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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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对外开放;自由贸易区;发展对策;经济建设

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我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创新贸易发展方式，深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目前，随着国内外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化，我国的有关部门在管理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科学地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筹建工作，促进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带动经济建设发展。

1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概况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实现我国经济贸易的高效发展，我国国务院自2013年起陆续建设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自由贸易试验区。2017年国务院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7省市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公布了详细方案，至此中国的“自贸实验区”总数达到了11个，基本上已经覆盖了我国的东中西部。

1.1统筹周边开放型经济区域发展

通过对于我国建立的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实际调研分析可以得知，上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覆盖范围均在100平方公里左右，期间涵盖了国家级新区、高新区、经济开发区等多种开放型经济区域。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该试验区的覆盖面积由最初的28.78平方公里发展至如今的120.72平方公里，并囊括了陆家嘴金融区、金桥开发区、张江高科技区。而面积最小的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涵盖了各类经济区域，诸如广州南沙新区、珠海横琴新区等。重庆自贸试验实施范围119.98平方公里，涵盖两江片区、西永片区、果园港片区。

1.2功能定位各有特色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建设以及战略目标制定方面也存在差异性。作为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区，其发展定位为立足长江经济带，面向全球，而发展的重点则是金融业。而福建自贸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主要是面向台湾地区，并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实现海峡两岸经济的发展。而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该自由贸易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主要实现了与深圳、港澳地区的合作，从而实现了对于高端服务业的转移以及承接，从而促进广东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总体而言，广东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主要立足珠三角，依托港澳地区，促进服务业开放和发展。而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主要实现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并由此实现对于华北、东北等工业基地的发展。重庆自贸区在构建的过程中，主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

1.3突出创新驱动发展

我国现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有不同的发展、建设目标，但在运行的过程中都加强了对于经济发展制度以及体系的创新。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为例，该经济区域的划分、建设往往能够实现金融贸易、制造、科技等体系的创新，并由此加强同国外相关领域的合作，实现各项制度的创新、发展。而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实现粤港澳的深度合作，并由此实现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1.4开放政策趋同

在发展过程中采取统一的负面清单，并依据“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投资管理模式进行相关的操作。不仅如此，各自由贸易区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往往在安全审查范围、内容、机制、程序上具有统一性。此外，福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对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的开放政策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需要分别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的框架之下采取各项措施，进而实现了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1.5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的原因

伴随着我国上海等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国务院决定在辽宁等7个省市设立自贸试验区，从而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对于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并进一步实现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优化改善，形成广领域、大范围、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此外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能够在最大程度实现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服务，并以此为基础实现自身的发展，促进取得更高效益。

2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对策

2.1全面协调自由贸易试验区功能

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定位不明显的状况，各自贸区的发展定位较为相似，故而容易导致各类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基于此，为实现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关单位协调确定自由贸易试验区功能。在当代背景下，上海自贸区需要定位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货币兑换区域，而广东自贸区则需要加强对于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的建设。天津自贸区的构建则需要实现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并构建对外开放、全国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的试验田。福建自贸区则需要实现海峡两岸的经济合作。重庆自贸区要落实改革创新举措,出台支持政策和配套措施。

2.2统筹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

目前，我国的自由贸易区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型城市，容易导致各区域开放落差的增强，不利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我国在实现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合理布局其区域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实现自贸区辐射能力的增强。

2.3全面衔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为确保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生命力以及活力的进一步增强，有关部门在发展自贸区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于我国各大发展战略的衔接，诸如“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在这一过程中，广东、福建自贸区需要在“一带一路”背景之下，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以及重要枢纽，而天津自贸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则需要加强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承接以及支持，从而由此实现了相关发展战略的实现，并由此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重庆自贸区协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一体推进，不仅增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互联互通，在项目落地、平台搭建等方面均信息共享、项目共推，形成双轮驱动的格局等。

3结语

本文分析探讨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概况，并就实现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措施进行了论述。随着相关措施的落实到位，我国的经济建设必将获得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杨钊.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策略研究——以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J].城市,2016(11).

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意义范文第2篇

自贸区成绩斐然

自贸区有两种概念，一个是国家间或国家与地区间的贸易区，如中韩FTA；另一种就是一国的境内关外贸易行为，指某一国或地区在己方境内划出一个特定区域，单方自主给予特殊优惠税收和监管政策。本文涉及的沪、津、粤、闽自由贸易试验区及第三批自贸区便属于这种类型，属“境内关外”的监管模式。

自贸区是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在境内设立的区域性自由贸易试验区。这种贸易方式属一国的境内关外贸易行为，最突出的表现为“境内关外”的监管模式。它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已成为各国发展经济、开展战略合作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平台和手段。当今世界自贸区的发展非常迅猛，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共有1200多个自贸区，其中发达国家占35.4%，发展中国家占65.6%。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向《经济》记者介绍，“国际上来看，类似的自贸区一般由自由港发展而来，通常是设在港口或邻近港口的地区。它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已成为各国发展经济、开展战略合作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平台和手段。当今世界自贸区的发展非常迅猛，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共有1200多个自贸区，其中发达国家占35.4%，发展中国家占65.6%。”

