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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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因素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企业危机管理、危机预警、成因指标

企业危机预警成因指标是企业危机预警系统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有效的危机预警管理离不开全面、清晰的预警成因指标的监控和指导。随着近年企业危机事件的不断频繁爆发，使得企业对于危机的预警成因分析越来越重视，只有从企业自身出发，科学寻找和分析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防患于未然，才能有效处理和降低危机带来的风险和伤害。

1企业危机预警成因指标体系建设

企业危机预警成因指标体系建设主要是查找可能引发企业危机的因素并把其分类化、细化和指标化，用于日常企业的危机警情监控与反馈，一旦危情出现，各项成因指标就会有危情警报，企业就可根据此提示积极防范和启动危机处理预案。诱发企业危机的成因主要来自于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因此企业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建设可从企业内部管理可控成因与企业外部环境不可控成因两方面进行：

1.1企业内部管理可控成因指标分析

企业内部管理可控成因大多是人为管理因素引起，对于企业危机而言，人为原因所引发的危机往往难以获得公众的谅解、危机事态容易恶化，使危机处理陷入被动，但人为因素引发的危机又是可以控制与预防的，企业只要日常加以积极和紧密监测就可及时预防危机的出现，就可有效避免危机的发生或使危机的伤害降至最低。内部可控管理成因的预警指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1.1经营管理危机

经营管理危机大多体现为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方法不科学不规范、经营决策失误等，这主要体现为企业不能根据内外部条件现状与变化趋势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如企业缺乏发展规划、决策错误、投资失误、营销策略失误、公关策略失误、多元化经营不当等导致企业经营出现问题，陷入困境，并引发企业系列的管理危机反应。

1.1.2产品与服务质量危机

产品与服务质量是企业赢取顾客的两大根本。产品与服务一旦出现问题，就容易导致顾客流失，企业的利润、市场以及品牌形象受到影响。产品危机主要体现为企业产品滞销积压，产品生产和供求不适合市场；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并危害到消费者人身健康与安全。服务质量危机主要体现在企业的服务制度不规范，服务人员服务素质低下，因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出现问题导致顾客投诉或抱怨。产品与服务是企业立足市场最为重要的生命线，企业应高度重视产品与服务质量的监管与问题处理，重视每位顾客的投诉与抱怨，从企业管理根本杜绝病源，防止危机事态扩大化。

1.1.3组织素质低下

组织素质低下主要体现在员工素质低下。在大多情况下，外界公众都是通过接触组织内部员工来认识和了解组织的，员工身处对外公关的第一线，其言谈举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组织的形象，这主要体现为企业员工缺乏公关意识与责任意识，文化水平低、专业技能与服务态度差，公司没有建立完善的人事考核评价制度。如果员工素质低下，就会伤害到公众，从而导致外部公众对企业的形象产生不好印象，从而给企业的信誉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1.1.4财务危机

企业财务行为方式包括筹资、投资、资金使用、资金回收、利润分配等，筹资结构不合理，长、中、短期债务搭配不当，将导致企业筹资成本过高，偿债困难。投资结构不合理，长、中、短期投资比例失当，将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减弱，变现困难。支出结构不合理，非生产性、消费性支出增长过快，将导致企业积累能力下降。上述三种财务结构的任何一种恶化，都将导致企业无力支付到期债务或费用，从而给企业带来财务危机。

1.2企业外部环境不可控指标成因分析

企业外部环境不可控成因主要是非人为原因引起的企业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不可抗力因素，例如自然灾害，人为的恐怖行为、、战争等，因是非人为原因引起的危机，此类危机往往容易获得伤害公众的谅解和支持。另一方面是体制与政策因素政府经济政策的重大变化给企业的发展和经营带来了较大的威胁，并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企业外部环境不可控成因对于企业危机预警来说，关键在于及时收集掌握外部环境信息，快速反应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使企业发展转危为安。企业只有遵循国家和行业的发展政策，积极调整发展策略，才能保证市场地位，避免重大损失和危机的出现。

2加强危机预警成因指标建设的途径

2.1企业日常经营管理预防

有效的、规范的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是企业预防危机发生的根本与源头。规范和完善企业的管理制度，外加严格执行和监督，才能有效约束企业员工的日常行为，从而形成管理的规范和正规化，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和减少危机的发生。同时，日常企业从上之下的危机意识培养和培训，也是增强危机预警管理的重要工作。

