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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赵县;背灯挎鼓;乐舞
中图分类号:J7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181-1背灯挎鼓是流传在河北赵县南寺庄村的一种传统型乐舞,2009年已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一种融乐器与舞蹈、道具与一体的乐舞形式,道具是背灯挎鼓从事“演艺”与表演的先决条件,“道具的使用可以极大地丰富舞蹈的艺术语汇,增强艺术表现力及感染力,加强运动人体的动态表现从而完成舞蹈者内心世界及感情的表达”。研究背灯挎鼓这种传统型乐舞,不能不关注其道具的特点及运用。背灯挎鼓的道具主要包括鼓、钹、铙类的“响器”以及灯、旗类的用具。笔者结合实地调研所获得的资料和感受,分别研究和介绍之。
一、 背灯挎鼓之鼓
鼓是一种古老的打击乐器,在传统的社会生活中,它既是一件乐器,往往又具有道具的功能。
(一) 大鼓
该乐舞活动共有四面大鼓,其中最大的一面直径1.5米。其他三面鼓的面径在1.2米左右。这些鼓的鼓帮呈红色,上面均带有“背灯挎鼓”的字样。这些大鼓有时是两个人敲,一边站一人,两人相对而站;有时四人敲,两两相对。他们有着同样的鼓点,共12番鼓点,而且有12个名字:凤凰单展翅、凤凰双展翅、金龙闹海、万马奔腾、喜鹊登梅等。大鼓的作用是引导前边的表演队,它的鼓点决定着整个节目的节奏快慢和动作强弱。
(二) 小鼓
挎鼓表演所用的小鼓数量很多,以最初村里支持的12面为基础,还有表演团队自己出资购买的,加在一起已经数不胜数了。这些小鼓两边系着红绸子,每一面都有八、九斤重。表演艺人杨进生老人把小鼓两边的红绸子抖落开,很熟练的系到腰上,还没敲起来,喜悦的表情就挂在脸上,我感觉这些艺人的表情跟道具就像连到了一起,不需要训练,只要行头一到身上,表情马上就出来。
(三) 鼓槌
在南寺庄的仓库里,摆放着许多鼓槌。这些鼓槌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底部都系着五颜六色的布条。大的是敲大鼓用的,相较其他鼓槌粗而长,顶头还是弯曲的。小一些的是小鼓用的,与大鼓鼓槌不同,它们都是扁的,而且要竖起来敲,这些扁的鼓槌在小鼓上敲的声音响亮又清脆,而大鼓槌的声音就沉闷、不清脆。这些鼓槌直接决定着敲出来的音量和音色。
二、 背灯挎鼓之铙和镲
在背灯挎鼓的表演中,还有一些铜质的打击乐,如镲、铙等。这些铜质的打击乐属于队伍前边的表演队。铙、镲的尺寸主要有两种,一种面径在40厘米左右,另一种在20厘米左右。敲击时,既要拍出节奏,又要突显出舞蹈动作,还要与小鼓队有队形上的交流和变化。它们所承担的是活跃现场、制造热烈气氛作用,是鼓队编制的关键一组。拍铙的人站在大鼓一边,与大鼓的节奏相呼应。
三、 背灯挎鼓之背灯
背灯是背灯挎鼓乐舞中最为与众不同的一件道具,其样子很特别且漂亮。它有一个长长的灯杆,长90公分,主要是将其背到脊背上。在这根灯杆上分别有两截红绸子,中间的一截绕过脖子交叉于胸前,然后再系到腰后;底部的绸子绕到腰前固定。灯杆的顶端向前弯出一截,长约15公分,顶头挂着的就是主角――“灯”了,位置正好在头顶上方。这些灯笼直径20公分,灯笼顶部加有五个绒球,一个较大的黄色绒球在灯笼中间,其余四个小的呈红色,围绕在大个的四周,里边有一个灯泡,自备一个带电池的小装备,开关在灯杆上,演员只要手往后一伸就能够着,可以控制其开关,非常合理。
四、 背灯挎鼓之旗帜
旗帜是背灯挎鼓的重要道具。它有很多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大旗。主要是起标志性的三角旗,呈红色,其中两个边做成了锯齿状。此外,还有四面黄色的缎面旗。这些黄色的缎面,也是三角形的,两边还分别垂下来一条长长的布条,使得旗子霸气十足。这四面大旗只有在正式演出或比赛时才用,由表演团队打头的队伍擎举伍。除了这四面打头的旗,表演队伍中间还有一面大旗。这面旗的面积最大。黄色旗面,底部有龙的图案,相当贵气,旗上印着“中国赵州南寺庄村背灯挎鼓”12个大字。这面大旗高擎于队伍的中央,使得场面宏大、振奋人心。很显然,这些旗帜在队伍里是不可或缺的,它们都是背灯挎鼓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鼓王争霸赛是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推出的一项特色文化品牌。自2003年创办,每届都有几十支鼓队数千名鼓手参赛。因其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极具表现力和震撼力,受到文化部社图司、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华鼓乐大会组委会和省市领导、专家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驻石家庄各大新闻媒体均参与报道。
参考文献:
[1]隆荫培.徐尔充.舞蹈艺术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
[2]廖敏.试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与“鼓”[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0,(02).
[3]董雪.浅析道具在民间舞中的作用[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0,(08).
