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营销的利弊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直播营销的利弊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直播营销的利弊范文第1篇
关键词：网红经济；直播带货；大数据；现实意义
一、背景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形势持续良好发展，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不仅仅是单纯的购物需要，而是更多的体验性和娱乐性。网络购物从最开始的图片文字的展现到后面的视频展示，再到今天的真人实时互动的网红直播式商品展示，得益于技术的推动，但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对消费体验升级的诉求和社会资本力量的引领。技术是电商平台直播带货出现和发展的根本支柱。在通信技术不断提高，移动端设备的大范围普及的大背景下，使得直播带货这一商业模式的出现有了技术基础，网络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极大的便捷了人们的生活，人们也越来越认可网络沟通、网络消费模式，网红经济由此发展起来。移动互联网为直播带货提供了可能性，直播带货行业的发展将会更加多元化、专业化，其蓬勃发展的势头不可小觑。
二、发展历程
（一）网红直播带货的兴起阶段（2015-2016年）
2015年，直播开始在中国兴起，发展速度较为快速，在一定程度上为直播电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很好地促进了直播电商行业的良性发展；2016年3月淘宝直播开始试运行。
（二）网红直播带货的发展阶段（2017-2018年）
2017年快手开启直播+带货模式；同年7月，苏宁App上线直播功能。2018年3月，亚马逊开启网络直播服务；抖音在短视频以及直播中进行大规模的电商带货，同年12月，抖音购物车功能正式开放申请。两年中，更多以动态媒体为主的平台在完成了初期用户流量积累之后，纷纷扩充业务开发基于直播的电子商务平台。
（三）网红直播带货的爆发阶段（2019年至今）
2019年11月拼多多初次尝试直播带货；2019年12月，腾讯看点直播宣布“引力波”计划；2019年12月，小红书宣布即将正式上线电商直播；微信公众号首次尝试直播带货。2020年5月，由央视主持人组成的“央视boys”与国美零售合作直播带货。到2019年直播电商已经成为电商发展的主流，商品信息展示的动态化趋势已经逐渐显示出来，直播电商行业将会迎来一个全面发展的红利阶段。
三、现状分析
本文针对网红直播带货的问题通过网络发放调查问卷，共发放280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67份，有效回收率为95.36%。下面在进行分析预测前，我们对问卷结果进行信效度分析。
（一）信效度检验
1.信度分析
信度即可靠性，是衡量测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指标。本文主要对网红直播带货对经济发展、助农精准扶贫的效果量表进行信度分析，结果如下：由表1可知，克朗巴哈系数为0.962，可见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因此问卷结果可靠性较强。针对问卷总体数据进行分析得出KMO值为0.727，大于0.7，并且显著性水平小于0.05，证明各变量之间并非相互独立。以上结果表明，问卷数据通过效度检验，测量的准确性较高。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问卷样本的基本结构分析如下，包括年龄、性别、学历、居住地四个部分。本次调查对象包含4个年龄段，样本分布情况显示，18-30岁占比最大，为70.41%，该年龄段群体对直播带货的关注更高，更有说服力。问卷整理统计后分析，受访者的学历为大学本科的，达样本总数的一半以上。义务教育、高中、硕士及以上所占比例依此递减，说明学历本科以上群体对直播带货看法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调查结果显示，所调查主体中，现居城市占样本总量的52.81%，农村占比47.19%，综合来看，在所有受访者中两者占比相近，便于客观看待和正确把握网红直播经济的发展。比相近，便于客观看待和正确把握网红直播经济的发展。
（二）未来趋势走向
通过以上数据模型研究，我们总结了网红直播带货的未来发展前景：助农政策的扶持将助力直播带货的正确发展走向、平台发展将带动直播带货的营销总额增加、知名主播将提升直播带货的受众信任程度。在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以及广大受众的积极参与之下，能够为主流媒体直播带货活动迎来更加良好的发展契机，使之成为新媒体环境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直播带货模式将迎来黄金时期的全面发展。直播带货的进展，在其实践发展过程中，有必要积极探索，大胆地创新，通过多主体参与和推进，通过多种方法实现落实和转换，让直播带货模式向着更加规范化方向发展和进步。在我国经济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的双重作用下，直播带货活动的特点将不断突出，内容不断优化，技术不断创新，它必然会迎来新的契机。
四、现实意义
从以上数据和分析中不难看出，在大数据时代，网红直播已经成为时代潮流，但也可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它促进了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网红经济与传统电子商务的融合。网红直播带货模式是对传统购物模式的一种创新，是一种可以满足用户需求的变革。居民利用互联网拓宽视野，解决自己的需求和娱乐等。网红直播带货也极大地促进了一些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合种植特色的水果蔬菜，但运输手段并不优越。在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下，网红直播在线销售模式可以帮助农民进行大量的水果和蔬菜销售，农产品、副产品和本地特色产品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广告宣传和销售，从而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反，目前的网红直播带货模式也存在诸多问题。从表面上看，网红直播带货模式是三者共赢局面。商家提供商品、网红销售和消费者需求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但从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到过度依赖网红销售和严重的商品质量问题，导致纠纷争议越来越多。为适应市场发展的新需求，应当充分利用网红群体的巨大影响力，推动“直播销售”模式均衡健康发展。针对网红直播带货存在的问题，要进一步完善网红带货直播系统，提高网红主播的质量，改善直播产品的质量和专业性以及加强平台的内部和外部监管，完善相关监管制度，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共同建立多方监控体系，制定和完善规范性法律法规，未来的发展可期。
参考文献
[1]杨文滢.直播网红的带货江湖[J].记者观察,2019(19):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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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贾静杰.网红直播带货模式的问题与对策[J].青年记者,2020(21):31-32.
[5]崔帅,张艺露.“网红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及治理对策[J].北方经贸,2021(03):80-81.
[6]单佳宜.大数据时代下农产品直播行业影响研究与价值延伸[J].现代商贸工业,2020,41(24):54-55.
[7]崔茂辉.网红经济——直播带货[J].商场现代化,2020(12):5-7.
