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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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概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文化差异 高职 英语教学

地域不同则文化不同，文化不同则语言不同。为什么西方的笑话不能逗乐中国人？为什么在中国广为传颂的传统美德“谦虚”，在西方却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以上问题的症结，归根到底就是文化差异。在我国，高职教育要培养的是实用型人才，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中帮助学生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在高职日常英语教学中，很多教师习惯于注意语言的讲授而忽略有关的文化知识，这就造成不少学生虽然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在交际中却常会冒犯对方，导致双方的不愉快。很多情况下，人们可以容忍语音或语法错误，但违反讲话规则常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不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我们就不能做到确切理解和正确沟通。这一切都证明，教师应重视文化差异对语言学习的影响。英语学习也不例外，要想把中西方文化与高职英语教学更好地融合，首先我们就应该知道中西方文化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异。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主要成因

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树立文化意识，在传授语言的同时同步传授文化知识，这样做能够使学生通过对文化知识的了解加深对语言的了解，与此同时，语言则会因为赋予了文化内涵而更易于理解和掌握。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由来已久，我们在地域和历史等方面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文化方面的差异。

（一）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不同导致气候差异。中国属于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夏天最明显的特征便是骄阳似火，炎热难熬；而英国位于北温带，属海洋性气候，夏天明媚温和，令人惬意。所以，在莎翁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才会有这样的诗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我能不能拿夏天同你相比呢？/你啊，比夏天更可爱、更温和。）诗人把情人比作夏天，可爱而温煦。由此可见，夏天带给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联想有很大的不同。

（二）生产劳动

英国四周环水，水产捕捞业和航海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故而英语中与水产、航船相关的词语非常多，如：Don’t climb a tree to look for fish.（勿缘木求鱼）；Fish begins to stink at the head.（上梁不正下梁歪）；miss the boat（错过机会）等。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涉及生产劳动方面的词语就特别多，比如英语中只有一个carry来泛指“搬或运”这个动作，但在汉语中就有许多，如扛、挑、担、抬、提、挎等。此外，汉语中我们常用到“像老黄牛一样干活”、“气壮如牛”等词，英语要表达同样的意思，却会说 work like a horse，as strong as a horse等。为什么汉语用“牛”而英语用horse（马）呢？原因是中国人一般用牛来耕田种地，而早期的英国人却用马来耕作。这些都体现出生产劳动给两国文化带来的差异。

（三）风俗习惯

1.称谓、称呼及敬语谦词

英语中的称谓名称比汉语中的少。例如，英语中cousin一词，对应于汉语的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等。而因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强调等级差异，提倡长幼、尊卑有序，从而也产生了权力和义务上的不同，故称谓区分得严格而细密。英语中的称谓为数不多，除dad，mum，grandpa，aunt，uncle等几个称谓经常使用外，其它的几乎都不用。而且，有很多时候孩子不把爷爷奶奶称作grandpa和grandma而是直呼其名，或有时候只在其姓氏前加Mr，Mrs或Miss，在英美国家人们认为这样是非常得体而又亲切的，但在中国人的眼中，这样的做法却有违情理，且不礼貌，没教养。

像称谓一样，英语中的敬语谦词也远远少于汉语。在西方，他们喜爱追求平等，尊重个人价值，乐于表现自己，所以英语中，不管对方年龄多大，地位多高，you就是you，I就是I，不像汉语那样用许多诸如汝、尔、你、您和吾、我、在下、敝人等敬语。中国之所以敬语谦词如此多也是源于我们的礼仪制度和中国人传统的等级观念，它要求人们跟长辈、上级甚至同辈说话时要用敬语，同时，谈及自己时要用谦词，在我国谦虚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如不使用，会被认为是没有礼貌。

2.个人隐私

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向陌生人或不大熟悉的人提出涉及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或家庭情况等问题是不礼貌的，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属个人隐私范畴，忌讳别人问及；而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国家，集体主义观念强，所以中国人很可能会问及这样的问题，以示对别人的友好和关心。例如，中国人可能会说“你每个月工资多少？”“你家有几个孩子？”等。而因为西方气候易变，所以见面经常讨论一些关于天气的问题，不会问及隐私问题，这些问题会令他们尴尬，难以回答。

（四）历史典故

人们常常在不自觉间运用出于各自民族文化遗产的典故，比如中国人会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西方人会讲“He’s a Shylock.”（他是个守财奴）。如果我们对彼此的文化了解不多，很多时候就会很难理解对方，很显然，这是因为各民族文化遗产不同的缘故。中国的典故多源于古代四大名著、民间传说、神话以及中国传统的体育娱乐项目，如象棋、戏剧等；而西方人的典故则多出于英美文学作品及神话传说，如莎翁的作品、《圣经》以及传统的体育项目。

（五）思维方式

英语注重语法形式完整，句子组织严密，层次井然有序。比如：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away？（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一见到if，两句间的逻辑关系便一目了然；而汉语则很少使用连接手段，有时句子看上去松散，句子间的逻辑关系从外表不易看出。比如，“想留就留下，不想留就走，没人管你”几个句子间无连接成分，句间关系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但句子的意思却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些差异反映了英汉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英民族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而汉民族重悟性，注重辩证思维。

