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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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主义范文第1篇

1990-2007年，全球实际贸易额的增速平均为GDP增速的2倍;但从2009年开始，全球贸易额增速急剧放缓;到2011年，其增速与GDP持平。

劳伦斯・萨默斯提出的“长期性经济停滞”理论对于理解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十分重要。该理论认为，储蓄过多、投资过少是拖累发达经济体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利率接近于零，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难以平衡，投资低迷成为定局。

投资低迷影响了贸易走低，并且贸易疲软又影响了跨国投资的不景气。贸易约有80%是商品交易，亟需投资支撑。2010年-2014年，发达国家的私人投资同比增长为2.1%，远低于经济危机前的3.3%水平。随着投资放缓，发达国家进口减少，影响了新兴市场的出口放缓，进一步导致了新兴市场投资的减少。过去两年中，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投资占GDP比例经历了严重下跌。由此，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不可避免地受投资影响陷入到衰退的阴霾中。

支持自由贸易协定推动贸易增长，世界能够创造大量的投资机会，逆转经济下滑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出现正是时候。这些大型区域协议将创造新的商机，提升私人领域的投资。同时，随着贸易的扩大，投资机会还有可能在区域内扩散。因此，贸易自由化将是解决目前经济增长困境的方案之一。

南南合作国家需统一合作理念认知

德国发展研究中心《南南合作的全球推动力及其不确定性》（4月11日）

2016年3月，印度成功举行了第二次南南合作全球会议，标志着南南合作已经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方式。

但是南南合作仍存在不确定性。各国在对南南合作理念与定义的解读以及如何采取集体行动方面仍存在较大分歧。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选择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资金的方式促进其发展;但印度与其他国家政府则更倾向于更加综合性的手段，例如技术转让、开放贸易、采取和平行动以及向私人领域提供贷款等。拉丁美洲国家倾向于制定统一的行动框架合作，亚洲国家却认为合作的形式应该趋于多样化。

只有南方国家达成了对南南合作理念、目的和定义一致的认识，南南合作才能切实为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社交媒体成为美国大选利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脸书上跟踪大选情况》（4月13日）

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大选的政治资助将达到114亿美元，其中流向数字媒体的为10亿美元，约是2008年的50倍。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个人营销、争取选民的方式最早始于奥巴马。2007年和2012年，奥巴马成功通过推特、脸书与选民互动对话，争取到“千禧一代”或少数民族等难以触及的选民的支持。自那以后，社交媒体在大选中成为争取目标群体和中间投票人的有效工具。

2016年大选中，几乎所有候选人都注重利用社交媒体与选民沟通，彰显其个性和主张。研究者们收集了2016年2月28日以来脸书上两党排名前三的候选人与选民的互动数据，试图分析候选人通过社交媒体与公众互动的方式及其对大选成败的影响。

研究发现，候选人发帖量与帖子的点赞、转载和评论数量并没有太大关联。其次，帖子的形式有照片、视频、状态、链接，但形式的多样化未必能吸引更多的选民。对于更新选举状态的帖子，选民喜欢点赞或留言评论;对照片和视频，选民喜欢分享。分析显示，特朗普在脸书上与选民互动的活跃度（包括互动人数以及点赞、分享和评论的数量）3倍于希拉里和桑德斯，5倍于党内竞争对手克鲁兹。而在内部，希拉里和桑德斯在脸书与选民互动的活跃度相当。

相较于选民无法与电视竞选辩论赛中的候选人沟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选民可以同时与多位不同党派的候选人交流讨论关注的议题和帖子。

社交媒体已成为政治家与公众沟通的新途径，人们在平台上与候选人就具体议题进行政治讨论。关注社交媒体在总统竞选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帮助我们理解政治全局的动态变化。

这只是经济复苏的开始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今年在1季度末开始了复苏进程。3月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带动工业生产明显加速，制造业景气明显回升。地产与基建投资继续成为复苏的引擎。

尽管各方对高库存压力下的地产行业一直心存疑虑，对地产投资前景持谨慎态度，但今年1季度的地产销售、新开工、投资数据均表现出了类似于前几轮地产周期那样的强劲复苏势头。地产投资前景看起来愈发乐观。而考虑到政策对基建投资的扶持作用刚开始显现，基建投资前景看好。今年1季度出口虽然不理想，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人民币汇率近期的贬值将对出口有明显带动作用。

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看，中国经济刚刚进入复苏的早期，2季度复苏势头将会更加强劲。

在这一过程中，资金将继续脱虚入实，从而给包括股市和债市在内的资本市场带来压力。（4月17日）

非典型经济周期

彭文生 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投资加速、信贷大幅扩张预示着新一轮经济周期已经启动。到底该如何理解本轮经济周期呢？本轮周期与以往的周期有何异同？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未来会如何演变，需要警惕哪些风险？

一、房地产和基建双发驱动宏观经济企稳，背后则是金融部门信贷扩张的大力支持。信贷大幅扩张主要受益于宏观审慎监管放松和债务重组。

二、与传统的经济周期不同，当前的经济回暖发生在金融周期下半场。

三、在金融周期还处在下半场调整的早期阶段。展望未来，有几个可能的因素诱发政策紧缩，包括担心泡沫过度膨胀和通胀风险。在结构日益失衡、信用风险加大、债务调整压力大的背景下，政策紧缩将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

四、金融周期下半场的理想的宏观政策组合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2014-2015年基本是这样的路径。

