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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江苏省 旅游 客源市场 策略
为了保证江苏省国内旅游业的稳定发展,本文针对江苏省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状况,提出七个开发策略,以期能为其他省份乃至全国范围内各区域旅游业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1关注各细分市场及其游客的需求首先,密切关注女性游客需求,开发女性游客市场。近几年,江苏省国内游客量统计中显示,女性游客的出游率在逐渐上升,这反映出由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及思想意识的解放,越来越多的女性会产生出去旅游的需求。同时,女性群体在受文化、家庭、心理以及生理等诸多外在和内在因素的影响下,旅行行为上比较喜欢具有购物、历史文化、饮食、健身、卫生、安全、舒适等特点,因此,在旅游市场营销时可针对性地满足女性游客的这种旅游需求。同时,女性比男性更具有感性,因此对女性游客进行感情促销,更有利于促使其更好的消费[1]。
其次,深挖青少年心理特征,开发青少年旅游市场。相关数据显示,江苏省的国内游客以中青年为主,15~24岁年龄段游客同比增长幅度大,可见,青少年旅游市场增长的空间较大,基础较为扎实,因此可以作为客源市场拓展的目标选择。其中,修学旅游是青少年旅游最大的市场,对修学旅游的开发不仅要注意旅游活动的形式,更应当注重旅游产品的内容,要能够设计出融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操作性为一体的促销方案,激发青少年参与的兴趣,满足青少年探新求知的欲望[2]。
最后,探讨老年游客需求心理,开发银发市场。相关数据显示,江苏省国内游客中65岁以上的游客仅占2.32%,但是应该注意到,随着世界老龄化趋势增强,老年人旅游市场潜力巨大。开发银发市场,要突出健康的主题,关注“空巢”老人心理特征,充分体现对老人的关心、爱戴和照顾,着重宣传江苏旅游服务中“便捷、周到、舒适”的特点,提倡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结合有效的医疗保障,并突出娱乐性、参与性、文化性和健身性。
2加强对重心类型和新增长点类型的宣传旅游宣传是旅游业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可以针对徐州、连云港、盐城、淮安等苏北旅游的重心类型以及泰州、宿迁等新增长点类型的城市,加强旅游宣传力度,提高其知名度。
采用传媒促销的方式,这也是最常用的促销方式,是一种“变等客上门为请客上门”的方式,如请电视台、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体记者采访、编发消息、微博、播放风光片等手段;到主要的旅游客源地举办小型的新闻会;编制旅游景点的精美画册,全面介绍该类型旅游线路安排、旅游产品的特征、旅游接待设施及其他相关内容。
借助高速便捷的互联网,联合一些旅游主管部门、旅游酒店、旅行社等建立特色鲜明的旅游网站,充实网站内容,图文并茂,使其兼具景区景点的推荐、酒店预定、虚拟旅游产品等多重功能,提高知名度,增强宣传效果,吸引更多潜在的旅游者。
3提高整体实力,加强各地市旅游形象的个性宣传旅游地形象是吸引游客前往的一个突出因素,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确立其在国内旅游市场上独一无二的地位。江苏省国内旅游市场营销的重点是塑造一个全新的江苏省旅游整体形象,把相关活动主题形象、旅游产品形象、行业企业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旅游形象的设计应考虑旅游资源、旅游设施以及客源市场调查三方面[3]。首先,旅游资源决定着一个地区旅游产品的形成[4],可以通过对江苏省旅游资源特征的分析,使游客准确而清晰地认识旅游产品;其次,旅游软硬件设施是游客游览活动的重要保障,为江苏省各城市旅游形象设计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通过构建旅游形象,向旅游者推销旅游产品,激发旅游动机,开拓旅游客源市场。为此,设计前应对各地旅游客源市场进行调查,分析出旅游形象设计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深层次挖掘形象设计的内容,从而更有力地开拓市场。
4发掘产品潜力,调整产品结构 相关数据显示,纯观光客源市场正在逐渐萎缩,度假、商务、展览、奖励以及一些专项旅游市场在上升,非观光市场成为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主体。因此,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依托江苏强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商务、奖励、会展、会议、公务、购物等专题旅游类型的比例。例如可以通过举办一些大型的商务、会议、展览等活动来开发多功能旅游产品,加强对各类专题旅游项目的开发,如进一步发展自然景观观光旅游、苏南吴文化和苏北汉文化等文化旅游、苏南民族风情旅游、苏北休闲度假旅游、苏中会议商务旅游、探险猎奇旅游、科考旅游等多元化旅游产品,使购物型、度假型、观光型、文化型、商务型与探险型旅游活动有效结合起来,丰富旅游内容。
5促进内外联合与深度合作
在江苏省国内旅游客源市场开发中,需要各部门的紧密联合与协作,即旅游主管、酒店行业、旅行社、交通、资源开发等部门,加强与国内各大旅游机构和组织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可加强与华东周边地区的区域协作,加强对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两大国内客源市场的宣传促销,形成旅游专题网络;与旅游俱乐部、文化交流组织、宗教组织等联合促销;采取“点上起步,线上发展,网上推进,面上繁荣”的战略,推动旅游一体化的发展。
6解决旅游季节性供求矛盾
首先,数据显示,在旅游淡季时,江苏省国内旅游市场超载现象不太明显,但在一些局部地区和特殊的黄金时段,会出现旅游火爆的现象,所以要合理利用价格这一经济杠杆来对客源市场进行分流,挖掘潜在市场,把游客从旺季市场分流到淡季市场,缓解季节差异所导致的旅游压力。其次,完善各旅游地主题功能,多举办文化庆典、文艺娱乐事件、体育赛事、商贸会议等特色节庆活动,减少客流淡旺季差异,这对举办地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效应和影响,江苏省拥有丰富的节日庆典和民俗风情,如南京重阳节、连云港徐福节、舞龙灯、苏州尝船菜、无锡寿庆、周庄茶道、渔业习俗等文化节和民族风情旅游节,这不仅可以丰富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增加了旅游的趣味性,而且可以突破季节的限制。最后,可以实行旅游主管部门主导型战略,坚持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在以市场为主配置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争取旅游业更大的发展[5]。
7合理定位江苏省旅游客源目标市场客源目标市场是制定客源市场开发战略的重要依据。通过对江苏省国内客源市场的分析,将有开发潜力的客源市场作为江苏省国内旅游业的目标市场,按开发潜力的大小分为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和机会市场(图1)。因此,要合理定位国内旅游客源目标市场,进行全方位、有重点、分层次的市场开发,准确细分客源市场,并针对细分市场的需求设计旅游产品,制定专门的旅游营销策略,促进这些目标市场大力发展。
图1江苏省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级别划分参考文献[1]顾树保,于连亭.旅游市场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2]蒙睿,赵文丽,刘嘉纬.在校大学生旅游行为研究[J].旅游科学,2004,18(02).
