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扶贫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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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扶贫综述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贫困标准；扶贫政策；回顾与展望

贫困测度是监测贫困状态和制定反贫困政策和战略的重要依据，贫困的识别和度量是把握贫困状况、认识贫困对象、理解贫困深度的窗口。中国建国60年来，中国贫困线测度经历了多次变化，扶贫政策以及扶贫问题的研究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回顾与总结这些变化可以为将来做好扶贫工作提供借鉴。

一、关于贫困线的确定

(一)“生活救济线”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条贫困线。1978年以前，由于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庞大，国家经济实力薄弱，扶贫主要是通过紧急救济计划和依托自上而下的民政救济系统。在农村表现为政府提供的社会救济、自然灾害救济、优扶等。这是一种单纯的输血式救济扶贫，不能救济对象从根本上最终摆脱贫困。在扶贫方法上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对贫困人口实施生活救济，对边远落后地区(主要是老、少、边、穷地区)输送物资，进行外部支援和财政补贴。

(二)启动线

政府有组织的扶贫工作开始阶段所确定的贫困线。农业部1981年首次确定了中国用来划定贫困县的第一条收入线，即使用人均集体分配收入40元和50元来划分1977-1979年的穷县和穷队。1986划定国定贫困县的标准是1985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50元以下的县(老革命根据地县和少数民族县则为200元)，或者是1984-1986年3年平均人均纯收入低于300元的牧区旗(县)或低于200元的半牧区旗(县)。

(三)攻坚线

“八七”扶贫攻坚阶段确定的贫困线。1994年，国家制定“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国家扶持的贫困县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调整的标准是“四进七出”，即1992年全县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列入国家贫困县，让1992年全县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超过700元的县退出贫困县行列，当时一共确定了592个国定贫困县。

(四)世纪线

新世纪扶贫阶段使用的贫困线。2001年5月第三次中央扶贫工作会议颁布并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扶贫标准基本延续了“八七”扶贫攻坚阶段的标准，但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村级瞄准成为中国新世纪农村扶贫工件的基本出发点，同时在称谓上也有所改变，“国定贫困县”改称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数量还是592个。

(五)“统一线”

2008年12月27日，国家宣布上调扶贫标准。对2007年人均收入1067元以下的农村人口将实施同样的扶贫政策，扶贫对象共计4320万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4.6％。这一次调整可以被看成是又一次贫困线的调整，因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从2009年起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取消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区别对待的政策，因此与前面的政策在指向上有了很大的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把这次调整称为“统一线”。

二、关于贫困标准的创新调整研究(代表性观点)

(一)实行国际通行标准线

研究者认为世界银行根据33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而中国原有的贫困标准只相当于人均0.7美元左右，这就导致了对中国贫困人口多少的争议，因此贫困标准有必要尽可能地与国际标准接轨。

(二)建立以人为本的综合标准

研究者认为，在现有以经济收入为核心的标准的基础上。应该增加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非经济收入因素。有的学者从广泛的社会文化角度来考察贫困，认为贫困还应包括文化生活的缺乏、身心健康的不良、甚至权利和地位等政治因素的欠缺。

(三)贫困标准应包含生产标准

童星、林闽钢等研究者认为现行贫困标准仅仅考虑收入和消费，排除了生产因素，属于传统农业的范畴，应该用特困线、温饱线、发展线、小康线和富裕线的划分来代替现行单一的贫困线、脱贫线，这样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农户生活的层次及其差距，全面衡量农村的贫困状况。

三、关于扶贫政策方面的研究

(一)现行反贫困战略中的制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关于反贫困战略中的制度研究，开始逐步展开，到90年代在认识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在这些实践及研究中，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一是微型信贷即小额信贷的实践，二是参与式社区发展的实践。这两个方面的实践对贫困农户的直接支持以及对扶贫资源有效利用的结果显示了生命力。

(二)扶贫模式研究

中国扶贫的模式和策略大致有3类：传统的扶贫策略，主要以救济为主；把扶贫工作转向依靠普及科技知识的轨道，但仅仅依靠各农户推广科技兴农，很难抵御自然灾害的风险；走科技+市场之路。研究表明，政府、公司和农户是组建公司+农户模式缺一不可的主体。政府是启动、组织者，同时也是约束公司偏离扶贫目标的监督者。公司是农民进入市场、实现社会支持系统的载体。

(三)民间组织的扶贫状况研究

所谓民间组织扶贫，就是“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相当于“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扶贫。在中国反贫困工作中，各类民间组织以不同方式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于民间组织自身的灵活性、专业性、公益性以及民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扶贫的不足。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民间组织的扶贫活动。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相关研究才逐步发展起来。

