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工作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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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工作的历程范文第1篇

一、时间安排

2020年12月1日—12月6日

二、参加人员

2015年以来，镇域内贫困村已轮换的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和驻村干部（具体名单见附件1）。

三、回访形式

镇扶贫办统筹组织已轮换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和驻村干部，主要采取座谈交流、个别访谈等形式对原驻村群众进行回访，回访时间不少于3天，回访原驻村贫困户不少于50%。对易地扶贫搬迁户要上门回访，对外出务工户要采取电话回访。

四、主要任务

（一）加强政策宣传，强化感恩教育。采取述职恳谈等方式，突出宣讲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对扶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广大群众的挂念之情；宣传中、省、市、区关于脱贫攻坚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全、产业扶贫、小额信贷等相关政策和帮扶措施及成效；宣讲党的五中全会精神，特别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相关政策，教育引导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二）注重正向引导，激发内生动力。同在岗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一道，到扶贫项目点走一走、看一看，追忆扶贫历程，交流心得体会，鼓励他们持续保持攻坚态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与群众一起算好政策账、收入账、实惠账、保障账、社会帮扶账等，增强群众的获得感、认同感、自豪感和成就感；采取“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对脱贫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等重点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进行思想开导和政策解读，引导他们坚定稳定脱贫、持续奔康的信心决心。

（三）深入分析研判，总结经验做法。与现任驻村干部、村“两委”干部以及党员群众代表座谈交流，重点围绕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研究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如何进一步加强班子建设、发挥党员作用、充实后备力量等；聚焦持续巩固脱贫成果，共同分析本村当前的帮扶工作短板弱项，特别是脱贫产业、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困难问题，帮助寻找解决办法；全面总结脱贫攻坚以来，本村在驻村帮扶、项目推进、基层治理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挖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工作督导，提升回访实效。由镇纪委、镇扶贫办等相关部门组成“大回访”工作督导组进行督查指导，确保“大回访”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对逾期未开展“大回访”或在开展过程中走过场、搞形式主义的，要依归依纪追究责任。

扶贫工作的历程范文第2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10年的2688万人，贫困线标准从1978年的100元提高到2011年的2300元，率先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的要求。细数我国减贫工作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5年的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农村处于温饱线以下的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85年的1.25亿人，贫困线标准也从1978年的100元提高到1985年的206元。陕西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1200万人，减少到1985年的605万人。

第二阶段是从1986年到1993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的大规模扶贫开发，农村处于温饱线以下的人口由1985年的1．25亿减少到1993年的8000万，贫困线标准也从1986年的206元提高到1994年的625元。陕西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1985年的605万人，减少到1993年的500万人。

第三阶段是1994年到2000年的扶贫攻坚阶段。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农村处于温饱线以下的人口由1993年的8000万人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人，贫困线标准也从1994年的625元提高到2000年的865元。陕西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1993年的500万人，减少到2000年的382万人。

第四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扶贫纲领性文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这一阶段全国扶贫开发的目标由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转入稳定解决贫困人口温饱并以增加贫困人口收入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人，贫困线标准也从2000年的865元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陕西的贫困人口由2000年的817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246万人。

第五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第二个十年，制定了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扶贫开发工作开始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两不愁,三保障”的新阶段。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那么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约为1.28亿人。陕西省制定了2500元的扶贫新标准，而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村还有7400多个，收入在16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还有558万。

我国扶贫开发的特点

以陕西为例，新阶段前十年，陕西省扶贫开发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围绕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大力实施整村推进、移民搬迁、产业扶贫、能力建设、外资扶贫、社会扶贫等六大工程，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携手推进。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实行政府主导。陕西省相继出台了十年《规划》、加强扶贫工作的《决定》、加强扶贫资源整合的《意见》、实施千企业千村扶助行动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每年召开一次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省级领导带头包抓扶贫点，为扶贫开发深入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障。

二是扶贫规划的项目全面实施完成。陕西省对10491个村实施了整村推进扶贫，搬迁贫困人口133万人，培训转移贫困家庭劳动力39万人，在1450个贫困村建立了互助资金组织。

三是专项扶贫投入大幅增加。累计投入中省专项财政扶贫资金64.13亿元，其中年度省级财政扶贫资金10年翻了3.5番，2011年达到6.2亿元。

四是社会扶贫深入发展。在实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两联一包”扶贫的同时，开展“千企千村扶助行动”，动员2687家规模以上企业结对帮扶2830个低收入村。

