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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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汉字；中式卷烟包装；运用与实践；设计理念

DOI：10.16640/ki.37-1222/t.2017.07.171

0 前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思想观念的不断革新，人们对于“美”的需求也逐步显现出来。将汉字应用与中式卷烟包装设计工作开展相结合，在实现卷烟品牌推广的同时，也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契机。

1 中式卷烟包装的基本概念

中式烤烟型卷烟是指以中国烤烟烟叶为主体原料，其香气风格和吸味特征明显不同于英式烤烟型卷烟（包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具有明显适应中国消费者习惯的烤烟型卷烟。在2003年，国家烟草专卖局首次进行的“中式卷烟”概念的定义，使得国产香烟的制造更加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在这一大背景下，各中烟公司也顺应潮流，在卷烟的外包装设计上进行改革，使得卷烟的外包装设计更加吻合国人的审美需求[1]。

2 汉字与美学之间存在的关联研究

众所周知，汉字最早起源于图像，因此，汉字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图像所具备的美学。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汉字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历史。当下我们常用的宋体、黑体、以及传统的小篆，都深深的印刻着时代的审美印记，因此，汉字与美学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联性。将汉字应用于中式卷烟的包装设计中，需要将汉字在不同时代所具有的美学气质融入到卷烟包装的整体画面当中[2]。

3 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运用的优势

根据当前汉字在我国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现状，开展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运用的优势探究，可将探究内容总结归纳为实现现代艺术和传统文化的有效碰撞和实现传统文字与抽象艺术有机融合两点。

（1）实现现代艺术和传统文化的有效碰撞。汉字讲究“写形”与“写意”有效结合，因此，汉字本身的结构就能够引发人们对其进行想象与思考，汉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这一点从文明世界的“中华书法”便可以得知。

⒑鹤衷擞糜谥惺骄硌痰陌装设计当中，可实现汉字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审美理念进一步融合，例如：楷书与小篆的混合应用，会使得卷烟包装上的文字带给消费者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以不同的字体形式呈现在包装上，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效果，形成理想、强烈的品牌效应。

（2）实现传统文字和抽象艺术的进一步融合。随着人们的审美观念的不断革新以及国外审美观念的逐步渗入，消费者对于抽象画的喜爱程度也逐渐呈现出提升趋势。抽象图像的创作在其画面上能够展现出较为强烈的艺术灵活性，以独特的风格、多样性的表现手法有效提升烟包效果与档次。

将汉字与现代抽象画有机结合，可以将汉字的文化魅力与抽象画的灵活性、生命力有效结合，展现出设计师独特的思维，同时设计师也可以将汉字与抽象画结合来展现卷烟品牌的文化内涵，带给消费者强烈的视觉感应[3]。

（3）引导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给予更多的关注。将文字的应用与中式卷烟包装的设计相结合，也可以有效的提升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度，实现对公众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播，引起消费者对于香烟包装的情感共鸣，提升卷烟品牌的整体销量，同时引发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鸣。例如：在某些品牌香烟的包装画面上，运用古诗词凸显设计主题，其文字的表现力丝毫不逊色于图案，使包装图案具有了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气息[4]。

4 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的实践分析

将汉字应用与中式卷烟包装设计相互结合，不仅仅是将汉字简单的印刻在卷烟包装画面当中；汉字的位置、排版，不同字体的选择，颜色的选择，笔画粗细的设计，都应当具有独特的寓意和魅力，体现出文字所具有的独特美学魅力，使消费者感受到传统文化美感[5]。

5 结论

开展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的运用与实践探究，首先应当明确中式卷烟包装的基本概念以及汉字与美学之间存在的关联，进而开展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的运用优势探究以及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的实践分析。进行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和思考，使得中式卷烟包装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美，展现出中式卷烟包装所具备的的独特魅力，有效提升卷烟包装的艺术价值，同时将汉字文化广泛的传播开来，可谓是起到了一举多得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帅.浅谈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的运用与实践[J].轻工标准与质量，2013（04）：60-61.

[2]卢俊.包装的民族化色彩设计――以中式卷烟包装为例[J].印刷世界，2014，07：15-16.

