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账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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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账户的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宁波；离岸金融中心；建设与发展

一、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发展历程及监管经验借鉴

发达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建立历史悠久，最早的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而现今全球共形成了三种类型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分别为伦敦-香港型离岸金融中心，纽约-日本型离岸金融中心，新加坡型离岸金融中心。由于每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方方面面都存在差异，所以三个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是有区别的。即使中国国情有所差异，但是多样化的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都能给宁波离岸金融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伦敦-香港型离岸金融中心

伦敦离岸金融市场和香港离岸金融市场是属于内外混合式模型，即通过国内已经存在的金融系统来开办离岸金融业务，进行离岸融资活动。这种模式把国内和国际金融业务相混合，银行和企业可以在该离岸金融市场可以通过一个账户同时办理国内业务和离岸业务，因此也称其为“自然形成”的市场。伦敦离岸市场在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混合经营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建于2004年，由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影响力有所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巩固与加强，因此对于在香港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具有战略意义。虽然内外混合式经营的离岸金融市场能开办国内金融业务，但是却不受制于国内与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从而在该市场的资金流动情况是无法监管到的。从这个层面来说，在伦敦和香港离岸金融市场中，国内资金可以流向国际，而离岸资金可以流向国内金融体系，这种模式极大地提高了资金的流动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资金的流通范围。但是与此同时该模式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和投机行为：由于当地政府在该市场中对于流向国内金融体系的离岸资金是无税收的，也无存款准备金制度，国内金融市场高度开放，因此很容易产生银行和企业利用这一特点进行非法商业行为的现象。

（二）纽约-日本型离岸金融中心

纽约离岸金融中心和日本离岸金融中心是属于内外分离式模型。即独立于国内金融体系之外而创建新的离岸金融中心来开办离岸金融业务，进行离岸融资活动。这种模式把国内和国际金融业务相分开，银行和企业不可以在该离岸金融市场同时办理国内业务和离岸业务，因此也称其为“人为创设，内外分离”的市场。纽约离岸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其重要形式为美国纽约国际银行设施，改变了长期以来离岸金融业务经营外国货币的现象，因此其只经营银行业务，而没有证券业务和期货业务的办理。日本离岸市场建于1986年，由于日本在1985年讨论了日元国际化问题，因此次年便决定建立离岸金融市场来作为其金融市场国际化中重要的一步。

同伦敦和香港型离岸金融市场类似，纽约和日本离岸金融市场也是没有要求提前扣除利息税，没有存款保险金和法定准备金，同时也不受制于国内金融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该市场金融业务交易对象主要它的主要交易对象是非居民与会员机构，其中非居民主要指国外企业、国外的政府和国外银行的海外分行等，因此在该模式的离岸市场中筹资只能吸收外国政府、外国银行和公司的存款，而且贷款不能在本国境内使用。

而与伦敦和香港型离岸金融市场不同的是，在纽约-日本离岸金融市场中办理离岸金融业务和国内金融业务不能用同一个账户，具体来说就是要设立离岸业务和国内业务两个账户，实行内外分离。虽然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资金的流通效率，减慢本币国际化的进程，但是其大大地增加了交易主体使用资金的安全性，降低金融危机的风险，并且也有利于政府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

（三）新加坡型离岸金融中心

新加坡型离岸金融中心是介于伦敦-香港式离岸金融中心和纽约-日本式离岸金融中心之间的又一种模式，既有内外混合式的特点，又有内外分离式的影子，因此又称为渗透型模式。该模式的分离特点具体表现在交易主体必须要设立国内业务和离岸业务两个账户，混和特点表现在这两个账户是相互联系并相互渗透的，即交易主体的资金可以在离岸账户和国内账户中相互转移。

与前二者离岸金融模式相似的是新加坡离岸中心的政府也实施了一系列市场优惠政策，例如扣除了利息税等，这极大地吸引了来自国内国外的资金流入，又由于其相互渗透的特点，使得资金在该市场的流通取得了很大的便利。在许多国家中由于受到外汇管制，企业无法将国内货币与外国货币进行自由兑换，而这种渗透式离岸金融中心便实现了国内账户与离岸账户的双向渗透，因此新加坡采取这种模式对其本国货币国际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上海自由贸易区离岸金融发展历程经验借鉴

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离岸金融的不断发展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给宁波离岸金融的建设与发展带来深刻的借鉴意义。上海自由贸易区离岸金融的建设历程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定位准确

上海自由贸易区离岸金融中心是中国大陆首次建设成功的离岸金融中心，因此其在中国国内具有领头羊的作用，带领着未来中国其他地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同时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上海己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其金融的发展也刻不容缓。从以上英国、日本、美国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可知道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发展是该国走出去并迈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相关专家裴长洪表示，没有离岸金融业务的上海自贸区想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比较困难的。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币在各国投资贸易活动中将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因此不断完善修改离岸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不论对国家的经济层面还是政策层面上都至关重要。国家可以增加国内银行办理离岸金融的业务点的同时，增加国外的金融机构在本国合法开办离岸金融的业务点，使得上海自贸区的离岸金融业务立足于国内国外全面发展。

（二）立足国情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方方面面都存在差异。

从经济上看，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尤其在金融方面。中国的金融市场起步较晚，而且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基本上处于“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现状，因此上海自由贸易区的离岸金融建设必须要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

从政治方面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人口基数大，因此在中国建设离岸金融中心将会由巨大的市场空间，同时也将伴随更大的风险，因此与发达国家的由多个国家或者国际监管机构不同，上海自由贸易区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将会加大对市场监管的力度并由本国政府及监管机构控制。

从优惠政策来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离岸金融中心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和上海城市当地的发展需要制定的，由于其设在中国大陆范围内，所以并不享有其他国家的优惠政策。

