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防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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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防治市场范文第1篇
1 土地污染的成因、形式和我国现状
1.1 土壤污染的成因。
土壤的污染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形成，一个是人为因素，发生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如不当使用农药等、以及其他人类活动中如工业污水流经的土地引起的土壤污染等；另一个就是自然因素所造成的污染，自然因素造成的土壤污染其因果关系和机理较为复杂，就我国农业用地的污染主要来自不当的农业种植方式如滥用农药、化肥等和工业污染所带来的土壤重金属含量超过国家和世界标准许可的范围。
1.2 土壤污染的表现形式。
土壤污染也称作“看不见的污染”， 土壤污染主要分为土壤生态污染、重金属污染、农药污染等，在人们将注意力转向土壤污染时，关注农药、重金属、污水灌溉等造成的土壤污染，这本未可厚非，但是在土壤污染防治时应该着眼于更大范围，土壤污染、土地退化是土壤质量变化过程的不同方面，是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两个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从大的视野考察问题才不可能陷入狭隘“就事论事”的局限。从目前大背景下分析，土壤污染是环境污染一个部分，而土壤污染由可分为在农业生产本身活动所引起的土壤污染和由其他原因产生的土壤污染如工业污水排放；土壤在生物圈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土壤是最为容易受到污染的生态系统，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污染是以人为因素为主，在我国的河流中，82%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我国的空气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酸雨区范围不断扩大。从小区域上看，我国农村的小工厂、作坊和低水平的城镇化是土壤污染的直接原因之一。
1.3 土壤污染的直接危害。
简单的说，土壤污染有三个方面的直接危害，土壤污染主要分为土壤生态污染、重金属污染、农药污染等，农作物、食品被污染的消息经常见诸于媒体，土壤污染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国每年有大量的农产品出口到国外，而且大部分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防治土壤污染带来的危害方面有比较完整的法律、标准和检验手段，我国的农产品多次被检查不合格，客观上土壤污染是罪魁祸首。土壤生物污染，它可以将传染性病菌、病毒、虫卵带入土壤，危及植物和人类自身的安全，SARSE病毒和禽流感就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传播。土壤污染的另一个主要危害是对土壤本身，土壤污染导致土壤环境质量下降、土壤结构破坏、理化性质发生变异，其直接后果是农产品产量下降、农产品受到污染。土壤在受到污染后，即使在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土壤污染的恢复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周期，有的甚至无法恢复，恢复的经济代价远远大于采取防止措施的代价。
2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
2.1 政府在土壤污染防治的职责
2.1.1 综合管理部门的职责。
我国环境污染防治一般按照专业和综合部门划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土壤污染防治主要由环境保护部门履行，属于综合部门管理，环境保护部门职责应该集中于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土壤污染；我国《农业法》第66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督促有关单位进行治理，防治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排放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事故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给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造成损失的，有关责任者应当依法赔偿。”这一条规定应该成为政府履行其法定职责的依据，并可以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进一步细化。
2.1.2 农业管理部门的职责。
矫正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减少土壤污染是农业管理部门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推广适合当地农业环境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模式才能根本上防止土壤，我国《农业法》第8章 “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 共计10条从土地质量、转基因农作物、退耕还林、草原保护、小流域治理、环境污染防治、农药管理等方面有比较全面的规定。这些规定应该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具体化、规范化，尤其是农业部门在土壤污染防治中职责与工作范围有待明确、确定。
2.2 利用市场机制整治土壤污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是整治土壤污染的基础性机制，将土壤污染治理与经济利益联系里起来，通过整治土壤污染并获取经济利益；将土地使用权或者承包经营权与经营者的经济利益和效益相与土壤污染的防治结合起来。
2.3 划定土壤污染的区域。
土壤污染防治市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土壤污染；生态环境；环境治理；污染防治。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城市化的大力推进以及化学品、农药等现代科技产品的使用，人类社会向自然环境排放了大量污染物，使得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异常严峻。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立法供给严重不足，现有立法呈现分散碎片的特征，远不能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现实需要，我国亟需系统化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一、我国土壤生态环境现状。
土壤是“以母质为基础，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长期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而成的土状物质，它由固相、液相和气相物质以及生物体四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1]土壤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植物生长繁育的自然基础之一。土壤各组成部分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共同组成了复杂多样的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内外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化与交换，保持着结构和功能的动态稳定。土壤结构多样、功能多元和过程复杂的特性使得土壤对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然而，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却非常脆弱，土壤具有吸附性、缓冲性、氧化还原性以及自净的功能，其能广泛接触水、大气、固体废物等中的污染物，这就使得土壤极易受到污染。
