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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展示设计;教学改革;方法探究
如何更好地美化生活环境、营造舒适的生存和消费空间正在成为现代人共同关注的热点,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流行趋势。这促使社会对艺术设计需求持续增长,直接导致了展示设计教育的超速发展。社会的需求就是高校教学的发展方向。面对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在新形式下尽快调整教学结构和优化教学模式,培养出的学生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满足人民的需要也就成为各高校面对的严峻问题。
一、课程体系设置的分析
展示设计从课程性质上来说是环境艺术专业的专业平台课,恰好处于课程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而与其相关的辅助课程的选择与安排是否合理就直接体现课程体系的科学性。
展示设计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涉及领域广泛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内涵的课题。依据展示设计学科特点,采用科学的方法,优化知识结构,建构良好的、符合培养目标的教育体系,将展示的发展、演变及构成体系等全面而有重点地概括、归纳、提炼。作为一种综合性强的设计,展示设计在知识点上具有较强的交叉性和边缘性,它涵盖了展示陈列、形象策划、视觉传达、空间规划等范畴;涉及了设计方法论、广告学、视觉心理学、人体工学、建筑学、材料学、技术学、环境学、营销学等课程的知识,在具体设计中强调的是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与体现。任何相关课程知识点上的缺失都将会影响学生对展示设计课程的正确理解与掌握。试想:如果学生不懂得平面广告的设计技巧、不了解人体工学的特点、不明白装饰材料的用途与施工的工艺;或者没有接触过电路、不掌握专业绘图与表现技法……学生的展示设计能从何而来呢?如果课程设置不合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课程体系科学性的破坏,当然教学也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会觉得有困难。
二、在教学组织上要有侧重点
1.教学应该有专业特色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任何的展示活动都有“广而告之”的意义,所以,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就要学会用视觉传达设计和营造这样的环境空间。如:颜色、灯光、材质等。展场里根据主题和时间来确定展场空间的色调基础,是高调还是低调?是暖调还是冷调?体现出产品、品牌、特色,与周围的展位形成对比而不被“淹没”;要学会利用光来营造良好的环境气氛,掌握好亮度对人心理的影响。对于材质,环艺的学生应该有更多的认识,通过材质肌理的不同给人的视觉感受从而达到心理联想的意义。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哪些道具便于携带?哪些便于安装?哪些经济又实惠?这些知识点都要活学活用。
针对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在展示设计中,不仅是策划者还是整体组织、安装者,所业在教学中就要教会学生运用课程中的设计语言来诠释展示设计,使展览更有设计的味道,运用展示设计中的空间构成元素,在有限的空间里更好地构建出来。在讲解展示设计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注重对学生相关学科知识的补充;扩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使其建立科学的设计思维、整体的设计观念,为学生进行真实设计奠定坚固的理论基础。
二、授课内容要新颖
在展示设计中,新技术的运用是很多的,现代的展示设计中,对声、光、电等技术手段的应用越来越普遍。计算机的技术对现代展示设计最具有影响的成就之一。除了新技术外,交互式设计在展厅运用得非常多,可以使一些观众参与和体验的项目获得远程回应的效果。这些新的知识点都是科技的发展而带来的。对于教学来说,要顺应新形式尽量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的形式、采用教学互动的形式,从而扩展学生接受新信息的渠道。教师在这个方面就要多加的引导,放一些实况的录像,让学生们能动态地了解情况。有条件的话,可以到展览馆进行参观,扩大眼界,身临其境去感受新技术的运用。
三、应强调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1.市场调查必要性
展示设计的社会性特征又要求其应当具有相应的实践性。因此展示设计的教学活动应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入手,要在注重学生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加强对其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使之可以在实践中检验自己设计方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并训练学生利用真实材料表现设计想法的能力。