二、文化差异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渗透

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文化存在着许多的差异，只有清楚和理解文化后，语言学习才会更容易掌握，所以我们要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要培养出具有高职特色的实用型人才，就必须重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不断提高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在培养学生学习语言的同时，还要注意学习语言背后的文化，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时刻注意文化差异的渗透。

（一）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

教师在授课时，要根据教材特点和内容随时抓住时机向学生介绍中西方国家在文化、风俗、生活习惯、政治上的差异，使学生能够更快地了解西方文化背景，为更好地学习英语铺平道路。例如，随着英语教学的普及和推广，国外的节日也越来越被我们国人所接受。如圣诞节、情人节等，教师可以就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节日讲有关Christmas和Valentine’s Day的来历以及这方面的习俗，这样将语言与文化同步进行，不仅增添了学生的学习情趣，使学生加深了对语言的记忆，了解了异国风情，而且能够真正达到融会贯通、学以致用的目的。

（二）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向学生展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运用多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英语电影、图片等，通过直观感受使学生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让学生接触到教科书中所没有的更为地道的英语。如，带有中文字幕的英文原版电影可以帮助学生学习英语，一段优秀的电影片段可以帮学生解决很多问题，学到很多可以随时运用的英语精华。教师可以采取以下的步骤：1.找出电影台词中最切合实际生活的部分；2.反复听电影片段，并跟着模仿；3.疯练，直至脱口而出；4.攻克其中的重点单词、口语要素和实用句子，举一反三，直至运用自如；5.话剧表演。

（三）注重英语俚语（American Idioms）的传授

我们都知道每个国家都有丰厚的文化内涵，而俚语正是这些文化内涵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与外国人交谈时，俚语很多时候不容易被理解，导致沟通障碍。因此，教师可以随时随堂讲授，要求或经常提醒学生注意平时积累。此外，还要注意说话的对象、场合与时间，这样理解会容易些。

（四）开设中西方文化选修课

中西方文化选修课向学生提供了中西方传统优秀文化的深厚积淀，让学生去感知、认同和领悟其教育意义，加强了学生对世界的了解。教师可通过大量信息的收集、分析、判断和推论来激发学生思维，培养他们分析比较的能力，提高整体素质。学生通过选修课的学习，不但可以学到文化史上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可以学到分析和比较的学习方法，学到终身学习的本领。

综上所述，中西方文化差异与高职英语教学之间关系密切，在英语教学中注意文化意识的培养，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教材设计者对语言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可以使学生的综合知识得到有效的扩展和深化。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对比，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又使他们更理解本国的文化，这有助于培养他们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文化差异的传授是外语教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结合文化教育进行英语语言教学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将文化意识和文化差异真正融会到高职英语教学中，学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英语语言，并能正确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真正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使英语学习更加多姿多彩，使高职教育培养出更迎合社会需求的人才。

参考文献：

［1］李信.中西方文化比较概论.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3.

［2］刘润清.刘润清论大学英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中西方文化概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西文化；文化差异；商务谈判

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一）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国家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

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往往使用间接地、隐含的语言来沟通，只有明确说话时的情景并借助肢体语言、空间语言以及上下文联系后，接受者才能弄清对方所要传达的信息、观点或意见。相反，在低语境文化中，人们通常会直接、明确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典型的低语境文化国家有：美国，德国和瑞士。而高语境文化的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等。中国文化是一个高语境文化，很多时候表达含蓄，用字隐晦，要他人根据讲话时的环境，以及其他非言语的线索去揣测文字背后或话语背后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沟通讲究点到为止，言简意赅，同时强调心领神会。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文化恰恰相反，是低语境文化国家，他们在沟通的时候强调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把所有的要沟通的信息都用明白无误的可编码的文字语言传达出去，经常没有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意义，不需“说话听声，锣鼓听音”。

（二）中西方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

首先，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在中西方价值观上也有着突出的体现。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他们在国际商务谈判时强调“把人和事区分开来”，感兴趣的主要为实质性问题。而在中国“把人和事区分开来”这一观点看成是不可能的。例如，裙带关系，事业的发展往往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基础上建立的。因此，谈判者不仅作为企业代表来参与谈判，其个人品行和实质问题是不可分开的。

其次，中西方文化在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中国人通常从伦理道德上考虑问题，而不是从法律上考虑，但大多数西方人却相反。西方人的抽象思维方式，讲求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在处事方式上，比如中国的老总可能经常办公室大门常开，欢迎他的员工来沟通，这是平易近人的形象和作风，而在德国等国家，这会被认为是经理浪费时间，因为那不是他的职责，他的职责就是为公司做决策，有其他方法与员工交流。

（三）中西方文化在决策方面的差异

由于谈判人员思维方式的差异，不同文化的谈判者呈现出决策上的差异，形成顺序决策方法和通盘决策方法间的冲突。当面临一项复杂的谈判任务时，西方文化习惯于采用顺序决策方法，特别是英美人经常将大任务分解为一系列的小任务，将价格、交货、担保和服务合同等问题分次解决，每次解决一个问题，从头至尾都有让步和承诺，最后的协议就是一连串小协议的总和。在他们的合同中，各项条款的认定也比东方人细致明确。东方文化则习惯于采用通盘决策方法，注重对所有问题整体讨论，不存在明显的次序之分，通常要到谈判的最后，才会在所有问题上做出让步和承诺，从而达成一揽子协议。

