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土壤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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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土壤污染防治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日本《土壤污染对策》土壤污染防治制度借鉴作用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加上过分地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环境的保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土壤污染事件。
一、日本《土壤污染对策法》的立法背景
在日本,1955年至1972年发生的“痛痛病”事件,就是由于冶炼工矿企业等排放的含有镉的废水污染了河流,两岸居民使用受污染的河水灌溉农田,致使土壤中的含镉量明显超高,土壤受到镉污染,农作物质量受损,进而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严重的损害。“痛痛病”事件使日本政府开始认识到土壤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直接促使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土壤、环境,防治公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在城市土地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随着1971年国家试验研究机关迁址土壤污染事件及1975年日本东京都江东区的六价铬污染事件等的发生,城市用地的土壤污染状况逐渐恶化,引起了日本政府对土壤污染问题的高度重视。由于1970年制定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主要针对的是农业用地的土壤污染防治问题,不适用于工业用地产生的土壤污染,因此日本政府加紧了对工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进程,想借此改善土壤污染日益恶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2002年5月29日,日本国会公布了主要用来规制城市用地土壤污染的《土壤污染对策法》,2003年2月15日正式施行。该法对城市用地土壤污染的防治问题做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从污染的调查、污染地的使用限制、污染治理措施、治理义务人和相关法律责任等方面设定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土壤污染治理制度,成为当前日本防治土壤污染方面的主要法律。
二、日本《土壤污染对策法》基本内容介绍
2002年颁布的《土壤污染对策法》是日本进行土壤污染防治的主要法律依据。该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是对于那些已经发生的土壤污染场址,掌握该片土壤定有害物质的污染状况,并通过实施一系列防止危害人体的相关措施,保护公众健康,以及预防土壤污染给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害。《土壤污染对策法》共有8章42条,包含一般条款、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指定污染区域、土壤污染致使健康被损害的防止措施、委派调查机构、委派促进法律实体及其他相关规定等内容。
(一)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土壤污染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土壤污染的有无,因此该法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工矿企业用地都必须进行污染调查,而是只要求那些存在污染可能性高的用地进行污染调查。为了明确掌握土壤污染状况,该法规定对存在污染可能性之土地必须进行土壤调查,调查的对象和时机包括两种类型:第一,当有害物质使用特定设施废止时,应进行土壤调查,以确定土壤是否遭受污染;第二,土壤中含有特定有害物质造成了土壤污染,且会影响人体健康者,由地方政府(都、道、府、县知事)命令土地所有人进行调查。土壤调查的义务主体是土地的所有者、管理者或占有者。土地所有者必须委托调查机构对土壤是否受到污染进行调查,并且要将调查机构出具的所有调查结果报告给都道府县知事。为了保障土壤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该法在第10至19条还规定了调查机构的资质和管理方式,明确要求土壤调查必须由环境大臣指定的具有法定资质的调查机构按照法定的调查程序和调查方法进行。
(二)指定为特定污染区域。
如果土壤污染调查的结果表明,某块特定土地的土壤中某些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状况不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那么就应该把该区域指定为受特定有害物质污染的区域,并且要将这种情况记录在指定土壤污染区域登记簿中。某一地域一旦被指定为污染区域,土地所有人只有在采取了有效整治措施将特定有害物质的污染降低到法定环境标准允许范围内的时候才可以申请把它从登记簿中删除。对于行政机关设立的特定污染区域登记簿任何公民都可以自由查阅。这种制度一方面有利于公众及时了解土壤无让状况的信息,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因为土地转让、土地用途改变、污染土壤搬出等行为而引发新的环境风险。同时,由于土地被记载于污染土壤登记簿中,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形象,对土地的潜在价值也会带来不利因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人一般会积极采取合理措施来消除污染,从而达到国家防治土壤污染的目的。可以说这种指定土壤污染区域的登记簿制度在日本的土壤污染防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对指定区域采取措施去除污染,防止污染扩散。
