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概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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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概论的定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网络语言 定义 定性研究 特点研究
自1994年4月，中国开始正式加入互联网后，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CI）的历年统计报告，我们发现：2007年，我国互联网用户为1.72亿，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08年，中国网民数量就达到2.53亿，跃居世界第一位。而根据最新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普及率达到28.9%。网民规模较2008年年底增加8600万人，年增长率为28.9%。［1］网民数量急剧增加，网络语言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网络语言甚至已经开始走下网络，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搞清楚对我们生活起到重要作用的网络语言的性质、特点，探讨如何规范使用，便是一项必需的任务。而现在的研究网络语言的相关文献已经相当丰富。
以此为背景，我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全面去理解网络语言，进而为解决怎样正确对待网络语言的问题提供建议。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一、对网络语言的定义
学术界对网络语言的定义不仅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而且连界定定义的宽窄都各有不同。学者郑远汉认为网络语言是：网民之间上网聊天时用来彼此传递信息的一些特别的信息符号和用法，且称之为“网络语言”……其中一种是与电子计算机联网或上网活动相关的名词术语，另一种性质的“网络语言”，主要是指网友们上网聊天时临时“创造”的一些特殊的信息符号或特别用法。［2］这是狭义的定义。
于根元先生认为：“网络语言”本身也是一个网络用语。起初多指网络的计算机语言，也指网络中使用的有自己特点的自然语言。现在一般指后者。狭义的网络语言是指论坛和聊天室的具有特点的用语。［3］
与于先生不谋而合的是，刘世生、朱瑞青两位先生（《文体学概论》，2006）认为网络语言……指通过因特网或者接受的语言，包括网页（world wide web）、电子邮件（E-mail）、聊天群语言（chat group）、虚拟世界（virtual worlds）、博客（blog）等多种形式。［4］这也是广义的定义。
这些观点都各有侧重，而本文计划对网络语言下个更为全面一些的定义，尽量完整地概括各个方面。
在对由键盘输入的表情符号和数字符号的界定上，如表示笑眯眯的^-^,或者表示吃惊或者恍然大悟的：-0，等等，针对这类符号是否属于语言，属于什么性质的语言，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
张薇、王红旗的《网络语言是一种社会方言》，季安锋的《网络语言与社会文化心理》都认为这些仅表意义，没有固定读音和固定意义，与语言中的词语没有对应关系的符号，不能看作网络语言。而在另外一些文章中我们发现了不同的论述：吴薇薇（《网络语言“返祖”现象探析》，2009）认为这些图形是汉字中逐渐弱化的象形文字的图画特征的再现，这些符号是“网络象形文”；李启航（《网民心理与网络语言变异》，2009）、韩志刚（《网络语境与网络语言的特点》，2009）认为这些表情符号有效地填补了网络语言中缺失的现实生活交流中的副语言。
二、网络语言的定性研究
对于网络语言性质的研究成果颇多，结论也比较统一：在乔星（《社会语言学视角中的网络语言》，2009.2）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网络语言的性质是人们在网上使用的一种方言，是一种语言变体。苏芳芳在她的论文（《浅析网络语言与语言文化》，2009.11）中也指出，网络语言是一种充斥着谐音、别字和外来语的社会方言。郭俊锋在他的文章中将网络语言定性为：现代汉语的社会变异、新兴的社会方言，是伴随网民这一群体的出现而产生的社会语言现象。以上成果都不约而同地将网络语言定性为现代汉语的社会变体。
这些文献对网络语言的性质都做了一定程度的表述，但对网络语言为什么是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变体、为什么是共同语的社会变体这几点论述较少。
三、网络语言的特点研究
网络语言作为现代汉语共同语的社会变体，自然有着与共同语不同的特征。在以往的文献中，对网络语言特点的研究不在少数，虽各有侧重，但基本都停留在对网络语言词汇的描述上，比如：有从语言的经济性看网络语言的缩略现象的（赵玉英，《网络语言与语言的经济性》，2003），有从语音角度探讨谐音表义现象的（戚晓杰，《网络语言特点探微》，2002），有谈网络语言的语音变异现象的（卢恩惠，《网络语言的语音变异》，2003），有从网民心理影响到网络词语变异方面展开论述的（李启航，《网民心理与网络语言变异》，2009）。当然，除此之外，也有从语用学角度考察网络语言的（李蔚然，《简析网络语言交际主体》，2004）；从语义学角度考察网络语言的词义变异的（张静，罗世瑛，《试论网络语言的传播》，2003）；从语境角度考察网络语言的特性的（车佳恒，《从网络语言的传播看语言文化的多元化》，2009）。总的来说，这些文献对网络语言特点的阐述基本上是围绕其1―2个方面的特点来展开，论述专且深，只是不够全面。
四、如何看待网络语言
对待网络语言的态度，国内各家之间，观点各有不同，这在前人的文献中各自通过不同的方式展现了出来。
有将各家观点简单陈述的，例如《国内外网络语言规范对比研究》（金志茹、薛顶柱、李宝红，2009）便将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界的观点做了详细的陈列；有通过问卷调查探求如何正确看待网络语言的，如在《肇庆地区学生网络语言认知与使用情况的初步调查》（汪磊、何燕娴，2009）中，作者通过对肇庆学院，以及肇庆地区7所中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谈到了如何正确看待网络语言；有直陈自己观点的（辛科，王玲玲，王磊，《浅谈网络语言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冲击》，2009）。
以上各种方式中，前者只谈到各家观点，没有通过实地调查得出结论，以说明自己的观点；后两者个人态度和观点鲜明，却没有全面论述到前人已有的观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以上各个层面，学者们都已经得出了较多成果，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前对网络语言的研究和探讨更多停留于某一方面，没有完整或全面地论述。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省略nic.省略/html/dir/2010/01/15/5447.htm.