二、商务谈判的实质是文化对话和跨文化交际

经济利益是最现实和最基本的利益，经贸关系无疑是各种国家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在当今这个无比开放的时代里，国际市场营销与国际贸易活动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频繁、活跃。并且，它们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扩大。同时，国际商贸谈判的作用也越发重要。在讨论国家之间的磋商和谈判时，我们姑且可以认同“在国家关系中，没有永久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的说法。然而，不同文化对利益和价值的内涵有不同的认识。凯特奥拉说过：“文化影响、造就和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它是人们对生活的全面设计。”对国际文化环境了解得充分就能比较顺利地开展国际市场营销业务，反之则可能功败垂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物质文化、社会结构、教育制度、审美观、语言文字、宗教信与价值观等方面都能影响企业的营销效果。在不同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倾向、购买态度、使用物品种类、产品设计、色彩及文字语言等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都会决定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是进行市场营销和商贸谈判时都应考虑的。把文化背景、公司特点、个人性格、谈判技巧、谈判时机、谈判方式由下向上像金字塔一样做了排列。处于金字塔最底层就是文化背景，它决定着上面的一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商贸谈判就是文化对话，是跨文化交际。

三、如何有效的进行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谈判

（一）原则与细节问题

按照中国文化特点，在谈判时，一般注重“先谈原则，后谈细节”；而西方恰恰相反，他们比较注重“先谈细节，避免讨论原则”。这种差异常常导致中西方交流中的困难。中国人喜欢在处理麻烦的细节问题之前先就双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把具体问题安排到以后的谈判中去解决。这种思维定势在多数情况下，可使我方在以后的讨价还价中，处于较为有利地位。西方人由于对中国人的这种谈判方式不够适应，结果谈判的结局往往是比较地有利于中国人。西方人通常认为细节是问题的本质，因而他们比较愿意在细节问题上多动脑筋，而对于原则性问题的讨论则显得比较松懈。很多事实表明，先谈原则必然会对后面的细节讨论产生制约作用。例如：我国政府在中美建交、、等一系列重大涉外谈判中，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前提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总揽下，已预先确立了细节谈判的基调，成为控制谈判范围的框架，这就赢得了细节谈判的优势。正是我国政府这一谈判策略的成功应用，使上述外交谈判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和良好声誉。

（二）集体与个人问题

应当说，中西方在谈判过程中，都是既重集体又重个人的。但相比较而言，西方人比较侧重于强调集体的权力，强调个人的责任，即"分权"。而中国人则比较强调集体的责任，强调个人的权力，即"集权"。这种差异导致谈判场合中出现这样两种现象：西方人表面看来是一两个人出场，但他们身后却往往有一个高效而灵活的智囊群体或决策机构，决策机构赋予谈判者个体以相应的权限，智囊群体辅助其应对谈判中的复杂问题；中方则是众人谈判，一人拍板。可以想象，如果拍板的人是行家里手倒也还好，但如果“拍板”者是是外行，那么谈判的风险和结果就难以预料了。因此，我们在谈判中，应当科学而恰当地处理好集体与个人、"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以在与西方人的谈判中始终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

总之，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在谈判桌上各自的谈判作风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有时谈判桌上的困难甚至完全是由谈判作风的不同而导致的。因此，了解中西方谈判作风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找到建设性的沟通渠道，发现导致彼此误解或对立的真正原因，并且有效地利用我们在谈判作风方面的某些优势，克服某些方面的弱点，积极驾驭谈判过程，把握谈判的方向和进度，这是中国的谈判人员应当予以重视的。

【参考文献】

[1]郭建梅 徐文.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影响探析[J].中国商贸，2010（04）.

[2]王国平.文化差异与跨文化商务沟通[J].理论月刊,2007,(1).

[3]杨群祥.商务谈判[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中西方文化概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中国比较文学 比较意识 比较视域

综观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可谓渊源深厚。中国的比较文学最早可追溯到汉代,那时候的中国古代比较文学虽有比较文学之实,但无比较文学之名,成就虽浩繁但却零散,所以在比较文学学科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古人有求‘通’的关照意识,却没有独立的专业意识”①,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比中国以往任何一次中西文化交流都更具有深度和广度,现代中国的比较文学也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的,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打了西方文化大潮中的前站。它作为第一份在中国出版的近代中文期刊,由西方传教士郭士立编撰,创刊于1833年,终刊于1838年,其传播内容丰富,分别介绍了西方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天文学、经济学、政治法律、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很多内容都开了中国之先河,对中国的新闻界、出版界、文学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打开了中国人看世界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子,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在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又注意比较中西方社会因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不同而所产生的差异性,虽然介绍、比较都较为简略,不够深入,但是这可以被认作是第一次系统地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期刊。

