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概论知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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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概论知识总结范文第1篇

在跨文化交际环境下，一些英文素养良好，英文水平较高的中国学者与博士虽然能就西方文化话题侃侃而谈，可一旦涉及到中国文化，他们便无法流利用英语表达出中国文化，彰显自己的中国文化底蕴与素养。南京大学的从丛教授称这种中国文化英文表达障碍现象为“中国文化失语症”。中国文化失语症实际上等同于中国人母语文化身份的缺失（曾洪伟，2006）。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当今社会，我们不得不正视并严肃对待这严重的“中国文化失语症”。[1]

二、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教学现状

文化的教学早于80年代就已提上日程。此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以及高等教育阶段的教材中就逐渐引入西方文化相关内容。随对着英语教学的交际功能的强调，文化教学亦愈发受到重视。但西方文化的相关内容在教材中占有着压倒性的篇幅。[2]

三、“中国文化失语症”成因分析

“中国文化失语症”不仅阻碍了跨文化交际的成功，同时也妨碍了中国文化的传播。经大量研究，其成因有如下几点。[3]

1.西方文化冲击与中国文化缺失

随着西方文化如洪流般注入中国，它对国人文化观，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有着深远影响，这加速了中国文化的陌生化（曾洪伟，2006）。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虽使国际交流更为紧密，但也为西方国家实行文化殖民提供了机会。在西方文化入侵的冲击下，中国文化渐渐被忽视，并处于弱势地位。[4]

2.英语教学政策对文化引入无明确界定与对“跨文化交际”的片面理解

2007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教学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而 并未对“跨文化交际”的实质，标准作进一步阐释。

继H.D.Brown提出母语负迁移作用后，学术界已经就此问题做了大量探讨与研究，却忽视了母语的正迁移作用。受此影响，许多老师过分强调营造纯粹的英语学习环境来帮助学生彻底摆脱母语的干扰。而对母语负迁移作用如此狭隘的解读极有可能会引发老师在课堂中只讲英国文化而斩掉中国文化的教学内容。

3.中国文化教学与评价体系的不完善

目前，我们仍缺乏完善的中国文化教学与评价体系。中国文化缺失已深深渗透入英语的教，学与测试中。教师课堂中大力补充讲解西方文化知识，会致使学生们忽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与探究。其次，大纲词汇中并不包含与中国特色文化相关的词汇及表达，并且许多中国文化相关的英文表达在翻译界也尚无确切的界定。在教师无法判断表达正确性情况下，也无法教给学生。

四、对策

在当今多元文化充溢并相互撞击的时代，我们必须正视日趋严重的“中国文化失语症”问题，并寻找出相应的对策来减轻它，根除它。

1.中国文化身份意识的树立与正确跨文化交际观念的培养

国与国之间频繁的交流与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使得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放在英语教育目的的首位。跨文化交际教学既包含西方文化的输入，更包含中国文化的输出。中国文化的教学应该被予以足够重视并贯穿到英语教学的整个进程中。另一方面，正确的文化意识培养意义甚大。[5]

2.课程改革和师资培训

关于博士生的课程改革这一课题，从丛博士已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和建议，这里将不再过多赘述。目前，英语语言技能课在大学的英语教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不仅耗时，并且限制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与发展（李莉文，2010）。其实，英语专业中的语言技能课应当逐步压缩（孙中有，2011），而中国文化内容的加入也含有培养学生语言技能的功能（李莉文，2010）。英语专业要在更加重视原有的专业知识课程的前提下增设“中国文化概论”，“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等相关专业知识课程（张雅丽，2013）。与此同时，师资培训也要紧跟其后，以培养出一批对中西方文化教学游刃有余的教师队伍。[6]

3.英语教材的编写与英语出版物的丰富

现有英语教材所涉及的中国文化仅仅占有微乎其微的比例。相应的，适量比例的精选中国文化内容应被纳入未来的英语教材中。相关出版社可组织出版与各阶段水平相对应的中国文化英文读物。这样一来，也就为从小学至博士阶段的各种层次的学习者提供了另一条接触中国文化的途径，并能提高他们的外语阅读水平。[7]

西方文化概论知识总结范文第2篇

蒸汽机的问世,在西方掀起了工业革命的热潮,使人类跨入了机器时代。工业革命促进了人类科学进步和发展,拉大了东西方经济发展的距离,打开了落后国家的大门,把整个世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体系。西方文化给我们带来了科学进步文明发展,但这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自信心来说却是一种毁灭性打击。从清政府的“”到现代人的“崇洋思想”,都能看到这一点。一些人认为西方什么都好,就连很多习武者和武术工作者也是这样认为,他们嘴上说传统武术好、传统武术高,其实心里却觉得西方搏击术更科学,自己在训练和教学中也都是采用西洋的方法。看待事物要一分为二,西方好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我们应该学,而糟粕则应丢弃敬而远之。要区分出好坏,就要先了解自己――什么是武术?武术的优势在哪里?

