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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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战略范文第1篇
【关键词】自由贸易协定 贸易条件 GTAP模型
本文使用GTAP模型对中国正在谈判和正在研究的FTA进行分析，模拟FTA实施后的效果。通过GTAP相关软件假定FTA实施后，关税完全为零或非关税壁垒完全取消，然后进行“冲击”，得到FTA对贸易条件等指标的影响。
一、GTAP模型概述
GTAP模型是由美国普渡大学Tom Hertel教授所领导的全球贸易分析计划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设计的多国、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CGE模型）发展而来，该模型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法对政策调整的有效性进行模拟评估，即将政策及市场条件的改变作为对原有均衡市场的“冲击”，求解出在全球范围内经济体系中各变量经过充分调整后达到的新的均衡，将两个均衡之间的差异作为“冲击”的影响。
GTAP模型是分析贸易政策的有效手段。GTAP模型可以通过模拟某项政策实施，从而得到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其有效性和可行性。本文用GTAP模型模拟中国正在谈判和研究的各项FTA的实施，可以直观地得到FTA对贸易条件等指标的影响。
二、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的软件是RunGTAP3.62和GTAPAgg9，基于2011年的GTAP第九版数据库包含140个国家和地区，57个产业部门的相关资料。
三、模拟方案设定
在模拟中国FTA的经济效应时，我们对模拟方案做出以下设定：（1）采用外生的政策变量进口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作为事前模拟的冲击变量。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2）FTA各成员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保护和关税壁垒不变。每个成员国或地区保留独立的对非成员国或地区的贸易壁垒。（3）各经济体的资本可以在成员间自由流动，本国或地区的所在要素（土地除外）可以在行业间自由流动，但不能跨国界流动。资本、劳动力为充分流动的要素，土地和自然资源为流动性较差的要素，转换弹性分别为-1和-0.001。（4）闭合模拟采用GTAP的标准形式。（5）符合GTAP模型原有的基本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生产者最小化成本，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所有产品和投入要素市场全部出清。
FTA致力于在内部之间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形式来提高区域内经济贸易交往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根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自身特点，可以获知贸易关税的削减相对于非关税壁垒来讲难度更低。由于非关税壁垒往往带有政府支持性、隐蔽性以及灵活性等特点，故对其进行便利化方面的谈判和推进难度比削减关税壁垒难度更大。
依照本文的研究目的设置了以下两种方案：
_击变量采用tms和ams两个变量。Tms表示进口关税税率，ams表示非关税政策所造成的价格扭曲。GTAP软件内的贸易条件变化率指标是由tot（r）=psw（r）-pdw（r）这个公式表示的，其中tot是贸易条件的变化率，psw和pdw分别为出口价格指数的变化率和进口价格指数的变化率。
四、模拟结果
本文模拟了两种方案下的中国正在谈判或正在研究的十个FTA的实施效应，通过五个指标来衡量，分别是GDP的变化、贸易条件、贸易平衡、人均社会福利的变化和个人消费支出。
自由贸易战略范文第2篇
[关键词]：滨海新区；自由贸易区；战略探究
??继上个世纪80年代以深圳为龙头的珠三角的成功崛起，到90年代以上海浦东为核心的长三角的蓬勃发展后，本世纪初，我国环渤海地区正以良好的成长趋势，逐渐成为中国又一新兴的经济增长极。而天津，作为环渤海发展的“动力引擎”，越来越受到各行各业的广泛重视，其中位于京津城市带和环渤海湾城市带交汇点的天津滨海新区，发展优势则是更为明显。在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指引下，目前，国家已将我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建设提上议程，天津滨海新区借助得天独厚的条件优势，十分具有发展成自由贸易区的潜力，国家有望在滨海新区建成我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区。
一、自由贸易区概述
（一）自由贸易区的定义及分类
通常自由贸易区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定义。广义的自由贸易区，是指不同关税之间的经济联盟或经济合作关系，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或单独关税区组成的区内取消关税和其他非关税限制，区外实行保护贸易的特殊经济区域或经济集团。狭义的自由贸易区，是指一个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内部设立的用防栅隔离的、置于海关管辖之外的特殊经济区域，区内允许外国船舶自由进出，外国货物免税进口，取消对进口货物的配额管制，也是自由港的进一步延伸。本文中所指自由贸易区定义是其狭义含义，即在自由港物理基础上实行境内关外政策的免税特殊区。
（二）我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的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起，借鉴国外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在沿海一带先后建立了包括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天津保税区在内的15个保税区,保税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最高层次，不仅提高了自身地区的经济效应，还推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一方面，保税区促进了当地国际金融、出口加工、仓储物流等行业的蓬勃发展，提高城市的整体对外开放水平；而另一方面，保税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具有极点辐射效应，带动了区域整体的经济建设。但是在日新月异的国际经济背景下，由于保税区自身存在的管理方式，功能定位等方面的缺陷，其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宜当下追求“自由与便利”的国际贸易形势，其极点辐射效应也因此被弱化，影响了其作为增长极巨大作用的发挥。因此，要提升保税区的经济辐射效应，加强其对周边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就应当顺应国际趋势，推动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三）自由贸易区的优势
