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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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港进展范文第1篇

Abstract： Bonded Area in China is based on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Chines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those original advantages of Bonded Area faces direct challenge. Only by following th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 a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Bonded Area to Free Trade Zone， can we fully exploit the potential of the bonded area， enha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Bonded Area. This paper takes Zhengzhou Bonded Area as research object， explains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the transition of Zhengzhou Bonded Area， studies the thought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ition from Bonded Area to Zhengzhou Free Trade Zone.

关键词： 保税区；自由贸易区；转型；政府；管理创新

Key words： Bonded Area；Free Trade Zone；transition；government；administration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20-0244-02

0 引言

自由贸易区是由特定国家或地区在所辖区域内设立的以对外贸易、技术交流或相关的业务为基本依托的外向型特殊经济区域。保税区是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运营形式最灵活、经济活动最自由的特殊经济区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保税区固有的一些政策及产业方面的优势面临着直接的挑战，保税区的发展遭遇了新的困境，从全球发展大势来看，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推动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

郑州保税区是我国中部六省第一家综合保税区，随着形势发展，诸如产业结构性矛盾、创新能力缺乏、域际市场竞争加剧等问题开始凸显，客观上要求郑州保税区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推动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

1 郑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必要性

1.1 实现国家发展战略 河南省和郑州市在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战略布局中处于重要地位。推动郑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可以以此为契机推动区域改革开放的战略突破。转型将有力推动区域内的功能创新和转型升级，加快产业融合，接轨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吸引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提高区内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打造区域经济升级版，以大产业带动城市群，以城市群带动中原崛起，有力支撑国家发展战略布局。郑州保税区建成具有国际水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区域经济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原经济区进一步向心发展。

1.2 推动保税区可持续发展 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凸显的区域定性不清、立法滞后、多头管理以及政策冲突等问题，制约了郑州保税区的进一步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郑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的转型，利用转型所要求的法律体系、管理体制、经济政策等来解决保税区发展中的问题。以转型为契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合拍，强化陆空交通衔接，形成特色优势产业的生产链和消费供应链，带动航空偏好型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发展高品质公共服务，建设现代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完善提升开放平台服务功能，创新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推动保税区可持续发展。

1.3 发挥郑州经济辐射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郑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可有效促进中原经济区腹地经济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有力推动郑州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内陆无水港物流枢纽平台，为中原国际物流园区提供配套服务和基础保障，最终形成多种业务协调发展，各种企业共生共赢的生态化格局，助力郑州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持续、总体提升、总体协调发展，带动整个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其扩散效应还可以辐射到中部其他省份实现区域整体发展。

1.4 促进临空经济发展，推动区域产业优化升级 郑州保税区建成自由贸易区，将推动郑州航空港区形成“铁、公、机”高效衔接、互动发展的格局，进一步推动航空偏好型临空产业的发展，做大临空经济的规模，化解区域内产业结构不甚合理，产业升级压力较大的问题，逐步形成特色优势产业的生产供应链和消费供应链，带动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带动整个中原经济区实现产业升级。

2 郑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基本条件

2.1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郑州是中原城市群的龙头城市，引领和辐射了中原城市群9个省辖（管）市的经济发展。中原城市群区位优势明显，矿产、人力等各种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巨大，区域内各城市发展势头强劲，资源优势互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定的经济优势；郑州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居于全国路网中心的重要位置，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不可复制；郑州保税区地处内陆腹地，空域条件较好，开放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2.2 独特的人口和地域优势，丰富的人力资源 作为人口大省，河南省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原经济区在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外资方面具有先天优势。郑州建立自由贸易区，符合中国经济重心、制造业重心逐渐从沿海转移到中部的大趋势，顺应了城镇化从人口大迁徙到家门口就业的大趋势，总之，郑州无论是作为中西部的枢纽，还是中国南北方向的连接，都具备比较独特的地域优势。另外，郑州市科技人员集中，科技力量较强，优秀人才资源为郑州保税区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必要的人才基础。

2.3 郑州保税区和航空经济发展的基础 郑州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在相关政策支持下，产业基础和发展态势良好。郑州是国内唯一把综合保税区建设在航空城内的城市，通过海关、商检、机场公司和港区等部门的创新工作，综合保税区与机场口岸实现了以一次性验关为主的“区港联动”，为进一步转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区港联动政策的实施、与自由贸易区政策对接的尝试，也逐步在事实上迈出了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步伐。

2.4 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在21世纪速度、规模和范围都在扩大的国际产业转移大潮中，赢得了发展机遇。从国内环境看，由于连贯南北、通达东西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劳动力优势，河南省和郑州市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中国民航业战略布局的调整为郑州保税区发展带来新机遇，中国唯一国家级航空港综合实验区落户河南，不但是对河南已有优势地位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广阔前景的看好。

2.5 先导产业、龙头企业和跨国公司拉动 航空高端制造业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郑州作为内陆城市，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不再仅仅会带来经济效益，更会带来一种全新的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模式，意味着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污染、低排放的新的生产方式的落地。是区域经济融入全球的最佳通道。而以富士康、UPS、俄罗斯空桥、南方航空、深圳航空等160 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入驻，将进一步带来产业示范和产业聚集的效应。

3 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思路

3.1 明确转型目标，精准定位政府角色 郑州保税区转型的功能定位是发展以国际物流和国际贸易为主、临港加工和现代服务为辅的综合功能区，其路径是由全面的区港联动最终形成自由贸易区。

政府是推动郑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各级政府和政府管理部门应通过精准定位，为转型过程提供政策支撑和保障、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关键是要实现从单纯强调管制职能到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

