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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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业种植；生物技术；应用

我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农业发展拓宽了道路，生物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生物技术不仅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更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1生物技术应用的重要作用

(1)对农作物抵御病虫害、节约资源有积极作用。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为提高农作物产量，就必须使农作物免于虫害及自然灾害，其应对对策便是农药，农药的大量使用使我国可耕种土地污染十分严重。在此背景下，生物技术应运而生，生物技术的应用可改善农作物抗旱抗虫抗灾等能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及存活率。其从根本上使农作物基因发生有利改变，使农作物本身具有防治虫害的本领，这从根本上降低了农药的使用量，极大地保护了我国的耕地。

(2)解决我国人口温饱问题。

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快，基数大，现存可耕种用地难以满足人口的巨大需求，这需要我们在农业种植技术上不断创新，以提高产量。而生物技术可通过改变农作物基因的方式，促进农作物产量的提升，真正解决我国人口的“吃饭问题”。

(3)对我国食品安全的保障有积极作用。

近些年，地沟油、瘦肉精、催熟剂等引发的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引起普通大众、国家机关的高度重视，这对农作物种植要求更加严格，从农作物的种植、生产、运输等各个环节都需绝对安全，“无公害”蔬菜、食品受到普通大众的高度追捧，农产品不仅要具有高营养价值，还应安全无害。生物技术的应用解决了农产品低质量的源头，为我国食品安全提供了一道天然屏障，我国农业种植中应广泛应用生物技术。

2生物技术的应用

2.1转基因技术

将基因进行人工修饰和分离后，导入到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使生物发生变化的过程，就是转基因技术。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种植领域应用十分广泛，其能将一种作物的优良基因转移到另一种作物中，例如，一种作物抗倒伏力强，可将其抗倒伏基因转移到其他抗倒伏能力弱的作物中，使这种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充分结合自身优势与外来抗倒伏能力，产量会获得大幅提升。此外，还能加大社会经济效益成长力度。ISAAA的年度报告指出，早在2012年，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就超过了发达国家，中国位于世界各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第四。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节约了大量耕地，减少了大量杀虫剂的使用，降低了燃烧秸秆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尽管如此，人们对转基因技术还是存在疑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可靠。

例如，“华恢1号”和“Bt汕优63”这两种转基因水稻，虽于2009年获得安全证书，但由于转基因技术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且农业部颁发安全证书的过程并非透明，这加大了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疑虑，转基因水稻是否可放心食用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2）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是否会破坏环境。

转基因技术培育出的作物，可视为一种新的物种融入当地环境中，会对当地生态系统产生影响。例如，“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油菜”，其抗除草剂的基因在油菜的整个生长过程中会流入其近源物种之中，打破整个农田的生态平衡。其产生的破坏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发现，但其危害确是真实存在，其解决途径需要技术的不断革新。虽然转基因技术遭受公众质疑，但其优势也是有目共睹的。转基因技术在未来应用中不断得到革新、优化，其终将深入到各个领域中，为人类发展带来更多的便利。

2.2组织培养技术

农作物组织培养技术是在无菌、适宜的环境下，对农作物细胞进行培养，使农作物细胞良好发展并生长完全。其可以加速农作物的生长，降低病毒对农作物的侵害程度，并且能够快速的培养出符合当地环境的优良品种。因而组织培养技术可广泛应用于未来农业领域。首先，在组织培养技术的应用中必须拥有良好的培育环境，光照时间、室内温度、湿度等都会影响培养效果；其次，创造符合标准的培养基，培养基内需加入矿物质成分，矿物质成分可提供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促进作物的生长。最后，科学处理褐变现象也是组织培养技术的关键，褐变现象直接影响作物培育进展，需及时科学处理。

2.3生物农药生产技术

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使生物农药也得到应用，生物农药主要利用生物新陈代谢的产物，将其制成农药。生物农药的应用可逐渐替换现阶段的普通农药，达到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目的。但生物农药的生产过程较为复杂，技术难度大，且生产成本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物农药的应用进程。针对此种情况，可将具有产生药物作用的生物基因导入微生物细胞中，使其产生药物，这不仅减少了材料的使用，降低了生产成本，还优化了制作过程，可进行大批量的生产。

3应用前景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生物技术也不例外，其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不可小觑。由于我国科研水平的限制，对转基因技术掌握的还不够透彻，其对环境的影响、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对食品安全的影响等都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都是人体健康的潜在威胁，我们必须加大生物技术的研究力度、强化科研技术，以求提高我国综合科研水平。例如，进行植物光合作用的相关研究，强化植物固氮能力等，使植物生长突破环境的制约，利用可造优势快速生长，提高产量、质量等。使生物技术能够全方位、多层次的渗透在农业种植领域的各个方面，真正为人类的发展谋福祉。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农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农业种植技术高速发展才可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目前，生物技术得到较好的发展，在农业乃至其他许多领域中都被应用，其一方面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大力发展，我们必须持续发展生物技术。

［参考文献］

［1］陈继侠.农业种植中生物技术的应用研究［J］.农业与技术，2015（09）:122-123.

［2］骆春波.农业种植中生物技术的应用［J］.农业与技术，2015（20）:24.