作者简介:
[关键词]翻译特性;汉语文化词语;英译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2-0163-03
一、引言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产生了丰裕的文化词语。常敬语(1995)先生指出:“文化词汇表示相应文化范畴的词汇,为民族文化非常明显的展示。”语言是文化传播的载体,翻译对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是语言文化交流中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汉语文化词语的翻译实践中,它不仅仅是传递一种信息,更是传递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两种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使得克服两者的文化代沟,把文化词语翻译得既准确又不失去其文化色彩对译者来说一直是一个难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翻译实践,更好地将汉语文化词汇英译,本文从翻译的五个特性-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历史性出发进行探析,从而更好地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二、翻译之文化特性
(一)翻译文化特性的含义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谭载喜,1999:132)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者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任何译者都不可避免文化背景、、国籍、人生价值观、风俗习惯带来的差异,翻译并不只是把两种语言互相转换,更是在传递一种文化。语言的翻译即文化的翻译。许均(2009:37-41)在《翻译概论》中指出翻译的五种特性: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
(二)翻译特性
1.翻译的社会性。社会因素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翻译是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进行交流活动的工具,并且也随着社会的演变不断发展。翻译能克服障碍,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现如今随着国际间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翻译对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翻译为了达到某种社会目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具有社会属性。
2.翻译的文化性。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的不同造成了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如表达情感方面,西方人热情开放,中国人含蓄内敛。不同文化间的差异造成了翻译的主要障碍,由于翻译是使不同语言的人们克服障碍进行交流的工具和载体,译者在语言的转换中要时刻注意文化因素。
3.翻译的符号转换性。索绪尔(1999)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依我们来看,语言的问题是符号学的问题,我们的全部理论都从这一重要的事实获得意义。要发现语言的真正本质,首先必须知道它跟其他一切同类的符号系统有什么共同点。”语言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对翻译的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就是不同语言符号相互转换,进行意义的传递。
4.翻译的创造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并不是逐字逐句、一一对应的翻译原文本,不是单纯地将一种语言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在翻译活动中,创造性需要译者在理解原文本的基础上用最恰当的方式再现原文本的内容。译者需要对原文的内容进行增添、删除、重组。当然,翻译的创造性并不只是对原文的再创造,它还要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进行。
5.翻译的历史性。翻译是历史的传承、历史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更迭和社会的变迁,翻译也应适应时代需求。张今(2005:17)指出:翻译时“如果不和文本作者的历史性联系起来,文本就难以理解和解释;如果不和解释者本人的历史性联系起来,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也就失去了意义和目的。”文本翻译要同时与作者和译者的历史性联系起来,才能保持其原汁原味的意义和目的。
三、汉语文化词语英译
(一)社会性
翻译活动推动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减少不同社会的阻碍,使不同社会之间进行交往,促进合作。缺少了翻译活动,人类社会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发展。翻译为社会打开了一扇窗,使其吸取不同的思想,从而推动社会发展。有很多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文化词汇,如对于“一国两制”的英文译法,起初被译为“one country,two systems”,同时也有“two systems,one coun-try”。首先,“一国两制”的本质含义是“一个国家实行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两种译法中,后者把重心放到了“one coun-try”,使其比“two systems”重,因此第二种译法相对更好一些。除此之外,也有译法“one country with two systems”(一个有两种制度的国家),相比前两种译法,这种译法更能突出重心“一个国家”,更好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实质性意义。由此看来,翻译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了“with”一词上。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各行各业劳动力需求量也日益增大,许多偏远地区的农民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到一些大城市打工,被称为农民工。这种现象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可译成“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全面地展示了“农民32”的含义。而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就成了“留守儿童”,即“left-behind children”,这些汉语文化词汇的翻译,能使目的语读者很好地理解其深刻含义,避免造成误解。体现翻译社会性的词语还有很多,中国社会所特有的词汇,其翻译也需体现社会性。