虽然我国保税区的开发和建设已经为我国经济国际化发展打下了基础，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其税区仍存在性质和功能的缺陷，因此需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升级，才能谋得更大的发展。
首先，自由贸易区拥有更加通畅的海关体制。比如海关卡口仓库一次监管，区内货物移库使用不受限制等，更为快速的通关效率和更为清晰的关税界定使自由贸易区比保税区更具海关体制优势。其次，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管理制度进行合并统一，有利于进出口商品市场设立，永久性商品展销会的开设等的政策的实施，能很好的提高市场的活跃度，有利于经济发展。最后，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吸收整合各个保税区不同的生产要素，能增强区域整体经济实力，提高抵抗市场经济风险的能力。通过对资源的再配置，使区域内资源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作用达到最优配置状态，可以大幅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避免资源浪费。
2003年1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港区联动试点方案》，我国保税区向国际自由贸易区转型的序幕正式拉开。国务院于2006年8月31日下发《国务院关于设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的批复》，批准成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东疆港区作为滨海新区实施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行先试区，不仅标志着中国新一轮开发开放，更象征着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势在必行。
二、滨海新区建设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意义
（一）建设滨海新区自由贸易区，可以保持滨海新区发展速度，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增长
??港口一直是交通和物流的核心区域，许多国家都先后在港口城市辟建自由贸易区域。配套高度自由的优惠政策，最终这些自由贸易区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为当地及周边地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回报。在天津滨海新区建设自由贸易区，可提升天津港口综合素质，促进北方航运及物流中心的建设。这样不仅能促进滨海新区发展，更能有效提升京津冀地区、环渤海地区整体竞争实力。
（二）建设滨海新区自由贸易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可以提高我国整体对外开放水平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我国想要稳步提高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的竞争力，则需在北方地区建设一个具有自由贸易性质的贸易枢纽，才能与神户，釜山等港口城市竞争，否则我国在将来有可能丧失在东北亚地区的贸易竞争力。在此条件下，在滨海新区进行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势在必行。自由贸易区所特有的贸易创造效应，即自由贸易区由于区域内关税政策的优惠而带来的资源的整合，配置的优化，贸易量的增大，以及最终由此可带来的区域整体福利的上升，可使我国在对外竞争中处有利地位。若能在滨海新区建成自由贸易区，不仅可以利用贸易创造效应通过出口拉动经济，为我国带来贸易数额的绝对增长量，更能提高我国资源的生产、整合和配置效率，从而达到提高综合国力，提高国家对外开放水平的最终目的。
自由贸易战略范文第3篇
一、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新趋势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影响巨大，从而对国际经济合作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缔约成员国的构成上出现多层次性
如果以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差异来划分，世界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0年到1980年，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中期至今。在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同或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一致以及地理上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来的FTA。但是，在第二阶段，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建立颠覆了传统的FTA理论与实践。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加拿大和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组成NAFTA顺利运行，三个成员方均从中获益，表明异质性国家同样可以取得同质性国家取得的合作效应，并共同得益。
第一次区域合作热潮中，因为政治上的新生，更由于迫切渴望发展民族经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即南南型合作非常盛行。但以后的实践及研究数据显示，南南型贸易协定对成员国经济没有明显的正面作用，因此许多早期南南型合作运行没有多久就停止了，或者名存实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必须与发达国家进行合作，尽管因为不公平的经济秩序而产生矛盾和摩擦，但从中也能学到经济发展的方法，从先进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中受益。因此，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合作中，南南型合作逐渐减少，南北型(垂直型)合作逐渐增加。
(二)涉及的范围及包含的内容更广泛
传统FTA的谈判内容主要是削减和取消关税以及消除非关税壁垒，谈判的范围仅限于货物贸易，这是符合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因为当时各国关税税率较高，是货物贸易的主要障碍，因此成为各国进行FTA谈判时的主要议题，当时的协定内容很少涉及其他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间的经济融合度大大提高，各国在经济上的合作和依赖日益加深，贸易谈判和协定不仅包括了服务贸易，而且包括了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合作、投资规则、竞争规则、环境政策和劳工条款等贸易运行规则与制度。