无论是土壤调查还是指定特定区域其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治理土壤污染,因此义务人或责任人必须采取合理措施来控制或防止污染的进一步扩散。根据《土壤污染对策法》的相关规定,当这些场址对人体健康存在危害或有危害之虞时,都、道、府、县知事则应命令土地所有人指定限期清除污染,或采取措施防止该污染物扩散、清除污染(土壤污染对策法第7条第1项),或认为污染事件可归责于污染行为人时,则指定污染行为人采取前述措施(第7条第1项但书)。按照该法的精神,当某个工业用地被载入污染区域登记簿后,该土地的使用便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旨在控制危险的扩散;如果污染的土地给公众造成了损害或威胁,则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土地所有人对污染土地采取整治措施。该法中关于污染土壤的整治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防止土壤污染继续扩散的措施,如采取相关措施防止土壤污染引发地下水污染的发生,控制已经被污染的地下水防止其扩散等,另一种是对那些已经造成的土壤污染的修复治理措施,如行政命令限期清除污染源;命令污染行为人停止生产作业、部分或全部停工;通知居民,树立告示,必要时疏散周围居民或对周围人员的活动进行管制;限制污染土壤的用途,等等。
三、日本土壤污染防治制度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日本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设立了农业型污染和工业型污染分别立法的制度,同时通过规定完善系统的土壤污染调查制度来防止或减少土壤损害的发生,对其本国的土壤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也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对土壤污染的治理注重运用综合性立法。
在立法体例方面,各国一般都注重综合性立法的运用。日本将土壤污染区分为农业型污染和城市型污染两种分别进行立法,因为农业型土壤污染和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原因不同,在防治的具体对策上也有明显的城乡区别。两部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日本的土壤污染防止法律体系。同时在日本还有一些相关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与污染防治法结合适用,形成了综合性的立法体例。因为土壤污染的恢复和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问题,这种综合性的立法体例对土壤污染的综合治理和管理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立法上规定十分严格的法律责任。
责任的承担是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目标的重要保障,西方国家都在立法上规定了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严格的法律责任。首先,土壤法的责任主体范围广泛。一般情况下土壤的所有人或使用人都是土壤污染的责任主体,都有义务防止土壤污染的发生和清除已存在的土壤污染,恢复土壤的原有机能。其次,在归责原则上多采严格责任,即无论行为的主观心态为何,只要有污染事实发生就应当承担责任。再次,在追究责任上具有追溯性,即对责任的追究可以追溯至土壤法颁布之前发生的污染事实。第四,有多个责任人时责任具有连带性,即任何一个责任人都应先承担和履行责任,然后向其他责任人追偿。最后,责任的代位性,即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可以先为责任人履行责任,然后向具体责任人追讨。
(三)确立了一些先进的法律制度。
一些国家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开展立法工作比较早,通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一些先进的制度和措施,这些制度和措施在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是方面值得借鉴和采纳的。如日本的土壤污染管制地区制度。某一地区的土壤污染程度超过土壤污染管制标准时,应当进行调查评估,并确立该地区是否为土壤污染管制地区。对确立为土壤污染管制地区的,初步评定其污染等级,并进行公告,以确保公众安全。
(四)注重公众力量的发挥,确立公众参与机制。
土壤污染整治是一项长期性工程,单单依靠政府的力量是很难实现污染防治目标的,需要广泛的群众参与。因此各国立法中普遍确立了群众参与制度。各国立法中群众参与土壤污染的整治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二是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的募集。日本土壤污染对策法中规定了公众有权查阅污染土壤登记薄,了解某块土壤的受污染状况。土壤污染防治中的一大难题就是资金保障问题,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政府能够从社会上募集大量的整治基金,从而确保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罗丽.外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之比较研究[J].当代法学,2008,(3).
[2]陈平,程杰.日本土壤污染对策立法及其所带来的发展契机[J].环境保护,2004,(4).
[3]邱秋.日本、韩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08,24,(1):83-87.