武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先祖在战争中、搏斗中、实战中,经千年总结出来的技击术,融汇了古代哲学、养生学、兵法、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儒家文化和医学理论,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文化史籍。很可惜,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武术已失去往日的风采,当今社会散打的西化成分过多、传统武术技击性差、竞技武术套路的舞蹈化等等,都使武术陷入了尴尬的局面。中华武术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认识出了偏差,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太大,全盘否定自己盲目西化。现代武术散打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产生的,其训练方法多是采用西洋教学内容,如跳绳、跑步、推杠铃、变速跑、打速度球等等。

国外搏击术和中国武术最大的区别在于,国外搏击简单化、量化,主要训练运动员的体能,用于体能训练的时间要占80%;而中国武术讲究系统化、整体化,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攻击武器,要求一招制敌。

国外的搏击术对运动员的体能要求比较严格,将运动员的训练科目量化、数字化,强大超负荷的体能训练可以使运动员在短时间内迅速将体能提升到极限,3～5年就可以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拳手。这种急功近利超负荷的训练方式,使运动员的运动生命早早就结束了,许多选手的寿命仅40余岁,更多的选手会留下终身难愈的伤痛。量化和数字化对于机器、管理来说是非常好的,而对于人和文化来说就不恰当了。文化是服务于人的,要以人为本。譬如中国的饮食文化,每一个菜系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即使是同一个菜系每个餐馆的做法也都有差异,同一个菜春夏秋冬的味道也都不一样,丰富的口味给顾客提供很大的选择余地,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而西方“肯德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味,吃几天你就烦了,难怪西方人也认为打工族的食品根本谈不上味道。中国菜之所以世界公认好吃,就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文化以人为本,是事物随着人变化,而不是人服从于事物,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武术也是一样,我们是在练武而非武在练我们。中国武术讲究循序渐进,从基本功开始到拳法训练,技击中所需的劲、身法都在拳中求,由慢到快、由轻到重,将人体的协调性、一致性逐步练出来,使人形成一个整体,大大提高打击能力。武术是一个手、足、胯、腰、肩、头配合的技术整体,绝不可能将某一项抽出来单练,这样就避免了量化训练带来的人体伤害。同时武术也非常重视养生之道,讲究内外兼修,最终达到技击和健身的目的。可以肯定地说,武术是一项最好的强身健体的运动,用于技击也绝不比任何一种搏击术差。

武术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早在古时候就被人们称为武学、武艺、国术等,它有着科学、完善、丰富的理论,这一点足以让西洋搏击术望尘莫及。习武者应该文武双修,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验证理论,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地理解和掌握武术。

武术讲究实用和一招制敌,在古代战场上或搏击中很少用摔,即使是贴身近战也会使用插眼、击喉、肩撞、肘击、膝顶、背靠等重击将对手迅速击倒,很少有人使用费力且速度较慢的摔法。这也是武术区别于西洋打法的重要标志。西方搏击多用于竞技体育,包括最近流行的终极格斗MMA、职业摔跤、K1等等,看似激烈凶猛、地面格斗非常刺激,但在真正的实战中没人会将对手摔倒后再进行地面格斗,而是会用最直接最快的速度将其击败。从这个角度来看,武术更加接近于实战。

西方文化概论知识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概念；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8-0159-01

我们生活在文化之中，文化无时不刻的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行为，我们的所言所行又体现和创造着文化。文化与我们的关系极为密切，然而，“文化”究竟是什么？

“文化”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概念，我们很难给它下一个明晰、确定的定义。在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C.克拉克总结出仅是从1871年到1952年的八十年中就出现的160多种“文化”的定义，迄今为止，有关“文化”的定义也是层出不穷，可谓莫衷一是。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在各种语言中“文化”的词源意义存在着客观的分歧，导致各自的阐释不同；另一方面，“文化”涉及的范围极广，研究者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出发，彼此的视角和研究范围不同，结论也自然不同。

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文化”其实是“人文教化”的简称，“文”原指鸟兽皮毛的花纹、色彩，系指各色交错产色的纹理，后来引申为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礼乐制度、法令条例、文雅的仪表、与“武”相对的教化方式等，有时还作为动词使用。“化”的本义为生成、变易、造化，《易・系辞下》中“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便是此意。其引申意义则为教化、培养。“文”与“化”最早的并联使用，见于《周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总体来看，“文化”在中国古代汉语中的使用并不频繁，而古文中“文化”的词义，也基本上指向精神文明，具有文治或教化之意，与武备、武功相对，体现一种“阴柔”的治国方略。