五是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农村中小学生“蛋奶工程”等民生工程在贫困地区得到先试先行。

六是增收减贫成效显著。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0年增长3.2倍，年均增长12.4%，超过了陕西全省的增长速度，2010年达到3617元。农村贫困人口由2000年的817万减少到2010年的246万，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由33.1%下降到11.5%。

扶贫开发工作遇到的问题

一是贫困人口规模依然庞大。

二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矛盾比较突出。秦巴山区陕西包含29个县、六盘山区陕西包含7个县、吕梁山区陕西包含7个县、陕北白于山区、黄河沿岸土石山区、渭北旱腰带和秦岭北麓地区偏远农村，覆盖60个县区、1061多万人口，自然环境恶劣，基本条件落后，公共服务水平低，群众增收脱贫的难度较大。

三是低收入群体发展机会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宏观经济的增长成果未能自动地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倾斜。贫困问题表面上看是收入差距大，而实际反映的是能力低和发展机会少。一些富裕的人群掩盖了大部分人的贫困，一些平原、县区的富裕掩盖了山区的贫困。

四是行业扶贫发展滞后的问题比较突出。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格局中，行业扶贫处于自发状态，制度性、计划性不强。扶贫缺少乏统筹协调机制，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挥。

五是返贫现象比较突出。自然灾害频繁、市场变化莫测，脱贫成果难以巩固，致贫返贫困因素较多。据统计，贫困村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几率是其它地区的5倍，全省正常年景返贫率10%，灾年可达到15%。

六是个别地方对扶贫开发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存在畏难情绪，等靠要思想严重。

扶贫工作的历程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贵州；科技扶贫；成效；建议

1 科技扶贫提出的背景

科技扶贫是国家科委于1986年提出并组织实施的一项在农村进行的重要的反贫困战略举措（1），其宗旨是利用科技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有效促进其资源开发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发展，最终脱贫致富。

2 贵州省科技扶贫的实践及成效

2.1 建立毕节实验区，科技扶贫成效显著

毕节试验区是1988年6月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同志亲自倡导，贵州省委、省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2）20多年来，毕节试验区经过艰苦努力，形成了特色的“九大扶贫模式”，扶贫成效显著。截至2015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42元，增长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32元，增长13%。实现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纳雍县和七星关区鸭池镇等44个贫困乡镇“脱贫摘帽”、七星关区阿市乡草坪村等395个贫困村“出列”、毕节贫困发生率下降5.69个百分点。

2.2 实施黔西南星火计划，探索出独具特色的“黔西南”模式

1990年，以探索岩溶山区经济、社会及生态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之路的“星火计划、科技扶贫”试验区在黔西南州成立。（3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5年中，当地先后投入资金30多亿元，实施科技扶贫项目404项，引进智力支边项目1397个，扶持资金9821万元。黔西南州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90年仅为436元，至2015年已达到7400元，增长约17倍；黔西南州贫困发生率也从1990年的57.62%下降到16.75%；“十二五”期间减少贫困人口51.24万人，4个国家级贫困县、42个贫困乡镇实现减贫摘帽。（4）以上数据表明，黔西南试验区已探索出民族贫困地区依靠科技创新加快脱贫步伐的“黔西南模式”。

2.3 开展科技特派员活动，以人才促进科技扶贫

为全力推进精准帮扶，贵州省委组织部、贵州省科技厅等部门会同制定了《“万名农业专家服务三农行动”工作方案》并实施。2015年已选派出近1300名科技特派员赶赴基层服务“三农”，投入2460万元组织实施《贵州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等5个重点项目，200多名科技特派员赴近30个县开展茶叶绿色防控技术等示范应用，帮助农村地区建立科技示范应用核心基地11.2万亩，推广49.9万亩。

2.4 贵州省科技厅发挥自身科技优势，促进精准扶贫

十二五以来，贵州省科技厅依托自身的科技优势，共实施科技扶贫成果转化项目900余项，支持资金达到2.1亿元。

（1）以技术产业为支撑，促进农业扶贫。

围绕贫困地区重点产业的发展需求，采用“公司+基地+科研+农民”的发展模式，将农业技术快速传递给农民。2015年贵州省科技厅支持茶叶、蔬菜、果蔬、树木等7个类别35个项目，资助经费1420万元。覆盖农户2万多户，带动农民增收1.63亿元。

