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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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第1篇

专业必修课开设情况：对外汉语专业开设15门，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11门，两个专业相同的必修课有7门，都由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任课。相同课程之外，对外汉语的专业必修课还有中国文化概论、英语口语、英语听力、英语写作、高级英语阅读、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对外汉语教学法、第二外语等8门课。汉语言文学专业必修课还有文学理论、语文教学论、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再看专业必修实践课：对外汉语开设7门，实际施行的有4门，汉语言文学开设8门，实际施行的有8门。根据《目录和介绍》的要求，对外汉语专业最注重语言、教学法及在此基础上中外文学和文化的修养和外语的学习。因此，下面再从语言学及教学法、文学与文化、外语几个方面进行分类，来观察相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我校对外汉语课程是否符合要求。首先看对外汉语专业：语言学及教学法类开设的专业课程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法、汉字教学专题、汉语词汇教学专题、汉语语法教学专题、言语交际学、学术论文写作9门，本校方案中设置而未开设的课程有汉语修辞、汉语教育改革研究2门。中外文学和文化类开设的专业课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中国文化概论、外国文化与礼仪、古代文学作品欣赏、汉语写作8门，本校方案中设置而未开设的课程有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现当代文学作品欣赏、当代西方小说研究、欧美文学专题、东方文学专题、海外华文文学专题、民俗学、岭南文化、东南亚文化与习俗9门。外语类必修和选修课程，有大学英语、英语口语、英语听力、英语写作、高级英语阅读、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6门课，本校方案中设置而未开设的课程有英语口译理论与实践、商务英语、专业英语3门。再看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及教学法类开设的专业课程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语文教学论、学术论文写作、形式逻辑、语文教育实习指导、中学语文教材研究、训诂学、教学案例研究、语文现代文研究、朗读学、修辞学13门。本校方案中设置而未开设的课程有词汇学、音韵学、社会语言学3门。中外文学和文化类，开设的专业课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文学、儿童文学、鲁迅研究、新诗研究、女性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山水诗研究、庄子散文研究、文学理论、西方现代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美学、应用文写作、基础写作、中国文化概论19门，本校方案中设置而未开设的课程有诗经研究、楚辞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东方文学、宗教文化研究、俄罗斯文学研究7门。

二、课程设置的比较分析

（一）对外汉语课程结构不合理

李铁范指出：对外汉语专业课程的设置，汉语语言学是主体和核心，教育类和文化类是重要的“两翼”[1]。综合《目录和介绍》的要求及李铁范的观点，对外汉语专业合理的课程结构应为：语言学及教学法为主体课程，文学与文化和外语类是两翼（一体两翼）。表一显示，我校对外汉语的15门必修课中有7门与汉语言文学相同，比例近1/2，其中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门主体课的课时也少于汉语言文学，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为两翼课程，课时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表3更清晰的显示出对外汉语的“一体两翼”比例失调：汉语语言学及教学法课程门数比24.3%、课时比20.2%，都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的30.2%和25.1%，未能体现出语言和教学法类课程在对外汉语专业中的主体地位。而文学文化类课程门数比21.6%、课时比21.8%，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44.2%和47.8%，使作为两翼的文学文化类课程比例过于单薄。再从对外汉语自身看，课程门数上，“一体”比例为24.3%，“两翼”为21.6%、16.2%；从课时比上看，“一体”比例为20.2%，“两翼”为21.8%、31.8%。“一体”远不丰满，“两翼”课时超过“一体”。再看我校方案中对外汉语专业开设而实际未实施的课程中，语言学及教学法有2门，而文学和文化类有9门，外语类有3门。如果加上这些课程，两翼的课程必然太臃肿，超过“一体”。而两翼中外语类开课门数远低于文学文化类，两翼之间的比例也失衡。因此，我校的对外汉语课程未能体现“一体两翼”的框架。

