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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遗;文化传承;创新研究;校企合作
广东是我国四大制鞋基地之一,位居沿海发达城市,地理位置的优越,省外、海外品牌纷纷入粤,使广东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鞋都和鞋业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有“中国十双鞋,广东有其五”“全球十双鞋,广东有其三”之称。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有广东鞋的踪迹。但无须讳言的是,广东自主品牌及产品的研究及创新工作做得相对有限。近些年来,广东制鞋行业正奋起直追,着力加快品牌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创新,要创新就要有新的技术和艺术灌入其中。非遗创新,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聚焦非遗与时尚融合之美,推动非遗活化传承、价值转化的过程。作为时尚之都的广州,助力文化产业新发展是当下发展的重中之重。今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省级非遗工作站申报工作,其中服装服饰工作站落户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广东省非遗工作站(服装服饰工作站)应运而生,将深度整合时尚产业链上下游资源,通过非遗文化赋能,优化提升全产业链,促进跨界合作,形成多业态、跨区域影响力,推动湾区时尚产业融合发展。制鞋行业作为服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品牌建设及产品创新等方面有重大突破。
1价值所在,引领国潮
1.1应用价值
要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融合,以文化产业为载体,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改造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方式,提升广东制鞋在中国乃至世界制鞋行业中的主导地位。使我国制鞋行业一改往日低端、廉价的加工状况,能够健康、飞速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以传统文化催生经济转型发展,在弘扬传统文化上具有很好的现实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近几年,随着我国在传统文化的大力推广下,国潮品牌应运而生。其设计理念将本国文化、元素添加在设计中从而形成。广东制鞋紧抓社会发展命脉,经过多年发展和培育,现已形成非常完善的皮革、制鞋产业链。据中国市场调研在线的中国女鞋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7年)显示,虽然我国制鞋行业受欧美市场受金融海啸影响进口数量下降,而消费者对品牌的需求日益旺盛,所以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制鞋市场仍将呈现迅猛上升的趋势。而广东,作为我国制鞋行业引导国内潮流的重要基地,接受最新国际流行讯息以及时尚元素的重要城市,企业对设计水平的发展非常重视,品牌建设更是行业转型、产业升级的重要发展趋势。产品升级、品牌转型、发扬传统文化,无疑未当今鞋类设计师提供了很好的设计灵感,产品遵循在不同品类或风格的鞋产品当中,融入中国元素,既展示出新时代鞋靴个性的一面,又发扬我国传统文化。
1.2学术价值
目前在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已经融入各行各业。广东制鞋产业链以达到全国领先的生产制造水平,年产品出口总值远超越其他生产制造国家,如印度、越南、巴西等国。而在设计与文化引领方面,国外一线大牌仍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制鞋业没有形成属于本国独特的文化创意,加之当前本土鞋类优秀设计人才紧缺,中国鞋类设计环节较国际一线品牌有明显欠缺。如何打破设计环节,打造属于中国的鞋类世界品牌,广东制鞋行业的转型与升级是发展必然趋势。提高整体制鞋产业链,向全球制鞋产业链上游迈进,是广东制鞋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品牌建设、产品研发设计是目前广东制鞋企业迫切需要加强培育的方面。随着新时代文化创意全球发展的步伐,呈现以传统文化为主导,以产品创新创意为主要导向的发展现状。本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创新精神”的宗旨,以弘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传统制鞋行业转型升级,对广东制鞋行业的资源整合、技术创新、文化素质提升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非遗文化传承下广东地区制鞋行业设计目的、开发方向与工艺技术等问题,行业、企业以及高等教育制鞋专业进行研究探讨,有利于转变当今制鞋行业“模仿”设计现状,努力推动和发展广东制鞋行业产业升级,企业转型。同时,依据企业、社会需求,对高等教育鞋类专业提供行业需求,从而提高专业教师综合素质、教学质量,有利于高职、本科等鞋类设计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好的培养适合新时代企业需求的高级专业人才。
2行业快速发展,引导新型人才
制鞋行业属于工业密集型产业,而中国在全球制鞋行业中一直处于生产大国、出口大国和消费大国,其鞋类产量、出口产量和消费产量分别接近全球的60%、70%和20%。中国鞋业的发展,可以说为全球鞋业消费市场提供了来源稳定的产品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鞋业发展的外溢效应,为周边国家依托中国鞋业强大的供应链从而实现鞋业快速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但中国鞋业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其自主品牌及产品的研究及创新工作做得相对有限。基于此种原因,借助文化创意的全球化兴起,越来越多的原创品牌顺应时代的潮流不断兴起,而要独特,就要创新,要发展中国制鞋行业,弘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将两者紧密结合,提升广东制鞋业的同时,提升全民文化素质水平,创造属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就要了解鞋靴,了解鞋的各个构造以及从鞋类演变的历史开始。