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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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特征范文第1篇

一、公共文化投资项目：内涵与类型

(一)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内涵界定

公共文化投资项目有何特征?可分为哪些类型?目前的研究虽然包含了公共服务的内容和范围、提供方式的选择以及提供机制的有效性等问题，但仍然是一个比较宏观的理论分析框架。因此，有必要从微观的角度对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内涵与范围进行界定。从本质上看，开展公共文化投资项目建设是政府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增加公共文化供给的一种手段。公共文化服务(Public Culture Service)是指以政府等相关部门提供的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为目的，并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与精神文化素质的一种公共服务活动的总称。公共文化服务包括纯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准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两种基本类型。前者主要是指为了体现国家文化主权、展示国家文化形象、保护和传承国家文化遗产与精神、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相关文化产品及服务;而后者主要是指介于纯公共文化产品与纯私人文化产品之间的一系列文化产品与服务，既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和公共性，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经营性和盈利性。通常，公共文化服务通常具有消费的公共性、公益性、公正性、公开性以及价值目标的社会性等特点，既可以满足公众基本的精神文化享受，也可以维持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文化条件和环境。简单地说，公共文化投资项目是由政府、企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资源投入活动的总称。为了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加大公共文化投资项目建设，或者激励和扶持其他组织开展公共文化投资项目建设，积极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二)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主要类型

从广义的角度看，公共文化投资项目既包括行政性的文化管理投资项目，也包括公益性的文化事业投资项目以及经营性的文化产业投资项目。这些公共文化投资项目既可以提供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也可以提供大量的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甚至纯私人的文化产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越来越多样化、个性化，不仅需要满足其基本的文化权益，而且越来越具有文化权利意识。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不仅是指文化消费权，而且包括了文化生产权。前者强调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权，而后者更关注社会公众的文化表达权。随着基本公共文化需要逐渐得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文化权利关注点也逐渐促文化消费权转移到文化生产权。为了更好地实现公众的文化权利，政府部门应当鼓励大众参与公共文化投资项目建设，并用先进文化引导公众的精神生活消费，培养文化认同，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从而提升公众的文化素质和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从项目管理的角度看，公共文化投资项目又可以分为有形的公共文化建设项目和无形的文化活动投资项目。前者是静态的、有形的，是各国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传统基本形式，包括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电影院、歌舞剧院、文化广场等各种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后者通常是动态、无形的，包括文艺节目、歌舞演出、新闻出版、影视节目、数字传媒、电影下乡等文化服务活动项目。对于有形的文化建设项目，有许多成熟的项目融资、建设、运营、管理的经验和方法以资借鉴。但是，对于无形的文化活动项目，由于项目本身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价值内隐性，给项目风险评价及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二、公共文化投资项目：主体与特征

(一)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主体分析

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主体可分为政策主体、投资主体及其消费主体三个基本的层次。每个层次的主体由于其自身目标与地位的差异可以给投资项目带来不同的影响，发挥不同的作用。

1.政策主体。不言而喻，作为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及其具体的职能部门是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政策主体。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具有多重身份。一方面，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是进行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管理，引导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文化产品方面的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这些政府部门需要掌握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制定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引导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并对各种公共文化投资项目进行绩效评估。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在管理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也是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主要投资者和执行者，是各国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主要的投资来源。

2.投资主体。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公共性、收益性以及排他性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也就要求应该由不同的投资主体采用不同的形式来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一般而言，公共文化投资项目可以通过政府投资、非政府组织投资、多元化投资和联合投资等方式实现。尽管不同的投资主体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不同的效率，但是也需要考虑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公共文化服务是一种大众需要的基本公共品，政府部门是此类投资项目当然和基本的投资者。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分为公共性文化产品和价值性产品，其中价值性文化产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私人部门提供。对于那些具有竞争性、价值性的部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鼓励和引导市场力量参与项目投资和建设是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一种重要方式。另外，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非盈利组织也是参与公共文化项目投资的重要力量，是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层面看，由于政府投资能力和效率等方面的不足和缺陷，我国目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及产品之间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失衡现象。为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政府投入力度，优化政府投入结构，提升政府投入效率;另一方面，也要在条件具备的地区积极探索推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项目投资的方法和途径。比如说，在公共文化服务相对滞后的地区或者对以有形的公共文化设施为主的建设项目以及那些提供纯公共文化服务的投资项目，应当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但是，对于那些提供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项目、以内容为主的无形文化活动项目则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同时辅之以政府的扶持政策。当前，公共文化项目投资方式日趋多元化，一个重要的投资模式就是采用投资项目 PPP 模式(即公私合作伙伴，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这种投资模式要求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生产和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旨在实现一个公共政策结果而采用风险共担方式的合作关系。比如，对于那些具有准公共性的经营型公共文化项目，可以主要依赖于私人部门的资金，让私人部门参与甚至全权负责生产原本由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而拓展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融资来源。大量的研究发现，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增加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有效方式。例如：王浦劬、萨拉蒙等(2010)认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改进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要途径。刘辉(2012)通过对“一元剧场”这一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个案的分析发现，政府扶持文化企业的公共文化投资项目，可以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从而更好地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3.消费主体。社会公众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主体，是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目的和归宿。公共文化投资项目必须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共同而又有差异性的文化需求，符合社会公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因为，文化消费是人民群众行使文化权利的一种重要形式，会随着人们年龄、性别、收入、职业、民族、教育水平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程度的个性化需求。目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我们更多地关注了公共文化供给的公平性与效率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众文化消费的主体性和差异性。尽管这一状况是由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但是人们群众日趋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文化消费选择权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供给者和供给形式也应更加丰富和多样化。