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范文第2篇

在试验中，由威尔森(JamesWilson)领导的研究小组将包含外源性治疗基因的腺病毒载体颗粒（最大剂量）注入到他的肝脏内,第二天，格辛戈病情加重，血氨急剧攀升，夜间开始昏迷不醒。4天后，由于强烈的免疫排斥反应，格辛戈因多个器官衰竭而死亡。此外，在以基因修饰的病毒作为新基因的载体，以取代原基因的应用方面，也出现因过敏致死的病例。基因治疗疗效不理想，有诸多技术瓶颈，关键的技术难题有待克服：(1)临床上可用的治疗基因较少，对多数复杂疾病的致病机制还不甚清楚；(2)基因导入系统尚不成熟，载体结构不稳定，治疗基因难以到达靶细胞；(3)治疗基因达到靶细胞的盲目性大、表达的可控性差，有激活致癌基因的潜在危害；(4)在体细胞基因治疗时，存在不经意间改变了生殖细胞基因的可能性，从而对后代产生难以估量的伤害。实际中严重不良事件频频发生反映了基因治疗潜在的高技术风险。另外，基因治疗的非技术类风险也不可忽视，如部分科学家急功近利的心态、公众过高的企盼以及媒体炒作等诱发非技术类风险的因素。因此，正确看待生物技术带来效益的同时，还须认识到其潜在的风险，克服技术瓶颈，做到正确评估，并发挥其最大效益。

伦理争论和冲突

生物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延长了平均寿命，使实现优生优育成为可能。但是人工授精、体外授精和克隆也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异源人工授精将会影响到传统的血缘关系，体外授精使用了供体卵，破坏了有夫妻两人婚姻关系的线形传递，而克隆技术打破了生育与男女结婚紧密联系的传统模式，人类繁殖后代的过程不再需要两性共同参与，这将对现有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造成难以承受的巨大冲击，使人伦关系发生模糊、混乱乃至颠倒，进而冲击传统的家庭观以及权利义务观。克隆人在世界范围内冲击着人类社会现行的人权观念与生命准则，引发了公众对伦理道德观念的争论。

自然进化与定向进化的矛盾

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由自然决定进化的方向和程度，物种包括人类受自然规律的强烈影响而进化。定向进化指的是利用生物技术，在分子水平改变物种的遗传基因或对蛋白质分子进行修饰，获得所需要性状的表达，使得其朝所特定的方向进化，与自然规律的影响无关。定向进化的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农业、工业、医学等领域，转基因技术在定向进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1983年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转基因作物以来，2005年全球21个国家共种植了0.863亿公顷转基因作物，美国农田的1/3、阿根廷和巴拉圭农田的一半多都已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到2007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已达1.14亿公顷。毫无疑问，利用转基因技术生产的优质、高产和各种抗性（抗虫、抗草、抗病毒和抗逆境等）转基因作物，已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以对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的农户为例，调查结果显示，3年平均种植抗虫棉农户每公顷收入增加1378元。但是，由于转基因作物作为自然界中以某一性状突出的物种存在，将会消除生物群落中的野生物种，威胁生物多样性，造成物种单一性的危险。比如，由于倾向于单一种植效益高的作物（甘蔗、油棕榈）而不是轮作，这会造成农业生态系统单一化，以及为增加产量和效益的转基因作物出现可能会造成与野生亲缘的交叉授粉，使得转基因作物侵入自然，导致栖息地的破坏，从而直接或间接造成物种多样性的丧失。另外，以克隆技术为例，克隆技术的使用将使人们倾向于大量繁殖现有种群中最有利用价值的个体，而不是按自然规律促进整个种群的优胜劣汰。从这个意义上说，克隆技术干扰了自然进化过程。

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范文第3篇

一、国外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与中国的对比

转基因技术是指通过向受体转入外源基因的方法，改变生物体性状，以达到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作物抗逆性，或丰富营养等目的的一项技术。它的出现，似乎使世界饥饿、污染、营养不良等问题的解决曙光一现。有人将以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的巨大进步称为“绿色革命”，认为这将深刻地改变我们原有的农业和产业。①因此，转基因及其应用也成了各国重点研究与发展的对象，下面将通过对比，来认识转基因技术层面上我国与国外的差距及可能带来的后果。