直播营销的利弊范文第2篇
三年历练后,拥有更美好的愿景
在众多的快销类商品中,体育商品极具品牌个性和品牌差异性,某个体育品牌的忠实消费者多是因为十分认同其品牌所传达的内涵,而产生购买行为。所以,体育商品的品牌价值推广往往成为其营销策略的重点。
安踏的广告语是:“安踏,永不止步”,寓意为“怀揣梦想,肩负使命,沐风栉雨历经千锤百炼,向着美好愿景永不止步。”伴随着这句脍炙人口的Slogan,安踏品牌传达出其使命――将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融入每个人的生活。安踏在三年前做策略时,将品牌差异定位为从大众市场的角度来培养消费者喜爱度,用品牌来向民众弘扬一种不断自我锻炼、自我超越的态度。经过三年的推广,安踏积累了一定的品牌亲和力,今年安踏的策略是希望拉高品牌定位。客户在JWT沟通的过程中提到,希望更多地去探究“永不止步”背后的原动力,在“全面健身”的亲民基础上,利用好各种优质体育资源,进一步传达出一种勇敢、自信的精神。
如何表现这种精神?JWT帮助安踏以不同的品类来诠释勇敢、自信,永不止步的品牌精髓。安踏的品类主要有篮球、女子综训/女子网球、COC(中国奥委会)、跑步/科技等,而品牌的精髓、主体,体现在不同的品类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因为品类有各自的特质,有独特的体育资源。JWT在与客户制订策略时,依据的便是不同的品类资源、品类特质和品牌的精髓来度身定做。但是总体来说,每一个品类最终都是为“永不止步”添砖加瓦。
明星与品牌的结合――门当户对
“奥运冠军的广告价值要看她与品牌的相关性,知名奥运冠军有时候会陷入被滥用的境地,”袁勇说,“比如,奥运冠军与品牌的相关性明明很小,但硬要拉在一起,借用其名气,会让消费者产生心里排斥。我们在和安踏的合作中,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在和客户沟通时,首先明确这个品牌希望体现在哪些品类、代表什么精神之后再去寻求合适的体育资源。而拿到好的体育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提倡一拥而上地选择体育冠军。第一,奥运冠军数量有限。第二,体育明星本身也存在一个项目、个人的评估,大家对他的喜爱程度,他所参加的项目的普及率和他的个人魅力,同时是否与品牌在未来三四年希望发展的品类有相关性等因素来综合考量,所以很难直接评判用奥运冠军代言体育品牌好与不好。奥运冠军中也有超级巨星,比如刘翔、姚明,如果能选择这样的巨星而且与品牌相契合固然好,但是这样的明星在少数,所以还是要权衡利弊。”
安踏最新的广告是女子网球《敢于更完美篇》。而安踏之所以主推女子网球品类,首先的原因是女子体育服饰的市场潜力非常大,安踏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放眼望去,整个市场当中,大家以综训的角度切入的案例比较多,比如Nike、Adidas、李宁,都是表达一种女性通过体育表现自我,达到精神升华,而JWT认为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安踏作为一个新进入女子运动品类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应将其倡导的体育精神和专业运动品牌形象在女子运动这个细分市场充分建立起来并树立权威性,以此作为扎实的根基再逐渐渗透至各个女子运动项目的市场区间。而目前女子运动项目中备受关注的女子网球,正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兼具运动专业性及运动美感的切入点。
策略的第一阶段就是希望通过知名的女网选手来做代言,比如8月7日在洛杉矶女子网球冠军赛第三轮的比赛中,以14号种子的身份爆大冷掀翻现排名世界第一的头号种子萨芬娜的中国网球界金花郑洁,她所代表的体育精神正好诠释出安踏所提倡的“敢于更完美”的女子运动精神。充满着胜负较量的体育世界中,男性类体育品牌更多的是传达一种竞争的概念,女子运动也拥有竞技的精神,但是却融入了一种力与美的多元气质。而安踏希望由女运动员的特质,来推动整个女子服饰品牌的增长。
未来――“永不止步”
金融市场的起伏,对大部分运动行业品牌的影响基本相似,对安踏品牌而言也并无大碍。JWT在和客户讨论下一个三年计划时,通常不会讨论金融界的压力,更多谈及主要品牌的特质监测。例如,未来大家谈到安踏品牌的时候会产生哪些自然的联想?JWT和客户较为注重关键价值域的关联,每年消费者心中的价值域是不是会不断地改变并越来越多等问题。
两个月前,安踏和COC(中国奥委会)签约成为其合作伙伴。尽管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都有全民健身活动,但中国仍是一个体育强国,还不是体育大国。中国奥委会有一个更大的使命是将体育意识推动到人民群众中去。而今年的8月8日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JWT和安踏达成一致――希望能将奥委会的使命变成一个持之以恒的一种推动力量。在未来的四年内,JWT会协助安踏结合中国的一些大型体育赛事,努力将专业体育向民间推广。
JWT和安踏的合作已经进入深度模式,客户会将未来一年的产品计划分享给JWT。安踏有不同的合作伙伴,JWT的角色是制定整个营销策略,胡进说:“我们了解客户的整个思路和策略,相应的将它转化为沟通的策略,同时会跟安踏的各个合作伙伴沟通,参与到各方各面的传播中,包括线上、线下、公关、大型活动等层面,我们要确保这些沟通层面在同一个品牌框架下。我们在为安踏服务的过程中的特色是,我们会深入地帮助客户的品牌组来协调和管理监督各个层级的信息,来确保整体品牌形象的一致化。”
直播营销的利弊范文第3篇
根据《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国发【2010】5号文）规划，三网融合分为试点阶段（2010-2012年）和推广阶段（2013-2015年）。推广阶段要求，在总结推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三网融合。
2013年7月1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中指出全面推进三网融合，年内向全国推广，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8月8日，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电信和广电业务双向进入，在试点基础上于2013年下半年逐步向全国推广。
格兰研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已有超过280个地市开通了IPTV业务，而且电信运营商以试点城市为中心在已搭建的省级IPTV平台基础上，依据各地市当地情况变更相应资费套餐，在全省范围内运营IPTV业务。格兰研究分析认为，三网融合进入推广阶段给IPTV带来了更大的政策上的支持，电信运营商借助政策的利好能够以点带面将原有业务渗入全省各地市。
2、宽带中国战略带来IPTV基础保障
2013年8月，国务院印发国家战略《“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方案》中明确指出加强下一代广播电视宽带网建设：采用超高速智能光纤和同轴光缆传输技术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宽带网，通过光纤到小区、光纤到自然村、光纤到楼等方式，结合同轴电缆入户，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海量下行带宽、室内多信息点分布的优势，满足不同用户对弹性接入带宽的需要，加快实现宽带网络优化提速，促进宽带普及。
国务院印发国家战略《“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后，电信网络运营商积极响应。2013年8月，中国电信宣布启动第三次全国宽带大提速，全面推广100M宽带，这意味着中国家庭将快步迈入“百兆新时代”。而作为子公司的各地电信运营商基于国家“宽带中国”战略以及总公司的宽带提速部署积极加强当地网络建设。
格兰研究分析认为，电信网络运营商加快网络建设提高宽带速率，对其电视视频战略存在有利弊两个方面：一方面，宽带速率的提高能为用户提供质量更高的视频业务保障，能够提高用户的满意度，有利于培养更多的IPTV用户同时为拓展其高清业务打下基础。另一方面，网络速率的提高为OTT TV提供了良好的体验保障，使得基于公网传输的OTT TV对其固有的IPTV业务产生更大的威胁。处理好与OTT企业间的合作竞争关系，成为电信运营商在高宽带速率下发展其视频业务的关键。
3、央百合资公司正式成立平台交割基本完成
根据广发【2012】43号文规定，截至2013年12月底，原百视通平台已基本完成同CNTV播控总平台的对接。格兰研究分析认为，完成对接使得全国IPTV集成播控平台系统能够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组织，有利于IPTV业务管控和推广运营。