从法律上看，中国制定的与金融相关的法律条文尚不健全，甚至出现许多漏洞，给投机者进行违法的商业行为的机会。因此上海自贸区的离岸金融建设必定要加强政府的监管，增强对违法的惩处，同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三）分阶段实施战略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离岸金融建设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建立之初则采用纽约-日本离岸金融中心的模式，即实行严格的内外分离制度；在成熟阶段则将放宽对账户分离的限制，模仿伦敦-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模式，实行国内账户与离岸账户一体化的措施。

宏观上政府要注意监管的力度，即在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初建阶段主要通过政府的鼓励政策推动，随着其不断发展并能独自面向国际市场时，政府将会减少干预，让市场自由发展。

微观上上海自由贸易区对交易币种进行了限制，并且只限于银行业务的办理，并不对证券业务和期货业务放开，直到其逐渐成熟，才扩展到债券、基金和保险等相关业务的办理。这样能有效地降低风险同时促进离岸金融的发展。

三、宁波离岸金融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类型定位

与上海自贸区成立离岸金融中心的条件相比，宁波作为二级城市的经济实力偏弱，金融体系不完善，而且缺乏政策战略上的支持，因此其建立与发展离岸金融中心的道路上将较为困难。但改革开放以来，宁波也在搭乘政策的顺风车飞速发展着，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国内城市前列，地处长江三角洲，濒临东海，地理位置良好，因此促进其离岸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另外外贸出口是宁波的传统优势产业。统计显示：去年宁波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1047亿美元，同比增长4.4%。其中出口731.1亿美元，同比增长11.3%，分别高于浙江省和全国1.4和5.2个百分点。利用外资呈现新亮点。去年宁波市新批外商投资项目468个，合同利用外资70.2亿美元。由此看来，宁波对外贸易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就必须加快其金融的建设与发展，使得金融与贸易齐头并进。

根据宁波自身发展现状，在给宁波离岸金融的发展定位时要综合考量其优势和劣势，充分发挥其优势的同时摒弃其劣势。在借鉴国外发展较好的离岸金融中心和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后，作者认为宁波的离岸金融中心建设应该参考纽约-日本型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之路，即加大对离岸金融业务的监管力度，对国内账户与离岸业务进行分离，降低金融业务办理的风险。

（二）具体措施

1.风险控制

与国际金融市场相伴发展的是金融风险，风险管理和市场监管收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将会面临更大的通货膨胀风险，但是为了规避经济危机，发达国家通常也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增加该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使得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不断增加。因此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应该增加对风险的控制，增加对风险较低的产品的投资。原油、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在新兴市场经济体需求强劲、金融市场总体流动性较充裕的情况下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全球异常气候越来越多、部分地区政治社会局势动荡使得一些大宗商品的供给受到限制，主要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位运行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较大的波动。

2.市场一体化

一体化的市场主要是指股票市场、汇票市场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市场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体化的表现。国际金融市场中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受到的风险源偏向一致。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各种壁垒越来越少，在业务活动中各种交易工具、结算汇兑、货币种类等呈现较大趋同性，比如在金融市场、机构、工具乃至货币的一体化。各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跨国经营形成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链条，促进了各国市场间的交易量的增长。除此之外，全球不同国家的金融市场表现出利率之间交叉影响，具体表现为不同的金融市场上具有相同的金融工具且其价格十分相近。

3.创新业务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金融创新浪潮和金融工程理论、信息技术的完善，国际金融市场业务创新层出不穷，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蓬勃发展。远期汇率协议、外汇期货、外汇期权、货币互换、信用衍生产品等被世界各国和企业广泛使用，有巨大市场前景。

因此离岸金融的自由化为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具体表现在随着离岸金融的设立，涌现了许多衍生金融工具。因而许多银行应该把握好时机，减少对传统的同业拆借的依赖，通过衍生金融产品实现业务量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随着各大银行企业开始进行各种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时，容易出现衍生金融产品同质化的现象，因此银行要注意以人民币离岸产品为主线的衍生产品创新，避免出现同业价格竞争的情况，不仅对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巨大的帮助，而且更有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自由贸易账户的特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汇率协调；货币融合

自从蒙代尔(Mundell)1961年发表了《最优货币区》一文后，国际货币合作与协调便一直成为经济学界的热点话题，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和欧元的启动为亚洲货币合作带来了相应的示范效应。东亚金融危机让东亚国家和地区意识到进行区域汇率合作是东亚货币的出路，是实现自己利益的必要手段。货币合作又必需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来承载，纵观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在自由贸易区建设初期除了强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之外，还强调各成员国之间的汇率协调，维护区域汇率的稳定，以此来推动区域性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在自由贸易区发展的高级阶段，则会趋向货币一体化(欧元)或强势货币逐步替代弱势货币，由此来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从而促使自由贸易区向真正的经济货币联盟升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初期也必须要加强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家之间的汇率协调，因为稳定的汇率机制可以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和跨国投资的风险，促进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也使自由贸易区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一、东盟主要国家汇率安排的取向与构建东盟货币区的前景

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东盟主要国家而言，汇率制度是一个两难选择：一是由单一主要货币钉住汇率制转向货币篮子钉住制。在实行货币篮子钉住制时，不仅应充分考虑贸易伙伴的重要性，同时要慎重地选择货币篮子的组成，在此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动态地调整钉住货币的权数、拓宽货币篮子的组成。二是根据克鲁格曼的汇率目标区管理模型，制定各国汇率波动的区间。事实上，汇率波动的区间安排是界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间的一种中间型汇率制度，在一定意义上集中了两种极端性汇率制度安排的优点，不仅有助于实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纪律，而且在资本流动性较强的国际金融环境中也提供了抵抗冲击的灵活性。鉴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东盟主要国家目前正实施一种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即实行一种不公开的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其好处是货币当局可以避免根据事先公布的安排和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动而被动地进行频繁的调整，同时可以避免在固定汇率制下本币贬值给其他国家实行报复性措施以口实的情形。选择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安排有利于货币当局依据未经公布的一篮子货币调整汇率，利用主要货币汇率的波动来掩饰本币的有效贬值。