展示设计课的教学在理论授课之后可以安排一个市场调研过程的。这个过程包括展示设计所用道具的市场调查和展示设计作品欣赏两方面内容。主要涉及各种空间的构成的元素的运用、原材料的性能比较、施工效果比较和市场价位比较。通过这种调研可以为学生们将来进行真实设计打下现实基础。具有直观又强烈的说服力,既可以丰富学生们的视觉经验,有效扩展他们的创作思路,也可以帮助他们在头脑中建立起明确的展示设计概念,尽快进入设计氛围。在调查阶段还可以加入一个对展示效果实地考察的环节,具体做法是:利用统计和问卷的方式,对不同商业场所相同客观条件下的展示区域进行观察,统计单位时间内的客流量,掌握其展示设计亲和性好坏与否的第一手信息。同时以问卷的形式进行顾客对该场所展示设计满意程度的调查,了解顾客对该设计的认同情况。这科调研有助于在学生头脑中建立起展示设计是以人为本的设计,设计必须注重务实性与亲和性的设计观念,并使其在实地调查中切实体会到人的需求对展示设计的巨大影响力。
2.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
当学生通过实践在头脑中建立起科学而整体的设计观念时,教学的重心就应当转变为加强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环艺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完以后,要求做一个实际的方案,最后的呈现形式就是沙盘的制作,这个过程中,授课教师先充分调动自己积累的技术和实践经验给以指导。同时也可以进行项目管理教学模式,所谓“项目管理教学模式”就是把一个实际的项目,作为教学的依托,进行一系列的教学。可以组织学生参加当地的相关的展览馆的布展,结合“项目管理教学模式”,同学们以小组分工负责的方法进行工作。从布展初期的金属展台、展具的安装,展品的对号入座,展示布帘的对齐与修饰,到布展高峰协助展品上墙和模型摆放,以及展览开幕后的现场管理与维护,在能力上都能得到锻炼,另一个方面,可以通过参与本次展览,扩大了学院与企业、设计艺术家的沟通和交流,提高了我院及展示专业的知名度,学生们的设计意识通过与大量展品的接触获得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综上所述,《展示设计》课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必须注重科学性,在教学组织上应有侧重该专业的特点,强调理论性与实践性相接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我们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发展,我们要转变以前较为陈旧的教学方法,去体验和探索更多、更优秀的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一、艺术设计自考助学中课堂教学的重要性
课堂教学是艺术设计自考助学的重要环节,在进行专业学习阶段,加强控制学生的自律性,科学引导学生的学习方法,正确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至关重要。
(一)有利于学生自律性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
艺术设计自考生不受约束的个性在入学之前便已基本形成,而大学的学习环境相对宽松,往往使其个性更为突出。从专业角度考虑,艺术自考生的这种自由个性在培养艺术素养方面具备一定的优越性。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也是艺术教学的重点,在培养创新思维的过程中,想象思维、发散思维、跨越思维的培养和宽松的学习环境有着重要联系。
(二)有利于引导正确的学习方法
艺术设计自考生成绩参差不齐,不单是学生自由散漫、不受约束的个性造成的,很多情况下还是学习方法不当导致学习兴趣不浓厚的结果。由此事倍功半,使学生产生了抵触专业课学习的心理障碍,致使成绩下降。在自考助学的课堂教学系统中,施教主体是教师,受众即施教对象,课堂教学注重有效性和科学性。大连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艺术系教师胡淼提出了广告设计“混搭”式课堂教学设计。混搭就是不要“规规矩矩穿衣”。教师作为主体,在横向“混搭”和纵向“混搭”中把学科专业课程内部之间的连带关系和诸多学科联系在一起,在多元素、多学科交叉的知识氛围中培养设计情感。艺术设计自考助学单位培养专业人才的前提是加强对自考生学习方法的引导,加强对专业兴趣和专业情感的培养。
(三)有利于集体意识的培养
群体是人们按照某些相同的心理和社会原因,以特定方式组织起来,共同活动相互制约的共同体。①集体的特征如强制性、同一性、独立性和开放性等,助学单位在人才培养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渗入集体意识的教育,让学生在个体感受到集体需要的同时,通过学生间的情感交流和心理暗示潜移默化地形成多数人共鸣的情绪状态。在艺术设计自考助学的教学方法探讨过程中,项目教学法被有效地引进课堂,有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教学与项目设计任务,在项目开题——方案初稿——方案修改——方案深入——作品制作这一项目流程中,教师进行项目引导——辅助——导入——拓展——援助,在项目教学中学生是主导,通过团队合作,进行分工明确,互补合作,自由发挥,进行自我展示,阶段汇报。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体现团队精神,提高了专业技能、动手能力。项目教学法的推进有利于团队合作能力和职业精神的养成,也有利于课堂教学内容的跟进和巩固。