[3]赵小燕.对旅游目的地可持续性发展的几点看法[J].旅游学刊,2006,21(6).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203-03
一、引言
旅游市场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客源市场的竞争对旅游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其次,旅游产品具有不可转移性和不可储存性的特点,使其相比其他行业对市场有更强的依赖性。近年来国内外对旅游客源市场的研究集中在影响因素、时空结构、市场细分和市场预测等方面{1}。全华、赵磊等运用SSM分析方法,选取江苏省2001―2009年相关入境旅游统计数据,对江苏省入境旅游市场结构变化进行分析{2}。苏建军应用GM(1,1)模型对青海省旅游市场进行态势分析和预测研究{3}。对一个成熟阶段的景区而言,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其客源市场没有太大波动。要想确保一个地区旅游业持续、健康的发展,首先要对其客源市场有一个全面、详细的了解,并且正确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然后针对各细分市场采用对应的发展策略,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地区旅游业的长期蓬勃发展。对于哈尔滨来说,无非存在两种市场:现实市场和潜在市场。通过对哈尔滨客源市场游客数据的分析,了解其现实市场、潜在市场的占有率及变化率,衡量其客源市场竞争态,以便制定相应对策,维持现实市场规模,积极开发潜在市场。
二、哈尔滨市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时空分布
1.年际变动指数。在客源市场的时空分布结构研究上,主要有地理集中指数、季节性集中指数等方法。Myriam Jansen Verbeke应用比例指数、出游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旅游者集中指数分析了欧洲客源市场的时空分布结构{4}。Tak-Kee Hui等应用季节性指数分析了新加坡的日本客源市场特征{6}。Christine Lim应用移动平均比率(ratio-to-moving average)研究了澳大利亚的韩国旅游市场客源特征{6}。借鉴此类研究方法,可以很好地分析哈尔滨市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时空分布。
通过对来哈尔滨住宿设施及入住率的普查数据,得到哈尔滨国内旅游市场游客接待量数据,如表1。
通过对哈尔滨各景区国内游客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得到2010―2014年各省游客占有率,如表2。
根据上表数据,我们先来研究2010―2014年哈尔滨客源市场时间分布的波动性。本文通过年际变化强度这一指数对其进行反映。年际变化强度指数以年为单位研究事物的变化规律,其结果数值越接近100%,说明客源市场随时间分布的波动性越小。
根据哈尔滨国内旅游客源市场年际集中指数表:从2010年到2014年,哈尔滨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年际集中指数除港澳台外均在10以下。查看源数据可知,港澳台游客所占比重特别小,可以忽略这三项。而且表中可以看出,哈尔滨主要的国内客源市场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年际集中指数都在5以下,足以说明哈尔滨的国内客源市场很稳定,只有较小的波动。
3.地理集中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指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地域分布态势,能够反映出客源市场的空间分布和组合情况。通过公式(1-3)和表2数据计算,可以得出哈尔滨2010―2014年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地理集中指数,见表4。
根据哈尔滨国内旅游客源市场地理集中指数表:从2010年到2014年,地理集中指数最大的为2010年的57.18,2010―2012年逐年下降,2013年和2014年有所上升,仍然低于2010年。这表明哈尔滨国内旅游客源空间结构有趋于分散的趋势,但是5年来变化幅度较小,客源市场总体上比较稳定。
哈尔滨国内客源市场的年际变化强度指数、年际集中指数及地理集中指数三个指标能全面、详细地反映出近5年哈尔滨国内客源市场时间、空间分布的集中性和稳定性。通过以上三个指标的测算,综合分析表明近年来哈尔滨国内客源结构比较稳定,并且地域集中度较高。
三、哈尔滨国内客源市场竞争态
1.波士顿模型的引入。借助波士顿矩阵模型,我们将各省份都看作单独的一个企业产品,把每一个省份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增长率归入不同象限,从而使各个省份的客源结构组合一目了然。在波士顿矩阵模型中,将各省份划分到4个象限,分别代表4种不同的客源市场类型:幼童、明星、金牛和瘦狗{7}。其中幼童类市场是指高市场增长率、低相对市场占有率的省份,这类市场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更多的宣传,以便加速扩大相应省份客源数量;明星类市场是指高市场增长率、高相对市场占有率的省份,这类市场是高速成长市场中的领头羊,将成为未来的金牛类市场;金牛类市场是指低市场增长率、高相对市场占有率的省份,明星类市场增长率下降到10%以下便成为金牛类市场,这是成熟市场中的领导者,是最为主要且稳定的客源市场;瘦狗类市场是指低市场增长率、低相对市场占有率的省份。
值得注意的是,波士顿矩阵模型并不是完全适用于旅游客源市场的分析。因为虽然在研究时可以将各个客源省份看作单独的企业产品,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比如对于瘦狗类的企业产品,企业完全可以选择摒弃不再生产,以减少企业的负担。但是对于各客源省份,旅游目的地不可能具有这种主动选择权。因此,对客源市场嵌入波士顿矩阵模型研究时,应该注意旅游产品的特殊性,对处于不同象限的省份针对性地使用相应对策,从而使哈尔滨旅游客源市场更加持续健康地发展。
2.波士顿模型的应用。下面对各客源市场进行波士顿矩阵模型分析。首先通过表2可以明显看出,哈尔滨的国内旅游客源有五成左右来自黑龙江省。黑龙江省内游客人数占比过高,如果将其纳入统计范畴一定会很大程度地影响整个数据的准确性,不能更直观地反映出其他各客源省份的市场占有率,所以在统计分析之前将其予以剔除。
根据表5数据可以看出,台湾、香港、澳门三地2014年市场占有率为零,并且年际市场增长率为-100%。为了保证求得平均值的准确性和参考性,在求各省的平均市场占有率和平均年际市场增长率时剔除这三项数据。这样一来,求得2014年各省平均市场占有率Na为3.33%,各省2010―2014年平均年际市场增长率La为15.38%。
3.哈尔滨市国内客源市场划分。以Na和La为分界值,将各客源市场的占有率和年际市场增长率和平均值Na、La比较,若Ni大于Na,令Ni为1;若Ni小于Na,令Ni为0;Lit大于La,令Lit为1;若Lit小于La,令Lit为0。这样就将各个客源市场划分为明星、金牛、幼童、瘦狗四种类型,从而得到波士顿矩阵形式的客源市场竞争态,如表6。