五、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优化宏观政策组合、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宏观政策应回归“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尤其应避免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放松来刺激信贷扩张。

宏观审慎监管是稳定金融系统的工具，不应成为逆经济周期的调节工具。结构性政策方面应推进财税等体制改革，降低贫富分化，提升消费率;同时应大力促进生育率回升，提高少儿抚养比，中短期增加需求，长期提升供给。（4月20日）

债转股应与供给侧改革相适应

沈建光 瑞穗证皇紫经济学家

近日有关中国即将推行债转股的话题引发不少热议。

其实，债转股并非新鲜话题，早在17年前，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国有企业面临亏损和银行信贷不良资产增加，政府便通过债转股方式化解银行债务危机，即将国家开发银行和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一部分贷款剥离给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为公司对企业的股权。其中，国家开发银行的一部分贷款直接转为对企业的股权。

自由贸易主义范文第2篇

一、阻碍作用

(一)非贸易利益的获取

Perroni and Whalley(2000)认为那些包括大国和小国的非对称FTA或CU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小国会向大国支付一部分利益，从而使得大国从FTA或CU中获得的利益高于其成本，这部分利益主要是非贸易领域的，例如，NAFTA中加拿大作出的保护外国制药厂商(主要是美国)专利的承诺和墨西哥作出的加大环境保护和强化国内政策改革的承诺，以及能源价格等。欧盟也是如此。这种小国的让步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形的，但是做出让步的主要都是小国。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小国的谈判能力和国际贸易中的报复能力比较低(详细分析见Johnson，1954；Syropoulos，2002)，为了能够进入大的市场和防范贸易战的损失，小国通过非贸易领域等的让步和大国建立贸易协议来获得一种保险。全球贸易冲突风险越大，则大国的价值越大，而大国则会利用这一点不断以区域贸易协议的方式来从小国获得“保险费”，从而比传统的对称性或互惠型区域贸易协议更有可能破坏多边贸易自由化的稳定性。

Limao(2007)同样认为EU和美国提供贸易特惠的核心动力是从PTA伙伴国那里获得非贸易领域的让步，主要包括劳工标准、人权、知识产权保护、移民控制和禁毒等，甚至包括在反恐上的合作。与Perroni和Whalley(2000)不同，他将其中的有些非贸易问题一般化为区域性公共产品：在一个区域内，一个大国和一个PTA合作国，存在会发生外溢的区域公共产品，合作国由于权重问题，导致提供的公共产品低于大国的要求，而大国可以使用关税来抑制合作国的出口，它们便可以通过PTA来内部化这些效应。如果大国稍微增加PTA产品的多边关税水平，由于贸易条件因素，并不会导致额外成本增加，并可以为合作国提供特惠，使其增加公共产品，并从中获益，但对于非PTA产品，则不存在这种效应。Karacaovali and Limbo(2008)以EU为例分析了这种非贸易利益对多边自由化的影响途径：如果EU通过特惠协议给某个国家提供某些产品的免关税市场进入的特惠，则该国在这些产品(称为PTA产品)上会比其他竞争者有关税上的优势，如果EU取消这些产品的多边关税，则会消除PTA对该国的价值，所以该国会一直反对EU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而EU为了获得该国在非贸易领域的让步，也会在这些产品上放慢多边自由化的步伐。他们还指出如果PTA可以实现完全进人(即EU扩大成员国)，则不会影响多边贸易自由化，因为EU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对特惠伙伴国的直接现金转移来抵消由于多边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特惠边际的减少。在他们的模型中，PTA对多边自由化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特惠关税是零，不能够继续降低，因此他们建议：在禁止PTA不可行的今天，为了最小化这种影响，应该放松对特惠关税的非负性限制，允许进口补贴，通过特惠授予国、接受国和非参与国之间合作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

(二)第三国的外部激励效应

Ornelas(2005a)认为考虑到外部国家的激励和反应，FTA依然可能会损害多边自由贸易，其基本机理是：(1)FTA外部关税降低到某个程度会提高非参与国对FTA的市场进入。却不需要减少自己的贸易壁垒，而这是多边贸易自由化必须要求的，这表明FTA的建立减少了非参与国从多边自由化所获得的“额外”收益，从而降低了非参与国对多边自由化的支持；(2)如果FTA的参与国政府更偏向于某些特殊利益，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外部关税，加强了贸易创造效应，强化了上面的机制，而非参与国在政治上偏向生产商的话，便会加剧减少非参与国对多边自由化的支持；(3)如果FTA的潜在国预期到这种效应，希望通过推迟FTA的建立来促使非参与国加人多边贸易协议来提高自己的利益，而非参与国则可能希望推迟多边贸易协议来促使FTA的建立，这样便形成了“消耗战”博弈，每个国家设定非合作的关税来彼此施加压力，除非非参与国作出让步，否则会一直阻碍多边自由贸易。

(三)“意大利面碗”和WTO规则的变动

该术语最早是由巴格瓦蒂在国际贸易领域内使用的，它一般指的是国际贸易规则的不统一会给自由贸易带来损害，也是巴格瓦蒂反对区域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的学者研究对巴格瓦蒂的分析进行了扩展。Estevadeordal等人(2007)认为“意大利面碗”的核心是原产地规则，并最早对“原产地规则”进行了定量研究，他们调查了58个RTA的原

