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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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现代师范教育源于之后，最早成立的师范教育机构当数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于1897年所设的师范院，而真正开启高等师范教育的是1902年在京师大学堂所设的师范馆。历经了艰难历程而形成的以各级各类正规师范教育为主体、多种教育机构参与的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多元化的我国师范教育体系，正负担着世界最大规模基础教育师资的培训任务，仅1980年至今，已为中小学培养教师近700万，接受学历培训教师500余万，在师资培训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在教育科研上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中国师范教育基本是公立的，是国家政策的产物。因而，师范教育的成败系于政策一身，政策是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及师范教育的世纪走向

中国基础教育规模巨大，学生近三亿，教师逾千万。走向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称“三大乐曲大协奏”：即从上学型转向普及型，从普及型转向精英人才型，从少数英才模式转向普及型英才模式。现在，三种转型同时存在，而且不同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交叉作用着，这就促使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呈现新的走向。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复合因素的作用，如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人员的多样化流动，师范教育也相应进行了多种改革尝试。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终于从政策上确认允许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中国师范教育自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单一定向型体系被打破，呈现出新的走向：

第一，由单一的师范院校定向培养转向多类型院校培养，从正规院校培养转向学校培养与社会培训相结合，从学校培养转向正规培养与国家认证相结合；

第二，从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分别实施到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再到职前培养与职后培养一体化。

这两种变革使师范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前者使师范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在体现国家对资格的要求的前提下，强化培养形式的开放与汇集多样的优秀人才；后者使师范教育职能趋于一体化，使教师教育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国家则能集中财力和人力建设重点师范教育培训中心，从而较好地提高教师培训水平。多元化体制有利于吸取各方面力量办好师范教育，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而职能的一体化则有利于重点投资，并强化培训职能，提高师范教育水平，适应普及型英才教育对高水平的师资需要。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转变师范院校只管职前教育，对在职教师现状不能或过少参与的状况，以及解决教育学院仅服务于教师在职进修，学科建设水准过低，教师教育后续力量不足等问题。

二、当前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问题

中国师范教育早期学习日本模式，以定向培养为主，尔后学习美国模式，注重多元的一体化模式，即多种院校培养师资，但坚持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一体化进行，不设专门的在职教师进修机构。建国后，我国向苏联学习，建立起定向型双轨制的师范教育体系，即由专门师范教育机构定向培养教师，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双轨并行、互不相通。

1.封闭的定向型培养模式的政策问题

50年来，定向型双轨制师范教育受到政策的重大影响。一方面，这种体制保证了师资培养能按一定规格、一定计划进行，即使在教师职业不受重视，很少人愿为人师的特殊情况下，也能通过定向的培养和封闭的管理体制保证相应的培养计划得以实施；而且定向培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师范教育，毕业生对教师工作较熟悉，易于适应中小学的教育工作。但另一方面，定向的师范教育却由于生源单一，特别是在教师工作不受重视的时期，报读师范专业的生源既少又差，师范教育水平由此也大受影响。政策性的保护造成的封闭又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发展性问题。这种政策以计划性、稳定性、保护性为出发点，在强制执行按计划培养教师情况下，特别是以所谓保持师范教育和教师队伍稳定性的旗号为由，通过提供相应的助学金，来框定教师从业不得改行，致使师范教育趋于单一性，只是为了培养教师，其余学术研究活动都被列为次要或辅，长久以往，导致师范教育机构的学术水准日益降低，师范性越强的机构，科研水准也相应越低。最典型的是当数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机构。

2.错位的双轨制政策问题

师范教育双轨制是中国50年来最大的特点之一。半个世纪来，中国建立起完整的普通师范教育体系，即中等、专科、本科三级体系。1995年中国高等师范院校236所，其中专科76所，全部在校生由1980年的33.8万人增加到58.3万人；中等师范学校897所，在校生由1980年的48.2万人增加到84.8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养的新教师649万人。1997年教师培训系列的教育学院242所，在校学员21.4万人，教师进修学校2142所，在校学员51.6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训在职中小学教师482万人。现在40所高等师范学院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700余个；14所高等师范院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120余个。但是这种不关连的双轨制，有明显的错位特征。对教师教育发展来说，职前培训只是为从事教师生涯打下一个系统的基础，对教师的整个人生生涯具有重要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还应继续学习更新更高水平的东西。因此，教师继续教育必须是在比原先职前培训机构更高的水平上开展的高级教育。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各级教师的职后培训机构基本上都缺乏必要的学科建设，既无学位授权点，也缺乏较为完备的学术门类和学术梯队，教育和教学水准与正规职前教育机构有重大差别，甚至出现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士要到小学从事教学工作，那就必须到区级进修学校听某师范学校毕业的同龄人授课之怪事。这种错位的政策，给中国教师教育带来了许多困惑和问题。在教育部门的许多文件中，只是给教育学院下达培训指标，而对这些机构的师资却很少有明确的要求。南方某省级教育学院，至2000底教育系还没有一名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也很低，连学士学位授权点也没有。而同一省的省级师范大学教育口（含心理学）已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一个一级学科授权点，另有两个博士授权点，10个硕士授权点，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超过教师总数的2/3。但是教师继续教育、中小学校长上岗培训等都因政策规定由教育学院实施。