(四)中国在扶贫开发领域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情况研究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我国扶贫开发的伟大历史进程》认为，从根本上说，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但是，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毫无疑问地会加快中国扶贫开发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与荷兰、日本等国政府的合作以及与福特基金会等的合作，都有很大的发展。这些合作对缓解中国的贫困状况有非常直接和重要的作用。这些合作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利于解决贫困人日的温饱问题，而且有助于通过借鉴国际社会多年积累的扶贫经验和形成的科学方式，提高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整体水平，而后者的意义更重要、更深远。

(五)中国扶贫政策、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

尽管中国政府在农村扶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扶贫实践中也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在扶贫体制和治理结构方面还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从而影响了扶贫投资的效率。

1、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资金短缺是扶贫政策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现行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远远比资金短缺要复杂得多。在扶贫理念上。重消极救助轻积极扶助；在扶贫目标上，重数量轻质量，短期行为严重，不注重对扶贫成果的巩固；在扶贫主体上，重政府和行政行为，忽视了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对扶贫工作的贡献；在扶贫客体上，重贫困区域，轻贫困村、贫困户等类型；在扶贫内容上，重改善供给，轻刺激需求(即只重视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在扶贫方法上，重外部注入，轻内部培植经济增长点：在扶贫资源上，重经济和物质，轻思想和精神：在扶贫产业选择上，重工业项目，轻农业项目：在扶贫组织实施上，重被动服从，轻主动参与和自我发展；在扶贫效益评估上，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心理效益。

2、中国当前扶贫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扶贫开发工作还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扶贫对象瞄准上，还没有形成动态的精准识别和瞄准机制；在扶贫项目选择上，还没有建立有效的选择机制：在扶贫资金使用上，还没有形成多元化、突出重点的投入机制：在扶贫管理工作上，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分工合作机制：在扶贫监管评价上，还没有形成信息对称、及时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

3、中国扶贫在治理结构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扶贫治理结构方面的挑战有：政府部门过度主导扶贫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财政体制不利于贫困地区的发展：商业银行执行政策性扶贫贷款中存在利益冲突；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估系统和问责制度；非政府机构发展不足和缺乏生存的法律环境和与政府间的合作协调机制：贫困人口缺乏参与：扶贫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城乡扶贫体制不协调。

四、新时期农村贫困标准与政策设定展望

综合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各地区和当前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的农村贫困标准的设想应该与以往有所不同，扶贫政策也必须有所调整。

(一)新农村贫困标准设定应综合多重因素

在新的历史时期，贫困标准的设定必须考虑以下因素：现行绝对贫困标准：贫困地域农民面临的不确定风险因素：文化教育因素；医疗保健因素；发展费用：休闲娱乐因素；权利缺失造成的不平等因素等。贫困标准测定可以简单表述成以下模型：贫困标准=现行绝对贫困标准+贫困农民面临的不确定风险支出+文化教育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发展费用+休闲娱乐支出+权利缺失造成的不平等因素损失支出。

(二)政策设计要偏重非物质消费需求

在扶贫政策的设计上，应该从各地贫困乡村和贫困人口的特点出发，将扶贫的重点转向贫困人口的非物质消费需求上，强化教育，立足从根本上提高贫困人口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针对不同乡村和不同人群的贫困状况，实施分类扶贫。

(三)改变观念，积极创新，提高现有扶贫政策与措施的效率与作用

完善开发式扶贫，在做好“自然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同时侧重“人力资源开发”；实现开发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的有效结合，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并有针对性地结合救助式扶贫的综合扶贫体系；建立城乡统筹的一体化扶贫体系；建立合理的信贷扶贫体制：加强国务院和各级扶贫领导小组的政策制定和组织、协调、考核功能；发挥民间组织在扶贫中的作用，发动非政府组织来动员高收入人群，为低收入弱势群体状况的改善出钱出力；改变增长方式，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同时实现增长和公平的目标。

(四)尝试“梯次移民”方式，实现异地脱贫

在扶贫方式上。局部地区可以从当地实际出发，通过“梯次移民”方式，适当集聚人口，依靠群体力量优势实施脱贫。所谓梯次移民是指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和实际情况的前提下，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并有组织地把分散的村庄整体迁移到生存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以便形成人口集聚效应，同时把村民按照标准进行分类，不同性质的村民按照他们的意愿和实际情况迁移到不同的区域，如中心村、集镇、县城、直至大中城市，成熟一批迁移一批；通过发展集群农业来提高农户抵御风险能力和市场谈判能力；通过鼓励科技人员直接下乡创业来弥补欠发达地域的人才真空，从而从根本上推进贫困地域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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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荣党，农村贫困线的测度与优化[J]，华东经济管理，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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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3(3)