在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中，成员国主要寻求静态收益，如吸引外国投资、获取规模经济收益以及改善贸易条件等，但近年来，各成员国不满足于只获得静态收益，开始寻求更具有持续性的动态收益，甚至其他方面的收益，如政治收益等。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国由于经济上的合作和依赖加深，在一致对外争取经济利益的时候必然会联合起来，这样就提高了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政治领域的共同利益会随之增加，获得区域经济合作的非经济收益，同时，在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以及民主制度等方面会有不同程度的合作。
(三)组织机构的独立性和超国家性日渐增强
深层次的FTA导致成员国让渡的内容不断增多，欧盟是这方面的典型。随着FTA范围和内容的不断扩充，各类FTA组织也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超国家的权限和执行能力。
正是由于FTA的超国家性不断加强，因此FTA组织极易被作为竞争的手段或工具。随着FTA的广泛发展，各国之间在签署FTA方面也展开了竞争，尤其是大国都把FTA看作是自己势力范围的扩展。尤其是双边FTA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较小，并且选择单个国家谈判更能体现国家的政治倾向，更易实现一国的经济政治目标。美国与欧洲在这方面是最好的代表，欧洲各国加强合作之时，美国在美洲也积极开展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除了在本地区的扩张竞争，美欧之间的竞争也延伸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在中东、亚洲、非洲、拉美以及大洋洲，美国和欧盟同时推进FTA谈判，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FTA，与其说是自由贸易协定，不如说是大国瓜分势力范围的协定，是大国以经济为诱饵实现自己政治目的，提升国家地位的工具。日本在这次全球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中远远地落在了欧美后面。但是，在一直崇尚的多边贸易进程受阻后，日本也加入到这一轮自由贸易的热潮中来，并且由于中国同东盟较早进行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在亚洲FTA合作中先行一步，使得日本更加快了FTA谈判的步伐。
(四)经济因素是主导。政治因素比重提升
任何国家制定对外战略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不外乎两个：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国家参与FTA协议的动机是不同的。分析研究一下新一轮FTA的发展就会发现，各国在进行FTA谈判时更多地增加了政治内容，如欧盟在东扩时，把民主进程、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了加入欧盟的要件之一。FTA的谈判内容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了对经济运行起到重要影响的政治因素，政治经济二者相互促进、相互结合的程度比以往更加紧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一轮双边FTA谈判中，尤其是垂直型FTA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会对发达国家做出较大的让步。如在美加吸收墨西哥的过程中、在东欧各国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方面为满足协定要求(即大国的要求)都做出了重大调整。这种小国对大国做出让步的现象被称之为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新区域主义认为，大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有多重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发展与合作，因此在进行区域合作谈判时，更多地考虑非经济目标，从而不再局限于地理位置，因此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也不再过多地分析经济效应。小国希望通过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大国则希望通过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己的势力网络，并且大国在协定中的主导地位使大国保证享有完全的经济政策制定权，减少甚至完全避免了让渡贸易政策制定权的风险。
(五)FTA组织封闭性和开放性双向加强
任何区域性FTA都是两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因此从建立初期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或者说是封闭性。无论是初级的优惠贸易安排还是关税同盟以及更高级的形式，都具有排他性。正是FTA的这个特性使得反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学家认为其与WTO原
则是相违背的。随着FTA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域内成员国所让渡的越来越多，区域组织的超国家权利不断增大，这种封闭性必然随之加强。因为作为国家维护的是本国的利益，在同域外成员谈判时必然维护本区域的利益，不会为了多边体系牺牲自己的利益。包括区域集团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是保护域内成员国利益导致的，这些都体现了FTA的封闭性。
FTA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FTA给域内成员提供了合作交流的平台，这种合作与交流有一定的外溢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与域外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会有新的成员不断加入，即使是双边FTA，在规模经济的吸引下，也不会拒绝新成员的加入，从而变成三边甚至诸边FTA。
二、中国目前在FTA方面的发展