(二)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基本特征

1.公共性。无论何种形式的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主要产出都具有是公共性、基本性和一般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需要，从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为了满足社会大众的精神生活需要，公共文化投资项目也就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公益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不以盈利为目标，一般对公众免费或象征性地收取较低的费用，以维持公共文化项目的生产和运行。因此，公共文化投资下个面多依赖政府投入，从理论上属于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全民使用，更多地要追求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这样，许多诸如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投资项目，虽然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但是由于投资方无利可图而只能由政府部分供给或者提供大量的补贴。

2.公平性。所谓公平性也就是平等性。文化权利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必须得到公平的对待。无论一个人的地位、职业、性别、民族、收入等有何不同，都应当和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公平地获得基本的文化资源、享受平等的文化权利，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坚持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就应在基本文化服务方面消除一切形式的不均衡状态，如逐步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文化项目投入等方面显著地消除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等，从而达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3.差异性。所谓差异性也就是多样性。追求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目标，并不意味着要忽视人民群众丰富而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也必然包含了文化自主权和文化选择权。不同类型的公众由于自身的特征对于文化服务的种类、层次、特色当然具有个体差异和偏好。不同的民族、地区、职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公众，其文化消费也具有典型的异质性特征，无法也不可能通过一种相同的文化产品或服务来满足。随着社会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社会大众的文化消费需要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已难以满足人们群众日益个性化的文化需求，这也要求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投资项目来提供异质性的“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因而这些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投资项目不仅要提供基本的文化服务，承担者传承和发展原创性民族文化的重任。

4.动态性。任何一个投资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运行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公共文化投资项目也不例外。对于无形的公共文化活动项目更是如此，这些项目呈现出更多地无形、动态、虚拟等典型特征。因此，此类项目的投入和产出就难以准确地进行评价和量化。此外，与传统的建设项目相比，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主要满足人们的不断变化的精神需要，相对而言更加具备主观性的特点，加之政府也更加关注其社会效益，因而此类项目的总体收益更加难以进行量化和计量，很难简单地对其财务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评价。

5.风险性。对于公共文化投资项目而言，其投入和产出都是不确定的，项目本身及其环境都充满了大量的风险因素。相对而言，无形的公共文化投资项目面临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其风险也更大。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风险首先体现在其投入的不确定性，对于大量的公共文化投资项目而言，其投入不是简单的一次性的建设投入，更多包括了项目维护、运行、发展等持续的项目运营投入。同样，其产出的不确定性更大。由于人民群众文化消费意愿的多样性和动态性，投资项目的市场需求很难把握和分析。加之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主观性和外部性，其社会效益也很难准确地分析和量化。这就使得大量的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很难应对这些不确定的内外风险。

三、公共文化投资项目：风险与评价

(一)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风险分析

科学判断项目风险是项目投资者在决策时必然关注的问题。公共文化投资项目属于典型的不确定性投资，甚至比传统的工程建设项目具有更大的风险，因此，对公共文化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评价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依据投资项目风险因素的性质，可以将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风险因素指标分为融资风险、运营风险、市场风险及社会风险等四大类。

1.项目融资风险。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投入越来越巨型化和多元化，对于大型的投资项目更是如此。因此，单独投资方往往难以筹集和投入全部的项目资金，需要多元化的融资渠道。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任何投资都追求超越行业平均利润率的资金回报，如果公共文化投资项目运作失败或利润水平较低，就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偿还压力和风险。

2.项目运营风险。如前所述，许多公共文化投资项目本身就是一个动态性的活动，面临着项目内外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难以像生产标准化的工业产品一样来进行科学、准确的运营。而作为项目主要参与者的专业化人才，也不可能如机器般地稳定和准确。

3.项目市场风险。公共文化投资项目所提供的基本产品时无形的文化服务，满足的是人们主观的、精神的需要。而人们的文化消费需要往往是个性化的、动态的，因而很难准确识别和计量。

4.项目的社会风险。由于政府更加追求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往往忽视其财务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外，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往往难以准确的识别和计量，因此，此类项目的投入产出也就很难进行准确的把握。