《东西洋考》中始终贯穿着编纂者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明确的比较目的。《历史》是《东西洋考》中非常重要的栏目,编撰者除了序、论之外,《历史》从创刊号起都是作为每一期的首栏刊发的,总共刊发了11期,这一专栏的标题是《东西史记和合》,从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郭士立的比较之意。东史即中国历史,从上古传说中的开天地开始止于明亡;因为郭士立本为传教士,所以西史选用了《圣经》而没有选用通常所说的希腊神话,从上帝造天地万物和世人开始,止于英吉利哪耳慢朝(查理曼王朝)。而且他在这一专栏的序中说道:“与读者观纲目,较量东西史记之和合,读史者类,由是可观之。……善读者,看各国有其聪明睿知人,孰为好学察之,及视万国当一家也,尽究头绪,则可看得明白矣。”②此文虽是转述,但是这段话道出了郭士立设立这一专栏的真实用意,从此可以看出郭士立借用了中华民族传统哲学中“和合”的观念,目的是试图用中西历史比较的方式来促使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但“此文却可以被认作中文著作中比较叙述中西历史的首次尝试”③。这一专栏在版式上分上下两栏,其中中国历史为上栏,西方历史为下栏。后来,郭士立又在丁酉年(1837年)七月号上发表了《史记和合纲鉴》,补叙了清朝历史和欧洲列国近代史。这篇历史文章同样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和合”的比较手法:“自至尧舜之时,自亚坦到诺亚,东西史记庶乎相合,盖诸宗族之本源为一而已,盖前后异势,疏密异刑,各族继私风俗,故史记也不同,但诸国之,如身之有四肢,血脉相通,而相关。兹史记之和合,结其聊络,及通疏远焉。”④进一步说明进行中西方历史比较,是为了说明中西方历史因风俗不同结果历史也不相同,但是宗族是同一的,所以他们不是蛮夷,也不是远客,中国人、西方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癸巳年六月号的《汉土帝王历代――西天古传历记洪水之先》、七月同六月、八月号的《汉土帝王历代――西天古传历记洪水之后》、甲午三月号的史记《万代之始祖》、甲午四月号的史记《始祖之衍》、甲午五月号的史记《洪水先世记略》、丁酉年正月号的史记《洪水后记》分别比较了中西方的上古神话,包括创世神话、人的起源神话、征服自然的神话和歌颂美德、仁义、智慧的神话,虽说这些比较是简单的,但是通过对比我们知道了中西方上古神话的差异性,通过这些差异性我们了解到了民族历史特征的不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民族精神的演变也会呈现不同的规律,但是祖先的共同之处是都具有高尚的品德和仁爱之心,关心着他的所属子民,教育他的子民向善去恶。在郭士立的论述中,德、仁乃是中西世界民族的共通性。

《东西洋考》的编撰者郭士立是站在世界文学的比较视域中来看待中西方文学的,他虽为传教士,但他精通中国文化,熟读儒家经典,喜好中国诗词,不止一次地刊登了李太白和苏轼的词,在癸巳年十二月号上还刊发了署名为汉士的《伦敦十咏》。编撰者在每期的刊物封面上都引用儒家经典,期刊当中多引用孔子、孟子的话来解释一些事情。丁酉年正月号上题为《诗》的专论,在文中高度赞扬了李太白之诗作,称“李太白为学士之才华魁矣”⑤,但是又说“汉人读诵李太白国风等诗,而不吟欧罗巴诗词……欧罗巴诗书,万世之法程于是乎备,善意油然感物,而兴起。豪烈豪气于是乎生,精神勇发乐而不过无一理而不具矣……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荷马)之诗词,并大英米里屯(弥尔顿)之诗”⑥,推崇荷马为诗中之魁,米里屯的诗是“其词气壮,笔力绝不类,诗流转圆美如弹丸,读之果可以使人兴起其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兴观其甚美矣,可以得其要妙也。其意奥而深于道者,其意度宏也”⑦。戊戌八月号上的《论诗》之文,阐述了对中西诗作的看法,且对两者的异趣有所比较,称“汉诗之义为六,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外国诗翁所作者异矣”⑧。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妙不胜矣”⑨。呼吁中国有知识的人,不应该只流连于本国的文学,眼光应该更开阔,去读读外国的文学,必定收获颇丰,受益匪浅。流露出中国文学在有自己民族特色和风格的同时,也应该引进、融入世界文学。

《东西洋考》在39期期刊中时时穿插有中西方比较的意识,譬如在癸巳年(1833年)九月号的《煞语》中论及比较了中西方关于灵魂的看法,西方主张灵魂永永远远不死不坏,并不像中国如范缜所主张的“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丁酉年(1837年)二月号的《侄外奉姑书》中就对比了中西方对待女子问题的不同。英人“产一子添丁,弄璋弄瓦不异,一均抚养成立,并无溺女及死罪,男女无别,父母一起眷爱之……设女学馆教之,以乐、唱、画、写、作文、识地理、认文理,可诵史记”⑩,在婚恋方面“恐媒婆斧柯,自不识佳女之性情”而“不用执柯,乃亲自造次成婚”,几句话突出了中西方婚恋的不同,中方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可成婚,但是在西方则是主张自由恋爱。丁酉年(1837年)二月号的杂文中名为《本草木》的文章,比较了中西方对待科学的态度:“除非药材,汉人不留草木,至于禽兽,未看一本书总括其纲领,此又可怪矣。盖欧罗巴之士巡普天下阅草寻虫,甚究察其类别,知之,就用之,若论金厂,就诸山领之地方有之……国家勤民专务此事,觅新法用之。”大意是说中国没有自然科学,除了关注研究可以入药的草木之外,不关心其他的动物、植物,更不要说矿藏了,而且至今没有专门的动物著作,缺少西方专人专事研究观察自然科学和学习其他国家自然科学经验的热情。戊戌年(1838年)四月、五月、六月,分三期连载了《英吉利国政公会》,介绍了一种与中国封建社会迥然不同的社会制度,虽没有明确的“比较”一词出现,但与中国封建制度作比较之意溢于言表。还有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不同,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思想观念、社会体制等的不同造成的。