东盟的经济体大部分为小型开放的经济体，往往倾向于选择固定比率制度。因为在这些经济体内，汇率变动不大，可能伴随着对实际竞争力的明显效应。而且，在开放经济体内，由于总的价格指数会比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更为波动。经常的汇率调整降低了货币的流动性。作为这个标准的推论，经济体的规模越小，它就可能更为开放，因此，东盟国家更倾向于加入货币区。在东盟十国中，经济实力主要以原来的东盟五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为主，它们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等方面比较接近，正在加快建立经济一体化进程，各国存在较强的政治意愿，并存在较为成熟的合作机制。所以东盟核心国家在很多方面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将来可以实现较高层次的货币同盟。至于东盟四个新成员，它们与核心成员差距较大，经济发展落后，政治上强调和不干预内政。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不具备实行统一货币的条件。应当看到，东盟如能实现货币一体化，将有助于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助于经济复苏，对区域经济和中国的经济也无疑将起到正面影响。

二、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反应及评述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称人民币汇率不钉住单一美元。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各国反应及外电评论不尽相同。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对中国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规定表示欢迎。日本内阁厅长官佃田博之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第一步，也是人民币国际货币的第一步。马来西亚央行即日宣布，允许林吉特汇率实行管理浮动，决定即时生效，林吉特汇率将由经济基本面决定。韩国央行表示，如果美元对韩国的汇率过度下降，该国央行将采取强有力措施稳定外汇市场。而新加坡则称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不仅可能成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一个重要暗示，而且可能对全球的货币安排产生显著的长期影响。从总体上看，亚洲没有完全可兑换的货币。除日元以外，亚洲大多数规模较大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韩元、新台币、泰珠等)在资本账户内都不可完全兑换。这就意味着亚洲国家之间的大量贸易和其他金融交易的定价、开发票和结算都是以美元来进行的。货币不可兑换的另一个派生物是美元已经成为亚洲各个国家保护其与亚洲其他国家出口竞争的参考基准点，结果亚洲事实上成为美元区的一部分。随着亚洲国家中央银行实行相对干预的政策，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已经被减弱甚至被消除。随着中国放松人民币与美元的联系，并继续开放其资本账户，我们应该开始考虑亚洲国家货币开始表现得更像一个脱离美元区的货币联盟，而不再是作为一体化的障碍。鉴于以上论述，亚洲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元脱离联系的步伐将非常缓慢。这一速度取决于亚洲希望且能够多快地它们的货币完全可兑换。考虑到亚洲金融体系发展的不完善状况，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

与众多表示赞同的意见不同，麦金农在2005年7月29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货币战”指出，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措施对中国经济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具体存在以下五个问题：(1)中国货币当局在放弃了过去的货币政策对象(即“锚”)之后，没有相应响应一个新“锚”，从而使自己的货币政策运作变得不明确起来。(2)中国经济将可能出现通货紧缩，因为人民币升值会引起出口的经济增长减速。(3)在大量“热钱”进入中国的同时，国内货币市场将面临“零利率流动性陷阱”，货币当局将发现在新形势下难有作为。(4)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出口，而且也会影响进口，尤其是通过影响国内投资和国内经济增长而引起进口需求的减少，从而升值对中间贸易平衡的最终效应变得不确定(即不能断定人民币升值将使中国贸易顺差缩小甚至转为逆差)。(5)如果中国贸易平衡格局不因人民币升值而出现显著改变，来自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只会有增无减。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汇率协调与人民币区域化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初期的汇率协调

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可以降低与各国货币兑换有关的交易成本和远期抛补成本，同时间接地减少外贸企业内部关注地区内货币兑换和汇率风险的人员及信息成本；另一方面也会减少区域内未来汇率不确定的风险，从而降低决策成本，使价格体系成为进行正确经济决策的更好的向导。因此，稳定的汇率必然会大大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即产生所谓的“贸易及投资创造效应”。Frankel、Schmukler、Serven(2000)提出了“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取决于其经济、政治等对外依赖关系，因而应使其货币与某一关键国家的货币(锚货币)挂钩，以稳定经济发展，至于采用何种货币作为锚，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政治关系等。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名义锚”理论风行一时，主张对汇率确定一个目标，以此来加强中央银行的货币稳定计划。因此，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汇率协调、合作初期的原则应是：一是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和稳定性；二是建立自贸区最优货币区的时效性和效益性；三是自贸区货币合作的权力制衡性。可以在建立统一目标系统框架后，分阶段、多层次，高速度推进。

中国向货币篮制度过渡，然后与东盟国家采用共同的货币篮，这在技术上说并不困难。因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想的一揽子目标区爬行钉住方案的基本框架包括以下内容：(1)确定参与方相互间的均衡汇率以及波动的大致幅度，同时明确机制参加方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2)自贸区内实行钉住美元、欧元和日元的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至于这几种货币在自贸区各国货币篮中的权重，考虑到货币合作的特点和降低实施货币合作的难度，各国在初始阶段可以根据各国的贸易方向和政策偏好有所侧重，不要追求“一刀切”。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期后，将“锚定货币”的权重由各个国家或地区根据自己的对外贸易比重自行选择的权重过渡到根据整个后贸易整体对外贸易的比重来确定的权重。(3)区内各个国家宣布一个钉住一揽子货币的中心平价水平，并自行确定平价浮动的范围，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共同确定波动幅度。(4)每个国家或地区依然可以保持原有的名义汇率制度。比如印度尼西亚保持爬行钉住汇率制度，这将大大降低各成员国制度转换成本、减少货币合作的阻力，从而迅速推进货币合作的进程。(5)实行“可调整钉住汇率制”，允许各成员国根据本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和汇率失调程度的判断，调整中心平价水平或者是平价波动范围；或者制定某种调整的规则，根据规则来做出自动调整，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固定汇率制或者钉住汇率制下因汇率僵化而诱发的投资冲击。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自贸区汇率机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6)建立一个类似欧洲短期融资安排的融资机制以帮助成员国家对抗货币投机，防范投机冲击、稳定外汇市场，保护汇率制度，或者就此建立自贸区货币基金。