（二）专业实践课程单薄

在培养方案中，对外汉语的专业实践课规定7门，而实际实施的只有4门，为书法、教师口语、专业技能和毕业论文，而专业技能实际上开展的只是对学生普通话的训练，而重要的教学技能、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与对外汉语密切相关的实践课实际上没有开展。学校和学院没有创建相关实践场所、场地，没有统一安排学生进行校内外实践和毕业实习。对外汉语专业大四年级全年没有开设课程，在没有统一组织和安排的情况下，学生很难自行联系到实践资源。目前我校对外汉语专业仅有的实践是越南班学伴，从对外汉语专业中选出部分学生担任越南留学生学友。但是这种部分性参与毕竟不能顾及全部学生，没有普遍意义。表2可见，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实践全部实施，学院专门组织学生到各个单位毕业实习，教学专业技能上则有完备的微格教学等设施和教师配备。

（三）课程设置未体现渐进性和丰富性

对外汉语是汉语和外语的双结合，课程安排应按年级体现出循序渐进性，突出由浅入深的过程。一年级应以开设基础课程为主，如语音、语法、文学史、文化史、普通话口语、写作、英语口语、听力等课程。学生具备一定基础知识后，在二三年级的课程中加入具有深度和对比性、跨越性的课程，如中西文化比较、国外汉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教育、英汉口译、商务英语等课程，并注意将基础知识和社会实际需要联系起来，辅以种类丰富的实习训练，如授课实操、授课观摩等，而我校的对外汉语基础和实践课的结合未能凸显。学校每年也招录了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留学生，可以开设日语、越语、韩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丰富英语之外的第二语言，而目前对外汉语专业二外只开设了日语，且只开设一个学期，课时少，且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海外华文专题、民俗学、东南亚文化与习俗等文化类课程更是形同虚设。整体上看课程设置未能体现出循序渐进和丰富性。

（四）师资缺乏

学校目前对外汉语专业的任课教师都是中文专业教师，没有专门的对外汉语教师，给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授课模式和方法与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没有明显区别，语言文学类课程的教材与汉语言专业也几乎一样，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较大的依附性。而外语类课程的教师则全部来自外语系，外语系的老师只强调外语教授，没有站在对外教学视角，缺乏对外教学视野，如不能教给学生使用外语授课技能，用外语来解释一些中外文学文化现象，表述对外汉语专业词汇和术语，使学生很难达到使用外语进行教学的水平，对专业的发展产生限制，造成了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不如英语专业学生，而中文专业知识比不上中文专业学生的尴尬处境，自然产生身份的困惑和对未来出路的迷惘。

三、对外汉语专业身份定位和方向发展的途径

（一）突出本专业特点，辨清自身身份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历史、师资、课程等方面都比较成熟，而对外汉语专业只开设三年，各方面都不成熟，师资、教材、课程同汉语言专业多有雷同，有的课程只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外汉语教学法、语言学等课程，有的课程则是汉语加外语的简单叠加，造成了对外汉语学生的身份模糊感。要辨清自身的专业身份，必须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课程比例应凸显“一体两翼”结构，授课内容应区别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针对对外汉语学生的需求。对外汉语受众对象是外国人，如在同样讲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时，应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易出现的语法问题讲授，如外国人多数对虚词的使用易于出现错误，授课就应该多举实例，总结规律，对外国学生在语法、语言学习方面的错误进行归类研究，让学生了解外国人的语法障碍，以便日后教学能有的放矢，使教学理论更好与实践结合，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到本专业的独特性和专业实力，明晰专业身份。

（二）培养实践型和社会型人才

我校对外汉语专业的实践课程并未实施，没有固定的见习、实习基地，学生得不到实践技能的锻炼。应该加大力度建立一批实习基地，增加资金投入，加强与外企、公司的联系。扩展学生与留学生接触，给留学生授课的机会，尽量并选派学生到海外实习、交流。结合我校教学方案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学术型人才的目标，应在社会型和创新型人才能力培养上下功夫，构建学生汉语、外语、文化、文学、教育等综合学科知识结构和应用技能的整体性，整合优势资源，让学生既能走向社会实地教学和开展交流，又能承担研究工作，有创新意识。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比较，对外汉语还应突出国际化和对外性视域，增强外向性联系，向着“教学语言国际化，教学内容国际化，教师资源国际化，服务对象国际化来形成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与国际化竞争力。[2]”这样培养出来的对外汉语人才才能真正成为实践性、社会性、创新型人才。