2.2危机处理应变计划制订

良好的危机管理除了有完善的危机预警系统外，还需要有科学有效的危机处理程序。企业可根据自身行业的性质、特点以及同行企业发生的危机经验教训，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危机处理程序预案，一旦危机爆发，及时启动处理预案，就可及时应对和迅速处理危机险情。危机处理应变计划是提供应对、处理危机突发事件所需要的人力、组织、方法和措施的一整套预案，这是企业危机管理预防应急体系建设完善的标志体现与阶段性成果。计划主要包括危机管理团队的建立以及制定企业危机处理的工作流程与工作规范。危机处理的工作流程是制定危机应变计划的核心，流程制定得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危机处理的成败，工作流程主要包括危机处理的步骤、方法、原则以及针对不同内外部公众群体所采取的对策，如危机发生后对员工、受害者、新闻媒体、政府主管、业务往来单位等公众的相关应对政策。危机可根据危机处理应变计划用于日常的员工培训与学习，让危机预防工作做到有章可循，从而为危机管理预防应急体系建设打下更坚实可行的基础。

2.3危机模拟训练

危机模拟训练目的是为了增强企业的危机处理和防范意识，通过不同的危机场景实验和模拟来加强企业面对危机的处理能力和反应能力。在日常危机管理中，企业应经常开展危机模拟训练与演习，这不仅可考察危机管理团队及相关工作人员面对紧急事件的反应能力、危机处理知识、决策能力以及人员之间、不同部门间的团结协作能力，还可通过演习磨练组员们的心理素质、以免危机真正到来时，让紧张的心理妨碍了组员的正常思维判断与决策。同时，危机模拟训练对于企业选拔优秀的危机管理人员以及人员岗位安排也非常有帮助，能让管理团队达到最优化组合。

微观经济因素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嚼食槟榔；相关因素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1（b）-0122-04

Behavior of betel quid chewing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ZHANG Qiwen YANG Qingxiong

The Fourth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Hainan An'ning Hospital， Hainan Province， Haikou 57020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behavior of betel quid chewing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investigated from Hainan An'ning Hospital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0 to October 2011.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betel quid chewers amo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as 48.2%（119/247）， 58.0% （69/119） with smoking， 26.1% （31/119） with drinking， 21.8% （26/119） with smoking and drinking. The patients with male， alcohol drinking， whose family had engaged occupation associated with betel quid were likely to chew betel quid （OR = 4.02， P = 0.000； OR = 4.32， P = 0.001； OR = 4.65， P = 0.000）. Conclusion Behavior of betel quid chewing amo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abundant betel nut locality. It is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cognition about hazard of betel quid chewing among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n betel nut area， so that they can consciously reject chewing betel nut.

[Key words] Schizophrenia； Betel quid chewing； Related factors

嚼食槟榔可引发口腔黏膜下纤维化、心血管疾病、上呼吸消化道癌等严重的疾患[1-4]，早在21世纪初，世界卫生组织就已将槟榔列为一级致癌物质[5]。精神分裂症患者嚼食槟榔，无疑将增加其患病的概率与疾病负担。目前，全世界约有2400万人患精神分裂症，其中数百万患者生活在嚼食槟榔地区[6-7]，但针对这一特定人群嚼食槟榔的国内外相关研究甚少。2010年12月～2011年10月本研究对于海南省安宁医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嚼食槟榔行为进行了抽样调查，旨在为进一步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获取在海南省安宁医院住院的25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符合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临床描述与诊断要点中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8]，年龄15岁及以上，经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病情稳定，能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自愿接受访谈调查的精神分裂患者。访谈调查中途退出3例，因此共完成调查247例，其中，男165例，女82例，年龄15～83岁，平均（35±13）岁。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所有受访者均获知情同意。

1.2 方法

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吸烟及饮酒行为、居住城市或农村、平常休闲活动等。采用嚼食槟榔行为问卷[9-10]，内容包括是否嚼食过槟榔、嚼食槟榔的频率及年限、平均日嚼食槟榔数量、嚼食槟榔原因、同伴嚼食槟榔的情况等。“经常嚼食槟榔”定义为每周嚼食槟榔3次及以上；“偶尔嚼食槟榔”定义为间断嚼食槟榔，嚼食总次数超过3次及以上；“不嚼食槟榔”定义为从过去到现在，从不嚼食槟榔。调查前访谈员接受统一的严格培训，调查采用逐一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针对嚼食槟榔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调查者每次访谈调查结束时，将对其施以简单的健康教育，以鼓励其放弃嚼食槟榔。

1.3 统计学方法

将全部资料进行整理，输入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检验；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相关因素（α进入=0.05，α排除=0.10）。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嚼食槟榔情况