产地规则，结果发现，虽然原产地规则呈现出区域性收敛，但是在许多产品上还是存在广泛的差异，平均起来只有1/3的RTA会在某个给定产品上具有相同的原产地规则。

这种规则的不统一不仅仅体现在“原产地规则”上，还包括WTO规则和RTA规则的差异。Pauwelyn(2006)做了一个实例研究，他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软木及与墨西哥的甜料争端，是NAFTA和WTO在贸易争端处理上的规则之间的冲突，他认为这种WTO国际法和区域贸易协议章程之间的差异会引发无休止的诉讼等法律问题。尽管作者并没有分析这种差异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但是规则的冲突和重叠无疑会影响贸易的自由化。

有些学者从WTO规则的变动分析了RTA的阻碍作用。Lloyd and MacLaren(2004)认为由于RTA中许多超越GATT/WTO的内容和规则也被纳入其中，例如乌拉圭回合中的有关服务、知识产权的规则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议最初都是在RTA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EU和美一加FTA，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EU和美国利用RTA的网络来形成联盟，并将它们的观点逐渐转化为WTO的新规则。这有可能会加强发达国家的力量并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使WTO的规则不利于合理的多边贸易。Davis(2006)同样指出：PTA的存在会把一些贸易争端处理从多边转向双边，交给RTA的组织机构，使得大国有更多的选择，减少了小国的谈判力量，在争端处理上可能会不利于小国，这是由于WTO的争端处理机制更透明，并且容易和具有共同看法的国家形成联盟，以平衡大国的力量。

二、促进作用

(一)多米诺效应

Baldwin(1994)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否决定加入区域集团是由“反加入”和“亲加入”两种力量的平衡决定的，“亲加入”力量主要是向该集团出口的企业，“反加入”力量主要是进口竞争型企业以及非经济目标。由于集团区域一体化的深化，会对非成员国企业的利润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会面临更多的歧视，另一方面无法进入一个更大市场所导致的机会成本增大，因而鼓励出口商利益集团加强对政府的游说等政治活动来推动加入区域集团，而“反加入”的力量也会上升，只要出口部门的产出高于进口部门的产出。由于政治力量与部门规模相关，从而打破原先的力量平衡，使国家加入到集团中。随着集团的扩大，非成员国的成本劣势不断上升，引发新一轮的非成员国内的“亲加入”政治活动，从而导致集团的进一步扩大，产生“多米诺”效应。Baldwin与Rich-ard(2006)进一步详细分析了打破这种力量平衡，从而加强“多米诺效应”的三个方面：一是Olson式的游说不对称性。他利用Melitz(2003)和Eaton等人(2004)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指出最大的和最有效率的企业出口，而小企业只在国内销售产品。互惠贸易自由化增加了大的出口企业的利润，同时，由于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强，减少了同类行业中只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小企业的利润，导致一部分企业退出，减少了该类企业的规模，而大企业会从外国市场获益来抵消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此外，国内小企业的部分退出也会带来收益。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小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分散、从关税削减中损失较小等原因，不如大企业那样更容易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而区域贸易集团的建立和扩大正是影响这些具有游说优势的出口企业的利益，最终形成Olson式的”部门内特殊利益政治”的不对称性。二是母市场效应。在贸易成本很高的情况下，一国加人一个区域贸易集团，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市场，产生对产品的更大的需求，根据克鲁格曼的“母市场效应”理论，会使得企业的数量增加程度超过市场需求扩大的程度，为了满足一个更大的需求和规避关税等贸易成本，其他国家的企业会转移到该区域内，从而形成投资转移和企业区位转移，对未加入的国家产生压力。即使在关税等贸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区域贸易集团的建立和扩大必然会恶化未加入国家企业的市场进入，也会导致企业的区位转移。三是不可逆投资。虽然McLaren(2002)和Freund(2000)认为不可逆投资与沉没成本会阻碍一个国家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选择，但是，Baldwin则认为当一个区域集团外国家的企业在区域集团内的一国的不可逆投资已经变成沉没成本，并且构成企业的准租金，此时，区域集团一体化的深化会破坏准租金，因为一体化的深化意味着对非成员国投资的新的歧视，推动跨国企业游说本国加入区域集团，强化“多米诺”效应。

Egger and Larch(2008)利用1955年-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Baldwin的理论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了“多米诺”效应的存在，还发现过去的PTA形成会明显引发新的PTA的建立，但同“多米诺效应”相比要小一些，已有的PTA或新建立的PTA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效应随着贸易成本增大而减小，证明了贸易转移效应是导致这种影响的重要因素。

(二)“轮轴与辐条”式扩张

虽然Baldwin认为“多米诺效应”会最终实现全球自由贸易，但他的分析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可以自由加入贸易集团的假设之上，Yi(1996)和Goto and Hamada(1999)认为贸易集团的扩张由于已有参加国的反对可能会停止吸收新的成员国，从而构成了“多米诺效应”理论的挑战。Hiroshi Muku，nok和Kentaro Tachi(2006)则从“轮轴与辐条”型FTA这个角度分析了FTA是否会导致多边贸易自由化。他们构建了一个线性需求函数和古诺垄断竞争的三国对称模型，使用序贯扩张博弈方法，结果表明：通过新成员加入的方式无法达到多边自由贸易，但是通过“轮轴与辐条”型FTA的方式，多边自由贸易是惟一的马尔科夫完美均衡解，基本的逻辑是：如果集团已有的成员国不欢迎外部某个国家的加入，集团中的一国A会和该国签订双边贸易协议，从而使A国成为“轮轴”，其他国家成为“辐条”，由于轴心地位使得本国可以提高消费者福利，并能够自由进入新的合作国的市场，从而抵消本国市场上厂商利润减少带来的负效应，而辐条国的总福利则明显下降，甚至有可能会低于没有区域贸易协议情况下的福利，所以会刺激辐条国签订“辐条一辐条”型协议，尽管轮轴国会预期到这种可能对自己不利的结果，但是短期利益依然会促使其成为轴心，此外每个国家也会签订新的贸易协议来避免成为辐条，这样增加了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可能性。他们据此还指出FTA在达到多边贸易自由化方面要优于CU。