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实现了较快的增长，成为继欧盟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实体。但与此同时，贸易摩擦和纠纷也不断增多，如何解决与贸易伙伴的矛盾，成为我国经济贸易界的热点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熟悉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增强应对贸易摩擦能力；同时，要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合作，可以积极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构建自由贸易区，从而降低区域范围内的贸易壁垒，增强中国商品的竞争力，进而同他国实现商品、投资及服务的交流与合作。由于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多边自由贸易的发展停滞不前，中国政府审时度势，迅速调整为对外贸易政策，将区域合作作为外贸外交的新重点，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截止到2010年4月，中国已经正式签订了九个自由贸易协定，即《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2002年)、《中国一智利自由贸易协定》(2005年)、《亚太贸易协定》(2005年)《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2003年)及其补充协议、《中国一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中国一秘鲁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和《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2010年)。正在谈判的自贸区：中国-海合会、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冰岛、中国-挪威和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正在研究的自贸区有：中国-印度、中国-韩国、中日韩和中国－瑞士。
三、中国发展FTA的策略
面对区域自由贸易发展的新变化，中国不能盲目随波逐流，准确分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态势，既要考虑眼前利益又要考虑长远利益，既要顾及局部增长又要顾及全面发展，借鉴他国发展自由贸易协定经验，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战略与对策，实现政治经济目标。
(一)中国应利用中小FTA分化重组的机会扩大影响
FTA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将导致中小FTA分化重组。未来国家间的贸易竞争，更多的是集中在区域集团间进行。由于世界主要国家基本都可以划分到不同FTA集团中，未来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更多的是以集团为背景展开的。各国凭借所依靠或主导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贸易竞争(甚至争端)演变成了贸易集团之间的竞争。正是因为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的不同使得各国同不同国家结成双边或区域FTA，也正是利益的尖锐矛盾使得多边自由贸易谈判止步不前，这种利益的分化在各国结成双边或区域FTA后并没有缩小，反而因为某些利益相近的国家结成了双边或区域FTA而使得他们对外谈判力量加强，这样代表各种利益的双边或区域FTA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收益结果不理想的FTA本身内部矛盾重重，在外部交往中又未能提高整体地位，因此最终协定废止或者名存实亡，各成员方另外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发展势头良好的贸易集团不断扩张，使得剩余国家进行FTA谈判的选择余地不断缩小；另外，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动也使得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各国为加快经济复苏调整了对外经济合作的重点和方向，从旧的合作组织转向新的合作组织，寻求与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经济体的合作。
在双边和区域FTA盛行的今天，掺杂了较多非经济因素的双边和区域FTA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中小FTA的分化重组会不断出现，这种分化重组也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安排，同时也给了新加入国家一次重新参与世界格局的机会。中国在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方面晚于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政治经济方面没有优势，对于一些已经成型的FTA，因为其对外排斥的特性，导致中国这样的后来者处于不利地位，中小FTA的分化重组使得中国和这些国家处在了相对平等的地位上，同时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使得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应充分利用国际经济变换带来的机会，积极参与双边和区域FTA，在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变换中寻求更多的合作伙伴。
(二)注重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
亚太地区在中国对外事务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总体布局是“依托周边，拓展亚洲，兼顾全球”。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体，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维护亚太地区经济繁荣稳定和政治安全的活动中，中国应尽自己的义务，同时中国也要发展自身的经济，保证自身政治与社会的稳定。
中国一度在东亚地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2002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就是例证。但随着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积极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与签署，中国不再遥遥领先，这也是其他各国积极顺应国际潮流的结果，原有的格局被打破，出现新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也出现新的机会。中国应加强与日本韩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同时加强与美国的对话与沟通。
(三)积极发展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战略范文第4篇