［2］郑远汉.关于“网络语言”［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3：5.
文化概论的定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民族考古法；学科独立性；逻辑体系；专业语汇；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K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02-1
民族考古学是20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利用现代民族志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再现古代人类社会文化面貌，从而进行考古学或民族学研究的方法。它“被视为新考古学的战斗呐喊”，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成为新的一门学科”。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是从“新考古学”发展来的一门分支学科。但笔者认为，把它定义为一门学科还是为时尚早，因其学科独立性尚缺，使其难以突破依附性，而带有明显的学科研究方法性。
一、民族考古学的学科独立性
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前主席马丁・施尔在对于博物馆学的学科性时言“博物馆学要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有专业的语汇体系，有自己的逻辑系统，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对于任何科学的学科性考察明显也是有借鉴意义，对于民族考古学的学科性考察也可以此标准衡量。
从研究对象来看，有学者阐释“民族考古学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它的研究资料，可分为氏族遗址、民族古遗物及与民族遗址、民族古遗物相关的古气候、古生物、古代自然地理环境等的遗迹或遗留”。但稍稍对比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即“遗迹和遗物”，可发现两者是有重叠的，民族考古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独立性很明显的依附于考古学之上，也可以说只是考古学的小范围研究对象，而不存在独立研究对象。
二、逻辑体系
至于逻辑体系，侧重是指用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属于自身领域的问题，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处于混沌状态的。《民族考古学概论》提出的几点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地层学、器物形制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民族志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其中，前三者完全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层位学”、“类型学”及“文化区系”的套用；而民族志方法则主要是用民族志类比法，而这恰是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至于后者，《民族考古学概论》则认为主要应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这些包括有：进化论、文化的传播、文化圈理论、文化辐合论等。
可见，民族考古学并未具有独立的逻辑体系，而只是借鉴考古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民族学的类比法，加以利用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理论。陈淳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的分析一般有两种模式，其一是直接历史法，其二是一般比较法。前者指的是民族学研究对象与考古学遗存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分析；而后者则是用民族学研究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来分析并无渊源关系的考古发现”。
显然，“民族考古学”缺乏自身的逻辑体系，却带有很强的研究方法性意味，若将其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层位学”和“类型学”也同样可以成为一门学科，这很明显混淆了学科研究方法与独立学科的范围，二者是存在清晰界限。
三、专业语汇体系
专业语汇体系的构建，前提是需要有专业研究队伍的存在。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研究队伍是存在，因为对民族文物或是遗存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大有人在的，但往往也只是把“民族考古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如“南汪北宋”两位先生的研究，但专业语汇体系却还未形成，而只是借鉴了考古学的语汇体系对考古学文化进行阐述，如“城址”、“居址”、“窑藏”、“墓葬”之类术语。
专业语汇体系的建立，还需在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而实际却是标榜为独立学科的“民族考古学”，往往是依附于考古学或民族学门类之下，而只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而存在于高校专业之中，这同“沙漠考古学”、“水文考古学”类似，如中山大学也只是将其列为考古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其民族考古学的博士生导师许永杰先生也提出：“民族考古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考古学的一种阐释方法论。这种方法对于阐释考古遗存，尤其是史前考古遗存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不可偏废，实有完善、充实和光大的必要”。
至于一些将其作为独立学科为立场而进行著作的撰写，如《民族考古学概论》之类的出版，笔者认为，是带有明显的投机性，因其根本观点即对民族考古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阐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悬浮性，未能提出属于学科的语汇体系，而完全依赖于考古学与民族学两学科的支架之上。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学科的建立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显然，民族考古学还是缺乏学科所需要的独立性和排它性，而恰恰相反，其与“类型学”、“层位学”的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类似性，因此，将其称为“民族考古学”法而从属于考古学研究方法之列显得较为合适，而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带有牵强性。同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紧密性程度上夸大了学科互渗的结果，但我们不能阻止两者互渗，我们要做的在认同考古学须和民族学结合下，让两者可以得到有进一步的发展，才会有更宽的拓展空间存在。
参考文献：
[1]汪宁生.再谈民族考古学[A].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1998，4.
[2]海.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再出发[J].中国博物馆，2001，（01）.
[3]陈淳.谈谈民族考古学[N].中国文物报，1990-5-10.