(三)“战略效应”和“分配效应”

Ornelas(2005b)认为两个方面会使产生导致外部关税下降的力量：一是“战略性效应”。由于两国签订FTA协议，一国的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到另一国市场中，也会获得由于该国高关税带来的保护效应，而原先这些保护只是给本国企业的，这种贸易保护的“转移”会削弱FTA参与国增加外部关

税的刺激。二是“分配效应”。假定政府容易受到要求增加贸易保护的国内厂商力量的游说，效用采取GH形式，政府使用关税作为一种分配手段，将部分消费者剩余转给生产商，由于FTA的签订，另一国厂商自由进入本国，增加了在本国市场上的份额，所以政府将消费者剩余转给本国厂商的能力下降，还会将其部分转给FTA合作国的厂商，从而可能会导致政府降低外部关税，提高消费者剩余，从而增加政府总效应。在其构建的寡头垄断竞争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中，假定成本和需求函数线性条件下，由于外部关税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会高于贸易转移效应，会同时促进和FTA伙伴国与第三国的贸易量，从而FTA对所有方都是有利的。

(四)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

传统的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集中于对国内利益集团或投票者的分析，但Hansen and Mitchell(2000)指出外国企业对政府的游说强度和游说支出和本国企业基本相似，Gawande等人(2006)进一步指出，外国企业的游说也会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尤其是行业的关税结构。从某种意义来说，外国游说也可以看作是国内贸易保护力量的一种表现形态。Stoyanov(2009)第一个分析了FTA条件下，外国利益集团的游说对FTA参与国外部贸易壁垒的影响。他认为FTA伙伴国的利益集团在FTA建立之后，会像本国利益集团一样对政府进行贸易保护游说，会抵消甚至会大于Ornelas(2005b)所认为的效应，从而产生更高的FTA外部关税的压力。由于大部分的国家至少是一个特惠贸易协议的成员，所以贸易协议伙伴国的游说会增强FTA的贸易保护倾向并阻碍多边贸易自由化，即使WTO限制FTA设立后的外部关税提高，外国利益集团的游说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关税减少，并有可能促使政府使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方法来加强贸易保护，而这种阻碍作用在一个大国和小国的FTA中的小国表现最为明显。

三、不确定

(一)时间动态性

Bagwell and Staiger(1997a)分析了自由贸易区的“转换期”(即一个区域贸易协议谈判到正式执行的时期)对多边关税合作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会导致暂时性的多边自由贸易政策的倒退，在转换期内，由于非参与国预计到区域贸易协议实施以后的贸易转移作用，参与国对多边贸易伙伴的依赖程度降低，而在转换期内贸易类型由于时滞没有改变，使得之前的形成的合作博弈均衡的平衡被打破，所以多边关税水平将上升，但是当区域贸易协议对多边贸易的影响已经定型以后，初始的均衡将重新出现，多边自由贸易政策将恢复，关税水平甚至有可能低于初始水平。BagwelI and Staiger(1997b)使用相似的方法，分析了关税同盟的市场力量效应对多边关税合作的影响，并得出相反的结论：在转换期内，关税同盟的预期会对多边自由贸易政策产生“蜜月”效应，多边关税水平降低，但是转换期结束后，关税水平会恢复到原先。这是由于关税同盟提升了参与国的市场力量，参与国发现采取更高的关税将有利，这是对非参与国不敢采取对峙或发动贸易战的威慑，而在转换期内贸易类型由于时滞还没有改变，从而降低多边关税，但关税同盟实施后，市场力量已经发生作用，新的关税合作均衡将形成，多边关税将提高，并可能超过初始水平。他们同时指出，导致这种不同效应的原因在于，对非参与国来说，自由贸易区只有贸易转移效应，而关税同盟还包括市场力量效应。如果同时考虑两种效应，结果将比较模糊，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