土壤污染是指“由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物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土壤，其数量和速度超过了土壤的净化能力，导致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等发生变化，从而使土壤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正常功能失调，导致土壤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并产生一定的水和大气次生污染的环境效应，最终将危及人体健康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2]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相当严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 1.5 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 3250 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 200 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1/10 以上”[3]。这些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主要有酸雨、大气尘埃、工矿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化肥和农药、工矿废水灌溉、农家肥、地膜污染等。与大气污染、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富集性、复杂性和不易逆转性的特点，这使得土壤污染的危害严重，治理困难、耗资巨大。
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土壤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首先，土壤污染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被农作物吸收，使有害物质通过食物链富集于人体内，引发各种急慢性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其次，土壤污染威胁生态安全。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依附于土壤的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污染还会导致水、大气、海洋等环境要素的交叉污染，进而影响整个生态安全。最后，土壤污染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土壤污染使土壤生产力和耕地质量下降，导致粮食减产、粮食质量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缺陷分析。
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制化是我国根治土壤污染的基本路径。
目前，我国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总体可分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土壤污染防治专门法及相关法三个部分。首先， 《环境保护法》 对土壤污染防治、农业环境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
《环境保护法》 第 20 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对土壤污染和土壤生态环境破坏从水土整治、动植物保护、化学品及农药安全等方面进行综合系统防治。其次，我国目前尚无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现有与土壤污染防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 《水土保持法》 和 《土地复垦条例》。2007 年 《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 （试行）》 从监督管理、污染场地的评估与认定、污染场地的治理及修复、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规定。1995 年制定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对农田、蔬菜地、茶园、果园、牧场、林地、自然保护区等的土壤规定了不同的质量控制标准。最后，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主要涉及 《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 等污染防治及 《土地管理法》、 《森林法》、 《草原法》、 《矿产资源法》 等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另外，其他环境保护专门法中有助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还有 《环境影响评价法》、 《清洁生产促进法》、 《节约能源法》、 《农业法》、 《城市规划法》、 《标准化法》、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等。
然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还相当不完善，存在严重的结构与功能缺陷，已明显不能为防治土壤污染提供有力地法律制度保障。
第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结构性缺陷。首先，立法缺乏系统性。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应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我国不仅环境保护基本法性质的 《环境保护法》 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相当简单，而且还缺乏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单行法律法规。这既与当前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极不相适应，也严重制约了土壤污染防治的工作开展。其他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只有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零散规定，且这些规定多是宣言式和框架式的，既无对土壤污染防治的明确详细规定，又缺乏相互配合联系，无法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其次，立法缺乏对土壤的统一性保护。现有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分别从不同的领域对不同的土壤进行规定，缺乏对土壤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化规定。立法的土壤规制对象比较狭窄，偏重规制农业土壤污染，对工业、城市土壤污染重视不足。再次，立法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统性制度供给。立法缺乏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使得立法缺乏可操作性，行为规则原则性、概括性强，明确性不够，缺乏针对性。最后，立法缺乏对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的系统性规定。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实行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与各部门分工负责相结合管理。
目前，土壤污染防治行政主管部门不明确，行政主管部门与分工负责的各部门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清。环保、国土资源、水利、农业等部门多头管理，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土壤污染防治系统性工作。
第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结构与功能具有对应关系，结构决定功能，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结构性缺陷直接导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功能上是为了实现预防和治理土壤污染，而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存在明显的重预防轻治理的结构性缺陷，其造成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治理土壤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即使在预防土壤污染方面，立法也存在严重的偏重控制点源污染，忽视对农药、化肥、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面源污染控制，导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防治土壤面源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在土壤污染治理上，立法更是很少涉及土壤污染治理，即使有土壤污染修复方面的地方立法，由于其立法层次低、适用范围窄、手段单一，仍无法有效治理土壤污染。