[3]燕文.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之管窥[N].中国包装报，2013（06）：16003.

汉字文化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汉字图形；图形再造；标志设计

一、书法文字的再造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由于汉字具有以形见义的表意特征，从而造就了汉字特有的形体美，汉字从最初单纯用以“写字”交流演变为从审美出发的艺术活动，汉字以其丰富抽象的点、画、线条产生了表现汉字形体美的书法艺术，汇成书法独特的语言艺术;以千姿百态的形体结构为书法奠定了造型的基础，篆、隶、楷、行、草等各种字体又为书法的表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中国书法是点线面的构成画，截取中国书法飞白和水墨画的泼墨艺术方式正是文字图形再造的方法。宗白华先生说“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能表现人格，创造意境，不象其他民族的文字，停留在作为符号的阶段，而是走上艺术美的方向，成为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正是由于汉字本身蕴藏着这些丰富的艺术表现因素，汉字才成为我国一种独特的艺术。

借鉴中国书法艺术的有效形式，将汉字作图形化处理，是标志设计中图形再造在的方法，汉字书法中的篆、隶、楷、草等字体都具有独具个性的视觉美感和丰富的艺术内涵，这些字体都形成了完美的审美体系。不同的书法风格各异，或笔力劲健、爽朗高远，或洒脱自如、风度闲雅，它们为标志图形设计提供了多样的手法和丰富的语言，但在字体标志设计创意时必须根据主题需要选择适合的书体，灵活运用于标志设计中。

如“喜之郎”标志，以草书字体造型，其大小安排、结构组合、笔画处理均显示出草书艺术潇洒飘逸、自由奔放的气质，表达了喜悦、欢快、活泼的感受，再在后面以几何形作衬托，深受儿童的喜爱和认同(图1)。

二、汉字的表意性再造

有资料显示汉字起源的契机是标示图形符号意识的产生，这些古老的文字都曾经用来表达一定含义的符号图形，许多设计师都认为中国的象形文字几乎都是现成的现代标志。因为这种图画文字采取提示性的简略图形记号能够唤起人们的联想。早期的汉字通过摹事、摹物、标示、象征等多种手法传情达意，东汉许慎将汉字的构造规律总结为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种，谓之“六书”，由于汉字中的象形字，是直接描摹字体本身所要表现的自然界客观实体，所以能够从其外形来理解它所代表的意义，谓之以形表意。“六书者，象形为本”，汉字在象形字基础上产生会意字、指事字和形声字，构成“形、音、义”表意文字体系。

尽管今天使用的汉字己趋于抽象化，但仍具有“因形见义”的表意性质。我们从汉字的形体上可以了解它所隐含的深层意念，把握这个符号所标识的概念。如:“林”，两木并列，表示树木众多，当初造的字具有极强的标志设计意识，设计者孜孜以求的正是汉字的这种表意性。在汉字中还有“福”、“禄”、“寿”、

“喜”等一些对特定的人和事表示祝福与赞美的表意字，这些字也成为我国民间寓意吉祥的喜庆标志性文字。如:上海乒乓球厂的“红双喜”牌商标，巧妙地利用汉字“双喜”字的字音、字形、字义来创意。用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习俗。由此可见，中国汉字蕴涵着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这一点是西方文字所难以企及的。其象形表意的造字原理、虚实布白的位置经营间架、结构的造型形态等均具有独到的审美特征和文化价值。

利用汉字的笔画形态进行抽象的表现，形成新的“表意字”，借助结构特征进行形式上的加工，可以取得很好的标志设计视觉效果。如:名为“中国印·舞动的北京”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采用汉字“京”以篆体笔意写出，经过设计处理后，巧妙地幻化成为一个人形，在热烈的舞动，在向前飞奔，这既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又点名了“中国”、“北京”的地域特点，更表明了中国人民欢迎八方宾客的热情和真诚和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美好憧憬，它将中国特色融入设计中，成为“中为洋用”的典范。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悠久深厚的文化神韵。