Bond等人(2001)分析了一个关税同盟内部自由化的深入对贸易集团与第三国之间的多边贸易协议的稳定性的影响，这样便剔除了贸易谈判中市场力量的作用。构建了一个三国三产品的对称的关税同盟模型，所有的消费者具有不变替代弹性，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盟与第三国的多边协议由一个无限重复博弈过程来决定。随着集团内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导致贸易转移，从而减少了第三国保持原先多边协议的吸引力并提高了违反协议的动力，为了阻止多边协议的崩溃，关税同盟必须降低其外部关税。他们指出芷Cobb-Dou出s偏好形式、初始多边协议是激励相容的等条，牛下，伴随着Kemp-Wan关税调整的关税同盟内部自由化的深化将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激励相容的，没有国家有动力来违反初始的多边协议，即不会阻碍原先的多边贸易自由化。在他们的模型中，决定这种激励相容性的关键因素是关税同盟内产品和第三国产品之间的消费替代弹性σ，而关税同盟的禀赋结构和相对规模则没有影响，如果σ≤1则是激励相容的，否则Kemp-Wan关税调整是不可维持的。而使用欧盟1986年数据，估计出σ为0.85，表明欧盟内部自由化的深化可以通过对外部关税的Kemp-Wan调整来保持多边协议的激励相容。此时，关税同盟内部自由化的深化不会影响原先的多边贸易协议，反而会降低关税同盟的外部关税，从而促进多边自由化。此外，他们按照Grossman and Heloman(1994)的框架将同盟的共同关税由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内生决定对模型进行了扩展，在游说对称性(如同盟内各国进口竞争部门的游说是对称的、同盟内各国出口部门游说的力量是相等的、第三国内不同进口竞争部门游说的组织是相等的)的假定下，发现要保持这种激励相容可能要求同盟对外部关税作出的调整不等于Kemp-Wan关税水平，具体调整幅度由游说部门的相对组织程度、比较优势大小和关税同盟的相对规模来决定。此时，关税同盟的深化有可能增加多边关税水平，阻碍多边贸易自由化。为了获得和提高对非成员国的贸易条件收益会有“战略性”动力来限制成员加入，即最大的CU的规模会有一个上限。此时，CU的建立会阻碍多边贸易自由化。使用相似的模型，Yi Sang-Seung(2000)分析了FTA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分析表明：无论在哪一种规则下，全球自由贸易并不一定是惟一的均衡解，是否会导致和维持一个全球FTA，严重依赖于产品替代程度和国家数目，究其原因，在“开放型区域主义”规则下，他认为是由于FTA建立中潜在的“搭便车”问题：假设一开始有一个全球FTA，其中一个国家偏离自由贸易，并对未偏离的国家征收福利最大化关税，当N很大时。这种偏离的收益会大于其他国家对该国征收的关税所带来的福利损失，每个未偏离国都想搭其他国家来制裁偏离行为的便车，从而使得全球自由贸易不稳定，但是当N值较小时，偏离行为的收益较小，所以没有国家会偏离自由贸易；在“一致同意型区域主义”规则下，他认为原因是：虽然单个国家可能没有动力偏离自由贸易，但是存在几个国家联合构建FTA以最大化其福利，从而偏离全球自由贸易的动力，由于其他国家无法加入到该FTA中去，也可能会自己组建新的FTA，从而形成几个FTA共存的局面。

四、实证研究

(一)支持性的经验研究

关于“区域主义”对“多边主义”影响的最早的实证研究是Foroutan(1998)所做的，她发现乌拉圭回合之后参与PTA的拉美国家有更低的平均多边关税水平。但由于：一方面，她没有控制其他变量，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拉美放弃进口替代战略，实施了相当程度的单边贸易自由化，所以一般认为，她的发现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Mag，ee and Lee(200i)利用1968和1983年51个行业平均外部关税变化的51个观测值，认为EEC(European EconomicCommunity)的成立使得成员国降低了外部关税。近期比较有影响的支持性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一是Bohara等人(2004)利用1991年一1996年阿根廷的贸易和关税数据，分析在Mercosur贸易协议下，巴西(较大的FTA伙伴)的进口渗透和贸易转移对阿根廷外部关税的影响；二是Estevadeor-daI等人(2008)研究了1990年-2001年10个拉美国家的情况，发现FTA的形成促进了外部关税的减少，一国在某个部门给伙伴国的关税优惠越大，该国越可能在这个部门减少外部关税，但关税同盟的这种“关税互补”效应很小甚至没有。

(二)反对性的经验研究

Limao(2006)使用美国贸易数据发现，美国从PTA进口的产品的关税减少小于那些只从非PTA进口的相似产品的关税减少，他认为美国PTA的一个直接效应是导致PTA产品的MFN(most-favored-nation)关税高于不存在PTA时所做的合理的反事实模拟值，平均起来，一个非美国PTA国的出口商向美国出口一个PTA产品与出口相似的非PTA产品只能获得52％的利益(以价格增加来衡量)，当某种产品全部是从PTA进口的或者该产品在PTA伙伴国向美国的出口中的比重很大时，这种作用更加明显。美国通过PTA还会产生间接效应，指的是美国由于PTA没有降低MFN关税，而GATT多边谈判的基石是互惠性，所以美国的多边贸易谈

Bond，Riezman and Syropoulos(2004)用类似的方法分析了FTA动态变化的影响，并强调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他们构造了一个三国模型，两个对称、相同的国家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假设外部关税由每个国家在一个单期非合作的博弈条件下最大化各自国家福利来内生决定，结果发现当未参加国保持关税不变时，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导致成员国的外部关税低于Kemp-Wan关税水平，使第三国贸易条件改善，并提高了第三国的福利。当第三国采取最优化行动时。FTA参与国外部关税的下降会提高第三国的关税，即FTA的外部关税与第三国关税是战略替代的，这是由于FTA的外部关税的增加会减少对第三国产品的需求，降低了其出口的市场力量并提高需求的价格弹性，但是FTA内部关税和第三国的关税是战略互补的，随着FTA内部关税逐渐降低，第三国的关税将逐渐降低，所以第三国关税的变化取决于FTA是否处于“转换期”。