（2）深入开展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促进信息扶贫。

深入开展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促进信息扶贫。在部分乡村试点开展应用网络电视，并建成贵州省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实现贫困地区的现在技术咨询、农产品和旅游产品的上线销售。目前，已有1000余家企业、合作社的500育种特色产品上网销售。

（3）具体帮扶到点，将帮扶落到实处。

几年来，贵州省科技厅也具体针对帮扶点乌当区百宜乡沙坝村、赫章县、剑河县等开展了一系列的帮扶活动。贵州省科技厅下属单位贵州省科技情报研究所派驻驻村干部长期派驻剑河县，在当地开展技术培训、技术指导等一系列的科技活动。2016年，以“科技创新引领 共享发展成果”为主题的省科技活动周在剑河县举行，贵州省科技厅不仅为剑河带去了文化、技术、科技项目，同时向剑河县捐赠包括项目资金、图书和文体用品共计近700万元。

3 贵州省科技扶贫存在的问题

20多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各级相关部门的推动和配合下，贵州省科技扶贫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统计，2011年，贵州省贫困人口为1149万人，到2014年就减少到623万人。贵州省贫困人口的骤然减少，科技扶贫功不可没。但是，受一些相关因素如科技人员素质、机制体制建设、信息手段发展等的制约，贵州科技扶贫还存在的一定的问题。

3.1 贵州省科技扶贫的力度、深度、广度有待提高

贵州省科技扶贫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都不够。贵州省的许多偏远地方仍旧面临着科技技术不通、教育资源落后、紧缺人才等现状。据统计，截止到2015年底，贵州省尚有493万农村贫困人口。如何迅速合理的减少人口，是打好“大扶贫”之战的关键。因此，贵州科技扶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2 贵州省科技扶贫信息手段单一

回顾我省的科技扶贫历程，许多科技扶贫活动及成效数据较为零散，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统计。许多地方的扶贫信息得不到第一手的资料，当地农民也因无法及时了解市场信息，无法摆脱“盲耕哑种”的现状，收入很难增加。同时，因缺乏相应的数据库支撑，导致相关部门在信息决策和实施的过程中困难重重，许多扶贫设施和项目被重复浪费，而真正需要扶贫的扶贫点却得不到帮扶，帮扶很难真正落到实处。

4 对贵州省科技扶贫的建议

4.1 立足省情，发挥科技部门自身优势进行科技扶贫

贵州省是多民族发展地区，是中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扶贫开发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面对如此艰巨的扶贫任务，科技扶贫更应该发挥科技相关部门的人力、技术优势，为当地贫困地区办实事、解难题。要从科技普及、技术指导、科技项目申报以及重点项目扶持等入手，将科技扶贫发展的更为有特色、有实效。

4.2 打造科技扶贫“数据云”，避开“扶贫怪圈”

大数据是贵州经建设的重点领域，科技扶贫也应与时俱进，与大数据结合起来，利用大数据信息海量、分享便捷等优势，将科技扶贫的相关信息实时动态化，呈现立体直观的态势。同时应探索为驻村队员研发手机应用APP软件，运用模糊逻辑搜集“贫困大数据”，打造科技扶贫“数据云”，旁观、验证、精准识别出贫困群众，有效避开“扶贫怪圈”，为我省科技扶贫提供原始的数据来源和信息决策参考。

4.3 建立精准科技扶贫责任机制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精准扶贫被写入到了“十三五”规划中，成为下一个五年里中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科技扶贫也一样需要讲究精、准。贵州省应结合现有的科技扶贫情况，探索建立精准科技扶贫责任机制。将科技扶贫的具体任务、行动情况和目标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身上。这一责任制应明确各相关部门和相关负责人为相应责任主体和责任人。责任机制的建立，将促使科技扶贫的落实更为精准、有效。

【参考文献】

[1]莫鸿业.浅析广西科技扶贫[J].大众科技，2010（11）.

[2]游泳，张玉龙，龙从霞.毕节试验区科技扶贫模式的探索[J].安徽农业科学，2013（3）.

