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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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剖宫产术，癫痫大发作

胎膜早破珍贵儿 IVF-ET 乙肝大三阳”，患者在整个孕期曾两次因“先兆早产”住院行保胎治疗，现精神过度焦虑、紧张，过度担心胎儿的安危问题，入院后因“珍贵儿”强烈要求立即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

术前检查：ECG，血常规，血凝，肝肾功无明显异常，一般情况尚可，ASA1级，脊柱无畸形，入室后测BP:120/80mmHg，HR88次/分 RR18次/分SPO2100%L2-3椎间隙行腰硬联合麻醉SST穿刺，硬膜外给3%的氯普鲁卡因5ml后，常规消毒、铺巾、上台，因患者精神过度紧张，台上与其及时谈话以分散其注意力消除其紧张情绪，平卧5分钟后，因患者仍感觉疼痛明显，给以3%氯普鲁卡因5ml约几秒钟后，突然出现牙关紧闭、全身高张阵挛惊厥，后出现有节律的肌肉收缩和紧张，上睑抬起，眼球上窜，上肢自上举，转变为内前旋，面部充血口吐血沫，意识丧失，持续约十五秒钟后，抽搐停止，间隔约30秒后上述症状重复出现，气管分泌物增多，瞳孔散大，呼吸暂时中断，血压正常，立即给以吸净分泌物并气囊面罩吸氧同时应用咪唑安定3mg，地塞米松10mg静脉滴注后，抽搐停止，监护见呼吸心率正常，血压平稳，患者进入昏睡状态，立即给以剖宫产术，剖一男婴，一分钟apgar评6分，经面罩吸氧吸痰后5分钟评10分，术后患者头疼，全身酸痛，对抽搐全无记忆。术后再次单独追问病史，避开其丈夫的前提下，其自诉家族中父亲有癫痫病史，但不让其丈夫知情，患者自幼有突然停止目前活动，两眼凝视不动呼之不应约几秒后恢复的病史医学论文医学论文，但不知是病，未诊治

讨论

本患者麻醉后立即出现上述症状，术前询问病史，（在家属在场的情况下）否认有精神病史及家族史，否认有癫痫病史，无明显外伤史，同意手术，无抵触情绪，初疑可能为麻醉药物中毒，但麻醉药物中毒表现为：恶心，呕吐，头疼，视物模糊，颜面肌肉振颤、抽搐，晚期全身肌肉痉挛、抽搐、惊厥，严重者可发生昏迷，且麻醉药物中毒多是由于突然增加注入速度及注入量增多引起，该患者发作时有意识丧失，咪唑安定注射后症状消失，但其症状与麻醉药物误入血管产生的抽搐及惊厥有明显的区别，故诊断不成立。术前血钙未查，但与低血钙抽搐也不相符，与椎体外系症状有关论述也不符。经结合临床表现及病史，可以诊断为癫痫大发作，且术后单独追问患者病史，其家族中有癫痫病史，患者也有失神发作的病史，因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及生活，且发作频率较少，未作正规诊治论文格式模板。孕妇因该次怀孕为IVF-ET，精神高度紧张，担心术中手术风险及胎儿的安危，害怕疼痛等一系列的因素，导致孕妇发生癫痫大发作,所以接诊医生询问病史时详细一些，要讲究技巧，尤其对特殊患者，最好单独仔细地询问，有助于保护患者的隐私，更有助于更好的了解其既往病史，以防医疗过程中意外事故的发生。同时也要注意：孕妇体内的高孕酮可以加强对细胞膜的抑制作用，从而增强麻醉药的敏感性和毒性作用，所以孕妇用药的危险性高于未妊娠妇女。癫痫大发作一旦发生应立即停药、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经地西泮，甘露醇，地塞米松等药物进行抢救等对症处理，由于抽搐影响氧的吸入，也影响胎儿的氧供应，增加氧耗与体内酸性代谢产物的浓度，只要循环不遭受抑制，保证氧气供应，在生命体征稳定的前提下一定要及时剖出胎儿，以防胎儿宫内窘迫的加重。由于抽搐，给氧以面罩法为宜，急忙中插管不仅耽误给氧时机，宜可带来意外损伤。