在西方，“文化”有着极为复杂的词义演变历程。“文化”在德文中为Kultur，在英文与法文中都为Culture，它们是从拉丁文的Cultura而来，Cultura可追溯的最早的词源是Cultus，Cultus的意义有多种：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敬神。耕种和居住可以说是物质活动，而敬神与思考可以说是精神活动，这些明活动显体现出人的思维与创造轨迹，因此从的语源上看，西方的“文化”不但有物质方面的意义，还有有精神方面的意义，同时，还体现出人类的创造因素。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Cultus逐渐被Culture取代，并被赋予了深层次的意义，《牛津词典》就有认定，在1510年culture一词就具有精神、人文的意义，词义中具有为增进某种事物的质量而作努力的一类内涵，后逐渐引申出性情陶冶、品德教化等义项，这与古汉语中“文化”的“人文教化”的含义比较接近，并且同样是多作为动词在使用。中国古代汉语中的“文化”与西方传统语言中的“culture”在词义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文化”是与武力征服相对的文治教化，偏重于精神领域。而“culture”则是从对土地的耕种引申到对智慧的“耕种”，兼顾了物质与精神的意义，其本意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随着“culture”的内涵逐渐扩大，该词逐渐衍变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把“culture”作为名词使用的，是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1632-1694）。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所创造的东西和依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之和。最早将“文化”作为学术用语使用的是人类学之父英国学者泰勒，他在《原始文化》（1871年成书）一书中指出：“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 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这一定义在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概念》中指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样式的系统，既包含显兴式样，有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是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这里克里克洪提出“文化”是为一个群体所有。

现代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是二十世纪初由西方经日本传入中国的。对于“文化”中国学者也有自己的观点，梁启超指出“文化者，人类心能开释出来之价值的共业也。”“文化是人类历史的一切内容。”梁漱溟认为“文化试试吾人生活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中国文化要义》，路明书局，1949）。指出“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钱穆先生认为，“文化即是人类生活之大整体，汇集起人类生活之全体既是文化。”（《文化与生活》，见《中华文化特质》，世界书局，1969）

现代对于“文化”的定义因研究视角不同而众说纷纭，目前为多数人所认同的观点是文化可归结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两种：“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据1979 年版的《辞海》载。）人们根据不同的出发点又可以将文化进行分类，例如，根据历史变迁，可以将文化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根据地域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等；根据文化的形态又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态文化等等。

西方文化概论知识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进化论；科学方法；汇通中西；体系评价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78-06

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文化多元发展的格局，立足于世纪之初总会生出文化向何处去的疑问，回眸百年前的民国文人在世纪之交中国文明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一个宏大的民族心理趋向，中国的学人在救亡图存的政治导向下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革命派和保守派的不同的文化态度，他们的争论都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分析参考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文化重建的宝贵财富。重新认识民国学人在“文学概论”上会通中西的理论探索也是寻求文化变化的轨迹的一种追源溯流的探求，不失为寻求文论现代化的可行方式。生逢乱世，学术就有了更大的担当和责任。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了，“《文学论》是刘永济先生年轻时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课的讲义，最早于1922年在长沙湘鄂印刷公司公开出版，并在1924年由太平洋印刷公司再次印行。后来在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成为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之一种。”[1]（214）刘先生凭借深厚古代文论的基础和扎实的西学功底，其融汇中西的努力正如其在自序中所说：“参稽外籍，比附旧说者，以见翰藻之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也。”[1]（3） 不以今而非古，不以西而律中，借鉴国外的文学理论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古代文论。其用进化论眼光、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重新架构中国文论的体系，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进化论文艺发展史观

中国古代文论受儒家思想的制约，信而好古、依经立义，强调述而不作，全力维护经学的正统地位。传统学术具有浓郁的复古色彩，存有以古为尊的文论价值取向，古代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在 “载道”的文学功能主义传统之下，后代的文学必须从前代的权威中获得许可，符合传统的要求，才能被认可。这里面涉及一个文论的发展观和权威性的问题，就古人的文论观来说是认为文学有恒在不变的稳定性，古人已经把文学发展的终极真理认识到了，所以后人只需按照它的要求来做即可。古人把文学当成一种不变的具有恒在价值的认识体系。而进化论的文论观不同以往，把文学当成一种不断进化演进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把文学的终究价值放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文学的演进之路和文化观念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刘永济《文学论》第一章之第一节“文化发展之概观”载：“因人类文化之发展，莫不由含糊而渐近明晰，由简略而渐进圆满，由武断而渐趋精确。今日之明晰圆满精确者，异日或更以为含糊简略武断，亦不可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安可以傲古人者而贻笑后人！故文化必求其发展无穷，未可画然自止也。”[1]（5） 刘先生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上，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的由“含糊、武断”而逐渐趋向精确、圆满。不必以为古代的一定比现在的好，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语中的这里体现了很明显的进化论的眼光。“文学之先，亦包括于宗教之中，而为之服务。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文学之内容亦极简略，人之对于文学又多武断之论，故未能脱宗教之羁绊。且文学之于宗教，其关系之密切，较之他种学术尤甚，故为之服务亦最久。及至近世，始一洗其面目，崭然自见于世。”[1]（5）