企业土壤污染防治范文第2篇
关键词：土壤污染；域外借鉴；立法构想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0月25日
一、土壤污染概述
农业在我国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粮食生产离不开土地，土地生产粮食又依赖于肥沃的土壤，这是毋庸置疑的。最起码在现在是这样的，毕竟无土栽培技术还不能够大规模的应用于生产实践。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耕地在日渐消失，我们的土壤污染现状形势严峻，仅仅依靠零散的法律规范并不能改变土壤污染的现状。
（一）土壤污染的概念及特征。土壤污染通常指由于人们生产生活而产生的污染物渗入土壤并积累到一定程度，而损害土壤自净能力，引起土壤质量恶化，进而破坏土壤性能的活动。土壤污染是污染物在土壤中长期积累而产生的结果，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具体而言，土壤污染具体以下几个特征：
1、形成的长期性。土壤污染形成的长期性归因于土壤自身的特性。土壤本身具有净化能力，一定量的污染物渗入土壤并不会对土壤的质量等性能造成大的影响，污染物的运动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
2、污染的隐藏性。土壤污染是一种渐进的、潜在的形成过程，对于土壤污染的检测往往要依靠对土壤的采样、化验等科学手段。假如一块土地，单凭肉眼都能看出土质的恶化，那么这块土地已经达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了。
3、污染的难治理性。土壤污染是一个长期污染物积累的过程，对于治理更是一个十分艰巨而漫长的过程。一般的农药等化合物造成的污染，经过几年的时间才可能恢复，但重金属的污染却可能经过几百年的时间仍然存在于土壤中而影响土质。
（二）土壤污染的危害及现状。从土壤污染的特征，我们也能知道，土壤污染是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类型，它对于环境的影响不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可以止住的。土壤污染不仅对粮食生产有很大影响，而且对人们身体健康造成的损害更有十分严重的影响。2013年5月出现的“镉大米”事件，就是一记警钟，一些地区人们已经出现了“痛痛病”的病例。土壤污染已经由一个环境问题，上升到民生问题。因此加大对土壤污染的整治刻不容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改变立法零散，治理无力的状况。
二、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情况
相比来讲，我国的法治进程起步比较晚，为了解决一些现代化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也需要进行必要的法律借鉴。对于土壤污染的防治立法方面，大体可以了解一下日本和美国的立法情况。
（一）日本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日本开始对土壤污染的重视也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20世纪六十年代，由于重金属镉污染，使日本爆发了“痛痛病”，很多日本国民出现肢体疼痛，无力行走等症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事后，日本政府开始着手土壤污染的防治工作，于1970年制定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并根据此法明确将镉、铜、砷3个项目指定为特定有害物质。1999年颁布《Dioxine类物质对策特别措施法》，确立了预防对策和修复对策等一系列措施。
2002年日本制定了《土壤污染对策法》，对调查的地域范围、超标地域的确定，以及治理措施、调查机构、支援体系、报告及检查制度（杂则）、惩罚条款进行了规定，并规定了成为土壤污染调查对象的土地条件及消除污染的土地基准等。该法案运用环境风险应对的观点，对工厂、企业废止和转产及进行城市再开发等产生的土壤污染进行了约束，使土壤污染防治法更加系统、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美国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美国对于土壤污染问题的重视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洛夫运河污染事故”，1977年美国颁布了超级基金法，建立了一套在法律、管理制度以及技术规范方面比较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同时，对土壤污染采取“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明确了政府的责任，规定了美国环保局（EPA）根据《超级基金法》实施整治行动时具体程序。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即CERCLA），使得土壤污染而产生的纠纷有法可依。CERCLA最大的特点就是确定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对于各国立法有很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日本与美国的立法也正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立法模式：先有污染事例，再紧急立法治理。别人已经走过的老路，能够指导我们实际的就要积极借鉴，更何况当前我国的土壤污染问题也正是形势严峻之时，个别地区也发生了怪病事例。
三、我国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现状