标志设计以表意性的象征手法，表现与之有关联的抽象概念，从而引起人们的联想，唤起社会的普遍认可。随着“东方西渐”的世界艺术发展形式，东方语言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提高，即使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汉字它那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也毫不逊色，用汉字再造演变成标志，既可把中华民族那些传统习惯的象征与祝福包含其中，又有利于文化交流，它是我们探索标志设计民族化的有效途径，加强艺术修养和对汉字的认识，充分挖掘汉字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符号的艺术附加值，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平面设计工作者的职责和任务，唯有此才能充分运用汉文化----汉字的精粹，不断设计出更多具有时代精神和审美要求的标志作品来。

参考文献

[1]熊绍庚.标志设计中的汉字〔J〕.装饰，2005，(5):18

汉字文化概念范文第3篇

1、“文化圈”一词来自德文“Kulturkreis”，于1897或1898年由德国人利奥·维克托·费罗贝尼乌斯（Leo Viktor Frobenius，1873—1938）提出，后英译为“culture sphere”。而“汉字文化圈”则是在这基础上形成的新名，但远在这之前已有“中华”、“华夏”来指代此文化圈。指曾用汉字书写历史并在文字上受汉字影响的国家（民族），主要包括越南、朝鲜、韩国、新加坡、日本、以及东南亚部分地区。越南语、朝鲜语和日本语三语的书写字有六成源于汉字。

2、在“文化圈”概念的设定和命名时，冠以地名、文化因素、宗教名、书面语言名等等的情况都是存在的。对汉字文化圈而言，“东亚文化/文明圈”、“儒教文化圈”等名称都被并行使用。然而，“东亚”是一个现代地域名称，无具体的意义和内涵，且圈内的越南地处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地区；而在中日韩越四国“儒教”的发展方式亦存在一定差异；“汉字”作为一个平等的覆盖圈内全体地域的中立且具体的文化要素，常被认为是名称的较适当用语。然而，由于现代的朝鲜半岛的汉字使用频率较低、现代的越南极少使用汉字，用“汉字”冠以该名称有时会显得中立性欠缺。

（来源：文章屋网 ）

汉字文化概念范文第4篇

一

在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中，语言无疑是表达概念的最重要的符号之一。索绪尔在谈到语言与其所表达概念之间的联系时曾用“能指”与“所指”来区别“音响形象”与这种“音响形象”所表示的“概念”［②］。事物的“概念”是事物在人类大脑中的反映，而“音响形象”则是人类表达这种概念的一种语言符号方式，即一种“能指”。

当类人猿进化为人类时，为了达到相互之间的交流，他们可以通过听觉器官接收信号，然后再通过发音器官传达信号。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也可以通过视觉器官接受信号，然后再通过手或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描画动作来传达信号。初民在生产实践中不仅使用听觉器官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发出的声音记忆下来，而且他的视觉器官同样将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印刻在大脑皮层上，在与其他的人进行交流时，他可以用声音来表达，也可以用身体的各种动作主要是手势来表达。例如他要表达一个果实的概念，他可以发出果实被他抛掷时发出的“gu lu lu”（后来成为“果裸”一词的来源）滚动声，也可以用手比划一下果实的圆形。因此，与“音响形象”一样，用手比划一个圆形也是一种“能指”。如果说前一种“能指”根源于人类的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那么，后一种“能指”则根源于人类的视觉器官和手，我们将前者姑称之为“听说器官”，后者姑称之为“视写器官”，当然这里的“写”是在广义上说的，不仅指写在纸上的，刻划在石头或陶器上的符号，也指诉诸视觉的空间动作。