《经济》记者从天津自贸试验区获悉，2015年4月21日挂牌到2016年6月末，区内主体累计新开立本外币结算账户近2.3万个，办理跨境收支544亿美元，结售汇211.4亿美元，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1192.8亿元人民币，分别占天津市同类业务总额的26.9%、17.6%、39.5%，显示出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运用金融资金的便捷性也在不断提高。

上海自贸区经济运行也呈现出活力增强、功能提升、优势明显等主要特征。记者从商务部网站获悉，截至2016年4月底，上海自贸区内累计新设企业3.5万家，其中新设外资企业超过5500家，新设外资企业平均注册资本为1500万美元。尤其是扩区一年来，该市近一半外资企业落户在自贸区，新设外资企业数占比从自贸区挂牌初期的5%上升到20%。也就是说，扩区后的上海自贸区以2%的面积创造了上海市25%的生产总值。

不仅如此，自贸区概念还为多个产业带来了巨大商机。例如，在金融、交易、机构审批的各个环节上都有大规模松绑。一些领域在现有程序上比较难进入的，在自贸区则大规模开放。外资企业从中发现了无穷商机，可以说，自贸区已经变成了外企的天堂。

就相关产业机会而言，广发证券分析师罗立波向《经济》记者表示，上下游纸张、光碟、印刷机械、相关设备的交易，国际艺术品拍卖、展览与广告、教育和培训等各种服务，甚至作为中小文化企业的孵化器都空间无限。

“除了鼓励类产业投资目录外，自贸区内对进口税的减免也极大地利好加工贸易企业。”罗立波说。

此外，免税则是更多人关注的焦点。据罗立波介绍，进口产品需要缴纳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进口环节消费税。进口环节消费税根据产品种类不同额度不一，奢侈品以及高档汽车额度较高。在自贸区内注册的企业，如果进口产品是终端消费品且在自贸区范围内，则将免除这三道进口税。

“对于关内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变审批制为备案制，以前注册建新项目需要跑多部门盖章，现在只需登记备案就可以了。”罗立波说。

自贸试验区试验了什么？

自贸试验区在中国的实践已将近3年，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正是自贸试验区改革的主要内容。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获批成立。2015年5月，福建、广东、天津自贸试验区成立，上海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扩容。在商务部和有关部门支持下，目前四大自贸试验区各项试点任务全面铺开。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就明确提出，可在自由贸易区发展以出口加工为主要目标的制造业。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利用这一形式，并将它建成为特殊的工业区，逐步发展成为出口加工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积极向高技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发展，形成科技型自由贸易区。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对《经济》记者表示，试验区要建立容错机制。改革试验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制度体系，并逐步实施，总结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改革的紧迫性没有减弱，改革不能停，自贸试验区应‘动’起来。”白明认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到期之后，可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入新的试验课题。

白明建议，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成果要进一步加快推广复制，并加快启动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在全国范围内“动”起来。同时，自贸试验区要找准试验样本的定位，避免同质化，可以在中西部地区设立试点。负面清单也应动态管理，只机械缩短不调整未必符合现实，应当根据实情可长可短。

2016年前5个月，4个自贸试验区简政放权共设立企业69177家。其中，内资企业65117家，注册资本19520亿元人民币，外商投资企业4060家，合同外资3086亿元人民币，通过备案新设外商投资企业4030家，合同外资3084亿元人民币。

“自贸区建立的目标不是政策洼地，能否复制推广才是决定自贸区成败的关键。”王军认为，面对全球经贸规则的变化，中国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因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向全国，让中国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的热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8月的研究指出，由于大量的中国国内资金寻求国际化的配置，一旦中国资本账户放开，就有可能带来大量的资本净流出。日本在资本账户开放的5-10年内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净流出。因此中国应该谨慎地放开资本账户，可以在自贸区“二线管住”上多加留意，并进行试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还表明，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利率市场化和金融部门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以色列在1977年施行过爆炸式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但由于缺乏稳定的宏观环境和对冲市场，一年半以后就被迫恢复了资本账户的管制。之后，从1987年到2005年，以色列试行了渐进式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这次改革在稳定的宏观环境下进行，并且建立了数据库，实时跟踪市场动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向《经济》记者表示，未来在自贸区推广和建设过程中，应该注意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上有所突破，如充分利用税收优惠发展REITs、试点互联网金融和综合金融业务、试点期货公司的QFII与QDII等。

“预计未来，自贸区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在更多方面放松管制”，鲁政委说，例如设立“二线”资本防火墙，防止境内资本大规模外流。或是试点区内给一定的自治权，试点建立部分独立的司法体系，以更好促进市场稳定发展和保护投资者利益。同时也应该设立一站式的服务体系和特殊签证政策，以便吸引全球人才，还能推进我国法律、文化、管理方式、工作环境建设更加国际化。

鲁政委进一步介绍，“由于自贸区致力于营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必然会对高层次的人才产生不小的需求，特别是在金融、物流和IT等领域，许多大学毕业生以及专业人才将有机会不出国门，就拿到远超同行业水平的‘国际工资’”。