(二)人民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区域化

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趋向成熟以后，着眼亚洲统一货币建设，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要确定机制化的“货币锚”，即以人民币和日元共同组成双锚，这是由日本现有的经济、科技、金融等综合实力和我国经济规模、发展前景及其市场潜力等因素所必然决定的。在此基础上，以这个货币锚为核心构建成特殊的双层框架：一方面日元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保持相互的汇率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其他参与方货币不直接与美元挂钩，而与日元和人民币挂钩，随日元和人民币对美元的上下浮动而波动。这个框架基本可达使参与方面货币的汇率波幅不大，且对美元汇率有调控的联合浮动，为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对东盟特别具有吸引力。据预测，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率年均为7．2％。东盟货币区与人民币货币区的融合，除了经济发展上的需要外，还有地利、人口、地缘上的优势。据统计，东盟地区有50多万华人，形成一张覆盖东南亚的“华人经济网络”，这对两大货币区的融合将发挥积极的作用。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这个“华人经济网络”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湄公河黄金水道的开发，中国一东盟陆路交通的贯通，将把中国与东盟连接为一个统一的市场——至少是地理意义上的，到2010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时，就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但如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定位仅仅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而没有较高层次的货币合作和各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协调，就如同建在流沙上的大厦，随时都有被中断和倒塌的可能。

自由贸易账户的特点范文第3篇

2013年9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延伸和对外流通的催化剂。推动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发展，研究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条件与模式，对于上海自贸区构建稳定高效的金融服务功能枢纽、扩展中国金融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三类主要模式

第一类：“内外混合型”模式。又称内外混合或一体型离岸金融中心，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末，英法联合侵略埃及，致使英国赤字、英镑贬值，英格兰银行以7%利率予以阻止，伦敦各商业银行被迫提供海外美元贷款，以规避严格外汇管制，从而形成内外混合型离岸金融中心。除伦敦外，我国香港地区也是该类型的代表地，两地都具备高所得税和高监管级别、交易规模较大等特点，以伦敦为例，日均交易额4620 亿美元，远高于美国本土2360 亿美元。由于该类型的实施国及地区具备高度管理经营能力，其国内与离岸金融业务不分离，在业务申请程序及账户设置上无严格程序，可与在岸账户并行运作，从而保证了资金的流动无限制。

第二类：“内外分离型”模式。源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因越战形成财贸赤字，当局加紧金融管制导致了大量美元外流欧洲，形成欧洲美元市场。主要代表有美国纽约、日本东京、新加坡等。该类离岸金融中心由于针对非居民交易提供税收优惠、取消境外资本税制、利率管制，但严格分立离、在岸账户及交易，居民、非居民存贷业务，严禁资金的离、在岸账户及境、内外市场流转。

第三类：“避税港型”或“巴哈马型”模式。源于上世纪70年代，离岸金融市场逐渐向其它非欧地区扩散，基于“内外混合型”衍生出簿记型市场。主要有巴拿马、巴林、塞浦路斯、巴哈马等地，通过在不需纳税的城市虚设机构，而在母国开展实际业务，进行账簿层面的境、内外交易，以规避贸易壁垒与外汇管制。该类型离岸金融中心相对规模小，但数量多且相对集中，截至目前全球80%以上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设立于英属维尔京群岛，为该岛贡献超过50%的GDP增长，但在适应性上受限于自身规模较小、税赋轻、具备特殊条件的岛国及中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对于所在地经济的持续增长贡献有限。

除此之外，还有以曼谷、雅加达等为代表的渗透型模式，主要基于分离型演化而成，总体上分立离、在岸账户，居民、非居民投融资，但适度开放离、在岸账户间资金投融资及存贷。根据上述分析，内外分离型能避免上海自贸区实施离岸金融业务发展过程中境外资本对境内资本市场的影响，但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发展国家或区域对于外资投资的吸引及运用；而内外混合型的离、在岸账户资金互动利用，可以推动运行区域的资金吸收运用高效实现，但其主要适用于境、内外、居民非居民存贷业务能高度融合管理的国家或地区，就上海自贸区现金阶段发展情况而言，不能简单套用，应结合“一线（国境线）彻底放开，二线（市场分界线）高效管住”建设原则，实施内外分离混合型模式，即先严格分立离、在岸账户运行，以削减汇率波动引起离岸向在岸账户的影响传导，待资本项目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且监管手段成熟时，逐步转向混合型，推动大规模引资及国内企业海外投资。

二、 上海自贸区建立“内外分离混合型”模式条件分析

（一）对外贸易开放度高

截止2014年第二季度，上海自贸区吸引9000家以上企业入驻，进出口总值610.4亿元人民币，较上季度环比增幅2.41%，自贸区自2014年1月起，实施分片分拨、逐点进行、合拢通过“大通关”，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区内免除海关通常监管，对外贸易开放领域延伸至包含一般贸易、航运、保险、金融及相关服务共176个行业，自贸区获得境外贸易、金融投资增比11.7%和5.7%，获得技术贸易、服务贸易较2013年成立时获得增幅3.21%和7.43%。

（二）金融业务集中度高

上海自贸区自成立之初吸引25家企业和11家金融机构入驻，至2014年6月底，共计18家全球知名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落户上海自贸区；而2014年上半年，上海自贸区共完成离岸金融业务占全国比重为31.3%，涨幅11%。同时，入驻上海自贸区内金融机构从事离岸业务量占全国金融机构同期业务总和的71.3%，自贸区内贸易量及金融投资占东盟自贸区的11.7%、13.9%。总体上，上海自贸区获得较大规模的离岸金融业务增长与集中。