三、域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借鉴。
域外国家和地区对土壤污染防治主要实行专门立法、相关立法和综合立法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了对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统性立法。
美国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制定了专门的 《土壤保护法》，该法通过防治土壤污染、流失来保护农业生产。之后，美国又从对废物全程管理的角度防治土壤污染，制定了 《固体废物处理法》、 《资源保护回收法》、 《危险废物设施所有者和运营人条例》、 《综合环境污染响应、赔偿和责任认定法案》、 《超级基金增补和再授权法案》 和 《纳税人减税法》 等法律。此外，美国在水污染防治的 《清洁水法》、水源地保护的 《安全饮用水法》、化学品等有毒物质污染防治的 《有毒物质控制法》 和《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杀鼠剂法》 中从对各污染源的控制来加强土壤污染防治。
英国针对土壤污染防治制定了专门的 《环境保护 1990：
Part IIA法案》。另外，英国注重对污染的系统防治。 《污染控制法》 是英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该法对废弃物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实行全面系统控制。英国还在对生活垃圾处理的 《生活环境舒适法》、对危险废物控制的 《有毒废物处置法》 和 《有毒污水处理法》 中从对各污染源的控制加强土壤污染的防治。
德国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 《联邦土壤保护法》、《国土整治法》、 《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地条例》 和 《建设条例》 等。“德国近期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实践主要包括法院的司法判例发展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政策的整合两个方面。”
[4]同时，德国意识到仅仅依靠专门的 《联邦土壤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防治土壤污染是不够的，需要将专门的土壤污染保护法律与涉及土壤领域的其他法律结合起来，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化与系统化。德国先后制定 《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肥料和植物作物保护法》、 《基因工程法》、 《联邦森林法》、《联邦矿业法》、 《联邦污染防治法》 等法律从不同领域实现对土壤污染的整体控制。
日本针对土壤污染防治也制定了专门的 《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 《土壤污染对策法》、 《土壤污染对策法施行规则》。
日本多次修订 《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法》 并根据该法对农田土壤中镉、铜、砷等含量进行监测，并对超标土壤予以修复。日本2002 年颁布的 《土壤污染对策法》 以市区的土壤污染为防治对象，对调查的地域范围、超标地域的确定，以及治理措施、调查机构、支援体系、报告及监测制度等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规定。另外，日本在 《水质污浊防止法》、 《Dioxine 类物质对策特别措施法》 中也有涉及防治土壤污染的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并制定了详尽的配套法律规范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实施细则》、 《污染整治费收费办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监测基准与管制标准》、 《征收种类与费率》 等共18 项法案，这些法案与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相结合形成了台湾地区比较完备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体系。
四、系统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1.系统化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要性。
系统化之所以成为我国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标，除源于我国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与对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认识加深，还源于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与系统论理论的发展。
首先，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要求立法实现对土壤污染的整体性防治。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特性的认识加深，在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缺陷的同时，逐步确立起整体环境观，并逐步形成一种全新的理念———生态中心主义来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中心主义要求生态系统中所有构成要素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坚持整体主义思想，实现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5]。生态中心主义强调整体性、内在联系性，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视为最高价值。环境法中的生态中心主义是指将人类和自然作为一个生态整体，从宏观上指导环境立法、运行，规范人类行为的一种理念。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性特点及土壤污染源的多样化需要人类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树立整体环境观念，通过对土壤污染的多源整体性控制，实现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系统论为系统化完善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具体方法。系统论是对系统科学的哲学抽象，强调整体性。所谓系统，是“由相互制约的各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6]。系统论认为现实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方式存在和运行的，系统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相关性、整体性等特征，其总是动态运行并保持相对稳定。系统论在土壤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具体运用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的具体运用是土壤污染系统控制，即对土壤污染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全过程的、多种环境介质的控制”[7]。一方面，土壤与水、大气等环境要素共同组成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因而，我国进行土壤污染防治还需加强对水、大气等多环境介质的污染控制。另一方面，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整体性，其各组成要素相互作用、普遍联系而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各组成要素在结构上具有层次性、组织性和有序性，在功能上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共同维护土壤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须遵从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规律，对土壤污染进行整体、全过程、多种环境介质的系统控制。