3.2 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模式 郑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中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定位在混合型管理体制和海关独立监管体制。保税区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型包括以管委会为核心的行政性机构的设置、权能、管理方式的改革和以海关为核心的监管体制、监管方式的改革，推进实现“一线放开”“区内自由”、待时机成熟时完成监管体制一元化的改革。

3.3 理顺管理体制，建立综合管理机构 未来郑州自由贸易区的管理体制应该设置成三层级政府主导型管理机构，中央政府层面建立对全国保税区统一管理的政府机构，履行宏观管理职能；地方政府要建立统一效能的保税区管理机构，理顺管委会和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关系，形成海关地方直接监管的独立型监管体制，改革海关监管的方式和程序，完善管理和服务功能，为郑州港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奠定基础。

3.4 推动各领域的配套改革 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营造相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进一步强化监管协作，实施促进投资的税收政策；增强外汇管理工作的服务意识，逐步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注重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效衔接，推进审批制度改革，为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保驾护航。

3.5 加快郑州保税区和郑州航空港综合经济实验区的发展，为转型创造条件 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综合化的物流体系建设；推动区内功能的开发与整合，加快发展临空产业；大力引进和培育人才，为未来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3.6 推动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续航力提升和制度化 沿着创新过程制度化、创新成果制度化两个基本向度，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创新成果评选体系和制度化法定程序，实现在转型中地方政府创新的制度化，推动自由贸易区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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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港进展范文第2篇

影响篇

动力机制

“10+1”将导致东亚经济格局的进一步调整，大珠江三角洲面临压力与机遇并存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压力远远大于机遇。前20年的粤港澳合作形成了互惠互利的格局，这种格局导致人们今天在探讨粤港澳融合时，仍过多的关注合作的利益因素，对周边环境的变化压力、合作的进展速度、区域内经济社会的深层融合所带来的放射效应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对粤港澳实质性合作的僵持而导致整个区域竞争实力削弱的深层及长远影响的关注不够。

目前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引起的经济格局改变，已显示出对粤港澳合作所形成不进则退的压力。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与东盟国家在发展阶段、依赖外部市场外向带动的发展策略、产业分工方式等方面有较大的相似之处，比如新加坡在某种程度上扮演香港角色，大港口为龙头，带动服务业发展。相邻地区有类似广东的腹地，成为外发加工基地。

店厂分工明确。东亚市场开放度的扩大，2010年后东盟和中国之间进出口实现零关税，使得香港、澳门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内地相对困难，不光会被挤占货物，同时还会挤占掉服务市场，从而将大大抑制大珠江三角洲的拓展空间，挤占已有的既得利益份额，出现国际国内两头受挤格局。如果在2010年之前粤港澳之间不能实现比“10+1”更紧密的合作，大珠江三角洲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必定会呈下降趋势。

框架形式

“10+1”使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大圈套小圈的发展模式，启示大珠江三角洲融合也可以在开放式的基础上，按圈外有圈方式扩展外延。可按阶梯思路，以小圈为核心，扩展区外合作，寻找新的区域合作伙伴，以各种合作方式形成更大的合作圈。尤其注重发展大珠江三角洲与台湾的经济合作，以台湾的IT产业优势作为拉动区域经济长远发展动力之一。大珠江三角洲可以先通过两岸四地的沿海合作，进而推动内地整体参与的全面的四地合作。

发展方向

“10+1”贸易自由化措施启示大珠江三角洲必须跨越一切疑虑与障碍，锁定实质自由贸易区目标。中国和东盟快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说明深度的区域合作必须朝贸易自由化方向发展，此外别无中间路线好走。中国和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一，均能如此迅速彻底地锁定自由化目标，按照传统的理论是难于解释的。同时这次“10+1”的谈判，在形式上进行了很大创新，有早期收获协定，有敏感产品保护和相对落后国家的优惠等等，说明自由贸易的框架也是可以创新的。

粤港经济合作在港澳回归后，进展不大，主要原因是顾虑重重，人为地设置了太多的障碍。到目前为止，还缺乏一个整体合作框架，珠三角的融合还停留在自发的资源组合过程，没有引导和组织，没有一个整合平台，致使出现大家都知道要加强合作，但又无从下手的局面。因为没有框架，没有协调机制和争端调解机制，所以无法形成合力。

在整体性和全面性基础上，寻找合作框架，成为新形势下进行合作的当务之急。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粤港两地都有学者提出建立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的动议。现在看来，这种建议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粤港澳之间的不达到自贸区的密切程度，最终会失去区域竞争的优势。可以说，深化粤港澳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说应像“10+1”的进程一样，具有创新精神。

融合基础

“10+1”实现了多种社会制度之间经济的深度融合，启示“一国两制”是粤港澳之间经济融合的基础所在。“一国两制”基础上能否实现经济融合，一直是争议颇大的问题。有人认为只要谈融合便会损害“一国两制”，担心经济融合会导致政治体制融合。

“10+1”的建设证明这种忧虑是不必要的。“10+1”可以看作是不同制度国家之间成功合作的典范，说明制度差异不应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

从东盟的发展历程看，原来的六国在社会制度上是一致的，后来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四国加入以后，东盟便不在是一个由单一制度国家组成的共同体，不同社会制度经济体之间不存在区域合作的障碍，合作的平台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和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更说明这一点。

在粤港澳之间社会制度的差异将长期存在的条件下，“一国两制”不仅不是经济合作的障碍，相反还是合作的优势所在。如何发挥利用这种差异性优势，是将来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产业调整

“10+1”迫使大珠江三角洲要大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程。大珠江三角洲产业调整已经启动，但进展不快，而“10+1”带来的首先是要摆脱区域内产业同构化的压力。从产品结构来看，珠三角和东盟均以生产劳动密集产品为主，如纺织品、家用电器和服装等，成本接近，生产手段和效率相似。从市场结构看，出口商品国际市场分布同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主，存在广泛的竞争性，在市场需求量一定的前提下，双方的份额便会相互挤占。