要发展就要创新,无论是从工艺技术创新,还是造型设计创新,只有根植我国传统文化,汲取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精华,才能彰显中国鞋靴设计师的人文情怀,并由此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鞋靴品牌文化产物。目前,国内对于鞋靴文化的整体发展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研究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的学者,以及研究纺织服装学的学者对此都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鞋履艺术在现代鞋靴设计教学的应用研究》温州大学,刘阳,硕士论文,2018年;《论鞋靴设计中传统文化的运用》温州大学,顾任飞,中国皮革,2013年06期;《继承传统文化与鞋类时尚创新》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彭艳艳,西部皮革,2011年21期。但专门研究非遗文化并应用到鞋靴产品当中的机构、学者或企业还相对较少。在企业方面,设计师具有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社会使命,是一切文化作品的创造者。只有顺应时展,不断通过新品理念、产品质量、产品特色、产品服务等方面提升品牌产品价值,这就要求鞋类设计师既要有丰富的鞋产品技术设计能力,又要掌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审美,同时,鞋类产品必须符合当下时代的审美产物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好技术与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与现代科技等之间的关系,设计出代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潮品牌产品,向社会展示创意转型成果。在院校人才培养方面,随着市场整合、消费者需求的提升,使得制鞋行业从早期的培训机构上升到中专层次的《皮革制品设计专业》、高职层次的《鞋靴与工艺设计方向》等,以及本科层次的《皮革专业》、《鞋靴与皮具设计方向》,至现今《鞋屡设计》研究生方向等。教学层次不断提高,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逐步细化,涉及鞋靴工艺制作、鞋靴款式设计、鞋靴样板设计等分门别类的进行高等教育教学。依据不同层次鞋类专业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从技能型专门人才到设计类创新型高级人才,通过院校理论教育,让学生掌握该层次教育教学过程中基本理论知识,基本素养,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以及在鞋靴设计当中给予创新,为根除中国鞋靴设计的一味模仿、抄袭现象提供有力依据,为高校鞋类专业及制鞋企业培养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保护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新一代鞋类设计人才,给予有益意见。
3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共赴新时代
企业发展是高校教育的风向标。近年来,职业性院校不断深化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提高院校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增强高校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逐渐形成了以学校为主,企业参与教育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多方位合作办学等模式。如:企业管培生合作、学生就业合作、订单式培养、冠名班合作、名师工作坊等。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型劳动者。对于广东制鞋而言,早期的样板师已退出时尚设计舞台,成为幕后支撑的主力军,而鞋靴设计师更多为年轻、潮流的90后、00后,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汲取时尚新理念,将制鞋行业引领国潮达到创新设计新高地。
4总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一个国家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信息资源。在研究和传承前人文化的同时,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然而即便如此,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遗资源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多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因此,在加强保护非遗工作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将非遗文化资源、文化传承引入行业建设当中,力争通过自己行业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现我国特有的文化底蕴。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从广东制鞋行业着手,挖掘并深入中国非遗文化特色,结合院校人陪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为努力推动或发展广东省乃至中国制鞋行业的发展里程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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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鸿.