此外，随着自贸区里外资企业的增加，就职外企的机会越来越多，天津等自贸区正逐步研究取消户籍限制，为就业人才提供更便利的服务。

对此，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上海自贸区建立后，推动了一系列的金融体制改革，未来将会把重点放在包括货币可自由兑换、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跨境融资自由化等难啃的骨头上来。”

“上海自贸区的试点有很大一部分是对金融的开放试验，包括对金融业务的开放、对股权结构的开放、对整个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的开放历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将在中国逐渐开放。”连平对《经济》记者说。

但连平不断强调，在这个过程里，掌控风险非常重要。中国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特别是金融系统，所以就需要像上海这样的区域试点产生。资本账户的调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平衡，因为它是一个价格，用以平衡国际和国内需求。

潜在“新星”大盘点

业内人士向《经济》记者透露，因为前两批自贸试验区都在沿海地区，所以考虑到区域协调发展和开放的格局，第三批更倾向于设在内陆地区，沿边可能会有一家。三批自贸区数量加起来应该在5至8家，“希望能在2016年年底前推出来”。

相较已经设立的上海、广东、福建、天津四大自贸试验区，内陆自贸试验区将肩负起新的探索使命。据了解，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将重点突出两方面任务。首先是与“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更加紧密对接，使自贸试验区成为“一带一路”在国内的重要抓手。其次便是探索内陆地区发展的新路径，引领内陆开放新。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卢进勇对《经济》记者表示，自贸区不能都开在沿海，内陆地区很多东西同样需要试验。“比如说，有些内容沿海地区试验成功了但是不一定适用于内陆，那么就需要在特定地区再试验。此外，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很多客观条件并不相同，很多方面‘软硬件’都不同，在内陆建设试验区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内陆地区的实际问题。”

卢进勇表示，内陆自贸试验区要与沿海地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内容传承又有自身突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内陆自贸试验区设立要推动内陆地区的改革开放，掀起新的。“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使得内陆地区改革开放进入，设置的意义就不大了。”此外，还要与“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紧密对接，与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和新的发展阶段结合起来，做出有益的探索和试验。

2016年地方申报自贸试验区的热情明显高涨。《经济》记者根据地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三五”规划建议等公开资料梳理发现，目前来看，除了青海、吉林、北京、山西、、河北之外，其余21个省市（自治区）都提出要申建自贸区。其中至少有16地已经将申建自贸区明确列入2016年工作计划中。

业内人士还对《经济》记者表示：“目前争夺激烈，名单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最后时刻仍存变数。”据其估计，湖北、陕西、河南、四川、重庆等地入围的可能性都非常大。

链接

自贸区是对整个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部署。从过去所有的金融危机来看，一半是改革形成的，一半是不改革形成的。足以见得金融改革当中，程度把握十分困难。我国政府提出，自贸区既要坚持改革试验，又要进行风险掌控。也就是说，找一个较大规模的蓄水池进行改革试验，一旦这个大规模的蓄水池逐步扩大，而且运行机制完善，就可以全面打开。

一、自贸区究竟是什么？

从区别来讲，自由贸易区有两种。第一种是本文所涉及的Free Trade Zone，英文简称FTZ，指某一国或地区在己方境内划出一个特定区域，单方自主给予特殊优惠税收和监管政策。沪、津、粤、闽自由贸易试验区属于这种类型。

第二种是Free Trade Area，英文简称FTA，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所形成的区域，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还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是一个国家实施多双边合作战略的手段。之前APEC会议上讨论的亚太自贸区就是FTA类型。

二、中国四大自贸区一览

广东自贸区：主打“港澳牌”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面积116.2平方公里，主要涵盖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以及珠海横琴新区片区。

广东自贸试验区将以深化粤港澳合作为重点，进一步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同时加快经贸规则与国际对接。

天津自贸区：服务京津冀一体化

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内，总面积119.9平方公里，涵盖天津港片区、天津机场片区、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

作为第二批自贸区中面积最大、北方首个自贸区，战略定位将挂钩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发展融资租赁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此外，天津自贸区还承担了一部分西部港口的作用。

福建自贸区：与台湾深度合作

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3个园区分别位于福州、厦门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总计面积达到118.04平方公里。

作为大陆与台湾距离最近的省份，福建重点突出对接台湾自由经济区，以及建设海上丝绸之路。

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自由贸易试验区 港口 航运 长江沿岸

1990年6月，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获批成立，其发展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区。2013年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9月27日，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国发〔2013〕38号）。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仪式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举行。经过20余年的探索发展，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的转变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根据《京都公约》，即《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业务制度的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Simplification and Harmonization of Customs Procedures），自自由贸易区是指在一国的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自由贸易区是许多国家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和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现在世界四大自由贸易区包括阿联酋迪拜港自由港区、德国汉堡港自由港区、美国纽约港自由贸易区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港自由贸易区。

一、上海自贸区获批的背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和投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为主要平台，加速推动建立高标准的全球投资规则体系，力图掌握制定全球多边投资规则的主导权。中国只有对投资管理方式进行重大改革，才能适应将要形成的高标准的全球投资规则体系。通过扩大开放来促进改革是中国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应变对策，而融入全球的最终目的是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发展，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一个重要举措，被视为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大潮，意义堪比深圳特区。