一些人类学家多谈到现代“原始”民族存在着手势语，这正是由“视写器官”产生出来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时与脑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和口实际上都是脑的一部分，无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独立表达概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述了许多例证：“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致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宁愿使用这种语言”。“林肯港区的人们也象库贝斯克利克的土人们一样不出声地使用许多手势，这对他们的狩猎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利用手势，能够让自己的伙伴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动物，这些动物的准确位置在哪里。他们也用手势符号来表示一切种类的野兽野禽”［③］。布留尔在对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他的结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应不应当这样假定：这两种语言并存，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相反，同一种思维由这两种语言来表现，而这种思维又是这两种语言的基础？后一种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实也确证了这个看法，喀申着重指出了有声语言和由手的动作表现的语言之间存在的那些相互关系。他指出，东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数词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来源于一定的手的运动。”［④］布留尔将根源于视写器官的手势称为“手势语言”显然不够准确，因为既是“手势”就不可能是“语言”，但他的思想内核中“两种语言”（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的基础是同一种思维的看法则是极有见地的。为了证明“手势语言”根源于思维，布留尔又从手与脑的联系来说明用手说话可以无须依赖于听说器官：“手与脑是这样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实际上构成了脑的一部分。文明的进步是由脑对于手以及反过来手对于脑的相互影响而引起的”。

用手说话，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用手思维。因而，这些“手语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维的口语表现中再现出来。在符号上差别如此巨大的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由手势构成的，另一种是由分音节的声音构成的），在其结构和表现事物、动作、状态的方法上则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说口头语言描写和叙述位置、运动、距离、形状和轮廓无微不至，那么，这正是因为手势语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现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尔还认为有一部分分音节语言的表达是由“手语概念”决定的。他说：“用手势语言说话的人拥有大量现成的视觉运动联想供自由支配，而当人或物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中出现时，这观念立刻就让这些联想发生作用。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描写它们的同时就想象着它们了。因而，他的分音节语言也只能够这样来描写。在原始人的语言中，给轮廓、形状、姿势、位置、运动方法赋予的意义，总之，给人和物的看得见的特点赋予的意义，即来源于此；按物的姿势（立、坐、躺）来对它们进行的分类等也来源于此。”［⑥］

“听说器官”和“视写器官”都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时协调向前发展的。当猿人进行直立行走时，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来，然后口腔和喉咙方能形成一个直角进而为语言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手的灵活性既然足以使人类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实，尖状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体），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双伟大的手，当需要向同伴们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时，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而这种在空中比划的手势，只要他们刻划或写画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头或陶器上），就成为原始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如果说听说器官产生的符号叫作语言符号，那么视写器官产生的符号就是写画符号，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初民用来表达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势、原始刻划和原始图画同样是一种“能指”，这个“能指”所达到的对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过“形”来实现的。

另外，聋哑人和盲人的符号表达也可以说明人类的听说系统的表达功能与视写系统的表达功能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视写表达系统的功能，他可以用听说系统的功能来进行符号表达：聋哑人失去了听说功能，但他在视写方面得到了补充，他们在没有专门经过哑语训练的情况下，可以用类似我们上面列举的布留尔所说的方法，即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用手势来进行符号的表达。

可见，听说系统和视写系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两个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的符号系统。听说系统的有声语言符号与视写系统的手势符号（写画符号）是人类表达概念的两种最基本的“能指”。

二

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字起源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画，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绘画。

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浙江良渚、江苏及上海马桥、青蒲菘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中国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于省吾说：“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来，王志俊、陈炜湛、张光裕都赞同郭、于二老的观点，并各有发挥［⑧］。还有另一种观点，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博物馆所编《西安半坡》认为这种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⑨］，但书中未加申述。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大量的例证，力证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学术主张［⑩］。

我们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刻划还是起源于原始图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皆由人类的视写器官发生。在中国，原始刻划与原始绘画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虽然还有待于发现，但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成熟的刻划符号与图画肯定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在可以见到的人类最早的写画符号在旧石器中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用红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绘道道横条和丛丛斑点。在法国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发现了各种动物的断骨上面铸有丝丝横线，宛如图案雏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与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这个时期，初民已经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所遇到的动植物图形，以及刻划一些极为简单的横竖道道来表达某种意思。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也正是“分音节的语言”产生的时期。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和原始绘画和原始刻划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写画符号比语言的音响有着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汉字既然是从原始刻画与原始绘画直接发展而来，那么就可以说，作为汉字前身的写画符号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语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起源的。它们具有同等悠远的历史，它们是“同龄符号”，其区别只在于根源于人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器官。汉语是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听觉器官和口腔发音器官的交流，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视觉器官和手的交流。听觉和视觉器官是输入器官，口腔发音器官和手是输出器官，它们只起到一个操作作用。人类听说系统的符号与视写系统的符号皆根源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实践，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有着同等的功能，而且对于表达概念具有互补性。汉字与原始写画符号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写画符号却是汉字发生学的根据。因而就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汉字与汉语同时起源。