(二)贸易集团形成规则的差异性

Yi Sang-Seung(1996)区分了“开放型区域主义”和“一致同意型区域主义”，前者指只要外部某个国家遵守同盟的规则都可以自由加人该同盟，包括两种具体形式：同步行动博弈和有限期界序贯行动博弈，后者指某个国家要加入某个贸易集团必须征得所有成员国的同意。通过构建包括N个对称国家的世界模型，消费者消费一个基准品和一组差异化产品，并采用拟线性效用函数，首先，他发现一个效用最大化的CU的建立会使非参与国福利恶化，并且一个CU参与国的福利与CU的大小正相关，然后，他证明了，在“开放型区域主义”规则下，全球自由贸易是同步行动博弈的惟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解，同时当CU的规模不对称时，也是序贯行动博弈的惟一子博弈完美均衡解，这是由于一国会不断脱离小的CU来加入大的CU，最后形成一个全球CU，此时，CU会促进多边贸易自由化。在“一致同意型区域主义”规则下，全球CU则并不是一个稳定解，这是由于大的CU的成员判国对来自于美国的产品提供更少的关税减免，而那些出口同类产品的其他国家也会面临该国的更高的MFN关税，从而阻碍多边贸易自由化。Karacaova|i and Limbo(2008)使用东京回合与乌拉圭回合之间的产品水平上的关税数据，发现EU的PTA阻碍了其多边贸易自由化，具体来说，EU对那些不受PTA影响的产品的平均多边关税减少的估计值是PTA产品的两倍，而EU在上世纪80年代和1995年的扩大没有明显影响其多边贸易自由化。对于样本的PTA产品集来说，没有特惠条件下反事实估计出的关税应该是1.4％，而现实则是4.7％。Limao(2007)研究了通过实证数据，研究了美国通过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CBI)和Andean TradePreference Act(ATPA)两个贸易协议向加勒比地区和安第斯地区的国家提供一系列产品的单边优惠，以获取在劳工标准、知识产权和禁毒合作等非贸易目标上的收益，对美国相应产品的MFN关税的影响，获得了类似的结论。

Stoyanov(2009)利用加拿大加入NAFTA前后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外国游说对加拿大多边关税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企业在加拿大加入NAFTA之前游说加拿大政府削减贸易壁垒，而在加入NAFTA之后则相反，平均来说，美国企业游说会增加关税0.21％，非关税壁垒1.87％，保护份额4.26％，虽然比不上加拿大国内企业的1.33％，7.31％和7.81％，但是NAFTA的建立无疑会通过外国游说影响了多边贸易自由化。

Estevadeordal等(2008)分析了为什么他们的研究和Li-mao(2006)以及Karacaovali and Limao(2005)的研究结果相反，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前者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后者研究的是发达国家，由于前者关税较高，贸易转移的成本以及对自由化的动力要远大于后者。另一个原因在于后者分析的是由多边贸易回合导致的外部自由化，而前者分析的是单边的外部自由化。最后的原因在于特惠的目的，发达国家经常利用特惠来获得非贸易领域的让步，而发展中国家的特惠一般是相互的，主要以贸易为目标。

五、评论与启示

可以看到，在“区域主义”影响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问题上，从克鲁格曼、巴格瓦蒂的论文直到现在，争议一直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答案依然和Winters(1996)所说的那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经济学家们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共识，如评判“区域主义”的影响需要综和多种力量的影响、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是影响多边自由化的重要渠道、发展中国家的RTA的作用偏重于促进而发达国家的RTA(尤其是PTA)则偏重于阻碍，区域主义是否促进和阻碍多边主义的判断严重依赖于模型的假设前提等。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许会有更多的共识产生。

自由贸易主义范文第3篇

不过，凯托学会的贸易研究员西蒙・莱斯特并不这样认为。他在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说，中国发起的RECP对于TPP并非威胁。尽管在劳工和环境方面标准不同，在本质上RECP和TPP都致力于减少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地区自贸协定牵涉多个国家，中国提倡的贸易规则并不牵涉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应认识到，无论是谁主导自贸谈判，最共赢的方式其实是多边主义。 2014年5月19日，新一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部长级会议在新加坡举行。

自贸协定遭遇“文明的冲突”？

对于TPP，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这样说：“我们必须确保美国――而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本世纪世界经济的贸易规则。”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温也曾说：“贸易协定要不由美国制定，要不由中国制定、美国不参与。”

中美在自贸协定上真的如此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吗？莱斯特认为，美国主流舆论在自贸协定上的意见好似“文明的冲突”再现：中国的重商主义与“专制”，对决美国的自由市场与民主。实际上，如果对中国发起的RECP仔细考察，中式自贸协定和美式自贸协定根本不存在“文明的冲突”。

中国于2012年发起的RECP参与谈判的国家有16个，包括东盟十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与新西兰。莱斯特说，让中印两国达成自贸协定的难度本身就非常大，遑论参与RECP谈判的16个国家。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RECP是对TPP的一种反应，如果TPP谈不成，那么RECP多半也谈不成。因此，直白的讲，美国完全没有必要对RECP感到恐慌。

更重要的是，中国发起的自贸协定不是美国价值观的“邪恶威胁”。尽管RECP还在谈判阶段，许多细节仍未可知，但中国不可能在RECP谈判中“任性”。近至东盟国家、新西兰，远至冰岛与瑞士，中国都有贸易协定可作参照。

其实，中式自贸协定的诉求与其它自贸协定非常相似：降低关税，开放服务业，鼓励人口自由流动。以中国与新西兰的自贸协定为例，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承诺降低从新西兰进口的96%的货物关税;在服务贸易上，中国对新西兰开放大部分市场;人口流动上，中国给予新西兰人更多便利。