保险法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保险学；法学；研究生课程体系

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作为高端保险人才，将成为我国未来保险业的主导力量，其专业视野、创新能力等素质将决定未来保险业发展的程度。而这与课程体系的设置密切相关。本文认为，法学，特别是民商法学当中的相关内容应当纳入到各高校保险学专业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当中，以适应保险学研究和保险业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国际专业视野和较强创新能力的保险高端人才。

一、从学科――宏观层面来看：法学对经济学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保险学从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法学对保险学的作用首先体现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互补性。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学主要解决‘如何将蛋糕做得更大’的问题，而法学主要解决‘如何将蛋糕切得更好’的问题”。2001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与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第一次会面，开始了我国经济学与法学之间的“对话”。两位学界泰斗对经济与法律之间的“结合研究”深有同感，遂于2002年筹备并成立了“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该所于2004年迁移至北京，更名为“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两位教授在随后的多次公开对话中对经济学与法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解读。吴敬琏教授认为，如果没有法制，仅凭市场经济本身的资源配置，“蛋糕”肯定做不大，甚至会做出“馊蛋糕”；江平教授则认为，如果不顾经济规律而制订法律，这种法律属于“坏”的法律，可能导致形成“坏”的市场，从而直接影响“蛋糕”的大小。因此，效率与公平具有价值效果的一致性：公平可以促进效率，效率也有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经济与法律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对我国高校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险学专业作为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以研究如何将保险业的“蛋糕”做大为己任，如果脱离具体的法制环境，所从事的保险学研究工作将毫无意义，依据这种无意义的研究来指导保险企业的经营也不可能实现高“效率”。

本文认为，为了使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了解法律的运行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应该在课程设置中适当增加“法律经济学”的内容。“法律经济学”是一门位于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地带的新学科，经历了从纯粹的法学方法论到法学经济学交叉独立学科的过程。波斯纳将“法律经济学”定位为“法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为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而在这门学科的创始人科斯看来，法律经济学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内容：即分析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前者的思维路径是以法律为起点，经过经济学分析，最后再回到法律，目的是考量法律是否符合“效率”这一正义价值，以修正现行法律；后者的思维路径是以法律为起点，终点则是经济制度，即研究法律制度如何影响经济活动，以修正现行的经济制度。因此，前者侧重法学意义，后者更侧重经济学意义。作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我国保险学的研究生教育当中应适当增加经济学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内容。

二、从课程――中观层面来看：保险法的课程教学离不开民商法学基础

“保险法研究”是多数高校保险学专业研究生的主干课程之一。该课程的教学必须以民商法的相关内容为基础。例如，《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近亲属”，其中“近亲属”的范围是什么?保险法本身并未加以限定，而民法与刑法等其他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又如，《保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

其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是一个需要以年龄和精神状况作为双重判断标准的民法基本概念；再如，《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关于“保险人”的规定，需要学生对民事制度中“人”的权利义务有所了解。

同时，保险既是一种经济关系，又是一种法律关系，其法律基础便是保险合同。学生要掌握《保险法》第二章关于保险合同的成立、效力、解除、履行、违约、变更以及保险人与投保人的权利义务等规定，均需要与民法当中《合同法》的相关内容相联系起来学习。此外，保险合同的纠纷也适用民事合同纠纷的法律救济程序。例如，《保险法》第二十六条中规定了保险合同的诉讼时效：作为保险特别法的《海商法》第十三章则规定了十余种可能涉及保险合同履行的诉讼时效，这些时效的计算均应适用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则。

此外，《保险法》的内容除了“保险合同法”，还包括“保险业法”，即调整“保险公司”行为的法律规范，因此保险法的法律渊源还包括《公司法》。正如《保险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保险公司，除本法另有规定外，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又如，《保险法》第九十条规定，“保险公司有《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申请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因此，要深入研究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离不开对公司法、破产法等商法相关内容的学习。

综上，保险法是规范保险合同和保险企业经营、监管的法律，其法律渊源主要是民商法。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要真正了解保险法，有必要同时学习民商法的相关内容。反过来说，脱离相关的民商法学基础，不可能进行保险法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研究生已经开设的“保险法研究”课程学习也将难以实现课程设置的目的。