(二)文化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密切联系。翻译的文化性取决于中西方文化存在着的巨大差异。翻译的文化性使译者很难把一种文化的特征精髓准确地翻译到另一种文化中。中国特色文化词汇在英译过程中很难找到与其一一对应的英语词汇,译者除了需要具备充足的词汇量之外,更要精通汉语和英语的文化习俗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包括两个全译本,其中包括:戴维・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两种译法各有道理,但本人认为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效果更好一些,更能传递原作者的意图。首先,原著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是石头的化身,因此“stone”忠实地传递了原文主人公的信息;其次,“红楼”在中国古代象征着高贵权势,红色在中国代表喜庆吉祥:过年挂红灯笼;结婚或本命年穿红色衣服;过年用红色来装饰房间。而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在西方人眼中,红色代表血腥,白色是纯洁无瑕的象征。于是,霍克斯将其译本名定为《石头记》(TheStory of the Stone)。
汉语中有许多带有“红”字的文化词语,但在翻译时要尤其注意不能生搬硬套,否则会显得滑稽,更会影响读者理解。如“红白事”指的是人生中一些高兴事和忧伤事,应翻译成“wed.dings or funerals”,而与“red”或“white”无关。再如“红光满面”,用来形容人的气色好,面色红润,有光彩,翻译为“one'sface is glowing with health”。中西方国家的人对待狗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美国人对狗及其宠爱,他们把狗当成朋友家人,认为狗是忠诚、友好的象征,这点从他们经常把狗当电影主人公就能看出来,而带有“狗”的词汇基本也都是褒义的。例如中国有文化词汇“爱屋及乌”,其翻译为“Love me,love my dog.”;“凡人皆有得意日”译为“Every dog has his day”;“幸运儿”译为“a lucky dog”。然而虽然现如今中国人也很爱狗,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狗的态度已经根深蒂固,在翻译一些含有贬义的词汇时往往会与“狗”联系起来,如“卑鄙小人”翻译为“a dirtydog”。
(三)符号转换性
翻译活动有着符号学意义,是以符号转换为主要方式,可以看作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具有符号转换性。罗曼・雅克布森(2005:142)指出“翻译语言符号的三种方法:符号可以翻译成同一种语言中的其他符号,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翻译成另一种非语言的符号系统”,同时他将这三种方式标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号间翻译。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就是语际翻译,即源语言与目的语不属于同一符号系统。这些不同符号的转换分为两种,其中一种转换是直接转换,即两种语言的字词一一对应,这种传统的翻译观认为翻译需要逐字逐句进行直接转换。例如:“乐极生悲”转换为“Extreme joy begets sor-row.”;“时间就是金钱”则译为“Time is money.”。以上例子都是原文本与目的语直接对应转换的。还有另一种转换不是直接对应的,译者需要根据语境在大脑中将原文本转化成内部言语,根据语用关系,选择合适的意义转换成目的语,例如“班门弄斧”一词,如果直接对应应译为“brandish the axe in front of LuBan”,这样翻译着实会让人摸不着头脑,使读者感到糊涂,因此译者要根据文化知识弄明白这个成语所要表达的意思,在大脑中首先形成一个概念,再用适合的话语翻译出来,这样就翻译为“teach fish to swim”或者“show off one's slight accomplishmentsin front of an expert”这两种译法都可以使读者明白其中含义。
(四)创造性
翻译的创造性主要取决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翻译活动首先需要作者忠实于原文,但并非一板一眼,而是应该选择一个最为恰当的方式对文本再创造,把原文本的风格、意境等再现出来。有些汉语词汇并没有对应的英语,译者在翻译时需对原文本进行增添、删除、重组等处理来达到翻译效果。例如“阴”:yin,the passive,female cosmic principle in Chinese dualis-tic philosophy;“阳”:yang,the masculine or positive principle innature.这两个字的翻译运用了直译和释义结合的翻译方法,对汉字作了详细的解释,不但不会使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语读者感到不知所云,还能加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印象。
钱钟书(2000)先生《写在人生边上》中的经典语句:“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Itseems that spring was always meant to be put behind a windowpanefor show,just like a picture in a frame.这句话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方法,而我们如果按照逐字逐词直接翻译会显得很突兀,所以用“It seems that”,体现了翻译的创造性。这种对译文的创造更连贯,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更易被他们所理解接受。
(五)历史性
翻译的历史性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文学作品是文化历史的积淀,译者在翻译时应尽可能让读者感受到作品的历史性。以下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开篇的一段话:盖闻天地之数,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元。将一元分为十二会,乃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也。每会该一万八百岁。余国藩对其中一句文字的翻译是这样的:
We heard that,in the order 0f Heaven and Earth,a single pe-riod consisted of 129.600 years.Dividing this period into twelveepochs were the twelve stems of Zi,Chou,Yin,Mao,Chen,si,Wu,Wei,Shen,Yu,Xu and Hai,with each epoch having 10,800 years.(余国藩版,第1卷,第99页)
这段话中出现了十二地支是中国所特有的,《西游记》里也大量采用了这种时间制度,因此在开始将此部分释义清楚可以避免后续出现问题。这里余国藩采用了音译的方法翻译了十二地支,后半段也具体解释了其具体含义,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余国藩在第九回中对“岁在己巳”的翻译“the cyclical nameof the year was Jisi”(余国藩版,第1卷,第217页),并注释说明这是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时间制度,这种历史性的补充既可以加深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又能使读者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不仅是对读者的负责与尊重,更是对历史的负责与尊重,充分体现了翻译的历史特性。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如梭,油画艺术作为一种先进的外来文化在中国已然得到了持续性的百年发展。中国油画创作艺术家对西方油画的材料使用、风格技法和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运用也得到了实质性的突破理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的油画在未来不该仅仅作为承载西方油画艺术的载体而存在,中国油画更应该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诉求,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油画。