当“10+1”达成，来自统一经济区的产品不可能在单一市场上无限制的扩大，会加速国际市场竞争的白热化。在“10+1”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大珠江三角洲和东盟又会在中国内地新兴市场上展开更激烈的撕杀。东盟之所以跟中国签订自贸协定，主要是看中中国内地广阔的市场。

而在广东的以港资为主的外发加工企业，正在争取享受国民待遇，产品内销国内市场。这样以来，珠三角和东盟便有可能同时在两个市场上成为竞争对手。竞争的压力不光表现在制造业上，同时在服务业上。东盟部分国家，在第三产业上比较发达，功能较强，特别是新加坡将有可能给香港在各方面带来压力。应对竞争，首先是寻找自己的优势，产业转型主要是摆脱同构化，掌握主动。

企业趋向调整

“10+1”带来的市场机遇，将改变大珠江三角洲企业的市场趋向和资金投资方向。中国东盟贸易投资自由化，实质上为大珠江三角洲的企业，打开了一扇市场、投资之门。

从产品市场结构来说，珠三角产品可以南下寻找东盟5亿多人口的市场，将改变对美欧市场的单一依赖，促使产品市场结构的调整。同时带来的是绝好的投资机会；珠三角的资金目前苦于找不到足够的投资项目而出现滞止现象，东盟地区投资的便利化，带来充分的投资机会，无论从资源、市场还是劳动力成本上看，均有很大的投资诱惑力，将促使资金南下成为趋势。

纵观广东企业走出去战略，之所以十多年来一直成效不大，主要是投资地选不准，而现在东盟市场的开放，将有可能使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重点可以先锁定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的东盟。在投资带动下，许多企业将向跨国公司方向发展。

策略篇

策略一

实现大珠江三角洲融合在发展策略上必须认真考虑区域内资源的整合、功能重新定位问题，立足珠江，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以一体化小三角，带动经济大区域。使之成为南中国核心区、东亚的一个重要中心和增长极。在区域内进一步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深度合作。粤港之间目前建立自贸区仍存在不少障碍，如广东或珠江三角洲不是单独关税区和香港企业的认定问题等。

但是我们可以参照“10+1”谈判的一些做法，在某些方面进行创新，如利用香港是自由港的条件，珠三角定为自由贸易的特区，将关税口岸内移，实现实质的对接，连成粤港澳经济区。

策略二

中间过度，先建“大珠江三角洲深度紧密经贸合作区”。小范围先突破，采取变通。小范围，如可以先建立深港经贸合作区，再到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再到包括整个广东的粤港澳经济区。所谓“粤港澳深度紧密经贸合作区”，是指在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总体趋势下，广东比全国领先一步和港澳实施更为灵活的措施，单独作出更为互惠的安排，实现更深层次的产业融合。

“深度紧密经贸合作区”特色是可以参考世界自由贸易区的做法，除了不实行“零关税协定”外，尽可能进行自由流动、自由贸易的安排。可以签定互惠协议，可以局部关税减让，可以在WTO规则大原则下实行各种灵活措施。深度紧密经贸合作区是一种外松内紧的模式，它对外保持高度的开放度，各自能保持独立性，而在内容实质上又可以达到融合的目的。

具体建设思路有三：一是局部突破，先进行小区域的实验。比如先在深港建立类似于自由贸易区的架构。在“放开一线，管住二线”的原则下，直接把深圳特区内辟为保税区式自由贸易区，与作为单独关税区的香港、澳门对接起来，在两地率先实现人员、资金、商品、资讯上的对接。二是选择行业突破，先在某些行业开展自由贸易。如参照日本与新加坡商谈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做法，搞投资协议，而不是整体的关税减免，主要选择某些行业，如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切入点来展开自由贸易，然后逐步扩大到其他方面。三是利用CEPA实施机遇实施专项互惠安排。主要有专项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互惠措施，对于某些有产地来源证的香港生产的产品，实行专项关税减让，指定在广东市场销售；专项投资的便利化措施，对港澳在广东投资的企业和机构率先真正实行“国民待遇”；服务贸易的专项互惠措施，扩大金融业开放等等。

策略三

寻求比较优势，跳出同构陷阱。实现大珠江三角洲融合必须正视竞争压力，跳出狭窄空间，进行合理的区域大布局。寻求新的产业转移与分工模式，发展新产业，如服务业、物流业等，迅速实现区域内的产业升级、腾飞。

首先可以着手进行的是利用我国入世后服务领域开放的契机，先探讨加速服务业对港澳开放具体方式与领域，粤港合作完全可以作到不受目前戒律过多约束的格局，甚至在文化产业，在传媒合作、在教育合作上均可以放开，只是在广东的经营必须跟其他企业一样，遵守相关的法律，将开放和监管在性质上分开，在监管上统一。

同时利用中国与东盟两个贸易通道之一的海上通道的发展契机，依托粤港澳港口优势，积极探索将粤港澳构建成为中国和东盟海上贸易通道的方式与战略。

策略四

同时抓住两个机遇，实施西进南拓并举的战略。粤港澳的发展应同时利用西部大开发和东盟市场开放的两个机遇与优势，创造大三角洲技术、资金与西部资源和东南亚市场有机结合的新模式。

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实现“10+1”后，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区域内贸易便利化、通关程序的协调简化等将使资金、技术和商品的流动更为便捷，我国与东盟在服务领域有较大的互补性，双方在承包工程和劳务、旅游业、文化交流、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等方面的合作会得到有效的促进。

因此，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鼓励促进珠三角产品和资金南下，形成产业合作新方式，以实现西进南拓双重丰收。