2013年5月，由中国网络电视台与上海广播电视合投资设立的IPTV合资公司“爱上电视传媒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正式成立。爱上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成立后将负责全国唯一的IPTV中央集成播控总平台可经营性业务的运营。在实际业务运营中百视通仍占主要市场份额，并呈稳定增长态势。格兰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9月底，百视通负责运营的IPTV总体用户规模突破2200万户，占全国总体用户数量的81.7%。
格兰研究分析认为，“爱上电视传媒有限公司”的成立有助于IPTV业务在国内的推广，CNTV有着政策优势，百视通不仅拥有大量的用户资源，而且对IPTV业务有多年的运营经验，两者强强联合为IPTV的推广铺平了道路。
4、运营商战略微调IPTV高速增长遭遇瓶颈
格兰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9月底，中国IPTV注册用户规模达到2693.9万户，较2012年底新增443.9万户，预计到2013年年底将达到2800万户。格兰研究分析认为，2013年中国IPTV用户增长速度比2012年表现出减缓趋势，高速增长遭遇瓶颈。
格兰研究分析认为，2013年来IPTV高速增长遭遇瓶颈，原因除了受宽带的制约外，电信运营商对其视频战略的调整也是影响IPTV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经历了几年的跌宕发展后，IPTV逐渐从附加产品成长为独立产品，已形成从初装费、机顶盒费用到每月的基本收视费、增值点播费、副终端费用等独立的、齐全的收费结构。此外，4G的发展给运营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电信运营商为迎接4G时代的到来积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不得适时调整战略压缩在IPTV上的投入，这也会影响IPTV业务的规模推进。
5、电信、联通差异战略联通IPTV开始发力
1月，河北联通IPTV业务达到商用标准并向市场开放。
5月，山东联通于青岛开始正式运营IPTV业务，并表示山东其他城市随后也将陆续推出IPTV业务。
6月，在原有高清IPTV的基础上合作银河互联网电视有限公司融合OTT TV业务打造出“沃TV业务”，并于10月正式上线。
7月，爱上电视传媒有限公司与河南电视台、中国联通河南省分公司在郑州签署IPTV业务三方合作协议。规划直播频道100路以上，影视剧点播节目超过1.5万小时，预计年底前正式开通。
7月，山西联通、山西广电传媒集团、中国网络电视台三方共同签订的山西省三网融合IPTV业务合作协议。
7月，北京IPTV业务正式商用，20M宽带用户IPTV业务免费送。
8月，内蒙古联通IPTV业务开始在呼和浩特市商用推广，内蒙古IPTV业务从建设到试商用仅用半年时间，采用全新的3.0技术规范。
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各有自己的运营区域，中国联通多集中在东北和华北地区，而中国电信则占据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区域。格兰研究数据显示，中国电信IPTV用户已超过2500万户，占总体用户规模的90%以上，而中国联通用户数量占总体用户数目不足10%。但中国联通2013年以来积极开拓IPTV市场，用户规模快速增长，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联通将会持续发力IPTV。
6、嫁接新元素 IPTV+OTT成趋势
上海电信和百视通合作推出的以“魔盒”小红机顶盒为智能终端的产品，5.17电信日首发，9月，上海电信新推一个宽带套餐――2013魔盒（小红）年付营销活动。
10月，天津联通结姻银河互联网电视有限公司（GITV）引入其OTT TV内容，上线“沃TV业务”并作出营销推广。
直播营销的利弊范文第4篇
与去年暑期档令人振奋的市场相比，今年夏天显得有点“冷”，虽然电影类型丰富，数量众多，却未能复刻去年同期三部现象级影片带动下的盛景。今年暑期档前三甲中，仅《魔兽》一部过10亿，最终票房14.7亿元，《盗墓笔记》票房艰难攀升到9.87亿元，《绝地逃亡》以8.86亿元位列第三。与此同时，近年来在电影行业风生水起的票房保底在今年暑期档大都以失败告终。
为什么电影行业看起来喧嚣热闹，票房却不给力？为什么明明是按照爆款元素打造出来的电影，观众却毫不买账？面对看似提前到来的拐点，产业未来将向何处去？《综艺报》采访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共同解读今年暑期档的利弊得失。
暑期档票房走低原因何在
饶曙光：中国电影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并没有发生逆转性变化，主流电影观众的消费热情也没有出现退潮和位移，只是进入更加理性的发展阶段，挤掉短期或者不够专业的投资，会让中国电影发展更加健康、持久。
范嘉东：今年第三方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上游，在票补方面的投入相应减少。同时，今年电影品质相对弱一些，缺乏强片支撑，这是核心问题，影院建设虽然加快，有质量的内容供应却跟不上。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行业的浮躁心态，很多电影都是为了赶档期，去年很多人都预估今年是600亿元的总体量，按照投资人的想法，只要挤进某个特定的档期，基本收回投资额没有问题，但事实给出的答案并非如此。
此外，暑期中的奥运会带来一定的观众分流；终端娱乐的迅猛发展也形成一定冲击，例如网红、视频直播等新模式走热，网络电影、网络电视剧等的选择也越来越多，观众的观看行为更多元化，都造成观影分流。还有，今年影片在营销方面的力度不够、方式也过于单一，大都是刚开始营销时用力很猛，上线后一旦口碑不好马上急转直下，很难达到预期。
孙磊：暑期档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缩短了各影片生存周期，没有足够排片保障，进而让潜力中的爆款丧失机会。各方有限资源也纷纷向“有票房感召力”的影片倾斜，严重影响用户选择的多样性。例如《使徒行者》的上座率和票房都很坚挺，但排片流失很快，很难创造逆袭的机会。甚至出现一周有7个以上新片的情况，生存艰难是必然的。
观众是否发生了变化
范嘉东：电影已经成为大家固定的社交方式，而且是话题感比较强、也比较经济的社交方式。正常来讲，去年暑期档来观影的人，今年如果有好的电影，肯定还是会来观影，而且随着影院数量的扩张，大多数观众周边都有电影院，观影更方便。那他们今年为什么会减少观影频次？这又回到产品质量的问题。现在的观众越来越成熟，对影片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会轻易为烂片买单。
饶曙光：年初很多人都提“小镇青年”这个概念，实际上我们对三四线城市作为中国电影增量的期望值估计过高了。这部分人群观影的忠诚度、程序度并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乐观，他们在春节档表现出来的极度热情让我们产生了幻觉乃至幻象。
绝大部分保底发行
以失败告终，问题所在
饶曙光：早就有专业人士指出，保底发行是一种资本赌博，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赢家。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电影超速增长无疑给很多人打了“兴奋剂”，大量资本抢滩登陆电影业的热情高涨，用四川人的话说就是，“不管有船没船，给老子先把码头占到再说”。资本在意的是借助项目可以进行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但对电影的艺术性和操作规范性考虑比较少。建设中国电影的现代电影工业体系，的确需要各种新金融手段和工具的强力支持，但前提应该是法制和专业。在目前法制都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种资本游戏如果不能有效制约和规范，后果有可能会失控。更重要的是，如果资本拥有者不尊重电影内容生产的基本逻辑和规律，不保障电影创作者的自由、创意能力和想象力，也会导致两败俱伤。
孙磊：保底发行是把双刃剑，风险与收益并存，当风险过多地转移到某个环节、某个公司身上，最后的收益和风险难匹配，必然导致大部分保底以失败告终。但无论结果如何，都不能忽略它的正面价值。从积极层面看，它确实让小发行公司有机会争取到发行权，大公司争取到更优质的电影项目。很大程度上，保底发行盘活了行业，带动整体效率的提升。保底发行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新一轮内容竞争，这种竞争的积极一面在于进一步倒逼宣发创新，形成新一轮优胜劣汰。比如可以利用互联网发行机构，通过大数据进一步实现精准发行，为院线提供更为精准的指导模式。基于目前种种经验教训，未来保底发行势必会通过进一步完善制度和金融创新，对风险和利益进行更好地把控和平衡。