三、从保险标的――微观层面来看：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内容应作为财产保险学

的重要补充

根据保险标的的不同性质，保险可分为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前者以人的生命、健康作为保险标的，后者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作为保险标的。从保险法的现有规定来看，“财产保险”的“财产”指的是动产、不动产；“有关利益”包括积极利益和消极利益，前者指的是被保险人的可得利益(如信用保险)，后者是被保险人可避免的损失(如责任保险)。而作为主要无形财产的知识产权至今没有正式被纳入到我国各大财产保险公司承保的保险标的的范围。保险实务中缺乏“知识产权保险”这一险种，反映在保险学教育当中就是财产保险学的教学内容里缺乏知识产权法的相关知识。本文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国际专业视野的问题。

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在商业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其存在的风险和相应的保护问题也日益为各国立法所重视。尽管当知识产权遭受侵害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但是风险仍然存在。比如诉讼存在着败诉的风险，胜诉后也存在着执行不能的风险。高风险高收益的知识产业如何进行风险管理，

无疑是知识产权权利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20世纪70年代起，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应运而生，而其中在美国的发展最为完善。目前，美国保险界顺应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已经将承保标的从专利侵权逐渐扩展到商标权、著作权与商业秘密等几乎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从而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保险”。继美国创设了知识产权保险制度之后，在知识产权业比较发达的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也紧随其后陆续推出了这一险种，如英国推出的“专利申请保险”、日本推出的“知识产权授权金保险”等等。因此，将财险承保标的扩展到知识产权领域已经是一种国际趋势，折射出了知识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呼唤。

本文认为，在我国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知识产权符合保险的构成要素要求，因此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是可能的。首先，知识产权存在各种法律风险，且这种风险的发生具有偶然性、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符合“有风险才有保险”这一前提；其次，知识产权的这种风险和对风险管理的需求是普遍存在的，具备保险学上“大数法则”的数量基础：第三，知识产权是法律上承认的财产利益，属于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可保利益”；第四，知识产权侵权的利益损失在经济上可以计算出价值(例如《专利法》第六十五条关于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属于“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风险，也符合保险的“损失补偿”这一基本功能。

在我国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也是必要的。～方面，知识产权的维权需要保险的保障。近几年来，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案的数量在急剧增长。据统计，2001年、2002年、2003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一审案件分别同比增长8.62％、17.78％、12.61％，其中约80％属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从侵权赔偿额度来看，知识产权案件的标的额一般远高于普通的民事赔偿案件，相应地，知识产权诉讼程序当中缴纳的案件受理费以及律师费等也远高于普通民事案件。此外，知识产权案件还牵涉到鉴定费、公告费、评估费等其他诉讼费用，如果是涉外知识产权案件，还会涉及国际差旅费、翻译费、国际通讯费等费用。所有这些费用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构成难以承担之重，甚至有可能拖垮一些涉诉的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险制度通过由保险人承担诉讼风险的方式，为转嫁被保险人的财务风险提供了保险工具支持，将为我国企业有效地维护和实施知识产权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保险发展严重不足，“财产保险”的无形财产领域亟待开拓。2010年底，信达财产保险公司于推出了国内首款专利保险产品――“专利侵权调查费用保险”，可谓开创了我国知识产权保险事业的先河。但截至目前，知识产权保险的发展进程缓慢：首先表现为险种单一，即仅限于专利的侵权调查费用，而不涉及专利诉讼费用、侵权损失，更未涉及著作权、商标权等其他知识产权；其次表现为多数险企缺乏开发知识产权险种的热情。出现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保险界对知识产权缺乏了解，或者说，保险业目前缺乏了解知识产权的保险人才。因此，在高校保险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中增设知识产权法基础课程，有利于培养熟悉知识产权与保险的“两栖”人才，从而开拓财产保险的另外“半壁河山”，有力地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将作为财产保险标的的“财产”范围扩展到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财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要真正做好保险学研究，需要以一定的法学基础为依托；要真正成为保险业的高端人才，需要对保险法的民商法渊源有所了解；要具备国际视野、开拓无形财产保险领域，需要学习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四、保险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中增加法学内容的具体建议