策略五

加速加工类企业的转型。鼓励企业向东盟投资，力争使我们的产业结构在整个东盟形成梯次。迅速使区内外发外加工企业转型为享受国民待遇的一般企业，在中国与东盟零关税之前先抢占国内市场，建立网络优势。同时在合作中坚持开放性，既注重内部整合，又注重不断延伸合作区域。尤其是加强和台湾的经济联系，让台商在大珠江三角洲扮演着重要角色，进而优化整合成两岸四地经济圈。

“9+2”是从粤港澳脱胎而来，反映了区域经济成长的客观规律。 粤港澳经济整合的加速和实力的膨胀，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外扩冲动，需要寻找新资源、新的市场，扩展腹地。

从粤港澳产业成长的特性来说，粤港澳合作建立了庞大的外向型加工业，为了保持外销产品的竞争力，需要有大量的原材料、人力资源和能源，只有在充足的、廉价的和高质量的要素的支持下，大珠江三角洲的国际竞争力才能得于保持。

从产业成长的规律看，粤港澳目前的一些产业、产品或生产环节，需要进行调整，部分生产外迁成必然之势，只有腾出空间，才能进行高层次产业的引入。产业的梯度转移，总是要寻找成本或其他环境落差大的地方。

珠三角的加工产业 大部分本来就是在国际产业的梯度转移中承接港澳等地的转移而来，随着产业不断升级，一些产业链必然要伸展出去。建立”泛珠三角”经济区，可以建立产业族群成长所需要的大平台，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密集产业的转移，装备制造业的配置。无论对粤港澳还是周边省区，都是极为有利的。同时，周边省区愿意接受其辐射。

粤港澳服务业比较优势明显。港澳服务业经过深圳和广州的放大，具有强大的辐射和拉动功能。香港、深圳和广州，由外到内组成一条服务业城市链，也是一条增长极叠链，这条链产生的强大的吸引力，可以带动整个南中国的经济增长。

粤港澳具有完善的对外通道优势。中国各地的经济，在国家加入WTO、CEPA和10+1等开放措施下，日益显现外向性；无论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看，周边地区以至南中国各省在发展外向型经济首先选择大珠江三角洲作为他们急需的畅顺的对外通道。根本上来说，从粤港澳扩大到泛珠三角，符合要素互补与效益最大化的共同要求。资源互补要求大范围的资源整合。粤港澳2002年出口中，成衣和纺织品、鞋、玩具和家用电器是主要产品。

这说明其仍处在资源密集的外发加工作为产业核心的时期。大量的、稳定的、低廉的生产资源的供给，是关键环节。由于周边省份具有丰富经济资源，尤其是矿产、人力和电力资源，但缺少资金，缺少管理经验和市场网络，而大珠江三角洲资本雄厚，融资能力强，相互间可以充分的互补。

既然“9+2”是粤港澳经济区的扩大，“10+1"进程对珠三角经济进程的影响也会顺理成章的影响到泛珠三角。况且泛珠三角的几个西南省份本身就和东盟相连，处于中国与东盟陆路连接的板块上。所以，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将对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战略与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10+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是“泛珠三角”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牵引力量。纳入“泛珠三角”的周边其他省区，都对“10+1”表示了极大关注。正采取有力措施抢抓这一战略机遇。

对泛珠三角而言，要抢抓“10+1”的机遇，除上述和加快粤港澳融合相类似的策略外，还要关注三点：

一是要通过泛珠三角的要素整合，带动“泛珠三角”产品和资金南下。泛珠三角省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实现“10+1”后，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区域内贸易便利化、通关程序的协调简化等将使资金、技术和商品的流动更为便捷，泛珠三角与东盟在服务领域有较大的互补性，双方在承包工程和劳务、旅游业、文化交流、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等方面的合作会得到有效的促进。

二是要发挥香港在“9+2”和“10+1”的对接中的独特作用。目前香港在广东与东盟的出口加工企业之间充当着原材料及半制成品的组织者。近年来，这部分的贸易量每年不低于100亿美元，占了广东与东盟之间的转口贸易的六成左右。广东通过香港与东盟的转口贸易，或东盟通过香港进行的转口贸易都在逐年上升。原因在于泰国、越南等国家的出口加工业近年有较大的发展，这些国家的出口加工厂将香港作为对北美、东北亚出口的理货和分销中心。

自由贸易港进展范文第3篇

被誉为“东方巴黎”的上海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国际大都市，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交互作用的枢纽和平台，自20世纪80年代后一直被当作中国经济的龙头，大步领跑。1992年至2007年，上海经济以GDP为参照坐标，连续16年均呈两位数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数2.2个百分点，有“中国经济火车头”之美誉。

然而近几年，上海像个小脚女人，脚步明显放慢。世博会的拉动效应已经见底，上海陷入了经济发展抓手乏力的尴尬状况，GDP增速排名在全国倒数几位也有几年了。上海亟需新的经济生长点，就在这个关键时候，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可谓雪中送炭。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哪个地方最先吃到螃蟹，最先受到中央政策眷顾，哪个地方就最先分到红利。而当下的中国，自贸区无疑是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的最大“制度红利”。有专家指出，自贸区将至少给上海带来“十年红利”，在这段时间内，会源源不断地释放活力，上海经济的龙头地位是任何一个省市无法撼动的。

设立自贸区，首先将给上海带来贸易红利。眼下，上海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对外贸易并不理想。7月23日上海的经济运行半年报数据显示，全市商品进出口总额2065.1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7%。除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整体进程比较缓慢、国际贸易摩擦在加剧以外，上海本身也处于一个结构转型的攻坚期，短期内缺少比较有竞争力的、新的外贸出口增长点。因此，业界对上海自贸区寄予厚望，自贸区一旦投入运营，上海货物贸易的数量将获得大幅提升。