健康扶贫综述范文第2篇

目前学界很多人将财政信贷化和信贷财政化视为猛虎野兽。他们认为“财政调节与信贷调节是以不同形态的价值运动为基础进行的，调节的主、客体不同，调控的范围、手段方法也都有所区别”。因此，两种方式应严格划清界限，避免交叉运行下产生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的周期性与非周期性区别、有偿性与无偿性的不同，都使得财政和信贷这两类资金可以互补，两种调节可以交替发挥作用。因此，对财政和信贷的交叉运行不应简单的否定，而应该针对我国目前的国情和市场状况，寻找两者交叉的项目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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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小额信贷看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交叉运行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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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独立运行的局限性

（1）利率市场化难以推进。一方面，小额信贷面向低收入人群，贷款的额度不大，且没有抵押；另一方面，较高的利率又是低收入贷款者所难以承受的。（2）资金来源的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利率由于没有市场化，明显低于国际上正常的小额信贷利率，使得小额信贷大多收不回贷款或盈利不足以抵消成本。（3）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我国的小额信贷从诞生以来就被作为一种扶贫手段而非金融产品，不允许非政府组织以及非正规的金融机构提高任何金融服务。

2.2完善我国小额信贷模式的现实思考

（1）财政分配支持信贷分配，提高财政拨款的利用率。政府关心农民的生存环境，为小额信贷无偿划拨了扶贫基金。但在层层下拨的过程中，难免由于利己主义或机构冗余等问题产生资金漏出，使得政府对农民的贷款不能切实发放到农民手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将“明补”改为“暗补”以提高信贷分配的效率，帮助我国小额信贷走出困境。中央可制定出评价小额信贷业务开展业绩的标准，定期评定各银行和信贷机构的业绩，在弥补小额信贷本身可能带来的亏本的基础上，根据评定结果对各金融机构分层次奖惩，提高金融机构对小额信贷的热情。在这种“暗补”制度下，财政不仅避免了资金层层下拨的困难，也帮助了小额信贷利率逐步市场化，加快了小额信贷由扶贫拨款向金融产品转变的进程，同时还提高了信贷分配的效率。

（2）建立起具有可持续性的资金供给机制，引导财政分配为主体向信贷分配为主体转变。我国央行规定小额信贷机构“只贷不存”，这样的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小额信贷的持续发展及向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当务之急是放宽“不存”政策，引导小额信贷机构向吸收存款类机构发展，以扩大持续的资金供给来源。然而这样的放宽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小额信贷机构从非吸收存款机构向吸收存款机构转换的过程中，财政分配对这部分信贷分配的空缺的补充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过渡期，应在明确小额信贷机构的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借助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国家扶贫开发基金等的力量，建立起持续的资金供给机制。通过这些政策性银行和财政力量为小额信贷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开端，以推进小额信贷不断向市场化的信贷分配靠拢。

（3）建立风险等级制度和风险补偿制度，促进商业银行等盈利性银行的介入，实现财政协助下的信贷分配。国际上许多小额信贷的成功都是以政府支持作为前提的。政府可协助小额信贷机构建立起风险等级制度，并在现在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风险补偿制度有利于缓解当下各机构政策性目的和盈利性目的的冲突，使小额信贷机构在利率还无法实现市场化的条件下实现保本微利的目标。对小额信贷实行差别化的风险等级制度，不仅促使借款人提高自己的信誉，帮助小额信贷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降低小额信贷过程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大大减小信用风险，吸引商业银行等盈利性金融机构的加入。而这些机构的加入有利于小额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

参考文献

［1］程崇明.“理清财政与信贷关系”研讨会观点综述［J］.银行与企业，1990.

［2］张献国.关于财政与信贷分配的双“越位”及其治理［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7.

健康扶贫综述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贫困;成因;研究综述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农村贫困仍然是困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目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因此,研究中国农村贫困的成因,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学术界对农村贫困成因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并出现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制度缺乏导致农村贫困

