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燃气产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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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气产业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区域合作;产业绩效;结构超前系数;产业组织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不仅归因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有效进行对外开放以及发挥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合作;还在于以珠三角、长江下游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合作圈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体系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形成和推动。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国际市场需求的低迷使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陷入困境。中央政府及时出台的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的政策措施推动了我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在西部大开发实施十周年之际,如何在全球性的经济调整和复苏中推动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成为了各级产业和区域发展政策制定者尤为关注的话题。

一、产业升级、产业绩效和西部区域合作

一般意义上,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演进中三次产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依次转移、结构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动态过程,这突出表现为三次产业间的“配第-克拉克”规律和工业结构中的霍夫曼定理。但产业升级并非一个严格的经济学术语,大体上反映了产业由低附加值和技术水平向高附加值和高新技术状态转换的趋势和过程。因而产业升往往与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绩效密切联系。所谓的产业绩效,是指特定产业形态在给定要素投入集合后的产出最大化,包括了由厂商生产技术方式生成的内部效率和市场结构特征带来的分配效率。这一概念源自哈佛学派SCP范式中的市场绩效,即一定市场结构下企业的自身行为所达到的效果或收益;但之后的效率学派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技术进步和创新、规模经济和要素分配等诸多因素都影响了产业绩效的高低。从整个产业体系的角度来看,一定形态下的产业绩效体现为其产出增长速率相对于其他部门或整体产业结构平均增长的超前或滞后,这为准确测度和比较不同地区产业的绩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支持。

回顾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的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历程,无论是在增长速率还是增长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提升。以2008年为例,西部地区各省市GDP增速均高于9%的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内蒙(17.2%)、陕西(15.6%)和重庆(14.3%)分列西部地区的前三位。尽管历年GDP增速大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西部区域各省市在经济总量、城市发展动力以及产业技术结构等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其绝对差距反呈现出发散趋势。期间,寄望于通过“外部输血”式方法实现局部性区域合作的方案不断涌出,但无论与珠三角还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对接和合作,还是与东盟地区经贸合作框架的构想,大都收效甚微。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合作倡议推动者的地方政府,其主观动机和行政干预手段未能与市场化进程的选择取得一致。一定程度上,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西部区域能否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禀赋,以生产要素和技术组织方式的“合力”构建出有别于东部和中部的比较优势,逐步推动特色性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并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二、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测度方法和结果

为准确测度和比较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状况,我们引入市场结构超前系数(Structure Exceeding Index,简称为SEI)来测定某一产业真实增长相对于整个区域产业结构平均增长趋势的超前程度。其中,假定第j产业的结构超前系数为SEIj;sj表示该产业报告期末产出占总体产出的份额与基期所占份额之比;Vt为同期总体产出Yt(现价)报告期内较之基期的平均指数增长率,即Vt=(lnYt-lnY0)/n,则结构超前系数可表示为:SEIj=sj+(1-sj)Vt。SEI反映了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产业结构中的流动方向和特定产业相对于整体的生产率变动程度。如果SEIj≥1,表示第j产业以高于总体产业结构演进的速率超前发展;市场条件下资金、技术等要素向某一产业的聚集体现了该产业形态具有优于其他细分形式的产业绩效。对于仍处在工业化中期的西部地区而言,衡量一定形式产业的绩效状态,特别是制造业细分产业的产出结构变化水平,可通过产业生产率或产出增长率对整个产业结构发展的偏离程度来进行刻画。

受限于篇幅,本文对西部产业升级的研究对象设定为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区域――重庆、成都经济圈和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圈,这三个子区域拥有27%的西部人口和贡献了近40%的西部经济产出。我们的一个初衷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不仅需要各地政府在产业协同发展上的密切合作,更在于能否找到整个区域经济共赢并进、实现产业内在绩效提升的关键路径。需要说明的是,实证分析中考虑到1997年重庆直辖所带来统计口径变化与去年汶川地震对四川省经济数据的扰动,研究区间设定为2000-2007年共计8年;研究对象分别为重庆、成都经济圈(成都、德阳、绵阳、资阳、眉山、雅安、乐山)、关中经济圈(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及杨凌示范区);样本包括三次产业体系中的第一、二、三次产业,以及国家产业分类标准下的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和供水业等细分行业;所有数据均来自2001-2008年间《中国统计年鉴》和相关省市的统计年鉴。

表1显示,各区域内二次产业普遍取得了超前发展,这证实了国家对西部投资政策和重点建设项目的倾斜,同时也反映出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驱动西部产业经济发展的模式特征,各地区制造业和建筑业增长速率均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在第一和第三产业发展上明显滞后,这与钱纳里多国模型中工业化过程中期的阶段特征大体吻合。

为更准确把握三地在工业结构中主导性产业发展的动态特征,我们选择制造业和能源产业部门中的细分行业为对象,计算出各地在2007年增加值排名前10的细分产业SEI和比重绝对变化值(其中,成都和关中经济圈数据由四川和陕西省级统计数据替代,且陕西统计口径为其工业支柱产业),SEI指数计算中的Vt为该地工业总增加值(当年价)。

由表2可知,三地的工业构成存在一定的同质化趋向。但基于结构超前指数来看,重庆在汽车等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领域表现出强大的发展活力;陕西省的有色金属冶炼和加工等产业也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而四川省多数细分产业SEI徘徊在1附近的事实反映出其工业绩效并未出现明显改善。一个对第三产业细分产业SEI更深入的计算结果显示,三地在交通运输、通讯服务业的发展速率高于其他产业,但在其他服务业领域的表现截然不同。成都经济圈内房地产业和商品批发零售业的SEI超前系数远远高于其他部类;关中和成都经济圈在旅游、对外贸易等生活业的发展上领先于重庆;三地在金融和保险业的表现差强人意,这成为了制约各地市场深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瓶颈”式产业。

三、相关政策建议

总之,三个子区域在产业结构和细分行业中产业绩效的差异,体现出依赖工业化或者城市化道路来驱动经济增长的不同路径。重庆和陕西在资源开采和利用、重化工等产业超前系数的领先,反映了以产业分立为前提的传统结构向要素集聚的现代工业体系转变的趋势;而成都经济圈则依靠引入高新技术产业和推动产业结构的服务化来实现经济增长。无疑,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合作,为探讨以新型工业化道路引领城市化发展创造了一个新机遇。为了推动该区域产业绩效趋同和提升的合作机制,首先应强化不同地区之间交通、基础设施和市场服务功能的建设;但更关键的是,必须对工业和服务业等的产业组织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整和变革。从这点意义上讲,产业组织创新是未来西部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得以深化的正解。这一制度性革新至少应在下列四个方面打破现行体制中的诸多藩篱。一是改革各自为政的各地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变“政府主导”为“市场选择、政府服务”,逐步形成有利于市场分工和结构优化的新格局;二是优化以省市级为单位的产业规划体制,构建以产业绩效提升为导向的大区域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体系;三是引导和规制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产业发展的分工和布局,避免各地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度扩张;四是鼓励产业主导企业以兼并、重组和外包合作等形式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推动产业融合、价值链提升等产业升级活动,促进工业品、资源要素在西部地区的流动。

参考文献:

1、龙茂发,马明宗.产业经济学[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2、威廉・G.谢泼德,乔安娜・M.谢泼德.产业组织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霍利斯・B.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