保险法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 危险 增加 义务 保险法

一、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基础理论

（一）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涵义

“这里所谓的危险程度增加，是指订约当时所未曾预料或未予估计的危险可能性的增加。” 而我国另一著名保险法学者温世扬先生的定义则为：“危险增加，是指当事人在订约之际未曾预见，但在保险有效期间内，作为保险合同基础的原危险的状况发生了变化，使保险标的受损的可能性增加。” 相比较而言，可以看出，后一种观点对危险增加的定义更为细微，也在一方面指出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来源。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原保险法第37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相比较2009年《保险法》第52条分别增加了危险程度“显著”二字，和提前解除应“退还多余保费”的规定，无疑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更为有利。

此处所谓的危险程度的增加，仅仅是程度的增加而非是种类的增加。因为不同的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种类是特定的。若是因为承保的保险标的风险种类的增加，由于其不是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所以保险人是不必承担保险责任的，这里也就没有更深一步讨论的必要。

关于危险程度的增加，不同的学者观点亦是不完全相同。“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通常具备三个特性：（1）重要性。对保险人继续承保或者提高保费有重要影响的危险；（2）持续性。如果危险只是一时的变化，继而又恢复原状的，则不构成危险的增加；危险改变这一状况须持续一段时间，对价平衡受到破坏，投保方需履行通知义务。（3）不可预见性，即危险增加必须是当事人订约之初未曾预料到，保险人未估算在危险之内的。” 也有其他学者将其归纳为“显著性、持续性、不可预见性”等等。还有学者主张，还应当有“期间性”，即危险程度的增加必须是在合同成立并生效，或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期间。

笔者此处有不同理解，笔者认为这主要涉及危险程度增加的发生和履行的期间，应当是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的题中之义，否则又何谈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一说呢？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理基础

此涉及风险和保险的涵义区别。“风险是指损失的不确定性。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可能存在的损失；二是这种损失是不确定的” 而“保险（insurance）是源自14世纪意大利商业用语，本意为抵当、担护、保护、负担之意，至14世纪后半期扩充为保险之意” 目前关于保险的涵义主要有损失说的损失赔偿说、损失分担说和损失转嫁说；非损失说中技术说、欲望满足说等。单就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而言，笔者赞成损失分担说和损失转嫁说。但是从微观上，单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适用损失转嫁说更贴切。

从保险学原理上来说，保险人根据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运用大数法则进行精密的计算，进而估算出所保标的物遭遇风险的概率。投保人缴纳相应的保险费把损失的风险转嫁给了保险人。但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个继续性合同，标的物遭遇风险也在随时的变化，由于保险人计算的风险概率是以标的物遭遇正常风险的概率，一旦标的物在实务中所面临的风险程度增加超过了保险人承保风险的范围，则是保险学大数法则的颠覆。“保险人无论于缔约时或定约后关于危险的掌握及控制于事实上几乎立于无能之地位” 所以需要投保人履行相应的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进而是保险人重新运用大数法则进行计算，或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此处也可以称为对价平衡原则。

从民法原理，保险合同订立生效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此外有一些学者也主张，根据情势变更原则来推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合理性。笔者并不赞同，“所谓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客观情况的异常变动，致使合同成立时的基础丧失，合同的基本目的因此不能实现，基于公平原则，法律允许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而免于承担责任的法律制度。” 在此可以看出，情势变更是不可归责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原因的客观情况的变动，而事实是在保险中的引起危险程度增加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是归责于当事人的。所以情势变更原则不能推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合理性。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性质

（一）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性质，学术界的观点集中在法定义务、约定义务之间

其中法定义务是指，法律明文规定苛责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来承担，无论保险合同本身是否约定。而约定义务则是，法律并不明文规定把这项义务强行加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而是根据保险合同双方来约定。

对此我国《保险法》52条规定如下：“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由此可见我国《保险法》将其界定了约定义务。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双方不得为第三人设定义务，除非该第三人同意，否则该义务约定不对第三人产生效力。所以此处让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让被保险人承担，且被保险人并不一定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笔者认为这一点在法理是说不通的。如果规定其为约定义务，那么必须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已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因此笔者建议我国立法应该将其界定为法定义务。