二、艺术设计自考课堂教学的新理念
山东省作为全国教育大省,其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已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其中针对艺术设计专业自考学生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仍存在大量问题,且有待探讨和研究。虽然省内鼓励自考助学教育,但多数高校仍将自考作为一种单纯的自学考试来设立,并没有广泛推广全日制的助学教育体系;“助考”和“助学”的概念仍缺乏实质性的区别对待,以考试和获得文凭为目的而忽略技能培养的情况仍旧普遍存在。为此,诸多高校把提高艺术设计专业自考助学教学质量作为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助学单位推行课堂教学的新理念,对培养成人高等教育设计应用型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虚”之思——传统教学方法存在的弊端和不足
早期课堂教学中,由于教学资源匮乏、教学设备简陋,多用图片示意或讲授法进行教学,教学效果不理想,加之自考生与统招生在专业基础及个性约束力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应用于统招生的教学方法并不能在自考生的课堂实现其真正的价值。随着行业市场对人才要求的日益提高,高校相关专业对人才培养定位不断进行调整,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采取的教学方法及教学模式也在不断进行更新。丁俊教授在《艺术教育的认知原理》一书中指出了目前国内艺术教育的现状和问题:“艺术审美教育呈现出严重的形式化倾向,制约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等情知意的发展。”②艺术自考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完全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激发出来,但课堂教学方法的应用就成为关键。因此,对传统教学方法的不适应性进行调整,创新满足自考助学课堂教学需要的方法成为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不断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实”之辨——课堂教学方法的创新
近年来,各高校都在努力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来服务于教学,为提高教学质量进行了多维度的课堂教学方法革新。根据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市场的需求,人才培养注重职业性和实用性。结合成人教育的特点,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本着“理论与实践结合、知识与能力结合”的精神,打破传统的授课形式。诸多课程按项目任务进行内容划分,在课程形式上既可以安排在校内学习,又可通过网络资源进行学习,把面授和自学相结合,改变单向传授,采用双向交流并力求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以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
1.在实际教学中应用“助”的理念
艺术设计课堂教学应注重实效性,在突出课堂教学实效性的过程中,应用“助”的理念推动艺术设计自考助学的课堂教学效果。孔子以“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将“乐教”的完成视为教育的最高目标。而现实的艺术设 计课堂教学活动中,很多教师缺少对教学内容的情感投射和情趣渗透,惯于向学生灌输纯粹的逻辑内容与操作技能,由此导致多数学生对课堂学习失去兴趣,课堂教学流于形式化,这大大削弱了学习效果。因此笔者认为,理想的学习状态应该是“知、情、意”的统一。对于典型项目中的核心技能应该用生动、直观的案例进行导入。
艺术教育心理学家弗里曼(Freeman)深刻地指出:“‘教书匠’与‘教育家’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仅仅为学生搬运知识,后者则为学生烹调可口的知识大餐(Freeman,2008)。”③因此,在艺术设计专业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的责任不仅是让学生吃到些什么,而是要运用“助”的方法把吃到的东西合理地消化。
2.通过情感教育优化课堂管理
自考助学有其特殊性,教师应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把情感教育的理念合理运用于课堂教学,讲究情感教育的方式方法,在“知”“情”“意”等情感培养的同时,与真、善、美进行融合。我们站在“美”之为“美”的高度,审视着“知”“情”“意”的发展,为课堂教学提供情感助力。