因此，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系统化完善需要以生态中心主义理念为指导，强调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运用系统科学中系统论的方法，来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系统化防治。
2.系统化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现路径。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土壤生态环境系统进行系统化立法。系统化立法可以实现防治土壤污染、保护人体健康的目的，并最终实现土壤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保障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安全的目标。
（1） 修订 《环境保护法》，实现对各环境介质的系统污染控制。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 《环境保护法》 已严重不适应时代环境保护需求，亟需进行系统性修订。“《环境保护法》 修改的最终目标乃是基本法和法典化。”[8]但我国现在还很难实现 《环境保护法》 法典化的目标，目前比较可行的途径是先实现该法的基本法化。基本法化意味着 《环境保护法》 可以实现对环境的整体保护、对多污染源的系统控制。修订后的 《环境保护法》
应明确以独立章节规定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建立适用于所有环境要素的保护与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创立有效的对各环境要素的开发、保护与污染防治立法的协调机制。
（2） 制定专门的 《土壤污染防治法》 及配套法规、规章。
修订后的 《环境保护法》 虽是环境保护、污染防治领域的基本法，但限于基本法性质制约，该法不可能对土壤污染防治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针对土壤污染防治，我国还需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系统控制。
第一， 《土壤污染防治法》 在规定预防土壤污染的同时，偏重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土壤污染处于生态污染链的末端，目前已有大量立法对其他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进行了详细规定， 《土壤污染防治法》 无需再将预防类单行法的污染防治内容分解纳入。否则，不仅会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还会造成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与其他污染防治立法的重复。
第二，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理念，树立整体环境观念，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生态中心主义理念可以加深人类对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认识，促进人类对土壤污染实现系统的污染控制。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是指在土壤污染防治中，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综合进行土壤污染控制，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种因素，综合采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综合运用行政、市场和社会的调整机制，实现经济、社会与土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7]。11~12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是生态中心主义理念的法律化实现路径，其直接催生土壤污染系统防治的具体法律制度。
第三，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系统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项制度。 《土壤污染防治法》 尤其要明确规定土壤保护规划制度、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土壤污染监测与鉴定制度、土壤污染法律责任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制度、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和保险制度，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监测预防、使用管理、污染修复和损害赔偿的全过程管理。另外，《土壤污染防治法》 可与在水、大气等污染防治法中规定的排污许可制度建立链接，实行排污许可证的备案制度。
第四， 《土壤污染防治法》 建立统一的土壤污染监管体制。土壤污染监管体制是 《土壤污染防治法》 得到有效贯彻实施的支撑和中枢，是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战略方针、政策、法律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保障。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明确中央土壤污染防治的主管部门，合理划分土壤污染防治中央主管部门、地方分级管理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职权，建立有效的各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和严格的土壤污染防治问责机制。
第五， 《土壤污染防治法》 保障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的权利。土壤污染信息公开是我国土壤法治的必然要求，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明确规定政府有责任主动及时公开土壤污染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注意发挥社区和村委会在土壤污染防治中的作用，委托社区和村委会成员作为兼职监管员，以便及时掌握土壤污染信息。同时，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建立群众监督、举报土壤污染程序化回馈机制，保障公众土壤污染参与权和监督权实现，给予百姓参与土壤污染防治门径。
（3） 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土壤环境法治建设的基础，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执法、司法的依据。我国应“构建一个以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为基础的，包含农用地土壤环保标准、场地土壤环保标准、土壤环境分析方法标准、土壤环境标准样品和土壤环境基础标准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标准体系。”同时，我国应不断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严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的标准，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应能对包括农村土壤和城市土壤的各类土壤规定严格的质量标准，应能全面综合管理进入土壤的物质及物质留存土壤期间的状况和离开土壤的状况。
五、结论。