(二)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评价方法

如何对公共文化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评价呢?许多研究从宏观视角出发研究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评价问题，也有学者研究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从微观视角出发，研究公共文化投资项目风险及其评价问题还较少见。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决策及评价方法，是一个多目标和多层次的复杂系统。由于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直接或间接向社会提供公共消费品，应该以公众满意为导向对公共投资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价。成本效益分析、实物期权方法，构成了公共文化投资项目评价的基本方法。成本效益分析(又称费用效益分析，CBA)是对投资项目进行技术经济评价的常用方法，其理论渊源是福利经济学。按照这种方法，投资方应选择能最大化社会净收益的投资项目，优化投资项目的成本模型，提升项目的执行效益。随着公共财政体系的日趋完善和项目投融资体制的不断改革，以项目成本和收益等财务性评价为主要内容的传统项目评价方法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因此，有必要将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引入到成本—效益分析中来，对项目进行社会评价。此外，实物期权也可以被应用到公共文化投资项目风险评价当中。Myers(1977)提出实物期权(Real Options)概念，将它应用在非金融领域投资决策当中。针对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动态性特点，实物期权方法也可以对这些投资项目可能的不确定性以及阶段可调节性风险进行估计和防范。这是因为，公共文化投资项目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实物期权方法可以在对此类投资项目进行风险因素分析和价值评估的基础上，分阶段选择投资项目中存在的期权价值，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投资项目风险。

四、公共文化投资项目：问题与展望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结合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实践，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未来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重要课题，应当引起理论界和实践界的重视。

(一)公众的文化消费意愿及其量化

目前对公共文化的研究往往只重视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忽视了需求方的文化消费意愿。对于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评价，从宏观上看是基于政府的视角对项目进行费用效益分析，而从微观视角出发，则应该关注大众的文化消费意愿，即消费者是否愿意以及愿意支付多少成本进行该文化产品的消费。研究公共文化投资项目与大众消费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对公共文化投资项目有效管理的重要内容。

(二)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费用效益识别及其计量

科学界定并准确计量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费用与效益是对该类项目进行评价的基本前提。通常，政府部门对于投资项目的评价主要关注其社会效益，而作为项目投资方的企业主要关注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财务效益和经济效益。如果严格按照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对这些项目进行评价，大多数公共项目都不可行，这就需要政府对该公共文化投资项目进行扶持。因此，只有科学界定并准确计量公共文化投资项目的成本费用和综合收益，政府才能准确判断是否对项目进行扶持以及扶持的力度。当财务评价与经济评价结果一致时，很容易做出投资决策。当两者结果不一致时，由于是当项目的财务效益为负而经济效果为正时，政府则应考虑是否对项目采取补贴等扶持政策，使项目的财务效益为正，从而使项目变为可行。

汉字文化特征范文第2篇

（1）古汉字的象形特征。汉字从发现的甲骨文开始，一直来源于对自然界的模仿，有着与生俱来的象形特质。研究汉字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甲骨文是我们见到的最早、最成体系的汉字书体。通过已辨识出的甲骨文字来看，很明显汉字是从图画发展而来的，即汉字从象形图画逐渐发展成简单笔画，再通过生产、生活、交流、使用演变为记录语言的文字。尽管后来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文字装饰美化形式和附着载体千变万化，但汉字从萌芽产生到发展已深深地打上了象形及美化的烙印。古汉字本身就是形象、象形的图像，“象形”文字占汉字的绝大多数。象形构形的汉字，一种是直接的绘形象物，呈现一种独立的图像；另一种是借助相关物象结合，表现物象，表达相关物体。例如，图1中马字的象形演变，从最开始根据马的外形产生的文字，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简单笔画的文字，虽然汉字已由图画演变成了笔画的构成，但是其象形的特征还在。古汉字的象形特征，为其在现在广告设计中的运用打下了图形化的基础，以形见意，唤起观者的联想和记忆。古汉字的象形结构蕴含着深刻的设计美学，把其运用在广告设计中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图1马字象形演变

（2）古汉字的表意特征。古汉字作为人类社会早期的象形文字，它的信息传播功能，时至今日依然存在，我们可以依图画去解读。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古文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现在都已成为古董或成为字母文字，完全丧失当初的形象。只有汉字作为一种自源文字体系，显示了非凡的生命力，千百年来记录着历史、文明和发展的历程。正是由于汉字具有表意功能，所以才能在人类的信息传播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古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所以它的形成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意义，古汉字不断繁衍、变化出各种形态，也不断丰富和拓展了自身的含义。古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赋予字形以外的深刻意念，通过巧妙的构造、丰富的联想，创造出超越象形的意象文字。所以，古汉字不仅“象形”还“表意”。每个古汉字都具有其深刻的含义，理解因人而异，意象也会不同，这正给了广告设计者们很多设计启示。