企业举办和参与是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必由之路[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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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桥书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47-02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安徽省宿州市桥区书法是安徽地方文化的代表,已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桥区书法,安徽省高度重视,在努力发展区域经济的同时,也出台一些保护和发展桥书法的政策,以期推动桥书法的发展,深化人们对桥书法内涵的认知,加强对桥书法民族遗产传承与保护,并在当代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其价值。下面以桥书法为视角,就安徽省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详细阐述,望其能为中国书法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参考。
一、桥书法的历史沿革
桥书法起源于晋唐时期,北宋书法大家蔡襄(1012-1067,字君谟)就出生于桥区。在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他们被誉为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蔡襄书法“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书法家戴振军认为,蔡襄书法作品章法错落,各具姿态。此外,清朝时期,李心锐、杨梦九等人在《修宿州志》、《兰草题诗》等作品创作过程中均秉承着桥书法的创作特色,由此推动了桥书法的继承与发展。书法家梅雪峰在书法作品创作过程中将“以诗为魂、以书为骨”作为自身作品创作目标,同时通过遒劲笔力、神采飞扬的书法功夫彰显了自身惨淡的人生经历,且通过注入自身思想感情,与欣赏者产生共鸣。除此之外,《红楼印谱》即王少石的作品亦是桥书法的代表[1]。应当说,桥书法的兴起发端于宋代法大家蔡襄,而后代的推崇与追随才是桥书法得以传承与发展的关键。
二、安徽省桥书法发展历程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安徽省桥书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关键节点:第一个关键节点,红叶书画社于1983年在上海举办了桥书法展览活动,在活动举办过程中吸引了多家媒体的报道。这是桥书法在当代走出安徽的一大步,加深了安徽乃至域外对桥书法的认知。同时,红叶书画社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还致力于培养新人,如后来成为著名书法家的李杰、周军等,其作品继承了桥书法风格,并发扬光大,以端庄而不失灵性的创作形式满足了欣赏者审美需求,并彰显了桥书法的活泼多姿。第二个关键节点,宿州书法协会于1983年8月成立,协会的成立进一步完善了书法网络环境,打造了一个兼具展示、交流、学习、沟通等功能的综合网络平台,借助这个平台举办富有影响力的展览活动,吸引全国各地书法家的关注。同时,借助网络平台,开设了几十家培训班,培育了一大批书法新人,弘扬了桥书法这一传统文化。第三个节点,1987年合肥“安徽画廊”展览活动的举办,成功展示了160件桥书法作品,进一步提高了桥书法的知名度。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6年以来,少儿书法大赛活动也相继推出,参与人数空前,达到了约5万人规模,桥书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三、安徽省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策略分析
(一)发展与传承桥书法要加强与教育相结合
在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过程,推动桥书法与教育的结合,即桥区在推进书法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以培训班、书法培训中心、书法兴趣小组的形式,吸引安徽省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同时借助书法教育逐步提高书法爱好者的书法水平,提高他们对桥书法创作特色的认知度。安徽省为了推进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逐渐将书法教育融入城乡中小学教育中,在中小学开设了“民间书法”和“手工书法”等课程,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传承发展桥书法。同时,根据中小学生的年龄特点,组织书法兴趣小组,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引导学生了解掌握桥书法。另外,各级文化部门与书法协会定期举办书法展等文化活动,宣传、展示桥书法,这对传承保护该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十分重要的[2]。
(二)拓展传播途径
过去,安徽省在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一直走博物馆橱窗展览、文献记录等路子,这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显然过于保守,不利于对桥书法的宣传与保护。因此安徽省文化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保护过程中逐渐开始重视对新媒体、网络等的应用,即将桥书法等以视觉、听觉、触觉的形式展现出来,并通过资源共享的形式扩大对文化遗产的传播,以此来加深人民群众对地方文化的了解。日本奥兹大学在对文化遗产狮子舞进行保护过程中,就采用数字媒体网络交互设计手段进行了全方位的传播,以此来达到文化遗产传承目的。安徽省在桥书法等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亦应效仿国外成功经验,运用网络平台对桥书法等文化遗产展开实证调研活动,并通过视频、图像、专题网站等形式彰显文化遗产特色、价值,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保护的目标[3]。