系统化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防治土壤污染的保障，可有效解决土壤污染防治原有立法的结构与功能缺陷。系统化之所以会成为我国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标，除源于我国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及对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认识的加深，还源于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与系统论理论的发展。人类秉持整体环境观，使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解决土壤污染问题，首先，应修订 《环境保护法》，以独立章节规定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实现对各环境介质的系统污染控制。其次，应学习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制定专门的 《土壤污染防治法》 及配套法规、规章。同时，我国在系统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同时，还要注意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系统的综合协调，避免立法重叠， 《土壤污染防治法》 在规定预防土壤污染的同时，偏重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系统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土壤污染监管体制，保障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的权利。第三，我国应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尤其是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严于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的标准，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另外，水、大气与固体废物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情况会严重影响土壤污染防治的效果，我国还要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立法，加强对其他环境要素的保护，完善水、大气与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立法，通过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公平司法、引导守法，真正实现土壤污染的系统化防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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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防治市场范文第3篇
关键词：污染场地 治理 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X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7）01（c）-0071-03
污染场地治理修复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并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化，场地治理修复需求正逐步得到释放，污染场地修复的政策和资金机制问题日益成为场地修复的瓶颈。因此，该文从经济政策和资金机制的角度对现状做了梳理，并针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污染场地管理相关的政策分析
1.1 法律法规及管理政策
受到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环境保护领域虽然也高度关注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但是一直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到水和大气方面上，对土壤污染问题相对忽视，特别是在当前《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已经出台，在社会背景下得到广泛的实施，土壤污染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仍然没有得到相应的制定，对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优化开展产生了不良影响。现阶段我国土壤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形成体系，分散在不同类型的法律法规中，并且只存在原则性的规定，无法对污染场地治理和土壤修复提供科学的指导。
纵观我国土壤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农业法》《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等相关法律条款中有所涉及，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合理控制农药、化肥等过度使用造成的土壤污染问题。
防治“三废”污染的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适用于合理预防和治理废气、废水以及固体废弃物不合理处置可能形成的土壤污染问题。
土壤保护本身的有《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主要用于土地管理和再开发。
除了在上述相对零散的法律法规中涉及到的部分土壤污染的法律规定外，我国相关环境保护部门针对场地污染治理需求也出台了相应的意见，希望加强对场地污染治理工作的规范，如在2004年环保局经过系统研究签发的《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保部2008年的《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以及2012年由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的《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四部委的联合通知主要针对工业企业场地变更利用方式，变更土地使用权人时所要开展的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修复等工作做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是目前推动工业污染场地修复的主要法规依据。
此外，在污染场地治理工作开展较早的地方，如沈阳、重庆等地，对污染场地治理修复法规政策也进行了一些地方上的探索。沈阳市环保局、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经过联合分析和研究后共同印发《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重庆市人大常委颁布的《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法规都在不同程度上弥补了当地在污染场地治理方面法规政策的不足，对于指导污染场地工作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其他地方乃至全国的污染场地法规制订提供了先行经验和范例。
在重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主要针对土壤修复问题做出了明确限定，在第三十二条中提出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大气、水、土壤等方面的保护，并结合实际需求建立更为完善的调查、检测、评估修复制度，保证土壤修复工作的顺利推进。环保部正加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预计将在2016年颁布出台。近年来，国家真正认识到土壤污染和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土壤污染修复工作方面的专门法律研究和制定已经受到重视，这对推动污染场地修复、规范修复市场将起到巨大作用。
1.2 污染场地标准
1.2.1 质量标准
在质量标准方面，我国在1995年对土壤环境质量控制要求制定的《土壤质量环境标准》是当前土壤污染治理工作中能够参照的最权威标准，在评价和修复污染场地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土壤质量环境标准》的制定时间相对较早，受到当时社会发展情况的影响，在制定质量标准的过程中主要集中在农田土壤环境质量控制方面，与当前以工业污染场地修复为主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场地污染治理的实际需求。
其他土壤环境保护质量标准还包括《展[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以及在2014年7月份废止的《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准》和《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等，但是这些标准一般都是针对专门问题提出的，所以适用性偏低，无法满足普遍性的场地污染治理需求。如《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就是针对展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控制提出的，一般仅适用于展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项目，缺乏普遍适用性。