(一)转基因的产生与发展对比

从科学技术上说，转基因技术和基因理论起源于美国，在1953年4月25日，英国的《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国科学家沃森(JamesDeweyWatson)和英国科学家克里克(FrancisCrick)的研究成果，确定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也是转基因技术的理论基础。1978年，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在美国被发现，这种酶可以选择性切开双链DNA，②无疑这让不同物种间基因的转移成为了可能，也让转基因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发现者阿尔伯(WemerArber)、内森斯(DanienNathans)和史密斯(HamiltonO．Smith)3位博士荣获了197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紧接着，美国人梅里菲尔德(BruceMerrifield)发明基因合成技术，获得了198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93年美国科学家穆利斯(KaryMullis)发明DNA扩增技术(PCR技术)，并于该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此可见，几乎每一项技术的实现都是突破性的发明，转基因技术的实现，包含了很多诺贝尔奖级的发现，这些发现几乎都发生在美国，美国是当之无愧的转基因技术的开路者和领导者，美国的转基因技术和理论上的遥遥领先地位，早在20世纪便已确立。1983年，美国研制成功第一例转基因烟草，③同年，转基因马铃薯也在美国问世。随后，美国又研发了一系列转基因产品比如转基因耐储存番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油菜，等等。如今大规模种植的4大转基因作物大豆、玉米、油菜、棉花中很多关键性技术都是由美国公司或科研机构发明实现的。我国转基因科研开始较晚，但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总体进步较快。1985年，国家出台“七五”规划，该规划的8大新技术中的1项就是生物技术，这是我国首次将生物技术列为重大战略技术。随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星火”计划、“攀登”计划、“973”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相继启动。①中国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发挥我国特有的生物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面向重大需求，实施生物产业专项工程，实现生物产业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研制的新突破。”②这一系列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生物技术一直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我国专门针对转基因技术也制定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的重大专项”，专项投资100多亿元。③在国家各方面的支持和科学家的不断努力下，我国转基因技术得到较大发展，中国科学家于1988年将人工合成的抗黄瓜花叶病毒导入到烟草系作物的细胞中，获得了抗病毒能力很强的新品系。1989年，中国科学家将人类的生长激素基因导入到鲤鱼受精卵中，成功培育出了转基因鲤鱼。转基因鲤鱼的生长速度大大加快。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制的转基因抗虫棉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了一份《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的报告，在该报告中，认为中国、巴西、印度、亚太地区是发展中国家的4个大力发展基因组学的典型，是具备世界级科研力量的地区，且突出强调了中国的作用，肯定了中国在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在参与人类基因组测序方面所做的工作。该报告肯定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潜力，也赞扬了中国在科研方面做出的努力。④但是，我国在转基因核心技术方面，与国外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核心技术的突破、已有技术专利数量和全社会对待生物技术的态度上。第一，现有核心技术产生于美国，美国早已在技术上领先于世界。美国杜邦公司现已开发出第二代转基因技术，即通过表观遗传修饰的方法，实现对于生物性状的改变，从而避免转基因对于生物原有基因的破坏，也可以避免一些伦理争议。⑤而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依然甚少，在学术搜索“第二代转基因技术”时，相关科研性论文几乎为零。可见，如今美国凭借着多年来的技术积累和全方位的科学优势，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第二，在基因技术专利方面，美国也走在了世界前列。以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的Illumina公司为例，Illumina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主攻基因测序⑥的技术密集型公司，⑦通过一系列并购和专利措置，现在已经成为了基因测序的龙头企业，截止到2013年，仅其一家公司便拥有专利1061件，⑧成为美国媒体评出的“2014年度全球创新企业50强”之首。⑨反观我国，生物公司并没有哪一家走到如此前列，更没有哪一家公司拥有如此多的专利数量。我国生物技术公司或者一些生物科研单位会大量购买国外的仪器设备，建立所谓“最大”“最先进”的“中心”，这些“中心”实际上只是一副躯壳，其内部的设备、仪器均来源于国外。第三，我国与国外的差距还体现在全社会对于生物技术的态度上。我国的生物学科作为理科一直被边缘化，被称为“背多分”，即只要努力背就能考高分的学科。在就业方面，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等专业也被亮起了就业红牌，因为生物产业的技术密集性，生物相关学科就业往往需要较高学历，学习生物的学生没有专心于科研的决心，一心想着就业或发财致富，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就纷纷转向金融、管理这些市场需求量大的所谓“高薪”“速成”专业。而美国生物学的学生就业，一项很强大的支撑就是其发达的生物产业化系统。甚至一些科学家自主创业，创办了一系列掌握核心技术的公司。

(二)转基因商业化的差距

中国人口众多，国土广袤，解决14亿人的吃饭和健康问题都需要生物技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产品消费市场非中国莫属。①现在获得我国进口安全证书的只有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油菜和转基因玉米4种作物。其中只有转基因棉花允许种植，其他3种转基因作物只能作为加工原料，不能改变用途，进口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在我国尚未得到种植的批准。②我国科学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杂交水稻品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安全证书，即将迈入产业化应用的阶段。③199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FDA)允许转基因番茄在市面销售，这是美国第一次允许转基因产品商业化。随后，美国政府又批准了抗虫玉米和棉花、抗除草剂大豆以及油菜等10多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生产，并推向市场。④转基因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日渐丰富。出现。美国不仅是现代生物高新技术的发祥地，而且也是应用该技术研制新药的首要国家，大多数的基因工程药物都由美国首创。⑥1976年，DNA重组技术的发明人Boyer与投资者共同登记注册了美国的第一个现代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有限公司，并于1978年利用转基因技术研制出第一批基因工程药物———人的胰岛素和生长激素。Genentech也被认为是全球第一家现代生物技术公司。⑦转基因在农业方面的应用美国也是占尽先机，1994年孟山都公司(Monsan-to)研制成功抗农达(Round－upReady)大豆(又称转基因大豆)。1995年孟山都公司拥有了这项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大豆专利。⑧现如今，全球第一大种业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2013年销售额达到103.37亿美元，只低于我国和美国两国的种业市场总额，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种业市值。⑨孟山都公司又将销售额和利润额的一大部分投资于技术研发，其技术已经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其他公司。加之美国对于转基因产品采取“无罪推定”原则，即不能证明转基因产品是不安全的，就可以认为它是安全的，美国的转基因产品推广和产业化、模式化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地步。2011年全球种子市场的销售总额约为345亿美元，而世界排名前两位的美国跨国企业就占据了44%的市场份额，详见表1。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转基因技术实际上是一项“美国制造”“美国推广”的技术，美国在科研方面早已占尽先机，我国虽然在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水稻上略有优势，但是总体起步晚，加之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我国科研总体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这种落后不仅仅体现在科研成果方面，还体现在生物科研相关仪器、药品制造方面，我国科学家使用的很多设备、仪器、试剂盒等多数都是国外生产的产品，这不仅浪费了资金，还限制了我国科学家的思维广度。空喊着“增加科研投资”实际上就是多花钱在国外的设备和试剂上，有一些甚至是对外国科研成果的单纯重复。国外公司尤其是孟山都等公司还有“专利战略”，为每一项可能的技术甚至基因申请专利，我国想要进行科研，就必须向其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基因申请专利，已经成为了外国公司封锁生物技术的一种强有力手段。但是，我国通过自主知识产权依然实现了某些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突破，并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垄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转基因抗虫棉。在20世纪90年代，棉虫灾害席卷我国棉花产业，美国借机向我国推广转基因抗虫棉，当时在国内“要不要发展国产转基因抗虫棉”甚至还引起了讨论。最终，政府、科学家选择一定要研制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在各方努力下，我国1999年实现了90%的国产转基因抗虫棉覆盖率，并且，中国的抗虫棉走出国门，面向国际市场来参与全球的竞争。目前，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作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其年均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10倍，技术的创新和突破也是一日千里，世界专利中有30%是生物技术专利。在制药领域，20%的新药属于生物技术制药，而80%以上的新药都可以看到生物技术的影子。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有340家上市，总市值高达3300亿美元。①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生物技术开发与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现在，我国与国外的技术差距仍然较大，这种差距不仅是生物技术上的差距，也是仪器制造、精密测量的差距，甚至是思维方式、创新意识的差距，加之外国的专利封锁和技术垄断的现状，马太效应可能让这些差距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赶上的，所以基于这样一种现状，我国应该做的不仅仅是加大科研力度这么简单，更应该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保护好自身种子安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抵制国外的转基因入侵阴谋，这些政策的计划和实施不仅仅是科学层面上的，更需要政府层面和人文角度的关注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在转基因的机遇与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基于产品而非技术的监管