文学和文化、文学和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刘先生在这里认为文学最开始时和宗教混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至于民初，文学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源自西方，刘永济先生所用的材料大部分却来自中国古代典籍，其取材和定优劣之准体现了其进化论的文论观。在第一章“何为文学”中的第七节“我国历来文学之观念”中，其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概况：“我国文学发源最早，周秦已称大盛。而研究文学至魏晋以后，始有专书。然皆浑含立论，无有条理，是非亦参半，不足以为定论。如魏文帝之《典论》，钟嵘之《诗品》，则近于批评。挚虞之《文章流别》，任P之《文章缘起》，则近于分类。荀勖之《文章叙录》，则近于文学史。而总论文体之源流，及古今文人之优劣，成一家之言者，则惟刘勰之《文心雕龙》最佳。”[1]（15） 以时间为经，以观点的进步为纬，勾勒文学演进脉络，展示其纯文学的眼光，这种眼光也在其选择材料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刘先生整体统摄中国文学观念：”统观我国历代文学之观念，不可谓于学识、感化之界，无知之者。然而名不立者义不彰，虽心知其意，而语焉不详，此所以终多混淆也。大抵六朝以前，言志之旨多；唐宋而来，明道之谊切。老庄谈玄而文多韵语，《春秋》记事而体用主观，此学识之文而非以感化之体为之者也。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明议是非，忘比兴之旨，失讽谕之意，则又以感化之文为学识之文之用矣。此今日所当明辨者也。”[1]（19） 字里行间，充斥着一副发展的眼光。刘永济先生在文中明确指出其观点所依的进化论的线性的时间价值观：“又今日之供少数人用者，异日可渐及于多数之人。人类之教育日普及，文字之功用愈广大。群众之知识日发展，文学之功用亦将愈普遍。揆之进化之理，固应如是也。故今日的之文学，一方面必求其真义愈明，一方面又必求其真用愈广。真义愈明，则表现之方法愈精妙；真用愈广，则人类之幸福愈增进。然则文学之义，虽至难确定，要不出此二点之外。亦如科学之发达，虽不可限，要不外实验之法日精，与物质文明之福日广而已。”[1]（20） 于此凸显了进化论的文论观。

刘先生在“主善之文学所短”一节中说中国古代文学的两个缺点：不随时变、情趣缺乏。其论证也很详细：“后儒拘泥，故守旧复古之心甚深，而因时制宜之效不显，大失时中之义矣。至其影响文学之处，则尤彰著，以扬子之才，乃不过一摹古专家；以昌黎之杰，亦不过学古能化。以我国文化之早兴，历史之悠久，而进步不及欧洲之速。若以近世欧洲文学变化之率推之，不应有今日之现象甚明，凡此何一非守旧复古有以致之也？复古之文，间接摹仿古人之处多，直接摹仿自然之处少。少则自然之奥秘，终古不宣，而材料亦陈而不鲜，此后人所以有‘天然好语，被古人道尽’之叹也。”[1]（109）这里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古代文论的关键问题是，好古、尊古、摹古、复古，被古人所限，不能用进化的观点看待文论。其解释孔子“述而不作”是为了“以示作礼之本义”，是为了正本清源，而非为古所限，不敢超越前人也。尽然儒家之说并非全为古所限、死于句下，在一定程度上也积极诠释和发展了六经的要旨，可以说刘先生分析不失为一种洞见，又张目后世，寄希望于未来，彰显了“向前看”的进化论文论思想。

二、借镜西方科学实证方法，

观照古代文论概念范型

西学东来，传统文论获得现代转换的外在动力，“20 世纪初叶文学理论以凸显文学观念的独立姿态为根本的学理追求，缘于传统观念的自新和异域他者的观照，晚清以来的经学中心主义式微，儒学的影响力日渐衰歇，传统朴学内孕的科学因子糅合西学的实证主义，儒学便逐渐退居为一种学术资源，逐渐丧失它的主流文化地位。‘文学革命’所积储的强大势能牵引国人去探寻允符现代境遇的学术研究路径，对传统的重新体认便成为民国学术改弦更张的逻辑起点。”[2] 身处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对传统的体认态度便成为新旧文人的一个重要尺码。刘永济先生“生于1887年12月25日，正值晚清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前夜。曾祖父刘长佑，晚清朝廷重臣，历任云贵总督、直隶总督等职。祖父刘思谦，曾在广东、云南担任知县。受到家风的熏陶，父亲自幼喜爱文学，先后就读于湖南长沙明德学校、上海复旦公学、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531） 刘先生接受的是正规的中西结合式的新式教育，既有良好的西学功底又具备扎实的以训诂、考证、音韵为基础的传统的国学功底，刘先生在龙学、词学方面的独到造诣即为注脚。