建设上海自贸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上海自贸区将坚持先行先试，积极探索政府经贸和投资管理模式创新，扩大服务业开放，推动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并能够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上海自贸区以开放促改革，这里将成为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

二、上海自贸区两港区基本情况

1、外高桥港区

1990年6月，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应运而生，它是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全国所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经济总量最大、经济效益最好的保税区。2012年，外高桥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25.36亿元，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438亿元。外高桥港区是上海港在浦东新区建设的综合性码头，其主要功能是为浦东开发开放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服务。外高桥港区连接长江深水岸线与外高桥保税区，其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组成部分，已成为外高桥保税区国际贸易、保税仓储、物流分拨的重要枢纽。

2、洋山保税港区

2005年12月10日，全国第一个保税港区――洋山保税港区正式启用。洋山保税港区拥有一流的深水港口设施、完善的配套条件，具有改革创新和探索突破、建设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的重要责任。洋山港良好的靠泊条件和装卸能力，吸引了马士基的四艘“3E”级超大集装箱船先后靠泊。2012年8月1日，启运港退税政策在洋山港试行，这有利于扩大洋山港的辐射能力，巩固其国际中转枢纽港的地位。目前，水水中转箱量已经占洋山港集装箱吞吐量的半壁江山。2013年1―10月洋山港水水中转情况如表1所示。

3、两港区吞吐量情况

2009年5月6日，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会宣布国务院批准撤销南汇区，将南汇区行政区域并入浦东新区。“大浦东”契合的正是上海正在全力建设的“双中心”战略，原先分属浦东和南汇的上海两港――外高桥港、洋山港，终成一家。

金融危机后，国际航运市场低迷，航运企业成本高企、市场运力过剩，全球主要航运指数持续低位徘徊。在这种大形式下，上海航运却依然保持着稳定的增长。2012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7.36亿吨，同比增长1.1%；集装箱吞吐量3252.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5%，两者均继续保持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其中集装箱吞吐方面，1536万箱在外高桥港区完成，1415万箱在洋山港完成。同期，釜山港吞吐量为1700万个标准箱。2013年1―10月外高桥港区、洋山港和上海港集装箱量情况如表2所示。

4、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上海港口发展前沿的外高桥港区和洋山港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港口服务能力。2011年10月14日上海港外高桥六期港区通过国家验收，其是一个具备汽车滚装、集装箱运输、港口物流三大主题功能的综合性港区。洋山港区四期工程拟建设7个5―7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占用岸线长2800米，设计年吞吐量400万标准箱，规划2015年底基本完成并投产。2013年下半年制约港口发展和吞吐量提升的洋山港主航道单向通航模式升级为双向航道。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将进一步提升两港区的服务能力。

三、上海自贸区给港航业带来的新机遇

在国务院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提出了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文化和社会共计6大服务领域的开放政策，涉及18项措施。航运方面，《方案》提到，积极发挥外高桥港、洋山深水港、浦东空港国际枢纽港的联动作用，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积极发展航运金融、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管理、国际航运经纪等产业。其中，着重强调“允许中资公司拥有或控股拥有的非五星旗船，先行先试外贸进出口集装箱在国内沿海港口和上海港之间的沿海捎带业务”。

外国籍船舶在我国沿海港口之间从事外贸集装箱重箱的国内段运输，性质属于国内沿海运输。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条例，之前我国禁止“外轮捎带”政策，即中资拥有或者控股的方便旗船不能享受国内的优惠政策，待遇基本等同于外国船只。外轮捎带政策允许外籍船舶捎带国内两个港口之间的货物，若实行将使上海港分流原本因为外轮不得经营国内港口之间业务，而选择在周边国家/地区进行中转的箱量。以后相关船舶货物的中转不必再到韩国釜山港等港口中转，降低了中转成本，而成本的降低也会带来价格上的优势。

总理在上港集团考察时，上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曾向总理表示，如果允许外轮捎带，上海港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枢纽港，将大大提高公司的货物聚集能力。据估算，捎带业务放开后，上海港一年可新增90万标准集装箱的中转箱量，相当于新增主营业务量的7%左右。

港口航运业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载体，是国际经济的“晴雨表”。《方案》提出推动贸易转型升级，积极培育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加快提升我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地位；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探索在试验区内设立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和资源配置平台，开展能源产品、基本工业原料和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等。国际贸易地位的提升将有力地促进港口的发展。

四、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将带动长江沿岸港口发展

2013年3月，总理在长三角调研时曾在上海表示，中国最大的能够运用内河航运的就是长江，上海地处长江口，希望上海港将自己的管理经验、投资力量，向沿江顺江而上，带动沿江地区的开发。

上海港和长江流域各港口具有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1997年，为加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国务院下达了《国务院关于同意上海组合港组建方案的批复（国函（1997）87号）》，同意上海组合港的组建方案。同年9月29日上海组合港正式成立，它以上海为中心，浙江和江苏为两翼，在不改变原有地域和行政隶属关系的前提下，对相应港口的集装箱码头泊位进行组合。2005年，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和南京港口集团公司、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组建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2006年，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江阴港港口集团合资组建江阴苏南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据统计，上海港95%的集装箱量来自于长江流域。优质的服务、经济的中转成本不断吸引船舶和货物通过上海港中转，促进中转箱比重逐年上升。2013年上半年，上海港集装箱水水中转比率为46.6%，比去年同期增长3.8%，提前达到“十二五”规划中上海港水水中转比例45%的目标；集装箱国际中转量118.8万TEU，增速达32.7%。