这种双轨制政策的早期基本设想是，教师在大学本科已经把知识学好了，教育学院只须为他们传授一些临时的补充知识和技能。这也是苏联30年代双轨制模式出笼时的基本思路。这种设想带着某种想当然的成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倾向，更本质的是，政策基础是建立在农业经济时代，知识进化缓慢的情况之下。随着社会发展，这种早存在问题的教师教育政策，更加严重地阻碍着教师教育的进步，影响到中小学办学水平提高。新世纪的到来，不仅知识更新加快，新知识层出不穷，一个本科生在校期间只是学习一般的基础性知识，大量的高水平的知识，尤其是新知识主要在工作中、在继续教育中学习和获得，继续教育已从补充性教育转变为本科教育的继续和提升。随着80年代来的变革，一个计算机专业本科学的知识寿命只有一年，现在中小学的一般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在5年间也被更新过半。只有提高继续教育水平，才能真正满足和提高教师教育水平。因此，中国师范教育政策应当有重大调整。

三、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定位

中国师范教育未来的政策走向应当是有利于网罗各方英才，建立起一支素质高、专业性强的教师队伍，使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1.建构开放多元型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

80年代来，教师管理逐步走出封闭模式，一是教师来源多元化，吸收自学考试毕业生及其他院校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二是教师可以流向其他行业。政策实施的进程是缓慢的，但对师范教育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以往担心教师的转行会引起人才流失而不可收拾，但事实是流动使教师队伍活了起来，不仅人没有跑光，相反流动起了筛选、重组和聚汇人才的作用。实践证明，运用市场机制，推行开放、多元的教师教育体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要点。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允许综合大学建立教育学院，培养师资，这是使教师教育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变。第二个政策定位是必须把正规培养和多样化提高结合起来，推行一套以正规培养为主，国家考证相结合的新体系，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选教师。在实施这个政策时，国家管治下的正规教师教育始终是主流，在发展和提高师范院校（包括综合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水平的同时，允许并支持许多杰出人才进入教师行列，才能使教师队伍水平得到提高。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一个涵义是强调国家对师范教育的管治。无论办学形式如何多样，体制如何多元，世界师范教育仍然是在加强国家一体化管治，把教师作为国家的代表来教育年轻一代，传播知识。许多迹象表明，尽管教育越来越自由，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国家不仅不放松，反而比以往更加严格，非常强调师范教育的质量要求。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第二个涵义是强调师范教育的职前与职后教育的一体化。从目前的课程一体化转变为机构一体化，即从强调师范院校教育要与教师今后发展相联系，到把师范院校与教育学院（校）的机构一体化，纳入共同建设和学科发展体系，这样师范院校职前教育就能真正成为今后发展的基础，使职前与职后培训、见习以及在职提高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变阶段性师范教育为终身的教师教育。双轨合并一体，可以使双方都获得新的职能，一方面使师范院校实现职能的全面转变，建构更加完整的师资培养体系，另一方面教育学院（校）得到本质的转型，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对部分县市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学校则采用分校方式，以增加正规师范院校的专业辐射力。今后所有的师资培训都在这一机构框架之下进行。

2.推动师资培养模式和教师专业形象转型

中国师范教育的再一政策定位是根据新世纪教育发展特征，设计新型的教师专业形象和师资培训模式。第一，师范教育要与信息化社会发展相适应。随着科技发展，教师专业性和技术含量得到加强，这是世界发展大潮流。因此，政策上要倡导和鼓励进行教师专业技术考核，例如，可以界定出传授知识的专业技术，教学教育专业技术，运用新信息手段的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技术评定等级，实现教师专业培训中教育思想、专业知识与教育技术上的结合，使教师同医生等职业一样，必须经过严格专业训练方可为人师，彻底改变“孩子王”的形象。第二，教师培训模式应当吸收更多的技术内容，对教师进行更加专业的技术培训。教师除完成一般大学的专业培训之外，还应当进行一、二年不等的教师教育专业深造，这是国际发展的重要趋势。修习一年课程者可获教师文凭，给予教师资格；二年课程合格者可获教育硕士，在竞争上岗之下可以获得更好的薪酬；三年课程合格并撰写出论文者可获学术硕士学位；等等。第三，大力倡导未来教师专业目标。法国教育家J.维尔吸收了布鲁姆和G.德朗希尔教授的观点，提出教师发展的10项目标，来界定教师的职业内涵：认识学校的环境与学校的根本功能；认识学校的教育职能；具备传授教育教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的能力；认识教育对象；认识教育教学环境；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变化能力；培养探索能力；培养创造能力。