二、两大主要民族审美意识发展之源
如果仅凭常识和自己的大脑来认知世界,世人对许多事物的理解和体会往往有着谬误之处。诚然,东方人保守安分,西方人敢于冒险;东方注重感性思维,西方侧重理性思考;东方注重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自由,西方侧重物质世界的获取和改进。中华传统文化可以被归类为最大生存限度下的伦理道德结构,在此结构下的人类的观念和行为都会受到限制,西方的文化活动则为人类社会居于主导地位放大了人性的力量的强势世界。这似乎给大众带来了一种错觉,东方民族的审美意识秉承的是静态观,西方民族的审美意识秉承的是动态观。答案恰恰相反:东为动,西为静。
(一)动观———东方民族审美意识发展之源
东方油画在民族观念意识的影响下是动观。东方更加注重写意、感受、象征、追求美和善的和谐统一。在东方文化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下,物我相忘,和谐相亲。东西方截然不同的审美意识形成了不同的艺术观和价值观,由此观察和表现事物的方式恰恰相反。东方油画的创作需要接触自然、观察自然、感受自然和领悟自然。一切景语皆情语。以我观物,则万物皆着我之色彩也。画家在行动中观察事物,观物如观人,万物皆着人之意趣,万物皆着我之情致。水情乃我情,水清则我清;春池如美人,秋泉如高士;山性即我性,山行为我行;夏峰如猛将,冬岭如孤人。古梅如高士,坚贞骨不媚。花、蕊、枝、干皆有君臣、父子、夫妻之分。花也,叶也,兽也,鱼也,皆人也。画家眼中的物,气质与情态皆与人的精神气质相契合,不受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制约,不受一时一地一知一解之束缚,目之所见得于心而会于意,最终展现在笔末毫端。
(二)静观———西方民族审美意识发展之源
与东方的“天人合一”相反,西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始至终持“天人相胜”观。首先,宇宙本身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合二为一。其次,人与自然也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人是主体,物为对立。由此,西方油画艺术创作中,油画艺术家着笔于写实、模仿、再现、追求美和真的统一。西方油画最初多为在室内描摹事物的形态、质感,注重事物的空间感和存在感,以求达到栩栩如生、以假乱真的效果;随着时间的变革,西方油画得到了长足发展,开始打破常规,由室内转为室外,追求事物在变换的光线下的光感和趣味;最终西方油画家开始致力于油画创作的创新和内在精神特质。西方信任认知自然、把握自然,从而改造自然、驾驭自然。可以这样说,西方人的精神特征是偏向于动态的,但其研究和观察事物的方式则倾向于静态,偏好审视。
三、油画艺术创作中东方审美意趣的演绎
(一)概论
东方油画的历史与西方比起来诚然短暂,但是在一批文化探索先驱的不懈努力和庞大的东方文化体系的承载下,注定会走上一条阳关大道。部分学者未免有失偏颇:内在的精神气韵已然达到,为何要追求事物的表象和外观?殊不知西方油画的伟大之处不在对视觉上的色彩和形态的征服,在于感性和理性的理念的交织中人性的力量展现。艺术的理念来源于哲学。而在西方的哲学家黑格尔的眼中,东方画家虽然也可以将事物描绘得纤毫毕现,但他们并未在事物的光影变化中解释美所之所以为美,也没有掌握崇高理想的瑰丽的艺术技巧。而东方油画的精髓也并不在于表观世界的构建和再现,而在于其秉承的笔墨气韵和人文情怀。由此,我们自然可以认识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自身的无可取代和艺术价值以及在自己文化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但是在文化现象光怪陆离亟待矫正的社会大前提下,中国少年渐渐走失在探索油画的道路上,他们知道怎样作画,如何作画,却忘记了为何作画和怎样创作油画。这些现象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矫正就可以纠正过来的。
(二)东方审美意趣的演绎
“象”既指自然的物体形态,又象征着宇宙人生,所以大象无形,大象无声。“意”既是美学观念,又是哲学观念。东方审美中,油画创作是偏好于侧重于事物的意象化表达和寻求创作的衍生和结合的。各种具象的色彩、造型、结构都有着一定的文化指向性。中国的油画创作相比较于西方的油画创作而言,更在乎虚实和主次的布局和安排。主体和客体相互区别对立,也相互结合统一。国画中的重要的“留白”是世界上首次正式提出的关于虚实的概念。有限的实体和无限的虚体丰富和延展了传统的油画创作观。画面的疏密与色彩则能够体现画家本人对画面的掌控,画面的层次感和节奏感都能够在画家的关于疏密和色彩的艺术主张之中体现。在现代人的视觉经验下,梅兰竹菊、山石沟壑的精神气质都实质化起来,积淀着丰富的人文气质。这一点在中国画的运用和东方油画的运用上都有着共通之处。成功的东方画家在汲取了西方艺术精髓之后创作的油画作品仍然能够明显区别于西方绘画有赖于画面的布局、留白、置色、意境等都来自于东方艺术熏陶下的审美视角,这一点颇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四、油画创作中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应用
(一)绘画创作中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体现
1.绘画观念
本文说过:艺术创作的观念来源于哲学。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秉承着客体和主体相互结合统一的“天人合一”观。所以在艺术创作中,画家时常融合个人的思想主张,“一切景语皆情语”,绘画的构图安排也时常汇集了画家的文学素养、哲学观念和。个人的精神世界展现在绘画之中,画家本人的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和充满民族意识的审美视角也在绘画中展露无遗。油画作品不仅呈现着自身形态,而且展示了画家创作时的精神世界和理想追求。
2.艺术元素
华夏民族的历史悠悠五千年,汇聚了无数传统价值符号、美术意象和创作素材。瓷器、屏风、戏剧、锦绣、壁画等风格独具的中华民族传统装饰元素在油画创作中逐渐平面化和实体化,复杂或简化,力求以其风格别具一格的民族特色文化推进中国油画的发展和油画的民族性意识思维的发展。
3.绘画风格
中国油画创作的色彩使用有一定的局限性———偏好于素色的使用,其色彩的使用基本围绕着青色、红色、白色、黑色和黄色五色。白色是本真,是虚无;黑色是坚守,是纯厚。中国的传统绘画风格的笔墨的风格技法的借鉴意义颇大。中国画的平笔、圆笔、留笔、重笔、变笔“五笔”以及浓墨法、泼墨法、淡墨法等“七墨”在中国油画创作中的使用也很多,而这些西方油画创作者都难以掌握和领会。
(二)油画创作中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实际运用
1.国内艺术大师的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实际运用
艺术大师吴冠中先生站在国画界的边缘,其油画创作对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进行了叛逆性的传承。其油画作品《长江万里图》从绘画构图到点线置色、意境处理无不透露着他对民族文化精髓的深入了解。它以中国画卷传统的打开形式展开,短小精悍,尺幅千里,融时间和空间概念为一,作品充满了叙事性和独特美感。艺术大师林风眠先生的传统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变革了西方绘画的造型观念形成了自身别树一帜的精神面貌。他的作品体现着强烈的东方意味,以作品来表现自己的善恶观和美丑观,在油画的东方意味之路上的探索远超前人,看似轻轻松松、散漫不羁,实则充斥着浮世的积极意义。