我们必须通过和其他民族的比较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文学的特色,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英国诗人彭斯所说的“啊!我多么希望有什么神明,能赐予我们一种才能,可使我们以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我”,有比较才能有鉴别,通过对比,我们就更会深刻地了解自己的特点。这样我们既不会强求自己比附西方的标准,但也不会以为自己的标准就是一切而固步自封。通过郭士立系统的介绍和对比,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终于站起来“睁眼看世界”,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全新的著作,如魏源的《》、梁廷的《海国四说》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而他们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东西洋考》的影响,其中魏源所受影响最大,“引用《东西洋考》的文字达28处,文章达24篇”,引用之时,对文字稍加润饰和删减,而且在引用的后面加了一些按语,申述了自己的看法。梁廷在《和省图说》卷一的按文中,引用《东西洋考》文字两处,一处说明“道光甲午,西洋人自称爱汉者,所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有《列国地方总论》”,引用文字600字,又称“西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云”,等等。在郭士立的这种世界视域的比较文化视野影响下,促使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地以世界文学的胸怀审视中西文化的差异,世界观念逐渐进驻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中国人的思想、眼界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由原来的根据来自经典教条,唯书唯上纵向思维比较,由世界意识的不断增长,转向了横向多元思维比较。这种转变从后一直贯穿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之中。在这种有意识的世界意识影响下,人们横向世界比较意识的逐渐形成,使这一时期和以后的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参考系和着眼点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和以后的干将,由以前的恪守经典成规而逐渐转向注重中外现实。取法泰西、借鉴日本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考察这一时期人们的时论文章,最明显的是以往的传统纵向比较已经为中西、中日之间的横向比较所取代。凡是带有若干时代气息的论述,无一不引证泰西和日本作为其立论根据。据说有人对郑观应《易言》36篇统计,发现其中运用横向比较的文章多达30篇,占全书篇幅的83.3%,比较的范围也涉及30个方面的内容。此外,1893年以前的《申报》时论中,仅以“中西比较”为题的至少也有二三十篇之多。1907年,鲁迅发表了比较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论述了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摩罗”诗人,称赞他们的反抗精神,试图给中国的文坛带来新声。这一切都在证明“泰西在变,中国安能不变?能行之于泰西,又何尝不可行之于中国?”在中国已成为一种共识。这些做法无疑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拓宽了中国文学的视野,促进了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为中国文学加入世界文学的格局加快了步伐。

但是《东西洋考》的编撰者在比较东西方文化的时候,虽有明确的比较目的和世界文化视域,但是没有走出“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圈子,得出西方社会文明高于东方社会文明,东方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西方社会学习的结论,有失比较的目的,比较乃是为了互补、互影、互取,最终形成世界文学,但是郭士立这种跨国家、跨民族、跨语种、跨学科的研究在那个年代仍不失进步意义,无论其是否有理论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可行性,它对中国比较文学成为有意识的专业学科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我们应该公允地看待此刊物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注 释:

①杨乃桥:《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爱汉者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这个教字是萧永宏根据《申报》时论标题的一个粗略统计。

萧永宏:《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主要特征和作用》,《社会科学》,1998(3)。

参考文献:

1.吴家荣:《比较文学新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乐黛云:《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中西方文化概论范文第4篇

论文摘 要：自古以来，动物词汇与人类文明密不可分，它们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本论文着重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中动物词语的比较，体现出它们独特的内涵意义，并最后总结出翻译这些动物词汇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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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从原始的氏族社会开始就有图腾文化，图腾信仰实质上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原始的祖先崇拜观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人格化的自然崇拜观念，龙便是很好的图腾崇拜的代表。但是龙的形象在英语文化中则全然不是这样的象征意义，龙在西方表示邪恶和丑陋的意思，其形象在两部动画—《怪物史莱克》和《花木兰》里就有很好的诠释。

因此“a dragon of woman”是“凶悍的女人”的意思，而不表示“龙女人”。词的人文涵义往往能折射出该民族特定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妇女的地位和种族歧视等（戴 2001: 1）。英语中的动物类词语用来指女性时，贬义词多于褒义词或中性词，在美国俚语中就更加突出了。如“cat”指“心地恶毒的女人”，“dog”指“”，“pig”指“”等等，这些词语的文化内涵的人文性毫不掩饰地透露出了对女性的鄙视，反映出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胡 2004:64）。鉴于东西方民族人文心理等各种差异，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处理，照顾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比如在翻译“亚洲四小龙”要翻译成“four tigers”， 而不能翻译成“four dragons”。