由此来看，中式自贸协定“”并不成立，中国并没有在自贸协定中倡导重商主义，其贸易协定与其它国家并无二致。反过来，如果中国追求的自贸协定与其它国家一致，则可以达到双赢局面，甚至美国也可以因市场繁荣而获益。

自贸协定应回归多边主义

宣称中式自贸协定会威胁美式自贸的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在劳工和环境问题上的标准没有美国高，这会威胁美国的价值观。莱斯特认为，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一方面，劳工和环境标准是否应该纳入自贸协定的谈判中，至今还无定论。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并没有强制要求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而当它们发展起来后，却要求发展中国家达到劳工和环境相关标准，这听起来有点殖民主义。

另一方面，即使中国在劳工和环境上的标准与美国不一样，中国推进其自贸协定也并不会影响美国。中国的自贸协定不会强迫越南等国实现某些劳工和环境标准，也不能阻止这些国家接受美国标准。唯一的风险在于，越南等国可能因中国宽松的要求而拒绝美国的自贸协定谈判，但基于美国强大的市场吸引力，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非常小。

另外，美国对于在贸易协定中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的坚持，并非源于其自由市场的价值观，而是因为利益集团的游说。例如，美国要求在贸易协定中对国有企业加上诸多政策限制，但对补贴政策却很少规范。这是因为美国没有什么国有企业（中国和越南拥有很多国有企业），而在国内大量采用补贴政策。

宣称中式自贸协定会威胁美式自贸的另一个观点认为，贸易协定应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因此，TPP作为美国重返亚洲的经济工具，不能与RECP共存。

莱斯特认为，贸易协定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现象很普遍，可经常被误用，甚至损害经济利益。美国就曾与澳大利亚签订自贸协定，而把新西兰晾在一边。美国为什么在贸易上歧视新西兰，限制贸易开放的范围？因为它要奖励澳大利亚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惩罚新西兰的不支持态度。

在贸易协定中加入太多外交考量，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改善经济状况，只有以此为目标，贸易政策才能发挥作用。让亚太地区实现自由贸易本身是一件可以共赢的好事，可让外交在贸易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纯属本末倒置。外交不应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贸易政策的出发点。

莱斯特说，无论是TPP还是RECP，地区贸易协定其实不利于全球自由贸易，因为地区贸易协定会有很多扭曲自由贸易的规定，这会损害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

自由贸易主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美国；外贸政策；国际贸易规则；贸易立法

中图分类号：F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IX(2009)05－0184－02

一、引言

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区域经济体，中国必将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中国外贸政策如何制定和执行?中国如何应对纷繁的国际贸易纠纷?尤其是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贸易纠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鉴于此，笔者通过考察二战以来美国外贸政策的制定与发展，分析隐藏其中的深层次问题，希望能够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某种思路。

二、美国外贸政策演变的三个阶段

(一)自由贸易阶段

二战结束后，美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主张通过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推动世界贸易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对建立区域性经济贸易集团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战后10年，是美国经济竞争力最强盛的时期。当时，在经济实力、劳动生产率以及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美国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1950年，美国人均C,DP是西德的4倍、日本的15倍；美国市场容量比排名世界第二的英国大9倍以上；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几乎也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种绝对优势决定了当时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是推动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为此，美国推动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通过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关税率普遍由1947年的40％降到东京回合之后的5％～8％。

(二)调整阶段

新贸易保护主义。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在世界事务中，领先国家的力量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和欧洲已经在从汽车、家电到半导体的广泛领域内夺取了竞争优势，美元频频发生危机，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1974年美国通过《贸易法》是美国贸易政策的转折点，其中就包括所谓“301条款”。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开始出现，80年代下半期其思潮几乎席卷全球，成为一种国际思潮。

管理贸易。石油危机以后，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大量运用管理贸易政策，可以概括为：国家制定各种对外经济贸易法规、条例和措施，对本国进出口贸易加强有秩序的管理。所谓管理贸易，是指建立在协调基础上，以政府干预为主导，以蹉商谈判为手段，对本国进出口贸易关系进行干预、协调和管理的一种国际贸易体制。

公平贸易。1985年9月23日，以里根总统宣布“贸易政策行动计划”为标志，美国贸易政策开始了从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的转折。“公平贸易”的概念历经卡特政府的酝酿、里根政府的提出和克林顿政府的完善，现已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1993年2月17日，克林顿将公平贸易作为美国扩大贸易的国家经济战略的一部分，这标志着美国的贸易政策已彻底完成了由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的转变。

区域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的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开始积极筹建北美自由贸易区，并把推进西半球经济的一体化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转变有其深刻的背景。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空前加快，欧盟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强，开始挑战美国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增强。2003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简称AITFA)建立；2005年，东盟一中日韩(10+3)会议联系机制已经启动，东亚合作机制逐步成熟。

(三)多元化阶段

1993年以来，克林顿政府实施以新贸易主义为核心的对外贸易政策，打进国外市场和对付外国不公平贸易的行为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两个主轴。

多边贸易谈判。美国积极利用GATT与WTO的多边谈判机制来推助其打进国外市场及不公平贸易的政策目标，可谓不遗余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乌拉圭回合协政策。第二，乌拉圭回合协定在反倾销及政府补助的规定上，与美国本身的法律差别不大，十分有利于美国打击其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区域性贸易机制。美国在推动全球多边贸易机制时，利用与其周边国家形成自由贸易区的策略来配合之。美国在此方面的努力有三个明确的主轴：第一，西半球经济贸易集团，即包括所有美洲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第二，亚太自由贸易区，即以美国为核心的横跨太平洋的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APFTA)；第三，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美国利用北美自由贸易集团与欧盟进行对话，组建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TAFTA)。