（三）投融资成熟、离岸金融初步发展

上海金融市场2013年全面交易总额639万亿元、直接融资合计3.96万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达9149亿元，同比涨幅分别为21％、1.8%，和86%；自贸区吸引外资实体1245家，累积注资73.03亿美元，其直接投资业务结算量1200多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198%；上海自贸区形成离岸金融业务占自贸区全部金融业务比重自2013年的17.1%升至2014年6月的19.4%，并自2014年1月起，在入区71%金融业务主体中推行拆借、贴现、外汇、证券及金融期货交易业务，并同时开放证券、保险等非银行机构自由贸易账户的分账核算业务市场，业务交易量递增67.3%。

（四） 政策配套全面

上海自贸区2013年针对促进一般贸易、金融债券及期货证券交易等金融业务便利措施分别达11和17条，较2012年增幅为4%和6.1%；同时上海自贸区进一步缩减55条“负面清单”措施，剔除14条针对外资离岸管制的措施，放宽19条管理措施，占2013全年措施优化量的17.4%。横向比较而言，上海自贸区不断优化区内利率市场化 、汇率自由汇兑措施，累积出台旨在分剥离岸、在岸业务的金融政策多达17条，占全国各级行政区划政策数的27.3%。针对离岸金融业务的开放，上海自贸区于2014年5月起，以自由贸易账户形式分离自贸区境、内外业务，便于境外机构在自贸区开展经常项目、投融资创新，以进一步优化发展离岸金融中心的功能，为其吸引全球离岸资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外部社会条件丰富

上海自贸区已获得包含大型输变电与发电机组、大型船舶制造、汽车制造、工程及配件制造等重要装配实体产业，以及航运物流服务是服务外包业在内的全面配套产业入驻，累计完成配套项目2390.3亿元人民币，总产值累计增长39%。上海自贸区从2014年1月起，在上海证交所联通路透社终端、加入环球金融电讯协会（SWIFT）基础上，全面开放网络数据服务、境内外多方通讯技术、互联网虚拟专用网、在线数据交易处理等共计项业务，并允许55%以上通讯网络基建业务的境外持股比突破50%限制，有效支撑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且服务于上海自贸区金融人才供给量累积为15.7万人，金融、贸易复合型及经贸、商业服务复合型人才供给量分别为9.7万和7.8万，均超过全国对应人才供给量的50%；上海市还针对10万金融高端人才缺口，出台7项减税、税收返还及子女“学、医、户”综合社保优化等措施。

三、 上海自贸区“内外分离混合型”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分类别离岸金融参与主体的扩增

相比新加坡、香港等地，上海自贸区存在外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主体相对不足、融资实质业务偏重于国内的缺陷，因而扩展适配内外分离混合型的参与主体规模对于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迫在眉睫。首先，放开黄金、外汇以及国债市场的离岸金融主体准入，在一般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开辟外资主体优先办理模式，豁免其营运税费负担，并形成境内外主体同等准入前国民待遇，放宽业务主体筛选，保持40-50家离岸金融机构，引导主体参与人民币经常项目、非居民外汇交易、股息和利息交易，并引入证券、全外资财务、信托投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保持区内100家左右离岸业务主体。其次，调高“混合”阶段利息、外汇项目盈利能力占比至10%左右，以优化主体利率市场化适应能力及离岸金融中心总体业务发展。最后，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经验，分阶段管理，逐步推行区内直设离岸银行，扩展境、内外离岸金融主体平等权覆盖，有条件、分步骤开放单一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离岸分支银行及自贸区内中资银行的离岸金融业务，推进“混合”离、在岸业务的可控自由流动。

（二）实现分阶段风险调控与税收调节

上海自贸区要建立起适应其内外分离混合发展模式的动态风险调控机制，以应对离、在岸账户资金流动隔离的弱化，进而引致金融与宏观管理风险。首先，设定离岸主体与母银行间头寸抵补量不超过上一年限离岸总金融资产10%上限、2%-4%的上下浮动幅度，以控制业务“分离”并防范变相融通。其次，设立准备金以防范外汇汇兑、非居民存贷的在岸融资等基础风险，并按离岸金融主体30%生息资本比例、流动性资产对负债比底限25%，控制境内、外主体的离岸融资、人民币自由兑换衍生在岸居民存贷等业务的模式外“混合型”流动风险。再次，应继续减征企业所得税，确保离岸业务税收低于境内同类税负，自贸区内税负低于周边区域及国家离岸金融的平均水平，并对入驻自贸区离岸金融主体豁免利息税、营业税及印花税、资本利得税、股息预扣税，对1-2年业务主体返还补贴纯离岸金融业务营业税，鼓励引导离、在岸业务分离。最后，上海自贸区宜借助托宾税发挥离岸金融业务主体税负的风险防控转移效应，以完善其风险动态调控，根据现有国际金融离岸中心发展经验，应对自贸区离、在岸资金出现严重不匹配或遭遇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波动情形，提高短期流动资金收益征税比重，以约束离、在岸业务“混合”走向规范化。

（三）完善分步离岸业务融资导向

融资的运用走向决定离岸金融发展收效，因此对于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内外分离混合型的发展模式选择，要配以稳步合理的融资走向引导与管理。首先以严格分立、分离原则，控制账户资金占比、境内行业投资优惠控制融资“分离”，允许非居民间离岸账户交易，严禁离、在岸账户的本外币兑换，实现境外资金的内向单向流动。其次，利用资产证券化引导贸易、物流服务业务与主体资信剥离后的融资、溢价发行和资产偿债，以更稳定抗险结构实施“混合”融资。最后，以境内外金融机构的统一账户资金、离岸交易的储备金制度、业务主体自然人或法人存款指标设限、资产负债及表外业务审核控制、人民币自由兑换风险评估等手段管控“混合型”的利率融资、外汇自由投资的融资走向，借助额度管理控制长远期离岸向在岸的资金渗透。