文化概论的定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进化论；科学方法；汇通中西；体系评价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78-06
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文化多元发展的格局，立足于世纪之初总会生出文化向何处去的疑问，回眸百年前的民国文人在世纪之交中国文明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一个宏大的民族心理趋向，中国的学人在救亡图存的政治导向下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革命派和保守派的不同的文化态度，他们的争论都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分析参考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文化重建的宝贵财富。重新认识民国学人在“文学概论”上会通中西的理论探索也是寻求文化变化的轨迹的一种追源溯流的探求，不失为寻求文论现代化的可行方式。生逢乱世，学术就有了更大的担当和责任。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了，“《文学论》是刘永济先生年轻时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课的讲义，最早于1922年在长沙湘鄂印刷公司公开出版，并在1924年由太平洋印刷公司再次印行。后来在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成为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之一种。”[1]（214）刘先生凭借深厚古代文论的基础和扎实的西学功底，其融汇中西的努力正如其在自序中所说：“参稽外籍，比附旧说者，以见翰藻之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也。”[1]（3） 不以今而非古，不以西而律中，借鉴国外的文学理论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古代文论。其用进化论眼光、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重新架构中国文论的体系，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进化论文艺发展史观
中国古代文论受儒家思想的制约，信而好古、依经立义，强调述而不作，全力维护经学的正统地位。传统学术具有浓郁的复古色彩，存有以古为尊的文论价值取向，古代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在 “载道”的文学功能主义传统之下，后代的文学必须从前代的权威中获得许可，符合传统的要求，才能被认可。这里面涉及一个文论的发展观和权威性的问题，就古人的文论观来说是认为文学有恒在不变的稳定性，古人已经把文学发展的终极真理认识到了，所以后人只需按照它的要求来做即可。古人把文学当成一种不变的具有恒在价值的认识体系。而进化论的文论观不同以往，把文学当成一种不断进化演进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把文学的终究价值放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文学的演进之路和文化观念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刘永济《文学论》第一章之第一节“文化发展之概观”载：“因人类文化之发展，莫不由含糊而渐近明晰，由简略而渐进圆满，由武断而渐趋精确。今日之明晰圆满精确者，异日或更以为含糊简略武断，亦不可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安可以傲古人者而贻笑后人！故文化必求其发展无穷，未可画然自止也。”[1]（5） 刘先生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上，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的由“含糊、武断”而逐渐趋向精确、圆满。不必以为古代的一定比现在的好，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语中的这里体现了很明显的进化论的眼光。“文学之先，亦包括于宗教之中，而为之服务。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文学之内容亦极简略，人之对于文学又多武断之论，故未能脱宗教之羁绊。且文学之于宗教，其关系之密切，较之他种学术尤甚，故为之服务亦最久。及至近世，始一洗其面目，崭然自见于世。”[1]（5）
文学和文化、文学和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刘先生在这里认为文学最开始时和宗教混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至于民初，文学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源自西方，刘永济先生所用的材料大部分却来自中国古代典籍，其取材和定优劣之准体现了其进化论的文论观。在第一章“何为文学”中的第七节“我国历来文学之观念”中，其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概况：“我国文学发源最早，周秦已称大盛。而研究文学至魏晋以后，始有专书。然皆浑含立论，无有条理，是非亦参半，不足以为定论。如魏文帝之《典论》，钟嵘之《诗品》，则近于批评。挚虞之《文章流别》，任P之《文章缘起》，则近于分类。荀勖之《文章叙录》，则近于文学史。而总论文体之源流，及古今文人之优劣，成一家之言者，则惟刘勰之《文心雕龙》最佳。”[1]（15） 以时间为经，以观点的进步为纬，勾勒文学演进脉络，展示其纯文学的眼光，这种眼光也在其选择材料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刘先生整体统摄中国文学观念：”统观我国历代文学之观念，不可谓于学识、感化之界，无知之者。然而名不立者义不彰，虽心知其意，而语焉不详，此所以终多混淆也。大抵六朝以前，言志之旨多；唐宋而来，明道之谊切。老庄谈玄而文多韵语，《春秋》记事而体用主观，此学识之文而非以感化之体为之者也。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明议是非，忘比兴之旨，失讽谕之意，则又以感化之文为学识之文之用矣。此今日所当明辨者也。”[1]（19） 字里行间，充斥着一副发展的眼光。刘永济先生在文中明确指出其观点所依的进化论的线性的时间价值观：“又今日之供少数人用者，异日可渐及于多数之人。人类之教育日普及，文字之功用愈广大。群众之知识日发展，文学之功用亦将愈普遍。揆之进化之理，固应如是也。故今日的之文学，一方面必求其真义愈明，一方面又必求其真用愈广。真义愈明，则表现之方法愈精妙；真用愈广，则人类之幸福愈增进。然则文学之义，虽至难确定，要不出此二点之外。亦如科学之发达，虽不可限，要不外实验之法日精，与物质文明之福日广而已。”[1]（20） 于此凸显了进化论的文论观。