（3）古汉字的设计特征。笔画是古汉字构成的基本元素，这些简单的笔画在字体中因为位置不同和框架结构不用，而组合成了不同的文字。古汉字结构分为：左右、上下、半包围、包围等等，每个文字的不同结构组织犹如中式建筑中的横梁、立柱、飞檐，相互穿插、平衡和谐，构成了每个完整统一的有机体，体现了和谐的形式美。古汉字图形构成的形态从审美性、象形性、表意性、和谐性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了传统造型艺术的源流。古汉字图形中有常见的装饰纹饰。例如，龙纹、兽面纹等，图形文字的美化意识，通过文字与纹饰的共同性上表现出来。虽然，之后汉字图形逐步简化成为笔画，但是其有意识地借用纹饰中的图形，体现了古汉字的装饰意识。古汉字图形采取了不同的艺术手法、刻意装饰，追求形体上的美观，其设计特征能在现代广告设计中获得深刻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启示。古汉字正是具有象形功能的美学特征、寓意深刻的表意特征及结构变化巧妙的设计特征。因此，在现代广告设计中引入古汉字元素具有很大的可行性。

2古汉字在现代广告设计中的运用方式

古汉字在现代广告中的艺术创作是以其作为载体的艺术化、视觉化、媒介化、传播化的设计形式，是对其笔画、结构、组合形态、装饰效果的设计与开发。设计思维是根据设计意象将古汉字元素进行拆解、组合、变换、拓展、衍生，以传播视觉信息为主要目的一系列设计再创造的过程。然而，在现代广告中如何对古汉字元素进行合理的设计，才能既保留独特韵味的同时还符合审美情趣，于是我尝试性的归纳了以下设计方法。

（1）笔画变化。古汉字的不同字体具有特定的笔画规律，这些笔画在每个字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构成元素和特性。在设计中通过对特定笔画的夸张或者变形，形成新的创意思路，使字形跳出原有字体的框架，表达广告主题内容。例如（图3），白木彰的汉字招贴设计，利用“乐”字的篆文笔划外形，加以彩色块面配色，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此作品通过字体笔画的变形，更加强化了字体的外部形体特征，给人强烈的视觉语言冲击。

（2）结构变化。每个独立的古汉字都有艺术化的造型结构和装饰化的设计特征。在广告中可结合古汉字的表意内容进行合理的结构变化设计。例如（图5），白木彰设计的招贴《爱知县立艺术大学制作展》，此作品利用甲骨文的“美”字进行夸张变形，同时字体结构发生了变化，以丰富多彩的背景色表达字义，衬托白色的甲骨文“美”字，充分展示了古汉字元素设计的夸张变形之美。

（3）字图结合。由于古汉字具有象形特征，还具有表意特性，它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文字图形。在广告设计作品中，把古汉字与图形相结合，用字作为画面的装饰和图形的构成，字意与图意相互映衬，可以将文字在画面中编排成各种新的形态。例如（图6），田中一光设计的海报《人和文字》，以古汉字的象形文字为设计元素，运用古老原始的占卜刻字为背景，通过古汉字和具象图形的结合设计，体现了这组招贴的历史和沧桑感，视觉效果强烈。图6《人和文字》田中一光古汉字除了与具象图形相结合，能够发挥其图形化的特点之外，与抽象图形相结合也能更好地体现形意一体的特征。再如（图7）余秉楠设计的海报《海峡两岸一家人》，以不同家的字体组成图形。作品不仅利用了古汉字“家”的外形轮廓，主体部分似中国沿海地图，家的一点为彩色抽象图形，代表台湾。整个画面，更表达了家字的深刻含义，突出了古汉字的表意特征“以形写意”“，以意达神”，获得了独特的视觉效果。

（4）符号提炼。符号提炼就是将古汉字的符号特征进行抽象化的处理，使之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古汉字的象形特征不仅体现在甲骨文中，在篆文中也极其显著，特别是其抽象化的发展。例如（图8）《，篆书之美》北京2008年奥运会体育图标设计。作品以古汉字的篆字及笔画为原型，设计了运动的人物和场景，其融合了中国古代甲骨文、金文等古汉字的象形元素，配合现代广告设计的图形标志简洁特点，符合体育图标易识别、易记忆的要求，而且更具有民族特色。

3“古汉字”与“现代广告”结合的意义与展望

汉字文化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对外汉语 汉字特点 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2-0212-02

对外汉语教学是指对母语为非汉语的学习者进行的第二语言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可以帮助我们把汉语推向国际，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第二语言学习和母语习得不同，是在一定的教学规律引导下的课堂教学，有教育规律可遵循。汉语难学是公认的问题，据统计学习汉语花费时间是其他欧洲语言的三倍以上。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结合汉字特点进行，将会有很大程度的改变。