一方面，转基因技术的风险的确存在，而且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这种风险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转基因技术一定要有合适的监管措施;另一方面，监管制度有可能造成市场的紧缩，限制科学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通过一些可行的方式来正确监管转基因技术。

(一)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来源于其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生物界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其复杂度和精密度往往超出人类的想象，所以基因科学认识的对象具有复杂性。在当下的科技条件下，基因结构的发现至今为止不过60年，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我们对于基因以及生物体的基因调控机制尚有很多不明确之处，现代基因科学不能解释很多自然遗传现象，所以基因认识的主体也就是科学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②这些都导致了科学在认知和某些现象解释上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技术在操作和改造的后果上的不可控性。这也是科学技术不确定性的来源，同时也是转基因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是指在不知晓概率的情况下出现的，对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后果出现的概率并不能被可靠地量化的一种现象。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伴随着人类整个认知过程的始终，人类科学的进步就是一个消除原有不确定性又产生新的不确定性的过程。的确，在科学上，向生物体转入基因，可能会破坏生物原有基因结构，干扰原有表达过程，改变原有代谢途径，这些都可能导致某些严重的后果。比如转入基因正好破坏了植物某些生存的必须基因，导致植物死亡;比如触发了某些基因过度表达，使得某些成分在植物体内含量过高;比如产生某些原有植物体本身没有但是却能够让人产生过敏反应的蛋白质，甚至可能是通过人类未知的某些途径对植物体或食用后的人体产生影响。在科学实验过程中，每次向植物转入基因的实验都会使用上百份植物材料，因为是否能够转入基因是一个未知，转入了基因之后是不是会死亡，会不会畸形是一个未知，是否能够符合人们的要求又是一个未知。经过这3道筛选，能够保留下的才是真正的转基因成果。经过层层筛选之后实验保留下来的转入基因的植株的形态结构和成分可谓是“千变万化”，一些生长周期发生变化，一些外形结构发生变化，不可否认，的确有一些可能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而且这种概率是不可预见的。科学的不确定性在转基因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由于转基因食品问题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转基因问题更是引发了广大民众激烈的讨论，转基因问题的研究，也会为日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产品的速度越来越快，全社会面临的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问题会越来越多。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现代社会实质上正在向一个“风险社会”迈进。在风险社会之中，不明和无法预料的后果将会变成历史与社会的主导力量。①风险的来源并非基于无知和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区别、比较、分析、推论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对于自然的控制能日趋完美。②2005年，“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针对中国问题接受过一次访谈时就说道，“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革转型正在迈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步入高风险的社会”。③针对高风险，我们不仅需要科学理性，更需要社会理性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科学、技术、产品的关系