现代金融是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的重点。随着自贸区的启动，全球各类金融资源将进一步向区内集聚。在9月29日的挂牌仪式上，花旗银行、星展银行两大国际银行捷足先登，已获准筹建自贸区支行。而上海自贸区将着力建设与市场化全球化金融业务相适应的金融制度，建立资本项目可兑换体系、人民币跨境使用体系、利率市场化体系和离岸金融服务体系。现在实体经济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自贸区可能会在这一方面带来利好，给当地实体经济带来融资上的优势。

自贸区采取“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消除政策藩篱，可望引进大量实业资本，吸引大批世界500强企业入驻自贸区，凭借总部经济的威力，放大GDP。截至8月底，外商在上海累计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32家、投资性公司277家、研发中心361家。现在上海又迎来建设自贸区的历史性机遇，期待外商投资企业能把握上海新一轮发展机遇，将更高能级的大中华区总部、亚太区总部以及研发、营运、产品服务、结算等功能性中心设在上海。

下一个会在哪

上海夺得中国自由贸易区第一块“试验田”，令兄弟省市既羡慕又眼红，全国多地紧锣密鼓展开自贸区争夺，拼抢下一块“试验田“，早日分享“自贸区红利”。而自贸区试点“扩容”只是时间问题，谁会成为下一个自贸区，悬念犹存。眼下的情况是，各地都“自我感觉”良好，信心满满，志在必得。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首先牵动了整个珠三角的敏感神经。8月28日，在世界华商500强广东圆桌会上，广东省省长朱小丹透露最新进展，广东省政府给国务院的请示已经正式上报，南沙、前海、横琴将申请设立国家自由贸易区。“我们给它一个特殊的定位，叫粤港澳自由贸易区。”他说。此前的8月26日，前海管理局局长张备、横琴新区管委会主任牛敬、南沙区委常委董可作为广东省三大开放平台的代表，首度在香港聚首，就三地与香港的合作展开专题探讨，实际上是为抢建自贸区造势。

历来改革开放的试验，广东都是先行一步，现在自贸区先在上海施行，也让广东多少有点“想法”，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从平衡角度来说，继上海之后，广东获批的可能性最大，广东最大的优势在于毗邻香港、澳门，港澳一直是促进内地改革开放的“压力舱”。

实际上，并非只有珠三角三个平台急于进入自贸区的领地，作为环渤海经济圈重要港口城市，早在2007年12月，天津东疆综合保税港区一期刚封关时，天津就提出要建设自由贸易港区，但未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近两年来，天津更是将建设自贸区作为工作重点，孜孜以求。

面积10平方公里的东疆保税港区，是国务院早就确定的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的核心载体，并给予其多方面的先行先试政策。东疆在货物流通、资金流动、企业经营、人员进出等方面的试点进展顺利，但是，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启运港退税等试点是“深水区”改革，推进困难。而离岛退免税购物、自由贸易港区建设等则因涉及部门众多，距离真正落实还有待时日。从天津官方透出的信息来看，天津占地利之势，毗邻京城，一旦设立自贸区，政治意义更是大于其他地方，况且方案早已上报，自认为会成为中国第二个自贸区。

除珠三角和天津外，重庆、厦门、青岛、舟山等地也在积极规划、申请设立自贸区。《厦门市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在2011年底获国务院批复，其最初上报的方案中，厦门方面就提出要建立自由贸易区，但同样由于相关部门的反对，这一设想被撤下。如今，厦门已加快研究制定自贸区方案。就连身处中国腹地的重庆也跃跃欲试，正在申请自由贸易园区，日前已在京召开了专家组评审会。此外，在2013年1月国务院批准的舟山新区规划方案中，首次正式提到探索自由贸易园区，但据舟山政府方面透露，自由贸易园区方案正在研究中，尚未上报，也未给出时间表。

总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上海自贸区进入如履薄冰的制度试验，其他省市角逐自贸区的脚步反倒会加快。谁是“下一站”自贸区，我们拭目以待。

应有序推进

上海自贸区方案明确指出，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让多个城市有了遐想的空间。但在境内设立自贸区是中国从未有过的探索，不能一哄而上，应科学规划，谨慎布局，有序推进。

目前来看，是接下来再批几个，还是等上海试点完之后再扩展到其它地方，不确定性较大。即便接连审批，开放的领域也不可能有上海这么全面。

根据中央总体要求，其他自贸区要获得国家批准，必须要有相应的区域特色。相比上海定位于全球性、综合性，其它省市更可能是区域性和专业性，比如厦门制订的方案主要着眼于对台为主，侧重方便两岸人员往来，货物便利便捷运输；舟山则以海为主，突出大宗商品的港口物流和海洋产业链发展；前海做香港的金融服务后台，有望成为中国的曼哈顿，横琴则主要是与澳门对接，是中央给澳门的“大礼包”。

目前其它省市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具备上海这样的条件，上海试验还没有正式开始，别的地方就想跟进，即使批准，经营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最大可能是等上海试点成功后，再推出第二个自贸区。

况且，眼下的自贸区与当年的开发区性质根本不同，不是一般的“招商引资”权宜之计，而是制度性创建。在世俗眼中，开发区拉动经济立竿见影，现在很多人都把自贸区当成开发区，以为拥有自贸区，就能获得国家诸多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就会门庭若市，地方经济就会风生水起。

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问题一堆又一堆，以往的优惠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外来投资的拉动作用也变得有限。很多地方争夺自贸区的设立权，但未必清楚其实际争取的终极目标究竟为何物。自贸区的一项重要改革就是要为所有区内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内资外资一样的“国民待遇”，这对外资来说，可能是“优惠”，但对内资来说，却是深化改革“破釜沉舟”的一条“乌江”，是在自加压力取消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倒逼”机制。