一、汉字的特点

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属于意音文字。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小篆书、楷书、隶书等变化；形体分类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在用字方面又有转注和假借方法。“字本位”的理论兴起为汉语教学提供了相应的启示。“字本位”以字为中心，区别于以词为基本单位的观念，这种观念以“‘字’是中心主题，‘词’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的副题。”[1]汉语词汇的发展经历了复音化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单音词为主到现在复音词为主，这期间字从词的身份转变为词素。汉字中字词之间还是很难区别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留学生普遍认为“字”不能连写，每个都有独立的方块形体，这是汉语学习中的本位内容。我们研究字的特点对汉语教学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汉字具有理据性

理据性是和任意性相对的一个概念。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产生具有理据性，表现在汉字上可以清楚看到汉字的形成理据。

1.形体固定，理据固定

汉字虽然经历几千年变化，和最开始造字之初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旦固定了形体，就专字专用，基本上是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当然因为音节数量有限，一个音节可以对应多个汉字，结合具体语境则很快会清楚。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比如“儿化音”。还比如一些特殊字“尽保ㄊ克）和“俊保ㄇЭ耍。但多数情况下，汉字、音节、词具有对应性。

2.形体变化，理据不变

汉字发展了，很多字体发生了变化。但每次变化都会保留最典型的特征，也就是理据特征不变。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语音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汉字理据却固定不变。“一个字从篆书到隶书，到楷书，是书写形体本身的变化，还是同一个字”[2]。如“虎”从甲骨文到现在楷书，形体发生很大变化，但其形象的理据特征依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3.字组词的理据性

汉字作为语素有很强的组词造句能力，古汉语中与词的界限不清晰，基本上就是一字对应一个词。但复音化以后，双音节词语是在单音词的基础上有理据的发展而来。字按照并列、偏正、述宾、主谓等原则组成了现代的双音词，据统计常用汉字只有3000左右，总计也只有6000多个，但通过汉字组成的词语则不计其数，说明了汉字组词能力强大，理据性强。

（二）汉字音形义结合

汉字是意音文字，音形义融合一体，互相联系“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在词的音、形、义之间，词义是联系的核心。[3]音、义是语言必备的两种元素，汉字的形音义三种元素，字形是形式，意义是内容，语音是外壳，构成了一个合成信息码。汉字发展变化中，语音和意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形体变化是最缓慢，甚至说没有发生变化。“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4]由此可见形体不变的重要性。

汉字字形和语音相关联最明显的是形声字，《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形声字多达7697个，占了总数的82%还多。形声字的存在很好证明了字的语音和词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现代近7000个通用字中，形声字有3975个，占56.7%，形声字在现代汉字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相当重要。

每个形声字，不管内部笔画和结构差异多大，都有一个声符的存在，也就是说语音相关联。我们探索汉字形义关系，在现代阶段可能不顺利，但可以利用字的本义进行。

（三）汉字蕴含文化

汉字在造字之初，就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有一种文化理论认为可以将文化分解到最小单位，就是文化特质。汉语中就是最小单位就是汉字了，不同汉字所属的语义场蕴含不同文化。

1.汉字蕴含思维文化

汉字造字体现了古人的心理思维特征。例如“筷”这个字，古作“箸”，体现了此物材质为竹子。但与“住”音相同，避船家水中讳，改为“快”，但仍保留了竹字头，这就是现在的“筷”的来历。汉字的具象、隐喻和会意，是典型的 “东方思维方式”。

2.汉字蕴含历史文化

汉字是记录了历史文化，存储着未来文化重要载体。许慎的《说文序》记载：“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5]蔡邕J为汉字“书乾坤之阴阳，赞三皇之功勋”，可以看出《笔赋》已将汉字赋予了社会文化功能，把汉字和儒家思想、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了。

3.汉字蕴含经济文化

汉字的产生和消亡都不是随意的，而是和文化因素的变迁有关系，特别与生产经济有密切关系。比如“马”，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不同颜色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马都有自己的名称，如千里马叫做“”，三四岁的马叫做“”，马高七尺叫“Q”，马高六尺为“”。但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各式交通工具取代了马的功能，因此很多和“马”相关的字都消失了。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巧用汉字特点

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中没有很好利用汉字以上特点，违背了汉字教学的规律，导致汉语成为最难学习的语言。为推进对外汉语教学，我们可以把汉字以上特点运用到教学实际中。

（一）选准字形切入教学

汉字是记录符号，属于象形表意体系中的文字，具有很强的视觉特征，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选准字形作为教学的基点，可以更好的理解汉语特征，对留学生跨越文字障碍有很大帮助。《说文》中六书界定都可以成为我们教学识字秘诀。比如，“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我们知道“山、日、月”这些字形非常生动的刻画了相关的自然事物。我们选取这些字形作为教学切入点，不仅生动有趣，而且易于理解。如果说象形字表达是静态的，那么会意字和指示字则是动态的了，比如“梦”其甲骨文字形，就是睡着的人躺在床上，一只手指着眼睛，其本意为 “夜间在床上睡觉，眼前模糊看不清”。