国外许多国家为了治理土壤污染问题，都积极地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形成了系统的、完整的预防、治理和保护体系。而我国的现状却是：缺少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规，尚未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和管理机制，我国现行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也不完备。仅有的涉及土壤保护的法律法规也散见于《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水土保持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及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等法律法规之中，缺乏系统和可操作性。粗略地了解一下土壤防治法律的规定，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大多是宏观性的或者是浅显的应对对策而已，对于缓解当前我国土壤污染问题形势，解决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安全、民生问题，还是十分困难的。
四、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构想
国外一些立法模式和具体规则，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种资源，一种能够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资源。国家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往往发展中国家也要走，而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就是发展中国家要予以避免重蹈覆辙的老路，因此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就要做到“借鉴+创新”。
（一）域外借鉴
1、划定区域，区别污染地区、污染类型的特点治理。由于不同的污染物造成的区域，采取不同的标准，这同样是毋庸置疑的，如我国盐碱地和红壤地，就需具有不同特点，可能要采用不同方式治理。对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鉴日本做法，根据土壤的应用功能、保护目标等分别划定“农业用地土壤污染对策区域”和“工业用地土壤污染对策区域”。
2、实施土壤污染动态监测评价制度。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开展了土壤环境监测研究。随后日本、英国等国相继展开了土壤环境监测工作，并建立了相关的土壤环境监测系统。我国还没有建立常规性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因此，要加快建立我国土壤生态监测系统，来应对严峻的土壤质量变化形势。
3、建立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美国的《超级基金法》就是为了治理土壤污染的信托基金来提供资金支持，而最初资金的来源就是通过向污染企业等相关主体进行征税。我国现实也存在这种对于污染者排放污染物而应支持的对价。对于这种资金，我们不一定非得采取基金方式运作，但国家主导建立一个防治土壤污染的资金支持形式却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自我创新
1、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想治理好土壤污染问题，单单借鉴国外的经验还是不够的，还要与我国的实际相联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把外来的制度本土化。同时，我们应结合土壤污染源普查结果，根据我国土壤污染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土壤修复技术的研究。
2、划分部门，明确职责。我国当前对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问题之一就是责任不够明确，往往是“多龙治水”的这样一种状态。因此，在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时候，要努力建立一整套的土壤污染责任体系。谁的监管区域谁负责监督，谁的污染责任谁负责治理等等明文规定。
3、政策导向，公众参与。在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加速期，商业的巨大利益诱惑，加上种植业的效益不高，越来越多的农民要脱离土地，从事商业等行业。国家对此采取农户补贴、国家限价收购等政策来支持、引导农民种植粮食等作物，取得一定效果。在土壤污染治理问题上，单单依靠政府一样力量有限，有必要采取政策引导公众参与。此外，土壤污染的发生，除了工业企业外，人们平时的生产、生活对土壤的影响一样很大，故对于宣传科学的生态观，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同样意义重大。
主要参考文献：
[1]赵梅.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研究[J].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学文献.
企业土壤污染防治范文第3篇
困局待解
土壤污染治理乏术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防治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在土壤污染的治理上确实存在困局。”北京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彭应登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目前我国极度缺失支撑土壤污染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土壤污染治理陷入困局不足为奇。
目前土壤污染的困局，首要体现为在其治理愈加紧迫的情况下，却一直“治理乏术”。同其他环境污染一样，土壤污染同样陷入了一种“越污染，越治理；越治理，越污染”的恶性循环。
“我觉得，不是‘越污染，越治理；越治理，越污染’，而是环境污染具有的长期性、潜伏性、累积性和传递性。一些污染至少会有20年以上的潜伏期，过去积累的污染经过长期的潜伏和积累，几十年后会爆发，我国当前的营养盐富营养化污染就是这样的例子。”中国土壤学专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现在很多污染治理，还没有切断污染源，就污染事件处理污染，表面的治理治标不治本，这是许多污染得不到解决的根源。