（四）落实分目标法律监管

自由贸易账户的特点范文第4篇

一个大国的安身立命之本只能是实体经济，而非资产游戏。中央宣布上海自贸区构想之后，内地财经媒体上的评论、报道大量集中在对其服务贸易、金融业发展的想象，但其中许多主张已经完全背离了基本的经济常识。比如说自贸区内将单独开放资本项目，将单独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自由浮动等等，除非自贸区内单独流通另外一种货币而不是人民币，否则这些主张在技术上就完全是行不通的；但一个区区2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增长最快经济体的母体上割离出来单独实现另外一种货币，这无异于经济自杀！我们要的是上海自贸区为全国做试验田闯出一条路，而不是创造空间让少数人去寻租赚快钱。

归根结底，货物贸易才是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立足发展的基础，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立足发展的基础、最大的优势、成败的关键，在于货物贸易的转口贸易发展。这个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的实验区包括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这四块区域本身就是为货物贸易发展而设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如果上海自贸区一开始就是立足于服务贸易和金融业，完全不必设在这四块远离市中心的区域，而是应该直接设在市中心地带。立足于货物贸易发展又是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自由港、自贸区和离岸金融中心的优势所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单纯的没有实业基础的离岸金融中心模式并无太大正面意义，它能够给一小部分律师、金融家创造超高收入，却不能给大众带来足够多的体面收入和就业机会；能够带动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提高实体经济部门效益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更有用，何况上海立足于货物贸易发展的优势极为突出。

纵览上海自贸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基本吻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服务贸易准入承诺。由于金融业的特点，也由于按照议定书承诺，至今中国已经取消对承诺开放的外资金融机构营业地域限制，一地开放便意味着全国开放。我们不能贸然让全国经济蒙受考虑不周的冲击压力，也不能没有向贸易伙伴索取交换条件就单方面把这项好处交了出去。即使日后开放，恐怕也是据此向贸易伙伴为本国资本索取更好准入条件作为交换，这种方式更有利于全国和上海自贸区的利益。

在更高层次上观察，某些论者要求尽快全面无条件开放金融业的主张恐怕并不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提升自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的特点。这些论者认为，自由化、与国际惯例接轨是金融中心发展的不二之途，据此，他们认为上海永远超不过香港。然而，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有两种：一种是不可能发挥全球经济领导作用的国家的金融中心，对其而言，只有“与国际惯例接轨”、尽量自由化才有利于其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然而，对于有望发挥全球经济领导作用的国家而言，其金融中心要成长为领导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单纯的自由化和“与国际惯例接轨”并非出路，可能反而是巩固了其竞争对手的地位。当年纽约赶超伦敦的进程中，它既不是单纯与当时的“国际惯例”接轨，其自由化程度也没有比其他一些地方更高。但这些都没有妨碍纽约乘着美国崛起的大势从美国金融中心跃居全球金融中心，美国规则成为国际规则。对于中国而言，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时期正在过去，越来越需要走出自己的路。要明确意识到，尽管外界普遍将上海自贸区称作“再造一个香港”，且上海需要继续向香港学习的地方还不少，但现在与当年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时候不同，这个自贸区在探索中完全有可能提供成为国际模板的做法，这一点有可能成为其超越香港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要把微观层次的简政放权、放松管制与宏观层次的产业结构自由放任区分开来。微观层次的管理制度创新既是上海自贸区成败的枢纽，又是推而广之示范全国的试验。不管是在该区域内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还是暂停实施某些法律法规……所有这些具体措施都是指向简政放权、减少和消除过度管制的方向，其目的在于避免和消除政府部门的惰性，激发经济活力，降低经济运行成本，避免陷入过度管制的误区。而这样一些改革能令所有产业部门受益，实体经济部门受益更大，因为正是实体经济部门在生产经营中牵扯到的政府管理环节较多，更需要放松过度管制，提高政府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金融等虚拟经济部门则不然。印度等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是因为政府效率低、执行能力差，无力为实体经济部门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方才格外着意金融服务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结果固然赢得了一时的喝彩，却使得自己陷入货币金融危机接连重演的怪圈中难以自拔。

以实体经济部门对外贸易为基础、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并不意味着不大力发展金融和现代服务业。实际上，在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方面，离岸金融业务就可望成为上海自贸区发展较大的领域，而上海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又可望与人民币国际化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为原来国际市场参与者一般都是把美元、瑞士法郎等资产作为国际金融市场避风港，随着中国实力上升，宏观经济稳定性和政治稳定性的优势凸显，人民币资产也会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新的避风港资产，要积极探索、争取，离岸金融业务就可以为境内居民和境外非居民的相关需求提供服务。（如果说原来境外非居民投资人民币避风港资产多数是选择直接投资形式，那么，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及其开放，投向中国金融资产避风港的非居民将越来越多。）

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向国内外所有个人和机构开放提供服务，就中短期而言，除了国内居民、机构和海外华人华资之外，新兴市场将是最大的客户来源地。因为迄今新兴市场对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和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接受程度远远高于西方国家，而且，初级产品行情下行和西方主要中央银行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不利，未来10～20年，经济风险与萧条又将放大、引爆新兴市场本已存在的众多社会不稳定因素，阶级、民族、宗教、地域之间的矛盾将有可能集中迸发，原来经济景气时期尚可容忍的问题彼时将显得无法容忍，各种风险上升。到那时，中国的稳定将对新兴市场资本产生强大吸引力，新兴市场参与者中将有相当一批人选择中国和人民币作为避险所在。

自由贸易账户的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战略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2-025-04