（二）利用汉字读音规律

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虽然不像印欧语系文字可以直接拼读，但是仍有读音规律可查询。汉字读音两大特点一个是谐音，一个是形声，展示的就是形音义之间的密切联系。

汉语词语语音特征可以概括为五类：拟音、音拟、谐音、紧缩、外来。拟声词是汉语中最先出现的词语，是语言发展的源头，其他词类都是在此发展起来的。[6]拟声词就是模拟事物的声音，如：动作时发出的声音，呼、吸、呵、哈、欠、吼、嚎、号、囔、嗦等。音拟是指有些事物并不发音，人主动用声音来做形象的表达。如：“圆”，其读音的韵母“u”和“an”都是为开口度很大的韵母，也就是说圆形用圆的唇型来模拟，进而表达圆的意义。

现代汉语音节只有400多个，加上四声的配合，也只有1300多个音节。音节数量和汉字数量很难匹配，就出现了每个音节约有6个同音字的现象，比如“hàn”这个音节，对应字形有“汉、汗、瀚、焊、旱、憾、撼、悍”。汉字中还存在一些谐音字，声旁表音兼做表意，如“线、残、盏、栈、贱、笺、饯、浅、钱”，这些字符不仅声音相似，意义也相关，都和“小、少”密切相关。形声是汉字一个重要语音特点，小学生常用形声字识字歌谣很好地概括这个特点。形声字种类很多，有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形下声、下形上声、声占一角、形占一角、外形内声、内形外声等。汉字这些读音规律都可以很好的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中。

（三）利用形体分析意义

“汉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所表达的意义来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7]汉字形体上具有可视性，通过考察字形可以和意义联系起来，挖掘汉字中隐藏的意义。比如“马”，甲骨文中典型的象形字，作为意符组成了“骏、驮、驯、骑、驱、驭、驰”等一系列形声字，但所有这些形声字意义都是和其意符密切相关。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通过对形体的分析，实现意义的解读。

汉字在不断变化，可以说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连。现在很多汉字形体看似和意义毫无关系，但我们深入探讨其本义，自会发现形音义之间联系。例如“骗”在《集韵》中表示：“跃而乘马也”，“骄”在《说文解字》中表示：“马高六尺为骄”，现在看这两个字形义毫不相干，但通过探寻本义就可以很好理解现在“骄傲”的意义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问题，要时刻以发展眼光来对待。

总之，对外汉语教学与汉字特点密切相关，汉字的特点成为更好地学习汉语的桥梁，充分利用汉字特点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是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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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建霞.抓住汉语言文字的特点进行汉字教学[J].学科教学探索，2011（09）.

汉字文化特征范文第4篇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二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汉字文化特征范文第5篇

《说文解字・叙》中写道：“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指示(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无疑是先人用字“直接表意”的写照，或日是字之本义。而会意字呢?我们从“会意者，此类合谊(同‘义’)，以见指撼(同‘挥’)”――可以看出，所谓会意字，实际上是在“象形、指事…直接表意”的基础上，由字义的“引申”而来。它不同于“事物的直映”。在认知层面上，既源自于“直接表意”，却又是经过思维加工而高于“直映事物”的产物，它表明了先人创造文字的表意水平的进步与提高，迈出了建构汉字的联想思维方式的第一步。如，“轰，群车之声。”“从二人相随。”

但是，先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仅仅依靠“象形、指事”直映表意和“会意”引申联想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才有另外两类三种造字法的出现，即一类“假借、转注”、二类“形声”。正如《说文解字・叙》中所写：所谓“本无其字”的假借，通常是说“有些‘词’原先没有为它造过专用字，只是从现成的字中选取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替”，后来习惯了，这个字也就归它使用了。如“莫”字，表示“没有谁，没有什么”意思的否定性无定代词，是借用与之同音的“奠(本义为昏暮)”字。其实，同音的字还有其他，之所以选中“莫”，恐怕还是在于语义表达的联想。因为，古代“语义昏暮的莫，表达的潜在语义就是日落天黑以后，也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没有了)”。