西方的科学方法在每门学科的具体运用都是不同的，对于古代文论来说，西方的科学方法又是怎样的，具有怎样的特点呢，民国学人均有各自独特的见解。 叶维廉先生《中国诗学》谈到：“或许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美感视境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缘故（见拙文《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或许是因为是一个抒情诗（lyric）的传统而非史诗或叙事诗传统的缘故，我们最早的美学提供者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主张未封前的境界（庄子），而要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认为诗‘不涉理路’（严羽），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洋文学批评那样认为文学有一个有迹可循的逻辑的结构，而开出了非常之诡辩的以因果律为据，以‘陈述――证明’为干的批评。在一般的西方批评中，不管它采用哪一个角度，都起码有下列的要求：

一、由阅读至认定作者的用意或要旨。

二、抽出例证加以组织然后阐明。

三、延伸及加深所得结论。

他们依循颇为严谨的修辞法则，exordium，narratio argumentatio或probatio rebutatio，peroratio或epilogue（始、叙、证、辩、结）不管用的是归纳还是演绎――而两者都是分析的，都是要把具体的经验解释为抽象的意念的程序。”[3]（3） 叶先生在这里总结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做法，也就是经过阅读文本之后所得的文本的要旨，在文本抽出例证，最后得出结论。也就是以抽象的观念为中心，运用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的方法。刘先生在《文学论》中也运用了以概念的界定、功能等为中心的西学研究的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观念以期建立新的文学概论理论文本。体现在《文学论》的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文学的概念为中心建立起分析的逻辑起点。从目录上看，其章节设置分别为：第一章“何为文学”、第二章“文学之分类”、第三章“文学的工具”、第四章“文学与艺术”、第五章“文学与人生”，第六章“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全书以文学的定义为中心，在明确文学定义之后分析了文学的分类，比较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最后分析文学研究者存在的困难和今后的希望之所在。明显借鉴西方的系统分析方法，并援引美国芝加哥大学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理论来尝试建构新的文学概论体系。第二，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刘先生先站在人类文化进化发展的高度来谈文学，来认识文学和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是因为人类有五种特性：起疑、求真、感乐、慰苦、解纷。而文学的产生是由于人类有感乐与慰苦的需要。具体来看刘先生的论证，首先明确什么是“感乐”：“人生有情，莫不知感。天时人事、水态山容、花飞鸟语，融和畅适之时，即感而愉快。愉快之至，即莫不思有以表现。故刻画之事，上古已有粗型。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宗教之雕塑神像、赞美神祗，即由于此。他如宏壮之建筑、优美之音乐，其始无不以为庄严宗教之用。在古已然，而后世尤甚。”[1]（6） “慰苦”指的是“草昧之民，饮食艰难，危险尤多。鸷禽猛兽、恶虫巨蛇，以及异族之残杀、病痛之侵害，无在不足以生其苦情。哭不能胜，则呼吁以求解脱。宗教遂设物外有神，可以拯苦救灾，而安慰不幸之人，于是祈祷之事以兴。”[1]（6）作者认为人的主观感情和客观外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外物顺应人的心情时人就感到高兴愉快，感到高兴就要表现出来，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文学最初是人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的情绪的宣泄，是人的本能的激发，它绘制了文学的雏形生态。

文学是情感流淌的产物，《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钟嵘《诗品序》亦云：“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4]（30）这种文学发生说认为文学是人在面对大自然四时的变化，而在内心产生的感觉情感的变化而有了文学抒发。钱中文先生认为：“意大利学者维科探讨了这种思维特征。他说原始初民的本性，还类似动物的本性，即‘个人感官是他们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他们没有推理力，浑身都是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同时，‘这种想象力完全是肉体方面的，他们就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所以他们的宗教、神话、语言等等，都通过想象力来形成的。例如由于无知，他们对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好奇，于是‘他们想象到使他们感觉到和对之惊奇的那些事物的原因都在天神’。‘同时，他们还按照自己的观念，使自己感到惊奇的事物各有一种实体存在，正像儿童们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在手里跟他们游戏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活人。’ 他们看到大自然雷电交作，以为冥冥之中有威力无比的神灵存在，按照的东西，把整个自然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生物。于是维科把原始初民的思维比作儿童的思维加以研究，提出了原始思维混沌性、具体性的特征，即原始初民的思维的产物，诗、神话、伦理、政治、经济观念，都是混合在一起的。”[5]（9）刘先生认为“感乐”与“慰苦”是人的两大特性，构成文学发生的条件。其“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之论凸显了文学蕴育于原始的人的神话思维，文学是人面对自然的本能产物，有效对接中国远古文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学生态。参以西方的“模仿说”、“巫术发生说”、“宗教发生说”、“游戏说”、“劳动说”等文学起源观，刘氏此论侧重文学发生于人自身所拥有的感乐与慰苦特性，彰显了文学为人的本性自然流露的文化取向，其充分体现了初民的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衡以民国时期的理论语境，其无疑是对传统文论的一次继承与超越。《文学论》中随处可见因果分析的话语，展现其援引西方的逻辑分析，寻波讨源的文学实践。其盘点艺术之根本，就论：“艺术者，应人类精神上一种要求而成立者也。人类有求真之要求，于是有哲学；有求善之要求，于是有伦理；有求美之要求，于是有艺术。故哲学以求智为根本，伦理以合理为根本，艺术以善感为根本。哲学属于智识，伦理属于行为，艺术属于情感。智识、行为、情感，为人类精神上之作用，其施于思考方面，则名智识，施于动作方面，则名行为，施于感应方面，则名情感，智识正确则真，行为适当则善，情感高尚则美，三者实异用而同体，未可强为区分也。[1]（61）作者以丰富的学养，秉持现代学术分科的视野，明确区分哲学、伦理、艺术诸学术。执因索果、追源溯流，逻辑分析推论贯穿行文始终，体现拥有西方现代学术背景的学者，力求全面而准确客观地探求真理的文化取向，也体现了其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