制度是人为制定的在一定社会中起普遍约束作用的控制个体行为以确保他们权利义务等内容的规范体系。如政治权利分配制度、就业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服务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在本质上决定了各种资源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方法。因此,制度不公或制度缺乏将导致某些区域、某些群体和某些个人的资源被相对剥夺,从而引发这些区域、群体和个人的贫困问题。1971年,汤森德(Townsend)首先注意到了制度与贫困的关系,他认为贫困的原因不仅在于资源短缺,还在于分配不公和相对剥夺。因此,基于中国的情境,研究中国农村的贫困成因时,必须考虑制度因素。近年来,中国很多学者正是基于制度这一视角,对农村贫困成因进行了深入研究。陈小伍等从结构制度、农地产权制度、文化与教育制度以及民主与法律制度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农民贫困的成因,认为有效的制度供给不足是造成目前中国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出路在于合理的制度设计。赵乐东分析了中国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认为两种制度变迁的综合结果是将城市的贫困和失业问题,转化成了农村的贫困和失业问题,因此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需要制度的进一步变迁。秦初生通过对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演变的分析,认为应建立规范的逐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对农村贫困学生的教育资助制度。赵慧珠等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角度,探讨了建立农村完整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的重要意义。

二、文化匮乏导致农村贫困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称,精神活动是人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根本标志,文化则是人精神(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文化匮乏或文化落后就会导致人的思维或精神僵化,从而使人缺乏改变自身现状的斗志。中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城乡并存的二元户籍制度和有利于城市的文化与教育制度是导致城乡交流严重不足、农村信息闭塞、农村文化极度匮乏或落后的主要原因。农村文化的匮乏和落后使得农民缺少了来自城市富裕的刺激,甘愿贫困,不愿改变自身。因此,刘龙等认为农村贫困根源于其积淀的贫困文化,要实现农村富裕,关键在于解决农村的贫困文化问题,“输血”或“造血”式扶贫之所以没有取得满意的效果,归根结底是由于传统的贫困文化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制约着人们的行动,从而影响着人们的脱贫致富。辛秋水认为文化贫困从根本上说是产生贫困的主要根源,要想根治贫困,必须从贫困的主体――“人”入手,走文化扶贫之路,即向他们输入新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传授适用科技,并开拓交通,输入各方信息,从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体的素质,驱散笼罩在贫困乡民头上的贫困文化的乌云,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变当地的潜在财富为现实财富,这才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从根本上扭转贫困的正确道路。邢红认为价值观的贫困是造成贫困地区贫困的思想根源,而价值观的贫困与文化贫困无不紧密相连。

三、教育匮乏导致农村贫困

在当代社会,教育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主要渠道,而知识则是改变人们自身命运的主要工具,因此,不断接受教育,获取新的知识是当代公民迎接挑战,不断改变自身,获得更好生活的必由之路。然而在中国农村,由于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以及国家对农村教育投资的不足,导致农村教育资源至今仍然稀缺,农民知识贫乏、科技文化素质低下现象仍然普遍。据统计,2001年全国劳动力综合文化程度指数农村平均为7.77年,贫困人口6.72年,贫困及低收入人口文盲率仍高达15.2%。据湖南农业信息网显示,2008年,湖南省益阳市全市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8.6年,综合文化素质还未达初中水平,其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5%,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仅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0%。在经济高速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日新月异的时代,低素质劳动力既难以接受现代农业科技,又难以适应非农产业新技术、新要求,特别是目前金融危机触及到实体经济,企业景气指数下降,农民外出务工受阻,低素质劳动力转移渠道越来越窄,恋土情结更加浓厚。康涛等认为,由于贫困农民的文化水平低,对科学技术接受能力和应用能力差,新的经营管理理念接受不了,新的生产经营技术掌握不了,劳动生产率就低,产出就少,收入增加困难,贫困难以避免。孙雪霞等从文化教育缺乏、农业职业教育的普及率低、法制教育缺乏等方面分析了农村教育缺乏导致农村贫困的原因,认为农村贫困虽然是由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但加强发展农村教育则是打破农村贫困的重要突破点。

四、医疗卫生保障缺乏导致农村贫困

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系统的建立决定了国家医疗卫生保障资源在农村的分配比例,因此农村医疗卫生保障资源的缺乏或城乡医疗卫生保障资源的分配不均为学者研究医疗卫生保障缺乏导致农村贫困提供了视角。王延中从中国二元经济体制导致的人为城乡分割使得国家政权对城乡居民的医疗投资、政策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农民医疗卫生保健缺乏制度保障的现状,分析了为数众多的贫困农民无钱看病、吃药的原因,得出了大量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结论。王国祥从健康投资与农村贫困的关系角度分析了农村贫困形成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待遇基本上只施惠于城镇居民(根据民政部统计,2001年,国家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为27.2亿元,而用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仅7.3亿元)。因此,在医疗方面,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险,医疗费用基本自理。由于收入低,一般都承受不了高昂的医疗费,即使拥有医疗保险,其报销部分比例还非常低,一般都在10%以下。郑小琦从反贫困的角度研究了医疗卫生保障缺乏与农村贫困的关系,他认为在医疗方面,农民没有医疗保险,基本上是自费,由于收入低,贫困人口基本上承受不了高昂的医疗费。他引用卫生部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贫困地区患病未就诊的达72%,应住院而未住院的高达89%,因病致贫和返贫的达50%。程瑶的研究认为,由于医疗费用的剧增,农村因贫致病、因病更贫现象日益突出,农村“小病拖,大病扛”的情况屡有发生,贫困人口中50%左右因病致穷或因病更贫。