(三)保护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是遗产的重要传递者,桥书法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应注重结合桥书法多为文字记载的特点,加强对继承人的保护。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管理工作实施过程中秉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民间艺人创作活动予以资金上的扶持,引导传承人基于自身实际开展书法教育、地方间书法交流等活动,以传承与发展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相关政府部门还应大力建设人才培养基地,着重培养劳作型、学术型、应用型传承人才,以促进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发展。另外,在继承人保护过程中亦应着重提高传承人综合素养培养,提高传承质量,从而达到传承人保护目的[4]。
(四)提高全民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提高全民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第一,欣赏桥书法这类文化作品不仅需要一定的书法功底,还需要这方面的审美倾向;第二,现在的网络文化产品五花八门,视觉冲击力很强,很容易把桥书法这类传统文化边缘化。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针对桥书法这类传统文化的特点,采取多种方法,提高全民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第一,地方政府部门应秉持“文化自觉”的理念,结合《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细则,深入发掘文化遗产所具备的精神、文化、思想价值,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使人们认识到这些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提高人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第二,在宣传过程中不能打游击战,而应该统筹各种资源,打造综合宣传、推介平台,开展全方位的宣传。比如,开设专门的宣传网站,借助网络巨大的交流功能宣传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开展宣传活动,定期举办桥书法展,等等。通过这些宣传活动,彰显传统文化魅力,深化全民对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的理解,使人们认识到,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安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这样,人民的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才会增强[5]。
就安徽省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暴漏出的问题来看,根本原因就在于宣传、保护力度不够,人们认识不到它的价值,又何谈重视它。因此,必须从提高全民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入手,加强对传承人保护,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面,最终使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走出安徽,走向全国。
参考文献:
〔1〕吴从瑞.论皖北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机制[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18(06):111-113.
〔2〕牛芳,卢玉,陈小蓉.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徽州民俗体育的传承――以徽州嬉鱼灯活动为例[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12(03):58-61,72.
〔3〕许敏娟.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进文化强省建设问题研究[J].理论建设,2013,14(03):81-88.
我国地域辽阔,是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艺术,并且很多民族文化艺术已经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璀璨辉煌。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绝大多数都来源于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或是传统技艺,或是独特的生活方式,其种类繁多、覆盖面广。众所周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扬的核心因素就是传承人,所以传承人应当受到特殊保护,而现阶段我国在传承人的保护与传承机制的建设中有众多不完善之处,这都亟待解决。
一、我国非遗传承人保护及传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重视申报,轻视保护
当前,有一个问题亟需人们重视,即各级科研单位和各级地方政府,甚至是某些高等院校,都非常重视非遗项目的申报工作,却忽视了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这从侧面反映出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以及部分学者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方面存在较大的认识偏差,其思想意识需要进一步提升。往往在申报非遗项目的过程中,各单位表现得非常积极,号召大家都各显其能,共同协作,尽最大的努力保证项目申报成功。然而,当非遗项目申报成功后,却没有建设科学、合理的项目保护与传承机制,并且各个单位又回到各自为政的状态。非遗保护工作比较复杂,在实际开展中会有层层困难,一般都会超出在申报项目时所预测到的问题。所以,当申报完非遗项目后,实施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就显得异常困难,很多指标都无法达到,并且被列入到申报名册中的传承人,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获得与书面描述中的地位和价值。
(二)非遗传承人呈现断层趋势,生存环境不容乐观