但是居住类的项目目前还没有制定科学合理的使用土壤质量评价标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在将工业用地转变为居住用地的过程中，没有相契合的质量标准进行参考，对居住用地项目进行选址的过程中也缺乏相应的质量标准支持，造成在污染场地修复实践标准使用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也造成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管依据不足，甚至难以开展，居住用地的土壤使用安全存在隐患。
1.2.2 技术导则
在2014年2月，国家环境保护部正式颁布了《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4）以及《污染场地术语》（HJ 682-2014）。对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程序、方法和术语进行了规范，对场地修复调查、监测、风险评估和治理修复技术选择等环节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技术指导，对污染场地修复工作的规范和评价提供了依据。
1.3 与经济刺激有关的政策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污染场地修复经济政策，已有的与经济刺激有关的措施也比较分散，与经济刺激有关的政策有如下方面内容。
政策日期单位主要内容有《关于组织申报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治理201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备选项目的通知》，日期2012.2.14，发改委对于原责任主体属于地方企业的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总投资30%的补助，对于原责任主体属于中央下放地方企业的项目给予高不超过总投资45%的补助。《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2012―2015年），时间2012年6月27日，湘政办“十二五”末，重金属企业数量及重金属排放量比2008年减少50%，经过治理，力求2015年铅、汞、镉、砷等重金属排放总量在2008年基础上削减70%左右，“十二五”期间完成项目856个，总投资505亿元。《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日期2012年11月27日，环保部、工信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提出了对城镇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进行管理方面的基本工作任务有：对污染场地的土地用途加以规范有：对污染场地的土地流转问题加以控制；严格排查污染场地；对污染场地的土地流转工作进行科学管理；积极组织开展污染场地的治理和修复工作；严格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和治理修复管理；防范场地污染；以“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确认责任主体；强化保障；加强组织领导等。《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日期2013年3月27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成立专项资金，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支出及其他相关支出。
2 污染场地修复市场基本发展现状
由于污染场地的修复工作存在一定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因此，污染场地的治理研究已经得到了发展，但是污染场地修复和治理仍然是政府部门需要高度重视的、工业企业搬迁后必须解决的重点场地房地，也是产开发工作难点。同时，受到居民健康意识进一步的影响，我国污染场地修复项目也呈现出逐渐增多的发展态势，专业性的场地修复企业逐渐出现，对我国污染场地治理和修复工作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阶段，由于在污染场地治理方面强制性法律法规存在严重缺失，并且场地修复工作机制也没有得到明确的限定，因此，土壤修复市场尚未得到真正的激活，造成我国土壤修复工作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特征，大部分项目由污染企业内部或者当地环保部门进行处理，统一的场地污染治理和修复市场尚未形成。此外土壤修复产业项目具有较高的集中度，也是发展现状中较为重要的问题，绝大多数项目集中在几家大型企业中，其他几百家中小企业只接到了少数订单，甚至还存在部分企业无法接到项目订单的现象，这就对企业发展以及市场良性运行产生消极影响。
3 污染场地修复资金机制
3.1 国际污染场地修复资金机制
3.1.1 美国“超级基金”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部门设立了“超级基金”，为无法确定责任主体或者能够确定责任主体但是责任主体无力承担费用的污染场地治理提供了相应的保障。1996年，美国政府对“超级基金”的资金规模进行了适当的拓展，从最初的16亿美元增加到85亿美元，“超级基金”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而从1982―2013年的30多年时间内，美国社会上共计有1 320块污染场地进入污染控制清单中，然而受到高昂治理费用的影响，最终完成治理的仅有200块左右，虽然数量看似相对较低，却已经是全球领先水平。此外，美国也尝试组织开展棕色地K治理循环贷款基金示范试点，有效增强了治理资金的持续性。
3.1.2 德国土壤污染基金
德国在场地污染治理方面投入的经费相对较多，环境责任基金体系也较为庞大，具有更为广阔的覆盖面，并且土壤污染基金是这一基金体系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德国土壤污染基金主要用于对土壤污染的责任主体无力承担修复责任、多主体之间无法有效确定责任的情况下承担土壤污染治理工作。
现阶段，德国每年大约会在土壤污染治理工作中投入16亿马克，另外还包含一部分政府部门的直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优惠性贷款等。
3.1.3 日本“指定援助法人基金”
日本在土壤污染治理基金的建设方面积极借鉴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的经验，结合该国实际情况创设了指定援助法人基金，即在相关法律条款的限定下向制定区域内无过失购入污染场地但是无力承担治理资金的土地所有者提供相应的治理资金援助。日本“指定援助法人基金”主要由4个部分所构成，即国家预算、向产业界组织和个人收取的费用、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以及土地所有者自己承担的资金。
3.2 国内污染场地资金机制
现阶段，我国污染场地的修复尚未得到系统管理，因此没有构建与明确合理、权责一致的资金机制。
我国前期场地土壤修复工作中的场地基本上以工业用地为主，除了少部分国家试点的修复场地之外，这些被修复的场地主要位于老城区的中心地段。房地产开发价值相对较高，并且由工业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后产生了良好的溢价收益，场地修复费用仅占溢价收益的小部分，因此，场地修复工作往往在商业利益的作用下自发运行。
当前我国在矿山和农田污染场地修复方面开展的项目相对较少，但是在当前城市内部污染场地已经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下，对矿山和农田的修复必然会逐渐提上日程。就修复资金机制来说，由于在矿产开发时，已经提取了矿山修复保证金的费用，可以作为矿山修复的一个来源，但对于年代久远的废弃矿山和无主矿山的修复还依赖于财政的投入。
农田由于其本身经济产出十分有限，目前农田污染的治理费用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治理费用进行了明确规定，提出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在财政预算工作中对这部分资金进行合理安排，借以支持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工作，加强生活污水和废弃物处理工作，促使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工矿污染等情况得到了改善。
4 当前我国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对我国污染场地治理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污染场地治理修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是法律法规缺失。土壤污染防治和修复法规缺失，土壤污染的法律责任主体以及污染者在治理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限定，严重局限了土壤修复产业的顺利发展。
二是资金渠道单一。土壤修复项目资金以政府支持为主，造成资金缺口较大，在缺乏稳定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的情况下无法在短期内取得良好发展成效。