三、会通中西以创新说，

建构民国文学概论新体系的尝试

中国文论演进是一个不断拥抱世界文论的过程，外来资源和本土资源的的碰撞和交流铸造了中国文论的民族品格。“大凡一种民族生存于世界既久，又不甚与他民族相接触，则其文化自具一种特性。及其与他民族接触之时，其固有之文化必与新来之文化始而彼此抵牾，继而各有消长，终而互相影响而融合为一……但当两种文化接触之时，此两种文化仅有异同而无优劣，则其消长之间有一定之理，即能适宜与否而已。适宜者必安而日长，不宜者必危而日消。若一民族为学术荒落、政治紊乱之时，其固有之文化衰弱，而特性亦隐晦，则当其与新来之文化接触之际，必呈惊疑懊丧之状。于是不尽弃其所有以从人，必保守残缺而不变，卒至皇皇然无所适从。若两民族之文化相差甚远，亦不易收良好之结果，而消长之时必失其平。失其平则非融合而为强占。强占者，新文化挟其势而来，未必与固有之特性相安，且尝抑屈之，驯至丧失而不能自见。如此，则新来之文化亦无新质料之吸收，但保持其故态而已，是为文化之大损失也。”[1]（96）刘先生开辟专章来讨论“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在该章第一节中“研究我国文化之重要及其困难”中极富洞见地阐明了两种异质文化在交流碰撞中所呈现的不同的影响和结果，其所取的态度是：“究之文化未可托之空言，必当见诸实事，如国家之政治，社会之习尚，君子之行动，艺术之作品，皆文化所表见者，我居其实，则人有以观瞻，我实果美，则人自知采纳，不必呶呶费辞也”。[1]（99） 又认为：“年来虽国粹、国故之说尝闻于耳，而其所谓‘国粹’，究未必便粹；其所谓‘国故’，又故而不粹，故亦无甚影响。此则时会未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也。假以岁月，或有可观耳。”[1]（97） 学无新旧之分、无中西之别，脚踏实地便有可能登堂入室，这就彰显了他求真务实的治学观。

刘先生以文学观念为中心建构了文学理论的体系脉络，个中关键就是如何体认文学一词。其梳理了中国历来文学观念，从而归纳整理，为“文学”下一清晰的定义：“概括言之，则文学者，乃作者具先觉之才，慨然于人类之幸福有所贡献，而以精妙之法表现之，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之事也。”[1]（20）于此从文学的功能来界定文学的概念，借助作家的学识和技巧来实现文学“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的功能，此一论调虽未脱出传统的儒家诗教观的笼盖，确也切合了“W衡”派的“文化价值中心”的立场，引领后人侧重文化功能的角度来定义文学概念的文化实践。就此而论，从传统出发，并在梳理传统之后结合新人文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学定义模式标举了新的学术范式。刘先生引用狄昆西（De Quincey）的文学分类观，厘定文学为学识之文和感化之文，并借鉴芝加哥大学教授毛尔登（Moulton）的“描写（description）、表演（presentation）、反射（reflection）”的文学三原质说，对中国的文学重新作了分类并列表图示，兹引如表所示（见下页）。