二．中英文动物名称的文化内涵比较

（一）文化内涵基本对等

在中西方两种民族文化中，猪都有“脏，丑的”涵义，所以肥的像猪可以翻译成为对应的英语“as fat as a pig”； 而云雀都有快乐活泼的意思，所以有“as happy as a lark”和其完全对应的中文“像百灵鸟一样快乐”；猴子在两种文化中都是调皮的玩物，所以“拿别人当猴耍”可以翻译成“make a monkey out of somebody”。

（二）不对等现象或文化缺省现象

众所周知的龙在中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代表性的还有狗等。狗在西方表示“友谊”，是人类忠实的伙伴，其褒寓意如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 lucky dog(幸运儿)等。但是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往往带有贬义，所以有很多带有贬义色彩的成语如“狐朋狗友”，“狗仗人势”等。如果你在中国也用You are a lucky dog就可能会产生不愉快的情绪。当汉语的 “走狗”译成running dog，西方人感觉这狗很好而且很可爱，活蹦乱跳的。An old dog likes him never barks in vain. Whenever he barks， he always has some wise course句中的“an old dog”“老狗”，汉语中是骂人的词，而英语中却指“年事已高，却经验丰富的人”，故为“行家老手”之意，对应过来就像汉语中的“老马识途”中的“老马”。故这句英语译成“像他这样的行家老手，从来不会随便发表意见，一旦发表，总有高见”。

三.翻译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翻译中英文有关动物的文化内涵词时，有以下几种情况：1. 甲乙语言中有相同的喻意但是设喻形式或喻体略异。2. 甲乙语言中喻意相同，但是喻体相异，即意合而“形离”。3. 甲语言中喻体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乙语言中只存在与之有相同喻义的表达法（卢 2006:297）。

（一）直译

对于中西方文化对等的动物内涵，我们尽量采用中英文中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翻译， 这样既没有歧义，又易拉近中西方人的距离。如前面提到的中英文基本对等的动物词语天鹅，猪，鸭子等等。天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优美，所以翻译是就直接可以说“as graceful as a swan”， 在形容人的姿态笨拙的时候就可以说“as clumsy as a duck”。

（二）意译或取其比喻义

虽然中西方文化中有很多相似的表达，文化内涵意义相同的地方也时常碰到，但是作为两种不同的语系，其大多数的文化内涵是不相似的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中西方民族文化内涵不同或者相反的词语，要异译或直接取其比喻意。例如，虎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动物之王， 如“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狐假虎威”等都表示虎的权威。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虎恐怕要退居二线，让位于狮子了。所以在翻译这些的时候一定要做相应的调整，如“the lion—king of animals.”翻译成中文则是“老虎—山中霸王”。 “深入虎穴 ”翻译为 “ beard a lion in his den”。有些英语短语在中文中很难找出对应的有相同文化内涵的动物名称时就要去其动物名称的词语，灵活得取其比喻义，如“as merry as a cricket”，“as cunning as a dead pig”， 要分别翻译成“非常快活”，“十分狡猾”。

四．结论

本论文从比较分析了动物词汇在中英两种文化中的不同内涵，结论得出：文化内涵相等或极大相似的文化内涵词可直译；而对于具有相似内涵的动物文化词，翻译时要做相应调整；最后对于中英文化中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词，要意译或取其比喻义。

但是就翻译时是否要考虑受众心理的问题，在我和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交谈的时候，他曾经在提到美国作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时，非常不解甚至是愤慨。他认为杨宪益的译文很好地传承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而霍克斯预想将中国文化变成西方人的东西，反而弄巧成拙，既失去了中国文化的原有韵味，也不是完全的西方人的红楼一梦。这位法国作家进一步解释说，古典的东西就是原本的富有文化底蕴的东西，而读书的期望就是要吸收原本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翻译时一定要忠实于原文，不要随意篡改原本的东西；即使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心理也不行。所以对待这些不同内涵词，翻译时一定要综合考虑，审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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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戴水姣.《英汉动物类词语的文化内涵浅析》［J］ 外语教学16期

［2］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中西方文化概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哲学角度 中西方价值观 差异

不同的文化有着各自规范的价值观念，这种差异是导致跨文化交流中产生误解和冲突的根源，是导致中西思想沟通困难的主要因素。因此说，价值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不理解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就不能真正理解跨文化交际。同时研究中西方价值观念差异也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提高中国人文化修养和塑造中国人良好形象的需要。

一、价值观的内涵

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一套系统。价值观念是任何社会或文化中的人们所回避不了的指令，是人们的行为规则、思维的方式、认知的准绳、处世的哲学、演绎推理的模式、评价事物的规范、道德的标准，等等。在中国，虽然传统的价值观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然而一种严密的、不可抗拒的价值取向牢牢扎根于人们的心中，挥之不去。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通过交际习得价值系统，它变成他们的集体无意识，变成他们的信仰、心态、行为、生活等诸方面可评价系统，变成他们民族性格的基石。价值观是决定人们所持看法和所采取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它与文化一样是一种抽象和概括，用肉眼无法看见，但是通过观察人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可以发现人们持有什么价值观。