2.国外绘画大师对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探究
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深受东方艺术和传统思想的影响,精心研究了中国的书画作品。他的油画作品的装饰韵味浓厚,思想内容深刻。生命的诞生和衰竭的意义在于认知生命并能够不断把握其中的过程。将绘画上升到了对人生哲理的探索和追求,他的画作中不乏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着中国文化的影子,隐约而随性。
五、结语
关键词:标识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地铁;城市文化;城市精神;伦敦;南京;比较
中图分类号:J505 文献标识码:A
有人说,地铁是发达城市的标志,也是一个城市的另一张名片。是它引领你去认识、感受这个城市的人文、城市的面貌、城市的精神。如果要感受伦敦,那就从地铁开始。因为它有着世界上最古老、欧洲最大的地铁系统。始建于1863年的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就诞生于伦敦(这条自东向西的“城市线”至今仍在工作,只是比以前更加完善了)。直到今天,伦敦地铁仍然是全球最发达的地铁网络之一,伦敦也因此被称为“建在地铁上的都市”。现今伦敦地铁(图1)各种颜色的13条线路在美丽的伦敦城下纵横交错穿行,共有275个站,不仅与轻轨线相通,而且与所有的火车站、汽车站和大部分机场相连,是全世界线路最密集、最复杂的地铁,承担了70%的伦敦交通。每天运送旅客300万余人次,全年乘客达9.5亿多人次。这为伦敦的现代化建设和人们的生活便利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伦敦地铁标志也让更多的人所熟知不忘,备感亲切,且标志的来历也充满了艺术性。
1、伦敦地铁视觉传达设计系统的发展和现状
1.1 视觉环境设计
视觉环境设计是指影响人类的公共生活空间的标志和标识以及公共环境的色彩设计,它不仅每天帮助着不同的人穿梭于城市的每个角落,而且代表着城市的特色,城市精神的物化,同时也是城市实力的一种展示。地铁标志作为视觉环境设计的基本构成要素,通过视觉形象传递交通信息,展现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世界各国的地铁标志有着不同的设计,传递着自己城市的特色。只是大多以字母“M”为原型来设计,因为“地铁”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都叫做“metro”(只有少数国家的地铁叫做underground, subway等)。一些城市里,地铁标志代表着整个地铁系统,比如德国是一个蓝色的U(图2),意大利则是红色的M(图3),西班牙是红色的C(图4);而另一些城市里,地铁标志只代表某一条线路或者负责某一线路的公司,比如俄罗斯地铁大多使用代表莫斯科Moscow的红色斜体M(图5)。其中最为影响深刻、历史长远的要数伦敦的标志了(图6)。
地铁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综合产生的新技术的代表。1863年,英国率先将地下隧道与工业发明结合起来,形成地下交通系统,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伦敦地铁。这段路程只有6.5公里,且隧道里由于依靠蒸汽机车的牵引(图7),烟雾弥漫,但人们仍争着去坐(图8),当年就运载乘客950多万次,[注:《METRO》,David Bennett 著,England:Octopus Publish Group Ltd, 2004年版,第19页。]迄今建造了总长约440余公里,成为世界之最。19世纪末,随着伦敦地铁的线路不断加速扩展,乘坐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需要有一个易于识记、简洁的图形作为视觉形象来快速寻找到地铁的位置。所以具有特定象征涵义的红色环状图形――地铁标志出现在众人眼前,当时被伦敦人戏称作“牛眼”(Bulls-eye)或“小圆盘”(Roundel)、“抢靶”(Target)的红色环状标识,在19世纪时作为伦敦公交总公司的标志,在伦敦交通中使用,1908年开始也用在了地铁站牌上。[注:杨冰编著《地铁建筑室内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伦敦地铁的最初标志雏形就这样诞生了。
1908年,为了确保信息传达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适应当时地铁发展的情况,以便区分地铁与公交车,伦敦地铁标志对最初的雏形做了一些修改,在伦敦地铁红色环状中间添加了蓝色横杠的图形,当时中间的横杠上标有“GENERAL”字样(图9),即“总”的意思。标志中间的文字很快被改成“UNDERGROUND”(即“地铁”)(图10),为了标志在应用于站名和站台时较易辨认,并且可以随着站名的不同而将“UNDERGROUND”改变为地铁站名称。
20世纪20、30年代英国迅速发展的设计,也影响了伦敦地铁标志的变化。英国从19世纪末的“工艺美术运动”到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运动,大部分的设计探索都是从有机的自然形态中找寻装饰的动机,与大工业生产联系比较密切、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简单几何图形,特别是圆形和方形的分割、重复、交叉等方式,[注:王受之著《世界平面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负责规划伦敦地下铁的设计任务,意识到当时这个看似简单的几何图形小圆盘形象有着鲜明的现代风格,它形象地突出了交通工具的特征,而且红色的环状给人的影像又如同车辆在像管道一样的圆形隧道里穿行,贴切生动地突出了伦敦地铁Tube(管子,在英语中常用)的称谓。
色彩在视觉环境设计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视觉的基本语素,自然就成为众多设计师的研究目标。所以当时著名的设计师弗兰克•匹克(Flank Pick)兼伦敦交通营业集团副总裁,[注:Adrian Forty 著《Objects of Desire》,England:Thames} Hudson Ltd, 2002年版,第223页。 ]在多数情况下,色彩会比形象、文字更快更容易地被注意到,所以色彩的设计上采用了对比强烈、易见度高、易于记忆的色彩搭配。伦敦地铁标志采用色彩纯净、鲜艳的红色环状不仅在黑暗沉寂的地铁站产生了鲜明的视觉冲击力,且形象严谨洗练、生动自然、易辩识和记忆,而兰色的搭配使标志和谐统一,但又不失其艺术性,使人快速、准确地辩析出伦敦地铁的方位。就此,伦敦地铁的这一标志起到了快速传递信息的效果。色彩设计同时赋予伦敦的地铁车辆、公共汽车及电车等系列化的外形和辨析的颜色,如公共汽车为红色,电车为绿色等。
字体设计和视觉符号的结合可以正确的传达设计理念,发挥更佳的信息传达效果。伦敦地铁标志的字体重新设计又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交通识别设计,当时英国著名的设计师爱德华•约翰斯顿被聘请负责活字印刷体的改良设计,他探索每个字母字体尽量简单的基本造型设计,摆脱字形烦琐装饰性过强的维多利亚的古典造型,并将这种新字体应用于小至车票,大至站牌的各种媒体。这一套被人称为“铁路体”(Railway Type)的字体,使伦敦成为世界第一个正式在公共场所运用无装饰线体的城市。[注:曹芳主编《视觉传达设计原理》,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由于力求清晰、明确、规范统一,“铁路体”的识别性非常强,应用效果很好。此举激发了英国各界对字体改良与统一的热烈响应,推动通用字体的造型向简洁易读的方向发展,使无饰线体文字成为了现代平面设计的基本体例之一,成为20世纪上半叶在字体设计上重要的发展。琼斯顿设计的 “铁路体”无装饰线字体系列(图11),是二战前最完整的无装饰线字体系统。字体的艺术性在伦敦地铁的标志和视觉传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0年开始正式使用,到1925年该标志才注册为地铁标志(图12)。这以后伦敦地铁的圆形标志,为全英国乃至全球的人所熟知,至今仍然在使用。