从上表我们不难发现刘先生会通中西的学术实绩，援引西方文学理论之成说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的文体论，希冀建构一种新的文论体系，如此实践仍值得我们大书称颂。在借鉴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原质说之时，刘先生用了一个简单的图表分析了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其路径大体以作者为中心，类似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的文学四要素说：作家、作品、读者、世界，虽其言不详，但考虑到民国草创时代的文论场域，这种分类实践已经引领后世的《文学概论》书写。在综合了两种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其分类还是有针对性的，若例以现在的文学分类之法亦可见出其合理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各种艺术形式、文学体裁依据其摹仿媒介、模仿方式以及摹仿对象等的不同分为叙事类、抒情类、喜剧类三种。”“这种源于古希腊的文体‘三分法’，在西方文学批评实践中广泛而长期流行，从而被欧洲各个时期的文艺批评家所采用和发展。”[6]（173-174）若简单地搬用外国的成说来剪裁我国固有的文体类型，难免会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在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视野里，小说既可作为学识之文也可视为感化之文，小说还具有反射和描写的双重原质。刘先生融汇西方旧说以创中国本土新说，彰显了其建构新的文论体系的实绩。刘先生还一一勾勒了中国文学体裁分类的历史、构成之源、变迁的轨迹、文体变迁和文章形式的关系，在这些命题的论述中体现了其“文献考证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治学特色”。即以该著第五章“文学与人生”为例，刘先生秉持现代科学视野，分别考察了文学与道德、文学表现的内容、浪漫派和写实派的关系，突出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已具备了作者中心论的现代特质。要而言之，无论是刘先生的文学界定，还是文学功能的实现，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论述，大都建立根基于作者“有了悟与判断之力，而后有乐可感，有苦可慰”、“理性之培养，乃文学家应有之工夫，亦即文学家当先具之条件”[1]（9）。这里具备初步的“作者中心”的现代文论范式。刘永济以科学分科的眼光、进化论的视角、文化研究路径建立起了具有民国特色的文学概论体系，其虽未脱传统文论的窠臼，已蕴育现代文论雏形。

四、《文学论》体系建构的综合评价

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融汇中西，用逻辑分析法等西方科学研究方法改写了中国古代文论体验式的直觉式的文论评价模式，在继承古代文论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利用外国的文学理论来重新认识中国固有的文论，其“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之用心在《文学论》讲义的行文中随处可见，可谓用心良苦。正如刘先生在其自序中所云：“以期引申哲诰，黜其曲解，免夫士衡之讥，而远师彦和之意云尔”，[1]（3） 撰著的目的是为了把古代文论进行现代性的转化，使其符合学科教学的需要。其用力很深，多有创见，对于碰撞交流中的中西文化采取积极应对的方法，既不盲目排外而固步自封，也不全盘西化而失掉了传统。主张采取务实的态度做好学术该做的事情，以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其积极吸收西方逻辑实证的研究方法，尝试完成古代文论现代性的转化。虽然在理论的运用上还存在“以西律中”的倾向。但是其用西方科学方法，把“逻辑推论与诗性体悟”结合起来探究古代文论存在问题的源头，正本清源的做法，给后学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以什么是文学为逻辑起点，全部的六个章节都是围绕文学而展开，用文献考证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古代文学中的关键概念。如文学是怎么发生的，历代文学的定义，历代修正文字的轨迹，文学与艺术的关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程千帆先生在《刘永济先生传略》一文中评价了《文学论》：“《文学论》是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的讲义，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此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印多次。”[7]（284） 程先生用“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来评价《文学论》，允称确评。毋庸讳言，《文学论》的体系书写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其既沿袭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载道功能至上的文艺观，分析了文学的价值，感乐和慰苦，又说审美是文学的中心，二者就存在矛盾，毕竟审美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论观还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融合两者还需要更多的理论言说，但作为一部草创时期的“文学概论”，其能够运用西方的文论框架来建构“文学概论”的理论体系，已体现出理论的先导色彩。《文学论》以实事求是的理论态度、进化论的眼光，参稽外籍，汇通中西，独立尝试建构文学概论的体系，引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自台湾的林毓生先生的专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发表，1990年代曹顺庆先生提出古代文论“失语”论以来，有关“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转换）”的大讨论已成为学界的聚焦，它也带来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契机。历史是现在的过去，让我们把目光重回民国，刘永济先生会通中创文学概论的新体系，以冷静的态度，不像新儒家的那样发出“未来的世界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界”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也不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那样激进，主张脚踏实地的做学问来应对文化的危机，是值得今天的学人学习和借鉴的。其深厚的学养，极有见地的识见给后学树立了时代的精神坐标，标举了一个时代的学者气度。

〔参考文献〕

[1] 刘永济. 文学论・默识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贺根民. 文心雕龙札记：古代文论研究现代转型的一个典型文本[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69-73.