刘先生在“主善之文学所短”一节中说中国古代文学的两个缺点：不随时变、情趣缺乏。其论证也很详细：“后儒拘泥，故守旧复古之心甚深，而因时制宜之效不显，大失时中之义矣。至其影响文学之处，则尤彰著，以扬子之才，乃不过一摹古专家；以昌黎之杰，亦不过学古能化。以我国文化之早兴，历史之悠久，而进步不及欧洲之速。若以近世欧洲文学变化之率推之，不应有今日之现象甚明，凡此何一非守旧复古有以致之也？复古之文，间接摹仿古人之处多，直接摹仿自然之处少。少则自然之奥秘，终古不宣，而材料亦陈而不鲜，此后人所以有‘天然好语，被古人道尽’之叹也。”[1]（109）这里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古代文论的关键问题是，好古、尊古、摹古、复古，被古人所限，不能用进化的观点看待文论。其解释孔子“述而不作”是为了“以示作礼之本义”，是为了正本清源，而非为古所限，不敢超越前人也。尽然儒家之说并非全为古所限、死于句下，在一定程度上也积极诠释和发展了六经的要旨，可以说刘先生分析不失为一种洞见，又张目后世，寄希望于未来，彰显了“向前看”的进化论文论思想。
二、借镜西方科学实证方法，
观照古代文论概念范型
西学东来，传统文论获得现代转换的外在动力，“20 世纪初叶文学理论以凸显文学观念的独立姿态为根本的学理追求，缘于传统观念的自新和异域他者的观照，晚清以来的经学中心主义式微，儒学的影响力日渐衰歇，传统朴学内孕的科学因子糅合西学的实证主义，儒学便逐渐退居为一种学术资源，逐渐丧失它的主流文化地位。‘文学革命’所积储的强大势能牵引国人去探寻允符现代境遇的学术研究路径，对传统的重新体认便成为民国学术改弦更张的逻辑起点。”[2] 身处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对传统的体认态度便成为新旧文人的一个重要尺码。刘永济先生“生于1887年12月25日，正值晚清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前夜。曾祖父刘长佑，晚清朝廷重臣，历任云贵总督、直隶总督等职。祖父刘思谦，曾在广东、云南担任知县。受到家风的熏陶，父亲自幼喜爱文学，先后就读于湖南长沙明德学校、上海复旦公学、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531） 刘先生接受的是正规的中西结合式的新式教育，既有良好的西学功底又具备扎实的以训诂、考证、音韵为基础的传统的国学功底，刘先生在龙学、词学方面的独到造诣即为注脚。
西方的科学方法在每门学科的具体运用都是不同的，对于古代文论来说，西方的科学方法又是怎样的，具有怎样的特点呢，民国学人均有各自独特的见解。 叶维廉先生《中国诗学》谈到：“或许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美感视境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缘故（见拙文《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或许是因为是一个抒情诗（lyric）的传统而非史诗或叙事诗传统的缘故，我们最早的美学提供者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主张未封前的境界（庄子），而要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认为诗‘不涉理路’（严羽），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洋文学批评那样认为文学有一个有迹可循的逻辑的结构，而开出了非常之诡辩的以因果律为据，以‘陈述――证明’为干的批评。在一般的西方批评中，不管它采用哪一个角度，都起码有下列的要求：
一、由阅读至认定作者的用意或要旨。
二、抽出例证加以组织然后阐明。
三、延伸及加深所得结论。
他们依循颇为严谨的修辞法则，exordium，narratio argumentatio或probatio rebutatio，peroratio或epilogue（始、叙、证、辩、结）不管用的是归纳还是演绎――而两者都是分析的，都是要把具体的经验解释为抽象的意念的程序。”[3]（3） 叶先生在这里总结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做法，也就是经过阅读文本之后所得的文本的要旨，在文本抽出例证，最后得出结论。也就是以抽象的观念为中心，运用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的方法。刘先生在《文学论》中也运用了以概念的界定、功能等为中心的西学研究的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观念以期建立新的文学概论理论文本。体现在《文学论》的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文学的概念为中心建立起分析的逻辑起点。从目录上看，其章节设置分别为：第一章“何为文学”、第二章“文学之分类”、第三章“文学的工具”、第四章“文学与艺术”、第五章“文学与人生”，第六章“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全书以文学的定义为中心，在明确文学定义之后分析了文学的分类，比较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最后分析文学研究者存在的困难和今后的希望之所在。明显借鉴西方的系统分析方法，并援引美国芝加哥大学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理论来尝试建构新的文学概论体系。第二，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刘先生先站在人类文化进化发展的高度来谈文学，来认识文学和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是因为人类有五种特性：起疑、求真、感乐、慰苦、解纷。而文学的产生是由于人类有感乐与慰苦的需要。具体来看刘先生的论证，首先明确什么是“感乐”：“人生有情，莫不知感。天时人事、水态山容、花飞鸟语，融和畅适之时，即感而愉快。愉快之至，即莫不思有以表现。故刻画之事，上古已有粗型。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宗教之雕塑神像、赞美神祗，即由于此。他如宏壮之建筑、优美之音乐，其始无不以为庄严宗教之用。在古已然，而后世尤甚。”[1]（6） “慰苦”指的是“草昧之民，饮食艰难，危险尤多。鸷禽猛兽、恶虫巨蛇，以及异族之残杀、病痛之侵害，无在不足以生其苦情。哭不能胜，则呼吁以求解脱。宗教遂设物外有神，可以拯苦救灾，而安慰不幸之人，于是祈祷之事以兴。”[1]（6）作者认为人的主观感情和客观外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外物顺应人的心情时人就感到高兴愉快，感到高兴就要表现出来，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文学最初是人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的情绪的宣泄，是人的本能的激发，它绘制了文学的雏形生态。