（三）引进优秀师资

我校对外汉语师资的引进迫在眉睫，师资决定了课程的质量和特色。应该引进和聘请对外汉语专业教师，尤其是高职称教师，以及有实际跨文化交流和教学经验的教师和学者，开发国内国际资源，增强与国内同类院校的交流，并聘请优秀外教授课。招收更多留学生，让学生参与到教授留学生的授课实践中，与留学生多交流。另外，还应结合我校人文和地理历史特征，发掘地方高校特色文化，作为选修课程，如砚文化，潮汕文化，旅游文化，龙母文化，聘请这方面的教师、学者担任对外汉语学生的课外文化指导教师。还应适应世界上汉学热的潮流，开设一些国学、国际汉语学等语言文化类选修课，聘请知名的客座教授来讲座，组织本校的教授博士讲坛，以优秀的师资从语言、文化、教学各方面促进学生的培养。

（四）努力建设双语教学团队

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汉字 传播 使用 文字政策 东亚

一、引言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已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领域中。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如今，越南已经完全废除汉字，有了自己的官方语言。相比之下，韩日两国仍受汉字的影响并以不同的方式保留着汉字。两国虽然一直提倡“减少汉字”的语言政策，却始终未能完全废除汉字的使用。

二、汉字在韩日两国的传播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符号，对东亚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韩国和日本等地区还处于无文字时期时，汉字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使用，并起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2004）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就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的核心国家。关于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相关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起着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一）汉字在韩国的传播

根据朝鲜半岛的平壤和箕子陵的遗迹，中国战国时期的北方燕国和齐国都与朝鲜半岛①有来往。而到了秦朝和汉朝，中原地区的平民百姓为了逃避战乱和强制劳役移民到朝鲜半岛，更进一步促进了汉字的传播。另外，《廣開王陵碑文》中出现的“朕”字以及“帝王建號”“蒙天恩”“四方託境”“隣國誓親和”等字也都反映了朝鲜半岛接受汉字的事实。新罗时期的《迎日冷水裏碑》（公元503年）和百济时期的付札木简等也反映了汉字在当时朝鲜半岛用于国家运营以及支配社会的事实。在韩国的一些国语研究里，乐浪时代的文字被视为朝鲜半岛最初的文字，并认为乐浪文字依次继承到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乐浪文字中大多数为瓦当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丰富了朝鲜半岛的本土文化，而且还掀起了国民精读和了解汉文书籍的热潮，也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到了汉朝末年，朝鲜人已经开始用汉字文言进行教育。372年，汉字再次通过佛经传入朝鲜半岛，汉字文言正式成为朝鲜半岛的通用文字。公元7世纪左右，新罗统一三国后，汉字又取得了公用文字（即官方文字）的地位。

黄贞姬把汉字传播到朝鲜半岛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第一个阶段是殷商时期到公元4世纪，这个时期是从古代朝鲜形成到三国鼎立的时期。中国的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汉四郡这一历史事实，是朝鲜人能广泛接触中国汉字最直接的先决条件。[3]当时，汉字是作为发达文化的象征而传播到朝鲜半岛的。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72年到13世纪末，这个时期佛教传播到高句丽，新罗的统一和高句丽王朝的政权交替促使大量汉字随佛教和儒教传入朝鲜半岛，同时高句丽产生了科举制度。第三个阶段为13世纪开始到李氏王朝时期结束，这个时期朱子学繁荣昌盛，也产生了“训民正音”。

（二）汉字在日本的传播

迄今为止，涉及汉字传播到日本的问题，最早在日本历史资料《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被正式提及过。根据《古事记》记载，公元712年，太安万侣按照元明天皇的指示编辑了古代神话、歌谣等。而《日本书记》是日本奈良时代元正天皇指使舍人亲王和太安万侣等人编辑的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传说和记录等都是用汉字表述的。诸多研究指出，朝鲜人阿直岐在应神天皇15年为宣传佛教，带着汉文佛教经典来到日本。第二年，通过他的推荐，中国人王仁也来到日本，并成为了太子的老师。《论语》和《千字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播到日本的。