1.2 导向图形设计
导向图形不仅是一种很好的指示性符号系统,而且一种科学的、视觉艺术化的传播媒介,是一个集合丰富信息的视觉传达系统。由于线路图是一种指引乘客的重要工具, 是通过眼睛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感官来接受信息,所以线路图设计带有强烈的、抽象的视觉成分。它的设计同时是将具象的事物转化成一个有意义能识别的抽象图形符号体系的过程。由于人类的绝大多数信息交流正是直接通过视觉完成的,导向图形需要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突出它的特性――在陌生的城市中找到方位。伦敦地铁在1924年有了比较详尽的地铁图,1931年英国设计师亨利•贝克(Henry C•Beck),利用电子线路图知识设计出第一张地铁系统的交通图。1933年他进一步突破了距离和空间位置的局限设计出了伦敦地铁交通图。通过反复推敲,利用鲜明色彩标明地下铁线路,并用“铁路体”标明站名,用圆圈标明线路交叉地点。在这张图中,最复杂的线路交错部分放在图的中心,具体的线路长短不成比例,只重视线路的走向、交叉和线路的不同区分,使乘客―目了然。[注:杨冰编著《地铁建筑室内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同时,他的设计工作实现了视觉传达的目标,用鲜明的色彩区分各条线路,颜色搭配和谐,十分简洁,实用。他的这种设计,奠定了现代地图设计的形式。整个导向图形设计以易懂、美观为原则,方向、线路、换车站,具有非常强的视觉传达功能性。这张线路图的设计极具创新,与一般的道路地图的不同在于,该图仅显示了地铁站的位置、连接和线路,与实际地上的地理位置并不挂钩。因此地图采用直线及45度转角作为基本设计元素,加上每条线路独特的颜色,使其查找和使用极其方便。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印刷技术水平还很低,为了制作出可以供照相制版的设计图,享利•贝克亲自用手工绘制地铁图上面的2400个“地铁体”字母。这之后的27年中,他不断完善和改进了这个交通图的设计(图13),奠定了全世界所有地下铁交通图、铁路交通图和其他交通图的设计基础。现在应用于全球各大城市的地铁系统,并影响到公共汽车路线图的设计。
1.3 广告设计
广告设计,是利用视觉符号传达信息的设计。[注:尹定邦著《设计学概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伦敦地铁的招贴、广告也随着伦敦地铁的发展,在视觉传达设计方面承载了深厚而独特的英国文化。
19世纪,欧洲的主要广告形式是海报。19世纪以前,主要广告形式是以文字为主的海报,并且是张贴在路牌上的,地铁海报视觉传达设计大多也以此为表现形式(图14)。19世纪中期以后,印刷技术的发展,具有图画的、彩色的海报日益成为流行的广告形式,而大众也逐步习惯于这种新的广告形式。基于海报的特点,伦敦地铁正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载体,它的招贴在这期间表现出了不同的视觉传达设计风格。在艺术繁荣的维多利亚时期,特点是发挥浪漫主义和中世纪装饰的特点(图15),力图以这种风格来与工业化抗争,表现出复杂的矛盾和折中主义倾向。随后兴起的“工艺美术”运动的设计宗旨却以反对维多利亚风格,反对设计上的权贵主义,反对机械和工业化特点,设计风格上吸取中世纪朴实、优雅和哥德风格、自然主义风格的特征,体现实用性、功能性和装饰性的结合,同时发展东方风格的特点,创造出有声有色的新设计风格来。而在“工艺美术”运动感召之下,“新艺术”运动以自然风格为发展依据,在装饰上强调突出表现曲线和有机形态,完全抛弃对历史的的装饰和设计风格的依赖。[注:王受之著《世界平面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这时期的海报(图16),通过设计,使人们能够通过日常生活享受美学的价值和欢乐,做到为大众所使用、所享有。到了20世纪上半期,招贴设计虽还是沿着19世纪的风格发展,但受到很多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新的海报面貌。尤其是被称为“海报风格”的运动,他们利用简单的图形,简明扼要的方式,准确而鲜明地表达视觉主题,具有强烈的色彩对比,且具有有力的视觉传达功能。[注:同上,第146页。]当时的广大设计师探索把海报设计以最简单的方式,而达到最高的世界传达作用。如科夫的海报具有他个人的鲜明风格(图17),手法特别,这是他在1922年为伦敦地下铁道系统设计的海报―伦敦博物馆海报,他利用伦敦英国议会的大火作为设计的动机,立体主义绘画的手法,来烘托出伦敦博物馆与众不同的内涵。特别是明显地采用立体主义的形式特征来设计,图形大量采用几何形式,色彩鲜艳,而反映的内容也具有现代化的特征,比如大胆地采用以现代风景、性感的女性人物作为题材,可以说已经具有“装饰艺术”运动的基本特征了。[注:Adrian Forty《Objects of Desire》,England:Thames }Hudson Ltd,2002年版,第234页。]而曼•雷在他的海报中看到的伦敦地铁的标志已经变形了,是一个三维空间的星球,在布满星星的太空中,沿轨道绕土星运动着,这使人联想起它与速度、距离和未来的联系。通过它,曼•雷将超现实主义的思想带给了英国公众。他的海报是1930年代将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渗透到广告与图案设计世界中的例证之一。曼•雷对伦敦地铁标志的海报表现(图18),也是有史以来对该标志最具想象力的表现。
从历史到现在,伦敦的地铁广告就仿佛是英国文化的视觉盛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视觉传达设计的功能性。伦敦生活离不开地铁,也离不开地铁广告。因为那张贴的五颜六色的广告招贴,或商业,或公益,一方面都传递着日常生活的重要信息,另一方面又以其高水准的视觉传达设计给人们带来视觉享受和生活乐趣,使人们每天仿佛行走徜徉于城市的巨大画廊中,将原本单调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也使人们在忙碌生活的匆匆脚步中,多了一些人生边上的遐想。现在伦敦的地铁内广告根据其的场所大致可以分成通道广告、扶梯广告、站台广告和车厢广告。从内容上大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产品到企业、旅游、保险、文化活动和公益广告,一应俱全。广告的最短存留期为一两周,长的可达一年。在视觉传达设计上采用或幽默、或温馨、或前卫、或肃穆的艺术手法,令人在嬉笑怒骂间体味到伦敦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哲学。
通过对伦敦地铁内广告的调研,不同区域的广告,以旅客行走、停留的规律来进行视觉传达设计。通道广告主要是以直接张贴和灯箱广告的海报为主,尺幅较大,视觉表现强烈,既活跃了地铁站通道的气氛,也非常便于识别,展示出伦敦这个城市的商业、文化和时尚。当你更换地铁线路时,往往就需经过冗长和上上下下的通道,这时两侧张贴的广告会成为你一路上的同伴,或许你不会停下脚步,但是他们的视觉表现会令你印象深刻;扶梯广告幅面因受空间的限制(图19),以A3的固定尺寸用镜框装裱,沿扶梯的角度排列整齐而密集,就像对待绘画作品一样,表现出伦敦对艺术的尊重。扶梯广告由于展示的地点特殊,其行进速度较快,功能是为了迅速疏散人流,与商场内的扶梯形成极大反差。其视觉表现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单纯化倾向,同一题材的广告经常会有节奏地反复出现,以此增强记忆; 而站台却是乘客停留时间较长的地方,成为广告宣传的重要区域,这里的广告陈列与其建筑相融合,旧式的砖砌拱门形状与崇尚现代消费文化的广告交相呼应,体现出伦敦这个城市独特的文化特征――传统与时尚共存。沿车道一边的广告根据车道的高度与弧度张贴,虽排列非常紧密,但因有醒目的黄灰色块的间隔,所以不会影响间隔出现的地铁站名称和线路图,非常便于乘客的识别,因为更换频率快,虽是巨幅尺寸,可为了节省成本,海报基本采用直接张贴形式。乘客一边的站台则是直接张贴,广告常与座椅、站台壁画等交替出现(图20),尺幅相对较小,适合近处浏览。车厢内的广告因为只允许出现在车窗上方的狭长区域(图21),因此它们常常和地铁线路图交替出现,大多以公益性广告为主,在视觉传达设计上强调图形与文案配合,内容简洁而详实,且这里与其他区域的广告稍有不同,利于乘客可以相对细致浏览广告内容。