[论文摘要]农民旅游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但长期以来农民旅游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近年来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农闲时间的增加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农民旅游市场已经起步。本文分析了农民旅游市场开发的可行性以及目前农民旅游者在出游动机、出游方式、出游时间等方面的特征,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市场拓展的策略。
一、农民旅游市场的现状分析
2007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数达16.10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5.5%。其中:城镇居民6.12亿人次,农村居民9.98亿人次。全国国内旅游收入7770.62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24.7%。其中:城镇居民旅游消费5550.39亿元,农村居民旅游消费2220.23亿元。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均花费482.65元,比上年增长8.0%。其中:城镇居民国内旅游出游人均花费906.93元,农村居民国内旅游出游人均花费222.47元。可见,农民旅游市场是我国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旅游,农村将会成为我国最大的旅游消费市场。
随着国家富农政策的出台,“十一五”期间农民的收入水平将显着提高,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增强,农村居民很快将成为即期旅游消费的需求者,其旅游花费数额也将进一步提高,将为我国旅游消费和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市场前景。并且农民不受工作日的限制,相对比较自由,这也是农民旅游的一大优势。
二、农民旅游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旅游消费层次低
数字表明,在消费水平方面,200元~400元的人均花费构成了当前农民国内旅游消费的主流,这种消费水平约为城镇旅游消费水平的1/4。农民旅游消费层次较低。
(二)针对性市场供给不足
现有旅游产品在供给内容、价格和服务网络三大方面都很难与农民旅游的特殊需求相接。目前的旅游企业还没有形成专门针对农民设计旅游产品的意识。开发的旅游产品不能很好满足农民需求。再就是价位问题。虽然一些农民富裕了,但农民出游一般还是能省的钱尽量会省下来,这和以营利为目的的旅行社形成很大的反差,认为利润不大,这也是旅行社不太愿意开发农民旅游市场的一个原因。现在的旅行社一般只设到县城,乡镇一级基本没有。城市化的旅游广告显然也不适合相对地广人稀的农村,太高,效度也低。
(三)缺乏成熟的旅游消费观念
农民游客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旅游消费观念。集中的出游观念一般是想到大城市里看个热闹,或者到一些宗教比较浓郁的地方祈神纳福,旅游意识不强,旅游观念普遍落后,对于休闲游、专项旅游等旅游形式认识不足。
(四)缺少专门服务于农民旅游团的导游人才
我国为农民旅游团服务的导游大多数都是专门为城镇旅游者提供服务的,由于知识水平有限,与农民游客的要求差距太大,且思想意识又大有不同,交流沟通起来相对困难,造成服务质量相对不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将会制约我国农民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而对于农民游客这一特殊群体,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导游队伍,提供有针对性的优质服务,对开拓和占领市场更具有战略意义。
三、中国农民旅游市场开发对策研究
(一)高度重视农民旅游
旅游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进一步使农民成为旅游市场的重要群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在扶贫攻坚和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的工作中,应将农村居民旅游纳入全国经济发展的规划中来,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的事业。
(二)培养农民的旅游意识
我国更要加强对农民旅游的宣传力度,要使旅游丰富人生的观念深入富裕农民群体的心中。帮助农民正确认识旅游的价值,激发农民出游的热情,传输新的消费观念,创造一种适合农民旅游的出游。建议我国旅游部门和旅游企业将农民旅游市场的开发提上议事日程,全面规划,系统考虑,以使农民旅游适应我国农民旅游市场发展的要求。
(三)细分农民旅游市场,开发农民旅游产品
旅行社在开发农民需求的常规观光旅游产品的同时,必须为农民旅游量体裁衣,开发和丰富农民喜爱的旅游产品,形成一批适应农民消费和消费需求的旅游产品,如城市精品游、宗教游等,以进一步推动农民旅游。旅游企业在确定农民旅游目标市场时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我国的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较富农村中的较富农民。富裕农村的旅游者在经济上与发达的城市没有多少区别,人均花费与城市旅游者比较毫不逊色。同时应积极引导、培育乡村旅游中介组织,如可以采取设立分社等方式,让富裕起来的农民充分享受现代旅游一条龙服务的便捷。
(四)重视人才培训工程
资源是第一生产力。和所有工作一样,新农村建设需要人才,开展旅游的人才更是奇缺。客观来讲,农民群众普遍知识面不宽,文化程度较低,观念较陈旧,信息不通畅。旅游对从业人员素质有一定的要求、规范,农业旅游需拥有特殊的知识、技能和技巧。建议我国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把培训农民导游作为一项基础性、先导性的工作。尽量在农民中培养自己的导游。要选择一批在农村工作、生活过,对农村、农民有较深的感情,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形象气质较好,会讲普通话、特殊方言的人为培养对象,进行系统全面正规的旅游知识培训,并参加全国统一的导游资格考试,取得导游证,壮大丰富导游队伍。
(五)注重提高农民旅游服务质量
旅游市场的成功开发不仅得益于到位的宣传和适销对路的产品,还需要优良的服务质量。目前,我国农村基本没有旅游业务机构,旅行社在农村旅游市场的销售还是一项空白。对此,旅行社既可采取在农村设立专门门市部和收客点的办法,还可利用一些成熟的网络来方便农民外出旅游报名。从目前来看,利用一些成熟网络来方便报名可能更为有效。因为根据农民传统心理,相信熟人总比相信看不到、摸不着的旅行社好。因此旅行社可和各地的邮政代办点、村委会、居委会建立广泛联系,通过他们宣传来招徕游客。要注意解决旅游过程中的餐饮、、卫生、安全、回扣以及市场准入等问题,以打消农村居民旅游的后顾之忧。坚决打击宰客和欺骗游客的行为,同时要做好投诉处理服务。
(六)旅游与帮助农民致富相结合