“知”的传授。把情感教育渗透于艺术设计课堂教学,引导学生学会“认知管理和情感管理”。认知包括了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认知操作,也包括学生对课程知识、学习方法和操作技巧的认知过程。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深入学习其所蕴涵的“认知管理”和“情感管理”方法,在实践中,感受认知的过程,在认知管理的过程中达到自修目的。学生作为学习主体,以“知”为基础,运用客体的学习规律及真与善的道德感,提升自我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为个人专业素质的培养和专业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在“知”的实践过程中感受着美与情感的无穷魅力。
“情”的培养。“情”注重催化学生的审美想象,精心孕育他们的情感理想和人格意识。艺术教育学家罗斯巴特(Rothbart)指出,“所谓的‘情感管理’,即指人们知道在何时何地对何人表达合情合理的情感态度,其中包括对自我的情感体验、情感调节、情感理想的设定和情感实现(自我交流)等多元内容。”④在培养“情”的过程中,学生在设计审美、想象力培养及人格素养方面得到提升,自我情感的调控及管理能力得到加强。作为“知”与“意” 的枢纽,对“情”的培养应当催化学生内在的创造能力,提升学生的情感思想境界。
“意”的领悟。艺术设计归根结底是视觉符号在形式美规律下的运用。艺术设计课程教学活动的终极目的是视觉艺术创作,在这一创作活动中,需要创作主体借助视觉符号的表象特征和象征意义,来展开设计空间的认知场,引发观众的自由想象,创造作品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情趣,把握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蕴。“意”的领悟是审美领域的最高境界,强调情调化,而且注重价值品位。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在“知”的传授,“情”的培养的阶段,更多的还是方式方法等技术操作方面的传授和能力培养,而“意”的领悟,仅仅依靠这些还远远不够,在技术支持下,学会审美和运用美便显得尤为重要。此时,审美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如果说“知”和“情”强调对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那“意”的领悟,便是对职业素养和审美意境的准备把握。在艺术设计自考助学的教学活动中,高校及相关部门可通过合作的方式组织“艺术节”和“艺术特别行动”,激励全体师生积极参与艺术交流和竞赛活动,在设计作品中主动表达 “知、情、意”理念,实现“知、情、意”的优化管理。课堂助学活动中不仅要求形式、方法的科学系统,还要做到“形有限,而意无穷”。
3.强化专业知识建构及方法论传导,提高课堂效率
艺术设计专业自考助学过程中要考虑学生的特点、专业基础、知识接受能力及学习目标的把握。在课堂面授的教学过程中,往往以考试通过率作为基点,以人才培养为终极目标进行知识建构。“艺术教育在重视传导构思原则、造型方法、表现技术和材质创新工艺的同时,还需要努力克服那种‘技术第一’的片面倾向和忽视人文精神传示的‘唯形式美’的做法。”⑤艺术设计成人高等教育要培养出适应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的、实践能力强的技能应用型或复合型人才,必须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实习实训。
结语
张玉能教授在《新实践美学论》中指出:“理论活动是科学的(认知的)活动,实践活动方式是物质生产,而理论与实践的方式,即实践——精神的方式……”⑥它们都是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艺术设计课堂教学活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应强化实践技能,实践技能的实施过程亦是技术产品的物化过程,艺术创造和艺术教育手段的革命导致自考助学课堂教学的不断改革,促进了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创新。通过建设特色课程、培养教学名师等途径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艺术设计自考助学是在遵循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从助学学生的特点出发,站在人才培养的高度,做到“虚实结合”,做到“知”与“真”的统一,“情”与“善”的统一和“意”与“美”的统一。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形成自考助学的特色。只有推行“助”的理念,在情感教育中优化课堂管理,通过专业知识建构及方法论传导,才能使学生具备专业发展的可能,通过情感优化,来强化考试意识,从而提高考试通过率,在挖掘专业兴趣点的过程中调动学习能动性,最终满足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高层次需求。
(注:本文为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成果之一,课题名称《艺术设计专业自考助学教学质量研究》,课题编号:2011GZ041)
注释:
①张文 新.高等教育心理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272.
②③④⑤丁俊.艺术教育的认知原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4;13;13;17.
⑥张玉能.新实践美学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6.