2.1.1 嚼食槟榔率及首次嚼食槟榔的年龄及地点 247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经常嚼食槟榔28例，偶尔嚼食槟榔83例，只嚼食槟榔1～2次者8例，嚼食槟榔率为48.2%（119/247）。嚼食槟榔患者与不嚼食槟榔患者年龄分别为（31±11）、（38±14）岁，前者明显年轻于后者（t = 4.167，P < 0.05）。首次嚼食槟榔者年龄7～48岁，平均（22±10）岁。首次在家中嚼食槟榔56例（47.1%）、同学或朋友家中17例（14.3%）、学校11例（9.2%）、放学途中4例（3.4%）、桌球店4例（3.4%）、亲戚家2例（1.7%）、茶厅或餐馆2例（1.7%）、在其他地方23例（19.3%）。

2.1.2 经常嚼食槟榔的频率、数量、费用及年限分布 经常嚼食槟榔的患者一般每周嚼食槟榔3～7次，平均（3.96±1.67）次；每次嚼食槟榔1～10粒，平均（3.34±2.25）粒；每天为吃槟榔花费0～10元，平均（2.43±2.29）元；嚼食槟榔1个月～16年，中位数为12个月。

2.1.3 嚼食槟榔的主要原因 在嚼食槟榔的患者中，经常嚼食者与偶尔嚼食者嚼食槟榔的主要原因分别为提神[42.9%（12/28）比26.5%（22/83）]、保暖[21.4%（6/28）比10.8%（9/83）]、已成习惯[7.1%（2/28）比2.4%（2/83）]、无法拒绝朋友或亲人的槟榔招待[7.1%（2/28）比13.3%（11/83）]、对身体有益[10.7%（3/28）比26.5%（22/83）]、其他[10.7%（3/28）比20.5%（17/83）]。嚼食槟榔的前5位原因依次为提神（28.6%，34例）、对身体有益（23.5%，28例）、其他（18.5%，22例）、保暖（15.1%，18例）、无法拒绝朋友或亲人的槟榔招待（10.9%，13例）。

2.1.4 最常与他人一起嚼食槟榔的情况 经常嚼食槟榔的患者中，最常与同学、同事或朋友一起嚼食槟榔的患者20例（71.4%）、与家人一起嚼食槟榔的患者2例（7.1%）、独自一人嚼食槟榔的患者6例（21.4%）；而偶尔嚼食槟榔的患者中，最常与同学、同事或朋友一起嚼食槟榔的患者52例（62.7%）、与家人一起嚼食槟榔的患者7例（8.4%）、独自一人嚼食槟榔的患者24例（28.9%）。

2.1.5 嚼食槟榔、吸烟、饮酒习惯的情况 嚼食槟榔的患者中，只嚼食槟榔者占37.8%（45例），有吸烟习惯的患者占58.0%（69例），有饮酒习惯的患者占26.1%（31例），嚼食槟榔、吸烟、饮酒习惯皆有的患者占21.8%（26例），而以嚼食槟榔且有吸烟习惯的患者居多。

2.2 影响嚼食槟榔的相关因素

2.2.1 影响嚼食槟榔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发现，男性、吸烟、饮酒、居住农村和家人从事过与槟榔有关职业的患者嚼食槟榔率分别高于女性、不吸烟、不饮酒、居住城市和家人未从事过与槟榔有关职业的患者，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此外，不同职业的患者嚼食槟榔率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表1 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嚼食槟榔的单因素分析

2.2.2 影响嚼食槟榔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以嚼食槟榔为因变量（从不嚼食槟榔=0，嚼食槟榔=1），以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及以前有无接触过有关避免嚼食槟榔的知识或活动、家人有无从事过与槟榔有关的生意或职业等为自变量。结果发现，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嚼食槟榔的显著相关因素是性别、饮酒、家人从事过与槟榔有关职业（P < 0.05），其中，男性、饮酒、家人从事过与槟榔有关职业的患者嚼食槟榔的可能性分别是女性、不饮酒、家人没有从事过与槟榔有关职业患者的4.02、4.32、4.65倍。见表2。

3 讨论

槟榔是世界第四大最常使用的精神活性物质[11]，一项来自亚洲6个样本地区的研究显示，槟榔依赖率为2.8%～39.2%[12]，槟榔有害使用正日益突显为槟榔地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印度和我国台湾地区，口腔癌的患病率显著增长，而这些地区嚼食槟榔十分盛行[13-14]。台湾一项研究揭示1年嚼食槟榔1～495个或495个以上者患食管鳞状细胞癌的风险分别是不嚼食槟榔者的3.6倍和9.2倍[15]。本研究发现，精神分裂患者嚼食槟榔率较高，占48.2%，且嚼食槟榔以男性青壮年患者居多，经常嚼食槟榔者1年至少消费槟榔600个以上，患者嚼食槟榔行为与海南盛产槟榔、槟榔容易获得性、槟榔文化密切相关。同伴是患者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研究提示，同伴嚼食槟榔对患者的影响较大，嚼食槟榔的患者最常与同学、同事或朋友一起嚼食。本研究还发现，嚼食槟榔患者常伴有其他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其中有3/5、1/4、1/5的嚼食槟榔患者分别有吸烟、饮酒、吸烟与饮酒习惯，增大了其患口腔癌的风险。有研究表明，有嚼食槟榔、烟、酒习惯的人患口腔癌的危险性比无这些习惯的人高123倍，仅有嚼食槟榔习惯的人患口腔癌的危险性比不嚼食槟榔的人高22倍[16]。