彭应登认为，造成土壤污染治理困局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缺乏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立法。由于缺乏土壤环境保护法，企业对土壤污染没有修复和赔偿的义务约束，所以很难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其二是只看到了农业污染土壤的问题，而工业活动引起的土壤污染问题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其实，工业活动是加重土壤复合型污染的主因。其三是缺乏土壤污染控制标准与土壤修复标准。
“当前的紧迫性是防止新的污染和控制已存在污染的集中爆发。”潘根兴说，流域性污染和传递性污染难于治理是当前环境治理的困局。南方多金属矿区开采引出的重金属污染，通过酸性废水的流失和河流的传输，形成对流域水系和土壤的扩散，造成大面积珠江、长江和赣江流域稻田的污染。
“另外一个困局是，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的环境质量标准太宽松，拿这个标准说事，往往掩盖了污染，例如铅的土壤质量标准居然在250mg/kg以上。因而会有土壤污染未超标，但出现食品安全和人的健康安全问题。”潘根兴说。
广大的农村地区正在成为土壤污染的重灾区。笔者在重庆、黑龙江、四川等地调研发现，由于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不少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没有配备完善的垃圾处理体系，大量未处理垃圾被倾倒在周边农村，破坏了农村环境，甚至侵占农田、湖泊河道，引起农民不满。
科学发展
不应盲目追求GDP
“环境问题在我国正处于大规模扩散中。因此，如果只强调发展，不考虑环境的风险，这是对资源和环境的掠夺。科学发展，应先有规划，后有发展。不能盲目追求GDP。”潘根兴说。
潘根兴认为，环境保护在发达国家是任何发展项目所必须考虑的背景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很多规划，有规定的发展指标，各种改革和政策措施十分强劲，因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对环境污染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划，特别是产业发展缺乏对当地环境可能影响的多效应和长期效应的评估。
例如，当前正处于产业带向中西部转移阶段，一些中西部省份正在快速崛起，但很少有对当地环境容量和环保的规划，一些村镇正在无选择地承接东部转移的产业，一些高污染产业正在由东部向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土壤质量差，环境容量其实比大部分东部地区低，这是十分危险的。
笔者获悉，造成生态和环境破坏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污染源头是企业。有数据表明，我国工业企业污染约占总污染的70%，其中工业企业污染中的50%是因企业管理不善造成的。
江苏省小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省委党校教授冯治认为，有关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忽视了对周围环境和群众健康的保护，暴露出企业环境意识薄弱和地方政府责任缺失。从中石油松花江污染，到云南曲靖铬渣污染，再到紫金矿业汀江污染，都反映出自律不足、监管乏力、管理缺失的问题。
冯治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当人们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源、食用的粮食、蔬菜和肉类都遭到严重污染时，这种发展就背离了初衷，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需反思产业发展模式，真正落实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针对当前土壤污染存在的问题，专家指出，要真正把科学发展落在实处，建立有效的环境监管机制，完善土壤保护与修复的相关法律，优化产业和生态布局，走一条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土地污染治理的模式有很多，有些是可以实际操作的，但实行起来为什么很难？”潘根兴认为，污染面积大多是评估出来的，实际的调查却有难度，一些地方不愿意被调查，土壤、水系和农产品的环境质量调查都如此。有很多地方甚至不愿意科研单位去研究污染环境治理，认为污染信息被释放，不利于引资和发展。
彭应登建议，我国的土壤污染涉及范围广，治理难度大，需要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克服片面追求GDP的冲动，贯彻预防为主原则，制定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行政引导与管理，强调政府在制订发展规划、利用土地资源时应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注意对土壤资源环境的保护，维护土壤自身的自净和修复能力。
政府主导
提升环境文明观
彭应登说，土壤污染由于其隐蔽性、长期性和不可逆性等特点，一旦发生污染，必然会对当代人及后代人产生严重的影响，不利于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了避免这一后果，政府应当承担起防治污染保护土壤环境的责任。
“现阶段只有政府牵头，并按公益性质进行部分财政投入，才能启动土壤污染治理的大任，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和监管型政府的双重价值。”彭应登认为，由于土壤污染的复杂性、长期性、污染主体的多元性等，如果一味采用“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可能导致土壤污染治理的困局始终无法突破。
潘根兴也表示，谁污染谁治理，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给企业误导，认为可以先发展，后治理，但发展的实惠被企业拿走，而污染的代价由被污染者承担了。“一些企业带走了发展的利益，留下了污染的包袱，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环境规划和方案，规避和控制在先，追责治理在后。”