如何评价暑期档影片
在类型方面的表现
范嘉东：今年港产片最让我惊喜。现在影院对港产片的预估大都不太好，但该类型在今年暑期档的表现超出预期。以《使徒行者》为例，它是IP电影，在质量上较同类影片有整体提升，内容也更容易被当下观众接受。
孙磊：我印象最深的也是香港导演创作的警匪片。港片没落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不少香港导演和制作团队选择北上，到了内地却水土不服，没有发挥出原有的水平，大家都觉得港片已经日薄西山。但今年暑期档，香港影片却用最擅长的警匪片实现逆袭。像《寒战2》和《使徒行者》，都是大IP、大卡司电影，而且内容优质、演技精湛。
某影业经理：跟很多人的感觉不同，我觉得大多数香港导演现在的状态不佳，他们从创作角度上来说根本没有进步。评价一个导演要往未来看，要看他的趋势是好还是坏。虽然暑期档港片成绩貌似不错，但跟他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的片子相比，大都没有任何新意。反而是一些年轻的电影人一直在大胆尝试各种类型，进行各种探索。今年印象较深的港片是《寒战2》，这部片子很类型化，主旨讲的是司法斗争等社会议题，这才是有价值的香港电影。
范嘉东：《盗墓笔记》是今年特效大片的代表作，但跟去年的《捉妖记》相比差距还是比较明显，《捉妖记》在题材、内容等方面都是老少皆宜，整体高《盗墓笔记》一个档次；《盗墓笔记》的IP非常好，明星阵容也很不错，但影片的整体感觉有点“旧”，造型、道具、画面都不够时尚。我们倒是可以看看时下的网络电影，虽然内容参差，但画面大都漂亮精致，能符合一大部分观众的观影需求。另外，就国内的盗墓题材来说，已经是两年来的第三部了，观众难免审美疲劳。
孙磊：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表现令人遗憾，更多都是偏向合家欢类型，针对低幼群体的仅有《神秘世界历险记》《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2：一日成才》等，数量远低于2015年。暑期档将低龄群体屏蔽在外，直接导致固定观影群体流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2：一日成才》上映之后会有票房爆发，这都是被压抑的观影需求。
为何未出现爆款
饶曙光：中国电影已经形成多元化格局，但精细化程度还不够。类型丰富只是电影市场具备竞争力的前提条件，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在创作上更精细。事实上，当下中国电影整体性增速放缓也跟类型精细化程度不够、深加工能力不足有关。
在“配方式生产”理论的误导下，很多刚刚进入电影圈的人认为所谓类型电影不过就是各种元素、桥段的排列组合，完全可以“大干快上”立竿见影。最近一段时期新上映的不少影片，都是这种急功近利赶出来的产品。还有，最近的很多影片大都在剧作上出现了短板，包括广受关注的《大鱼海棠》也是如此。行业内一直说重视文学，重视剧本，重视电影理论批评，基本上都是“叶公好龙”。
某影业经理：现在提到电影口碑就会想到豆瓣和一些自媒体平台，我一直强调不要盲从任何评分平台，他们都很小众，甚至有部分水军连电影都没看过就乱评分，这严重扰乱了正常行业秩序。
一些影评人为了博眼球产生的部分影评文章对中国电影的伤害很大。在极其惊悚的标题下，往往很多内容逻辑不通，非常武断，这种现象应该遭到抵制。呼吁现在身处电影市场的影评人，可以进行良性的、有建设性的批评，但“骂街式”的影评有百害而无一利。
孙磊：最近几年，电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品，对电影标准的评估也需要与时俱进。成熟的市场要尊重观众的选择，理解观众的需求。市场是多元化的，审美是多元化的，评判标准也是多元化的，所谓众口难调，票房不是唯一评估标准。评分也不是唯一评估标准，好的市场机制，是电影可以找到观众，观众可以找到电影。在此基础之上，电影可以实现赢利，可以创造愉悦的观影体验，这就是成功。
暑期档遇冷，为业界带来哪些启示
饶曙光：我们没有理由“看空”中国电影，应该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也应认识到，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经过连续十多年超过30%的复合增长，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提前消耗了各种可贵的有效资源，而且产业层面、文化层面、美学层面各种准备不足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应该主动进行结构性调整，有效延长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我们不应该完全沉溺于单纯的票房指标，应该进一步完善电影产业链，实现与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互动，同时提高电影质量，创作更多具有经典人文品格、艺术品格的作品，多层次、多方面满足不同地域、不同年龄观众群体的需求。
范嘉东：今年暑期档最重要的启示是要真正把电影作为“产品”，将定价、宣传、上线后的销售环节，到下线售后的环节等都考虑在内。如果电影下线之后的版权出售、音像制品的发行等后续环节都完整，整个渠道都成熟了，对于资本的投资热情是一种鼓励，对整个产业链也是一种保障。此外，对于电影产品，是不是应该用更市场化的模式来运作？例如，现在电影发行价定得很高，大都在25-40元，为什么出品方不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具体调整？说到底，还是没有把自己真正当作产品经理。第三，对影片进行精细化管理，做好单片营销，对观影人群清晰定位。例如，《我们诞生在中国》到底适合不适合暑期档？或者这个片子是不是可以延长到“十・一”，或者变成复映片拿到学校、大学去放映？怎样给优质的电影更多合适的渠道和平台？能不能吸引更多适合它的观众？我们会做一些尝试，例如，学校开学后为学生做专门包场和特价活动。除上述之外，影片的宣传是不是到位？是不是跑跑路演就行了？是不是尽量到达了最大范围的受众？是不是把影片的卖点真正明晰地讲出来了？是不是一味用情怀的方式就能奏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从现在的片单来看，整体市场到10月以后可能就会好转。预计明年的整体情况会非常好，电影制作需要一定的周期，明年差不多会有比较大的爆发。总体而言，我们的电影行业正在逐步走进成熟，起码在未来三年之内，还将处在大发展的阶段。这三年的核心是什么？是扩张，是规模的提升，也就是说，未来的发展核心还是在上游行业。
孙磊：市场中还存在很多机会，比如说，青春片市场已经进入下滑周期，但是对于制作精良、立意独特的中小成本电影的观影需求还是有所提升；以《我们诞生在中国》为代表的自然电影第一次实现口碑和票房双重丰收，市场多元化需求带来了新机遇，对行业提出了新需求。对于院线来说，在有限的排片数量之下，为每一部电影找到最佳排片量，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这才是合理的行业发展模式。
直播营销的利弊范文第5篇
[关键词]旅游节庆；文化定位；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三月三”歌圩；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将传统节庆以旅游形式进行开发，可谓遍地都是，特别在较为落后的民族地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下文简称南宁民歌节)即为典型例子，它至今已在毁誉参半的评论中走过十年历程。赞誉者多因其在经济方面以及城市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批评者多因其对壮族民歌文化传统的违背。南宁民歌节其本来的宗旨，即其文化定位是“继承和弘扬壮族人民的文化艺术，加强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本质上应是壮族民歌文化展示的舞台，其根本性目的应在于为壮族民歌适应新的时代环境，而谋求新的生长点，以求保存与发展。而为何在现实中以“背离”传统受到批评?笔者以为这是因为它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并未能贯彻实行其原有的文化定位。
一、南宁民歌节自身审视
(一)南宁民歌节经济成分与民歌文化成分的对比
南宁民歌节，是植根于远古时代乡土壮族歌圩的现代都市节庆，“歌圩”一词本身就包含有经济因素，因此不仅从现实利益来看，它的经济因素是必要的，同时从本身来看，也无可非议，但是首先有“歌”，然后才有“圩”，正所谓“因歌成圩”。因此它作为一种民歌文化继承与发扬的载体，必然不可能过多的强调经济因素，否则就是所谓“名不正，言不顺”。