目前，泰州港、龙潭港、江阴港等沿江港口和企业已经积极采取行动与上海自贸区进行对接。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为上海港以及长江沿岸港口创造了发展和合作良机，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空间。

（注：本文是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构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文献信息支撑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870017）、上海市图书馆学会2013年度科研项目“海事行业竞争情报服务的体系构建与服务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013CSTX03）、2012年上海海事大学校基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信息智库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20120126）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上海自贸区：试验任重道远不能急功近利[N].解放日报，2013-09-29.

[2] 戴榆：中资旗船试行沿海捎带业务 提升货物聚集能力[N].每日经济新闻，2013-09-28.

[3] 张建平：以上海自由贸易区撬动新一轮改革[J].中国外汇，2013（9）.

[4] 阮延华：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五年的开发实践[J].浦东开发，1995（5）.

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人民币

一、聚焦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

上海自由贸易区（洋山）原名洋山保税港区，于2005年12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在洋山深水港开港的同时正式启用，是我国第一个保税港区，也是实行港口和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功能合一运作模式的创新区。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规划范围28.78平方公里。按照目前的规划，上海自贸区分为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区域，前3个区域更注重物流港口运输。

上海自贸区建设是一个国家战略，是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意义重大而深远。上海自贸区的核心是服务业开放，而金融业又是服务业的核心。自由贸易区落户上海，将促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利率市场化、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构建离岸金融中心的种种猜测，让上海自贸区不单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更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块试验田。过去几年里，人民币货币交易量排名不断攀升，国际清算银行最新报告称，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交易量前十大币种。

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仅有香港一个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显然远远不够，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也自然成为离岸金融中心的不二选择。随着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各项金融细则出台之后，未来的不久上海将成为最大的人民币交易中心，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也将让上海成为国际金融的目标更进一步。

二、自贸区金改政策对人民币的影响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志强表示，外汇体制管理放松是自贸区方案在金融方面最大的亮点，有助于推动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此次公布的方案提出自贸区内可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全面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

当前金融开放需要突破的一个方面，是影响资本输出的很多限制有必要取消。从人民币国际化角度来说，短期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于使人民币能够留在海外，贸易投资及国际金融交易使用人民币计价。从未来三至五年汇率变动趋势来看，是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最佳时机。美元将走强，利率回升，海外资本有可能回流。未来三至五年，人民币相对稳定，甚至有轻微的贬值，有利于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

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实力的增强使人民币国际化已渐成趋势。人民币跨境使用从2009年起步，目前已取得长足进步，人民币已成为全球外汇市场中第九大活跃的交易币种。但就GDP而言，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货币市场中的地位与之并不相符。截至2013年6月，全球外汇储备总量为11.1万亿美元，剔除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为7.6万亿美元。如果人民币占储备资产总量比例为5%～10%，则人民币资产需求增加3800亿美元～7600亿美元，按照当前汇率，折算成人民币约为2.3万亿～4.6万亿元。

三、自贸区金改政策对股市的影响

12月2日，央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自贸区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下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的操作形式。

有专家称，资本项下的突破力度超出市场预期，允许区内个人开展各类境外投资、机构境外融资；为区内主体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不限于“区内”金融机构而是“上海地区”。关于利率市场化的内容略低预期，仅涉及CD（大额存单）的发行与放开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市场广泛期待的区内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定价，甚至是扩大人民币存款利率浮动上限都未能提及。

在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利率市场化体系方面，上海自贸区有望在区内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存款利率上限；允许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调；允许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发行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定规模的市场化定价人民币大额可转让存单。

四、自贸区金改的巨大挑战

最近财政部新发的10年期固息中标收益率为4.7121%，创2004年8月以来新高，而较早前高企的融资成本一度使国开行、农发行以及中铁总公司等纷纷推迟、减少或取消在国内发行债券的计划。

与国内融资成本高、渠道不畅所不同，今年以来国企和地方政府等开始热衷于境外融资。

其实，人民币内贬外升客观上带有了填补投资―储蓄缺口的功能，即通过人民币内贬稀释单位货币购买力筹集真实储蓄资源，而外升则诉求稳定汇率，吸引境外储蓄资源。随着当前人口政策加速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及真实储蓄率呈边际递减态势，要以投资维系经济企稳回升，就需构建人民币内贬与外升等两大制度性剪刀差，筹备投资所需的真实储蓄资源。

显然，这将促使国企和地方政府尽力施加影响并游说决策层延迟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且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一旦显露国内风险敞口，会使决策层延缓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进程。同样，身负外债的国企和地方政府会尽可能施加影响力，期望人民币汇率保持渐进升值态势，以借升值而对冲境外融资成本。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和汇率改革等在问题意识下的延缓，将使国内更倚重于金融压抑政策，进而使包括利率市场化等在内的金改知易行难。