一、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经济发展的根本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自由贸易战略范文第5篇
一 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渊源与现状
西部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较早的地区，有着悠久的贸易传统。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古代的“经济特区”，发挥了对外（特别是对中亚地区）交流的窗口作用。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著名的“丝绸之路”使得我国的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泽和俊教授曾指出：“丝绸之路是古代罕见的国际贸易通道，是联结欧亚大陆的动脉、世界发展的主轴、现代文明的母胎，它为欧亚广大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汉代以来，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当时西北地区与中亚地区诸国的贸易往来达到空前规模。至清朝，西北地区与中亚出现了颇具规模的自由贸易。只是到了近代，西部地区的沙漠化倾向以及其它一些因素，致使“丝绸之路”辉煌不再。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一跃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强国。但是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一度低迷，一直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徘徊，对外贸易依存度长期偏低，1996年，整个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为9.4%，而全国平均水平为35.55%，东部则高达48.49%；其贸易绝对额只有109.75亿美元，约为广东省的1/10，仅占全国贸易总额的3.78%。
在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地理方向上，首先从进口来看，西部地区处于能源、矿产资源大规模开发的前期，原材料供给较为充足，因而主要进口机电产品、钢材、化工材料、汽车及其配件、化肥、农药等物资生产资料，且主要是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如美国、德国、意大利、香港等。其次，从出口来看，西部地区主要出口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近年来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步上升，出口商品结构已初步完成了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出口工业品为主的第一梯级转换。以较具代表性的甘肃为例，1998年该省出口初级产品比重占11.5%，工业制成品占88.5%，其中，工矿产品占78.4%，农副加工品占12.6%，农副初级产品占9%。迄今为止西部地区出口遍及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对香港、日本、美国、独联体、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就占西部地区出口总额的80%以上。近年来中亚和西亚地区在西部地区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开始加大。
二 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一）与东部相对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理论及实证分析
传统国际贸易产生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和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国际贸易的根源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使得各个国家专业化生产本国最具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换而形成国际贸易。比较利益学说指的是：不同国家生产的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成本差异，各国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双方获取最大利益；资源禀赋学说指的是：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即劳动、自然资源、资本等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因此，各国在生产使用本国最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并参与国际贸易时，可以获得最大利益。这些理论不仅是西方全部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它们同时也构成了大量经验验证的理论基础。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同时其原来具备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却日渐削弱，以致于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了其比较优势。那么，相对东部而言，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及劳动力成本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表1显示了1996年东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差异，表2则对他们在该年度的单位工资产值和单位产值工资额进行了比较。
表1 1996年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
地区省份 国内生产 从业人口 从业人口人均
职工平均
总值(亿元) (万人) 年产值(元) 工资(元)
西藏
64.53
115.67
5611
8930
四川
4215
6464.9
6519.8
5010
贵州
719.83
1783.20
4032
4758
云南
1491.62
2186.2
6823
6231
陕西
1175.38
1762.7
6668
4937
甘肃
714.18
1521.46 4694
5882
青海
183.57
247.20
7426 6513
宁夏
193.62
245.36
7891
5635
新疆
912.15
—
—
5098
西部地区
8757.73
14326.69
6112.88
5888
东部地区 37903.2
23906.41
15854.8 7229.9
全国
67795
68850
9846.8 6210