总之,引发农村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目前学术界而言,对贫困成因的研究主要是从制度、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保障等方面进行的,当然也有部分学者从人口增加、自然资源匮乏、交通闭塞等角度研究农村贫困的原因。然而,无论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保障不足还是人口增加、自然资源匮乏导致了农村贫困,归根结底都是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导致了农村贫困。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减轻农村贫困,进一步缩少东西差距和城乡差距,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探索,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对减轻农村负担,缓解农村贫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新制度实施的效果如何还需等待时间的校验。因此,在新的形势下,从制度层面继续探索农村贫困的成因,为农村贫困设计出一套合理可行的制度安排仍是广大学者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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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扶贫综述范文第4篇

关键词：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7-04-09

一、引言

国外志愿服务萌芽于19世纪初，在“二战”后得到迅猛发展。它最初起源于战争救护、重建家园、安置孤儿等与战争相关的救助活动，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涵盖环境保护、维护和平、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等多领域的综合服务，服务水平及服务内涵上都升到一定高度。

在我国，自1994年团中央成立中青年志愿者协会以来，我国志愿服务工作正逐步步入正规化、组织化、规范化轨道，青年志愿行动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宗旨，为社会做了大量踏踏实实的工作，形成了“关爱行动”“西部计划”“阳光行动”“海外计划”“暖冬行动”“节水护水计划”六大品牌活动。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也蓬勃发展，现有团体会员340个，包括常务理事单位38个、理事单位119个；个人会员717名，包括常务理事55名，理事224名。由此可以看出，青年志愿服务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并在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般认为，青年志愿服务可以有效弥补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内在缺陷。因此从政策导向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年）》（简称“十三五”规划）在第六十六章中明确提出：鼓励青少年更多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2016年重点工作，其中第七项明确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依法规范发展社会组织，支持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发展。团中央和团广东省委《学校共青团2016年工作要点》均明确提出：创新开展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支持各地各学校在扶贫帮困、大型赛会、生态环保等方面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因此，基于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本文拟对国内外关于青年志愿服务的研究，特别是近十年关于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并简要述评，为青年志愿服务的创新发展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二、国外研究综述

关于现代志愿服务的起源时间，学界至今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也有学者主张起源于19世纪的宗教慈善活动，但学界高度统一的观点是，西方是现代志愿服务的起源地。至今，国外发达国家的志愿服务活动已逾百年时间，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社会声誉，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运作机制和国际惯例。

国外关于青年志愿服务研究的主要领域集中在青年志愿服务的参与机制、管理机制、组织机制、支持保障体系构建、国际化合作等几大方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有学者把国外的志愿服务研究概括为三类：志愿服务的缘 起、发展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研究，志愿服务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研究，志愿服务与经济的关系研究。

归结起来，国外关于青年志愿服务的研究、起步早、范围广、程度深、影响大、研究成果丰硕，相较于国内，至今仍处于领先地位，可为我国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三、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现代意义上的青年志愿服务，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全国青年志愿者服务热线在广东上线，由此开创了青年志愿服务先河。1989年，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道诞生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服务团体。1990年，深圳市诞生全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志愿者社团――深圳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1992年，佛山市首次在香港义工的帮助下成立“义工团”，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至此，中国青年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相关研究也逐步展开和深入。

目前，在知网近15年中（2002―2017）以“青年志愿服务”为主题精确检索的文章有2628篇，研究范围涉及青年志愿服务的方方面面，归结起来，国内近15年关于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年志愿服务历史发展与现状研究、相关背景下的创新研究、关系研究、比较和启示研究、综述类研究和实证研究六个方面。具体如下：

（1）历史发展与现状研究。谭建光（2013）、谌学军（2012）、梁绿琦（2015）分别对党的十后青年志愿服务发展、高职院校青年志愿服务开展、我国青年志愿服务兴起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2）相关背景下的创新研究。韩雪梅、刘艳英、唐凯（2016），付娟（2015）， 陈全成、韩涌泉、周文青（2012），许岩（2013）均从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背景视角对青年志愿服务体系和机制进行研究；而徐靓（2008）、王芳（2006）主要探讨在和谐社会视域下如何进行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周茜霖（2013）在《新媒体的发展对青年志愿服务的影响》一文中主要探讨了新媒体对青年志愿服务发展创新的影响和路径研究。