以山田孝雄为代表的日本国语研究家们认为，日本人是通过与中国人的相互接触或阅读汉文而接触到汉字的。但最初以什么样的途径传到日本、普及到日本社会，还是个尚未解决的课题。西岛定生等人却认为汉字先是为了维持政府之间的来往，也就是政治外交需要而传播到日本，随后应用于标记本土语言，之后大量地流入到日本社会内部的。也有些学者主张当时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汉字也是通过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的。

1958年，日本考古学界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发现了一些陪葬物品上刻着汉字，当时人们推测汉字至少是在汉朝后期就已经传播到了日本。1996年2月，在熊本县玉名市柳町的古迹中再次发现了包括“田”字在内的五个汉字刻在贝壳上。[4]同年，三重县安浓町大城的遗迹中也发现了写着“奉”字的食器。由此可见，汉字传播到日本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初的弥生时代初期。还有，在日本的长崎、佐贺、福冈、熊本、宫崎、广岛、京都以及大阪等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刻着“貨泉”或“貨布”等字的中国古代货币。直到2世纪，汉字才通过移居百济的中国移民王仁和百济人阿直岐传入日本。王仁到了日本以后，献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5]3～4世纪，汉字广泛普及到日本的统治阶级、贵族阶层和上流阶层当中。到了5、6世纪，儒教和佛教的相关文物大量传入日本，因此佛教用语和有关古代官制、官职以及日常生活的汉字词也开始大量地传播到日本。在7、8世纪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唐朝的汉音传播到日本。从此汉字在日本成为了公用文字，“汉字正体意识”和汉音汉文占据了语言领域的最高地位。武斌认为，遣唐使时期的金潘唐化热潮促使日本开始大量使用汉字。[6]

三、韩日两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的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7]

（一）韩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主要起着两种作用：一种是阅读中国的汉文或用汉文记录著述的作用，另一种是标记本土语言的作用，即汉字不仅用于阅读或记录汉文，而且用于标记本土词汇或文章。

金敏洙认为朝鲜半岛最大限度地利用汉字的优点，通过借音和借训的统合，完成了独创性的借用标记。他评价朝鲜半岛的汉字接受问题时曾指出，朝鲜半岛的借字标记经过誓记体、吏读文、乡札文、口诀文等发展过程，到乡札文的阶段，达到了顶峰。借字标记与上层的汉文不同，以中间层的吏读方式继续传承下去。吏读在汉文训读和正式文书的使用中，主导了人们的母语意识。[8]

朝鲜半岛借用汉字主要有两种使用形式：一种是按中国式使用汉字，另一种是按朝鲜式使用汉字（也称吏读），朝鲜半岛的汉字主要用于标记固有名词和句子，而标记句子又分“誓记体、吏札、乡札、口诀”等四种方法。记体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序化，吏札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法形态化（包括语序和助词），乡札是汉字的完全朝鲜化的使用（包括语序﹑助词及词汇），也是民族化最彻底的形式，口诀是汉文中加朝鲜语助词的形式。

朝鲜半岛的汉字音来源于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即元朝到唐朝的语音（即中国开封语音）[9]，在借音标记上采取借鉴汉字的“直音法”（或读若法）和借鉴汉字的“反切法”和“反复相摩而成音”等形式。朝鲜半岛的汉字又称“仿汉字”。“仿汉字”包括本土创造的固有汉字（即正体字和口诀简体）和借用中国汉字的新音字和新义字。正体字利用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组合成新字，而口诀简体可以说是汉字的附属字。[10]

1443年，为了解决汉字标记的不便现象，李氏王朝创造出了新的文字系统，命名为“训民正音”。它是运用中国音韵学最核心的知识和中世纪朝鲜语的音素系统而创造出来的音素文字，制造原理以象形为基础。正如郑麒麟先生在《训民正音》的序文中解释的“象形而字倣古箕”一样，“训民正音”在子音部分模仿了造音位置和造音方法，母音部分模仿了“天”“地”“人”等字并创造了它的基本文字。关于“训民正音”的起源，目前有很多种说法，如“古箕起源说、八思巴文字起源说、梵字起源说、发音器官起源说、太极思想起源说、薛聪起源说”[11]等。