由此伦敦地铁的广告视觉表现形式已经越来越趋于成熟,根据广告主题充分发挥想象力,尽情施展艺术手段,在设计中用不同的绘画语言,设计出风格各异、形式多样的招贴,充分展示了对信息的把握和对人文的关怀,使人们在领略地铁广告的视觉传达设计中感受当今英国的社会文化。
1.4企业形象设计
地铁从诞生起,不仅被当成交通工具,而且与城市的发展、城市的文化、民族的特色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文化的载体。伦敦地铁展开了系列化、标准化的视觉传达一体化识别设计,体现出强大的传播效应和完整的管理概念,被认为是世界上早期的视觉识别(Visual Identity简称 VI)。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更新和消费意识的增强,伦敦地铁塑造了完整的企业形象,将现代工业设计和现代企业管理营运相结合,刻画企业个性,塑造企业优良形象(图22)。形成了企业标志、标准字、标准色、地铁卡(票)(图23)、封套、地铁线路图、服装、导向识别、交通工具等一系列的视觉识别系统。[注:Adrian Forty 《Objects of Desire》,England:Thames }Hudson Ltd,2002年版,第224页。]
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和旅游城市的伦敦,以闻名的地铁标志为旅游品牌形象,进行一系列的独具宣传性、特色性的文具、T恤、玩具以及小到随身携带的口袋型地铁图等旅游品设计(图24-28),从视觉传达设计角度,将伦敦地铁标志的应用领域从一个静止的符号演变成可以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城市、不同种族间流动的视觉符号,成为推广企业形象得力的传播工具。
每天清晨,踏进地铁入口,随手可得到免费的地铁报纸,名称为“METRO”。这是一份融新闻、财经、体育、服务等内容比较全面的早报,尤其是固定版面的关于地铁的新闻、建设、服务信息等,让你坐在地铁上就能够“天下大事早知道”,因此英国人喜欢在地铁上看报纸也不奇怪了。这份报纸是地铁服务的另一个窗口,提升了地铁企业的文化形象,将伦敦地铁从VI设计发展到CI设计。当你跨上地铁车厢时,耳边会想起“MIND THE GAP”的提示语音,即“小心地铁车厢和站台的间隙”,刹那间感受到在冰冷、黝黑的隧道里有一种温暖,这种地铁的“人文关怀”精神将企业形象从视觉符号拓展到了听觉符号系统。伦敦地铁的企业形象设计不仅以文化、服务来满足现代人的文化需求,且展示了城市实力和城市精神。
二、南京地铁视觉传达设计系统的发展和现状
南京,一个与伦敦城市面积相接近、人口数量相似的发展中等城市,地铁一号线于2005年5月完工运营。第二、三、四条线路也已在建设和规划中。南京与世界上产生地铁最早、地铁线路最多的伦敦在规模、运营管理上是无法相比的,但是起步虽然晚,然而可以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并且采用最新的技术和新的理念,形成有高起点和广泛吸收的特点。
2.1视觉环境设计
南京地铁的建设不仅仅将地铁看作是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给人们审美的品位和内心的感受为依托,在视觉环境设计上突出自己的文化品味,其中地铁标志就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元素。标志以变形的M字母和衬底为几何五边形的视觉符号(图29),其中五瓣的几何形象征了南京的市花――梅花,表示出图形符号的地域性,突出了南京的城市形象;图形居中的大写字母M取自英文单词地铁“METRO”的首字母,通过对字母M的大小、粗细、结构等方面加以研究和设计,M的外形变为圆形,好比南京地铁的发展将是一个环城的交通体系,同时也将流线型、充满现代感的地铁车头的抽象造型赋予字母的外形,而中间笔直穿越弧线的竖线就好比是南京地铁交通工程,象征“四通八达”的地铁交通,联接构成了南京的现代化立体交通体系。地铁站名则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书法体作为视觉符号(图30),字体苍劲有力,韵味十足,打造了南京地铁特有的文化品牌。
标志的色彩采用了明亮的红、白两色,使得图形符号更加显著、易识别,红色既突出了梅花的本色,又体现了南京地铁人火红的热情及期待。南京地铁梅花标志对有关形象内容和造型富有创意地梳理、提炼、运用,[注:杨冰编著《地铁建筑室内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以简洁、严谨、便于识别和记忆,并有效地传达了深层次的文化意味和内涵,发挥了信息传达效果。
2.2导向标识系统
首先,引导乘客的标识和文字,除车站站名为汉语拼音,一律采用中英文对照。反映南京城市的开放性和国际化。
其次,地铁导向标识系统性强,设置了电子标识、语音提示系统以及分布各个角落的液晶显示系统等组成,乘客不用担心在地下宫殿迷失方向。利用图标、文字、箭头等多种形式的组合(图31),在车站出入口设置了醒目的行人指示牌、站名牌;在站厅明确而清晰设置了服务窗口和公布牌;站台地面设有醒目的黄色安全警示地贴;车厢两端有LED屏,配合车辆广播一起到站信息等;站台上3米高的艺术站名牌和一些小型站名牌(图32),随时提醒乘客车辆到站信息;扶梯边均设有醒目的出站标识、出口指示牌及各个出口周边道路及标志性建筑信息。
第三,信息内容简洁、清晰。导向标识系统的主要功能引导乘客安全、顺利及迅速地完成整个车站的旅程。简单明了的名称和编号系统,统一使用地铁线路的颜色,所有车站采用标准图像、文字和颜色,每个标识种类均采用统一的图形及布置,[注:杨冰编著《地铁建筑室内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结合地下空间的环境特点、乘客的心理及视觉要求科学进行设计,满足了乘客疏散的主要功能需求。对车站内的公厕等设施也附设了标识牌。
第四,标识牌的平面设计和造型设计美观、新颖(图33),充分体现人体工程学、环境行为学、心理学、色彩学、美学等多学科运用,并考虑到地铁多线运营、维护检修等多方面因素。
第五,科技含量高,标识牌灯箱将传统的内置灯管为导光板,既减薄了标识牌的厚度,发光更加均匀,使之更简洁美观,同时节约了用电和减少今后运营的检修率。
2.3广告设计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广告,人来人往的地铁,延伸了广告的发展空间。地铁广告承载着交织着人的情感,用艺术的语言,最富视觉冲击力的设计抓住人们的眼睛,[注:潘公凯、卢辅圣主编《现代设计大系――视觉传达设计》,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517页。]丰富了乘客的地铁生活。南京地铁的广告首先是“新”。一种新型的视频广告形式“动媒体”出现在南京地铁里。当站台和车厢已经成为灯箱及液晶屏等传统广告抢夺眼球的阵地时,这个奇特的灯箱却悄悄地进入到其他广告形式渴望却无法触及的地铁隧道中,创造一片全新的“蓝海”,也为南京地铁创造了新型的视觉传达表现形式。其次广告排列“齐”。通道、扶梯、站台、车厢等,都是整齐划一的灯箱广告,让你目不暇接。其中在通道上灯箱广告基本以镶嵌式为主(图34),形成和墙面统一的风格;而站台广告则以挂墙式为主(图35),大小统一。广告设计“出彩”。运用广告强大视觉冲击力的图形,夺目的色彩,简洁鲜明的广告画面,让人印象深刻。广告内容大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产品到企业、旅游、保险、文化活动和公益广告,一应俱全。以公益广告居多,推出体现人文关怀的公益宣传画,体验到地铁的“人文”关怀;以及宣传南京风情的文化类广告,提升了南京这一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旅游城市的形象;以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商业广告,传递着最新的资讯。