本文单因素分析发现，男性、吸烟、饮酒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嚼食槟榔率较高，这与槟榔使用地区普通人群嚼食槟榔流行特征一致[17]。另外，居住在农村、家人从事过与槟榔有关职业的患者嚼食槟榔率亦较高，可能与海南农村种植槟榔广泛，槟榔可及性好及从事过与槟榔有关职业的家人对嚼食槟榔的认同感有关。目前，槟榔在海南热带作物中仅次于橡胶，已跃居第2位[18]。多因素分析进一步显示，性别、饮酒、家人从事过与槟榔有关职业是患者嚼食槟榔的显著相关因素（P < 0.05）。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并未发现患者受教育程度与嚼食槟榔存在统计学关联，有待进一步研究。

国内外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也包括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物质滥用率最高[19]，嚼食槟榔可增大患者的治疗难度、卫生服务使用及费用支出，而健康观念往往是健康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20]。在海南，应通过在精神卫生机构及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人群中开展嚼食槟榔的危害宣传，积极开展同伴教育，提高患者对槟榔危害的认知，自觉抵制槟榔，以降低嚼食槟榔引发的健康损害。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样本来源局限于精神卫生机构，缺少社区样本，尚不能较好地反映槟榔地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嚼食槟榔行为特征等情况，拟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加以改进，并将研究对象进一步拓展到普通人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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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因素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冠心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冠状动脉内支架植入术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9.020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9-4805-01

目前，临床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对患者采用该技术治疗，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症状，提高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我院对收治的患者采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以下是详细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的108例冠心病患者，都是我院在2011年4月——2013年1月期间收治。其中男性为82例，女性为26例；患者的年龄在45-79岁之间，平均为（65.0±2.5）岁；14例陈旧性心肌梗死、44例急性心肌梗死、22例稳定型心绞痛、28例不稳定型心绞痛；有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史的患者为6例、伴有2型糖尿病的患者为32例、伴有高血压病的患者为64例、伴有高脂血症的有70例、吸烟患者有48例。

1.2 方法 对已经确诊或者疑诊的冠心病患者进行选择性的冠状动脉造影。所有的研究对象都使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进行检查，同时运用Judkins穿刺法经过股动脉途径实行冠状动脉造影[1]。最后对造影的结果采用定量计算机分析系统进行分析。对患者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进行测量，狭窄程度≥75.0%，则需要对患者进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2]。

1.3 围手术期用药 在对患者进行术前2-3d，给患者进行常规的治疗。患者口服阿司匹林100mg+75mg氯吡格雷，1次/d。对于急性的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在术前6d，给患者服用氯吡格雷，首次剂量为300mg负荷；术前2h，首次剂量600mg负荷。

在手术开始的时候，经患者的动脉鞘管推注100μ/kg肝素，每超过1h则需追加1000U。对于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术前或者术中，给患者使用10mg/kg替罗非斑进行静脉注射；术后给患者使用低分子肝素4000U治疗5-7d，之后继续给患者口服75mg氯吡格雷，1次/d，连续使用6个月，口服阿司匹林100mg，1次/d，需要长期服用。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χ±s）表示。采用X2检验，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2 结果

此次的研究中，对冠心病患者采用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手术治疗，成功106例，占98.1%；冠状动脉内支架置入手术治疗的成功率为96.5%；病变的治疗成功104例，占96.3%；治疗完全闭塞病变的血管一共34支，治疗完全闭塞病的成功率为68.5%，然而出现严重性并发症占2.3%。

2.1 围手术期并发症 有2例患者出现严重性并发症而死亡，占1.9%，其中有1例患者死于急性支架内血栓形成，1例患者死于心源性休克。在术中产生心室颤动的患者有8例，对患者紧急电除颤以后，患者恢复；1例患者出现冠脉穿孔，心包填塞；1例患者出现假性动脉瘤。