注：(1)本表根据1997年《中国经济年鉴》编制；(2)劳动力成本用（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来代替；(3)劳动生产率＝从业人口人均产值＝（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地区）从业人口
表2 1996年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及全国单位工资产值和单位产值工资额
地区／省份
单位工资产值（元） 单位产值工资（元）
西部地区
1.03
0.96
东部地区
2.19
0.45
全国
1.59
0.63
注：本表根据表1编制
由表1可知，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约38%，比东部地区要低61%，而劳动力成本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2%，比东部地区低18.56%。更具体一点说，西部的工资产值偏低，在西部每获得1元的工资只需生产1.03元的产值，而在东部需2.19元的产值，全国平均需1.59元的产值；而同时西部的单位产值工资额偏高，在西部每1元的产值就可获得0.96元工资，而东部为0.45元，全国平均为0.63元。可见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上虽然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此优势还不足以弥补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低的劣势。
（二）西部地区资本、资源的现实比较优势分析
1.资本。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市场不完善，竞争不足，“瓶颈”约束严重等原因，所受到的投入约束往往特别紧，资本不足是这些地区的常见特征。对西部地区而言，一方面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非均衡的地区发展战略，国家投资大幅度向东部地区倾斜，使西部的资金短缺问题更加突出。1981年～1995年，东部沿海地区国有单位固定投资占全国比重由45.91%上升到54.27%，15年增加了8.36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由17.49%下降到14.27%；另一方面，在1985年～1995年整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东部沿海地区占87.3%，西部地区只有4.2%。与此同时，在优惠政策和市场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中西部有相当一部分资金通过银行存贷差、横向投资和股票投资等多种形式流向了沿海地区。
2.资源。在劳动力、资本、资源这几大生产要素中，资源应该说是西部地区目前唯一的丰裕要素和优势所在。(1)能源等矿产资源。西部地区地上虽然贫穷，地下却很富饶。据勘察，西部地区主要的矿产有天然气、煤炭、石油、镍、铜、铅等，其中煤炭保守储量达3009亿吨，占全国总量的20%左右；石油储量为5.1亿吨，占全国陆上总量的23%；天然气的储量为4354亿立方米，占全国陆上总量的58%；全国近62%的镍、57%的铂储量集中在甘肃，97%的钾盐分布在青海。(2)农牧业等物产资源。西部地区由于具备诸多农林牧物产所要求的特殊的生态条件，如光照、温差、土质、水质等，从而使得其物产资源具有其它地区不可替代、不可比拟的天然垄断性。西部的瓜果、药材、皮毛等特产久负盛名，如能深度加工、开拓市场，极有可能成为西部地区的希望产业。(3)旅游资源。西部地区以其悠久的历史与复杂奇特的地形地貌，形成了丰富多彩、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在人文资源方面，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有着众多的人类遗址、王朝故都、陵寝墓碑、宗教胜地、石窟城墙等，加之多民族聚居，民风民俗特色突出，由此形成了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在自然资源方面，西部地区大川名湖、奇峰险山、高原盆地、雪峰冰川等自然景观构成了西部地区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基础。
以上对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分析是在与东部地区的比较中进行的。而东部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尽管这种优势正在削弱）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西部相对于东部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将使西部的这种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更为突出，但其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严重的资本约束将极大地制约着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挥。西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虽然较为明显，但是资本“瓶颈”、市场约束、技术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该优势在目前仅能成为一种潜在的优势，而难以演化为商品优势和产业优势。综上所述，依据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分析，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存在着现实比较优势上的不足与缺陷。因此，如何选择一种正确的贸易战略便成为西部开发与开放中的重要课题。
三 西部开放中的贸易战略选择
诚然，比较利益论是一种静态理论，以上对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分析也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的。但是劳动、资源和要素禀赋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客观上的确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战略的基础性因素。因而上述对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并不是要拘泥于静态利益的获得，而是旨在通过对这一影响贸易战略的基础性因素的分析，为西部地区贸易战略的选择提供思路。
（一）西部地区贸易战略选择的原则和标准
各国和地区在选择贸易战略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原则和标准，这些原则或标准有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性。笔者认为，西部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地区，既有着自身经济发展的特别区情，又有着发展中大国的特殊国情，因此在选择贸易战略的时候应该遵循下列原则和标准：