5 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的经济政策建议
对于目前面临的污染场地修复中存在的问题，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提出以下3个方面政策建议。
5.1 建立多资金来源的“土壤污染治理基金”
“土壤污染治理基金”的建立应该由政府部门牵头，探索多渠道资金来源，如中央财政划拨专项资金、结合土壤污染情况向企业增收差异性的附加税；地方政府实施配套投资；向加工或者消费含有持久性污染物品的企业或者个人征收相应的消费税；由污染场地的责任主体承担部分治理和修复费用；向固体废弃物持有者征收差别化费用；向土壤修复企业征收一定比例的税费；向土地修复过程中出现的增值出售盈利征收相应税费。
5.2 出台财税政策为土壤污染治理提供良好的支持
基于当前我国土壤污染治理的实际情况，要想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还应该针对具体的问题出台适用性较强的财税政策。其一，针对直接造成场地污染的企业应该征收一定的污染附加费；其二，向加工或者使用含有持久性污染物品的企业或者个人征收相关消费税；其三，对于间接造成土壤污染的企业征收低水平的污染附加税；其四，向从国外进口有害固体废弃物的企业或者个人征收一定的环境税；其五，对积极从事污染治理和修复工作的相P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减免政策支持。这样政府部门结合上述5点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标准，能够为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优化提供良好的支持。
5.3 加大PPP模式推广力度，积极引入民间资本
PPP模式具体可以称之为“政府-企业-合作”模式。政府和企业双方建立相应的合资公司，来组织开展经济合作，并且企业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获得相关项目的长期特许经营权或者项目收益全，而政府部门借助企业的配合也应该积极引入更为专业、先进的技术和资源，进而促使场地污染和土壤修复治理工作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效。例如：我国政府在湖南湘潭的重金属污染整治工作中就尝试引入了PPP模式，促使政府部门与土壤污染治理企业永清集团进行合作，共同成立了合资公司，促使工业场地污染治理和土壤修复工作得到顺利推进。在完成修复工作后还将原污染工业场地打造成为多功能的生态新城，永清集团在土地交易盈利中获得了丰厚的治理收益。
参考文献
土壤污染防治市场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农药；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中图分类号 X153.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0-0218-01
土壤污染近年来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土壤污染的来源主要是城市和工矿企业的“三废”、施入农田的农药、化肥以及人类生活中所产生的废物。引起土壤污染的物质中，有些本来并非有害，而是由于进入土壤的数量多，达到毒性水平，才破坏了土壤内部以及土壤和其他生态系统的自然平衡，从而对人和其他生物产生有害的影响[1]。
1 农药种类及毒害
农药依杀灭的生物对象不同，分为杀虫剂、灭菌剂、杀鼠剂、杀线虫剂和除草剂。其中，以杀虫剂、灭菌剂和除草剂使用量最多，最容易引起环境和土壤污染。
1.1 杀虫剂
杀虫剂按其化学成分可以分为有机氯、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杀虫剂。有机氯杀虫剂如六六粉、滴滴涕，毒性强、药效长，但不易被生物降解，我国已禁止使用。有机磷杀虫剂一般容易被微生物降解，因此它们在土壤中（以及水中）存在较少，但其对人体的毒性比有机氯杀虫剂大，使用要特别谨慎。氨基甲酸酯杀虫剂对哺乳动物的毒性较低，并且具有易被生物降解的优点，是目前推荐使用的良好杀虫剂。
1.2 灭菌剂
灭菌剂使用总量比杀虫剂少很多，灭菌剂的种类有含铜、硫的无机灭菌剂、有机磷灭菌剂和有机氯灭菌剂等。它们对土壤影响与杀虫剂基本相同。
1.3 除草剂
多数除草剂可以被微生物降解，对哺乳动物毒性较低，但对鱼类有毒性。
2 农药在土壤中的存在状况
农药在土壤中有6种去向：一是向大气散失（即发挥）。挥发性强的农药，如甲基溴化物、氯丹和七氯，可因挥发作用而损失。二是被土壤吸附。农药分子结构中的官能团如羟基（-OH）、氨基（-NH2）、亚氨基（-NHR）、酰胺基（-CONH2）、酯（-COOR）和R3N+等，由于在土壤中形成氢键和质子化作用，可以促进土壤对农药的吸附。另外，百草枯（C12H14CI2N2），以阳离子的形式被土壤胶体吸附。土壤有机质对农药吸附作用影响很大，如纤维素对除草剂吸附量为30 μg/g，而土壤腐殖酸可吸附478 μg/g。此外，土壤吸附农药还受土壤pH值的影响。三是以液态在土壤中移动。一些不能被土壤吸附的农药，特别是水溶性的农药，可能从土壤中淋失。淋失的农药可能引起地下水污染。四是与土壤中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土壤表面的滴滴涕和杀虫快会因太阳辐射而分解，但是由于光合反应不能深入土壤内部，所以不占主要位置。较为重要的是土壤中硅酸盐黏土矿物对农药的直接催化分解。五是被土壤生物降解。由于土壤中有众多的微生物存在，农药经常遭到微生物的代谢分解，就是一些较稳定的农药，最终也会被降解为简单的化合物，最容易降解的是那些含有羟基、羧基、氨基和硝基等极性基团的农药。六是被土壤生物吸收[2]。进入土壤中的农药遭受挥发、淋失、降解、转化和植物吸收等作用后，残存保留于土壤中的部分，称为农药残留，而其含量称为农药残留量。农药在土壤中保留的时间，因农药种类和土壤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有机磷杀虫剂在土壤中只保留几天，滴滴涕和其他有机氯可在土壤中保留3～15年。
3 农药的污染
3.1 农药对土壤生物的影响
农药进入土壤后，除了杀伤防治对象外，还伤害土壤中的其他生物群。例如，百草净对土壤中的蚯蚓有伤杀力，杀螨剂和氨基甲酸酯对无脊椎动物有影响。熏蒸剂在土壤中的杀灭作用强烈，但是99%的微生物恢复较快，但微节足动物恢复需要2年以上时间。
3.2 农药对作物的影响
土壤中残留的农药，有些可以被作物吸收。作物对土壤中农药的吸收能力因土壤质地而变化。作物从砂质土壤中吸收的农药要比黏土中吸收的多。据不完全测定，从砂质土中吸收的约为22%，从黏土中吸收的为1%。除土壤质地以外，土壤有机质能降解农药的活性，因此生长在富有机质土壤中的作物所吸收的农药，可能比生长在贫有机质土壤的作物少。
3.3 农药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土壤是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药一旦污染了土壤，势必随生态系统的循环而扩大其污染范围。土壤中的农药被作物吸收后，再被人食用，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若土壤中农药被蚯蚓吞食，会造成土壤中蚯蚓大量死亡；土壤中的残留农药，经雨水淋失可能引起水质污染，造成藻类、鱼类死亡等[3]。残留的农药会使生态系统的正常循环受到严重破坏，必须引起高度注意，并应积极采取有效防治措施。
4 防止农药对土壤污染的措施
一是在使用农药比较多的地方，应该进行农药在土壤中的积累情况和可能引起不良后果等方面的调查研究，为制定出恰当的防治措施提供依据。二是不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如有机磷或有机氯农药等。加强市场监管，发现一起严办一起，绝不姑息。三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应积极开展农业防治和生物防治。另外，培育抗虫抗病性强的农作物新品种，是防治农药污染的重要途径。四是在研制和推广新农药时，要搞清不同土壤类型对农药存在、降解、固定和转移的影响以及由土壤进入植物体的可能性[4]。五是对于已受农药污染的土壤，可以改种绿肥，向土壤增施有机肥或采用其他耕作措施，将会减少农药进入作物和转移到食物链的可能性。
5 参考文献
[1] 北京农业大学土壤教研组.土壤学[M].北京：北京农业大学，1998.
[2] 李静，郎贵林，于之光.牡丹江市环境空气质量分析[J].现代农业科技，2011（8）：264.
土壤污染防治市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土壤修复；农业耕地；修复目标；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F4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6-0122-02
1 引言
早在北京“宋家庄事件”时，土壤修复的概念已经引入中国[1]。2016年曝光的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土壤污染导致的毒地事件也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土壤修复行业的广泛关注。作为农业大国，耕地土壤是土壤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耕地土壤的质量关系到我国人民群众的“米袋子”安全问题。2014年由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表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 13.7%、2.8%、1.8%和 1.1%，主要污染物为重金属和农药。2016年的颁布的“土十条”中也提到要“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保障农业生产环境安全”。基于以上背景，“十三五”计划开展1000万亩受污染耕地治理修复和4000万亩受污染耕地风险管控。农业耕地是我国立国之本，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及健康，农业耕地污染修复势在必行。