此外，屈伸的“伸”写成“信”；是因为古人屈身可以挟带物品、刀镖凶器，而“伸”则目视无藏，表示诚信有加。恐怕也不是仅仅取其“音同”。

飞翔的“飞”写成“蜚”，古人常见飞翔之物当然是蝗虫之类，故假借之。也未必取其音同。

同理，屎尿的“屎”写成“矢”也是与人身实际感受相关的，古人杂食，且以粮菜冷水充饥，大便会是一泄而就的，畅如放“矢”。

背叛的“叛”写成“畔”；假借之“畔”就是“田的旁边”已不在“田”了，是“界外”了。

抗拒的“拒”写成“距”古人对抗无论是空手还是兵器相见都是需要保持“距离”的。

凡此种种，就是说明，我们在认识“假借”之法时，不可以简单地解释其为“读音相同或相近”而借，实在是有寓意于其内的，这是中华民族先人造字遵循“以形示意”的基本理念所使然，也是他们造字的出发点与归宿。很明显，“示意…寓意”“表意”都是先人用以表达思维、沟通情感、交流信息的机制，这种机制的本质就是语义联想的思维方式的拓展，拓展的特征在于超出了“事物实际表象及其直接引申”的程度与范畴，具有明显的“深化、推理”性特征，故此先人称作“假借”。

而所谓“转注”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也就是说，某一个字由于意义的变化导致形体的变化，由此衍生出新的字来，是字与字之间的形义关系的一种类型。比如，有文章举例说“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这些字有着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关系。其实，未必如此，细究起来还在语义方面的差异。“考”“老”虽是长者，但“考”特指“父亲”；“颠”“顶”二字，本义都是“顶”，但是，毕竟“尖顶与非尖顶”是不同的-“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但“有无缝隙”也是相别的。这就说明，先人们造字的“转注”是基于对认知相类而又有异的事物的表意区分，与“音”并没有什么关联。简而言之，是基于对相近事物认知的联想，具有“相似、类比”性特征，完全是表意之需，是语义、形意的联想。

先人们造字从直映的“象形、指事”开始，进而通过直映而联想到“会意”引申；对于不同事物而假借“会意引申”的联想；对于同类、类近事物采用关联性联想的“转注”之法。彼此之间是以表达“认知深化联想”的思维方式进行着的，伴随先人们认知水平的逐步发展，一脉相承地形成了的语义、形意的联想表达机制，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宽泛、提高。一方面，口头语言需要文字作出“超时空”的记录；另一方面，新认知的事物运用“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之法造出的字也需要为口头语言提供表达语义的字音；尤其需要在二者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在这个双向需求面前，先人们从文字是用来“示意…寓意”“表意”的功能特质出发，将语音依附给用来“示意”“寓意”“表意”的字形，巧妙地将“字形和字音”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形声字”用来表达无限丰富的语义。《说文解字》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这里“以事为名”就是“表意”为干。所采用的方式，正是人类在认知共处于同一范畴的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时，以认知为基点理所当然地使用语义联想为特征的基本思维方式――沟通字形、字音，可以说，形声字是语义联想性思维方式的一个飞跃性创造。几乎所有以“金、木、水、火、土，人、言、目、口、手”为部首的形声字都是“以音附意”“以形示意”的，犹如“字音‘嫁’给了字形而随字意(语义)”，成为具有“形音对立统一”特征的辩证联想性思维。

综上所述，我们有如下的认识序列：首先要明确，先人们造字在先，而后《说文解字》才得以概括出“六书”之法，是对先人造字规律的归纳总结；而今，我们这里揭示一一“六书”之法所蕴含着的思维特质。即认为，此“六法”恰恰反映了先人们认知世界的逻辑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先人们用他们创造的文字记录了基于认知客观世界的、以形表意的联想思维机制，凭借这样的机制构建了形意文字的基本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以“象形、指事”的“直映表意”为基础，以“会意引申性联想、借意推理性联想、相似类比性联想和形音辩证性联想”，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简到繁地进行，最终用“以形表意、形音辩证”的“六书”之法，建构了包含9335个汉字的字集。如果我们将许慎在《说文解字》结集汉字中反映出来的“汉字整体建构”思想进一步加以归结，那么，我们还会发现，先人们的汉字建构的另一个特有的思维方式，即“系统分类性联想”――这可从大量形声字的偏旁部首的分类中得到启示。比如，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用字的偏旁部首是截然不同的。当然，这是其他文字所无可比拟的。无疑，这是先人们在数以千乍计的思维实践中，创造累积而得的，因而也就形成了联想性思维方式的传统，或日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基因，并由此伴生了绵延五千余年、经久不衰的丰饶文化。由此可见，汉字之所以能够建构悠久、完备的文字系统，其关键存于闩始至终贯彻“以形示意性联想”：换言之，当且仅当依凭“以形示意性”建构文字系统之时，才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联想性思维方式。