1.有利于动态利益的获得和可持续性发展。西部地区多年来处于低度开发状态，若在开放中只强调单纯的贸易静态利益，忽视长期的动态利益，那么在短期内可能会由于其资源禀赋、劳动力的成本（尽管因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而被削弱，但仍具备一定相对优势）方面的优势而获得一些贸易静态利益，在长期内却丧失了贸易促进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动态利益。同时，过度的、掠夺式的开采资源又会造成对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因而西部地区贸易战略的选择应有利于获得动态利益，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取得优势资源和优势产业开发联动效应的开发性收益，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2.有利于东西协调，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我国地区经济结构很不合理，二元经济矛盾突出，而西部、东部地区既要支撑广阔的国内市场，又要共同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选择贸易战略时要避免与东部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相冲突，也不能把东部的问题转移到西部，而应该在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的前提下，通过分工协作、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促使东西经济协调发展，充分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
3.有利于充分适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多边贸易制度日益自由化的趋势下，西部地区如果不能抓住机遇，不逐步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其经济发展的步伐将十分艰难。而且如果其所选择的贸易战略过分倾向于保护，则可能招致贸易伙伴国的报复或贸易冲突，同时也可能给我国加入wto的进程设置故障，或者在加入wto以后因违背wto的原则和精神而招致制裁。因此，如何顺应和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是西部地区在制定贸易战略时应着重考虑的基本问题之一。
（二）几种贸易战略在西部地区的适用性分析
贸易发展战略的基本类型主要有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学术界对这两者孰优孰劣的争议颇多，但对贸易战略选择的客观基础和条件缺乏深入的分析，而离开了客观制约因素来讨论贸易战略的优劣是不现实的。应该说各种贸易发展战略都有其自身的有效性和局限性，都有其在特定现实情况下的优越性和适用性。那么，对于西部地区这样一个贸易水平和层次低、现实比较优势不很明显、潜在比较优势较难发挥的落后地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战略呢？
1.进口替代贸易战略。
进口替代型贸易战略是指以国内生产和保护替代进口、以内销代替出口的贸易战略。进口替代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战略途径之一，它主要以保护来求得本国比较劣势产业的发展并实现工业化。
进口替代战略具有明显的政策特点：在关税水平上，高关税是进口替代实现保护下发展的基本手段。国产进口替代在高关税的保护下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通过保护国内市场建立自己的产业和工业体系；在关税结构上，进口替代对资本产品和部分投入品实行较低的关税，甚至进口补贴，以降低国内生产的投入成本；在外汇、汇率方面，进口替代战略一般对汇率进行高估以降低进口投入的生产成本，同时往往对外汇的供给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以控制进口的总量和进口的商品结构、地理方向；在政府管制方面，进口替代是一种典型的政府统制和保护型的贸易战略。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关税及汇率水平的规定、特殊优惠的提供等都是政府干预或管制行为的体现。
对于西部地区这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经济贸易水平严重滞后的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无疑仍是其必经之路。一方面由于其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各种资源要素投入约束较松，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内市场都比较大，当一些资源被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后，其余的资源用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一来，其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后可能就没有多少用于出口了。因此，西部地区的进口替代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在现阶段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从而获得工业化发展的长远、动态利益。但是进口替代在关税、汇率等方面的政策要求极有可能与东部经济逐步外向化、国际化的趋势相冲突，不利于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而且进口替代对比较优势的忽视和明显的保护倾向又不利于顺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还可能导致贸易冲突和制裁。
2.出口导向战略。
出口导向贸易战略是指通过扩大制成品的出口来带动工业化和整个经济发展的贸易战略。它是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途径。
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政策特点主要有：在关税水平上，出口导向所要求的平均关税水平较低，以有利于降低进口投入品的成本，同时也使进口替代不能在过高的保护下发展；在汇率上，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实行比较适当的均衡汇率，有时还实行低估汇率，以促进和鼓励出口；在补贴方面，出口导向的首要政策工具就是出口补贴，补贴的形式主要有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等；在政府管制方面，出口导向客观上要求实行自由的贸易体制，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取消贸易壁垒特别是非关税壁垒。