文学是情感流淌的产物，《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钟嵘《诗品序》亦云：“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4]（30）这种文学发生说认为文学是人在面对大自然四时的变化，而在内心产生的感觉情感的变化而有了文学抒发。钱中文先生认为：“意大利学者维科探讨了这种思维特征。他说原始初民的本性，还类似动物的本性，即‘个人感官是他们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他们没有推理力，浑身都是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同时，‘这种想象力完全是肉体方面的，他们就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所以他们的宗教、神话、语言等等，都通过想象力来形成的。例如由于无知，他们对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好奇，于是‘他们想象到使他们感觉到和对之惊奇的那些事物的原因都在天神’。‘同时，他们还按照自己的观念，使自己感到惊奇的事物各有一种实体存在，正像儿童们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在手里跟他们游戏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活人。’ 他们看到大自然雷电交作，以为冥冥之中有威力无比的神灵存在，按照的东西，把整个自然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生物。于是维科把原始初民的思维比作儿童的思维加以研究，提出了原始思维混沌性、具体性的特征，即原始初民的思维的产物，诗、神话、伦理、政治、经济观念，都是混合在一起的。”[5]（9）刘先生认为“感乐”与“慰苦”是人的两大特性，构成文学发生的条件。其“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之论凸显了文学蕴育于原始的人的神话思维，文学是人面对自然的本能产物，有效对接中国远古文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学生态。参以西方的“模仿说”、“巫术发生说”、“宗教发生说”、“游戏说”、“劳动说”等文学起源观，刘氏此论侧重文学发生于人自身所拥有的感乐与慰苦特性，彰显了文学为人的本性自然流露的文化取向，其充分体现了初民的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衡以民国时期的理论语境，其无疑是对传统文论的一次继承与超越。《文学论》中随处可见因果分析的话语，展现其援引西方的逻辑分析，寻波讨源的文学实践。其盘点艺术之根本，就论：“艺术者，应人类精神上一种要求而成立者也。人类有求真之要求，于是有哲学；有求善之要求，于是有伦理；有求美之要求，于是有艺术。故哲学以求智为根本，伦理以合理为根本，艺术以善感为根本。哲学属于智识，伦理属于行为，艺术属于情感。智识、行为、情感，为人类精神上之作用，其施于思考方面，则名智识，施于动作方面，则名行为，施于感应方面，则名情感，智识正确则真，行为适当则善，情感高尚则美，三者实异用而同体，未可强为区分也。[1]（61）作者以丰富的学养，秉持现代学术分科的视野，明确区分哲学、伦理、艺术诸学术。执因索果、追源溯流，逻辑分析推论贯穿行文始终，体现拥有西方现代学术背景的学者，力求全面而准确客观地探求真理的文化取向，也体现了其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
三、会通中西以创新说，
建构民国文学概论新体系的尝试
中国文论演进是一个不断拥抱世界文论的过程，外来资源和本土资源的的碰撞和交流铸造了中国文论的民族品格。“大凡一种民族生存于世界既久，又不甚与他民族相接触，则其文化自具一种特性。及其与他民族接触之时，其固有之文化必与新来之文化始而彼此抵牾，继而各有消长，终而互相影响而融合为一……但当两种文化接触之时，此两种文化仅有异同而无优劣，则其消长之间有一定之理，即能适宜与否而已。适宜者必安而日长，不宜者必危而日消。若一民族为学术荒落、政治紊乱之时，其固有之文化衰弱，而特性亦隐晦，则当其与新来之文化接触之际，必呈惊疑懊丧之状。于是不尽弃其所有以从人，必保守残缺而不变，卒至皇皇然无所适从。若两民族之文化相差甚远，亦不易收良好之结果，而消长之时必失其平。失其平则非融合而为强占。强占者，新文化挟其势而来，未必与固有之特性相安，且尝抑屈之，驯至丧失而不能自见。如此，则新来之文化亦无新质料之吸收，但保持其故态而已，是为文化之大损失也。”[1]（96）刘先生开辟专章来讨论“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在该章第一节中“研究我国文化之重要及其困难”中极富洞见地阐明了两种异质文化在交流碰撞中所呈现的不同的影响和结果，其所取的态度是：“究之文化未可托之空言，必当见诸实事，如国家之政治，社会之习尚，君子之行动，艺术之作品，皆文化所表见者，我居其实，则人有以观瞻，我实果美，则人自知采纳，不必呶呶费辞也”。[1]（99） 又认为：“年来虽国粹、国故之说尝闻于耳，而其所谓‘国粹’，究未必便粹；其所谓‘国故’，又故而不粹，故亦无甚影响。此则时会未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也。假以岁月，或有可观耳。”[1]（97） 学无新旧之分、无中西之别，脚踏实地便有可能登堂入室，这就彰显了他求真务实的治学观。
刘先生以文学观念为中心建构了文学理论的体系脉络，个中关键就是如何体认文学一词。其梳理了中国历来文学观念，从而归纳整理，为“文学”下一清晰的定义：“概括言之，则文学者，乃作者具先觉之才，慨然于人类之幸福有所贡献，而以精妙之法表现之，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之事也。”[1]（20）于此从文学的功能来界定文学的概念，借助作家的学识和技巧来实现文学“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的功能，此一论调虽未脱出传统的儒家诗教观的笼盖，确也切合了“W衡”派的“文化价值中心”的立场，引领后人侧重文化功能的角度来定义文学概念的文化实践。就此而论，从传统出发，并在梳理传统之后结合新人文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学定义模式标举了新的学术范式。刘先生引用狄昆西（De Quincey）的文学分类观，厘定文学为学识之文和感化之文，并借鉴芝加哥大学教授毛尔登（Moulton）的“描写（description）、表演（presentation）、反射（reflection）”的文学三原质说，对中国的文学重新作了分类并列表图示，兹引如表所示（见下页）。