传统戏剧、曲艺、音乐类目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现代社会流行音乐文化对其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绝大多数青年人都遗弃那些经典的传统音乐文化,甚至有些老年鞒腥艘步ソソ其遗忘。非遗中的民间传统工艺也由于不具备可观的经济价值而很难形成广阔的市场,所以很少有学徒愿意去学习。非遗中的传统医药类项目也在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被现代医疗设备所替代,其生存空间所剩无几。新时期,青年所接触的信息较多,喜欢快节奏的生活,视野也更开阔,对传统的生活方式持有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就直接舍弃了传统的文化艺术和民间工艺,这导致非遗传承人出现严重的断层趋势,使得非遗保护工作非常严峻。此外,非遗传承人的生存发展环境也不容乐观。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非遗传承人也需要面对生活的压力,而非遗行业基本都是生产文化及精神产品,其本身的生产成本比较高,而当前我国居民生活消费中很少涉及这些精神文化类产品,这让传承人的生存状况变得比较差,久而久之,只会让整个行业发展得非常缓慢,并且走向消亡。
(三)非遗传承人现有的认定制度存在缺陷
我国在非遗传承人的认定过程中普遍采用的是层级认定方式,并且传承人也明确分成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和省市级非遗项目传承人。通过分析我国现有的认定机制的相关法律法规,笔者很明显地看出几个问题,包括认定数目不明确、认定程序不科学以及认定条件比较抽象等。首先,非遗项目传承人的数量没有明确规定,显然,对于某个非遗项目被认定的传承人数量越多则推广的力度也会更大,将会促进非遗项目健康长久地发展。其次,认定程序不科学、不合理。目前非遗传承人一般都是被推荐的或自行申请的,而这些传承人都生活在民间,对相关的申请制度几乎没有了解过,所以自愿申请的流程并不适合。最后,认定条件模糊,较为抽象。我国规定非遗继承人不能为集体,而在发达国家则对传承人的主体身份没有任何限制,采取“个别认定”“团体认定”“综合认定”等方式。
二、非遗传承人保护及传承机制建设的有效对策
(一)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督导检查工作
政府部门应该结合目前非遗传承人的现状,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非遗传承人保护机制,从而能够明确传承人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在审核各地方部门递交的非遗项目申报方案时,一定要重视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与传承机制,确保传承人的切身利益。当非遗项目申报成功后,就应该积极督促相关部门要按照申报书所写的关于保护传承人的方案,派遣专人不定期地进行巡视检查,确保传承人的保护工作落实到位。
(二)加大对非遗传承人的激励力度和扶持力度
各级政府部门对本地的非遗传承人做好普查登记,对于特定弱势的非遗传承人群体要给予一定的扶持力度,为他们提供可靠的生活保障,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非遗传承工作中。同时,也要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确保非遗传承人的财产性权利和精神性权利,让他们依法享受获取报酬的权利。通过多种方式,增加对非遗传承人的激励力度和扶持力度,可以利用社会募捐等方式建立专门的非遗传承人保护基金会。政府部门加强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让当地老百姓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有利于拓展非物质文化产品的市场,这也能增加非遗传承人的经济收入。当传承人有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就可以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也能吸引到更多青年做非遗传承人的学徒,这也有效地解决了传承人的断层问题,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一步发展。
(三)健全认定机制,确保科学合理
首先,非遗传承人的数量认定必须科学合理。根据非遗项目的具体情况,尽量提高传承人的认定数量,鼓励年轻人去拜师学艺,并且给予物质奖励,这样就会不断扩大非遗传承人的数量,也会进一步推广非遗项目。其次,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标准必须科学合理。很显然,认定标准是判定非遗传承人是否符合标准,那么认定标准就直接决定了传承人的认定数量。为了适当提高认定数量,认定标准可以适当放宽。扩大传承人的候选范围,尤其是初学者,要给予充分的鼓励,给予他们特定的认定标准,可以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去拜师学艺,且继续给予资金扶持,这样就会慢慢培养出一批批技艺精湛的非遗传承人。最后,认定程序多渠道化。要突破传统的个人申请与他人推荐相结合的认定程序,当地政府部门应该主动寻找和发现非遗传承人,并且协助他们申请,鼓励民众多推荐非遗传承人,充分发挥社会资源,并且做好登记,由专人去调查,最终协助其申请。同时,评定对象也应该多元化,不仅包括个人认定,还要包括集体认定,只要是具有非遗文化价值的传承人或传承群体,都可以认定为非遗传承对象。
三、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产品和精神产品,代表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加强非遗传承人保护及传承机制建设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只有不断改善和优化保护与传承机制,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进一步弘扬和发展。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希望非遗换掉“地方土特产”的属性,能真正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品牌;
希望非遗传承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产品研发、产品设计、人才培养上来,而不是为了企业的生存满世界推销产品;