2 我国农业耕地修复探索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农业耕地修复领域布局以2014年颁布的《2014全国土壤环境质量公报》为伊始，以省为单位开展了全国土壤质量的详细调查。近些年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土壤修复在全国各地逐渐开始了试点，尤其是集中于受工矿企业污染的周边区域、特殊地质环境的区域以及湘鄂皖赣区域、长三角及珠三角区域等耕地污染严重的省份[2]。同时学术界也对农业耕地修复领域高度关注。2016年9月份在济源市举办的“2016全国农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交流会暨农田修复试点项目考察活动”围绕“农田重金属污染防治和修复技术”展示我国农田重金属治理技术的最新进展。基于以上背景，笔者认为我国在探索农业耕地修复的路上尚存在一些问题。
2.1 农业耕地修复独立于土壤修复的特殊性
从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给出的数据可以看出主要污染物为重金属和农药，重度污染的耕地土壤较少，多为轻微的面源污染。在进行耕地土壤修复之前需要进行全面而严谨的污染耕地调查，以防止出现修复目标精准，造成二次污染的现象，因此大面积的耕地污染对调查布点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污染场地修复在国外发达国家已有较为成熟的管理机制和完善的技术储备，但不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国家都没有将农田污染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国内已经开展了数个试验田研究农田污染的修复模式。引起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国情，中国总耕地面积较高但人数众多，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目前农业耕地污染的现状对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提出了挑战，走耕地污染修复这条路也是为了保证“米袋子”安全的救赎之路。因此，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展大面积农业耕地修复的国家，缺乏修复管理经验和农业耕地污染修复技术也是不争的事实。
2.2 土壤修复市场升温难掩农业耕地修复市场冷淡
近些年土壤修复市场升温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国家层面对土壤污染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与导则，如2014年7月1日实施的《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和《污染场地术语》5项导则。细分到各省级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地方性的“土十条”，明确指出以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指标为重心开展土壤污染调查及修复工作。近些年土壤修复市场的升温一来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响应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完善城市规划布局，二来是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火热对土地的需求较大的故[3]。但是农业耕地污染修复没有形成合理的盈利机制，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即便近年来土壤修复企业大增也难以掩盖市场对农业耕地污染修复的冷淡。仅仅依靠中央政府每年的土壤修复基金专项拨款和地方政府的修复资金，农业耕地修复难以达到社会各界的期待。
2.3 目前建立的耕地污染管理方案尚存在缺陷
环保部颁布的《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提出：立足国情，耕地土壤污染的风险管理要“防、控、治”相结合，对轻度、中度污染耕地以防为主，以控为辅；对重度污染耕地以控为主，以治为辅的管理思路。其存在的缺陷有修复对象不精确，仅以污染物浓度来判定污染场地的危害程度是不科学，也是不严谨的。评判污染场地的危害应综合考虑场地的各种因素，如污染耕地附近是否存在饮用水水源等。此外，优先修复目标以污染物浓度来判定会影响修复项目对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的吸引力，不利于形成修复―盈利―修复的良性循环。
3 农业耕地污染修复目标的综合评判体系
从目前农业耕地修复面临的来自管理、技术和市场3个层面上的挑战来看，其根本原因还是修复资源的紧缺，合理配置修复资源能相当程度的缓解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如何选择合理的修复目标则是当务之急，本文提出一种综合性的评判机制，该综合评价分为技术可行性、市场吸引力和污染危害3个部分。
3.1 技术可行性
鉴于目前修复技术上的局限性，某些污染耕地因污染过于严重，在不具有万全把握的情况下贸然采取修复行动往往会造成二次污染，导致不必要的修复资源浪费。为了达到较好的修复结果，耕地修复往往需要采取多种修复技术结合的方式，不同的修复计划会在修复周期和修复结果上有较大出入。因此在技术可行性部分提出修复周期、修复结果、修复可能性3个评价因子。
3.2 市场吸引力
农业耕地修复项目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方可启动，资金投入是修复项目的首要门槛。同时，农业耕地修复项目缺乏市场吸引力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修复投入没有相应的回报，没有形成良好的盈利机制，在此背景下耕地修复后的用途往往对修复项目的市场吸引力大小起主要的影响。此外政府对修复项目是否有提出优惠政策如降低税收和资金补贴也对修复项目的市场吸引力有较大影响[4]。因此在市场吸引力部分提出资金投入、耕地用途、政策优惠3个评价因子。
3.3 污染危害
仅以耕地的污染物浓度来确定修复目标是不科学的，耕地污染的危害不局限于污染物浓度。农业耕地污染物主要有重金属和农药类有机物，重金属具有生物富集性，能通过食物链将污染物浓度放大数千甚至数万倍，对污染耕地周围的动植物甚至人群都有较大的危害。而农药类有机物很大一部分属于持久性有机物（如DDT），也能通过食物链富集对生物造成较大危害，同时其流动性也使其危害程度大大增强，如场地周围存在重要水资源。因此被污染耕地的危害需要在考虑污染物浓度的同时，还需要对污染物迁移性以及污染受体加以考查。因此，在污染危害部分提出以污染物浓度、污染物迁移性和污染受体作为评价因子。
考虑到修复目标综合评判的构建尚处于初步摸索阶段，符合我国农业耕地管理实际需要的评估因子尚不能完全选取与确定，而且也没有弄清各评估因子之间存在的实际联系。这种情况下，本文不过分关注细枝末节的内容，主要构建农业耕地修复目标的综合评判体系。
4 结语
农业耕地污染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米袋子”安全提出了挑战，然而管理经验的短缺、修复技术储备不足和农业耕地修复项目市场吸引力的缺乏则是我国农业耕地修复之路上的“拦路虎”。管理经验可以学习国外已有的案例，但我国是第一个提出要大面积修复农业耕地污染的国家，与国外的管理案例尚存在一些区别。修复技术储备依赖国内学者和业界的探索，且需要相配套的污染耕地调查技术的发展。英国场地修复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其场地修复机制可以为我国农业耕地修复提升市场吸引力作为借鉴[5]。以上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的沉淀，如何选择合理的修复目耍在现有的修复资源下做出最优配置则是现阶段我国农业耕地修复的研究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高艳丽， 刘世伟. 城市化引发的污染场地问题详解与分析――看污染场地修复这十年[J]. 世界环境， 2013（2）：40～41.
[2]张智楠， 陈小桂， 张文利. 耕地修复的挑战与市场化路径选择[J]. 商业经济， 2016（11）：24～26.
[3]余勤飞， 侯红， 吕亮卿，等. 工业企业搬迁及其对污染场地管理的启示――以北京和重庆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0， 17（11）：95～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