（3）关系研究。龙永红（2015）、毛立红（2014）均在研究中专门探讨了青年志愿服务创新与青年发展和成长成才的关系；成睿（2010）则关注了青年志愿服务活动与大学生人格发展的关系；谭建光（2004）则着重阐述了全球化与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

（4）比较与启示研究。祁枫雪（2015）、白宏亮（2009）分别对中日、中美青年志愿服务进行了比较研究；张锋（2014），张燕玲、张晓红（2012），刘洪玲（2009）则着重研究了国外青年志愿服务的成功经验和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的启示；陈素文（2008）、张丽霞（2000）则聚焦于中外青年志愿服务现状、活动的比较与借鉴。

（5）综述类研究。胡凯（2015）， 肖强、罗公利（2012），胡雅娟（2011）， 龚万达（2010）分别以不同时间节点和时间段（10年、20年），对我国志愿服务研究做了详细综述；郝亚鑫（2016），梁杰华、杜立操（2012），祝小迁、窦贤琨（2012），则侧重从大学生志愿服务这一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值得一提的是，龚万达于2010年发表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国外志愿服务研究综述》一文，是对国外志愿服务进行综合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6）实证研究。丁勇、谭建光（2015），刘兴旺（2010）均以中山市青年志愿服务为例，总结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的经验教训；刘思博、汪彩霞（2011）则从广东省佛山市桂城街道的微观角度解剖城市街道青年志愿服务的创新与发展；郭晓葵、施瑶、陈少杰（2015）以河北大学为例，对高校志愿服务促进社会养老公共事务创新发展进行了专项研究；范亚锋（2014）以青岛2014世园会为例，分析了我国大型社会活动志愿服务管理的发展瓶颈及创新路径。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国内关于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的研究中，基于实证角度的研究本身较少，且主要以省市（如深圳市、中山市、佛山市等）、学校（如河北大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黑龙江东方学院等）、大型活动（如世博会、青岛世园会等）为实证案例。

四、对国内外研究的总结性述评

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关于青年志愿服务的研究至今已有百余年，体现出起步早、范围广、程度深、影响大等特点，对青年志愿服务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建设、文化融合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探讨和论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成果，国外在青年志愿服务的定量研究方面成果突出，已经达到了非常精确的地步。

相比较而言，国内的研究起步至今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还处于比较初步和浅显的阶段，体现出起步较晚、涉及范围广而不专、研究不够深入、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等特点。有关青年志愿服务的研究多停留在历史发展与现状、存在问题、经验介绍和实证分析等层面，并且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等方面尚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体系。当然，研究的相对滞后与我国志愿服务的发展起步较晚以及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不足有关。

总结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一是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志愿服务研究比我国的现有研究更加深刻、精确和发达，其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加以引进和借鉴；二是在引进和借鉴的过程中，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立足我国的国情，克服“水土不服”的情况；三是我国目前关于志愿服务的研究相对落后，但不能盲目追求短期的“井喷式”发展模式，而应该夯实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和创新。

五、结语

综上所述，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需要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坚定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基础，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理论成果，运用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相适应的志愿服务理论研究体系，推动中国志愿服务事业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郝亚鑫.我国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相关研究综述[J].学理论，2016（1）：93-94.

[2]谭建光，周宏峰.中国志愿者：从青年到全民――改革开放30年志愿服务发展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09（1）：76-81.

[3]张燕玲，张晓红.国外志愿服务发展趋势[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2（6）：25-31.

[4]祝小迁，窦贤琨.近十年来我国大学生志愿服务研究综述[J].当代教育论坛，2012（2）：109-113.

[5]肖 强，罗公利.志愿服务研究综述[J].中国成人教育，2012（2）：5-9.

[6]龚万达.国外志愿服务研究综述[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36-41.

[7]龚万达.志愿服务20年――中国志愿服务研究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2010（11）：87-91.