汉字联想性思维方式的充实、完善与发展

然而，的联想性思维方式成于“六书” 而未止于“六书”。

历史上，汉字先后经历了多次外求文化的冲击，

这可以由“汉人与非汉人交替掌权”的朝代更迭中管窥一二，最终非汉文化无一例外地被汉字文化所融合随之，汉字联想性思维方式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其间尤以古代的佛教传人和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这两次最为突出。对此，先人们采取了“以我为主”的文化原则，这个“我”就是文字的“以形表意(而非‘以形表音’)”。其结果，非但没有给汉字以毁灭性影响，反而使汉字获得充实和完善，得到更完备、更良好的发展，充分显示出汉字联想性思维方式的文化活力。这个“活力”在吸纳外来文化的时候，按照“以我为主”的文化原则，一方面，对于汉语、汉字固有的相同、相近、相似的语义，可以用汉语、汉字表述的概念、原理、知识一律予以直译；比如，“代”数、“函”数、“速”度、“化”学、“蕃”茄之类名词用字的选择，都是以“以形示意”为基点的。也正是由于先人们坚持了“以我为主”的文化原则，使得国人对外来文化的认知自然而然地同化于汉字联想性思维方式之中，为外来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并为国人学习运用外来文化创造了极大的便利。相比之下，今人将“fans译为’粉丝”、或将“克分子浓度”退译作“摩尔”，真是相形见绌，透着“文化”的缺失，确实是无颜示父老、愧对祖宗的!

另一方面，对于原本没有适宜的汉字能够表述的事物和概念，不得不采取了有限度的译音方式处理。即便如此，先人们依然是尽其所能沿着汉字联想性的思维方式进行的，比如，“菩萨”：由译音而来，但是，采用的“菩”也是选取与佛教相关的菩提树的“菩”，“萨”也是带有“异域”“异族”的文化联想意味；而没有简单地泽音为“仆仨”。而专业名词“铷钾钠钙镁”“氦氖氩氪氡”之类，原本存《康熙字典》中是没有的，完全是现代西方外来文化传人之后创造出来的。显然这是遵循类推联想的思维方式，大量巧妙地运用形声字的造字方法，理所当然地将现代科学技术术语纳入汉字文化之中，也为现代科学分类学所叹为观止。当然，吐王有极少数“直译不成”“译音不妥”的、世界流行的专业化文字，比如“0123456789”“化学元素符号、分子式”之类，当保留者自然保留，也无妨，正是文化包容的体现。于是，才有现代数学、化学中文教材出现，始终保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原则。在近代，西方工业化社会创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带来了世界性殖民文化浪潮，无数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宁体系，甚至文化渍决失散；在中国，也曾出现一批知识分子在强人的科技压力和文化侵略面前，出现对汉字与汉字文化的怀疑与动摇，然而，百余年来的历史证明，唯有汉字排众难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它没有，也小可能被外来文化所取代，束手退出人类文化的舞台，使得至今依然没有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为汉字所不容，新生文化所不受。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具有巨大的文化包容性、联想性思维方式的吸纳力，以及与时俱进地自我完善的创造性!

我们作出上述论断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分析中得出印证。

一个建立在“数理化生地”等学科基础上、庞大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引进和吸纳，当然不是创造有数的几个汉字就可以胜任得了的。对此，先人们秉承“以我为主”“以形表意”的原则，把汉字联想的思维方式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那就是，大量双音节“词”的创造!所谓“词”是汉字继独体的“文”发展为合体的“字”以后的新创造，这个创造以汉字双音节“词”的“复体”形式为基本特征，并且在两个基本层面展开建构。

其一，基于常态认知规律的形式逻辑法则“种概念+类差”的原理，运用汉字联想的思维特征，建立了无数个(乃至无限个)名词。比如――

电灯、电话、电车、电炉

阴电、阳电、漏电、来电

火车、马车、牛车、汽车

车门、车龄、车锁、车灯

以及例如――

科学一学科、法制制法、语言一言语等等绝无仅有的复体词。此外，基于语言思维的基本规律，寓基本语法规则于其中，运用汉字联想的思维特征，建『构了一系列词语，比如――

主谓结构的：人性、法律、民主、科学

动宾结构的：讲演、纳税、梳理、情人

状补结构的：实验、偶像、恩惠、规则

复意结构的：智慧、羡慕、思想、重复

……

难道这不是汉字体系之语义联想思维方式的里程碑式的创造与飞跃吗!

其二，在运用汉字构词的过程中，因循了自《说文解字》沿袭的“会意引申性联想、借意推理性联想、相似类比性联想、系统分类性联想”，逐步深化、丰富了几乎每一个汉字的义项，使之在建构的不同的“词”中表达不尽全同的语义。比如，一个习以为常的“大”字，尽管最初“大”字源自对人自身的推崇，之后其字义就分别可以从几个层面联想类推，以至于表现出汉字“复体”构词的基本规律，依然是按照汉字造字的几个联想思维的层次进行的一一

A　直义为物体占有立体空间的状态，相对于小而言，如：大楼、大象；

B　引申为平面面积的宽广，如：广大、大地、大海；

C　借喻为数量、气力、强度等方面比较的结果，如：大量、大力、大宗；

D　转义为程度、排行、职位等，如：大致、光大、大官、老大；

E　派生为人格特征，如：大气、大度、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