2.4企业形象设计
南京地铁导向标识系统设计为了利于乘客的方向识别,将每个标识种类采用统一的图形和布置,所有车站采用标准的图像;地铁的出入口采用统一的建筑形式,均为玻璃框架结构(图36、37),给人的印象稳定,易于记忆。富有南京地域特色的地铁票、卡(图38、39),以流线型、蓝色标识,充满现代感的蓝白相间的地铁列车(图40),宽敞的车厢,乘务人员和服务人员统一的着装,温馨的服务,人性化的设计,传达了南京地铁“驰载人文,身心直达”的企业形象。更以服务创新为企业口号,推出了功能性音乐,即上下班提示音乐等,目的在于帮助乘客放松心情、愉悦出行,以及方便地识别地铁服务。上班高峰时间的音乐显得轻快、高亢,伴随乘客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天的工作生活;下班高峰期的音乐则显得舒缓、温馨,带领乘客心平气和,以人的幸福为其追求的终极目标。
16个站台都有各自的标志性景观,沿线每个站台的立柱颜色或形状都各不相同,如新街口站的圆柱呈通体黄色(图41),非常鲜艳夺目;鼓楼站则以朱红色圆柱体现历史底蕴(图42)。其中9个站台内都配建了“文化墙”――壁画 ,将公共艺术品作为地铁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注:潘公凯、卢辅圣主编《现代设计大系――视觉传达设计》,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部分。]在注重艺术性、地域性的同时,更能体现南京的人文特色,更加突出南京地铁企业的文化形象。
三、伦敦与南京地铁视觉传达设计比较
地铁建设已有了百年的历史,目前已有39个国家和地区的135个城市建成了地铁,伴随地铁发展的视觉传达设计有着不同的设计风格。而不同城市地铁的视觉传达设计展示了民族性、地域性、个性、传统与时尚并举的文化特性。
3.1伦敦地铁视觉传达设计的特点
伦敦地铁的各个车站体现了不同年代的建筑风格,从早期的砖石拱形结构(图43),到后期的纯钢铁架构(图44),再到现在钢化玻璃站台(图45),[注:David Bennett《METRO》,England:Octopus Publish Group Ltd,2004年版,第105页。]看似缺乏统一性,但却让人体会到英国一百年多年地铁建设发展史的巨大成就,尤其是从伦敦的每条线路上都细致地融入了伦敦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可以感受到视觉传达设计在这期间的变化发展。
地铁内部设计科学,导向标识明晰。正因为许多地铁站都有多条线路交汇,伦敦地铁车站乍看如迷宫,一般人很难搞清它的布局,最复杂的车站有三四条线,甚至六条线交叉。最深的地铁站台离地面估计约60米左右,不过全部有自动扶梯和楼梯,而且通风设备很好。伦敦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来自全世界的人流量非常大,语言障碍是首要解决的。为了方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乘坐,伦敦地铁以科学、到位的设计,只要掌握其导向标记,即使不懂英语也无妨。发达的地铁网络,自然相应地就有众多的地铁口星罗棋布地分布在这些区域。首先,在市中心区一般步行10分钟即能看到地铁标识,非常方便找到地铁口。其次,导向标识设计细致入微(图46)。这些标识的设计很科学,位置一般一人多高,即使再拥挤也不会被挡住。乘客只要跟着指示箭头走,就不会走错。每条线有自己的代表色,站台上和列车内都用颜色标出线路,乘客如果一时记不住线路名字,记住颜色就可以了。经楼梯或 电梯进入地下站台,按照路线图找到所乘线路和方向。站台上会有电子屏幕显示等候时间及该车终点,列车第一节车厢上方也会显示终点。伦敦地铁线路及其复杂,同一条线会有不同路线,不同终点,以及区间车,必须看清再上。到站时,大部分市中心车站会发出广播:“请留意列车与站台的间隙(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留意间隙(Mind the Gap)”这一短语俨然成为伦敦地铁的听觉标识。到达目的地的车站后,追寻写有黄字“出口”(Way out)的标识到检票口(图47),由此出去即可。换乘站也都有明显的标识指引通向其他线的路线。再次,每个地铁站特别是沿着地铁线写有很多个本站站台名称,坐在车厢里任何一个位置,都能清楚地看到所到的站台名称。第四,每辆车的车头也有终点站的名字,车厢内均有语音报站提示。第五,站台和车厢内的线路图上也标出了每个站可换乘的线路,方便乘客提前知道在哪一站换乘。第六,口袋版地铁线路图在每个地铁站都可以免费得到,设计精美的地图在手(图48),使你对线路一清二楚。在一些复杂的地铁出口处,不仅有每个出口到达的街道,还会有附近街道的地图。这样多重信息帮助,一般人只要注意到其中之一就不会坐错了。所以有人将伦敦地铁称之为是视觉传达设计与美学的整齐划一。[注:David Bennett《METRO》,England:Octopus Publish Group Ltd,2004年版,第106页。]
3.2南京地铁视觉传达设计的特点
地铁车站内导向标识系统主要功能是引导乘客安全、顺利及迅速地完成整个车站的旅程,避免乘客滞留在车站内引起拥塞。在紧急疏散时,导向标识必须能清晰地引导乘客顺利地离开危险区域及车站。[注:杨冰编著《地铁建筑室内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在分析国外发达地区在地铁视觉传达设计的经验,总结了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导向标识系统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高起点进行导向标识系统的规划与设计,遵循了目前国际上城市地铁视觉传达设计的特点、原则和最新的发展方向。在整体上做到了人性化,沿用了伦敦地铁累积一百四十多年经验的标识系统,配合新的科技发展及乘客需求,为今后的不断更新改善留下了空间。
地铁广告设计和形式两个城市非常相似,但有着各自的特色。伦敦是个文化、经济国际大都市,线路多,人流量大巨大,赏心悦目的广告屡见不鲜。但由于南京地铁线路目前的单一性,形式不够多样,成本偏高导致地铁广告没得到应有关注,但随着时间推移和二号线及更多地铁线路的铺设,南京地铁广告的前景将逐渐看好,设计创新发展也将提高。
南京地铁在国内第一次尝试引入专业功能性音乐和报站提示音乐,为地铁增添了听觉标识,旨在愉悦乘客心情、缓解生活压力、识别地铁服务。“驰载人文、身心直达”作为南京地铁运营服务的核心价值,用“人文”特色来形成南京地铁与其他地铁的区别,同时这也与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文脉遥相呼应,树立一个崭新的具有南京特色的地铁视觉传达系统。
将公共艺术引入地铁,提升南京地铁的视觉传达设计。地铁内的墙壁堪称是商业 “黄金地段”,本是广告必争之地,而南京地铁却选择将9个站10块近60平方米的墙壁用来作壁画,以宣传南京悠久历史,展现南京独特的文化魅力。每个地铁站的壁画都是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选择贴切的选题。南京站的壁画主要反映南京城区总貌;奥运站壁画以体育运动为主题(图49);中华门站壁画以明城遗韵为主题,利用原建筑墙面凹凸变化的结构,生动体现了中华门城堡的造型特征,[注:《艺术向地铁延伸》编委会编《艺术向地铁延伸――南京地铁一号线艺术作品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以传统雕刻、砖铭文等造型元素,以及麒麟、中华门、文枢院等图案从视觉上体现历史的沧桑感,展示了古城南京的文化底蕴(图50)。鼓楼站文化墙是以“六朝古都”为主题,六枚铸铜朱红印镶嵌在石墙中,印章汲取中国古代龙虎为形,[注:同上,第21页。]还分别用甲骨文、小篆等6种字体表现“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古都的朝代名称(图51)。三山街站文化墙以夫子庙灯会为主题(图52)。中胜站文化墙以“中华一绝”南京云锦为素材(图53),以飞舞的蛟龙和云锦的特殊之法,画面喻显地铁快速的运动感。南京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弘扬富含文化古城底蕴,彰显地铁文化,雅俗共赏的广告艺术,打造了南京地铁的地域特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