由此可见，当前要通过改革有效释放红利，前提是要尽快结束过度倚重投资的模式，并以破釜沉舟的果敢推进金改，有效消除金融压抑的政策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对于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单纯局限于亚洲眼光过于狭窄，上海直接面对整个世界，因此看待上海自贸区眼光也不妨看的长远一些。从国际化的视角来看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有望帮助中国在全球新一轮区域自由贸易谈判的被动地位扭转过来。

参考文献：

[1]关于印发《临港地区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通知.上海市人民政府

[2]《临港地区建立特别机制和实行特殊政策的三十条实施政策》.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3]洋山深水港官网.上海洋山深水港综合信息服务网

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意义范文第5篇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已于2013年9月28日正式揭牌，同时公布了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建立试验区，是我国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重点任务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管理模式创新、扩大服务业开放、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这将为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实现制度创新，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对激发经济活力、创造制度红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试验区肩负着提升中国竞争力使命

（一）加快转变政府的职能

《方案》指出：试验区肩负着我国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是国家战略需要。

《方案》还指出：经过两至三年的改革试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探索建立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努力形成促进投资和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着力培育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更好地为全国服务。

（二）确立先试先行的角色

凭借我国高增长的市场容量，中国正由全球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转变为战略中心和决策中心。近10年来，随着中国市场在全球影响力的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希望在上海设立亚太区总部甚至全球事业部总部、全球性研发中心。上海在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方面，正处于历史性的战略机遇期。在这个大趋势下，我国理应改变片面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外向产业发展战略，通过充分挖掘庞大的内需市场，尽力吸引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向中国集聚。特别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扩内需政策正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的增长潜能，为逐步提高的劳动力素质和相对完备的配套能力，为吸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外商投资创造了相对充裕的条件；而跨国公司将全球战略重心从欧美市场向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区新兴市场转移的趋势也日益突出，这带来了整个价值链的转移。无疑，试验区将肩负如何进一步吸引全球高级要素向中国集聚的“洼地”角色。因此，试验区除了在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之外，还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因此，试验区责无旁贷地将担当“先行军”的新角色。

（三）价值链竞争力的提升

试验区不仅是对外新一轮开放的新战略，促进投资、贸易、金融便利化，更肩负着中国更深层次参与全球价值链，提升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历史重任。未来10年的全球竞争，将是价值链的竞争，这将决定未来中国经济的命运。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浪潮，以及国内传统优势的流失的现实，我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这种全面升级还使试验区所承载的使命体现在更具体的三个方面：首先，尽快提高加工贸易料件的本地化率，加快零部件、原材料在加工贸易中从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的传递速度，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原有产业的结合度；其次，培育并强化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的自身优势，促使跨国公司将更多的设计、生产、流通和服务环节放在中国，优化母子公司之间的分工关系，促使加工贸易由单纯生产向综合服务和全球运营方向转型；最后，按照“十二五规划”延长产业链，提高增值含量的要求，在促进内外资加工贸易协调发展的同时，加强加工贸易产业分类评估，明确并细化禁止、限制类产业目录，建立准入退出机制，通过财税、金融、品牌认证等手段加大引导力度，积极培育核心竞争力。

（四）倒逼国内市场的改革

从国际大环境看，当前，不同贸易体系下的谈判内容更加侧重贸易与投资并重、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相关联。尤其是随着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在加速推进，更高标准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在框架、内容、要义等方面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与规定。例如，大多数TISA谈判参与方在金融、证券、法律服务等领域已没有了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而我国这些领域的政策仍停留在传统的WTO多边贸易框架体制下，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等行业在上一轮加入WTO谈判时仍保留有许多限制外资准入的措施，缺乏参与TISA谈判的基本条件。而更由于国际政治等原因，TPP、TTIP谈判现在还将中国排除在外。

有鉴于我国在新一轮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中处于较为被动地位的现实，加速推动试验区建设显然更具全球化视角。一方面，我国正在准备积极参与全球自贸区谈判，并推动中国全方位的自贸区战略，以保障中国的全球化利益。另一方面，上海在贸易、金融、投资、航运、港口、关税、“负面清单”、离岸市场等领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服务业开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与试验区相适应的监管等制度环境等重点制度性创新，也正是中央政府借推动国内自贸区建设的契机，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推动我国与新一轮全球规则体系接轨的战略考量。

从趋势上看，中国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将趋于结束，而第二波“全球化红利”正在展开。有别于依托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就是通过庞大的内需市场，吸收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升级。从总体看，我国吸收国际资本的综合优势并未明显减弱，在逐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相对完备的配套能力后，吸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外商投资将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上新的高度。

二、试验区将呈现五大亮点

《方案》指出：紧紧围绕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战略要求和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战略任务，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方式，把扩大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把培育功能与政策创新相结合，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

《方案》提出了五项任务：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二是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三是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四是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五是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围绕着主要任务和措施，试验区将会呈现着五大亮点：

（一）负面清单：除了规定不能干的，其他都能干

“负面清单”是试验区内一项典型的制度创新，它体现了在投资领域“非禁即入”的原则，即除了清单上规定不能干的，其他都可以干，且不再需要政府事前审批。

“负面清单”事实上是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明确政府需要管的事，而不是无限制伸手。试验区采用这种新的经济管理模式，与新一届政府强调的简政放权、职能转变在本质上一致，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采用“负面清单”制度后，政府的事前审批权力会弱化，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却需要强化。