参考文献:
[1]丁俊.艺术教育的认知原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2]张玉能.新实践美学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王令中.视觉艺术心理[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一、激发兴趣,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专业技能大赛
伴随着“校校有比赛,层层有选拔,全国有大赛”口号的提出,形成了“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大赛”的局面,技能大赛在中职教学过程中越来越被大家所重视,因为每次活动的开展对参赛学生来说都是一次技能水平提高的良好机会。中职院校的教学内容以“必需、够用和实用”为基本要求,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却很难把握它的尺度。但这一要求在技能大赛中却非常明确。各省市学校比赛前都会有赛前集训,由有经验的专业教师和企业技术专家对参赛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集中训练。学生会在封闭式环境下拿出多套项目坚持每天十几个小时高强度训练,反复操作,逐一排难。正如有的学生这样说:“即便是不能最后参加技能大赛,对我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学到了很多知识,为今后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学生从实践中学会自主学习,感受到获得知识的快乐。每一次大赛的结束,都会成为学生学习的新起点。
“教学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包括思维的参与和行动的参与,既要有教师讲授和指导,也要有学生的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就是激发学生积极性和团队合作意识,由练习中的某些困难诱发兴趣而自主学习、逐一突破,使知识点记得更加牢固,学会交流,学会合作,体会实践活动中的快乐,在实践中掌握自主学习和合作交流的能力,通过技能大赛这项实践活动的开展推动课程教学的成果。
二、创造真实的教学情境,实现教学与就业无缝对接
(一)班级企业化教学。班级企业化教学模式是实践教学与企业输入无缝对接的一种教学形式,是以“就业为导向”为前提,采用班级企业化管理的一种教学方法。其目的是促进艺术设计教学与就业上岗的自然衔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及就业能力。班级企业化是学生在两年文化基础和技能训练之后,根据专业特点开展的企业化实训情境,以实操带动理论学习的教学方法相互渗透、交替进行,逐步形成知识、能力、素质有机结合的教学体系。用企业的实际案例来进行学与教,从心理上、技术上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自主创作能力,最终达到教学目的。
(二)班级企业化教学模式的组织形式。
1.班级企业化设置。设置是按照艺术设计专业的方向,教师负责针对学生寻找和承接实际项目,根据项目要求分配学生以小组形式完成。教师在学生操作的过程中负责观察和指导,并控制项目完成时间,从形式要求上完全按照企业管理来执行。功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单位,主要任务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艺术设计专业人才,是一种更自主和更广泛地开展实践教学的崭新的课程课堂教学方式。
2.师资配备。企业化教学模式重视的是实践能力。因此,对于教师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必须具备丰富的艺术设计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及综合素质。教学模式意味着每位教师不是仅仅担任专业课程的教学,而是要全面负责指导设计课题与实践课题。因此,教师必须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及综合化的知识与实践能力。当然也可以聘请合作企业总监和设计人员针对学生项目完成或者进行的情况做点评指导,这一点对于设计这个需要创造灵感支撑的行业,也是有很多企业的设计人员愿意到学校开展思路的。
3.教学组织。新的教学模式,为导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开放与发展的教育教学环境,它比传统的教学方法拥有更多的自与更实际的教学作用,同时也让教师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教学成果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教师的声誉,因此要求教师必须根据本专业的实践要求制订教学计划、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这种教学模式教学有利于增加师生的感情,促进师生间的良性互动,使得教师与每位学生的交流、沟通得以顺利进行,所以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不应拘泥于形式,要根据教学目标选择有价值的设计项目作为基础教学,注重引导学生而非简单的灌输,培养其个性及创造力。教学方式宜采用讨论与讲授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及积极性,逐步提高专业方向知识与技能的积累,最终达到教学目的。
【关键词】高职院校;艺术专业;计算机辅助设计;教学方法
一、高职院校艺术专业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目标
高职院校艺术专业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的培养目标,是要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的学习,使本专业学生具备从事图形作品制作相关岗位所必需的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以及专业能力等相关的职业能力,培养学生实际工作岗位的适应能力,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能熟练使用Photoshop、CorelDRAW、Illustrator等主流制图软件;能够进行平面广告、包装的策划、创意、收集和整理素材的工作;能够独立或团队合作制作平面广告作品。掌握艺术作品设计原则;掌握平面广告设计原则;掌握图形创意设计原则。能培养学生与客户沟通的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踏实肯干、认真做事,细心做事的态度;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
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承上启下,直接关系到后续各门专业课的进一步学习。另外计算机辅助设计作为一门软件操作技术课程,其教学重点是掌握软件的操作技术,并运用它进行专业设计。在艺术设计课程中,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的开设对高职院校艺术专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高职院校艺术专业学生的特点分析
首先,学生的基础较弱、学习主动性较差,但学生的思维较活跃,且动手能力强,感情世界很丰富。高职院校艺术专业学生与本科院校的学生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自主学习能力上,高职的学生因为长期以来养成的不良学习习惯,自我学习的能力不够完善,不能够举一反三,课后自学效果不佳。这也是本科院校艺术专业较少开设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而高职院校开设了大量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的原因。