2.2 手术后随访 患者在住院期间，其中有2例患者在术后5d内突然发生胸痛，在对患者进行急诊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时，发现患者属于急性支架内血栓形成，对患者再次行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手术，1例患者由于发生心源性休克而死亡。其他患者没有出现心绞痛发作情况，对患者进行心电图监测和血小板计数以及检测心肌酶等，均没有出现异常情况。在患者住院后30-180d，随机对80例患者进行随访，70例患者没有复发心绞痛，占87.5%，有2例患者由于擅自停用氯吡格雷25d而导致出现心绞痛，在对患者再次进行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手术之后，患者的心绞痛症状得到缓解。

3 讨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生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疾病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加[3]。目前，冠心病对人类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近年来，在医学界，对患者的治疗药物进行了不断地规范，目前，对冠心病治疗的主要方法为实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在此次研究的冠心病患者中，其发病的危险因素比较多，并且冠状动脉患者的病变也十分的复杂，大多数患者都是出现多支病变或是出现钙化的弥漫性病变，对患者采用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手术治疗的成功率逐渐增高。但是，在对完全闭塞性病变患者中的治疗成功率一般，本次研究发现只有68.5%，因此，还需要将治疗技术和冠脉介入器械进一步进行改进，同时这也是目前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一个难点性问题[4]。

在临床上，对于复杂性冠状动脉病变患者来说，患者往往还会存在不稳定型心绞痛和陈旧性心肌梗死以及心力衰竭等症状，在对患者进行介入治疗的围手术期间，需要对冠状动脉复杂性病变患者进行综合性的治疗，其中要控制好患者发病的危险因素和其他一些并发症，减少和控制介入治疗的风险，有效地避免和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根据患者的年龄和临床情况以及患者的病变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可以对患者进行一次或者分次的形式血运重建。

在此次的研究中，对患者分期进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有效地降低患者手术治疗的风险。在患者围手术期间，患者的死亡率有1.9%。其中1例患者由于亚急性的支架内血栓形成而死亡，亚急性的支架内血栓形成原因[5]可能与支架贴壁不良、冠脉夹层及是否存在抗血小板药物抵抗等有关，同时支架的长度也是急性、亚急性支架内血栓的预测因子。1例患者最终死于心源性休克，尽管给予积极抢救，给予开通梗死相关血管，反复应用血管活性药物，最终死于泵衰竭，可能与其就诊时间较晚有关。1例患者出现冠脉穿孔，心包填塞，可能与其冠脉病变重，导丝偏硬及术中操作有关，立即给予心包穿刺，球囊压迫止血等处理。

伴随着支架策略、处理高危C型病变的技术/手术器械及抗血小板治疗进展，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临床近远期疗效不断提高，有选择性的实施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正成为很有吸引力、某种程度上能部分替代CABG的治疗策略，尤其是那些不愿意接受CABG的患者，在本次的研究中，试验组的治疗有效率为98.1%，患者围手术期间的死亡率为1.9%，也证明了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是比较安全和有效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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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因素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围绝经期；睡眠质量；影响因素

Sleep qua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erimenopausal outpatients

【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leep disorder in perimenopausal out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516 perimenopausal out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Zungs selfrating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cales (SDS and SAS)， and Kupperman index for survey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sleep quality.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11.5 software. RESULTS: The mean total score of PSQI was 5.69±4.22， and 22% of perimenopausal outpatients showed poor sleep quality. The sleep quality of 40-44 ag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45-49 and 50-55 age groups (P

【Keywords】 perimenopausal outpatients; sleep quality; influencing factors

【摘要】 目的：了解围绝经期门诊患者的睡眠质量及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自制的围绝经期妇女睡眠质量影响因素调查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Zungs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围绝经期综合征改良Kupperman评分量表. 对516名围绝经期门诊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资料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PSQI总均分为5.69±4.22，有22.2%的围绝经期门诊患者睡眠质量较差. 40~44岁组睡眠质量优于45~49岁组及50~55岁组（P

【关键词】 围绝经期；睡眠质量；影响因素

围绝经期是每个妇女人生的必经阶段，此阶段卵巢功能的衰退，约三分之二的妇女可出现一系列由于体内雌激素变化所引起的各种相关症状. 国外流行病学资料表明，33%~51%的围绝经期妇女存在睡眠障碍［1-2］. 但国内有关围绝经期妇女睡眠质量及相关因素的研究报道甚少. 本研究对516名围绝经期门诊患者睡眠质量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调查分析，为提高围绝经期妇女睡眠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选择200403/200510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围绝经期门诊就诊及咨询的40~55岁围绝经期妇女516名进行调查.