一、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战略框架已具雏形

（一）东盟已构建完整的资本市场一体化战略框架

1997年3月，第一届东盟7国财长会议首次提出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构想，各国财长强调在银行、金融、保险、关税和财政方面加强合作，并就促进区域资本市场自由化达成共识。2003年10月，《第二巴厘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东盟经济一体化框架的正式形成。发展统一资本市场、金融服务自由化、资本账户自由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加强区域货币合作被正式纳入东盟一体化框架。

2004年，东盟成立了东盟资本市场论坛（ACMF），以加强并扩大东盟国家资本市场的合作，最终目标是实现东盟资本市场的整合。2008年，在亚洲开发银行（ADB）的技术支持下，ACMF提出了东盟资本市场发展执行计划。2009年6月，在泰国曼谷举办的ACMF上，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初步框架――证券发行者和投资者在东盟国家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买卖交易的“东盟准则”正式出台，预计2015年将完全实现东盟地区国家证券产品交易自由化。

（二）自由化与区域融合是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的核心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阶段）：一是成员国达成资本市场一体化共识框架，包括实现成员国之间跨境贸易投资、跨境筹款、设立市场准入机制等；二是放宽资本帐户与投资限制，包括开放非审慎资本帐户限制。

第二阶段（中期发展阶段）：一是加强货币互换联盟；二是推动新的东盟资产生成，提高市场交易率和降低成本，以便跨境交易；三是深化债券市场发展，加快区域债券发行以及相关评级机构的建设。

第三阶段（后期完善阶段）：一是整合区域内的各资本市场，采取分阶段地实施自由化；二是推动区域金融稳定，加强东盟秘书处的协调作用。

二、资本市场一体化是东盟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一）以优势整合提升东盟资本市场的全球竞争力

1.东盟需要一个一体化的资本市场，以提高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战略地位。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区域、国家参与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能力。东盟国家单个证券市场实力较弱，根据全球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统计，截至2010年末，东盟主要国家中证券市场市值最大的新加坡交易所不足5千亿美元；菲律宾证券交易所市值也区区千亿美元，远低于东京、韩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模。要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形成区域凝聚力是东盟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竞争的必然要求。

2.东盟需要一个一体化的资本市场，确保区域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由于规模太小，东南亚国家证券市场极容易遭受“热钱”冲击，导致证券市场的大幅波动。2009年2月以来东南亚主要国家股市在热钱刺激下普遍出现飙升。仅2009年2月至2010年2月一年期间，印尼雅加达综合指数涨幅达到156.8％，位居全球之首。高资产价格水平通常难以持续，一旦泡沫破灭势必会造成股市的剧烈波动，产生金融动荡。区域一体化资本市场的形成，有助于资产的快速变现，有利于金融机构相对迅速地调整其资产负债结构，减少金融机构的风险积累。

3.东盟需要一个一体化的资本市场，以增强本区域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金融合作对建立一个健全而稳定的国家和地区金融体系具有积极作用。东南亚经济体普遍保有大量美元资产，存在着较强的美元化倾向，通过发展东盟区域资本市场，培育与完善以东盟区内货币定值为特点的东盟债券市场，将有助于逐渐改变区域内的美元化状况，降低区外经济对区内经济的影响，又有助于危机到来时提供资金救助，取得区域内金融市场的稳定。随着条件的成熟，资本市场一体化将可能创造出一个新的区域性货币，促进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和贸易、投资的一体化。

（二）以资本市场一体化助推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

东盟成立40多年来，尽管由于区域内各国在政治、文化、经济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导致经济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东盟明显加大了经济合作的力度。促进资本市场发展、金融服务自由化、资本账户自由化以及货币合作，是东盟金融一体化的四大核心。资本市场一体化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一方面，资本市场一体化是东盟资本要素有效配置的基础，有利于东盟区域经济的融合。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规模，筹集发展资金是东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东盟经济一体化蓝图2015》对区域资本一体化市场的描述为资本在区域内自由流动、证券发行者可以在区域内任一地方筹措资金；投资者在区域内可以自由投资。完善、高效区域资本市场的形成，使东盟投资者可以充分利用区域内国家的货币、较高的储蓄资源和雄厚的外汇储备，实现资本在地区内的顺畅流动和有效调配，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东盟落实资本市场一体化的系列措施，将倒逼其他经济金融领域的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一是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统一将为区域政策合作打下基础；各国证券市场税制统一，将促进单一市场环境的形成；二是统一的证券市场计价结算货币要求将加大货币互换联盟的规模，并推进区域内货币一体化进程；三是区域资金自由流动将推动各国进一步放松针对区域内资金的限制，资本账户开放和投资限制将不断放松；四是各国调控政策协同性将进一步提高。

三、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对我国区域金融主导权构成一定威胁

如果东盟证券市场真正实现一体化，将形成一个规模超过1.3万亿美元（以2009年末市值计算）的区域大市场，超过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尽管东盟要真正实现资本市场一体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东盟追求证券市场及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与结果，会对我国在东南亚的金融地位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

（一）东盟统一资本市场削弱我国资本市场竞争力

1.企业上市资源竞争加剧

一方面，我国企业当前赴海外上市以我国香港股市、新加坡股市以及美国证券市场为主，随着我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我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更加紧密，要素流动更加便捷。东盟统一证券市场的形成，将使得亚洲地区出现新的竞争平台，国内上市公司资源可能进一步向东盟地区转移。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是必然趋势，目前正在研究中的证券市场“国际板”主要就是面向境外企业到境内上市，未来对境外上市资源的争夺将不断显现。

2.国际资本资源竞争加剧

一方面，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的推进，将降低国际资本在东盟区域的流动成本，投资效率也将大幅提升。更多的国际资本将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形成对我国证券市场资本流入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东盟内部资金的自由流动将降低对外部金融市场的依赖。区域内资本市场一体化需要无限制的资本项下资金流动，必将推动各国进一步放松针对区域内资金的资本流动限制，资本账户开放和投资限制将不断放松。