（二）境内关外：允许企业“先入区，再申报”

试验区建立在保税区的基础上，但与保税区的“境内关内”模式相比，试验区将真正走向“境内关外”。试验区将按照“一线彻底放开，二线高效管住”的要求，改革货物“先申报、后入区”的海关监管模式，允许企业“先入区，再申报”。凡符合国际惯例的货物均畅通无阻，不存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

（三）服务业开放：“鲶鱼效应”惠及民生

与WTO主要着眼于货物贸易不同，“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服务贸易”是试验区的重要任务。《方案》提出，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扩大开放，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在此之前，由于开放不足、存在一定的保护，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远不能满足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比如在财富管理方面，多数人只能选择存款或理财产品，在通货膨胀中资产不断缩水。在教育、医疗方面，好的学校周围一房难求，优质医院永远人满为患……可以利用试验区在海关监管上“一线彻底放开”的优势，开设一个跨境电子商务网站，让消费者同步购买全球的打折商品，利用这个平台提供关税代缴服务，避免了在目前的代购模式下，货物被查扣的风险。对外开放将影响金融、旅游、教育和医疗等多个服务行业，竞争主体多元化对老百姓是实实在在的利好。

（四）金融创新：率先试行利率市场化

2013年以来，我国的金融改革快马加鞭，从金融“国十条”出台、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到最新的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在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路上，试验区将扮演重要角色：在试验区内，实现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允许金融市场在试验区内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平台；逐步允许境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交易等。利率市场化会压缩银行的“法定”利润空间。但另一方面，试验区鼓励金融创新，也会给金融机构业务转型安上一双翅膀。

（五）资本项目可兑换：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试验区内最受瞩目的金融改革之一。试验区将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试验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全面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资自由化。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对资本输出有不少限制，推动企业走出去，首先要清除这些限制。此外，海外的金融资源非常便宜，有的区域贷款利率只有国内的一半。可以利用试验区平台，引进这些资源服务中国实体经济。试验区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会让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局部连接。在开放的同时，国内的金融改革需要跟上，否则会产生资金价格的落差。

三、试验区将成金融制度创新试验田

（一）金融创新的两层理念

《方案》提出：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在试验区内实现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全面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资自由化。深化外债管理方式改革，促进跨境融资便利化。深化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促进跨国公司设立区域性或全球性资金管理中心。建立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

《方案》还提出：增强金融服务功能。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支持在试验区内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允许金融市场在试验区内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平台。逐步允许境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交易。鼓励金融市场产品创新。支持股权托管交易机构在试验区内建立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支持开展人民币跨境再保险业务，培育发展再保险市场。

（二）金融创新的催化力量

在知识经济时代，商品货币化、货币资本化的程度加深与频率加速，金融创新不仅决定金融资本的效率与效益，也反作用于产业资本能否转型升级。因此在中国，政策限制是金融创新的拦路虎。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政策和体制持续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的特区、先行区和自贸区的金融创新，都是政策、法制和体制创新的产物，也是政策创新推动资源、管理、科技、产品、市场创新的典范。

如果说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政策创新则是产业创新的“启动力量”，金融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催化力量”。产业发展的过程就是破坏和创新的循环过程，这是所谓的“创造性毁灭”的理论来源，旧产业的创造性毁灭带来新产业的新生与发展。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就是由资本推动的先行者实现“价值创新”而后行者出现“价值毁灭”。在知识经济时代，“创造性破坏”改变了二八定律，表现为“赢者通吃”，即99%的市场或利润为1%的先行产业或企业获得。

试验区如果通过政策创新因势利导，推动金融资源创新、金融政策创新、金融管理（包括监管）创新、金融技术创新，进而让金融工具（产品）创新的自动化进程与产业边界扩展形成比较好的匹配，实现金融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目标，有利于发挥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的功能。

（三）警惕资产的错配概率

在中国，金融创新面临旧体制、旧组织、旧资源、旧管理、旧产品、旧政策的改革与创新，既有金融体制创新，也有金融资源、金融组织、金融技术、金融产品（工具）创新，因此，金融创新不仅是金融要素组合创新，更是金融领域整体的大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放宽银行设立条件、取消或放松利率管制、取消或放松对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允许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实行业务交叉等，都属于金融业务创新范畴。这些创新推动金融市场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虽然提高了流动资产收益率，但增加了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竞争、利率风险上升，银行资产负债额越来越大，资产错配概率增大。

金融创新无止境，要用创新“对冲”创新的风险，无论是银行传统业务、银行支付和清算体系、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还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制度都持续在进行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将伴随着金融业发展相始终，试验区的金融创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长期的、可持续的、创新的思想准备。《方案》所述的“在试验区内实现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则似乎暗示着试验区的利率市场化并不会一步到位，而是先资产（贷款）、后负债（存款），以尽力控制自贸区内外的套利行为。