根据历届南宁民歌节的活动内容，可将其活动分为民歌展示、相关民族文化活动、一般文化艺术行为、文化研讨、经贸行为等五类。民歌展示，包括“大地飞歌”开幕式文艺晚会、“绿城歌台”广场文化活动、“民歌荟萃”、少数民族声乐大赛、中华民歌大赛等；相关民族文化活动，包括广西民族风情展、“东南亚之夜”等；一般文化艺术行为，包括中外歌唱家演唱会、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中国戏剧节相关活动、时装秀、“中泰友谊”主题文艺晚会等；文化研讨，包括南宁国际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国一东盟当代舞蹈文化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一东盟舞蹈论坛等；经贸行为，包括广西投资贸易洽谈会，南宁经贸洽谈活动，贸易物流、制造业、农业产业化等专题考察洽谈活动，以及相关产品博览会等。在明确活动类型的前提下，将这些活动内容进行比较(图1)，明显发现经济与文化之间失去和谐。
从图1可明显发现，文化性活动在逐渐减少，而经济型行为相应在增加，商业味道愈为浓重；每届文化活动与经济行为的比例同样失调。就民歌展示内容而言，实际上它只是坚持了“大地飞歌”开幕式文艺晚会与“绿城歌台”不变，成为固定活动，此两者成为是展示民歌文化的主要舞台，同时也为民众参与的主要活动项目。从中也不难发现，节庆内容严重缺乏文化研究性活动，例如只是在1999年第一届中有“国际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2005年第七届有“中国一东盟当代舞蹈文化发展国际研讨会”以及2006年“中国一东盟舞蹈论坛”等之外，其余都不曾开设，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它对文化的忽视。并且，自2002年开始由南宁“大地飞歌文化传播公司”承办，采用“公司经营”的形式之后，似乎这种表现更加明显。本来采用市场运作的方式，在政府指导下由企业承办，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如利用相关企业的积极参与等活动举措，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市场的消极作用。过度的商业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传统民歌文化在南宁民歌节中的地位与作用。其实，从南宁民歌节举办时间的改变(从农历“三月三”改为与南博会同期举行)也可表明这一趋势。
(二)“大地飞歌”中民歌成分与其他歌曲成分的比较
既然每届“大地飞歌”开幕式文艺晚会是展示民歌文化的主要舞台，则有必要将其中的民歌成分与其他歌曲成分做一比较。
什么是民歌?“民间口头流传的歌，多不知作者姓名”。这涉及到了民歌的内涵与外延，即民歌是什么，民歌的收集、整理、加工等问题。朱光潜曾指出：“我们可以说，民歌的作者首先是个人，其次是群众；个人首创，集体完成。”这一定论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并得到了广泛认同。一首民歌的产生，常常是由某个人创作出来后，经过许多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加工而成的。由此可找到民歌的特点，“作为民族音乐的一部分，民间音乐是由历代人民群众集体创作，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途径，以自由流变为其基本存在方式和生命源泉的音乐作品。集体创作、口传心授、自由流变构成了民间音乐的民间性的三大特征。”集体创作，就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将民歌进行加工润色；口传心授就意味着民歌的创作存在即兴性，即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不受民歌当时即其流行时期格式或内容的限制；自由流变则是前两者所产生的结果。
在理解民歌内涵等的基础上，再来审视南宁民歌节，以其2001年、2004年及2007年开幕上正式演出的歌曲为例进行分析(图2)。
2001年正式演出有35首，按民歌标准来说有10首，不及三分之一，包括内蒙古民歌《暖吉娅》、俄罗斯民歌《雪球花》、广西民歌《什么结子高又高》及《山歌年年唱春光》、朝鲜民歌《阿里郎》、澳大利亚民歌《羊毛剪刀喀嚓响》、加拿大民歌《红河谷》、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以及福建民歌《采茶捕蝶》。其余有两类：一是专业创造的民族歌曲，共15首，其中包括《广西好》《梦壮乡》《走进》《幸福万年长》《雕花的马鞍》《婚事》《太湖美》《孤独的牧羊人》《采茶少女》《请茶歌》《壮族大歌》《大地飞歌》《花心》(改自日本民歌)《漓江情》及《山歌年年唱春光》。这一类歌曲虽然吸收了民间音乐的元素，但是不能归纳到民歌范畴。另一类即流行歌曲，共10首，包括《龙的传人》和《爱的就是你》《今夜你会不会来》和《非我莫属》《看》《去》《没有爱在身边》《锁不住的旋律》《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让你想起我》及《满江红》等。这一类歌曲则是与民歌毫无瓜葛的。2004年28首，其中为民歌者8首，所占比例不到三分之一。除了一首印尼民歌《宝贝》之外，其中4首(《抛绣球》
《世上哪有树缠藤》《红水河》及《山歌情》)根据广西民歌改编，另外3首(《太阳出来喜洋洋》《森吉德玛》及《永远在一起》)分别根据四川、内蒙和新疆民歌改编而成，剩下三分之二的歌曲中有近一半都是流行歌曲。2007年35首，为民歌者5首，即《在那遥远的地方》《难忘的黑马》《诺吉娅》《重归苏莲托》和 《桑塔露琪娅》等，其余为专业创作的民族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诺吉娅》《今夜无人入睡》《神鹰传说》《高原之歌》《梦驼铃》等)，或流行歌曲(如《情非得已》《星光游乐园》《八十块环游世界》《因为爱所以爱》等)。可见，其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民歌仅占1首(即《在那遥远的地方》)，而更甚者在长达3小时的演出中，竟然没有一首广西原生态民歌。同时，即使纯粹意义上的民歌也是在充满现代气氛中演绎的，舞台豪华，布景绚丽，歌手在眩目多彩的灯光和振聋发聩的音响中狂歌劲舞。这些都显示出了与壮族传统民歌文化的背离，并越走越远。
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赞成者，认为面对这些新的民歌，不应“胸怀狭窄”，而应具有“开放”的思想。“不仅将民歌视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构成的复杂性范畴，从而看到其外延和内涵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而且应将民歌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时间运动范畴，从而看到其灵活性和流变性。从这个角度看，民歌可分为狭义民歌和广义民歌，或者分为纯民歌和杂民歌，可将那些土生土养、原汁原味的民歌视为狭义民歌或纯民歌，并将那些经过人文化、都市化、现代化、表演化的民歌，无论创作还是演唱，无论其作者、演唱者的文化身份转移还是受体的文化身份的变迁，可视之为广义民歌或杂民歌。”将民歌的内涵进行扩充，外延进行扩大，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如此也许能应付民歌当前的严峻现状，但肯定这将使民歌脱离本身性质，并使内涵出现紊乱，对民歌的评判将失去标准，无益于民歌文化的传承与长远发展，绝非民歌的自救，也绝非民歌未来的走向。假如内容与形式毫无合理的脱离，自然而然将失去民歌中体现民族特色与民族精神的内涵，如此也就会失去其最具魅力、吸引人的精华部分，而余下华丽外表，虽然也许能获得一时的喧哗掌声，但依然只能代表毫无意义的虚荣或贫乏。所以这是应当批判的。例如，把《刘三姐》这一传统题材伴以疯狂的摇滚，无论如何都是失败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南宁民歌节并非民歌盛典，并假如一味以“时尚”为标准，以追求经济为归依，这是与民歌传统文化的背离。自举办以来，南宁民歌节在此方面的负面作用愈为严重。尽管舞台气势恢宏，尽显现代时尚，明星阵容浩大，然而却没有广西原生态壮族民歌的一席之地，充满“都市文化”、“时尚文化”，而“民歌”缺席“民歌节”的结果，也许是那些被误导者纵容或指引所导致，但是应该绝非他们所想得到的结果。