双边性谈判。美国对一些双边问题特别突出、保护色彩特别浓厚的国家，则寻求以双边贸易谈判的方式打进这些国家的市场。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策略在于用其绝对优势的谈判力量，各个击破，一个一个地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美国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借此创造一个有利于美国产业出口扩张的“公平竞争”环境，以确保美国商业利益。

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1)贸易单边主义。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形成了一种特征，即注重以国内立法形式强调单边管理，使贸易保护法律化、制度化；同时，美国常常无视其他国家反托拉斯法域外管辖制度较为普遍采用的利益分析原则。(2)贸易霸权主义。美国司法机构往往勒令提供域外的文件或要求外国证人出庭作证；高达3倍金额的反托拉斯法案件罚款判决更使许多国家都难以接受。美国甚至宣称，其贸易政策重心将进一步向按美国模式统一国际贸易竞争规则倾斜。

三、美国外贸政策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先后经历了自由贸易、保护贸易、管理贸易、公平贸易等多个阶段；对外贸易重点也经历了从要求开放市场到公平竞争的转变；对外贸易政策先后呈现出多边主义、区域主义、双边主义以及单边主义色彩。美国外贸政策的转变，表面上体现了美国人的灵活性，实质上揭示了美国经济实力与国家竞争力相对下降的客观事实。然而，在外贸政策运用方面，重读美国外贸政策的演变历史，依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正确对待国际贸易规则。国际贸易规则是一种约束双方的机制，这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国际规则。一方面，在规则制定上，要努力把反映本国利益的条款增加进去；同时，尽可能规避负面条款，如果直接规避不了，可以通过区域和双边机制绕过不利条款，进行间接规避。另一方面，在规则执行上，要坚持对等原则，即缔约双方都要按照规则办事。要成立相应的机构来监督外方执行贸易规则情况，对执行良好的要给予一定奖励，相反，恶意设置障碍的，要给予一定的惩罚。

自由贸易主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贸易 后危机时代 多变自由贸易制度

此次金融危机是经济史上影响最严重、规模最大的经济危机之一，其后果导致全球需求急剧减少，使得国际贸易全面萎缩，甚至出现负增长。由于我国 金融市场尚未完全放开，国内金融机构对海外金融市场的投资参与程度不高，因此，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十分有限。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次 贷危机引发的美欧经济放缓甚至衰退，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特别是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货物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将首当其冲的受到负面影响。因此，次 贷危机通过贸易渠道对我国经济的间接影响不容忽视。其所引起的国际贸易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全球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导致贸易保护措施泛滥，且频繁发生，贸易摩擦增多，阻碍了国际贸易发展。新一轮贸易保护将呈现多样化、隐蔽化、综合化等特点，并且从传统市场向新兴市场扩散。

（二）国际贸易方式发生一定变化

一方面，由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网络贸易方式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传统的贸易方式受到挑战，一些传统贸易方式已不适应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 一些传统贸易方式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受到挑战，如信用证、托收等结算方式的风险越来越大，由于进口商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进口商欠款很普遍；使出口商的坏账 率越来越高，这就迫使企业必须采取更加安全、保险的贸易方式。

（三）贸易融资困难

商业银行惜贷在短期内将成为其经营行为。虽然各国央行不断降息，向银行注入流动性资金，但银行不为所动，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失效。国际贸易主要依赖短期信贷融资，但是，目前贸易融资市场形势已严重恶化，各国进出口企业获得短期信贷融资越来越困难。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如何减轻其对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恢复正常的贸易秩序成为世界各国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仅从如下几方面提出几点建议措施。

(一)推进多边自由贸易制度建设

在金融危机中，经济衰退是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根源。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好像一对孪生兄弟。贸易保护会造成出口国贸易及经济急剧下降、报复性贸 易措施增多，还会产生破坏已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格局，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体系的构筑。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的经验表明，贸易保 护主义和经济孤立政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世界各国的贸易战争，放大经济危机的破坏力，导致新的危机爆发。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积极推进 多边自由贸易，可以有效遏制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实施多边自由贸易政策还能有效增强危机下的国际合作、减少贸易战争，降低危机传染，尤 其可以给予受到危机冲击的国家以通过贸易得到恢复的机会。

(二)开展贸易谈判，增强贸易融资

金融危机从多种渠道影响各国贸易，极易导致国际贸易秩序的混乱和恶性竞争。贸易谈判与合作是各国在危机发生后减少贸易巨大波动的重要举措。世 界各国在面临金融危机时，通过贸易谈判，利用合理的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和抵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能有效解决潜在的贸易争端，并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减 轻危机对贸易的消极影响。有相关学者认为，地区贸易合作是贸易谈判的积极成果，这有助于减少贸易的不平衡和金融的不稳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积极展开贸 易谈判有助于地区经济的复苏。

(三)优化贸易结构，改善贸易条件

对外部所发生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把危机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就应加快调整本国的经济结构，其中优化贸易结构是重要的一项选择。面对金 融危机，世界各国应互相主动进行贸易产品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各国可在体现自身自然禀赋与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创造可以弥补他国市场需求的产品，通过彼此协商 调剂产品进出口余缺；同时贸易出口结构应尽可能多元化，增加贸易渠道，以此来“稀释”在危机冲击下的贸易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