二、中西方价值观差异产生的根源

随着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产生和发展，价值观的形成主要有两大原因：哲学基础和历史发展。受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一旦形成，就会牢牢扎根于人们的心中，支配人们的行为。

（一）哲学基础

对中国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哲学：儒家、道家和中国的佛教。这三种哲学思想都很重视悟性，这些哲学思想对中国人重“领悟”“言外之意”，乃至对重“含蓄”、追求“韵致”的思想方式都有很大影响。因此，中国人的所作所为都不想让人马上知道，而要让人想一想后领悟出来。中国人的思维更具有模糊性。

欧美国家的哲学背景是亚里士多德严密的形式逻辑，以及从后来的16世纪到18世纪的弥漫欧洲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强调科学的试验，注重形式论证，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形态的外露以及形式上的完整，因而英美国家的人更重视表达的确切性，很难理解中国人的含蓄。

（二）历史发展

中国历史悠久，包括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种意识直接影响着现代人价值观的形成。现代中国人依然较顺从权威，尊重长辈，重视个人的身份，强调安分守己。相比之下，早在17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就了封建统治，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大幅度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并彻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也逐渐遍及整个西方社会。西方人崇尚个体，向往自由平等，这种历史环境的不同使中西方的个体意识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三、中西方价值观差异的表现

(一)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

中国传统哲学观是“天人合一”，指的是人对大自然的顺从和崇拜，并与大自然和谐统一。中国自古就有“以类合之，天人合一也”，而西方哲学观自古就倾向于把人与大自然对立起来，即“天人相分”，强调人与大自然抗争的力量。所以西方重个人主义、个性发展与自我表现。他们认为一个人有时达不到自己的目的，那不是天命，而是自己懒惰，缺乏斗争的精神。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必然导致集体主义取向、他人利益取向。人们宁可牺牲个人利益，也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事情常常克己守道，先人后己。同时做事情不愿得罪人，觉得“人言可畏”，为了“面子”和“脸面”，为了人际关系的和谐，有时甚至说假话，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西方人从古至今倾向于把宇宙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天人相分，二者对立。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改造自我，从而得到神力，达到神人合一。西方人的“天人相分”必然导致个人主义取向。所以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极端崇拜个人主义、个性展现和自我发展。“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在构造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方面几乎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交际行为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二) 个体与群体

在跨文化交际中，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和中华文化的群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个人主义意味着对自由、对差异的追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及个人利益的追求。个体本位的意识是西方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具有最高的价值。西方文化把“个体主义”比作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个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个性在西方文化中是极其重要的价值观念，个人潜能的发展、个人的志趣爱好及个人权利等常常是至高无上的。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强调外在的、个人的、权利的、功利的东西，而且好斗、崇尚竞争的缘故。

天人和一必然导致群体取向，就如同天人相分势必导致个人主义取向一样。中华文化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群体目标的统一和群体利益的维护。特别是忠孝一体的泛家族主义决定了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如：“在家者孝于亲”、“在朝者忠于君”。虽然中国古代是私有制，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依然强调集体主义，以维护整体利益为宗旨。中华文化强调个体包含在整体之中，整体利益是每个个体所围绕的核心及追求的共同目标。古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实现“家”、“国”、“天下”的和谐，追求整体的利益，可以看出古人以家、国、天下利益为重的群体价值取向。

无论是中国的群体价值观，还是西方的个体主义价值观，都在其各自文化中的交际行为方面充分表现出来，都为其不同的民族性格的塑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交际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是本民族价值观的真实写照，而价值观又是自己民族性格的基石。

(三)权威和平等

中国是崇尚权威的国家，在中国下级服从上级、下属要按领导指示或意图办事、尊敬长辈、教育孩子首先是要听话等，这些都是服从权威的表现。崇尚权威是与中国的内陆文化和儒家思想直接相关的。农业文化是以家庭为基础，靠血缘来维系，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人际关系呈等级性，人际交往中重关系的价值取向。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和“礼”，就是人一方面要自立，另一方面要助人。“礼”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主张克制自己，从而达到仁，也就使社会达到和合。孔子的“礼”就是“伦理”，强调的是辈份等级差别。“仁”主张的人际关系的准则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伦”思想。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礼仪”是指交际准则，即“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即做事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中国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谦卑，人们称自己的房子为“寒舍”，就连皇帝也以“寡人”自谦。因此中国人忠顺、容忍、重义、守信、谦恭、敬老尊师，人际和谐，社会有序。但是中国人也因此抑制个人欲望，限制人的发展，思想保守，人们缺少开拓进取精神。

平等思想在美国深入人心，美国的家庭提倡平等，而不是等级，把孩子看作成年人来对待，尊重其人格，孩子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孩子可以自己作出抉择。美国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平等地对待别人，也希望自己受到平等的对待，在生活中人们不看重家世背景，更注重本人的能力。

平等的价值观是以海洋文化的契约关系为基础，在西方古代哲学和宗教的影响下形成的。海洋文化使人们在从事商业活动中，交易双方按自己的意愿进行交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也只在有平等的基础上才能达成交易，才最终达成契约。基督教主张众人平等，甚至要爱自己的敌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个性解放、个性自由，这些都为人人平等奠定了基础。