其次,高职院校的学生逻辑思维较弱,擅长形象思维,不适应传统的理论较多的教学方式,往往在课堂上产生厌倦感和疲惫感,使课堂气氛较懒散、不活跃。学生希望毕业后能迅速达到企业岗位的要求,希望能掌握更多实践技能,所以对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内容兴趣较大。
三、高职院校艺术专业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教学方法探究
笔者多年承担了艺术设计专业《Photoshop》、《Illustrator》、《CorelDRAW》等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课程的教学任务。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综合分析了高职院校艺术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特点,结合教学经验,进行了以下分析。从高职教育的定位出发,高职课程的教学应具有工作过程系统化的含义:一是将课程与工作过程紧密联系,把工作过程中的各个部分归入一定的顺序,使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对学生从入学到走上岗位的整个在校期间全方位、全过程的教学设计。基于这样的教学理念,总结归纳了如下的课堂教学方法。
1.以项目为载体的课程单元设置
在高职艺术专业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中,放弃了传统的教学观念,引入课程项目化的概念,以项目为载体,在知识技能与工作任务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在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项目的选取方面,所选项目的类别应该泛而精,尽量涵盖涉及软件所能涉及的领域。
例如在《CorelDRAW》课堂教学中,选择了标志设计、卡片设计、文字设计、海报设计、插画设计、商业设计等多个项目,几乎涵盖了CorelDRAW这个设计软件所能涉及的各个设计领域。 既能保证学生掌握全面的软件操作技巧,又能为本专业后续的如《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包装设计》《VI设计》等各类专业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又如在《Illustrator》课堂教学中,所选项目也包括了名片、CD 封套、电影海报、图书、报纸、杂志等多个领域的项目,平行涵盖了 Illustrator软件的应用范围。
通过学习企业平面设计的真实项目,以工作过程系统化为导向,讲授其设计方法与制作技巧。通过理论学习和上机实践,使学生巩固平面设计相关课程的基础知识,掌握各种系列平面设计作品如包装设计、海报设计、宣传画册设计、企业VI设计等的制作方法与技巧,学生能够熟练应用平面设计软件系列设计并完成实际项目,并在教师的引导下参与到真实的设计项目中,掌握设计流程和设计技巧,使其在校学习与就业岗位零距离对接,具备技能型平面设计人员的基本能力。
2.逐步分解演示的课堂教学法
根据学生的学习阶段不同,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学生在初学阶段,尚且无法独立承担设计工作,在此阶段,应该以教师传授为主,引导学生尽快掌握软件操作技法。因此,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学习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快速入门之后能够应用软件进行设计创作。
首先,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实施上,教师的作用是示范和带动。 学生对初识软件不够熟悉,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应细致地把每个步骤的操作方法示范给学生,直到完成整个作品。在演示过程中,要注意“两个停顿”,一是每一步完成之后,应暂停让学生立刻进行操作;二是在一组步骤完成之后,应该做一个时间较长的停顿。教师检视一下学生的学习情况,适时调整进度,如果遇到普遍存在的问题,则应马上提出解决方法。在演示步骤的设置上,应该视学生的学习阶段而定。在入门阶段,应该以每一个操作为一个步骤,保证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消化。在进阶和提高阶段,可以把相连的操作捆绑为一个步骤,教师的演示时间可以拉长。
其次,在演示对象的选择上,应选择领域流行度和知名度较高的,以及学生感兴趣的项目。例如笔者在《CorelDRAW》课堂教学中,恰逢中秋佳节,又有很多学生家乡较远,过节不能回家,于是选择了中秋这个主题,使学生不但对这个项目感兴趣,还能通过思乡之情,激发他们的创作激情和思维。这样学生在不断的模仿和创作中,逐渐锻炼了软件熟悉程度,加强了软件的学习。并且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己设计并完成一个完整的项目,当今后遇到类似项目时,可以快速想到解决的方法,做到“举一反三”。当他们通过老师的演示掌握了一定的软件操作技巧,并能完成一个独立的项目时,会使自己产生极大的成就感,十分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堂教学效果显著。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可将两种教学方法结合运用,以学习项目为载体、课内外实践并举,实现课堂、实训、工作任务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推行三步走教学模式。第一步即以企业真实项目为依托,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和认识规律进行整合序化的若干学习项目;第二步即在每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行动为导向,基本都按照布置任务、讨论分析、知识讲解、操作练习、评价、拓展练习6个步骤来实现。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以工作任务为行动导向,边学边做。第三步即课堂、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校外实训基地3个教学场所相互对接,真正实现实训室与教室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课内与课外一体化、企业项目与学习项目一体化。目前高职院校艺术专业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教学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还有待深入研究和完善。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教学体制的改革,为培养合格人才进行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着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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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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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转贴于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同上。
同上,第6页。
同上,第6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7-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