但是，关于汉语起源以后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实在是不甚了然。声音不能保存下来，因而汉语的早期音响形象无法推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语言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以后的音响形象。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不然，从石器时代就有一些刻划符号保存下来。语言在发展中隐去了它的历史，而作为文字起源阶段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而显现了它的历史。这使我们今天的观念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依然叫作语言，却将原始写画符号与文字区分开来，用两个不同概念来表达。假如我们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也叫作文字，我们就会觉得混淆了概念。于是，两个“能指”符号系统的表达就出现了不平衡；我们在思想中对于视写系统的符号作了过细的区分，而对另一个听说系统的符号没有作过细的区分。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存在，我们现在就不习惯于将已经过细区分过的概念还原到没有过细区分的本来状态上去。这对我们认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很不利。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视写系统”概念来和“听说系统”相对应，于是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只要将汉字看作视写系统的符号，把汉语看作听说系统，我们就能够明白汉字所属的符号系统与汉语所属的符号系统是同时起源的。

三

人类的视写符号系统和听说符号系统都来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事物的概念认识。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具有密切的联系，初民可以用这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看彼时彼地哪一种表达方式比较方便罢了。在最初阶段，这两个系统还是并列的、独立的，没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开始阶段，均走过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说明文字的开始阶段，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的。汉字也是这样。举“果”为例。“果”的发音为“gu lu lu”，文字写作“”（甲骨文），在这里，两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个事物的概念，就是树上挂着的从花苞里长出来的圆圆的果实。也就是说，这两个符号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是从人类的采集中所接触到树木的果实那里来的。所不同的是，“gu lu lu”这一音响形象是根源于人类的听说器官，而“”则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不是记录“gu lu lu”这一音响形象的符号，它直接从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这个汉字并不充当语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达概念。

但是，文字和语言这双重能指既然都是表达同一概念，那么就为这两者统一起来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既是一棵果树的形状，又与“gu lu lu”果实滚动的声音联结起来，念“果”（模仿“gu lu lu”的声音）。在这里，文字并没有附属于语言，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直接从客观事物中取得它的符号形态的。文字被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由于文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变革所造成的。当人们发现说和写都表达思维中的同一概念时，他们为方便起见，就可以使两者联结起来。一般说来，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省劲得多，随时随地皆可说出，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视写系统的符号退居次要地位。当语言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音位系统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尘莫及了，这同时也为文字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将原先描摹事物形状的文字改换一下，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得到了统一，于是文字就成为语言的附庸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开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与意义联系十分紧密，文字并不附属于语言而存在。后来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把原先由视觉器官产生的形的符号进行一番改造，由它来表示声音系统，便将两种“能指”统一到一起。人类将根源于视觉的原始刻划和原始绘画与根源于听觉的声音表达由原来的“并列关系”分割开来，进行位移，并且重新组合成“主从关系”时，文字就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次巨大的变革对西方文化影响极为巨大。美索不达米亚字母被称为“一个只发生过一次的发明”，“这种字母很早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莱、阿拉伯，又经由西亚的腓尼基人带给克里特人。而为全希腊所接受，又通过希腊人的再创造，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再传播给整个欧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梵文，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

注释：

①参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

③④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⑧参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于说见《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王说见《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说见《汉字起源试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张说见《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载《香港中国大学学报》十卷，1981年。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⑩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5—37页及第38页以后。

（11）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12）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汉字文化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汉字教学；汉字文化；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62-0019-03