健康扶贫综述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十堰山区；褚橙；农产品电商

中图分类号： F127；F713.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7）03-0040-04

2016年初山西吕梁山区的贫困县临县红枣大丰收却遭遇销售难，一些枣农面临绝收的情况得到全国关注，而类似案例却屡见不鲜，尤其是偏远山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开发销售成本高等因素的制约，限制了地区优势农产品的销售；另外，在“精准扶贫”政策引导下，要实现山区由“输血”向地区“造血”功能的转变，实现山区可持续化发展，就需要通过电商平台这一发展方向，促进地区农产品营销，以实现山区真正脱贫致富目标。

一、农产品电商研究综述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农产品网络营销业已成为继图书、服装、3C电商之后的又一新热点，亦成为电子商务营销的新“蓝海”。而农产品营销对于偏远山区而言，在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同时也改善地区贫困状态，实现“精准扶贫”目标。

国外研究方面，Solanki S（2016）主要针对印度农产品市场网络化进行研究，发现一方面受监管市场网络促进了地区农产品有组织化进行营销，小型和边缘农民由于参与网络化组织而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状况[1]；另一方面，实现农产品营销的冷链基础设施缺乏造成成本上升，这也限制了地区农产品持续化发展。同时，Ramaulu M（2014）对农业营销调研发现农村基础设施与市场信息滞后是阻碍农产品营销的主因，需要农村营销设施建设、提供分级、标准化和安全检查、市场信息服务等以实现农产品营销网络化[2]；另外，Hingley M（2002）在对比英国与新西兰的新鲜农产品营销发现，网络关系营销利于促进地区农产品销售[3]。

国内研究方面，在融合国外营销模式上，敬（2016）归纳了发达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互联网营销模式，并提出我国创新式农产品营销策略[4]。在农产品网络营销模式建立上，陈孝强（2016）综合目前国内农产品营销模式，诸如阿里巴巴系列、京东系列、农产品网络供应链营销模式与平台模式等[5]。在优化农产品网络渠道上，葛继宏等（2016）以“褚橙”为例证，重点对传统农产品营销体系进行再造，重构了农产品营销商业生态系统；并基于解决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问题出发，着重分析了网络营销作为农产品销售渠道不可取代的优势，提出了农产品网络营销的创新策略[6]。

二、十堰山区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分析

十堰市地处秦巴山区，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严重制约着农产品发展，尤其是特色农产品的营销；其次全市农村劳动力132.58万人，剩余劳动力65万人，其中一半以上属于普通体力劳动者，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有效转移与安置，造成地区农产品资源、劳动力资源长期处于闲置浪费状态。

面对十堰山区农产品发展困境，十堰市委、市政府在“一统三分”、“一城两带”的战略指导下提出“内修人文、外修生态”的长期发展战略，并努力促成“汉江经济带”产业链的形成。目前十堰地区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优质电商农产品培育方面，目前十堰市依托山区特殊环境，农产品主要以柑橘、茶叶、魔芋、核桃、中药材等，产品品种较多，消费者选择性较强，但目前农产品销售渠道主要以线下传统批发零售为主，网络营销渠道单一，而农产品深加工更多以简单加工包装，缺乏对农产品内在品牌价值挖掘，电商平台推广较少；另外重点反映十堰地域特色农产品较少，尤其是地理标志产品开发较少，无法最大程度上吸引网上用户关注，致使地区农产品电商发展受阻[7]。

其次，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方面，由于网上消费者消费需求变化，目前十堰山区以生态农业为主，侧重发展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等，全市生态品牌130多种，其中有25个产品荣获湖北省知名品牌，“武当道茶”更被誉为“湖北第一文化名茶”。然而仅仅局限湖北省范围，十堰农产品在全国范围、网络平台影响较小，无法与电商平台中其他同类产品形成竞争力[8]。

最后，在农产品产业园建设方面，截止到2015年10月，十堰市级农产品加工工业园入驻企业总数达到17家，其中已建成投产4家，目前已成功申报省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区；丹江口市和竹山县两个省级农产品加工园区在政府扶持下，企业增多、项目投资加大、产值规模增加。但在农产品销售渠道选择上仅有线下传统销售为主，经经销商层层分销模式，导致价格虚高、市场混乱，而线上渠道营销仅以淘宝店为主，模式单一，优质高效产品无法获得网络消费群体认可，农产品电商发展仍不充分。

三、基于“褚橙”营销经验分析十堰山区农产品电商发展路径

2012年以来，褚橙引入互联网营销，借助本来生活网与王石、柳传志等微博接力传播，使得其已经上线就获得广泛关注，甚至出现“褚橙难求”的局面；2016年褚橙上市销售总量达到8000多吨的壮举。因而，本文通过对褚橙案例M行深入讨论分析以期探究适合十堰农产品电商发展路径。

（一）褚橙运销生态体系再造

褚橙整体的营销生态体系是建立在优质产品品质与产品文化基础之上，通过网络传播途径为更多消费群体所认可，并在产品推广过程中传递产品价值。具体包括：

1. 虚拟化用户体验――买手制。网络环境的虚拟性使得消费者无法真实了解与感受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品质无法得到有效保证。而本来生活网借助“买手”代替消费者筛选、发掘、体验优质农产品，并以“买手笔记”的形式呈现给消费者，以此实现在虚拟环境中获得真实体验感。此外，也可方便通过买手的视角真实记录产品所处的生长环境、地区风土人情等，为消费者提品背后的价值追求。