如果农民在旅游的同时,能够有助于他们发展生产和经济增收,那将是获得农民认可的可行之举。让农民在游览休闲的同时,能参观一些农村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先进典型事例,如华西村、等,能受到一些启示(包括生产发展、市场运作、文化生活、农村社区建设等),开阔一下眼界,看到一些差距,产生一点触动,对农民自身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措施,给我们发展农民旅游赋予更高、更深的意义。让旅游走向农业、走进农业、惠及农民,为切实解决好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关键词]旅游者行为;旅游市场细分;旅游市场营销;年龄分组;年龄中位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7-0073-09
1、引言
年龄是旅游市场细分理论的一个重要社会一人口学变量,它影响着旅游者的消费偏好、出游方式、出游天数和空间行为,从而影响到整个旅游市场的发展。在业界实践中,一般通过年龄分组来反映旅游市场的年龄结构和细分市场的行为差异,并形成了对中间年龄段采取“5岁、10岁或20岁”等3种组距、对头尾年龄段采取“xx岁以下”和“xx岁以上”等两种组别的年龄分组传统(以下简称“上中下”年龄分组模式)。例如,欧盟统计局按照“15岁以下、15~24岁、25~34岁、35~44岁、45~54岁、55~64岁和65岁以上”等7个年龄段进行旅游者分组,并同时对“25~44岁和45~64岁”两个年龄段进行汇总;加拿大统计局则进一步将“15~24岁”细分为“15~19岁和20~24岁”两个年龄组,比欧盟统计局增加了1个旅游者年龄分组②;而澳大利亚统计局则更精细地按照5岁组距将旅游者划分为16个年龄组,即74岁及以下划分为15个组、75岁及以上为1个组。我国统计部门在1984~1997年对入境旅游者按照“20岁以下、21~30岁、31~50岁和51岁以上”等4个年龄段分组,1998年以后则与欧盟统计局较为类似,将旅游者划分为5个年龄组,即“14岁及以下、15~24岁、25~44岁、45~64岁和65岁及以上”。总体上看,虽然在统计粒度上粗细不一,但国际旅游业界对旅游者年龄分组的“上中下”模式似乎正在趋向某种相对一致的标准。
在学界研究中,虽然也采取了类似业界实践的“上中下”年龄分组模式,但却在中间年龄段的组距选择和头尾年龄段的起算年龄方面因时而异或因地而异:(1)国内学者最近几年的一些研究比较倾向于与国家旅游局的5个年龄组划分标准保持一致,即头尾段的起算年龄为15岁和65岁,中间段则采用了10岁和20岁等两种组距,例如董雪旺等,张宏梅和陆林,马耀峰等的相关研究中所涉及的旅游者年龄结构均按此标准进行划分;但早些时候的国内研究则比较倾向于按照10岁组距对中间年龄段进行分组,并将尾段的起算年龄划定在60岁(或61岁),例如保继刚、吴必虎等及赵荣等的相关研究。这种因时而异无疑会导致前期研究和后期研究之间纵向比较分析的困难。其他一些学者混杂的年龄分组方式更加剧了纵向比较的不易,例如董观志早些时候在对深圳华侨城的相关研究中将旅游者划分为“18岁以下、19~30岁、31~45岁、46~60岁和61岁以上”等5个年龄组,而吴必虎等晚些时候在研究环城游憩带时将旅游者划分为“18岁以下、19~25岁、26~35岁、36~45岁、46~55岁和55岁以上”等6个年龄组,因时而异与因地而异并存。(2)国外一些典型研究在旅游者年龄分组上同样没有统一标准,因地而异明显,例如加拿大著名旅游地理学者史密斯(smith)在相关研究中使用了“15岁以下、15~24岁、25~34岁、35~49岁、50~64岁和65岁以上”的分组方式,美国著名旅游营销学者科特勒等(Kotler,et al.)推荐了“6岁以下、6~11岁、12~19岁、20~34岁、35~49岁、50~64岁和65岁以上”的分组方式,而澳大利亚学者詹宁斯(Jennings)则介绍了其国内“14~17岁、18~24岁、25~39岁、40~54岁和55岁及以上”的旅游监控分类方案。虽然国内外研究中这种出于因地制宜或因时制宜需要的“上中下”年龄分组模式在刻画旅游市场的年龄结构和细分市场的行为差异上操作简便而被普遍使用,但其因时而异或因地而异的现实却不可避免地制约了相关研究成果之间纵向或横向的比较与验证,迫切需要一条可以沟通联系的纽带。
实际上,在学界研究中这样一条可能的纽带——旅游者中位年龄(也称年龄中位数)——早就曾受到过国外学者关注,并在个别国家的旅游业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中位年龄(median age,MA)在人口学中被用来衡量总人口的年龄水平,它把总人口分为数目相等的两部分,表示了50%人口的年龄界限,由此大致确定人口的年轻或年老程度,它不仅能反映人口的总体年龄特征,还是研究人口年龄构成类型及其变化趋势的重要综合性指标。即是说,中位年龄既可用于同一地区不同时期人口的对比分析,也可用于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人口的对比分析,这也就为旅游市场相关研究中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与验证提供了较为简洁有效的可能途径。当然,平均年龄也是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另一个类似的重要指标。但中位年龄只需要掌握较低各年龄组的人数即可计算,而且在不等距年龄分组和有开口年龄组的情况下,仍能进行计算,并且其值不受极端值即极大值和极小值的影响,更适合代表全体数据的一般水平,因而在实践中比平均年龄更具可操作性。因此,本文拟将中位年龄引入我国旅游市场研究领域,基于国家旅游局公开的旅游者年龄统计数据,探讨旅游者中位年龄在指示市场结构类型、市场环境波动和市场发展分化方面的可能意义。
2、旅游者中位年龄的计算方法
根据总人口中位年龄的计算方法,旅游者中位年龄的计算公式可以表述为:
式(1)中相关变量的含义:MA为旅游者中位年龄;Lm为旅游者中位年龄所在年龄组(即第m组)的年龄下限;Pm为旅游者中位年龄所在年龄组的人数;P为旅游者总人数;Pj为第.j组旅游者的人数,其中,组别j按照年龄从小到大排序,且j
本文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入境游客抽样调查资料》、《旅游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收集到1984~2010年入境外国旅游人数(按年龄分)、1992~2010年入境外国旅游人数(按国籍和年龄分)、1999~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出游抽样调查人数及构成(按城市、年龄分)和2000~2009年农村居民国内旅游者抽样调查人数及构成(按地区、年龄分)的数据。其中,在入境外国旅游者年龄组的划分上,1984~1997年采用的是“20岁以下、21~30岁、31~50岁和51岁以上”等4个年龄组;1998~2010年采用的是“14岁以下、15~24岁、25~44岁、45~65岁及65岁以上”等5个年龄组,而国内城镇与农村居民旅游者年龄组的划分都采用的是“14岁以下、15~24岁、25~44岁、45~65岁及65岁以上”等5个年龄组。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旅游者”的含义与“游客”等同,并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区分,它们均是对旅游活动主体可替代的指称。此外,在中位年龄计算中保留一位小数,在保证精确的同时也兼顾计算结果的简洁。