扶贫工作的历程范文第4篇

生态立旗 四个并重

在全国首个百万千瓦级风电场——塞罕坝风电场，碧绿的草原似乎望不到尽头。巨大的白色风车错落有致地排列着，长长的叶片不停地旋转。风车下，成群的牛羊悠闲漫步，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景。

“克旗一直坚持‘生态立旗’战略，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坚持富民与强旗、总量与质量、经济与社会、发展与保护‘四个并重’，着力打造小康幸福、持续协调、均衡和谐、文明美丽‘四个克旗’。”克旗旗委书记边中悦誓将“绿色生态”进行到底。

然而在此之前，克旗却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作为传统畜牧业大旗，克旗农牧民世代以放牧为生，广袤的草场为牛羊提供了不竭的草料，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发起了“牛羊”财，蓝天，白云，绿草，洁白的羊群，一度构成了克旗最美的风景。然而超载放牧逐渐造成土地贫瘠，草牧场沙化，农牧民的生活陷入恶性循环。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旗政府强力推行“以草定畜，舍饲圈养”措施，然而这对于世代在草场上放牧的农牧民来说根本无法适应，农牧民开始偷偷摸摸地放牧，于是出现了吃夜草的“草场游击队”，沙化还在继续。强禁行不通，如何改变现状，走出一条科学化集约化的养殖之路？政府和民间都在思考发力。

经朋镇永胜农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曹国利发家致富就是从养殖绒山羊破坏草场开始的，“应该说我是生态的罪人。大家都知道，绒山羊对生态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那几年里，最多的时候养过4000只绒山羊。”

为了“赎罪”，也为了让老百姓走出贫困，曹国利率先处理掉了所有的绒山羊，把所承包的几千亩荒山全部种上了树。“政府不让做的事咱不做，超载放牧对生态的破坏确实太大了，咱这辈儿发了羊财，后代儿孙吃啥喝啥？”本着这样的理性和良知，曹国利带领当地农牧民成功创建专业农牧合作社，走上舍饲养殖之路。如今，永胜村广袤的土地上已是林丰草茂、鸠鸣兔走。

永胜村只是克旗13个苏木乡镇中的一个缩影，如今，在克旗20673平方公里土地上，草原、森林、沙地、湖泊、湿地、峡谷全被绿色覆盖，整个克旗大地一片绿意盎然。

扶贫任重道远

依托独特地理位置，克旗实施区域化“大农牧业”发展战略，通过“双千双百”工程、科技下乡、党员示范户带头引领，发展肉牛、肉羊、马铃薯、胡萝卜、草业开发等农牧主导产业……民生富民工程、农牧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集中连片的优势农牧产品产业带“挺起了克旗生态高效优质农牧产业的脊梁”，农村牧区呈现一派富裕和谐新景象。

“国家重点县调整主要参考三项指标：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全区102个旗县区按照总量不变的原则，三项指标由高到低顺序进行排队，排在70位以后的旗县表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进入国家重点县的可能性就大。根据2007—2009年的统计数据，我旗三项指标均排在70位之前，但仍处于全区中等水平。”谈起克旗近20年来的发展历程，边中悦感慨万千。

从2013年开始，内蒙古筹划利用5年时间，由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的38名省级领导干部采取“一对一”方式，联系全区3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7个自治区扶贫工作重点县，做到不脱贫不脱钩，克旗也受益于此。

7月11日，下午3点，苏和正在拉客，手机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他一看号码，原来是他在经棚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中，苏和得知：政协副主席董恒宇来经棚了。放下电话，他便加大油门赶往30公里之外的经棚。这位克旗达来诺日镇罕达罕嘎查一组的普通贫困户，正是因为自治区38位省级干部联系贫困旗县的决策，和董恒宇副主席结下了缘分。

其实早在4月26日，苏和一家就见到了来克旗调研贫困状况的董恒宇一行。看到因为前些年的旱灾和常年生病的老人而一直徘徊在贫困深渊的苏和一家，董恒宇当即拿出1000元为他解燃眉之急。带着对董恒宇副主席的深切感激和殷切希望，苏和用贷款买了一辆小轿车，开起了出租，如今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不仅区级领导在联系基层，访贫问苦，旗县领导也在这场活动中联系贫困点。在旗委书记边中悦扶贫联系点新开地乡高地村的万亩马铃薯、玉米种植基地，示范户白玉和正忙着用移动水源膜下滴灌马铃薯，“不再为不下雨干旱发愁，高寒漫甸坡耕地不靠天也有好收成，这是俺以前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是党的扶贫惠民好政策让俺梦想成真”。

在克旗，产业化扶贫已经蔚然成风。以金峰公司“羊联体”为载体，克旗正在打造国家级肉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逐步实现四季均衡出栏；在牧区实施草畜平衡，建设联户牧场、现代化家庭牧场和观光畜牧业。金峰、德美、鹤翔等当地龙头企业发展势头强劲。2011年，克旗引进中国500强企业雨润集团投资5.2亿元建设年屠宰150万只羊、5万头牛，年加工20万吨饲料项目，预计2013年底建成投产。该项目达产后，将极大地促进牧区生产方式转变和牧民持续增收，农牧民可在家门口转变为产业工人。