1.2方法

1.2.1问卷调查问卷调查表内容包括：①被调查对象一般状况及可能影响睡眠的相关因素. ②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表. 采用PSQI对围绝经期门诊患者睡眠状况进行评价，PSQI由19个项目构成，内容包括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应用及日间功能7项，每项列出4个等级，按0~3计分，累计各成分得分即为PSQI总分，得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 以PSQI得分≥8作为划分睡眠质量好与差的标准［3］. ③Zungs焦虑自评量表（Zungs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 SAS）和抑郁自评量表（Zung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 SDS）. 以SAS标准分≥50和SDS标准分≥53作为判定抑郁和焦虑的标准［4］. ④围绝经期综合征的诊断标准和严重程度按照改良Kupperman评分标准进行量化. 轻度：症状积分≤15分；中度：症状积分16~30分；重度：症状积分≥31分［5］.

1.2.2质量控制调查人员为经过统一培训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幼中心研究生. 调查方式采用现场问卷调查，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讲明调查目的、意义及填表要求，由调查对象独立完成问卷的填写（对文化程度低者采取面对面询问方式填写调查问卷）. 调查人员现场对完成的每份问卷进行全面检查，如有疑问则立刻重新询问，如有错误则立即改正. 调查资料采用编码方式由专人录入计算机.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1.5软件进行分析. 统计学方法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χ2检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结果

2.1一般情况发放问卷516份，收回有效问卷482份（93.4%）. 年龄(49.3±5.4)岁，其中农民188人（39.0%），工人64人（13.3%）， 机关干部44人（9.1%），教师42人（8.7%），医护人员12人（2.5%），个体6人（1.2%），家庭主妇60人（12.4%），职员66人（13.7%）. 文化程度：大学及以上76人（15.8%），大专70人（14.5%），高中、中专或技校112人（23.2%），初中96人（19.9%），小学4~6年级34人（7.1%），文盲及小学1~3年级94人（19.5%）.

2.2匹兹堡睡眠质量得分482名调查对象PSQI总均分为5.69±4.22（表1）. 40~44岁组PSQI总分、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的得分低于45~49岁组及50~55岁组；40~44岁组睡眠效率得分低于50~55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提示40~44岁组睡眠质量最好，45~49岁组及50~55岁组睡眠质量无统计学差别.表1不同年龄组患者匹兹堡睡眠质量得分情况

2.3各年龄组及城乡患者睡眠质量好、差率比较各年龄组睡眠质量有所差异，40~44岁组的睡眠质量优于45~49岁组(χ2=8.107，P＜0.05)及50~55岁组(χ2=4.704，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4睡眠质量影响因素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在α=0.05水平对调查的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出12个有意义变量，分别为年龄、体育锻炼、经历重大事件、参加社会活动、睡眠环境、思想顾虑、抑郁、目前患有疾病、职业及工作性质、焦虑、经济压力、Kupperman评分. 将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分析，在α=0.05水平最终进入多因素回归模型的变量有5个，其中经历重大事件、焦虑、抑郁、Kupperman评分为影响睡眠的危险因素，体育锻炼为保护因素（表4）.表4围绝经期门诊患者睡眠质量影响因素

3讨论

目前，国外大多数学者多采用PSQI量表来衡量睡眠质量，PSQI量表由刘贤臣等人修订，以PSQI得分≥8作为划分睡眠质量好与差的标准，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适合我国人群［6］. 本研究结果显示22.2%的围绝经期门诊患者睡眠质量较差，低于国外研究［1-2］，可能与国外研究多以PSQI得分≥6作为划分标准有关. Kravitz等［7］调查了12 603例40~55岁的妇女（包括高加索人、美籍非洲人、中国、日本、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结果显示日本妇女睡眠障碍发生率最低为28%，高加索妇女最高为40%. 因此尚不排除围绝经期妇女睡眠障碍发生率在不同人种间存在差异的可能.

本研究相关因素分析发现抑郁、焦虑、应激性事件、Kupperman评分为影响睡眠的危险因素. 抑郁、焦虑作为围绝经期常见的情感障碍可导致睡眠质量下降；睡眠质量下降又可加重抑郁和焦虑症状，常常使患者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本研究中Kupperman评分高者睡眠质量差，提示围绝经期综合征症状严重程度与睡眠质量有关［8］. 此外，围绝经期雌激素水平下降可导致体温调节过程、昼夜节律、应激反应等的改变，从而导致睡眠障碍［9］；血管舒缩症状如潮热、盗汗以及心悸等均可导致睡眠中断，影响睡眠质量［10］. 本研究还显示40~44岁组睡眠质量优于45~49岁组及50~55岁组（P＜0.05），可能与围绝经期综合征出现高峰以45~55岁为主有关，支持围绝经期综合征症状严重程度与睡眠质量有关这一结论.