[3] 叶维廉. 中国诗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钱中文. 文学发展论[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西方文化概论知识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字：文化教学； 习俗 ；角色 ；信息渗透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深入，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英语语言成为社会交流的一道风景线，她的重要性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教育领域之中。如何让学生学习英语时赢在起跑线上，是教育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于是铺天盖地的英语学习方法应运而生了，有图形记忆法，逆向记忆法等等不胜枚举，且不论这些方法是否科学有效，在我看来都是舍本求末，它们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语言是文化的产物，离开文化单独存在的语言只是一具行尸走肉，只有躯壳而没有灵魂。

1972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Hymes提出交际能力这一概念，人们这才认识到，“习得任何语言都要习得其语用规则和文化”（刘润清，1999：167）。要实现与不同群体的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离不开对对方文化知识的了解。因此，要学习一门外语，就必须学习它所承载的文化知识，这也是中学英语教学大纲明确要求的。

为了了解学生中英文化掌握情况，东北师大外语系和外籍专家Joan Fleming共同制定了一份调查问卷，问卷中的有些题目是涉及中西文化大体相同或相似方面，学生不觉困难，答对率高，由此可以看出，中西文化差异小，语言反应相同的情景，对我们外语学习者来说困难就较小一些。而文化差异较大的题往往是学主学习中的难点。在遇到这类问题时，学生往往不知所措，往往会借助本土文化去处理这些异文化中的问题，其结果可想而知。

以前我在教学过程中也没有意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觉得这对刚接触英语不久的初中生来说为时尚早，但问题就来了，在牛津英语初中预备课程有一单元涉及到楼层的表达方式，“底层”表达为：the ground floor，而“第二层”则是：the first floor， 很多学生就产生疑惑了，the first floor不是第一层吗？这就是对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文化差异不了解导致的。因此，在外语教学中，尤其在初中这一基础阶段，应从小处着手注意点滴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以及社会文化能力，这样才会越学越轻松，越学越有兴趣；在今后面对中西文化碰撞中才能应对自如。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学习英语的中国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每天除了45分钟英语课堂的时间，课外生活中接触英语的机会甚少，缺少真实、地道的英语环境，因此在教学中应该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方法，让我们的英语课堂充满文化范儿，最大限度提高这45分钟的利用率，具体我们可以这样做：

一、师生互动渗透

文化知识的输入以及有意识的文化能力的培养是一种显性的文化教学，然而文化教学不同于语言教学的最根本之处，我以为在于它是无形的，是P.W. Jackson 所说的潜在课程，需要我们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英语文化教学应始于教师自我文化教育，一个优秀的英语语言教师也必定同时接受了东西方文化的熏陶。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学生接受到良好的英语文化信息，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那么努力让自己成为优秀文化的代表，让他们每一次与我们的接触都成为间接体验优秀文化的“天赐”（每天都能给予的）良机，所谓的为人师表，身体力行大概就是体现于此。

二、习俗渗透

我们知道，在交际过程中，由于文化、历史、社会背景不同，会由于对某些词语理解的不同而出现交际障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沟通。教师在课堂讲解词汇和句型时可以见缝插针讲解词汇所蕴含的文化知识，目的语国家的人的交际习俗和规则，可以指出西方人先“抛出本质，再具体地填充”的等思维特点，活化语法教学，帮助学生更地道地使用英语。比如在学习西方节日的时候，可以向学生介绍这些节日的由来，传统习俗和产生的历史背景，初中生正处于对知识渴求的阶段，可塑性比较强，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如果得到满足那他们就会象海绵吸收水分一样汲取知识，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取的知识显然比死记硬背深刻的多。

三、角色渗透

教师在课堂上教授新课的时候，可以让学生熟读课文对话后模仿角色表演。例如，在教“Greetings at some festivals” “Making telephone calls” “Shopping” “Asking the way ” 等内容时，教师可以借助课桌将教室布置成节日聚会、医院、商店、运动场等常见的公共场所，并用师生自制的教具让学生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让他们从中体会目的语文化的文化行为模式，以提高对目的语文化的敏感性。这样的方式使学生由原先机械、被动的接受知识转变为灵活、主动的运用知识，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氛围里掌握了知识。

四、信息渗透

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教授知识，而是教授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技能。因此我们可以课题研究的方式，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机会，让学生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网络，书籍等途径收集信息，了解关国人生活、娱乐、交通等文化信息。然后以小组的形式把资料汇总起来，并加以分类总结，最后提交研究报告，从而完成有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一次飞跃。

小结：在英语课堂中渗透文化意识的培养，并鼓励学生个人积极参与学习文化的活动、突出学生的社交活动的重要性。通过展开一系列中学英语学习的活动，使文化意识的培养成为整个教学活动的组成部分，让学生能根据因地制宜地讲出合适得体的话语，让学生在用英语交际过程中更为流畅得心应手，这就是一堂充满文化氛围的英语课堂所能做到的，实际上，这也就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2]陈申：《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

[3]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7

[5]《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华东师大）2000年第1―12月

[6]Wolfson. N： Rules of Speaking， i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Longman，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