四、试验区金融监管创新及金融制度改革突破

试验区被广泛认为最有价值的部分是金融行业的对外开放。试验区有望放开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也很大可能率先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利率市场化等，这些金融制度的试点都具有革命性，将对上海真正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经济中心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方案》指出：坚决实施“二线安全高效管住”，……通过风险监控、第三方管理、保证金要求等方式实行有效监管。

（一）金融监管制度如何创新

1.处理好两个关系：“管”与“放”的尺度上权衡

尽管试验区的实施细则还未出台，但可以预见的是在该区域内，将给相关企业机构提供更大的自由度。但是，金融服务业放开的同时，相应的金融风险也会大大增加，甚至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造成较大影响。这也就对该领域内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一种在“管”与“放”的尺度上的权衡。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借鉴国外某些金融中心的监管方式，再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状况来构建试验区的金融监管制度。比如，具有较高相似度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的监管创新给试验区的金融监管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蓝本。

迪拜自由贸易区自建立开始就吸引了大量金融机构进驻，在这些金融机构及其他企业纷纷在DIFC挂牌营业的基础上，DIFC的证券交易所和商品期货交易所等市场也迅速建立起来。DIFC自建立以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制度上的设计，尤其是金融监管方面的创新：在DIFC区域内，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风险性监管机构――迪拜金融服务局（DFSA），主要负责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机构执照授予及其金融服务活动的持续监管。该金融服务局可以定义成一个综合性的管理机构，监管范围包括资产管理、银行和信贷服务、证券、集体投资基金、商品期货交易、托管和信托服务、伊斯兰金融、保险、一个国际证券交易所以及一个国际大宗商品衍生品交易所。DFSA的职责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政策和法律制定、授权、识别、监管、执行以及国际合作。DFSA作为监管者的权利主要来源于2004年DIFC一号法令――《监管法》的有关条文。DFSA这样一个高效率、现代化、独立性强的监管机构，更多地采用风险性、原则性监管的理念，使得迪拜国际金融中心逐渐发展为一个以安全、发展为导向的商业平台。

2.理念上两个关注：制度创新与模式变革

试验区的监管实践，也可以实验性地建立这样的监管机构，赋予该机构区域性立法的权限，并对自由贸易区内的相关机构准入及运营实行统一的监管。要实现这种监管上的创新在初期至少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不能满足试验区的金融改革需求，必须要在试验区内实现监管制度的创新。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护监会等三家独立的监管机构组成，实行分业监管。试验区内金融服务业的进一步放开也必然涉及不同监管部门的职能范围。虽然，我国大体上的金融业发展现状并不适合混业监管，但在试验区内，似乎“大金融监管”的模式更为便捷高效，可以借鉴迪拜的经验，设立一个金融服务管理机构。

其次，这次试验区的建立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实现金融监管理念上的变革，即尝试从规则性监管（Rules-based Regulation）模式向风险性监管（Risk-based Regulation）甚至原则性监管（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模式的倾斜，这也是国际上监管模式变革的整体趋势。

我国一直以来主要采取的是规则性监管模式，即通过较为体系化的法律法规去规制相关市场中的金融活动。这种方式虽然能较为有效地控制市场风险，但是由于规则的滞后性，一方面局限了市场自由度，很难及时有效地处理和规制金融创新，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少监管套利行为。

（二）金融制度改革如何突破

1.试验区建设最大挑战是金融问题

目前海外已有的成百上千个自贸区，尽管在功能、规模上不尽相同，但是大多数自贸区的基本特征在于鼓励吸引投资、推动贸易方面，给予充分的税率、利率优惠、通关便捷等方便。由于这些自贸区所在国家，在利率、汇率、资本账户管理和本币的可自由兑换方面，本身是市场化的、自由的（有些初期是非市场化、非自由的），因此其基本上不存在对金融制度的变革需求。

但是，试验区建设与海外多数自贸区最大的不同是，除上述提到的需要在非金融的若干领域变革制度外，最突出、最重要的是要求对经济全局最具冲击力和颠覆性影响力的金融也必须加快改革，否则，试验区的其他改革是难以向纵深发展的。其一，试验区与“区外境内”的中国其他地区将实行不同的金融制度与政策，所以前者只要真正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先行先试，则试验区与“区外境内”一定会产生利息差、汇率差，会进一步吸引“区外境内”其他地区的机构纷纷在试验区投资设机构，便于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筹资，也可能利用制度空子返回投资套利，冲击国内的宏观平衡。其二，试验区内的服务贸易其注册地和经营地往往是分开的，其大量的业务不可能局限于试验区内，在目前国内外利差、汇差不一致情况下，就可能会产生大量的套利型筹资投资活动。倘若存在大量资金大进大出的套利交易，会给货币调控形成较大的压力。届时，央行必然会加大实施促进外汇流出或流进的“对冲”措施力度，则会加大非试验区的金融改革力度。

2.试验区金融改革原则是放管可控

关键在于通过设立无形的银行“特别账户”这一“铁丝网”，才能坚守住“一线彻底放开、二线有效管制”的原则。

（1）一线彻底放开

在试验区内，金融机构的准入、金融产品的创新、汇率利率和本外币的兑换及去境外市场的筹资投资，一切按市场规则或国际惯例办。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放开，才有试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