从上表我们不难发现刘先生会通中西的学术实绩，援引西方文学理论之成说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的文体论，希冀建构一种新的文论体系，如此实践仍值得我们大书称颂。在借鉴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原质说之时，刘先生用了一个简单的图表分析了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其路径大体以作者为中心，类似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的文学四要素说：作家、作品、读者、世界，虽其言不详，但考虑到民国草创时代的文论场域，这种分类实践已经引领后世的《文学概论》书写。在综合了两种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其分类还是有针对性的，若例以现在的文学分类之法亦可见出其合理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各种艺术形式、文学体裁依据其摹仿媒介、模仿方式以及摹仿对象等的不同分为叙事类、抒情类、喜剧类三种。”“这种源于古希腊的文体‘三分法’，在西方文学批评实践中广泛而长期流行，从而被欧洲各个时期的文艺批评家所采用和发展。”[6]（173-174）若简单地搬用外国的成说来剪裁我国固有的文体类型，难免会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在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视野里，小说既可作为学识之文也可视为感化之文，小说还具有反射和描写的双重原质。刘先生融汇西方旧说以创中国本土新说，彰显了其建构新的文论体系的实绩。刘先生还一一勾勒了中国文学体裁分类的历史、构成之源、变迁的轨迹、文体变迁和文章形式的关系，在这些命题的论述中体现了其“文献考证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治学特色”。即以该著第五章“文学与人生”为例，刘先生秉持现代科学视野，分别考察了文学与道德、文学表现的内容、浪漫派和写实派的关系，突出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已具备了作者中心论的现代特质。要而言之，无论是刘先生的文学界定，还是文学功能的实现，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论述，大都建立根基于作者“有了悟与判断之力，而后有乐可感，有苦可慰”、“理性之培养，乃文学家应有之工夫，亦即文学家当先具之条件”[1]（9）。这里具备初步的“作者中心”的现代文论范式。刘永济以科学分科的眼光、进化论的视角、文化研究路径建立起了具有民国特色的文学概论体系，其虽未脱传统文论的窠臼，已蕴育现代文论雏形。
四、《文学论》体系建构的综合评价
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融汇中西，用逻辑分析法等西方科学研究方法改写了中国古代文论体验式的直觉式的文论评价模式，在继承古代文论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利用外国的文学理论来重新认识中国固有的文论，其“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之用心在《文学论》讲义的行文中随处可见，可谓用心良苦。正如刘先生在其自序中所云：“以期引申哲诰，黜其曲解，免夫士衡之讥，而远师彦和之意云尔”，[1]（3） 撰著的目的是为了把古代文论进行现代性的转化，使其符合学科教学的需要。其用力很深，多有创见，对于碰撞交流中的中西文化采取积极应对的方法，既不盲目排外而固步自封，也不全盘西化而失掉了传统。主张采取务实的态度做好学术该做的事情，以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其积极吸收西方逻辑实证的研究方法，尝试完成古代文论现代性的转化。虽然在理论的运用上还存在“以西律中”的倾向。但是其用西方科学方法，把“逻辑推论与诗性体悟”结合起来探究古代文论存在问题的源头，正本清源的做法，给后学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以什么是文学为逻辑起点，全部的六个章节都是围绕文学而展开，用文献考证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古代文学中的关键概念。如文学是怎么发生的，历代文学的定义，历代修正文字的轨迹，文学与艺术的关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程千帆先生在《刘永济先生传略》一文中评价了《文学论》：“《文学论》是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的讲义，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此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印多次。”[7]（284） 程先生用“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来评价《文学论》，允称确评。毋庸讳言，《文学论》的体系书写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其既沿袭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载道功能至上的文艺观，分析了文学的价值，感乐和慰苦，又说审美是文学的中心，二者就存在矛盾，毕竟审美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论观还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融合两者还需要更多的理论言说，但作为一部草创时期的“文学概论”，其能够运用西方的文论框架来建构“文学概论”的理论体系，已体现出理论的先导色彩。《文学论》以实事求是的理论态度、进化论的眼光，参稽外籍，汇通中西，独立尝试建构文学概论的体系，引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自台湾的林毓生先生的专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发表，1990年代曹顺庆先生提出古代文论“失语”论以来，有关“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转换）”的大讨论已成为学界的聚焦，它也带来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契机。历史是现在的过去，让我们把目光重回民国，刘永济先生会通中创文学概论的新体系，以冷静的态度，不像新儒家的那样发出“未来的世界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界”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也不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那样激进，主张脚踏实地的做学问来应对文化的危机，是值得今天的学人学习和借鉴的。其深厚的学养，极有见地的识见给后学树立了时代的精神坐标，标举了一个时代的学者气度。
〔参考文献〕
[1] 刘永济. 文学论・默识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贺根民. 文心雕龙札记：古代文论研究现代转型的一个典型文本[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69-73.