（二）日本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在日本主要以表音文字的形式使用。据统计，日本奈良时代的古代文献《古事记》，使用的汉字总数为1，507个字；《万叶集》使用的汉字总数为2，501个字。《古事记》和《万叶集》使用汉字，采取了仅借汉字发音书写日语的形式。另外，汉字传入日本的最初500年间，产生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诸多以汉语文言为文字的中日共同教科书。

日语中的汉字主要有两种：一种起源于中国，古代从中国传入的“原汁原语”汉语，例如“道路”“土地”等，它是相对于日本的和语而言的；另一种是根据汉字的造语法加工创造出来的派生汉语，例如“政治”“经济”等。这类汉字在日本人的长期使用中发生同化，产生了一些变容。日本汉字的读法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它的汉字音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吴音、汉音、唐音等。[12]

日本人在借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过程中，认为光用汉字不能充分地表意，于是创造了汉字式的“万叶假名”。可以说“万叶假名”的创造背景与朝鲜半岛的“训民正音”很相近。它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日本的语言，最初是为了记录《万叶集》而被使用。“万叶假名”是古代日本最初的文字形式，从此日本从无文字时代过渡到了有文字时代，人们口中流传的传说与歌谣也开始用“万叶假名”记录。“万叶假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音节文字，减少了很多语言表达方面的不便。“万叶假名”是汉字现代假名的过渡阶段，在日本文字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之后，日本人对“万叶假名”实行了字母标准化，改进为今天的“现代假名”。“现代假名”又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它大概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出现，是“万叶假名”不断演化和规范化的产物。古人为了便于书写和理解汉文，不断地对“万叶假名”进行简化，从楷书简化成草书，又由草书简化成现代假名。这样形成的“假名”，形体结构比汉字简单明了，有利于阅读和理解，表现方法也极具多样性，因此很快就普及到平民百姓阶层。“假名”多用于和歌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中。

谈到汉字对日本语言文字体系的影响，可以说汉字促进了假名的创立和国字（和制汉字）的形成。国字又称和制汉字，包括假名和汉字在内的日本所有文字﹑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及在日本制造的汉字体文字等。正式的日语为假名和汉字的混合体。日语有三种文字标记方式即汉字、假名、罗马字。

四、汉字在韩日两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一）汉字在韩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日本殖民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废除学校的“朝鲜语教育”，朝鲜人被剥夺了接受国语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之下，朝鲜人一直渴望自己的国语能得到自由的使用权和应得的尊重。获得解放之后，这种意识渐渐与“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当时朝鲜半岛正处于开化期，受美国的影响颇大，所以也出现了不少主张专用朝鲜语的人物。之后在接受日本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同时，以民族解放为开端，“朝鲜语专用论”又成为了“自主独立的象征物”。文嬉真（2007）评价“朝鲜语专用”政策的实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时指出，“朝鲜语专用政策导致了汉字丧失的时代，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朝鲜人的汉字识别率。不仅如此，还成为了军事政府获得正当性和利用国字来焕发国民团结与爱国心的重要手段。”[13]后来，朝鲜战争又把朝鲜半岛分为南北地区，北部称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南部称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韩国的汉字使用期可以分为汉·韩并用期、汉·韩混用期、汉字复活期、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汉·韩并用期为1948年～1964年，汉·韩混用期为1964年～1972年，汉字复活期为1972年～1975年，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为1975年～现在。[14]

关于韩国汉字的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5]：

1443年，李氏朝鲜（1392年～1910年）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创立“训民正音”。