3.大力提高师范教育水平

中国师范教育又一政策定位应当是根据国家不同地区的情况，通过不同形式来提高师范教育水平。第一，从根本上提升师范院校办学水平，逐步从旧三级向新三级转化，即在近期内取消中师层次，建立以专科、本科和教育硕士三个层次的中小学教师培养架构；未来目标是取消专科层次，建立以本科及本科+1年专业学习的教育文凭学位和本科+2年的教育硕士及本科+3年的专业硕士的新的中小学师资培养架构。这样，小学及幼儿教师在专门本科学院培养，初中及高中主要是从第二、三、四个层次中吸收，当然也不排除让高层次人才进入中学或小学工作。取消中师层次后，部分边远地区的中师可以作为分校接受高一级学校的学术指导。第二，建立专门的以培养幼儿及小学教师的专业院校，强化综合性的培养特色，既体现小学及幼儿教师特点，又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同时也应建构硕士及博士学位的教育层次。第三，强化教师的专业水平，特别应大力吸取国际师资培养经验，建立教师考级制度。这种考级制度不同于目前的评职称，而是在对教师进行新一轮培训或完成某种教育教学实践上的重要项目之后，进行的国家性考级，强调教学水平和理论水平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使教师从区县级到省市级再到国家级逐步发展，有利于教师有层次的深入发展，避免目前评职称带来的大锅饭现象，从而造就一批大师级的教师。第四，建立新的师范教育机构评估制度。鼓励教师培训机构整体提高自身素质，有层次地发展，适应时代对师资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国教师教育成为最优秀的教育系列。

【参考文献】

[1]马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香港教育学院.1999.

[2]江海燕、龚国勤、冯增俊主编.世纪之交师范教育面临的挑战——第二届粤港澳台教育论坛文选.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教育系论文范文第2篇

一、成人研究维度

一些学者研究成人教育时自觉不自觉地套用普教研究的观点、体系、方法甚至结论，教育学中的分支学科有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教学论等，成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也就有了成人教育社会学、成人教育经济学、成人教育哲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管理学和成人教学论等。似乎只要教育学中有的分支学科，成人教育学都应该有，只不过需要在前面加上“成人”二字。用教育学的理论、概念或方法取代成人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最终导致成人教育研究主体性失落，使成人教育研究成为实质意义上的非成人教育研究，“一些研究看起来充满了成人字眼，但却对成人缺乏深刻的理解，没有深入了解成人的身心规律、学习特征、内在发展需要，未能注重成人教育独特性的研究。”追本溯源，这种研究范式的缺失归咎于研究活动严重缺乏“成人”意识，更是远离了充满生机的“成人世界”。脱开“成人”与“成人世界”而空谈“教育”，往往失却了研究活动的逻辑起点以及进行深入演绎的逻辑空间。

特色是成人教育学这门学科永葆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是成人教育学得以独立的法宝。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在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个性并真正独立于其他学科时，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一门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特别的学科，是因为它研究的现象是其他学科所不研究的。”一门科学的产生与否，不仅决定于外界有无客观需要，而且还取决于其内部有无特殊的研究对象，即研究对象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学科的对象。由此可以推论，成人教育科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有自己相对稳定、独特的研究边界。中国成人教育研究者的大脑不应该成为中国普教思想、理论的“跑马场”。相对于普通（基础）教育学而言，成人教育学理论研究，只有真正摆脱依附、从属于研究儿童养护、陶冶、训练、管理的（普通）教育学的地位，建立起以研究“现实中的成人特点和成人学习特点”为对象，而不是以研究者“想象中的成人特点和成人学习特点”的自主研究，才有可能适应以至推动成人教育实践的发展。面对社会和专家对成人教育学的种种误解和曲解，我们只有加强对成人教育学的“元”研究，才有可能争取到成人教育学的学科独立地位。美国著名成人教育专家诺尔斯将成人学生与一般未成年学生作了比较，提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他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成人学生是指能够独立地指导和控制自己行为和活动的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成人学生是具有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的人；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成人学生是学习目的明确、凭借经验能够主动学习的人。也就是说，成人教育学与传统的普通教育学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成人教育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为逻辑起点和建立起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只有回归丰富的成人生活世界，走进缤纷的成人精神家园，才能捕捉到成人生存境遇中的发展需求与发展困境，去思考教育可能提供的支持。“成人教育涉及多种学科，成人教育研究的开展离不开汲取、借鉴其它学科的有关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成人教育研究不能过分依赖于其它学科的理论研究，各种理论都有其特殊适应的对象和背后的基本假设，不当的移植可能会误用其建立的知识体系和方法和适切性。”

二、弱势群体的研究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人教育得到快速的发展，但全体受教的权利并没有很好的落实，教育不均衡明显。如关注城镇教育多、农村教育少，关注从业者多、无业人员少，关注定居人口多、流动人员少，关注有偿教育多、义务教育少等。表现在我国成人教育招生规模受限；实行考试选拔录取，开放力度受限；重视脱产、轻视业余；重学历教育，忽视非学历教育及在职培训。于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还是难有享受成人教育服务，拉大了我国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公民的受教育权、发展权得不到普遍而平等的尊重与保护。这种集中社会有限资源，培育社会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对推动科技发展和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它是以牺牲大多数成人的利益和教育需求而换取少数成人的成功来实施的。