关于体育锻炼对睡眠的影响尚无一致的看法. 本研究提示体育锻炼是影响睡眠的保护因素，认为适当的体育锻炼可以改善睡眠质量，与刘连启的研究结果一致［11］. 但也有研究认为体育锻炼对睡眠质量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12］. 对于二者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的大样本研究. 但应注意围绝经期妇女在进行体育锻炼时，应根据本人的健康状况采取合适的锻炼方式，运动量应适度，避免适得其反.

综上所述，可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提高围绝经门诊患者的睡眠质量. 对由于严重的围绝经期综合征症状导致睡眠障碍且无禁忌症的妇女也可通过激素补充治疗改善其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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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因素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子宫内膜异位症；妊娠结局；腹腔镜；相关因素；ROC曲线

[中图分类号] R71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4）08-0036-04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导致妇女不孕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孕率约是正常妇女的6倍，近40%的患者不孕[1]。子宫内膜异位症根治存在难度，复发率高，腹腔镜手术即可明确诊断和分期评估，同时可以有效解除卵巢、腹膜及周围其他组织病灶，尽量恢复满足生育需求的盆腔解剖结构和功能，提高患者术后受孕几率，然而复发率高会对术后远期妊娠产生不利影响[2]。除术后积极配合治疗和试孕外，早期对术后妊娠结局进行判断有助于临床医生掌握治疗干预主动权，合理选择术后受孕方式，对自然受孕妊娠结局不理想的患者可选择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以提高患者术后妊娠率。本研究拟对影响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腹腔镜术后妊娠结局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对妊娠结局的预测价值，为提高临床生殖医疗服务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择2010年1月～2012年5月我院确诊并经腹腔镜手术治疗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112例，均经术后病理学检验证实，年龄23～43岁，平均（33.03±6.39）岁，均有生育要求、性生活及配偶生殖能力正常，未避孕12个月未孕，不孕时间2～9年，平均（4.28±1.05）年。排除合并子宫及附件先天畸形，其他继发性不孕病史，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肝肾功能异常、凝血功能障碍。

1.2方法

全麻下行常规腹腔镜下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治疗，对合并输卵管阻塞者行通液术。术后进行规范用药，术后3个月内给予口服孕激素类药物或皮下注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药物。停药后积极试孕，并持续电话随访，随访时间12个月，以查血β-HCG阳性为妊娠标准并作为随访终点。回顾分析患者年龄、体重指数（BMI）、吸烟、不孕年限、不孕类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类型、病程、美国生育协会修订的内异症分期（r-AFS）分期、既往盆腔炎症或手术史、合并输卵管阻塞、合并子宫良性病变（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等）、术后规范用药情况。并计算子宫内膜异位症生育指数（endometriosis fertility index，EFI）[3]，评分内容包括年龄、不孕年限、生育史、最低功能评分、r-AFS病灶评分及r-AFS评分，总分为10分。

1.3统计学方法

以随访1年内妊娠为终点事件，将累积妊娠率带入统计学分析。采用χ2进行术后妊娠单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术后妊娠多因素分析，以术后采用受试者工作（ROC）曲线进行EFI对术后妊娠预测价值分析。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或率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P

2结果

2.1临床因素与术后妊娠的关系

全部患者获随访1年，1年内39例成功妊娠，累积妊娠率34.82%，年龄、BMI、吸烟、r-AFS分期、盆腔炎症或手术史、合并输卵管阻塞、合并子宫良性病变、术后规范用药、EFI得分是术后妊娠的相关因素（P

2.2术后妊娠的多因素分析

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r-AFS分期、合并输卵管阻塞、术后规范用药、EFI得分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术后妊娠的重要影响因素（P

2.3 EFI对术后妊娠预测价值分析

绘制EFI和r-AFS分期的预测术后妊娠ROC曲线，EFI的曲线下面积为0.681（95%CI为0.598～0.716），P0.05，见图1。

3讨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机体免疫应答异常、炎症性反应、自身抗体、激素抵抗等因素交织导致盆腔结构、激素反应及生殖系统功能异常，使生殖细胞成熟、卵巢排卵、卵子拾取、受精、受精卵着床、胚胎质量受到影响造成不孕。患者多合并其他盆腔、生殖系统器官结构异常，由于免疫细胞异常激活、炎症性反应引起渗出、纤维化、机化等改变输卵管、子宫发生病变，进一步加剧不孕风险[4]。腹腔镜手术在微创条件下可全面探查腹腔、盆腔、子宫、输卵管、卵巢及周围组织结构的粘连、积液等情况，子宫内膜异位病灶数量、位置、形态及性质，获得较为直观的病情程度判断。r-AFS分期是美国生育协会推荐的一种基于腹腔镜技术的分期标准，有助于评估病情和选择治疗方案，但由于采用更多的是描述性评价，存在个体描述误差的可能而影响评价的准确性，而其与术后妊娠的关系尚未明确[5]。同时，临床仍缺乏能反应术后妊娠结局的有力依据，对预判术后结局和生殖治疗方法造成困难。