二、传统歌圩、城镇歌圩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当前，壮族歌圩呈现出传统歌圩、城镇歌圩、都市歌圩的发展趋势。武鸣“三月三”歌圩、田阳敢壮山歌圩、宜州壮族歌圩等即为城镇歌圩。其中武鸣“三月三”可谓典型。武鸣县是壮民族聚居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素有“三月三”歌圩习俗。从1985年起，武鸣县在县城开始举办壮族“三月三”歌节。至2003年，本以“弘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打造壮民族文化品牌，促进经贸交流与合作”的宗旨，将“歌节”改名为“歌圩”，并于2007年11月入选第一批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歌圩是壮族文化的重要特征，然而“如果失去了共同的文化，将不成其为原来的民族。……而只要还保留着共同的文化特点，就有维系民族自我意识的纽带。共同的文化特点是构成民族的最根本特征。”因此无论发展的途径如何，坚守文化层面的民族本质，是最基本的原则；可见作为“都市歌圩”的南宁民歌节，必须坚守正确的文化定位，这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关键，也是其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
(一)三种形式的总体比较
这里将其发展轨迹中的形态作一比较(表1)，以明确南宁民歌在实践中文化定位的偏离，其中城镇歌圩以武鸣“三月三”歌圩为例。
可看出，作为发展中间阶段的城镇歌圩武鸣“三月三”歌圩，与传统壮族歌圩比较，在许多方面呈现不同。首先，从活动组织方式来看，传统歌圩由民众自发组织而成，而武鸣“三月三”歌圩的形成，虽然存在民众自发的因素，但其形成主要还是建立在政府参与、组织的基础之上的；其次，从歌曲类型来看，传统歌圩中歌曲类型一般都为原生态壮族民歌，而武鸣“三月三”歌圩的歌曲，尽管传统的壮族民歌仍然是重要部分，但自行创造的带有民族风格的歌曲也占有不小比例。再次，从参与主体看，相对传统歌圩而言，武鸣“三月三”歌圩参与的主体虽然仍然是本区域及相邻地区的民众，但是由于许多旅游休闲者参与其中，使其显得更加泛化，一定程度上，它已成为了一种旅游资源在进行开发、利用；最后，从两者的功能来看，由于武鸣“三月三”歌圩中经济的内容增加，使发展经济成为主要目的，从而削弱了传统歌圩的交流、社会教化等方面的功能，并使其择偶的功能几乎不再存在。
相对传统歌圩，武鸣“三月三”歌圩虽然在活动的组织形式、内容、功能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其基本性质并没改变，无论从参与的主体、举行时期、还是歌曲性质等民俗基本要素和传统惯例方面，都体现出了民族特质的性质。壮族民歌在此依然具有“激活族群记忆、传播知识、活跃社流、加强文化认同的特质。”然而南宁民歌节，不仅是活动的组织运作方式、内容、功能改变了，其性质也处于转变状态，作为节日基本要素和表征的时间和地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早已超出了民歌艺术的现代表演和文艺搭台、经贸唱戏的简单化内容，而更清楚地表现出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展示、地方文化身份的塑造、族群和社区认同的维系、本土与外来观念的冲撞等多种因素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共生互动关系。”那么如何在这种“关系”中保持“民族最根本的特征”?可以看出，贯彻“继承和弘扬壮族人民的文化艺术，加强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这一体现文化定位的宗旨是关键。“面对当今强烈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冲击，对这种文化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对一个民族精神之根的呼唤、认同与养护，也是一个民族沿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则“会使一个民族迷失最基本的认同依据，在文化的根部动摇归属方向，找不到精神的国籍――这将是灭顶之危。”
(二)武鸣“三月三”歌圩节与南宁民歌节
再就武鸣“三月三”歌圩节与南宁民歌节做一较为具体的分析。
从文化层面来看，武鸣“三月三”歌圩节较南宁民歌节更能体现传统民歌的特点。举办时间定为农历三月初三，大约4―5天时间，这更符合民众对传统节日习俗的心理，这也是民众能自发参与的一个积极因素。在举办形式及场所上，较南宁民歌节更显大众化。在歌圩城镇化的同时，也存在更为传统的歌圩形式，各乡镇、自然村的民众自发形成歌圩。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武鸣大致有28个壮族歌圩点，多数于农历三月举行，其中三月初三的有县城、甘圩、那羊等14处，三月初九有陆斡、覃李等4处，清明之日有覃内，三月十三有罗波等。
在举办内容上，根据表1也可看出其中传统、大众文化的内容较多于南宁民歌节。以2007年及 2008年武鸣“三月三”歌圩节的主要文化活动内容为例，2007年其主要有：千人竹杠阵、山歌擂台赛、建设新农村“663”工程文艺比赛、板鞋竞速、武术散打、抛绣球、抢花炮、搬运粮食、斗鸟、斗鸡、斗狗等项目。2008年其主要活动内容有：歌圩开幕式、干人竹杠阵表演及竞赛、山歌擂台赛、民族体育竞技展演(抢花炮比赛、30人板鞋竟速、抛绣球比赛、“搬运粮食”接力赛、“赶猪”接力赛、花样跳绳、武术散打擂台赛)、广场文艺演出(《壮乡欢歌》文艺晚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663”工程壮话小品比赛、特邀艺术团专场演出)、旅游美食节、民间传统斗狗、斗鸡、斗鸟、斗牛比赛、书画、摄影作品展等。可以看出，其中存在传统歌圩形态的影响，并同时体现了现代歌圩形态的因子。而南宁民歌节更趋于都市化，除在形式上外，几乎难以看到其中存在原生态歌圩对它的影响。
武鸣“三月三”歌圩节和南宁民歌节，都是建立在传统壮族歌圩的基础上的，也都是在政府的积极支持、参与的条件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两者利用区域文化特色优势，在发展民族文化的同时，谋求经济的发展，这无可厚非，因为这既是对传统歌圩习俗的继承，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但是民族文化资源毕竟与一般的经济资源不同，它存在自身的特点，不可再生，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或区域人们的重要精神风貌的体现，而作为民歌文化而言，正是壮族精神的体现，是壮族的特质，因此不能为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传统民歌文化的完善与发展。
三、南宁民歌节与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无独有偶，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为壮族歌节的第二年，即1984年，曲阜县人民政府创办“孔子诞辰故里游”，本来这只是一个纯经济性目的的旅游项目，但是在利用名人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于1989年进行了重新定位，更名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下文简称曲阜孔子文化节)。于每年孔子诞辰(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期间，即公历9月26日至10月10日举行。并确定以“纪念孔子，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鲜明的文化定位，当然也毋庸置疑，曲阜政府这一举措的内在目的中包含有经济性目的；如广西欲借“民歌”以“文化搭台”达到“经济唱戏”的目的一样。但是从其发展的历程来看，它始终坚持、贯彻了原有的文化定位。至今已成为一个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局、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由省县各级部门或政府或相关企业承办的，一项融纪念孔子、交流文化、旅游观光、学术研讨、经科贸旅合作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国际旅游节庆活动，无论在文化还是经济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南宁民歌节与曲阜孔子文化节的比较
本质上，南宁民歌节与曲阜孔子文化节，两者都是一个融文化、旅游、经贸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节庆活动。只是各自凭借的文化资源类型、形式不同而已，一是借助区域传统壮族民歌文化资源的优势以及中国传统民歌文化的深厚，一是依靠中国先哲名人故里以及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但这无法改变两者本质上都是为一个节庆的性质。因此可将曲阜孔子文化节作为研究南民歌节研究的横向比较对象。