多少年来，中国经济以粗放经营名声在外，其中也包括开发区的“粗制滥造”，形形式式，巧立名目，只是铺了很多马路，砌了很多高楼，GDP政绩也很可观，但由于缺少科学有序的机制引导，缺少持之以恒的制度规制，经济的躯体一直壮不起来，倒是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

自由贸易港进展范文第4篇

一、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动因分析

（一）新一轮区域一体化对美国构成巨大的竞争压力

区域一体化是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存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范围区域贸易协定安排发展迅速，1990年全球生效的FTA数仅为27个，短短的16年时间FTA数增加到2006年的211个。新一轮区域一体化浪潮同时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区域贸易安排以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为主。据WTO统计，从1990年到2006年9月，已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为166个，关税同盟为4个，优惠贸易安排为13个，自由贸易协定占所有区域贸易安排的90%以上，且双边协定约占所有自由贸易协定的95%左右。另外，FTA所涉及的领域和内容也更为广泛，不仅包括与贸易有关的条款，如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还包括劳动标准、环境保护以及民主发展的内容。

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美国构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即便美国经济实力强大，同样也无法漠视并抵制之。如果美国一直被排斥在多数FTA之外，则美国出口厂商在国际市场上将处于竞争劣势，美国的贸易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自从智利于1997年起开始进攻性FTA谈判，美国由于没有与智利签订FTA，美国出口商面临的是6%的统一关税，而欧盟、加拿大、巴西等国的出口商却以零关税进入智利市场，使得美国的小麦、大豆、谷物，纸制品，塑料及建筑设备等逐步失去在智利的市场份额。

（二）为获得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促进美国经济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的今天，任何国家的经济的繁荣都离不开国内、海外两个市场。目前多边自由化进程停滞不前，通过签订FTA可以为美国的制造业、农业以及服务提供者打开新的海外市场，提升美国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也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北美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NAFTA）自生效起，就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收益：美墨、美加的贸易额逐年递增，分别从1993年的815亿美元、2116.61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2904.7亿美元、5022.83亿美元，占2005年美国贸易规模的11%、19%。NAFTA不仅使美国制造业以及高新技术部门获得了墨西哥、加拿大的巨大市场，同时促进墨西哥廉价劳动力的流入，有力地弥补了美国劳动力价格过高的劣势，使得美国制造业巨头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扩大销售，提升了产品竞争力。

（三）努力维持美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规则制定权

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和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美国对多边贸易体系控制力有所减弱。因此，美国寻求建立并主导自由贸易区，实现其影响多边经济规则制定的战略意图，巩固其地位。以美国加入NAFTA为例，其不仅扩大了美国的市场规模，同时因为在NAFTA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可以主导该区域内的规则制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美国与其他大国和区域组织进行多边谈判的筹码，最终把区域内规则转为多边贸易规则，从而强化美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主导权。例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所涉及的许多新领域，如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等都在美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初现雏形。

二、 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新特点

（一）2002年《自由贸易法》对于劳工标准、环保等问题的立法指导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美国生产商的保护主义立场也随之削弱，美国国内关于贸易谈判的争论，也更多的关注经济和其他社会价值之间是否达到合理的平衡，特别是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等。美国国会2002年通过《自由贸易法》，该法旨在给予美国参加双边、多边贸易协定的多方指导，其中环境方面的内容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新法案概括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三项要求：贸易谈判总体目标、贸易谈判主要目标、某些优先倡议。贸易谈判的总体目标是，保证贸易与环境政策的多边支持，寻求保护与保持环境并增强其行为的国际途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世界资源；协议签署方尽力保证不因贸易激励而减弱或降低国内环境和劳动的法律保护。

贸易谈判的主要目标是，在协议双方之间通过影响贸易方式的经常作为或不作为过程，同时使协议一方认识到训练与调查、检查、调整相关的判断力与遵守文件的正确性，优先配置环境立法资源，保证贸易协议一方有效增强其环境立法；通过可持续发展倡议，加强美国贸易伙伴保护环境的能力；减少或消除那些过度威胁可持续发展的政府实践或政策；通过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为美国环境技术、商品与服务寻求市场准入；保证与美国签署贸易协议的伙伴之环境、健康或安全政策与实践不会任意地或不公正地歧视美国出口，或者作为掩饰贸易壁垒的工具。

某些优先的倡议包括：在贸易协定国之间寻求建立协商机制，加强美国贸易伙伴在发展与完善以可靠科学为基础的环境与人类健康保护标准方面的能力；对与总统令1314号及其相关文件相符的未来贸易与投资协议进行环境评估；重视美国其他合理的国内目标，包括但不限于保护合理的健康或安全、国家安全、消费者利益及相关法律与规章；继续促使多边环境协议成为贸易协议的内容并与协议参加方就此类协议进行协商，使任何包括贸易措施的协议与GATT（1994）第二十款的例外相符。

（二）谈判内容上，社会价值和美国优势产业并重

从外贸谈判的具体内容上看，美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签署的双边与区域贸易协定在很大程度上变相地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成本。尽管协议生效时有形货物以零关税进入彼此市场，但在美国政府与发展中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文本中，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劳工、环境、知识产权、政府采购、透明度等条款是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自上世纪90年代，虽然美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但其对外贸易逆差有增无减。21世纪以来的这几年，美国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越来越大，每年以6000亿美元的增量上升。因此，在产业与产品结构上，美国与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议伙伴间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