1898年1月，李朝政府规定，政府公文改用韩文获韩汉文混合书写。

1948年，韩国制宪国会通过了“韩文文字专用法”。

1949年，有些国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汉字使用建议案”。

1957年，文教部制定颁布“临时限制汉字”1300个。

1961年，军事和政权交替，进一步推进了“韩文专用政策”。

1964年，规定在中小学进行汉字教育。

1965年，国内外公文严格遵循“韩文专用”政策。

1967年，制定了“汉字略案方案”，拟定到1972年完全废除汉字。

1968年，制定“韩文专用五年计划”。

1969年，文教部规定从1970年起，在学校废除汉字教育。

1972年，文教部再次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规定在初﹑高中恢复汉字教育。

1949年1月，朝鲜政府规定废除汉字。

1999年2月9日，韩国文化观光部颁布“汉字并用推进案”。

（二）汉字在日本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积极借鉴西方社会，并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随着西欧派文化在日本占主流地位，有些语言学家提出日本也应该像西欧一样，使用简单的表音文字，甚至有人主张废除日语，把英语作为国语。其中代表人物有幕府政府②的大臣前岛密（1835年～1919年），他曾经极力主张废除汉字，是日本国字国文运动的先驱者，也是近代邮票制度的创始者。前岛密在日本被称为邮政之父。1847年，他为了求医，离开日本江户，并学习了荷兰学和英语，曾向德川将军提出过汉字废除论。他强烈主张为了实现教育的普及化，要废除汉字，把“平假名”作为日本的国语。另外，还有两位坚持废除汉字、采用英语的人物，那就是当时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和原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森有礼是日本的一位武士，也是有名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他也是一桥大学的创始人。1885年被任命为第一次伊藤内阁的第一批文部大臣，对日后日本教育政策带来很大的影响。1872年，他写信给耶鲁大学的德怀特·威廉教授，主张要把英语当成日本的国语，遭到德怀特·威廉教授的反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明治政府终于决定把表音文字化作为国家的重要方针。

日本围绕语言使用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掀起了日本汉字改革运动。这项运动主要分假名文字论阶段、罗马字论阶段、汉字限制论阶段、汉字尊重论阶段。面对如此多的争议，日本政府在限制汉字使用的同时，也承认汉字在本国文字系统中的地位和存在，对于汉字问题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应对态度，学校的汉字教育也一直维持着一贯的做法。

日本的汉字使用期分为“当用汉字使用期和常用汉字使用期”。前者为1946年到1981年，后者为1981年到目前为止。[16]

关于日本的汉字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7]：

1866年12月，前岛密向日本末代将军德川信喜提交“汉字废除之议”。

1873年，福泽谕吉提出《新出汉字802字》。

1887年，失野文雄再次提出新出汉字3000字。

1902年，明治政府新设一门政府机关，名叫“国语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基本方针第一条明确规定“文字使用表音文字，主要调查对象为假名和罗马字”。

1915年，杉本京太提出日文打字机文字版2005字。

1923年，政府采取行政措施，文部省临时国语调查会公布了“常用汉字1962字”。

1931年，再次公布“常用汉字1858字”。

1942年，再次公布“标准汉字2592字”；标准汉字由常用汉字1012字，准常用汉字1346字，特别汉字71字构成。

1945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了“废除汉字”的口号。

1946年11月16日，选定“当用汉字1850字”，内阁命令发表于日本全国各地，作为社会语言生活的规范。

1949年，颁布“当用汉字字体表”。

1981年10月1日，颁布“常用汉字1945字”，作为新的标准。

五、结语

汉字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全世界共同财富，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为实现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全力推进和发展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能有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现代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出现的汉字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国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相互吸取经验教训，探索符合时展和各国国情的正确方向。

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地区的汉字应用和发展、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固然很重要，但考虑到未来将要实现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同时为了维持它的顺利发展，我们更应该深入研究和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因素给汉字带来的深远影响，并确立出符合新时代的崭新课题和解决方案。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应用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内容注释：

①朝鲜半岛：中国、越南、朝鲜等地区称之为朝鲜半岛，韩国将

其称之为韩半岛。朝鲜半岛位于东亚，一千年以上维持单一国家的形式，直到1948年才分割为两个国家。南部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北部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本文主要探讨韩国的汉字传播使用情况，不涉及朝鲜地区。

②指日本的封建武士通过莫府来实行政治统治的政府，也称之为

“武家政治”。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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