从举办组织来看，两者都由政府机构举办，并都由国家部级单位挂帅，但是相对而言，曲阜孔子文化节的举办单位更为广泛，它是由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局三个部级组织以及山东省政府参与，同时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而南宁民歌节是为国家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和南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比较之下，曲阜孔子文化节得到了政府更高的重视。
从运作方式看，曲阜孔子文化节采取各级政府与相关企业联手承办，共同运作的方式，而南宁民歌节则是采用政府指导，完全由企业(南宁大地飞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进行市场运作的方式。两者的运作方式比较，各有利弊，难分优劣。在政府正确的指导和强有力的调控下，以及在市场较为完善的基础上，采用市场运作的方式更能适应节庆市场的发展。但是，当政府意识中商业成分过度，或承办公司难以把握节庆的文化定位，或难以顺应市场时，市场运作的方式则是弊大于利的，当前南宁民歌节就存在这样的情况。
从地缘条件来看，曲阜孔子文化节的举办地点在孔子故里――山东省曲阜市；南宁民歌节的举办地点在广西省会南宁市。比较而言，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在地缘条件上更具优势，因为南宁位于广西西南部，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毗邻，在环北部湾范围之内，属亚热带气候，四季常青。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系的加强，中国一东盟博览会、中国一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落户南宁，南宁民歌节更加显出地缘优势。
从参与群体来看，两者都采取了国内全面宣传以及国际化的策略，都利用各种媒介，如中央电视台、各类报业、新华网、人民网等强势媒体，以吸引全民关注、参与。在国际化策略上，虽各有侧重点，曲阜孔子文化节侧重于日本、韩国等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国家或地区。同时，比较强调发展香港、台湾等地的市场。而南宁民歌节侧重于东南亚诸国，以及比较重视美国、英国等发达欧美国家的客源市场。两相比较，难分高下，但是就群体参与的程度而言，实际表明，南宁民歌节较为落后于曲阜孔子文化节。
从举办内容看，两者都是利用“文化交流”、“旅游观光”、“学术研讨”、“经科贸旅合作”等形式来安排节庆活动，涉及“文化”与“经济”等多方面内容，且两者都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因此在内容方面的比较，两者应无差别，但实际表明，南宁民歌节在文化内涵的挖掘方面未及曲阜孔子文化节充分。
(二)南宁民歌节与曲阜孔子文化节两者文化定位的比较
由上比较可知，曲阜孔子文化节，作为与南宁民歌节同样性质的节庆，其影响、规模等却都超过了南宁民歌节，究其原因，绝不在于所利用文化资源对象的不同。传统文化资源无大小之分，正所谓“境界无大小”，应在于其资源的优劣，两相比较，传统民歌文化甚至传统壮族民歌文化资源，绝对有着与作为名人资源的“孔子文化”同等的地位。可见其原因应当在于如何进行文化的定位，并怎么去真正的贯彻它。如何实现一个文化节庆的文化定位，必须依靠节庆的举办宗旨、举办单位、参与对象、宣传手段等多方面多层次来反映的，若对这两者的文化定位进行比较，也必然进行多方位比较，但是最能反映文化定位的是活动的内容，因为它是前述这些方面的基础，是其文化定位的真实体现。同样根据曲阜孔子文化节的活动分类，可分为“孔子文化”展示、一般文化活动、文化研讨、县域文化展示、经贸行为等五类。“孔子文化”展示，包括孔子诞辰纪念暨祭孔活动、“孔子教育奖”颁奖活动、孔子学术会堂、《论语》及古诗文朗诵等；一般文化活动，包括大型文艺演出、主题焰火晚会、街头戏曲定点演出活动、景点文艺演出、古琴音乐会、摄影展、民间文艺展演、名人书画展等；文化研讨，包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学术报告会、儒家文化与企业信 用高层论坛、世界儒学大会、尼山文化论坛等；县域文化展示，包括嘉祥石雕艺术节、鱼台孝贤文化节、梁山水浒文化节等；经贸行为，包括旅游热线推介会暨旅游商品博览会、专利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经贸合作交流、孔子商品展览交易会、人才交流会等。在此基础上，将各项内容进行比较(图2)，可发现其中文化因素始终占据主要地位，以坚持“纪念孔子，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主线，连贯各项活动，文化行为在历届中占据主要地位。
曲阜孔子文化节其本身自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但这里不作评论，只将其与南宁民歌节进行比较，以体现南宁民歌节在其文化定位实现过程中所出现的不足。且不论，最能体现南宁民歌节文化定位的“大地飞歌”中所含有“民歌”成分较少的事实，两相比较，明显可知，就其所附活动而言，经济因素远远地超过所含文化的成分，即使从活动的名称来看，似乎也过于商业化。毫无必要所谓的“冠名”(如“南宁化工・绿城歌台”、“联通之夜・大型壮族舞剧《妈勒访天边等》”等)，给人以裸的金钱气息，而显得与“民歌节”毫无瓜葛(其实吸引商家、筹集资金的方式有许多种，如曲阜孔子文化节中所谓“儒商”即为例子，并且在一定程度应该倡导商家从公益的角度进行赞助)。相对而言，南宁民歌节在其文化定位过程所出现的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未能多角度展示民歌文化
这也就意味南宁民歌节所设计活动并不能充分挖掘民歌文化的内涵，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而曲阜孔子文化节，将孔子文化放置于一个“大场景”来审视，从孔子到祭孔大典、古典礼仪；从儒学到古典习俗、齐鲁文化等；从教育到古典诗歌朗诵、书画竞赛等。从而做到多角度展示、多方面利用。民歌是为一个民族文化的“镜子”。壮族民歌文化是贯穿于其他文化现象之中的，生产生活方式、居住及建筑艺术、饮食、礼仪等等都离不开壮族民歌的影子。反之，则能在壮族各种文化中体现出壮族民歌文化。因此完全可以多角度来审视民歌，并设置相关项目，如可将壮族传统的喜庆婚俗、迎客歌俗，甚至壮族古时祭祀、巫术等等为内容设立项目，进行艺术的展示等。其实这也正是南宁民歌节总是只有单调的“大地飞歌”与“绿城歌台”作为展示民歌的舞台的原因之一。
2 严重缺乏学术研究性内容
这也就意味社会文人学者阶层参与的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将减少社会的支持，或缺乏理论上的指导。南宁民歌节自举办以来，只有1999年、2005及2006年三届活动中设置有相关内容，而曲阜孔子文化节则不仅每届安排固定的项目，如儒商文化论坛、儒学学术报告会等，且不时增加一些新的研究性项目，如2006年设置有“梁山文化民俗研讨会”等。其实民歌文化尚待研究的问题实在太多，南宁民歌节完全可以增加此类内容，如可长期设立相关“传统民歌文化”研究的项目，也可以“专题研讨”、“作品研讨”等形式进行设置。
3 区域内地方性文化展示机会少
因此，南宁民歌节自然也就无法真正起到“继承和弘扬壮族人民的文化艺术”的功效，体现“浓郁民族风情”的特点。除了其在文艺晚会上地方民歌有所展示自己风采，就是每届的“美食节”颇能展示饮食文化了。可是八桂大地，文化何其丰富，本就有着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资源，有着典型的岭南文化，并且区域内文化又各呈其彩；壮、瑶、苗、侗等民族随选其中之一，都会有让人产生惊艳之感的文化。但是这些却没有展示的机会，其实即使广西区内各异的壮族民歌也未有充分展示的舞台。而曲阜孔子文化节却能在区域内各地找到各具有特色的文化作为对象，在节会上进行展示。如曲阜孔子文化节每届都是固定或特设的地方项目，如嘉祥石雕艺术、梁山水浒文化等，充分展示了办节目的之一的“突出地方特色”。
4 文化与经济之间缺乏融合
这以致南宁民歌节显得文化内容的贫乏，商业化过度。本来经济目的，是为主要目的之一，但实现经济目的是必须依赖于壮族民歌文化这一土壤的。当然这并不是一定排斥其他经济因素，适当条件下(经济与文化因素联系视角不同，融合性显示也就不同)依然是可以存在各类经济因素的，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没有必要将某些毫无关系的经济成分放置其中。因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只寄托在一个节庆之上；同时与此相联系的经济成分，已是涉及甚广，例如旅游业、音乐产业、传媒业等等。而曲阜孔子文化节在此方面则是显得十分成功的，例如从孔子到孔子故里游、孔子商品展览交易会、孔孟颜曾圣裔恳亲联谊、海外孟氏后裔恳亲联谊、曾氏后裔恳亲联谊等，从儒学到儒商大会、儒家文化与企业信用高层论坛等；从教育到孔子修学游、教育用品展览会、人才交流会、海外留学人员孔孟之乡创业行等，可谓是层出不穷，让南宁民歌节相形见绌。