2002年“弱势群体”一词首次见诸官方文件，随后有关“弱势群体”的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所谓弱势群体，是指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导致其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在传统意义上，弱势群体主要是指老弱病残者和无劳动能力的依赖人群。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那些并非由于主观方面的低下或缺陷而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权利和权力方面、发展的机遇方面、生活的物质方面不具有优势的人们便成了这一群体的新成员。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生理性弱势群体（老年人、残疾人）、贫困农民群体、城市边缘群体（城市农民工是自发流动人口）及失业下岗工人群体。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认识当前弱势群体的现状。截止到2003年中国老年人口统计显示，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34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9400万，占总人口的7％以上；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00万。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每5个人中就有1位老年人。2001年，国有企业登记失业人员为680万，下岗人员为500多万，总计为1200万人左右，到2002年底上升到1400万人左右。另外，截止2002年11月，全国有1985万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口。从以上分析可知，目前中国弱势群体规模在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弱势群体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不和谐音。只有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才能稳定发展。“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这个观念就是要按平等的方式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遵循这一原则，较大的资源可能要花费在智力较差而非较高的人们身上。”关注农民工教育、下岗职工教育、老年教育、妇女教育、残疾人教育、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社区教育是今后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的重点课题。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并不是指名义上的平等，即对每一个人一视同仁，如目前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

机会平等是要肯定每一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进度和方法是适合个人的特点的。每个人并非要接受同样的教育，但每个人却应受到比较适合自己的教育。给下岗职工以教育关怀，让其接受新技术培训，接受广泛的信息，提高自身的素质，跟上技术更新的步伐，把握住再就业的机会。对城市农民工实施教育关怀，在改变他们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提高他们的从业技能，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和敬业精神等方面进行系列教育培训，是使农民工改变自身地位，融入所在城市社会群体的重要措施。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对老有所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提出了更高、更多、更细的要求，成人教育也应反映他们的切身需要和自身特点。

三、中国化研究维度

现代成人教育于西方，在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国家不仅开拓了成功的成人教育实践，而且产生了丰富的成人教育思想，创立了比较系统的成人教育理论，搭建了成人教育学科体系框架。如1816年托马斯·波尔（T.Pole）出版《成人学校的起源及发展》；1851年哈德逊（J.W.Hudson）出版《成人教育史》；1918年麦丁斯基出版《校外教育和它的作用、组织与技术》；1926年林德曼（E.Linderman）出版《成人教育的意义》；1928年桑代克（E.L.Thorndike）发表《成人的学习》；1959年基德（J.R.Kidd）出版《成人如何学习》；1959年布伦纳（E.Brunner）等人出版《成人教育研究总览》；1964年由以北美专家为主的成人教育教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成人教育——一个正在形成的大学研究领域的概况》；1970年诺尔斯（M.Knowles）出版《现代成人教育实践——成人教育学与儿童教育学的对照》；1970年保罗·郎格朗（P.Lengrand）出版《终身教育导论》；1970年弗莱雷（P.Freire）出版《被压迫者教育学》；1988年霍拉（H.S.Bholal）出版《国际成人教育论》。而我国的成人教育实践历史短暂和理论研究薄弱。所以，我国一些学者在研究成人教育时，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凭国外资料“想象”，运用抽象思维，或“移植”、“嫁接”、“拼盘”，引经据典术语满篇的“科研成果”，对深层次的价值观、文化观等层面的差异缺乏理性认识，加之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使得部分研究结果难有适合国情。

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绝不是无中生有的，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为此，一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其加以审思，从中汲取养分，方可保证研究的持续与深化。中国成人教育研究学习、借鉴、参照欧美诸国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然而不能将这种学习、借鉴蜕变为“以外为准”、“以西为准”来引进或加工，不能变成欧美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套用或翻版。中国的成人教育有自己的国情，有自身的实际，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原封不动”地一味借鉴会失去成人教育的民族特性。历史地来看，中国的教育学，在建国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先是学德国的赫尔巴特，后是学美国的杜威，在建国以后，很长时间内学凯洛夫的《教育学》。如果中国成人教育学发展也走这样的道路，那么有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学将永无形成之日。由于世界各国的成人教育是在本国的背景下开展的，受本国的文化、经济等因素制约，所以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时，不能盲目地机械照搬，要考虑到国外研究成果的理论基础、内在的文化观、价值观以及适用的范围和条件，结合我国的成人教育实践情况和我国的研究特色，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创新”与“原创”是理论研究的灵魂，是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的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不是“引进式”思路以达到目的的。只有立足于“原创性”思路的前提下，以中国的成人教育实践和成人教育问题为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之源，吸纳数千年文化传统孕育的教育智慧，借鉴西方成人教育实践和研究的成功经验，才能真正使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走向正规化和科学化。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有极为丰富的教育思想资源，又是当今世界成人教育的大国，积有一百多年、具有现代性内涵的、丰富的成人教育实践经验。要从中国成人教育实践的自身问题入手，从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植根于中国具体的、真切的成人教育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对本土成人教育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从而逐步建立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成人教育理论，进而拓展中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