2. 重塑产品品牌价值――构建产品“文化”。每个优质的农产品一定蕴含其独特的差异性。而线上营销区别于线下销售的主要区别在于替用户挖掘到其个性化的地方。褚橙通过提炼褚时健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以“励志橙”为营销卖点，获得消费者广泛好评；其后的“柳桃”“潘苹果”更是借助柳传志与潘石屹的传奇人生为自己家乡农产品代言而热销。因而，注重开发产品自身的“文化”特色本身就是提升其竞争实力的一把利刃。

3. 颠覆传统营销渠道――新媒体营销。新媒体营销与传统营销区别在于注重线上宣传推广，并利用大数据分析预测消费者消费行为，主要通过手机、网络媒体等终端实现与消费者的交互式沟通，内容侧重社交化、个性化。而褚橙正是借助网站、微博、微信等工具进行价值传播，并通过各领域企业家、行业模范达人等进行推广，最终使其目标消费群体从线下老年人市场向线上年轻人转移，获得大部分消费者认可与好评。

（二）褚橙经验对十堰电商发展路径借鉴

1. 产销直供生态营销模式。如图1所示，借鉴褚橙营销中对渠道管理与控制经验，一方面依托订单联结农户的方式，保证农产品销售渠道源头的单一性，如实行农业合作社统一控制，缩短农产品渠道长度，不仅可以促进十堰地区新鲜农产品销售，也可以增进消费者对农产品本身的质量、安全方面信任，以提升十堰山区农产品市场销量，带动地区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发展地区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鼓励地区农业创新发展方式，既使得消费者体验产品文化又能强化农产品本身的品牌影响力[9]，这也与十堰地区“内修人文、外修生态”的发展目标相一致。

2. 全产业链营销模式。十堰山区农产品在营销过程中可借鉴褚橙优质优价的品牌营销策略，注重农产品原产地产品品质与安全的追求，建立农产品安全溯源机制，并进行优质资源整合，将电商、加工、物流与地区专业合作社进行对接，降低农产品开发成本，并进行地区农产品深加工，增加其附加价值，追求农产品开发长期可持续发展。如表1中反映的十堰地区的优秀农特产品与专业合作社等，需要强化合作社与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深度合作，注重发掘农产品独特“卖点”，提升十堰地区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

3. 电商平台化营销。褚橙经验的最大亮点在于引入互联网营销思维，针对产品目标消费群及时调整营销重心，专注“好产品”，注重用户体验，坚持用户思维进行营销活动。而十堰电商也可借助地区电商平台如小蜜蜂电商等与淘宝村建设相结合，一方面筛选优质农产品进行网络推广，如十堰黄酒、丹江口翘嘴等，以互联网极致思维打造其为地区地理标志产品，并通过对农产品进行产品品质提炼、文化内涵挖掘等进行营销主题迭代，持续引发消费者对其产品的关注；另一方面，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进行宣传推广，以增加农产品电商平台消费者流量，扩大地区农产品本身的市场影响力。最后，要处理好线上与线下营销关系，注重线上线下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地区农产品的健康、可持续化发展。

四、结语

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改善农产品营销体系以提升其运营效率，不仅需要借鉴褚橙经验，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发掘产品价值，还需要强化农产品本身的品质与隐性文化的塑造，以此才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互联网营销方式本身是产品运营的一种方法，而要真正实现地区农产品的健康可持续化发展，关键开发优质好产品，并融入互联网思维，最终实现协同促进、多方共赢目标。

[参考文献]

[1]Solanki S，Attari S. Agricultural Marketing in India： Problems and Prospects[J]. Imperial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2016，2（5）.

[2]Ramaulu M，Ramakrishna G，Lalitha P. Agricultural marketing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India-what does the survey data suggest The case of two villages in Medak district of Telangana state[J]. Ame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2014，2（4）： 113-120.

[3]Hingley M，Lindgreen A.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ase findings[J]. British food journal，2002，104（10）： 806-827.

[4]敬.论网络营销对传统营销的影响[J].现代商业，2014（07）：92.

[5]陈孝强.我国农产品网络营销模式研究[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02）：70-74.

[6]葛^红，周曙东，王文昊.互联网时代农产品运销再造――来自“褚橙”的例证[J].农业经济问题，2016（10）：51-59.

[7]陈孝强.“精准扶贫”视域下山区农村电商发展研究――以十堰地区为例[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01）：5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