扶贫工作的历程范文第5篇

关键词：开发式扶贫方针；参与式扶贫体系；完善与拓展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期评估结果显示，纲要实施5年来，全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927万减少到2365万，减少了562万；低收入贫困人口从6102万减少到4067万，减少了2035万。同时，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进步。2005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访问中国时说：“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脱贫人口在发展中国家脱贫人口中占75％，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

与此同时，数据也显示，我国减少贫困人口的速度明显趋缓。20世纪80年代，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370万；90年代年均减少620万，进入2l世纪年均减少只有150万。于是，对如何解决剩下的20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的问题，有关讨论提出了多种解决办法，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开发式扶贫为主的方针已不适应新阶段的扶贫形势，扶贫应以救济救助为主。目前农村有2000多万贫困人口，只要国家财政给每个贫困人口提供1000元生活保障，也就是每年拿出200多亿元，农村的贫困问题就可以彻底地解决。另一种观点认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农村贫困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简单地用低保的方式解决现有2000多万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否定开发式扶贫方针，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我国农村目前贫困问题的实际，也不符合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的基本方针，不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笔者在同意后一种观点的同时认为：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表明，开发式扶贫方针是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必须坚持。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开发式扶贫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行完善与拓展。

一、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必然性

回顾我国扶贫工作的历程，根据推动减贫的主要手段，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一是从建国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我国基本采取传统的社会救济扶贫方针，政府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和制度变革实现城乡居民之间分配平均化，总体上避免了贫困程度的加深；二是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大规模减缓贫困，这一阶段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逐步形成了我国农村扶贫的基本方针，即开发式扶贫。

开发式扶贫是对过去传统的救济式扶贫的改革与调整。经多年的实践，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2001年我国政府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指出，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鼓励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改善生产条件，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据此，开发式扶贫方针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1)倡导和鼓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贫困农户中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思想；(2)针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的实际情况，国家安排必要的以工代赈资金，鼓励、支持贫困农户投工投劳，开展农田、水利、公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3)国家安排优惠的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重点帮助贫困地区、贫困农户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种植业、养殖业以及相应的加工业项目，促进增产增收；(4)开展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培训，提高贫困农户的科技文化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5)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发展后劲。

从国内外实践看，二十多年扶贫开发的巨大成就证明了这一扶贫方针的正确性。现阶段乃至一个更长的时期，我国扶贫工作仍然需要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为主的方针。

首先，开发式扶贫符合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构成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研究，在目前农村2000多万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中，只有7％是丧失劳动能力需要救济救助的。而93％是有劳动能力、可以通过开发式扶贫脱贫致富的。同时，这2000多万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群体，其中87％在l亿多人的群体中波动出现。国务院扶贫办通过建档立卡，基本摸清各地扶贫工作对象的总量为10698．9万人。只有逐步提高这1亿多人的自我发展能力，才有可能稳定地解决贫困问题。

其次，开发式扶贫不仅是为了解决贫困农户的温饱问题，而且是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基础。解决贫困问题，最根本的要靠发展。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以救济救助为主，显然难以达到这个目标。而且，过于强调以救济救助为主，不利于贫困人群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

最后，开发式扶贫已成为国际反贫困领域的共识。是采取救济救助的办法，还是实行开发式扶贫，在国际反贫困领域一直存在争论。现在，即使是实行普遍福利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在对过度的社会保障进行检讨，强调通过加强培训、促进就业等方式帮助有劳动能力的人摆脱贫困。经过几十年实践，美国经济学界和政府在扶贫问题上形成的主流认识是，必须以提高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2004年5月，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全球扶贫大会，就是肯定和推广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经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我国共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也是为了推广中国的扶贫模式。

国际经验进一步显示，无偿援助或补贴无益于穷人的发展和摆脱贫穷，反而会助长他们的依赖思想。应当使扶贫项目最终能促使穷人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从而使其经济发展即使在外力援助撤出以后仍能持续进行(外力帮助在开始阶段不可缺少)。只有采取措施从以下方面建立和培养穷人的能力和素质，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穷人的贫困问题，步入良性发展轨道。这些能力和素质包括：认识到摆脱贫穷主要靠自己，而不单靠外援；掌握实施发展项目的必要认识；挖掘自己的资源，如储蓄，从小规模项目开始，然后再利用外部资源；获得管理和技术技能，包括提高文化水平、掌握会计知识和有关生产技术等；建立能保证穷人有充分参与机会的组织，发展横向和纵向联合，形成组织网络；学会使用政治手段，如争取实施法律赋予的权利，向政府争取新权利，与各种盘剥作斗争，让社会能耐心倾听穷人的要求等。这些是救济式扶贫方式无法达到的。