【作者简介】桑迪欢，华东交通大学（南昌，330013）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叙事学，汉字文化。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汉字教育是中小学教育的基石，使全民了解和正确使用汉字，是提高民族文化素养的奠基性工程。”“识别和运用汉字的能力将决定他今后一切学习的速度和质量。”初中生要达到“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500个，其中3000个左右会写”的水平。因此，汉字教学依然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汉字不仅是学生阅读和写作乃至沟通交流的工具，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历史的载体，是学生认识以及了解祖国传统文化的媒介。“盖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许慎《说文解字・叙》）不仅道出汉字传承文化的功绩，更强调了其超越时空的影响。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探讨初中语文课堂中汉字教学的重要性，探寻汉字教学的基本策略，为中学语文课程引入一个新的视角，以期为广大中学语文教师有效实施课堂中的汉字教学提供参照。

一、激发学生对汉字的兴趣

针对中学生的汉字教学，笔者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语文课堂中激发学生对汉字的热情比任何一种方法都要事半功倍。因此，在汉字教学中，为加深学生对某些字词的理解与记忆，教师要善于引经据典，提高学生对汉字学习的积极性，领略汉字文化的深邃和美丽，这也正是语文课堂中教师的重要使命之所在。

如《开天地》一文中描写倒下后，“他的四肢，变成了大地上的东、西、南、北四极”。很多教师将“四极”简单解为“四个方向”一带而过，有的甚至忽略不提。这无疑失去了一个让学生体验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的机会。“极”本意指房屋的最高处，也叫“脊檩”。“四极”是古代神话故事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意为“四根擎天的柱子”。这与中国古人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方式有重要关系。古时候，人们认为“天圆地方”，想象大地有四个角，四角各有一根大柱子支撑着天穹。《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f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苍天补，四极正；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古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断鳌足以立四极”，斩断鳌的四足来做擎天的柱子。看似枯燥的汉字“极”，当教师绘声绘色地给学生讲完这个故事，“极”不再是一个枯燥的词语，而是一幅鲜活生动的画面，也一定能让学生印象深刻。

再如，从“人”字引申的字。传说仓颉造字，第一个就是“人”字。仓颉冥思苦想该如何表达，偶遇蹄印而不辨，有一个猎人经过，说道：“我想这应该是貔貅的足迹，因为任何野兽的蹄印都有其特征，只要抓住特征就能分辨。”仓颉醍醐灌顶，创造了“人”字――所有四肢动物，只有人能直立行走并用双手劳作。由“人”字扩展开来，引出了“双脚站立的人”，如：见、兄、元、祝；“跪坐的人”，如：令、邑、巴、却；“张口吐气的人”，如：吹、歌、欣、次等。一人跟在另一人后面，表示跟随的“从”字；从人依木，表示停息的“休”字。这样的例子在语文学习中比比皆是，大部分的汉字，都是在“抓住特征”的核心概念指导下创造出来的。

通过讲述仓颉造“人”的故事，汉字教学不再是如此困难和晦涩难懂了。由此可见，只有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热情，让他们从直接关注其“义”，简单地识字，发展到读其“音”，懂其“形”，才能真正的掌握汉字及其背后的文化。

二、科学地讲解汉字

汉字数量庞大，结构比较复杂，只靠语文课堂中通过讲解课文的方式来介绍汉字是远远不够的。讲解汉字，也是有法可循的，汉字构形学的规律对于汉字教学至关重要。千百年来，虽然汉字的具体构形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从总体看，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汉字的基本构形特点一直保持着。由于汉字的构形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信息，这就决定了分析汉字构形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构形与构意。科学地讲解汉字，就是要在不违背汉字构形规律和演变规律的前提下，对构意直接或者可以推源的汉字加以准确讲解，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同时，在讲解个体汉字时，要把它放到汉字构形系统中去，找到它应有的位置再来讲解。只有对汉字构形规律有所了解，对汉字进行科学分析，汉字教学的难题才能一一破解。

例如“鲁”是会意字，甲骨文中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是“鱼”，下部分是“口”，指鱼味鲜美。金文在“口”中多加一点成“甘”，进一步强调味道醇厚可口。篆文将“甘”变形为“白”。楷书又将“白”变为“日”，如今简化为“鲁”。这个字的本义，为鱼味醇厚嘉美。由这层意思，又引申出嘉美、迟钝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