保险法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保险合同 最大诚信原则 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2 文献标识码：A

一、何为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

最大诚信原则作为现代保险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最早起源于海上保险。在早期的海上保险中，投保人投保时作为保险标的船舶或者货物经常已在海上或在其他港口，真实情况如何，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依赖于投保人的告知；保险人根据投保人的告知决定是否承保及估算保险风险、确定保险费率。因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告知的真实性对保险人来说有重大的影响，诚信原则对保险合同当事人的要求较一般的民事合同要求就更高、更具体，即要遵守最大诚信原则。

所谓最大诚信原则并非独立的法律原则，而是一般诚信原则的严格形态。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保险活动的当事人要以最大的善意签订并履行合同。在Rozanes v.Bowen(1928)一案中，人们给最大诚信原则下了这样一个的定义：鉴于承保人对标的物一无所知，而投保人知道所有的情况，被保险人有义务向承保人充分告知有关的重要事实。这就是最大诚信原则的定义。

二、最大诚信原则在我国保险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不足

由于我国的保险业发展还不完善，在保险经营活动中明显存在着诚信缺失的问题，如保险公司经营中的失信问题、保险人的不诚信问题、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诚信缺失问题等；而保险经营活动中的不诚信问题与保险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的不完善是有密切联系的。

从保险立法的角度看，在我国目前的《保险法》中，缺乏适用最大诚信原则的总体规定，这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法律的空白，一旦发生纠纷，将出现法无明文、无法可依的情形。另外，相关的制度的法律规定也需进一步明确或完善。例如投保人的如实告知的内容在各国的立法中都有比较详尽的规定，但在我国法律中只有原则性的表述，故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最大诚信原则能否得到严格适用，保险行业和社会有关方面颇为担忧。

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保险法》中，除在立法上原则上规定最大诚信原则外，应当明确涉及最大诚信原则的案件审理的基本规定。如规定，在法无明文的情形下，最大诚信原则为审理保险合同案件的一般规则，从而赋予法官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另外，建议采用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立法方式。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海上保险合同，承认其法律特征，赋予其法律效力，解释其法律含义并给予其法律上的其他支持。从其具体内容来看，在“告知与陈述”一章中，突现了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第17条明确规定：“海上保险合同是建立在最大诚信基础上的，如果合同任何一方不遵守最大诚信，另一方即可宣告合同无效。”结合我国目前保险立法和司法实践，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在我国《保险法》的修订中，应对告知的内容给予比较详细的、规范性的表述，有利于在保险业务和司法上的可操作性。①

三、制度的修正

第一，如实告知义务和订约说明义务的修正。目前在许多国家的保险立法中，“无限披露主义”被代之以“询问回答主义”，即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仅限于对保险人的询问作出回答。我国《保险法》即采用询问告知的“有限告知义务”。这种投保人告知义务方式的变化，显示了在法律制定上给予投保人更多关怀与保护的立法趋势。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颇值探讨。首先，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实际上使得保险合同的所有除外责任条款均可能处于效力不确定状态，从而成为诱发保险合同纠纷的直接动因，在客观上极不利于保险业务的稳定发展；其次，在保险合同引入的免责条款中，有些是法定免责条款，若依上述规定，势必导致法定免责条款因保险人未作明确说明而归于无效，这与法律的普遍约束力原则是相违背的。

第二，保险法上“保证”制度的建立。如前所述，保险法上的保证，其制度价值在于控制风险。我国《保险法》没有建立“保证”制度，而仅在我国《海商法》中有有限的规定。国内学者对“保证”制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海上保险方面，在一般的保险业务中，有无必要建立“保证”制度，鲜有研究。笔者认为，为适应我国保险业蓬勃发展的需要，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我国保险立法上应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明确规定“保证”制度，以完善最大诚信原则在我国保险法中的适用。