希望建设权威的非遗交易平台,真正解决非遗产品的渠道问题;希望非遗能够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回归非遗原本的存在价值;
希望非遗与教育深度融合,拉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和脱贫增收;
希望所有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
2017年,笔者在各省非遗主管部门的大力配合下,走访了我国10个文化大省,访问了非遗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美术两大类非遗传承人及非遗相关从业人员百余人,50余家非遗企业。在与他们的沟通交流中不仅深深体会到了非遗技艺的博大精深,非遗文化的源远流长,非遗传承的艰巨使命,同时也深深感受到非遗人殷切的希望。
影响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因素
就非遗产业化发展而言,我国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全国非遗资源90万项,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遗项目1372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86人,省级非遗项目11042项,省级传承人12294人。但实现或基本实现产业化发展的寥寥无几,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北京全聚德烤鸭、云南砂锅米线、天津狗不理、西安肉夹馍、东北二人转等被大家熟知的项目外,其他一些具备传统优势的非遗项目反而走向了生存的困境,例如瓷器、刺绣、漆器等曾经为国家赚取外汇的代表性非遗项目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都存在着库存积压销售渠道难的问题。为什么传统美食项目等能够形成产业化发展,因为它们和人们的生活融入在了一起,代表了一个地方的文化标签,同时也拉动了一方经济。非遗必须要有市场,要被人们所需,才能有生命力。
在笔者看来,影响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思想保守。经过走访了解到,部分省份从主管领导到传承人普遍没有产业化发展的意识,这和当地的资源和支柱产业的定位有绝对的关系。从传承人角度来讲,现有的传承人大部分年龄偏高且对经济、政策、科技的掌握不够,难以应用科学可行的方式让非遗走上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另外部分传承人满足现有作坊式的经营模式,受保守观念的影响在技艺传承上局限于家族传承,难以接受祖辈传承的绝活让他人接手。
第二,缺乏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非遗作为一种文化,是公共财产,保护非遗也是一项公益事业。非遗保护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仅靠个人的收入和传承人的投入难以很好的保护,这也就制约了产业化的发展。
第三,专业人才的缺乏。非遗的产业化发展和创新运营模式的形成是要人来完成,所以人才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计划参与人数10万人次,包括清华、央美等57所院校参与。但是真正实施起来不容乐观,首先传承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参与培训内容以理论、保护为主,而对参与培训的人员又有条件限制,因此很难从根本上培养学员的学习兴趣;其次培训一定注重时效性,突出等级能力,通过培训让从事非遗技艺的从业人员从水平、产品价值、自身价值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这样有助于非遗培训的参与程度。
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对策
笔者认为,非遗的产业化发展,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提高非遗传承人和从业人员的产业化意识,只有产业化发展才是最好的传承保护。建立可行的运行机制,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需要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加大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让非遗融入现代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人的生活。
第二,建立国家级别的非遗交易平台,解决非遗项目渠道问题。目前非遗产品种类繁多没有形成同类产品的标准价格体系,非遗市场上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产品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非遗产品的含金量。另外建立展示、销售、体验于一体的实体店,让消费者产生兴趣的同时促进消费,从线上线下解决非遗产品的渠道问题。同时解决非遗企业库存和企业现金流问题。
第三,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实现非遗产业化的保障。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点,非遗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占的比重日趋增大。人才的培养需要政府、机构、民间、高校共同合作,在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培养文化、经济、市场、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复合型人才。通过政策导向让更多的优秀人才投入到非遗传承保护和产业化发展的工作中。
第四,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趋势。2016年,文化部服务国家“一б宦贰闭铰裕出台《“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23个国家文化部长或代表受邀出席丝绸之路文博会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并通过了《敦煌宣言》,与沿线国家开展交流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中国非遗打开了国际市场。