3、指示市场结构的类型
3.1 旅游者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
人口年龄结构通常被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年老型等3种类型,其对应的中位年龄标准分别为:20岁以下、21~30岁和31岁以上,而将这种类型划分标准引入旅游市场时,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实际上,欧盟、加拿大和中国的旅游业界“上中下”年龄分组模式中,头尾段的起算年龄分别是15岁和65岁。在这里,65岁通常意味着个人步入老年,而15岁则刚好完成基础教育,这两个阶段一般来说是旅游的边缘年龄组,而15~64岁是主流。假设15~64岁之间的游客群体在年龄构成上服从正态分布的话,则其中位年龄理论上应该为39岁或40岁(取整数),可将这种理想的年龄结构看作是成年型旅游市场的标准典型。进一步,类比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模式,以上下5岁作为成年型旅游市场的年龄区间,将中位年龄35~44岁作为成年型旅游市场的划分标准,而将中位年龄35岁以下和45岁以上分别界定为年轻型和老年型(见表1)。
具体来看:(1)年轻型旅游市场,其旅游人群主要是以学生以及青年游客为主。他们活跃好动,外出旅游探索新事物的欲望强烈,对游乐设施倍感兴趣,旅游目的是以学习新东西为主,但经济上的依赖性会阻碍其旅游需求的实现。(2)成年型旅游市场,其人群以中年游客居多。他们精力充沛,富有挑战力,由于具有稳定的收入及较多的可自由支配时间,限制因素少,旅游需求程度高,因而出游率也高;另外,由于该类型的人群在事业和家庭上处于成熟期,收入丰厚稳定,子女一般处于中小学阶段,在子女成长上的投入意愿强,携子女出游成为一种重要的培育方式。(3)老年型旅游市场,其人群主要是老年游客。他们具有强烈的怀旧情绪,并且比较偏好文史、休闲类旅游景区。
总之,不同年龄结构类型的旅游市场,由于其旅游人群的年龄构成有较大差异,会造成旅游者的体力、旅游兴趣、生活阅历和消费水平等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而会导致旅游需求的弹性不同,影响旅游市场的稳定性,因此需要格外加以重视。此外,由于世界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旅游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旅游者的年龄结构类型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而旅游者中位年龄的移动恰能反映这种变化,因而以旅游者的中位年龄为依据来考察旅游市场中旅游者年龄结构类型,就能更有效地了解旅游市场中旅游者的特征,为旅游市场的良性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3.2 国内旅游市场的年龄结构类型
囿于现有公开统计数据在刻画国内旅游整体市场上的缺失,加之中国城市和农村客观存在的二元结构,因此将分别讨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游市场的中位年龄及相应的市场结构。
3.2.1 重点城市城镇居民出游市场的年龄结构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直接导致了两个显著的结果:一是城镇化进程加速;另一个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000美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但是由于我国的城市地域空间差异以及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造成各地区特色各异,再加上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使得各地区的居民出游市场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能通过旅游者年龄结构类型反映。为此,本文计算了1999~2009年我国29个重点城市城镇居民出游市场的中位年龄值(图1)。
图1显示,1999~2009年间,同一城市居民出游市场在不同年份的中位年龄差异较大,平均波动区间(幅度)达12.2岁,在年龄结构上表现出某种不稳定性,旅游市场总体并不成熟;相对而言,深圳的波动区间最小(4.4岁),且一直为成年型;而郑州的波动区间最大(17.9岁),并且与乌鲁木齐和济南一样,其中位年龄在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3者之间波动。在1999年,29个城市中位年龄的平均值为42.2岁,极差为14.6岁(无锡最大:49.6岁,长沙和济南最小:35.0岁),均方差为4.4岁,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到了2009年,中位年龄的平均值为50.3岁,极差为14.5岁(南昌最大:54.6岁,深圳最小:40.1岁),均方差为3.1岁。2009年与1999年相比,中位年龄平均值明显变大,而中位年龄区域差异则相对变小。29个重点旅游城市中,1999年中位年龄大于45岁的老年型居民出游市场只有5个,而2009年则达到27个,居民出游的老龄化趋势显著,需要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供给和旅游市场营销中引起关注。
3.2.2 农村居民出游市场的年龄结构类型
农村居民旅游市场是中国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加之其不受工作日的限制,具有较多的闲暇时间,旅游需求迅速膨胀,因此农村旅游市场是一个值得大力开发的旅游市场。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旅游者的年龄影响着其旅游消费行为,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发农村旅游市场,了解农村旅游者的年龄结构类型就显得非常必要,为此,本文计算了2000~2009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除外)农村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值(图2)。
图2显示,2000~2009年间,同一省区农村居民出游市场在不同年份的中位年龄差异较大,平均波动区间为7.4岁(远小于城市居民),年龄结构上同样显示出不稳定的特点;其中,波动区间较大的省区是广西(12.1岁)、山西(11.1岁)、广东(10.1岁)和陕西(10.1岁),波动区间最小的则是湖北(2.4岁);30个省区农村居民出游市场中位年龄的波动都只在两种年龄结构类型之间,除了陕西、安徽、海南、广东、江西和广西等6个省区在年轻型与成年型之间波动外,其余省区均是在成年型和老年型之间波动,与城镇居民出游市场相比,其中位年龄波动区间较小,旅游市场相对而言更为稳定。2000年,30个省区中位年龄的平均值为40.4岁,极差为12.8岁(山西最大:48.2岁,天津最小:35.4岁),均方差为2.7岁,区域差异相对城镇居民偏小;到了2009年,中位年龄的平均值为40.5岁,极差为16岁(上海最大:48.9岁,广西最小:32.9岁),均方差为3.9岁,区域差异相对城镇居民偏大。2009年与2000年相比,中位年龄平均值总体上几乎没有变化,但区域差异相对增大。30个省区中,2000年为老年型的是山西、重庆和上海等3个省区,其余27个省区均属于成年型;而到2009年,老年型省区增加到5个(江苏、天津和浙江进入,上海和重庆保持,山西退出),而年轻型省区则从0个增加到3个,显示出农村居民出游市场老龄化与年轻化并存的发展态势。