四、体系化研究维度

在我国，成人教育实践和经验总结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然而，从建国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成人教育的学科体系意识十分淡薄，而且还常与普通教育研究混杂在一起，很少单独开展相关的研究活动。部分研究人员的选题更多的是从自身的兴趣、特长出发，研究活动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政的状态。部分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不在学问和学术，而在个人的评职晋级，缺乏深沉理智的学术研究精神，“跟风”研究、“政策研究”浓厚，导致成人教育学的研究长期难以深化。大多数专业研究者来自相对封闭的普教系统，知识结构、研究领域、学术视野不能完全适应成人教育研究的需要，存在着诸如“专门知识基础的薄弱、科学方法的欠缺、理性思维的僵滞和大多停留在实践运作体会感性归整的层面”的现象，只能是“出体会、出经验、出观点”，科研水准停留在较低的档次上，学术性、科学性、系统性不强。一些成人教育研究机构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不能联手攻关，联合自强，在大范围内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很少。

学科体系建设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学科群的形成是成人教育学成熟的标志。学科建设成熟的标志，不只要求“出经验、出观点、出思想”，而且要求“出理论、出学说、出体系”。作为教育科学理论的一门新兴学科，成人教育系统研究的真正肇始却是最近20多年来的事情。通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成人教育学科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成人教育学科框架结构基本形成，成人教育研究者在成人教育学科的概念、范畴、理论、原则、方法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出版了超过500种成人教育研究专著。其中王文林、余博、宋文举主编的《成人教育概论》是我国建国后第一部成人教育专著；叶忠海主编的《成人教育学通论》、《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管理》、《国外成人教育概论》、《大学后继续教育论》等“成人教育理论丛书”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成人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学科的理论体系；王北生主编《成人教育概论》、《成人教育教学论》、《成人教育管理概论》、《河南成人教育史》是一套具有充满时代气息和前瞻预测的著作；黄尧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制度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终身教育体系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法规建设研究》和《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等“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研究丛书”是一部贯通古今中外、颇有分量的丛书。现有的专业研究人员中的相当一部分年长专家和相当一部分中青年学者是从其他学科、专业“转行”来的，他们的背景和研究工作可大大提高成人教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他们是“半路出家”者，其成人教育研究的功底不足。“半路出家”者不断提高自己的成人教育研究水平是今后的一个努力解决的问题。成人教育理论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必须强调通过不间断的专门培训、自主学习和长时期的专业化实践，使科研人员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强烈的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和严谨的研究态度。研究人员、研究机构要加强交流沟通，发挥整体效益形成研究合力。要集中各省、各地区和各高校的研究力量，形成研究合力，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学术研讨活动，对一些较大的课题采取联合攻关。成人教育学科体系是一个多序列、多维度的立体网状结构体系。其中，成人教育学、成人教育哲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社会学、成人教育管理学、成人教育教学论、成人教育史、比较成人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学和职工教育学，是成人教育学科体系中有较强代表性的、主要的分支学科。要对这些学科展开相对系统、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成人教育学科真正从“自在”走向“自为”，并在“自为”的发展中走向成熟和完善。

五、跨学科研究维度

教育系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柏拉图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系统论述教育的教育家,他对教育的政治意义与作用、教育的实施、人才的选拔等方面都作过精辟的论述,本文对此进行了简略的归纳述评.

柏拉图是古希腊屈指可数、名闻遐迩的大哲学家,他既是苏格拉底的直接继承者,又是另一位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重要影响者.他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等领域均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近现代的几乎所有学术思想均可在柏拉图的思想中找到源头,因此,说柏拉图是古代、中古和近现代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实不为过.柏拉图思想中最有影响的恐怕是其哲学思想,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其流芳后世的《国家篇》和《法律篇》中,他关于幼儿教育、女子教育、音乐文艺教育、体育及军事教育等思想对古希腊及后世的教育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早期教育

在西方教育史上柏拉图第一个提出学前教育思想.他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凡事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型式,就能塑成什么型式.”(《国家篇》377B)他甚至主张胎教,“我们同时应该甚至在孩子出生以前就着手这一工作:待产的妇女必须接受为了有利于未出生的孩子所需要的那种训练.”(《法律篇》789D)他认为,孩子出生后,必须确保护士甚至在他能走路之前给他有益的运动和空气,尤其不许他由于过早走路而伤害自己(《法律篇》789E).婴孩应尽可能接近于仿佛他一直在大海上那样生活；应该把他上下摆动,给他唱歌,以便使他免受惊吓(《法律篇》790C—E).这是为发展勇敢和坚定性格的首要的准备工作.当孩子3岁或更大一点,我们可以开始审慎地纠正他,让他开始玩游戏,最好让孩子发明自己的游戏；在6岁时,就要认真开始授课,随之把女孩和男孩隔离开来,应当教他们骑、射、投、掷,应该注意把孩子们训练成左右手并用(《法律篇》793D—794D).现代脑科学表明,儿童的大脑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柏拉图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小孩的肉体和精神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因而提出了早期教育的思想,我们不得不为柏拉图的睿智所折服.