[3] 叶维廉. 中国诗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钱中文. 文学发展论[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文化概论的定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动漫服饰 漫画 动画
动漫服饰，即动漫作品中用以装扮角色的服饰，是动漫角色、玩偶用于塑造本体、美饰形象所必需的物品。动漫服饰一是指动漫作品中的各类服饰，二是指动漫形象影响下产生的服饰品类。它与动漫场景、音乐、故事在作品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本文将动漫服饰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
动漫产业是以创意为动力，以动漫文化为基础的现代文化产业，动漫文化是现代社会物质、技术、文化高度发展的综合产物。尽管史前的石雕造型和洞窟壁画就已出现了动画的雏形，但真正意义上动漫文化的出现却是20世纪初的事，本文所涉及的范围限定在20世纪以后的动漫作品。玩具、服装等通常被视为动漫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论述动漫服饰之前，对漫画、动画、动漫、服饰的定义要进行界定。
1.漫画、动画
“漫画”一词起源于中国，最早指的是鸟类的别名。北宋时期，“漫画”指的是栖息在黄河边上的琵鹭。直到清初，才与绘画产生一些关联。1925年，丰子恺在《文学周刊》上发表“子恺漫画”，自此，中国开始正式出现“漫画”一词。［1］
现代漫画的完整定义起源于美国连环漫画《黄孩子》，而日本漫画巨匠手治虫先生在其作品《珍宝岛》中首创的电影镜头感的运用，更加区别了中国传统连环画“文配图”的表现方式，凸显了漫画“画面的叙述性”。［2］
动画这一充满神奇色彩、最为时尚和普及的艺术形式，它的源起可上溯到史前的远古洞穴时代，而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却不过百年。从历史的角度看，动画发展至今百余年，由早期的卡通形式到20世纪20年代欧洲设计味较重的实验动画、30年代美国卡通动画、60年代崛起的日本动画、90年代的计算机动画，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迥异的风格特点。如今更是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进入了社会各个领域，成为人们精神和物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需要，它与人们社会生活、市场关系非常密切。
“动画”顾名思义，是活动的图画，即英文中的“Animation”（意为赋予……以生命），指赋予图画以生命。“动画”一词，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当时日本把用线条描绘的漫画称为“动画”。二战以后，则把线绘、木偶等形式制作的影片统称为“动画”。“动画”一词其实应该是沿袭自日本人在二战结束以前的称谓。日本人当时称呼以线条描绘（linedrawing）的漫画式的作品为“动画”。战后，日本人则使用外来语拼音来读，统称包含用木偶动画、线绘动画等技巧所制作出来的影片。［3］
“卡通”是英文Cartoon的音译，意思就是漫画和夸张，是对于“非真人电影”的最早叫法，起源于美国，流传于全世界，直到今天还在使用。Cartoon的词义有：（1）壁画、油画、地毯等的草图、底图；（2）漫画、讽刺画、幽默画。卡通其实是被包含在动画的范围里面，如迪斯尼出版的米老鼠与唐老鸭系列，早期日本所出的小甜甜、无敌铁金刚，等等，都是属此范围。“卡通片”其实是一种由多格漫画转化成的动画形式。在当今专业动画工作者的词汇中，“卡通片”已被改称为“角色动画”（Character Animation）了。［2］
动画具有功能性、艺术性、技术性等特征。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其功能特征，动画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强大的功能，包括娱乐性、商业性和教育性。动画的艺术性有着一种综合的美学特征，它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是一种单一的美学，而是多样的、多变的。它不仅仅具有美术的美学特征，同时兼具着电影的、戏剧歌剧等形态的美学特征。动画的艺术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多元性、假定性、时代性、创造性。动画的视觉要素是以造型要素为基础构成的，它首先是一种造型的审美。从早期简单线条活动漫画，到后来追求逼真的三维立体效果的长片剧情动画，以及其他众多的艺术短篇、实验动画、抽象动画、商业动画、科教动画、动画游戏，等等，造型的审美特征是首位的。［2］
动画影像是被艺术家创造出来的视觉符号的集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都是动画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动画的世界不受现实生活环境的限制，故事能够穿越不同的时空，角色也能够天马行空地创造出来，而这些从现实变化出来的“时空”往往也能为观众产生共鸣。因为观众在欣赏和解读作品的同时，也在充分发挥着自己的理解，延伸着作品的意境与内涵。
2.动漫
“动漫”，就是动画和漫画的一个缩略称谓。专指日本动画和日本漫画或类似风格的作品，在当今业界，日本的动画和漫画已被公认形成了一种独具风格的艺术流派。［4］动画艺术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卡通饰品、生活用品、包装袋、玩具、服装等。
3.服饰
服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狭义上，服饰是指衣服上的装饰（如装饰图案、纽扣等）及饰物（如腰带、胸针等），或除包裹躯体的上衣下赏之外的冠帽、鞋履、首饰等，如“服装服饰博览会”；在广义上，服饰是指人类穿戴、装扮自身的一种生活行为，如服饰文化、服饰史。［5］动漫服饰则有特定的内涵，是指根据动漫角色造型的需要而绘制的各种服饰。康保成教授经过研究指出，角色扮演并不是戏剧的特权。除了戏剧角色扮演外，生活中还有自然角色、社会角色、游戏角色、仪式角色等不同的角色扮演，即角色转换，但它们都与戏剧角色扮演有明显的区别。服饰的本质就是装扮，即通过人的穿着而使人产生形象的改变，如因穿晚礼服而使形象变得端庄、美丽，穿军装而变成军人形象，穿白大褂而变成医生形象，等等。［6］
4.动漫服饰
动漫服饰，即动漫作品中用以装扮角色的服饰，是动漫角色、玩偶用于塑造本体、美饰形象所必需的物品，通俗地讲，动漫服饰就是要帮助塑造角色及作品艺术形象，经过一系列的服装打扮、发型修饰、面部妆容、饰品装饰等的艺术装扮，打造成功的动漫形象。动漫服饰一指动漫作品中的各类服饰，一指动漫形象影响下产生的服饰品类。
总之，动漫的本质是角色扮演，动漫故事、音乐、服饰和场景都体现并服务于这个本质；服饰的本质是装扮，二者是相互关联的。角色扮演就是角色转换，即由一种角色形象转换成另一种角色形象；服饰的意义是装扮穿着者，并促使穿着者原有形象的改变，其中自然包括了角色形象的改变。动漫与服饰相关联的产物就是动漫服饰，所以，动漫服饰的本质既体现服饰的特征，又反映动漫的要求，就是通过角色服装造型来实现角色转换。动漫服饰的这个本质，是在动漫创作过程中逐步表现出来的，分析动漫作品中服饰的本质、风格特征及影响，对动漫造型设计和后续产业化价值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周兰平.动漫的历史［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7，2，29.