科学和技术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是目的上的区别，科学的最主要目的是探求自然的最终本质以及内在规律，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本质的问题，目的是为了发现现今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东西，表现为知识形态，所以科学是公共物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技术则不然，它是综合利用知识来为人类提供服务，回答“做什么”和“怎么做”这样实际操作上的问题，目的在于直接改造自然，发明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表现为物化形态，因此可以带来很多实际效益。基于此，私密是技术的一大属性，而专利就是用来保护技术的私密不受侵犯的利器。技术可以直接提高生产力进而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科学则不然，它若想推动经济发展，必须通过技术来进行转化。④技术与科学并不等同，比如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基因对于生物体性状调节机制的发现、限制性核酸内切酶的发现、质粒的发现，都不等同于转基因技术的出现，更不等同于转基因产品的上市。但是科学却能引领技术的发展，比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作为主导技术的电气和无线电技术，催生了电灯、汽船、电话、汽车、电报以及输电网等新型传输技术等等一系列现实的产品，而这些技术都依赖于电磁感应现象和电磁学的确立。再比如，在表观遗传学方面的突破，催生了以表观遗传修饰为核心技术的第二代转基因技术的出现，第二代转基因技术不需要直接地改变生物体基因，只需要在基因表达过程中予以干涉，如此基因改良技术将使得转基因作物性状的产生更加精确、迅速、高效。⑤这种转基因技术对于基因改变较小，同时也可以避免现存转基因技术伦理上的争议。现代社会，科学的进步是技术突破的前提和先导，只有科学上取得重大突破，再加以智慧的应用，技术才能水到渠成。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就是学术自由。某一权威的学术机构认为，学术自由应该体现在“学者有权探究知识，不管探索可能导向哪里，但同时又有责任完全地、准确地报告其研究成果”。⑥推动学术进步的主体一定是专心于它的专家学者们。学术自由，可以让学者感到社会的尊重珍惜，有了这些专心致力于高深学问而宁可默默无闻的专家和教授们，那些看上去冷门实际上却有可能推动整个人类进步的科学才不会消失殆尽，科学研究者不着眼于现在的得与失，而是为未来的突破创造可能性。投身科研本身就需要极大的热情，专注科研需要极大的定力，在别人纷纷“往上爬”的时候踽踽独行，在成果看不到应用希望的时候愿意默默去坐冷板凳。假如这样的人我们的社会不珍惜，不给他们自由的保障，那谁来推动我们的未来?以3D打印技术为例，它被称为“上上个世纪的思想，上个世纪的技术，这个世纪的市场”。⑦科学是技术的铺路者，学术自由是保障铺路者的“安全帽”。建立保障学术自由的良性机制与制度，切实让学术自由成为一种实践规范，⑧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学者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激发学者的思维和探索活力，从而推动科学的不断进步提高，加快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进程。技术与产品之间也是类似关系。产品是生产出来的物品，技术是产品的先决条件。但是产品与科学技术最大的不同，就是自由度的区别，产品中包含了太多社会价值和人文因素，它的风险的直接承担者是消费者，而大多数消费者并不具有直接辨别产品安全性的能力，对于产品风险并没有抵抗能力，因此产品相对于技术并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度，它必须对消费者，对整个社会负责任，产品是技术的结晶，不是技术的附庸，产品必须是被检验过的技术，是能够完全造福人类的技术的推广。真正好的产品，不仅需要核心技术作为支撑，更需要经过严格的检测与把关。

(三)监管产品而不是技术

由前文的论述可知，科学、技术、产品3者虽然一脉相承，但是却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迥异的角色，科学是探路者，技术是中转站，产品是最终目的。科学和技术的创新与研发存在的风险是微乎其微的，科学技术转化为产品，风险的范围就会由科学家及至普通民众，才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破坏性的后果，这才是政府作为社会理性代表监管的关键所在。以对于转基因监管最为严格的欧盟为例。欧盟的转基因管理实行的是“以技术为基础”(technology—based)的管理模式，主要包括审批制度、标识制度、可追溯制度和共生管理等。①欧盟对于转基因实验的审批也很严格，即使是实验性质的种植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欧盟1998年曾经停止过15个成员国的转基因食品的经营，1999年又曾经暂停过转基因植物的种植。这些对于技术的限制导致了欧盟成员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障碍，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盟现今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为了保护自身农业免受冲击，欧盟采取了对于转基因极为严格的市场准入措施，即便是已经在欧盟境内获得销售许可的转基因产品，也允许欧盟的各个成员国在一定的情况下，实行临时限制或禁止其在境内销售的办法。②这导致了国外某些公司和政府的强烈不满，2003年，被称为“转基因贸易问题第一案”的美国、加拿大、阿根廷3国与欧盟的贸易纠纷就是技术强国向技术弱国强推产品的一个典型例子。欧盟对于转基因的限制措施使得以上3国尤其是美国转基因产品出口受到重挫，这3个国家均向WTO提出申诉，认为欧盟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最终，2006年11月，专家小组做出了考察报告，认定欧盟对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3国对其出口的转基因产品所实行的禁止或限制销售措施违反了依据《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简称SPS协议)下其应当承担的条约义务，构成了对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等方利益的损害，并要求其予以纠正。③由此可见，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如果没有自己的转基因技术，国外的转基因产品强势入侵是不可避免的，转基因不一定安全，但是别人的转基因产品一定比自己的转基因产品更不安全，因为可能涉及国家粮食安全命脉，决不可拱手让人。所以，技术上的研发不能放松，毕竟转基因推广是大势所趋，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得到了很多权威的认可。退一步讲，转基因即使是不安全的，但其也会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开端，会引领更好的技术出现。我们要相信，谁引领了技术进步，谁就引领了“绿色革命”，谁就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对于技术的监管只会阻塞技术的突破，限制解决现有问题的新技术的出现。相比来讲，对于产品的监管可行也可控得多。我们对于产品的严格监管，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点:第一，加强对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审核，以大学、科研所为依托，建立更加专业的转基因检测机构。对于检测机构要建立更加严格的准入制度，对于机构与人员、质量体系、仪器设备等多方面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④保证测试结果的公平、公正、公开，建立能够专业、独立对现有检测技术进行改进的兼具科研的双重检测机构。第二，对于转基因产品涉及的专利问题也要予以审查。基因专利本身在法律上也一直是一个待讨论的话题。美国Myriad公司确定了人体BRCA基因(乳腺癌易感基因，具有这种基因的人会较容易患上乳腺癌)的位置，并将其从染色体中分离、测序，随后，Myriad公司对BRCA基因及诊断测试方法提出专利申请，并最终获得授权。这项专利的获得，使得BRCA基因被该公司垄断和“独自享有”，其他人和其他机构不得侵权。⑤而该公司可以趁机抬高这项服务的价格，原本提供这项服务的机构———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则不得再提供该基因的诊断测试服务。这一案例引起了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对于基因专利的一场大讨论，如果对于基因申请专利，那么是不是以后针对此基因的产品都要向该公司缴纳专利使用费。后来一部分患者将Myriad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定专利无效，但是Myriad公司提出上诉并最终胜诉。按照基因专利法规来讲，只要个人或机构能够分离、测序DNA并确定它在生物体内的功能，就能给基因申请专利。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早就开始了抢注发现的基因。而一旦获取了基因专利，一条基因可以开发出一系列产品，继而长期获得高额利润。①基因专利的受害者当然是转基因产品的消费国，尤其是依赖于该类产品的国家。比如，因为美国孟山都公司的注册专利和基因抢注行为，使得印度的棉花厂商因生产含有该专利的转基因棉花而受到美国对其产品的抵制和限制，从而给印度的农民和商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②“物美价廉”的转基因产品上市尤其是转基因种子上市，可能造成的是整个社会观念和社会习惯的改变，是社会对于产品的依赖，如果人们离不开的产品的核心专利把握在别人手里，那么无疑我国的国家安全会受到极大威胁。现今一些大公司已经开始了“基因抢注”。2001年，美国孟山都公司对于发现于中国的野生大豆的一段序列一口气提出了64项专利申请，这样有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中国育种专家或者农民很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侵犯了孟山都公司的专利权，进而面临高额赔偿。③所以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必须要对其涉及的技术专利和基因专利予以审核，对于那些涉及国外专利的产品的上市要持谨慎态度。