3.3 入境旅游市场的年龄结构类型
入境旅游是我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客源国旅游者的年龄结构类型,有助于针对性地进行旅游产品营销和市场定位。为此,本文计算了1996~2010年我国主要客源国(选择2010年入境旅游人数排名前19位的国家)入境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图3)。
图3显示,1996~2010年间,主要客源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中位年龄波动区间明显小于国内旅游市场,其平均波动区间仅为4.6岁,相对国内旅游市场而言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多年来,大多数客源国呈现出成年型入境旅游市场结构的特点;1996年,除蒙古属于年轻型市场外,其余18个客源国均属于成年型市场;到了2010年,年轻型市场不复存在,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4国入境旅游显示出老年型市场特点,英国、瑞士、加拿大和韩国等4国也处于成年型向老年型市场过渡的边缘,整体上主要客源国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态势。
4、指示市场环境的波动
旅游业是一个对环境影响敏感的产业,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都会在旅游统计线上打上其烙印,使旅游业的发展表现出兴盛与衰退的波动周期。这种市场环境的波动,同样会反映在旅游者中位年龄的变化上,反过来,使得中位年龄具有了某种后效的指示意义,这在入境旅游中表现尤为明显(图4)。
图4显示,1984~2010年间,外国旅游者中位年龄(围绕40~41岁这一平均线)存在几个明显的波动峰谷,即以1997年为代表的波峰和以1986年、1989~1990年、2003年为代表的波谷。大中尺度出行的旅游者通常可划分为愉悦旅游者和商务旅游者这两种主要类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可能更为中老年愉悦旅游者所偏好)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大国(可能更为中青年商务旅游者所偏好),两类入境外国旅游者的年龄结构及其相应的中位年龄在理论上应该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假定愉悦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显著大于商务旅游者的话,那么外国旅游者中位年龄的几个波动峰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当年市场环境的一些重大变化而得到解释:(1)1986年波谷。1984~1986年,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呈明显下降趋势,可能是改革开放大门初开之际,中国这个亟待开拓的经济市场吸引了全球商务旅游者(相对愉悦旅游者而言)更多的关注;而此时,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尚待建设和完善,相对制约了对相关服务有较高需要的中老年愉悦旅游者的到访,从而造成外国旅游者中位年龄的下降。(2)1989~1990年波谷。众所周知,1989年的对中国入境旅游造成了巨大影响,并持续到次年,尤其制约了对安全状况较为敏感的愉悦旅游者,同期的商务旅游者则因业务需要而保持了一定的惯性,相对稳定,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水平。(3)1997年波峰。1997年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是自1985年以来(至2010年)的最高峰值,还可能是缘于亚洲金融危机对商务旅游者的巨大冲击,导致愉悦旅游者数量相对上升,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水平;而到1998年,金融危机虽仍在继续,但已是强弩之末,而当年中国暑期旅游旺季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它涉及华东、华中、东北几大旅游区域,对外国愉悦旅游者却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在整体上拉低了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水平。(4)2003年波谷。2003年的“非典”(SARS)对入境外国旅游者的影响类似1989年的,安全因素相对而言较多地制约了愉悦旅游者(而非商务旅游者)的出游,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水平。5指示市场发展的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旅游业经历了“入境旅游(inbound tourism)驱动”到“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domestic tourism)并重”再到“国内旅游主导”的发展历程,并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环境下,形成了中国大陆域内旅游(internal tourism)3个主要的细分客源市场:入境旅游市场、国内城镇居民出游市场和国内农村居民出游市场。伴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进步,这3个细分市场的差异在21世纪初迅速显现,并在中位年龄上得到显著呈现(图5)。
由于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难以清晰判断1999年之前国内城镇居民出游市场和2000年之前国内农村居民出游市场的中位年龄情况,但图5显示1999年国内城镇旅游者与入境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非常接近,而2000年国内城镇旅游者、国内农村旅游者与入境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也基本一致,这表明至少在1999~2000年左右,中国大陆这3个细分市场的分化是不明显的,似乎受到某种力量的一致性影响。而从2001年到2009年,3个细分市场的中位年龄出现显著分异,其中,国内城镇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明显高于国内农村旅游者,而入境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则介于两者之间。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主要商品均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相对低迷,而自1999年开始实行黄金周制度,在释放内需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促进国内旅游迅速走上快速发展通道,并为3个市场的分化提供了闲暇时间的制度保障。因此,1999~2001年可以看作是中国旅游业发展历程中“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并重”到“国内旅游主导”的过渡年份,3个市场的中位年龄对此做出了差异化的响应。