美国贸易的竞争优势在于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美国自由贸易协议的签署国、正在进行贸易协议谈判的国家及优先选择的谈判对象多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与美国相反，它们在服务贸易与高新技术产品上均处于劣势地位。因而，在自由贸易协议中强调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开放，并使之成为准入美国市场的基本条件，这就使得美国获利更多。在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中，一方面对自己的优势领域，如服务贸易、电讯、电子商务、农产品等，强调对方的市场开放，要求把政府采购纳入协议框架之中；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劣势范围，如轻工、纺织等一般制造业部门，则注重所谓的劳工、环境“标准”。如此一来，美国双边贸易协议伙伴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受额外的“入门费”，其中包括：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冲击与粮食安全、开放服务市场的竞争压力与经济安全、提高国内劳工条件所需的成本、新的高标准环境政策所需的资本、严格知识产权保护下的高技术转让费与高模仿成本等。

（三）战略选择上，经济与政治因素并重

关于美国FTA战略动因的大量研究表明，经济利益并不完全是促使美国推动FTA战略的因素，对美国而言，发展双边以及区域贸易联系的一大动因是基于地缘政治以及安全考虑的。IMF2004调查美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情况发现，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外，美国向其他潜在伙伴的出口额占本国的总出口额的比重并不显著。贸易安排也被美国视为加深政治联系，以及对抗恐怖组织的工具之一，如美国首先考虑与中东国家的谈判。

2006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罗列了签订双边以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创造了新的市场空间；促进更紧密的经济融合；在同发展中国家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刺激市场改革以及自由化；为美国劝说贸易伙伴国提高他们劳工以及环境标准提供了机会；培养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能力；为解决民主改革以及政治稳定提供了机会，是加强与关键地区伙伴政治联系的绝好机遇。

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控制力的减弱，迫使美国对贸易战略进行调整，通过FTA谈判弥补多边谈判的不足，FTA不是美国的目的，而是实现其广泛的经济、政治及安全目标的途径和战略；是促进经济发展，也是推广美国民主、价值观和维护安全的一大工具。

三、应对美国FTA的贸易政策建议

（一）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应对贸易转移

WTO要求区域贸易安排下的各成员国对区域外国家设定的关税不能高于原先的水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贸易安排参与国无限制设置贸易壁垒的可能性。因此，只要区域外国家的成本优势足以抵消各种贸易壁垒带来的不利，区域外的产品照样能够进入区域内国家，从而降低区域贸易安排对非成员国的贸易转移效应。与美国签订FTA的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其出口商品结构与中国非常相似，是中国在美国市场上的直接竞争对手。

在美国FTA战略下，中国只有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才有可能战胜竞争对手，重新赢得美国市场。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依靠低价格策略占领美国市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大多都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粗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十大商品类别中，塑料制品、皮革制品、零部件等劳动密集型展品就占了一半左右。这种低价格策略不仅会引发中美贸易持续不平衡，反倾销事件不断，同时，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以及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低价格培养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必须分别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面上下功夫：首先，需要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提高产品附加值，推进企业的组织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营销创新，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和差异化经营策略。其次，通过改善产业组织，加快企业重组，强化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集聚，获取产业竞争优势，实现规模效应。最后，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将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实现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为主方向的跨越。

（二）推进双边FTA谈判，应对竞争与挑战

从目前美国政府贸易谈判议程和自由贸易伙伴选择标准来看，我国还不可能成为美国谈判“候选”对象。美国目前对中国的工作重点仍是督促中国履行WTO承诺，美国在政治方面仍然把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而非盟友。在东亚美国更看重与日本的FTA合作。我国政府是一贯不主张在FTA谈判中加入过多的政治要求，从长远看，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双边FTA磋商和谈判亦应当加快推进，以寻求扩大我国产品的海外市场规模，积极探寻实现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自2003年我国内地与香港签署CEPA协定后，我国还与其他一些国家完成了双边FTA协定的谈判与签约。最早是中国与智利于2005年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并于2006年10月开始实施，2007年我国便取代美国成为智利的第一大出口国；2006年11月，中国和巴基斯坦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并分两阶段实施；2008年4月，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我国第一个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的全面的FTA协定。

同时，我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冰岛、秘鲁等的谈判也在不同程度地推进。此外，2007年10月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联合研究，2007年12月完成了与挪威的FTA联合研究，并继续开展与韩国、哥斯达黎加的FTA联合研究，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我国的双边FTA进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广泛认为我国的FTA建设不仅走在东亚日韩发达国家前列，而且在应对美国的竞争与挑战方面已经取得明显实效。

（三）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FTA战略，给本国带来福利增加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与中国的竞争对手所签订的FTA使中国遭受贸易转移效应的损失，随着美国FTA战略的不断推进，贸易转移的损失将继续扩大；另一方面，美国的亚洲地区战略对中国的一体化战略构成竞争，降低东盟及中亚国家与中国组建自由贸易区的热情，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受到挑战。

贸易引力模型强调地理距离对两国贸易的重要性，基于对地理距离的考虑，一国首先选择与周边国家构筑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的主要国家利益集中在东亚地区，美欧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渗透，使得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显得尤为迫切。

自由贸易港进展范文第5篇

7月24日，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在日内瓦神色凝重地宣布，六大主要贸易谈判方部长会议开局不利；谈判仅36小时，结局便已明朗――各方显然无法在多哈回合的首要议题农业问题上达成任何共识。拉米表示，多哈回合所有的谈判进程将暂时无限期搁置。

谈判破裂后，美国在与欧盟互相指责的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导致谈判破裂的原因并不仅限于各方在农产品补贴问题上的分歧，中国也是导致破裂的一系列原因之一。她说，穷国担心的是，多哈回合谈判如顺利完成将带来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中国会将他们从市场中挤出去。

农业谈判“三角死结”