第五,文化资金投入。2016年,中央财政通过继续实施“三馆一站”免费开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地市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文化项目,共落实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61.03亿元,比上年增长27.7%。
【关键词】 非遗博物馆;社会服务能力;提升途径
一、博物馆服务的发展进程
博物馆是人类尊重历史、珍视艺术和崇尚科学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最早服务于西方上流社会。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进入“博物馆繁荣”时代,国际博物馆领域确立了以“社会服务”为根本宗旨。从此,博物馆的社会服务功能开始拓展并趋于全面,除了征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物质文化遗产,还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支持所在地经济文化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博物馆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人为本”、“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理念成为现代博物馆实现场馆设施和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依据。英国的博物馆将管理的根本目标定位为“让民众成为博物馆的核心,让博物馆成为社会的核心。”更加明确了新时期博物馆的服务宗旨。
我国的博物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其使命就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不断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博物馆工作的性质和特征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承载着向国民弘扬传统文明的社会责任。
二、我国非遗博物馆的发展与职责
“非物质文化遗产”(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成为与“物质遗产”相对而称的专业术语。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了新的阶段。
当前,社会各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投以广泛关注的目光,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兴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所,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省市共建立民俗博物馆179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424个,非遗保护设施建设被列入了国家“十二五”文化和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规划。[1]
非遗博物馆,除了具备传统博物馆的属性外,还应保护传承非遗传统文化、利用专业优势开展征集、展览、研究非遗藏品的工作,并兼顾扶持非遗传承人群体,在以“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大前提下,为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优质的服务。
三、非遗博物馆服务的内容及新趋势
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存在着城市现代化进程与文明发展的矛盾,对于博物馆而言应积极保留大量的传统文化,并发扬传统文化所具备的现代性并向世界范围传播推广。对于非遗博物馆而言,如何让社会关注非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非遗保护意识,使之不成为仅仅留在“纸上名录”,如何让“纸上的名录”真正成为“镌刻在人们心中的珍宝”仍然是摆在每一位博物馆人面前的问题。[2]
2013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记忆”的主体是观众,博物馆可以利用自身有利资源引导观众构建权威的、有条理的历史思维能力,加深展品在观众脑海中的印象。“创造力”指的是新时期博物馆应具备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新技术、创新的服务理念相结合的能力,从而策划出符合现代民众喜爱的展览。
因此,新时期非遗博物馆的服务就应兼顾“记忆”和“创造力”两个方面,所谓“记忆”在非遗博物馆的语境中指的是非遗馆所占有的能给观众传递非遗历史文化的资源,包括非遗展品、传承人等。“创造力”是指利用非遗博物运用创新思维和创造力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理念巧妙融汇,改变以往传统的古板的说教展示形式,让观众在游乐、观赏中全方位了解非遗的文化内涵和传统技艺,努力达到探索传播、宣传、传承非遗的目的,从而让非遗文明的种子真正植入观众的心中,并为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引进新的思路和方法的能力。
新时期的非遗保护应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因为两者虽然看似矛盾,但并非不能共存,应以开放性的文化心态和全球化视野,以文化主体认同和更好地持续性活态传承为原则并在服务理念和方式上有所创新。
四、提升非遗博物馆服务能力的途径
非遗博物馆作楣益性社会文化教育机构,除了明确自身职能外,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力争让服务尽善尽美。
1、培养不同类型的服务人才
服务人才的培养首先是服务意识的养成,因此在招募博物馆服务人才时就应将服务意识作为考核和培训的前提。