出口导向战略重视比较利益和贸易利益，特别是贸易所带来的动态利益，这有助于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出口导向是一种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战略，西部地区若采用该战略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同东部的关系，从而创建整体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而对出口的鼓励和扩张则为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提供了信息交流的渠道和足够的竞争压力，有利于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促进西部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出口替代主张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大环境。但是对出口的过于重视会导致依赖国际市场而忽视广阔的国内市场，出口过度将造成西部地区贸易条件的恶化甚至贫困化增长，西部在资源方面的潜在优势使得其主要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这极有可能造成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从而不利于可持续性发展。另外，出口替代所极为强调的出口补贴也可能引致贸易摩擦和违背wto的规则。
3.混合型贸易战略。
鉴于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各有其有效性和局限性，有人提出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既通过进口替代保护国内市场发展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又采用出口鼓励政策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混合型贸易战略”。如果这种有效结合在理论和现实上都行得通的话，那么显然这是西部地区最为理想的贸易战略。然而，尽管许多国家都没有实行单一彻底的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但上述理想结合的难度极大、可行性极低。原因在于保护政策会通过经济关联的过程形成对出口行业的转嫁，加重出口的压力和负担。这种转嫁系数据统计低者达0.43，高者达0.95。进口替代既提高了可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又可能提高了不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这会使得进口投入品和国内投入品的价格上涨，这相当于对出口产品征税。而出口鼓励政策的实行又会抵消进口替代的保护效用。总之，保护政策的“反出口倾向”决定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战略是不可能结合的。对西部地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西部需进口的大多是资本品，技术含量、价值含量较高，对出口产品的转嫁系数更高。
4.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
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就是“以国际比较优势为依据，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以适度保护为辅助，全面对外开放的贸易战略”。(1)这种战略强调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走外向型发展道路。西部地区尽管现实比较优势不太明显，但还是具备一定的相对比较优势，特别是其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因此在世界经济的广阔背景下挖掘、利用、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建立自己的出口产业和主导产业，可以保证贸易经济的持续发展。(2)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重视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以国内市场支撑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内市场广阔不是拒绝对外贸易的理由，但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所在。目前西部地区的市场虽然只占国内市场很小的一部分，但市场潜力很大，东部沿海的一些大型公司和企业甚至一些跨国公司现在都开始把目光投向西部。若西部地区的潜在市场得以开发，将和东部、中部共同组成层次更深、范围更广的国内大市场，为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支撑工业化和对外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更多支持与保障。(3)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主张政府适度保护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此过程中离不开政府行为，离不开对一些落后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整个贸易倾向是自由的，总体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由此可见，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属于开放型贸易战略，追求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一视同仁，适合西部地区现实特点与经济发展需要，总体符合前述的西部地区贸易战略选择的原则和标准，有利于发挥西部的潜在比较优势，获得动态利益，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有利于东西协调，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有利于遵守wto基本框架和规则，适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从而把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转换为现实生产力，把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并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强大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 白光主编．西部大开发丛书[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0.
[2] 杨圣明主编．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 王耀中主编．国际贸易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