按表1中旅游者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近10年来,中国国内旅游市场(包括城镇旅游者和农村旅游者)总体上是一个成年型的年龄结构;其中,城镇旅游者与农村旅游者多年来中位年龄的平均值分别约为44岁和39岁,即城镇旅游者比农村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大5岁左右,其年龄结构类型更趋近老年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国内旅游市场中,城镇旅游者的中老年游客比重明显高于农村旅游者,其各自的旅游需求和偏好都可能因此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在市场营销、客源市场定位上差别对待。
6、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将中位年龄引入旅游市场研究领域,提出了旅游者年龄结构类型的中位年龄划分标准,即将旅游者中位年龄在35岁以下、35~45岁和45岁以上分别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旅游市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旅游者中位年龄在指示市场结构类型、市场环境波动和市场发展分化方面的后效价值。研究发现:
(1)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大陆城镇居民出游市场的老龄化趋势显著,而农村居民出游市场则呈现老龄化与年轻化并存的发展态势;从出游市场中位年龄的区域差异来看,城镇居民在变小而农村居民在变大,显示了城市收敛与农村分化并存的二元市场发展进程;从出游市场中位年龄的平均波动幅度来看,农村居民远小于城镇居民,显示出更强的市场稳定性。1996~2010年间,主要客源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中位年龄波动区间明显小于国内(城镇和农村)旅游市场,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多年来,大多数客源国呈现出成年型入境旅游市场结构的特点,但整体上的老龄化态势也日益显现。
(2)中位年龄在市场环境波动中的后效指示意义在入境旅游市场中的表现尤为明显。1984~2010年间,外国旅游者中位年龄存在几个明显的波动峰谷,即以1997年为代表的波峰和以1986年、1989~1990年、2003年为代表的波谷,这些中位年龄的波动峰谷指示着愉悦旅游者和商务旅游者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宏观环境突变影响下的此消彼长。
(3)中国大陆域内旅游3个主要细分客源市场(入境旅游市场、国内城镇居民出游市场和国内农村居民出游市场)的差异在21世纪的前10年迅速显现,并在中位年龄上得到显著反映,其中,国内城镇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明显高于国内农村旅游者,而入境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则介于两者之间。作为市场发展分化的一种标志,旅游者中位年龄的计算结果指示着中国旅游业在1999~2001年间从“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并重”过渡到了“国内旅游主导”的发展阶段。
6.2 讨论
虽然本文对旅游者中位年龄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有益的认识,但作为一种初步探索,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1)旅游者中位年龄估算的准确性问题。由于国家旅游局公开的统计资料中旅游者年龄组分组只有4~5个,年龄组距偏大,尤其是中位年龄所在年龄组的组距达到20岁,这种粗粒度的统计数据无疑会导致中位年龄理论值与真实值之间很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若中国国家旅游局对旅游者年龄有更为精细的分组(例如组距缩短到10岁甚至是5岁),所计算出的中位年龄将会与实际更加吻合,而中位年龄对旅游市场的指示意义也将更具实践价值,而一些特殊年龄(例如55岁、60岁的退休年龄)的旅游市场意义也由此可能得到反映。
山西文化旅游市场在全国属于温热型旅游市场,以五台山、乔家大院、晋祠等为核心,成为中部省区中旅游业发展较快的省份之一,尤其是前几年山西以晋商文化和大院文化为市场切入点,使得山西国内旅游市场增长迅猛。2003年1~7月份,山西全省接待国内旅游者16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25%,国内旅游收入42.0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71%。仅从增长速度来说,超过了河南。
山西的旅游产品整体形象定位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山西省地上文物占全国的60%。山西对外推出旅游产品的三大品牌,一是晋北佛教古建筑文化游;二是晋中晋商民俗文化游;三是晋南黄河根祖文化游。尤其运城市文化旅游资源在山西省更是占有绝对优势。
从目前的态势和有关部门统计资料看,山西旅游市场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并且入境的游客(尤其是国内游客)有由核心旅游景区(点)向新旅游景区(点)扩散的趋势,这给运城市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一)运城市海外文化旅游市场分析
目前,运城市已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旅游业务联系,来运城的国际游客已经达到1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日本、东南亚、港澳台是最大的客源市场。这一点与西安和洛阳的旅游市场相同。2000年,运城接待国际游客1.6万人次,国际旅游创汇达500万美元。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到2008年运城旅游的匡际游客最少将达到5万人次,旅游创汇将达到1000万美元,年均递增10%。
(二)运城市国内文化旅游市场分析
运城市国内旅游占文化旅游市场的主导地位,今后仍是运城旅游发展的重点。2000年接待的国内旅游人数达到450万人。国内旅游收入达7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08年,接待国內游客将突破1000万人次,回笼人民币15亿元,年均递增15%和18%。