非遗博物馆应根据工作人员的专业特长和岗位的差别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从而更好的为博物馆服务。从实际情况来看,非遗博物馆的服务人才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专业陈列研究人才,他们利用自身所学专业知识,将非遗的“权威记忆”保存并加以研究,将非遗财富通过书本、资料等形式传播,服务民众。第二类是展览策划型人才,也就是能将文中所提的“记忆”加以“创造力”的人才,这类人才除了具备资深的非遗知识外,还能将其用附有创造力并符合当代人审美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三类便是一线的服务人员,这是非遗博物馆中最庞大的群体,包含宣教、志愿者、看馆、安保人员,应在上岗前对各自的职责明确并进行专业的业务培训,确保博物馆服务安全、有效、优质,让群众满意。第四类为社会团体和共建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可以作为“特殊观众群”,他们除了给非遗博物馆提供各方面资源的帮助,还可以从观众的视角对博物馆的服务质量提升献计献策。
2、完善场馆硬件设施
非遗博物馆应当合理支配政府财政投入,努力改进陈列展览的设施,从而提升陈列展览水平。还应完善观众服务设施,为群众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如设立咨询台、寄存处、游客服务中心等,考虑到某些游览区的路线复杂,可印制中英文对照的导览图,除了介绍博物馆的概况外,还将博物馆景点和公共设施标注其中。为了让观众更全面了解非遗,可在非遗馆区内建立非遗传习教室和传承人工作室,为传承人的技艺展示和观众的观赏、传习提供良好的场所。
3、满足观众参观要求
非遗博物馆服务的对象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了解和掌握他们的参观诉求和目的,有助于非遗博物馆针对不同的参观人群采用差异化的宣传和服务方式。如非遗博物馆可在各项展览展示活动中,可以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开展非遗展览、互动活动,如为未成年人开办主题夏令营,以及各项非遗培训。从理论到实践操作,通过一套完整的流程学习非遗文化。而对于老年群体,非遗博物馆可针对他们喜爱传统曲艺的特点安排免费的京剧、黄梅戏、昆曲、白话欣赏等活动,让他们在欣赏非遗曲艺的同时,重乩夏暇┑纳活和文化。根据外国友人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和喜爱的特点,安排民俗体验和技艺参观活动,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感受传统地域风俗。
除了将观众吸引进博物馆,还应积极将传承人和非遗技艺请出去。让“非遗”走进社区、学校以及公共文化场所,拉近博物馆与观众的距离,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爱本土非遗文化。
4、提高“非遗”传承人待遇
非遗博物馆的服务主体除了观众,还有非遗传承人群体。如何让他们不为了生存被迫转行安守祖辈传下的“手工遗产”是保护非遗的关键问题。非遗博物馆应利用作为公众平台的优势,帮助非遗传承人改善生存环境,让他们不再为生计担忧,将传统技艺更好的展现给喜爱它的观众。
考虑到非遗传承人文化水平有限,非遗博物馆应利用自身优势资源,积极帮助非遗传承人整理技艺资料,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专项保护经费,并整合媒体、高校等各种平台和社会力量帮助代表性非遗传承人开展收徒传艺等活动,同时,利用自身作为旅游景点的优势,帮助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商业及社会活动,活动所得均归传承人所有,尽量帮助代表性传承人解决经费困难,让非遗传承人安心传艺,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5、拓展与观众的互动方式
非遗博物馆官方网站的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平台的建立无疑是非遗的一个新型窗口。将非遗博物馆的公开展览活动信息及时在网络平台上,让民众参与、监督非遗博物馆的各项活动、并为非遗博物馆的服务提升献计献策,对非遗馆的发展起到公众监督和积极推动的作用。
但同时我们应冷静看待这些新兴的媒体互动方式,因为它对博物馆的发展有利也有弊。“利”在于它可以更广泛的参与到博物馆展览的宣传、活动之中,拓展博物馆的服务层面,扩大博物馆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弊”在于在言论自由的社会,来自不同社会层面的观众对于博物馆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这就要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网站的维护人员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换位思考的处理问题的能力,面对质疑及时诚恳解答,消除群众心中的困惑,将某些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动力,并维护好博物馆的社会形象。
6、征询建议提升服务质量
非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应重视对观众的调查研究,及时了解观众需求。在调研工作中,应将主动权交给观众,让他们对服务质量、展览满意度进行打分,这样既可以促进非遗博物馆用优质的展览和服务吸引观众,又可以保留和扩展博物馆参观群体,实现与社会公众的交互式融合。
五、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无论是审美情趣还是评价标准都与过去相比有很大变化。因此,对于博物馆而言,必须准确把握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会民众的期待,才是赢得观众赞誉的不二法则。
对于非遗博物馆而言,“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就是努力使非遗博物馆与观众、非遗传承人之间相处和谐,让非遗文化同百姓的精神需求相协调,让新时期博物馆事业同社会进步相统一。非遗博物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的提出,以及“记忆”与“创造力”结合的服务方式,为非遗博物馆服务能力的提升提供了良好而又明确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贴近百姓的优质服务必将引导观众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和喜爱,从而对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李龙.中国文物报.2012-6-11.
[2] 喻,廖君.中国文物报.2012-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