当然，应该看到的是，传统的开发式扶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未能覆盖全部贫困人口；相对注重生产性活动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对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源开发及能力培养关注不够；扶贫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全过程贫困人口参与不足；总体上扶贫效果可持续性不足等。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开发式扶贫的内容需要拓展和完善。二、开发式扶贫的内容拓展与完善

(一)以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贫困人口的能力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是人。重视教育和教育设施投资，尤其是初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对贫困地区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国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普遍经验之一。研究表明，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除了经济收入的差距以外，更显著的是人的思想观念和教育水平的差距，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劳动、技术素质和创业精神的差距。因此，进行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从长远看是减轻贫困的根本性措施。马来西亚在20世纪70～80年代，发展经济和减轻贫困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其中对教育的投资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60年代中期起，马来西亚政府就开始增加教育投资。70年代初马来西亚实行新经济政策后，1972～1977年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占国家财政预算总额的22％，提高了国民教育水平。1987年全体国民平均受学校教育的时间，男子为7．5年，女子为6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50％降至15％。教育对贫困的减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他国家或地区(如印度尼西亚、韩国、我国台湾、泰国等)的经验也都证明了教育投资对于经济发展和减轻贫困的重要作用。

根据新的扶贫任务，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开发主要包括：一是在继续从事自然资源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实用技术的教育来增强开发的技术含量。这样既可以提高资源开发的效率，又可以更多地顺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二是增强农民适应市场、参与竞争的能力。三是提高贫困人口流动与就业能力，这是今后人力资本开发的主要方向。

目前在扶贫工作中，能力建设的主要障碍，一是观念：扶贫规划长期以来是上级行政部门及技术支持部门操作和控制的过程，缺乏以农民为主体和中心的工作经验，对村级参与式规划还存有疑虑。目前，14．8万个重点扶持贫困村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规划，如何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需要统一认识。二是支持村级参与式规划及其实施的能力建设还是空白：一方面，扶贫系统领导部门能力与技能的建设亟须加强。很多扶贫领导部门的有关人士对村级参与式规划、实施等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知识。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以往的扶贫方法上。另一方面，村民是村级扶贫规划与实施的主体，也是扶贫的主要对象。几乎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参与式，更不要说参与式的真正含义和具体操作方法。村民对参与式的理解就是投劳、投工参加到项目实施中。能力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给予重视，始终贯穿扶贫工作的每一个环节。

(二)构建参与式扶贫体系。促进贫困村自组织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

就贫困村而言，参与式扶贫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行政村为基础，采用参与式的理念、原则和方法，组织、引导、发动群众制定、实施、管理贫困村扶贫开发规划，并监测、评价每一个项目的质量、效果和影响；二是以参与式村级扶贫开发规划为载体，培育基层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程度和能力。参与式扶贫体系建设的主要对策包括：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参与式村级扶贫开发规划的质量；转变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方式与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贫困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参与式扶贫开发中的作用；为参与式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实施管理小组和监测评价小组真正发挥作用提供制度支持；将培育贫困村基层组织参与扶贫开发作为党政机关定点扶贫的重要工作内容；以参与式扶贫开发规划为载体，全面提高贫困村现有基层组织的参与和管理能力；围绕扶贫开发规划项目的实施管理、监测评价，以及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活动开展有效的培训；加强贫困村基层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制度建设。

(三)注重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网

对于大多数贫困地区来说，开发式扶贫是最有效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但那些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穷人，或没有劳动能力而又无人赡养的老人、儿童、残疾人等，并不能从开发式扶贫中直接受益。由政府直接向穷人发放救济食品或衣物，是解决这部分人温饱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对于全部或部分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应当主要依靠社会安全网的建立来进行减贫。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措施应包括：以保障城乡居民的最低限度生存需求为宗旨，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来确定合理的保障标准；扩大保障面，争取将所有应保人口都纳入保障的范围；在城市地区，应以完善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为核心；在农村地区，采取措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资金的筹集机制，增加上层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强社会统筹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