“土壤污染普查是制定污染防治规划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先做好土壤污染摸底排查，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才能发挥资金应有的绩效。”彭应登说。
据报道，2006年到2010年，环保部费时五年耗资10亿元进行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大规模调查。但对于此次调查的结果，环保部至今未对外公布。
笔者采访一些地方农业和环保部门时也获悉，多数被污染地区“家底”不清，虽然国家和一些省份进行过相关调查，但具体污染状况目前仍无法确定，亟待完善相关法律细则。
彭应登建议，为了提高防治措施的有效性，首先要加强对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的科研力度，对不同污染程度的地区分别实施不同的治理和修复措施；其次是政府要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污染控制与治理；同时，通过支持生态农业建设与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加大对重点区域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力度。
潘根兴强调，在研究层面，环境研究一度追求高科技，但大规模可以推广的技术仍不多。相反，一些常规但实用的技术，例如土壤化学和物理改良技术、钝化技术等却很有效果。例如，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污染地，污染物剥离转移仍是异地污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对污染土壤进行物理封存和化学固定，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社会也应有相应的环境文明观，这在我国是十分薄弱的。公民的环境意识差，认为环境是公共资源，多消费环境资源就是占有了较多的公共资源。我们需要全社会合理消费自然资源，合理保护环境，自觉维护，而不是占有。”潘根兴说。
企业土壤污染防治范文第4篇
今年4月份，国家环保部和国土部联合《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土壤污染超标率达到16.1%，总体形式不容乐观。为促进我省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开展，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于7月22日至26日，赴滑县、济源、新乡等地进行实地调研，了解近年来各地土地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情况。
据了解，目前土壤污染主要来自农业和工业两大污染源，其中，化肥农药污染是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工业污染主要是砷、镉、铅、铬等重金属的超标排放。我省土壤污染的主要污染物为铅、镉和有机氯农药。
为遏制土壤污染，近年来，滑县从“降工业保土地”入手，多措并举，进行土壤污染整治。在工业污染方面，积极发挥环评审批的“控制阀”作用，对污染土壤的重金属企业一律说“不”。同时，深化工业、生活水污染防治，监督企业排污达标排放。目前，滑县共完成锅炉改造46家，关闭、取缔小塑料加工作坊236家，投资8600万元建成的滑县清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深度处理及中水回用工程和滑县新区污水处理工程目前正在调试阶段。在农业污染方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因土而宜施肥、合理喷洒农药以减轻对土壤的污染，减少农业污染。
济源市是全国138个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区域之一，解决土壤重金属污染是济源多年的夙愿。2010年以来，济源市对全市包括主要涉铅企业周边在内的市域560个土壤点位进行了全面监测，土壤重金属污染得到遏制；从源头上控制重金属污染物排放，在全国率先淘汰涉铅企业的烧结机生产线，淘汰涉重金属企业41家，责令32家电解铝（合金铅）企业停产深化治理，现仅有1家企业通过环保验收，其余31家企业仍处于停产状态；投资1924万元，通过植物萃取法恢复粗铅冶炼企业周边受重金属污染土地的农用功能，积极开展土壤修复试点工作。
作为我国的电池生产基地，新乡市也不断加大对涉重金属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3年来共关闭小冶炼、小电镀等“十五小”企业35家，对5家涉污企业实施停产整顿，纠正企业环境违法行为23起；加大对新乡县七里营镇、小冀镇、翟坡镇和凤泉区大块镇等全省重点防控区域的监控工作，督导新乡市汇丰铜业有限公司等15家国家重点防控企业、新乡市天彩颜料有限公司等6家省重点防控企业的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完成规定的重金属总量减排任务。
企业土壤污染防治范文第5篇
西工环保分局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高度重视，完成了以下工作。
1、制定了2019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了任务，明确责任人。
2、函告区国土资源局和区城乡规划局，疑似地块（单晶硅厂）的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在开发利用前应对疑似土壤污染地块开展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待确定是否污染前，不要对该地块国土、规划手续方面予以审批。另告知区教育教体局要对疑似地块开展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待确定是否污染后，再根据调查报告情况进行该地块开发利用等相关工作。
3、按省厅要求对核实不查企业存疑清单内的企业进行了再复核，并按照“一企一档”准备相关证明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