(四)从人际关系看中西方价值观念

人际关系是通过交际实现和完成的，但实现某种关系的交际方式会因文化不同而有所区别。用中国文化的交友方式来与美国人交朋友显然是行不通的。中西方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主要差异：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偏向于“感情型”，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差序格局，与其对应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都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伦”不仅构成人们普遍遵守的道德标准，而且成为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种在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满足，包括情感在内的各种需求；在公务处理上，公私不分、个人情感关系和公共关系混淆，是典型的情感型人际关系模式。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则偏向于“工具型”。在人际关系中，人人平等，父母和子女都是平等的，可以直呼其名，可以相互竞争。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很少顾及人情、面子，人们常常是公事公办，不讲情面。人们的交往原则：利己、对抗、竞争、平等、独立、求异、求新、自由、自助、直截爽快、注重隐私等。在资源或物质分配方面人们也不会“人情为一线，日后好相见”，这种关系惯常以“公平交易”为准则。人们按法则办事，即是亲朋好友也是“人”和“事”两清，公私分明。但这并不是说西方人一点不讲人情，他们也广交朋友，对人热情周到，但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感情用事，常常把人情当作交易的手段。西方文化中这种理智、逻辑超过感情的人际交往形式是典型的工具型人际关系模式。

(五)价值观与家庭观念

在西方国家，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一直渗透在家庭成员的关系中。在家庭观念很淡薄的美国家庭，各人的卧室是各自的castle(堡垒)，其他人不得擅入；连父母想进入子女的房间，都得敲门获准。作为对个人“利己”观的认同，西方国家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造访他人必须预约，否则就侵犯了别人享受独处的自由；作客时不可在主人房内擅自走动，四处张望；未经允许连桌上的书籍、报纸都不能动，否则便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也就是说，每个人自我“利己”的权利在这些规范中得到了确认。

美国的家庭行为在中国人看来，大多是难以理解的。中国人特别珍视家庭的亲情，“家”是避风港。和爱国一样，爱家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夫妻之间互敬互爱，“没有隔夜的仇”；兄弟之间情同手足，有矛盾也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长幼之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家人“尊长爱幼”便“家和万事兴”，就受到公众舆论的尊敬和羡慕。在中国的传统意识中，“家”的神圣性很淡薄，而“亲情”氛围尤为浓郁：既相互“利他”和睦相处，“远亲不如近邻”，又乐于以“自家”的优势帮助他人。法律也有保障发扬“利他”精神，“见义勇为”者的利益的专门条文。

(六)稳定与变化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的生活是“万物不变”，或“万变不离其宗”的。稳定是中国人的一种价值观，人们希望社会稳定，国泰民安；希望家庭稳定，生活平静，实现“安居乐业”。中国社会就是在稳定中求发展，使得几千年的文化得以延续和保存完整。这种价值观与儒家、道家及佛教思想有关。儒家提出“内求”，主张“明心见性”，求内省及人格完善；道家倡导“无为”；佛教主张通过冥想和反省来获得自我认识、拯救和内心的平静。因此中国提倡社会和谐、家庭和睦，人的内心平静，生活恬淡。

美国文化的真谛是“变化”，核心思想是“无物不变”，而且变化永无停顿。美国人喜欢独辟蹊径，标新立异，并且不断创新，小到个人服装各异、家居和建筑各具风格，大到科技创新，无不体现变化的真谛。这种变化还表现在不同形态的流动方面，如地域、职业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流动，这种变化过程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财富，更多的闲暇。变化这种价值观与海洋文化和基督教有直接的关系。海洋文化就是征服自然，从而获得个性解放，这个过程本身是运动变化的过程。

(七)从时间观看中西方价值观念

在时间观念上，中华文化是环式的、向后的，而西方文化是线式的、向前的。西方文化着眼于未来，强调向前看，认为时间去而不返。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一切着眼于未来，因此未来取向是他们的重要的价值观念，对他们来说回归过去如同走向“原罪”，因此后退是没有出路的，而且他们对目前也不是十分在意，尽管眼下生活很幸福，但他们相信未来会更幸福。由于这种取向，西方人很少循规蹈矩，很少崇拜祖宗，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尊老敬师。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更注重过去，过去意味着习俗、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人仿佛是面对着过去看问题，对未来没有像对过去那样感兴趣，过去的经验教训往往是今天事情成败的重要参考，过去的所作所为往往成为衡量今天人们所作所为的标准。循规蹈矩已成为集体的无意识行为，因而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及“前所未有”、“后继有人”之说。中国人虽然也叹息“岁月不待人”，然而昼夜更迭、季节交替的环式时间观使中国人在总体上有时间充裕感，做事慢慢来是一种主要倾向。人们对“时过境迁”有心理准备，并慢慢地期待着“时来运转”。

总之，中国的价值观更注重群体意识，追求“利他”的精神；西方人更注重个体意识，偏向“利己”的思想。价值观是蕴涵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的，因此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特有的价值取向，且这种取向一旦形成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改变的。但是，价值观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人们总习惯于用本文化的价值观念进行思考判断，排他文化的价值观念往往会导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隔离及跨文化交际的失败。随着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和中国在世界的崛起， 认识和掌握中西方的跨文化价值观差异，对避免和解决交际中的冲突，以及促进民族间的融合，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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