三、监管产品而不是技术的合理方法

(一)积极推动生物技术应用

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的应用是大势所趋，转基因的应用必将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一方面来说，只有一项技术真正被应用，才能更好地促进这项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军事还是民用领域，生物技术的应用都会极大地推动生物科学的发展。以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巨头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例，该公司每年将其营业收入的10%用于科技攻关和技术研发，直接瞄准当今和未来国际生物技术的最前沿，该公司每天仅仅用于科研的投入就达到了260万美元，④令其他公司乃至其他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可见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会使受益者投入更多的资金进入到这个领域，从而真正推动这个领域的进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将更多的人才和资金吸引到这个前途无限的领域，也有望迅速改变我国生物技术落后的现状。美国政府每年投入到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的费用达到几十亿美元，坐落在马里兰州的军事医学研究所，其实就是美国基因武器的研发中心。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借助生物技术研发出了各种“生物武器”。⑤但是，生物技术具有研究和开发周期长、技术含量高、产品寿命周期长等特点，这由此决定了该产业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长周期的行业。⑥在项目的种子期、创业期、扩展期和成熟期，都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资金投入。仅靠政府投入难以满足其需要，更无法使其紧跟世界先进水平，也会导致其与市场的脱节。针对我国目前现状，国家应该尽快让一些“检定合格”的转基因产品走出实验室，让转基因技术真正造福于我国人民，促进我国生物科学的长足发展。在适度的监管环境下，通过推动技术密集型生物公司的成立和发展，进而推动生物技术的应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生物技术的应用，也会改变如今生物专业“冷门”的现状，《2014年大学生就业报告》将生物工程专业列为“红牌”警告的十大专业之一。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生物技术应用不够造成的。应用不够导致人才的缺失，然后导致科学技术整个的停滞不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只有推动生物技术的应用，才能吸引到更多人才投身于生物科技的研发，形成“科学—技术—产品—经济—人才—科学”的良性循环。生物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强国梦。

(二)在转基因的应用过程中引入保险机制

既然要推动生物公司的建设，那么就必须要开创生物公司全新的盈利模式和风险监管体系。转基因的应用实际上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虽然以现在的知识和监管体系来讲，试错的风险并不高，但是试错的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它涉及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安全，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所以要通过一些措施防控这种风险，其中一种合适的方法就是在生物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引入保险制度，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由国家授权第三方权威机关对生物产品进行评估，一旦发现高风险产品则不允许上市，一些鉴定为“安全”的产品则需要生物公司为其购买“保险”，这些产品进入市场以后，如果出现像“三鹿奶粉”那样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则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这样做不仅仅是给生物技术公司创造了一种可行的盈利模式，更是给生物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道路，通过为转基因产品买保险的方式，防控风险，监督风险，体现的是科技应用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与社会理性。保险的范畴要涵盖转基因生物风险的各个方面，现今公认的转基因风险按照产品的风险，主要有食品安全方面的风险和生态安全方面的风险，所以针对转基因产品的保险应该分为“食品安全”保险和“生态安全”保险。如果已经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出现了食用性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将由保险公司理赔。如果产生了对于周围环境的破坏，或者造成生态圈的不良后果，也由保险公司理赔。这样一来，无论是食用还是种植，都没有了任何后顾之忧。保险所能起到的作用，不是让人们接受转基因食品，而是的的确确保障这种产品一旦出了问题，能够及时筹措资金，保障受害者的利益，尽最大可能挽回损失。现有转基因产品的风险并不高，全球迄今为止没有出现过一例因为食用转基因食品而出现严重后果的例子，也并没有哪项被科学界权威认可的动物性实验验证了这一结论，所以转基因产品的保险并不会增加多少生物公司的成本，政府也可以对生物公司的这部分成本进行补贴，以提高转基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结语

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生物技术；伦理问题；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7-0-01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生物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深远。而生物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已成为世界的焦点议题。如何合理的应用生物技术造福人类和社会，是众多学者和科学家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现代生物技术研究的新进展