本研究放宽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纳入标准，将包括输卵管、子宫、盆腔炎症和手术史的患者均纳入进行分析，以全面评估临床因素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经腹腔镜治疗并完成术后3个月药物治疗后，随访1年内累积成功妊娠率为34.82%，年龄、BMI、吸烟、r-AFS分期、盆腔炎症或手术史、合并输卵管阻塞、合并子宫良性病变、术后规范用药、EFI与术后累积妊娠率有关。年龄是影响生殖能力重要的固有因素，育龄期女性生殖系统功能旺盛，受孕率高，30岁以后生殖系统功能逐渐衰退至绝经后生育功能基本丧失。子宫内膜异位是育龄期妇女不孕的主要原因，发病率约为25%[6]，本组30岁以上患者术后妊娠率明显较年轻患者降低，40岁以上患者妊娠率进一步低于平均值，但多因素分析却排除年龄为术后妊娠主要影响因素，说明腹腔镜手术治疗在解除解剖结构紊乱和病变影响后在一定程度制衡了年龄所主导的生殖功能减退作用[7]，高龄妇女仍能获得较高的成功受孕几率。BMI太高或太低的患者机体条件均存在客观性欠缺，内环境较不利于受孕和妊娠，体重异常患者最常见的内环境经常为内分泌系统功能减退或亢进，胰岛素、甲状腺素、性激素等紊乱对成功妊娠不利[8]，然而体重存在主观可调节性，因而不是判断术后妊娠结局的决定性因素。

多因素分析还排除了常见的不孕影响因素盆腔炎症或手术史和合并子宫良性病变，盆腔炎症或手术史主要影响子宫和附件的正常解剖结构，腹腔镜手术可以在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同时解除盆腔炎症或手术史导致的盆腔解剖结构异常，并给予局部抗炎、促进吸收的治疗，从而为患者提供妊娠有利解剖环境[9]，但如果炎症及粘连过重，则可能使预后恢复不佳，再次引起粘连而对妊娠产生影响，因此，应结合术中所见，给予对症处置，促进炎症消退，并维持正常解剖结构，同时积极试孕或者采用辅助生殖技术，在恢复后早期内环境尚可随时受孕。合并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等良性病变会改变子宫肌层、黏膜、内膜结构，产生妊娠风险[10]，但对于病情较轻的患者仍有成功受孕并生育的机会，并不是术后妊娠结局的决定因素。

合并输卵管阻塞患者需在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同时解除输卵管阻塞原因，但由于输卵管纤细、曲度及伞端的主动拾取功能等客观因素，术后再次阻塞率高，即使输卵管阻塞相关性不孕患者在治疗后的妊娠率仍不高[11]，由于与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存在则使局部免疫细胞活跃度、炎症反应强度随之上涨，细胞因子大量浸润并不利于术后组织细胞的修复，增加痊愈难度，因此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合并输卵管阻塞术后成功妊娠率将显著降低。由此可见，术后规范用药对器官结构和功能修复的重要性，然而由于规范治疗需持续3个月，出于患者依从性的影响而难免漏服、自行停药等不良治疗行为，本组18例患者因各种原因出现自行减量、停药，卵巢功能及盆腔环境恢复不良，其术后妊娠率明显降低，应加强健康宣教。

r-AFS分期、EFI评分是影响因素中的两种评价系统，EFI评分还包括了给予r-AFS系统的评分内容，并综合了年龄、不孕年限、生育史及腹腔镜下卵巢、输卵管、输卵管伞端功能的观察进行的最低功能评分，运用客观因素和主观判断进行分析，内容较易掌握，临床实践可行性强[3]。多因素分析认为r-AFS分期、EFI评分均与术后妊娠结局有关，随着病情程度的增加妊娠率降低，EFI评分越高妊娠率越高，提示r-AFS分期、EFI评分与子宫内膜异位症术后妊娠结局有关，均有一定的判断作用。但经ROC曲线进行分析，r-AFS分期的预测价值不足，无法提供准确性高的预判作用，可能与其系统的主观性强有关，EFI则具有明确的预测价值，得分为6分时约登指数最高，并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71和0.65，EFI得分≥6分时，可判断患者术后妊娠几率较高，其采用常规辅助治疗手段和自然受孕方式妊娠成功率较高，而

总之，r-AFS分期、输卵管通畅情况、术后规范用药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腹腔镜术后妊娠密切相关，采用EFI进行评价可有效预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腹腔镜术后妊娠结局，可作为临床生殖预后的判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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