［2］薛峰，赵可恒，郁芳.动画发展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1-21，93.
［3］刘小林，钱博弘.动画概论［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31，32.
［4］陈奇佳.日本动漫艺术概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2.
文化概论的定义范文第5篇
一、信息碎片的含义
信息是指人类社会传播的一切内容。人通过获得、识别自然界和社会的不同信息来区别不同事物，得以认识和改造世界。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奠基人诺伯特?维纳认为：信息是我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和控制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1]
“碎片化”一词是描述当前中国社会传播语境的一种形象性的说法。所谓“碎片化”，英文为Fragmentation，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我们也可将“碎片化”理解为一种“多元化”，而碎片化是在传播本质上的整个社会碎片化、多元化的体现。[2]
信息碎片就是快餐式的、条目式的、海量的信息。我们每天浮光掠影的捕获大量、琐碎、随机的信息，由于没有及时对信息进行深刻的认识、加工和储备，信息碎片只会游离在我们的记忆中。这些离散的信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而不可能帮助我们构建具体的、庞大的、完整的知识体系。
二、现阶段高职学生处理信息的特性
1、泛滥性。一般来说，获取信息的途径有：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平台、手机网络、日常交流等。高职生通过上述途径获取了大量信息，而这些有用或无用、真实或虚假的信息充斥学生的眼球，难以集中精力甄别、提取的信息。
2、局限性。客观上，大量的信息进入视野，获取信息显得如此简单、容易。可主观上，对于文化基础较薄弱的高职生来说，超过10页文档的文字，就没有耐心看完，即使看完，也没有时间梳理信息。
3、间隙性。通常，我们在各个生活的间隙获取信息，在吃饭时看一眼电视，在坐公交车时用手机上微博，加之90后高职学生对事物充满好奇，注意力难以集中，因信息获取的不连续，导致无法及时对收集信息进行回忆、梳理。
4、片面性。有时，仅仅道听途说，学生将错误信息残留在脑海中。但由于信息来源不可靠、信息传递的失真、信息表述能力或理解能力的差异，致使信息最终获取不完整或不真实。
可见，由于收集、处理信息存在局限性，学生自我知识结构建立不完善，面对就业竞争的巨大压力，对高职生的职业素养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信息碎片整理的方法
信息碎片化趋势愈演愈烈，我们无法阻碍信息时代的巨大变迁，恰恰可以借助传统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对各种信息及其属性进行归纳、总结。一般来说，传统信息碎片整理分成三个步骤：信息收集、信息分析、信息总结。就高职教学来说，可把上述三个步骤具体化，培养学生信息碎片整理的能力。以学习《计算机概论》章节为例，培养高职学生信息碎片整理职业素养。
收集信息：计算机领域博大精深，对应的二级学科的各种概念和原理种类繁多，即便是同一知识点、同一名词，各学科描述也不一样。例如开始讲述“计算机的概论”课程前，学生对电脑的概念比较模糊，仅会简单开关机、使用QQ聊天、听说电脑可以编程。这些来源于生活支离破碎的信息有具体的、也有抽象的，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总之，计算机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迷幻。这时，我们可引导学生通过浏览教材、搜索互联网、咨询专业人士等方式，尽可能多的收集有关“计算机概论”的知识，如“计算机诞生”、“计算机的发展历史”、“计算机的体系结构”等信息碎片。
分析信息：从使用价值来看，信息分为有效信息和无效信息。从重要程度来看，信息分为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对有效的、主要的信息，我们应该重点摘录。面对收集的“计算机诞生”中的“计算机定义”千奇百怪的描述，我们无所适从。到底“计算机是什么？”就需要从五花八门的信息碎片合并与提炼。例如，同学将计算机描述为“编写程序的工具”；工程系老师将计算机描述为“实现工业自动化的调度机器”；图书馆计算机教材将计算机描述为“实现信息数据共享的电子设备”；互联网百科将计算机描述为“根据一系列指令来对数据进行处理的机器”。由此看来，不同知识背景的描述是有差异的，抓住计算机的本质特性，可定义为“计算机是处理信息的电子设备”。因此，在“计算机诞生”这个大的信息碎片块中，存在“计算机是处理信息的电子设备”、“计算机的雏形是算盘”、“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194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的”等小块信息碎片。
总结信息：总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每一个知识点分别进行信息碎片合并，去粗求真，浓缩成短小精悍的理论，便于记忆，为第二阶段做准备。例如：在“计算机诞生”知识点，对信息分析时的“计算机是处理信息的电子设备”、“计算机的雏形是算盘”、“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194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的”等小块信息碎片进行整理，即为“1946年在美国诞生了第一台处理信息的电子计算设备”。第二阶段，将各个知识点进行串联、梳理。例如：将“计算机诞生”、“计算机的发展历史”、“计算机的体系结构”等大块信息碎片进行整理，形成完善、系统的“计算机概论”的知识框架。
四、信息碎片整理的意义
在高职教育中，引导学生建立信息的收集、分析、总结的模型意义深远。古往今来，我们对“信息碎片整理”并不陌生。远古社会，人类钻木取火。根据摩擦生热的原理，寻找木材和石头，挑选易燃的木材和易摩擦生热的石头，通过两块石头摩擦时，最终产生的热量点燃木材。其中，寻找木材和石头是信息收集、选择合适的引火材料是信息分析，而摩擦生热是源于信息总结后的实践。由此而知，“信息碎片整理”对人类认识事物、完善自我是非常有必要的。社会的进步，与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