进入21世纪，生物技术正处于发展成熟阶段，生物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许多与生物无关的角落。生物技术的发展至今已经揭示了许多生命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但生命现象极其复杂，目前仍有许多课题有待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在克隆、胚胎干细胞、转基因食品、人类基因组计划、组织工程等研究和实际应用等领域取得了成果。

（一）克隆技术。克隆原意是无性繁殖，即由同一个祖先细胞分裂繁殖而形成的纯细胞系，该细胞系中每个细胞的基因都是相同的。克隆技术首先用于动物，动物克隆就是通过无性繁殖方式，由动物细胞产生的遗传形状相同的动物个体。克隆羊多莉是首例克隆成功的动物。动物克隆为我们进一步揭示生命的奥妙及人类的自我认识展现了全新的视野。

（二）胚胎干细胞。干细胞是生物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起“主干”作用的高度未分化细胞，它具有自我更新、高度增殖和多向分化的潜能。干细胞分为三大类：全能干细胞、多能干细胞和专能干细胞。全能干细胞之所以全能，是指它可以分化成人体全部细胞类型，进而构建心、肝、肾、肺等多种组织和器官，最终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个体。全能干细胞再进一步分裂、分化中又形成了各种多能干细胞。多能干细胞具有分化为多种细胞组织的潜能，但是却失去了发育成完整个体的能力。

（三）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是利用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从而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类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以这种生物为原料，加工出来的食品都被称为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在欧美应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资料表明，在欧洲，玉米钻心虫每年要毁坏4000万吨玉米，占世界玉米总产量的7%，但是如果把分离出来的抗钻心虫基因植入玉米中去，就可培育出抗虫害的玉米，这种玉米就是转基因食品。

二、现代技术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

（一）关于克隆人的争议。从“多莉”羊的克隆成功，待几年来其他克隆动物的尝试，克隆技术正不断发展。目前科学界把对人体的克隆分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科学界和伦理界对治疗性克隆普遍支持。但生殖性克隆，即克隆完整的人则遭到很大的抵制。克隆人给伦理道德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现有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另外，克隆人的身份难以认定，使人伦关系发生模糊、混乱乃至颠倒，进而冲击传统的家庭观以及权利与义务观。

（二）胚盘干细胞研究中的生命伦理问题。由于胚盘干细胞的制备是离不开人类卵子、胚盘以及克隆技术的，而卵子与胚盘在一些不同的国家和宗教界被视为是生命的起源，与活着的婴儿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在许多国家是被严格禁止的。坚持认为可以用人类胚胎做实验的人认为：1、早期胚胎仅是一团细胞，尚难称其为人的一条生命，从胚泡内细胞培养成人的胚胎干细胞，并没有杀死细胞，只是改变细胞的命运；2、培养胚盘干细胞是用于治疗现在还无法治愈的组织坏死性疾病，让病人恢复健康，完全是合乎人类伦理道德。

（三）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险。对转基因食品发展有两种态度：支持者极力宣传其带给人类充足的粮食和新型抗病虫策略；反对者则强调人为地用基因技术改变神武，会给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危害。基因表达调控是个复杂的生命现象。目前，人类对基因的活动实施了解还不够透彻，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控制基因中组后的结果。1993年英国的一份报告列出了一些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应用的来努力方面的主要担忧：1、人类基因转入食品动物，如将人类基因因子与凝血的蛋白质的基因转入绵羊中；2、某些宗教团体禁止食用的动物基因转入他们通常食用的动物中，这可能触怒犹太人和穆斯林，列入将猪的基因转入绵羊；3、动物基因转入植物中，可能会引起一些素食者的特别关注。

三、现代生物技术发展存在的伦理问题对策

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诸多伦理问题，发人深思。为了促进生物技术的和谐发展，应采取相应对策和措施。科学预言，21世纪是生物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全国普及大众伦理学知识尤为重要，设置伦理学咨询机构，利用各种媒体宣传伦理学知识，增强大众的伦理学意识，提高全民族的整体伦理水平。同时，我们还应改变传统伦理观念，发展中国特色的生命伦理学。总体上，生命伦理学应和国际生命伦理学保持一致，但又要保持中国的特色。另外，培养生命伦理专业人才，解决人才匮乏的局面。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任道重远，生命伦理学人才匮乏问题需要解决，设置生命伦理学专业，加快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势在必行，特别应注重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

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范文第5篇

2007年10月9日~16日，本刊总编辑李振中在菲律宾工作期间，对ISAAA组织高级官员RANDY先生作了专访。

记者：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生活水平较低，农民收入不高，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你们在改变发展中国家贫困方面作了很多工作，请你先简单介绍一下ISAAA的成立背景。

RANDY：ISAAA是在生物科学领域取得巨大进展及其成果已应用于传统植物育种中并产生了显著经济效益的形势下诞生的。80年代中期，生物技术发展势头看好，数亿美元的资金投向植物科学新技术的探索和开发中，其中大多数技术是在隶属于学术机构的私人公司中研制和开发的，具有知识产权性。但是这些技术基本上由发达国家的私人公司拥有，其投资份额约占全球生物技术研究与开发投资的75％。由于在政治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受到长期的限制，加上资金的缺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分享不到这些先进技术所带来的收益。

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取和应用具有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成果，在纽约资源发展基金及其资助者和日立基金的共同资助下，创建了一项国际生物技术合作计划。就是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公益机构和私人公司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并把这种伙伴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实现生物技术成果的转让。