第三，“弃权与禁止抗辩”制度的建立。最大诚信原则力图在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寻求一个相对平衡的支点：通过如实告知义务、订约说明义务等以建立投保人和保险人的最大诚信。而在英美保险法中，最大诚信原则还通过弃权和禁止抗辩来约束保险人。综观我国《保险法》，虽然涉及到一些弃权和禁止抗辩方面的内容，但是在现阶段我国保险公司拟订的保险合同中，弃权与禁止抗辩还是空白的。因此，对于这项制度，人们的认识还是模糊的。笔者认为，对保险人规定弃权与禁止抗辩是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人的约束，如果对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在我国现阶段保险经营较为混乱、保险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的状况下，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引入这项制度是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保险法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董事责任保险 合同 当事人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董事责任保险（又称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是英美等发达国家盛行的一种职业责任保险制度，近两年才被引入我国。2002年1月，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丘博保险集团合作推出了中国第一个“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是指以公司董事和高级职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不当行为给公司和第三人造成损害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而订立的保险合同。广义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除了包含上述内容外，还包含公司补偿保险合同。豍本文主要探究狭义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指与保险合同有直接利害关系，直接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的人。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包括保险人和投保人。

一、保险人

从保险法律关系来看，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主体之一，是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依据我国《保险法》第10条第3款规定：“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支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所以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是指具有从事财产保险经营资格的保险公司。

二、投保人

我国《保险法》第10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要求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如果公司董事为自己的利益订立合同，则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应为公司董事。在此种情况下，作为投保人的董事为了化解有可能遭遇的责任风险，分散责任损失，而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来获得保险保障，应无异议。依据职业责任保险相关理论的规定，职业责任保险合同一般是由被保险人所在的单位与保险人签订。董事责任保险是职业责任保险的一种，因此，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也应由被保险董事所在的公司与保险人订立，这也没有异议。不过在董事责任保险的实践中，对于保险费能否由公司支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被保险董事所在的公司支付。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被保险董事个人支付。这两种观点的争议焦点在于关于由公司支付保险费是否违反董事利益相反交易的规则。利益相反交易原则是指公司董事及高级职员违反其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为谋取个人利益，与公司进行自我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豎

有人认为，从法律上的利益相反交易规则的利益相反对象行为来看，董事责任保险是为了董事利益而设立的一种保险。为了签这一保险，董事与公司之间达成一个意向，而这一意向的达成就可以看做是董事的自我交易行为。有人认为，从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来看，公司将董事作为保险人来缔结保险合同，当然也应该由公司来承担费用。我认为，违反利益相反原则的前提是，董事的自我交易行为使公司利益受损。公司支付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险费，表面上看是公司利益受损（损失保险费金额）。细分析一下，当董事在经营决策过程因为过失给公司造成财产损失，董事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董事个人的财产时有限的无法弥补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而此时损失最大的是公司。若公司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来分散责任损失，对公司来说是受益的，并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再者，由公司支付少额的保险费，可以保证公司拥有充足的董事人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可以放心的去为公司最大利益积极行为，不用害怕因为判断失误、市场形势的变化等正常的商业风险而导致公司蒙受损失。如果没有董事责任保险，则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会选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经营管理方式以防范风险的发生，最终会不利于公司的发展。所以我认为由公司公司支付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并没有违反利益相反交易规则。

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管理准则》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可见，我国法律允许上市公司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并支付保险费用。因此上市公司董事可以成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但是非上市公司是否可以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成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我认为，董事责任作为完善董事责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非上市公司的董事而言同样具有必要性。本质上看，保险合同属于民商事合同，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所以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也可以依据双方的意思表示订立保险合同。由此可推知，既然法律没有禁止非上市公司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行为，那么非上市公司就有权依据自己的意思，为了公司的利益，替其董事购买该保险产品，并成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当然，在公司没有给公司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情况下，为了分散自己的职业风险，公司董事也可以自行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此时，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为被保险董事本人。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是分散董事责任的新兴的法律制度。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作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基础，其当事人应该包括保险人与投保人（董事、公司）。通过分析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有利于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

（作者：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研究生）

注释：

豍孙宏涛：《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之主体：公司作为投保人之正当性解读》载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年6月

豎刘莎；《董事责任保险研究 》大连海事 硕士论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