“多边谈判就象一条船，如果船上的人不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船肯定不会到指定的目标去。把责任推到中国身上是不太公平的。”前中国政府对外谈判团成员之一李月印说，“症结问题在哪里？连他们都承认，就是农业问题。”

多哈回合，是中国第一次以成员身份参加世界多边贸易谈判――正是在2001年11月启动此轮谈判的世贸组织多哈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出于为发展中国家考虑，多哈回合确定了以农业谈判作为核心议题――主要针对欧美两大经济体的农业高关税和高补贴问题，以缓解发展中国家贫困，因此又称为“发展回合”。

在经历了2003年坎昆会议的失败后，各方在2004年7月达成框架协议，同意在农业问题上大幅度削减国内补贴和降低关税。但是，2005年12月的香港部长级会议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年以来，谈判又一再错过期限，直至最终搁浅。

用拉米的话来解释，谈判僵局系于一个“三角死结”――欧盟需要降低农产品关税；美国需要削减农业补贴；G20（由巴西、印度、中国、南非联合发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联盟）则减让工业产品关税。但是这三方谁都不愿最先采取行动，都要求以另外一方的让步作为自己让步的前提。

这个被拉米称作“你做什么，我做什么”的谈判游戏，阻碍了整个谈判。

在7月23日开始的六方――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巴西和印度――贸易部长会议上，各方在农业谈判上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议题甚至还未谈及，谈判就被叫停。其后，美国和欧盟陷入了互相指责的“口水战”，最终延及中国。

李月印认为，中国虽然是个农业大国，但农产品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并不大，并不能在制定农业规则上起到人们预想的那么大的作用。

李进一步解释，多边贸易谈判实际上体现的是各国利益的分配，而各国利益的分配主要靠主导国，即主要供应者谈判原则。“比如农业，看谁占世界贸易比重大，谁是最大的进口国，谁是最大的出口国，才能左右农业规则的方向。”

参加7月24日会议的六方便是农业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其中，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业出口国，日本是纯进口国；欧盟既有大量的出口，也是主要的进口市场；印度则强调国内粮食安全，力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待遇。

中国没有被邀参加这个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在农业谈判中没有决定性地位，而且，美国的高补贴和欧盟的高关税才是谈判的核心。

中国商务部国际司一位官员向《财经》记者表示，农业方面，中国基本没有什么可以减让的，“因为中国入世时已经做了很大的减让。现在农产品平均关税只有15％，而且中国承诺没有出口补贴。”

因此，在李月印看来，农业问题目前主要是欧美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经济体都缺少足够的政治意愿做出让步。农业问题欲取得突破，将“取决于欧美的政治意愿，而不是中国的政治意愿”。

低调策略遭致非议

不过，中国尽管在农业问题上不占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可以置身其外。

在某些议题上，如纺织品，“缺了中国就没法谈”。由于中国历史上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的领头位置，最近20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日渐增强，都使中国同时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期待和压力。

中国前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李仲周表示，其他国家对中国有期待是自然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大家都希望中国的发展能提供更多的机会。然而，在整个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一直采取了非常低调的态度。

同其他几个主要发展中谈判国家――特别是巴西和印度相比，中国贸易官员鲜有言论出现在西方媒体上。即使去年年底在中国香港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中国也刻意保持低调――整个会议期间，中国商务部部长未出席过一场新闻会，也从未出现在公共活动区域。

香港部长级会议结束后，在针对内地和香港记者召开的一个小型记者会上解释说，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采取务实的态度，对所有的伙伴都是一种平等的务实的关系，“没有必要调门很高”。

但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全球都期待着中国在世贸谈判过程中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文最近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财经》记者说，“因此，很多人都急迫地希望中国提出建议，包括农业贸易方面的建议。但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中国正式提出有关的新建议。”

对此，李月印分析认为，中国虽然贸易量排全球第三，“但中国的谈判实力和对外方针，都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低调的国家。”即使中国更积极地参与谈判进程，李对取得什么的效果仍然持怀疑态度，“会引起谈判气氛上的变化，但不会变成决定性的因素。”

尽管如此，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高级研究员金伯利艾略特（Kimberly Elliott）认为，中国的态度具有象征意义。“美国方面并没有指责中国，只是希望中国拿出更多的领导能力，更积极参与到谈判中。因为中国在这个开放的世界贸易系统中获益最多，保持这个系统的运转对中国有重要意义，符合中国的利益。”

双边压力增大

多哈回合搁浅，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主要贸易经济体将把更多的精力转向双边和地区自由贸易协议。

由于世贸组织成员不断增多――目前已有149名成员，谈判议题广泛而复杂，多边贸易谈判的难度正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地区及双边自由贸易协议（FTA）一直是主要贸易经济体“齐头并进”的政策选择，甚至优于多边谈判。

地区及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具有排他性，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相冲突。但是，由于区域协议能更快地直接带来利益，各国更加积极。特别是对美国、欧盟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他们在地区及双边谈判中也往往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讨价还价的余地比较大，牌更好打。”李仲周说。

美国近期同时在和中南美的哥伦比亚、秘鲁，亚洲的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进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以期在明年7月布什总统的贸易促进权到期之前达成一些协议。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Gary Hufbauer）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些更现实的议题在国会议员的日程表上”，对于多哈回合，国会议员们则“最近没怎么考虑”。

不过，美国和欧盟国家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在短期之内不会与中国作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对此，李仲周建议，中国应积极与其他国家作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乃至推动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国由此可以获得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的双重好处。“中国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也有点本钱。”

李月印表示，针对美欧的区域及双边贸易政策，中国可以采取“跟进”策略，即“他们跟谁签，我们也跟谁签”，以抵消排他的力量。不过，在李仲周看来，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固然是中国政府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但从总的贸易环境来看，“WTO多边贸易体制最符合中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