同时，从其他方面来进行比较，也可发现南宁民歌节中文化定位的不足。将两者的专门互联网站进行比较，其中形式设计或技术水平且不说，就两者的栏目内容来进行比较，差异也较大。南宁民歌节的官方网站主要栏目为“快讯、直播、视频、图片、大地飞歌、风情东南亚、经贸洽谈、绿城歌台、明星”等；而曲阜孔子文化节的官方网站则为“新闻动态、文化节资讯、儒家文化(诸子百家、儒学典籍、儒学研究、当代儒商)、天下文庙、文化圣地、孔子学院、文化产业、图像中心、视频中心、过客留言、博客、百度孔子吧”等，并有英文网站。不言而喻，南宁民歌节不仅缺乏研究所利用文化资源的栏目，也缺少能体现传统壮族民歌文化的甚至传统民歌的平台，体现的更像一个纯粹娱乐、而非推广壮族传统民歌文化的网站。另外，两者的运作方式虽然实质上是难分优劣，但至少可以知道，单一专业公司承办运作的方式，应该更容易跌入过度商业化的恶性处境，而造成对其文化定位的偏离。再如两者的开幕式大型文艺晚会门票来比较，2008年南宁民歌节的总门票共分为1080元、880元、780元、680元、580元、380元、280元、180元八个档次，分别设为VIP区、嘉宾区、歌迷区、台阶区等四大区域；而曲阜孔子文化节的门票仅分350元、450元两个档次。南宁民歌节明显的体现了其谋求经济利益的目的(其中皆带以数字8的做法且不作妄评)，并如此高价及高低之差距如此悬殊，不仅让百姓望而止步，而且让人难免有“人分等级”的想法，而非所谓区域划分；更为严重的是这将使其远离本来的文化定位，丧失文化关怀的初衷，失去大众基础，成为“货真价实”的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
四、南宁民歌节必要的改观策略
民歌有着自身不可变更的本质内涵，也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内在机制，这集中体现在唱山歌、对山歌、赛山歌、听山歌等经千百年锤炼而形成的风俗，及其内含的隐形的制度化的规则与规范。所以一切作为保护、保存、承传壮族民歌的所有举措，不仅应该坚持民歌的本质不可更改，而且也应该遵循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因为那正是其很强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的原因所在， 而不可人为的破坏，而这也正是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化意识等应该予以准确的文化定位的内容。南宁民歌节所奉行的宗旨“继承和弘扬壮族人民的文化艺术，加强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是其文化定位的体现。于是观之，真正贯彻正确的文化定位，是南宁民歌节实现初衷，得以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在此前提下，至少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深层挖掘、多方位展示传统民歌文化
南宁民歌节应该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民歌文化的内涵，对其进行多角度审视，以求充分展示民歌风采；如在与曲阜孔子文化节的比较中所言。在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保护优势的文化资源，否则现在的绚丽也许只是昙花一现。而当前它必须要做出的决策，则是充分利用传统民歌文化成分，将所谓的“新民歌”，以及“假民歌”、“非民歌”等请出舞台。也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实现其初衷，做到“名正言顺”。其实不管从经济还是文化的角度来说，独具特色且资源丰富的中国传统民歌文化也完全可以用来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共同发展，有能力支撑南宁民歌节良性的运行。优秀的传统民歌并非没有市场，如纳西族东巴古乐曾在伦敦伊丽莎白女王演奏中心首场演出成功后，又在中国驻英大使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曼彻斯特音乐节、赫尔大学音乐厅和伯明翰艺术中心分别举行了七场音乐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和高度评价。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传统民歌文化完全有能力独立支撑起南宁民歌节，并达到文化传承与发展、区域经济建设两个目的。当然这不是说必须将民歌定位于“传统”或“经典”而不变，适当的顺应时代需要而变化，是民歌本身发展的必然，并且在现实中也能获得受众的认同。例如《康定情歌》、《小河淌水》等民歌配上轻摇滚，把时代气息与民族风格融合在一起，也博得了年轻人的喜爱以及中老年人的认同。而将“假”民歌等充斥其中，或干脆以流行、通俗代之，不仅只是鼠目寸光地谋求短期利益的做法，更甚是破坏传统文化的犯罪。“在技术力量的强力作用下，民歌原有的古朴、纯真之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刺激感，只在偶尔的尾音残留着原初的遗韵。”这样的结果无疑不仅是遗憾，更甚应是悲哀。壮族优秀传统民歌的弘扬与发展，应该是把时代气息与民族风格更好的结合起来，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二)拒绝迎合世俗，坚持正确的演绎方式
不仅应该把所谓的“新民歌”，以及“假民歌”、“非民歌”等请出舞台，同时真正民歌的演绎方式也应该是采取正确的形式。而完全一味追求“时尚”，迎合世俗，这无疑是对壮族传统民歌文化的摧残。如此以往，文化资源的优势很可能丢失，自然也就无法保证良性的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处理好传统与时尚的关系。“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话，在非哲学的层面来说，显然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假如当南宁民歌节因为非时尚或流行，而失去追星一族，无足为怪，也不足可惜，因为在世俗的影响下，他们只是一群盲目的崇拜者而已。真正意义上的民歌艺术节同样会吸引更多的喜爱民歌的观众。同时假如当南宁民歌节成为世俗追星族的中心，害处不仅体现在对当下的年轻人对民歌产生误解，认为那些非民歌的歌曲就是民歌，民歌的演绎就是应该伴以摇滚与疯狂，以致传统民歌难以实现健康发展，而且也造成对传统民歌文化的直接损害。把民歌演绎成摇滚与疯狂的做法的确吸引广大的年轻人，当问及他们来参加开幕式的原因时，多数表示是因为自己喜欢某某明星。年轻人喜欢时尚或异文化，天性使然，对民歌文化的不喜欢，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的美，就如“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一代年轻时喜欢西装而不穿长袍马褂一样，可是年岁既长时不是都穿回了长袍马褂?并且其中也有认识到民歌价值的年轻人，他们希望歌手就是普通演员，是从大山里面走出来的，想听到歌手们真正的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以来自大山里的歌声演绎他们内心所想表达的东西。也许这种观点才能真正代表民歌的未来市场，实质性的反映民歌未来的发展前途。
(三)正确、积极引导，扩大民众参与
在当下南宁民歌节的运作中，政府无疑居于主导性的地位，其正确的指引，是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以及民歌在新的层面上展开的。从现实来看，民众参与的程度并不高，如从高价位的门票来看就可知道。而民歌的听众必定永远是民众。一些民众只对每年有哪几位明星来参加等等感兴趣，其他的活动鲜有参与，甚至知晓。所有活动中只有美食节比较贴近广大百姓，其他活动与民众还存在一定距离，并且大部分“民歌”都引起不了他们的兴趣，甚至引来不满的批评，认为其所演绎的歌曲并非本质上的他们喜欢的民歌。其中原因主要应该是与政府的引导或者与南宁民歌节举办的内容与形式分不开的。因此应不仅正确引导民众，同时还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改变当前民歌节所存在的问题，提高传统民歌文化因素。有许多民众还对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建议在壮族地区的基础教育中，增加传统民歌的知识内容，以期年轻的壮族人更好的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等。这样的建议不论其可行性如何，但是其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