二、音乐及体育教育

柏拉图特别重视对儿童的音乐文艺教育和体育教育.他认为“教育就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教育要先教音乐后教体操,将故事包括在音乐里.”(《国家篇》376E)古代希腊重要的文化生活是听民间艺人弹着竖琴演说史诗故事,故“音乐”一词包括音乐、文学等义,相当于现在的“文化”一词.

他认为儿童阶段的文艺教育至关重要.“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国家篇》401)他认为,一切种类的音乐、诗歌和艺术的教育目的都在于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培养人的道德品格,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国家篇》403c)因为音乐诗歌由于其潜移默化的作用,自幼便会把真、善、美同假、恶、丑的区别注入人心,使儿童“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国家篇》401D)正因为他对儿童的音乐文艺教育非常重视,柏拉图主张对音乐文艺教育的内容应严加审定.“先入为主,早年接受的见解总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国家篇》378E)因此,“我们首先要审查故事的编者,接受他们编得好的故事,而拒绝那些编得坏的故事.”(《国家篇》377C)他提出要制定一个限制音乐、诗歌的法律,规定哪些内容的音乐、诗歌可以提倡,哪些内容的音乐、诗歌必须取缔,以“鼓励母亲和保姆给孩子讲那些已经审定的故事,用这些故事铸造他们的灵.”(《国家篇》379C)

柏拉图认为音乐教育之后,年轻人应该接受体育锻炼,“体育方面,我们的护卫者也必须从童年起就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一生.”(《国家篇》403D)他认为,体育训练的目的是使护卫者的身体状况能适应护卫者的工作,“他们有必要像终宵不眠的警犬；他们在战斗的生活中,各种饮水和各种食物都能下咽；烈日骄阳狂风暴雨都能处之若泰.”(《国家篇》404B)因此,他要求护卫者必须戒除酗酒,食物应当简朴,不能嗜睡.

柏拉图认为应将音乐教育与体育锻炼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专搞体育锻炼的人往往变得过度粗暴,专搞音乐文艺的人又不免过度软弱”(《国家篇》410D),因而应使音乐和体育良好地配合,使“音乐和体育服务于人的两部分——爱智部分和激情部分.”(《国家篇》412)

三、女子教育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中不仅非常重视对男子的教育,而且提倡给女子以同样的教育,他是西方第一位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家,他用动物作比方,以此来证明男女应受同等教育.“我们除了把母的警犬看做较弱者,公的看做较强者以外,应当一切工作大家同干.”(《国家篇》451E)“那么,如果我们不分彼此地使用女子,照使用男子那样,我们一定先要给女子以同样的教育.”(《国家篇》452)他提出应该同样用音乐和体操来教育女子,并且还要给她们军事教育.他认为两性之间惟一的区别不过是生理上的区别,在一些方面如织布、烹饪、做糕点等,女人比男人更擅长,在诸如行军作战方面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因此,没有任何一项管理国家的工作因为女人在干而专属于女性,或者因为男人在干而专属于男性．女人男人可以有同样的才能和禀赋适宜于担任国家保卫者的职务,分别只在于女人弱些男人强些罢了.

四、城邦护卫者的教育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是直接为其所构建的理想国服务的.他认为,统治者最需要抓好的大事只有一个,就是教育,即通过音乐和体育培养出优秀的公民.良好的教育和培养造成良好的身体素质,良好的身体素质再接受良好的教育,产生出比前代更好的体质,这除了有利于别的目的外,也有利于人种的进步.在这里,柏拉图充分认识到了教育对于富国强民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他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最高知识的真正的善良的城邦护卫者,这一目的进一步体现了他的教育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思想.

关于护卫者的学习内容,柏拉图认为应先学习五门预备性学科:数学、平面几何学、立体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理论.他认为,治国者之所以应学习这些知识,是因为它们不仅在军事作战上有用,更重要的是能锻炼人的心灵,发展抽象思维的能力．这些知识的对象都是不能用感觉来触摸的,“只能用理性去把握,别的任何方法都不行.”(《国家篇》526A)通过这些知识的学习,将治国者的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最终达到最高知识——‘善’”的理念.他认为,所有这些预备性科目应趁护卫者年轻时教给他们,不能用强迫的方式进行传授.

柏拉图认为,在学完预备性学科之后,要想达到“善”的境界,还必须接受“辩证法”的训练.对于为什么要学习“辩证法”,他用著名的“洞穴的比喻”加以详细的阐述.他把洞穴内的世界称为“可见世界”,把洞穴外的世界称为“可知世界”.在洞内看到洞壁上木偶的形象,相当于认识的“猜测”阶段,转身看到木偶的实物相当于认识的“相信”阶段,及至走出洞穴到光天化日之下,认识便进入“理念世界”(“知识”的阶段).而洞穴外的太阳则喻作理念世界中最高的“善”的理念.他指出,正像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就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一样,我们必须“有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使学习的器官——整个灵魂(它类似看物的眼睛)转离变化世界的个别事物,正面观看实在世界的理念.这种“灵魂”转向的技巧或学问就是他所说的“辩证法”.

关于学习前面提到的课程的对象,柏拉图认为必须挑选出最坚定,最勇敢,在可能范围内也最有风度的人,此外,他们不仅要性格高贵严肃而且应具有适合这类教育的天赋,如必须刻苦学习,强于记忆等.