二、运城市文化旅游客源市场构成
运城市客源以区域市场为主,游客分布集中,陕西、山西、河南三省占到游客总量的绝大多数,三省以外的游客很少。在这三省内部,游客也集中在几个大中城市,西安、太原、洛阳、临汾及三门峡是运城最主要的客源地。
山西、陕西和河南三省占运城市客源市场的86%,其中山西本省游客和陕西游客分别占37%和30%,两者共同构成了运城市的一级客源市场。河南省游客占19%,是运城的二级客源市场,其他省区的游客只占游客总量的14%,是运城的边缘市场。具体而言,运城客源集中在西安、太原、临汾、三门峡、洛阳及本市等六个市,郑州游客也有一定的规模。在这几个城市中,西安是我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特大型城市,经济实力强,旅游发达,离运城较近,对运城市的旅游发展影响最大,其游客规模在运城主要客源市场中占据首位,是运城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太原是山西省省会城市,经济辐射力强,和运城的联系密切,客源比重较大,占22%,随着运城到太原高速公路的贯通使用,以及侯马到太原电气化复线铁路的即将建成,太原到运城的游客规模有望大增。河南省的洛阳和三门峡两市由于区位和运城接近,经济实力较强,到运城旅游的人数较多。洛阳是著名旅游城市,运城如能从洛阳客源中成功分流,将会大大扩大本市旅游规模。临汾和运城距离较近,且两者在旅游资源上存在着一定的互补关系,到运城旅游的人数较多,也是运城主要客源市场之一。
三、运城市游客人口统计特征
(一)游客年龄及家庭结构分析
1、运城市国內游客以男性为主,占游客总数的64.1%,女性占35.9%。游客的年龄结构中,以中青年为主力军,这一群体经济收入较高,消费能力强,对文化旅游资源比较感兴趣,应该是运城市文化旅游市场重点争取的对象。
2、运城市游客家庭结构,夫妻子女型家庭出游能力强,其次是三代同堂型,占34%,夫妻二人至及独身生活两类家庭出游能力弱,分别占13%和6%。
(二)运城市游客的文化及职业结构分析
运城市游客中,文化水平较高的游客占较大比重,大专以上的游客占58%,其中大学以上的游客占25%,高中中专的占32%,初中以下的只占10%,这说明运城市旅游产品对文化层次较高的游客吸引力较大。职业结构中,干部所占比重最大,为35%,干部、工人、个体经营者和商业服务者是运城客源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四个群体的游客占到游客总量的67%。其余职业群体的游客分布比较均衡,教师占7%,军警占6%,农民、科技人员、学生和离退休人员都占5%。据调查,游客中的商业和个体经营者主要来自于运城市及周边的候马、临汾和陕西韩城等地,这些游客来运城主要是业务上的需要,顺便旅游,这表明运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级经济中心,对周边的商务旅游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文化旅游应该是运城旅游重点开发的一个方向。
四、运城游客需求特点分析
(一)各职业群体游客旅游偏好分析
由相关资料分析可得,来运城的游客对历史文化景观表现出一致性的偏好,除农民以外,各职业游客都把对历史文化景观的偏好置于首位,特别干部这一项比例最高,达68%。农民对城市景观的喜爱高于其他阶层,在其需求结构中占38%。游客对自然风光的需求稳定,此项仅次于文化景观位居第二,教师和离退休老人更是钟情于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分别占到其需求总量的30%和35%。游客对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也比较喜爱,科技人员和离退休老人对此的喜爱度更高。商务人员、个体经营者和学生对旅游纪念品的关注高于其他职业群体。出于天性,学生对娱乐游艺活动的需求是最高的。另外,游客对运城的特色饮食有浓厚的兴趣。简言之,从游客在运城的需求状况中,可以看出运城市旅游产品市场的一些特点,即:以历史文化景观为优势,自然风光为补充,民俗风情、餐饮游乐、旅游商品并存但发展尚未成熟的中等欠发达的旅游市场特点。
(二)运城游客文化程度与旅游偏好的关系
运城市以人文景观著称,来运游客的文化程度比较高,探求不同文化程度游客的旅游偏好特征也显得较为重要。为此,笔者做了运城市游客文化程度与旅游偏好的相关分析。
由相关资料分析可以看出,各文化群体游客的旅游偏好表现出很明显的规律性。游客对运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喜爱比例最高,在各自的偏好结构中都占到了50%上,尤其足在大专层次游客中,比例更是高达67%。自然风光是仅次于历史文化景观的偏好,但在游客的偏好结构中,此项比例比历史文化景观所占比例小很多,比例最高的也只有26%,其他都在10%多一点,再次证明运城市文化旅游景观优势显著,对游客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其他旅游资源。自然景观应该作为人文景观的补充,丰富和完善旅游产品结构。游客对文化旅游资源中民俗风情的喜爱度也很高,对风俗风情的开发应是运城文化旅游今后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另外,运城市的特色饮食、旅游商品和娱乐游艺活动对游客的吸引度还很低,具有悠久历史的运城的特色饮食、旅游商品和娱乐游艺活动虽然很有特色,但都是民间小打小闹,没有大力宣传,市场知名度不高,难登大雅之堂,今后应大力开发这几种文化旅游产品,一来可以完善文化旅游产品市场,二来可以以此提高运城旅游的知名度,扩大运城的旅游规模,增加游客消费支出,提高旅游收入,从而实现更好的旅游效益。
五、运城市游客空间流动特征分析
运城市客源以临近省区为主,游客在空间流向和出游空间意向都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一)游客在运城各景点的出游分布情况
游客在运城各景点的出游率普遍偏低。出游率最高的关帝庙也只有24%,大部分景点的出游率都在5%以下,相当数量的景点出游率仅徘徊在l%-2%之间。即使是名气较大、游览价值较高的永乐宫、鹤雀楼、普救寺的出游率也只有10%左右。相比较而言,西安的一些景点出游率高达80%以上,由此说明运城市的旅游业相对比较落后,游客的出游能力不强。另外一个特点是,游客集中在关帝庙、永乐宫、鹳雀楼、普救寺等几个名气较大的文化旅游景观,对其他景点的出游明显不足。几个自然景现的出游率均低于5%,相对而言,夏县温泉、王官峪与五老峰、历山森林公园及黄河小浪底工程对游客的吸引力较大,这几个景点应是自然风光类景点开发中的重点。
(二)游客来运城出游意向空间特点
在游客的出游意向呈现集中化的趋势。关帝庙、普救寺、永乐宫和鹳雀楼仍是人们首先的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关帝庙和普救寺两地的出游意向最强,游客选择率在20%以上。游客对其余人文景观的出游意向不强,游客对有些文化旅游景观的出游愿望几乎为零。究其原因,一是景点开发的基础较差或景点的可进入性差,再者景点的宣传促销力度不够或不成功,导致景点的知名度不高,影响了游客的出游活动。
游客对运城市文化旅游景点的出游意向过低,说明游客对运城市文化旅游景点的感知度过低,因而,景点的宣传促销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运城市今后要结合自身资源和客源特点,制定出行之有效的促销策略,通过成功的促销宣传开拓文化旅游市场,提高游客在运城市的旅游活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