记者：ISAAA的战略计划是什么呢？

RANDY：一是重点放在发达国家已经试验过的且成功可能性很大的生物应用技术的引进上；二是突出提高食品、饲料和纤维作物的产量，特别是提高资源贫乏地区作物生产力，致力于可持续农业，优先考虑园艺和林业；三是集中在组织培养、诊断技术和转基因植物这3种植物生物技术产品开发上；四是优先考虑评价发展中国家发展生物技术的益处和约束性，包括引入重组基因产品的生物安全性和食品安全性评估，社会经济评价，知识产权和抗性基因的开发。

记者：ISAAA组织一般都提供哪些服务？服务对象是哪些人呢？

RANDY：ISAAA组织的服务内容采用五个战略步骤提供服务的试验计划：一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确定需要的生物技术、优先应用的项目以及评价潜在的社会经济影响；二是监督和评价发达国家的专利生物技术成果的可用性；三是提供“诚实经纪人”服务，在需求者与优秀的专利技术之间建立联姻；四是筹措捐赠机构的基金向许可生物技术产品应用的国家投放，并提出实施建议；五是提出发展中国家使用生物技术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测试的技术建议，为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的制定以及生物技术产生的各种影响的评价等方面提供帮助。

ISAAA组织的服务活动，最初重点放在12个发展中国家：亚洲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非洲的埃及、肯尼亚和津巴市韦；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之所以选中这些国家是因为他们具有推进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的能力，并且政府将支持生物技术的应用。ISAAA在区域合作计划的框架内也为其他邻近国家提供生物技术各方面的服务。特别是近几年跟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合作，中国这几年在生物技术的发展方面进步很快。

记者：ISAAA组织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想肯定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吧？具体来讲都有哪些呢？

RANDY：目前ISAAA大约有12项计划被开发和实施。第一项计划的成功范例是为了控制马铃薯品种的病毒病由盂山都（Monsanto）公司向墨西哥捐助的外壳蛋白基因，并由洛克菲勒基金提供资助，用于技术转让和对墨西哥的科学家进行培训。由墨西哥科学家培养出的第一代转基因马铃薯于1993年开始在田间试验，随后在1995年～1997年连续在全国大田试种，很有发展希望。同时为了测试和引进重组基因产品，该计划还帮助墨西哥建设基础设施、制定生物安全性和食品安全性管理办法。

其他计划有：对亚洲十字花科植物的主要病害(黑腐病)的非放射探测技术；玉米病害的几种诊断工具的研制和转让；番茄病毒病的监测网络，木薯的选择性标记基因的转让等等。随着ISAAA东南亚中心1997年的建立，一个宽广的计划投资组合正在形成。可以说，ISAAA计划取得的成就证明了把具有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成果转让到发展中国家的可行性。

有人说，生物技术只对大农场主有利。事实上，生物技术同样将为世界范围内小规模和资源有限的农户带来可观的利益。就我们掌握的情况看，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500万采用Bt棉的小农户所经历的情况已证明这样一个事实：生物技术将许多优越的性状嵌入了作物的种子中，而这些作物非常适用于小农户致富。据ISAAA 2003年11月6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菲律宾种植Bt玉米的农民，去年纯收入平均增长了34个百分点。研究表明，无论从单产产量、生产成本、利润率还是满足农民家庭生存需要的能力方面，Bt玉米的杂交产品都要优于相应品种传统型培育玉米的杂交产品。应该说，推广转基因技术，已经成为农民增产增收的有效途经。

记者：中国在推广种植转基因作物上有没有比较成功的例子呢？

RANDY：自从诞生起，转基因作物就招致了怀疑、拒斥和争议，但是在世界许多地方，它的种植面积不断增长。据 ISAAA的统计，2006年全球22个国家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面积达到了1.02亿公顷，比前一年增加了13%。

有些农民就说，他们其实也知道围绕转基因作物有很多争论，但是千真万确的是，它提高了收成、改善了种子质量并帮助农民改善了生活。

尽管各国政府和环保组织之间就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和道义性问题争论不休，许多农民还是与科学家一同默默地工作，克服着他们在利用这种新兴技术时遇到的种种小问题。

但是转基因作物的优势却是十分明显的：最常见的转基因作物是把苏云金芽胞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通常缩写为Bt）中的一个基因添加到植物基因组中，这个基因会在作物体内表达一种毒素，能杀死鳞翅目昆虫的幼虫。鳞翅目害虫是很大的一个昆虫种类，包括棉铃虫和水稻螟。科学家已经证明这种转基因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无害。

中国河北省高碑店市农民协会的会长祖茂堂是第一个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中国农民。他说：“我种植转基因作物也是因为长期以来被棉铃虫折磨得没有办法。”90年代中期，许多中国农民无法用常规农药来控制棉铃虫。“这些小虫对农药的抗性太强了，成虫居然能在杀虫剂溶液中游泳。”祖茂堂回忆道。他跑到北京的中国农科院求援，经人介绍认识了著名农业生物技术科学家郭三堆。祖茂堂回忆说：“当我第一次目睹了棉铃虫在吃了抗虫棉的叶子后死掉的情景，我既高兴又震惊，觉得试验转基因棉花的风险值得冒。”

两年后的1997年，政府批准了郭三堆的抗虫棉。那年，祖茂堂用郭三堆的种子取得了棉花产量翻番的佳绩，而且使用的杀虫剂和花费的工时要比以前少得多。

记者：目前全球推广转基因作物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RANDY：据我们的董事会主席克里夫・詹姆斯先生透露，目前美国以及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印度和中国依然是全球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种植国。200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以13%的速度迅猛增长，首次突破了一亿公顷。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户数量也迅猛增加，首次超过1000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