（二）东盟统一资本市场弱化我国区域金融影响力

1.对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一定障碍

资本市场一体化有助于东盟掌控区域金融资产的定价主导权，并最终影响亚洲乃至全球其他市场的定价，这将为东盟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竞争奠定优势基础。开放、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时也是区域及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存在不足，特别是市场开放度不高，境外企业无法上市、境外投资则只能通过QFII等形式进入。面对崛起的东盟资本市场，我国极有可能丧失竞争优势。短期来看，新加坡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将因东盟区域资源的整合而提升，这必然对我国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威胁。

2.削弱人民币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一方面，统一的证券市场，必然要求一致的计价结算货币，这对东盟区域内货币形成迫切需求。另一方面，资本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将促使东盟金融服务业的整合，各类金融交易将趋向货币统一并催生出一种新的亚洲资产类别。东盟当前解决一体化证券市场货币问题的思路是构建货币互换联盟，以及创建东盟资产，这种排他性的解决方案不利于人民币在东盟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推广。

3.“经济统台”面临变数

为了制衡我国力量，东盟当前不断加大与印度、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等经济体的合作力度。如果东盟证券市场一体化向区域外扩展，例如将台湾证券市场纳入，将削弱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赖。

（三）东盟统一资本市场将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

一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我国与东盟之间的要素流动更加便利，资金跨区域流动的便利将加大资金调控的难度。

二是东盟统一资本市场对区域内金融资产定价权的形成，将主导区域内的要素价格波动，国内金融资产定价将受到东盟市场因素的冲击，针对国内资本市场的调控措施需要更多地关注外部因素。

三是东盟区域金融政策协同将加剧我国调控政策面临的外部压力。统一资本市场的形成会导致东盟成员国在宏观政策方面的协同调控趋势。以人民币汇率问题为例，由于出口竞争原因，东盟国家货币汇率与人民币汇率的竞争客观存在。东盟国家协同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将加大我国汇率政策的外部压力。

四、整合资本市场、加强区域合作是我国应有选择

对于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乃至金融一体化的远景目标，我国应该以高度的战略眼光来审视其影响，一方面要增强国内金融实力，为应对东盟的竞争奠定基础，同时也要借鉴东盟以资本市场发展促金融发展的战略思维，通过资本市场的完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战略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参与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过程，增强与东盟资本市场的合作与融合。

（一）以境内资本市场整合提升资本市场区域主导权

1.整合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资源

加强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作，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工具，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尽快培养和支持我国的金融中心发展成为亚洲地区的主要金融市场。

2.搭建“大中华区”统一资本市场平台

研究和推动境内证券市场与香港、台湾证券市场的合作与融合，以证券市场合作为起点，搭建“大中华区”统一资本市场平台。上交所、深交所、台北交易所可以通过香港交易所的联网进入亚洲统一证券市场，实现证券国际化交易。

3.以证券市场开放促进资本市场国际化

证券市场参与主体的国际化是基础，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降低国际资本进入资本市场的门槛。让更多的QFII进入内地资本市场，同时让更多的QDII产品在境内发行，不仅能够让国内的监管理念逐步国际化，而且可以加速我国投资者的成熟度。

（二）以双边、多边资本市场合作打入东盟统一市场框架

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是一个区域内部合作框架，我国难以直接参与其中，但可以通过不同路径植入“中国元素”。

1.发起中国－东盟统一资本市场合作倡议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建成的背景下，推进中国-东盟各国资本市场合作，建设区域性一体化资本市场有助于深化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促进双边经贸自由化，以及经济全面合作和投资的相互渗透。鉴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两大支柱，较易操作的是可以优先发展区域债券市场，进一步拓展我国与东盟在亚洲债券市场建设方面的合作。其次是建议发起构建“中国－东盟统一证券市场”的倡议，推进我国与东盟证券市场的融合。

2.加强与东盟成员国国别资本市场的双边合作

东盟各国在经济实力、资金、技术、产品竞争力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资本市场发展水平更是参差不齐，对区域金融合作的认识和积极性存在很大差距，这将制约东盟资本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我国可以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加强与东盟成员国在证券、债券、金融衍生品等市场的双边合作，提前在各国资本市场中植入“中国元素”，一方面有助于对东盟资本市场的进程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资本市场一体化的收益。

3.在资本市场的各个细分市场领域加强与东盟的合作

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框架，拓展在各个资本市场的金融合作深度与广度：降低金融机构互设分支机构的门槛，帮助国内金融机构在东盟国家内积极尝试开展金融业务、期货交易、保险和股票投资等相关业务；加快自由贸易区内债券市场建设，促进区域内各国的债券市场的开放。

（三）以深化区域合作巩固我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1.多渠道拓展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加快构建人民币在区域内的主导货币地位

当前东盟各国尚无一国货币在区域内具备较大影响力，在我国与印尼、马来西亚成功启动货币互换的背景下，一是发挥人民币的区域优势，继续推进与其他国家的互换联盟；二是完善《清迈协议》下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使人民币逐渐融入其一体化的进程；三是进一步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大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渗透力度。

2.积极参与并主导亚洲地区的货币合作进程，研究参与东盟资产构建的可行性

在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货币问题解决方案中，东盟当前可供选择的包括东盟资产、第三方货币以及SDR等国际货币。除了扩大人民币在本区域的流通，我国应利用2010年IMF特别提款权改革的机会，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同时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基础，积极加强与东盟在金融市场各个领域的合作，争取参与东盟资产的创设。

参考文献：

1.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 2009. The Turner Review, A Regulatory Response to the Global Banking Crises. London: FSA.

2.US Treasury. 2009. Financial Regulatory Reform: A New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3.陈浪南、白淑云.粤港资本市场一体化研究[J]. 《投资与证券》2007.5。

4.孙立.论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趋势[J].东北师大学报，2008.12。

5.殷伟,欧盟银行业一体化的竞争与效率分析[D];复旦大学;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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