柏拉图不仅对护卫者的教育目的、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还就教育的时间安排及人才选拔作了详细论述.他将护卫者教育的时间安排分为六个阶段:(1)童年——青少年时期.护卫者自幼接受音乐和体育教育,目的是照看心灵,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的学习和哲学功课应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2)十七八岁——二十岁.这一阶段主要是进行必要的体育训练,为哲学研究准备体力条件.(3)二十岁——三十岁.进行第一项选拔,把那些在“劳苦的身体锻炼、学习和战争恐怖中总是表现得最能干的孩子挑选出来”(《国家篇》537A),对他们施以数学、几何、天文、音乐等“辩证法”预备性学科的教育.(4)三十岁——三十五岁.进行第二次选拔,“选出其中最富这些天赋条件的青年,在他们年满三十的时候,给以更高的荣誉,并且用辩证法考试他们.”(《国家篇》537D)凡经过考试的,可让他们“用六年或者四年”(后“定为五年”)时间“专心致志地学习辩证法”(《国家篇》539DE).(5)三十五岁——五十岁.用十五年时间到实际工作中锻炼,“强迫他们负责指挥战争或其他适合青年人干的公务”,目的是“让他们在实际经验方面不低于别人”(《国家篇》539E),同时还可以在公务中继续考验他们的素质.(6)五十岁以后——去世.他们必须接受最后考验,使他们最终达到“善”本身,管理好国家、公民个人及他们自己.在剩下的岁月里用大部分时间研究哲学,在培养出国家的继承人后他们便可辞去职务,进入乐土,并安居下来.

五、柏拉图的学园

为了把自己的教育理想付诸实施,柏拉图在雅典的阿卡得穆建立了自己的学园.关于学园建立的确切日期无从查考.“从建园的纲领和柏拉图说起曾在40岁那年访问意大利和西西里时确立的信念之间的明显联系来看,我们自然应该设想建园大概是在这个时期(公元前388—387年).”［1］学园的活动以“讲学”为主,学习和研究几何学在学园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学园入口处悬挂的“不懂几何学者,请勿入我门”的名言充分说明了柏拉图对于几何学的重视.除几何学外,柏拉图学园对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宇宙学等学科也开展了广泛的学习与研究.学园除重视文、理科学习之外,最重要的,凌驾于一切学科之上的课程当属柏拉图的哲学,他将哲学之前的各门具体学科称为“预备性学科”,而将学习哲学作为通向最高知识的“善”的理念的惟一途径.阿卡得穆学园作为教育科学中心虽然以教学和科研为主,但它并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柏拉图创办学园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哲学和政治的新的结合,培养一批既精通哲学、自然科学又善于治国的政治人才,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国服务.

柏拉图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提出系统教育理论的人,其教育思想涵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所有阶段,其关于教育的许多主张与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但其教育思想如同其他思想一样,也或多或少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保守性.

柏拉图非常重视教育的政治意义和作用,其教育思想是为其乌托邦式的国家政权服务的,其教育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的治国人才——城邦护卫者,因而其教育活动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过分注重教育的政治功能,而且他这种培养护卫者的教育只能是极少数人享有的教育.柏拉图重视早期教育,提倡公共学前教育,重视女子教育,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但他认为对儿童的游戏故事,唱歌的内容必须加以选择,进行严格审查,原则是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忽视了儿童的个性和独立人格的发展,他关于妇女儿童社会公有的思想更是有悖于社会伦理道德而应加以批判的.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与他的人性论思想是密切结合的.他认为,上帝造人分为三等,即金质、银质和铁质.他认为,“一个人属于哪一种,他所生下来的子女就属于哪一种.”［2］其遗传决定论的观点实质是论证奴隶社会阶级统治的合理性.

柏拉图的教育旨在与智者教育对城邦所造成的离心力相抗衡.对柏拉图来说,教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在孩子们身上培养音乐的机敏与身体的灵巧,也不是通过在神话和诗歌中所反映的人类生活来培养政治的和实践的智慧,真正说来,它是一个人灵魂的内在和谐的塑造,即内在于人的不和谐因素的协调一致.教育是人身上难以调和的东西--野兽性与天使性--的统一.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形成这种统一,使人既不变成一头驯顺的绵羊(奴隶),也不变成一头贪婪的狼(僭主).［3］人变成一个政治存在的潜能依赖在他之中这种哲学本性与尚武本性的统一.因此,教育并不是对某种技能的培养,而是要形成权力与爱知识的统一.

