数据背景下,教育管理与决策的相关主体,可以对高校创新型人才进行培养,强调创新型人才不仅要具有完善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还要具有大数据技术分析、数据挖掘、识别风险等能力。加强高校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合理化,并通过开设与大数据有关课程的方式,充分调动相关教育管理决策人员参与大数据技术学习的积极性,实现对大数据人才的有效培养。在教育管理与决策中,高校可以采用校企合作的方式,共同创建针对教育大数据人才培养的工作平台,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效果,使其在未来有序地参与教育大数据的应用,为教育决策与管理工作提供保障[3]。在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中,高校要掌握主动,充分将教育管理决策人才的优势发挥出来,激发其工作主动性,不断优化自身的大数据教育指导与教育决策的能力,促进大数据专业人才实践操作能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