［1］〔英〕A•E•泰勒著,谢随知等译．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10（1）:14－15

教育系论文范文第4篇

飞行棋游戏是幼儿园常规的教学游戏之一。它由棋盘、棋子、骰子这三部分组成。游戏供2~4名儿童玩，每个儿童最多可控制4枚颜色相同的小飞机棋子，4架飞机全部到达终点才算结束，棋子要刚好走到终点处才算到达，如果有多出来点数，就需要往后退。飞行棋游戏从设计的角度出发，主要的目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涉及逻辑能力训练，增强注意力与观察力。二是社会性的发展。包括规则意识、竞争与合作意识、对待输赢的关系。三是数学逻辑训练，包括：

①分类。不同颜色的小飞机，幼儿要根据颜色分类，挑选出相同颜色的小飞机作为自己的棋子。在下棋的过程中，飞机飞到相同的格子中，可以快捷到前面一个相同颜色的格子内。

②顺序。根据谁先掷到6来确定谁先走、谁其次、谁最后。根据所有飞机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确定谁胜出、谁其次、谁最后。

③数量关系。根据所掷的数字行棋。幼儿园小朋友在玩飞行棋时经常会发生各种争执，有一次笔者负责的班中有两个孩子（暂时称为欢欢与鹏鹏）。欢欢说：“我还没有走完格子，你怎么就开始掷骰子了？”但鹏鹏不予理睬。争了一会儿，没什么效果，而且开始有肢体动作的苗头要产生。这时笔者便走过去蹲下身询问事由，然后说：“老师也来参加游戏，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在做游戏的过程中，笔者跟他们讲了下棋的规则，并趁他们高兴的时候，跟他们说：“下棋要遵守规则，否则大家就玩不成了，我们做别的事情，是不是也要讲规则啊？”欢欢与鹏鹏都点头表示同意。事实上，我们很难要求孩子们玩游戏中能达到所有的游戏目的，不同的孩子、不同的时间，游戏中的孩子都会表现得不一样。比如上面的案例，事实上此时老师要把握的是关于规则意识的建立。孩子争吵，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是因为幼儿对规则意识的模糊，所以老师要注意介入的内容和时间。如果孩子通过自己协商可以取得一致，老师就不需要介入，这是在培养孩子的谈判意识和社会交往能力；如果孩子冲突升级，产生了情绪性因素，老师就需要介入。介入的方式不能直接以命令的方式，因为灌输式的服从和幼儿本体意识的觉醒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的，笔者也经常听见孩子说“这个太难了”、“我们选个简单的吧”之类的话。棋类主要的价值之一是培养孩子的抗挫能力，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因为孩子不愿意继续尝试，就听之任之，那么抗挫能力的培养事实上便放弃了。但笔者也不能严历训斥，强迫要求孩子参与游戏，这就违背了了弗洛依德认为儿童游戏应遵循的“唯乐原则”。笔者要做的是让孩子喜欢上这个游戏。所以，笔者的方法是和孩子们动手画一个大的棋盘，颜色由孩子们自己填，还请孩子们自己设计了一些关节点，如邮局之类的。同时，极大的简化了规则，让所有的孩子基本一听就会，诸如一开始必须要投6点才能开始、最后要倒退等等较复杂的全部取消。结果孩子们抢着来玩，很有兴趣。笔者于是趁热打铁地说：“怎么样，一点都不难。你们做任何事都行的！”

2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教育学家杜威认为：“儿童的游戏是自由的，是具有可塑性的。儿童自发的想进行某种活动且从中得到满足就是游戏，当儿童预见一种活动的未来且具有一定特定的结果，并为达到这个果而付出持久的努力，游戏才变成了工作。儿童游戏的结果是会让儿童进行更多的同类活动，而不是按某种目的继续进行规定的行为，工作则是要将所有的活动归结于最后的目的。”杜威的理论引导我们思考和设计教学游戏的框架。从设计的角度而言，飞行棋游戏是个很好的教学游戏，但事实上在很多幼儿园，它只被放在活动区的一角，很少或几乎不予以关注。材料一般，缺乏童趣；规则复杂，不利于幼儿理解。下飞行棋，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下棋，而是学会了这种棋的规则，从中学会如何走相同类型的其他的棋（游戏对儿童发展的贡献不在于游戏的内容，游戏的贡献是学会学习——贝森特），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提高和改进：

2.1让孩子参与游戏的设计，从“做中学”

杜威认为在游戏过程中，需要为儿童提供最简单的物质材料，而非像恩物那样是被教育者设计好的直接用于游戏的辅工具。直接为儿童提供想要制作的物体的原始材料能让儿童更早接触更多的生活概念。儿童可以从观察材料的构成开始，获得一些直观的感受，再根据自己的想象实际操作，获得想要的成果，同时收获快乐和知识，在此过程中，老师的指导是必要的，但绝不能直接干预儿童的行动。飞行棋，事实上包括棋盘、飞机、规则等，都可以尊重幼儿的选择，让孩子自由选择玩什么和怎么玩。比如在游戏过程中，不是掷骰子，而是采取抽木头数字的方式。同时，不仅配有各种颜色的飞机，还配有玩偶、小动物等品种。另外，规则也可以让孩子们自己提出来，只要能取得一致意见，就是可行的。这种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培养，远远比机械性地下飞行棋有价值得多。

2.2让游戏尽可能多地采用表演形式

教育系论文范文第5篇

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通病：学生考试成绩差或不守纪律，便以为“孺子不可教”“朽木不可雕”，一怒之下便会对其进行挖苦、讽刺、体罚甚至赶出校门。其实，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著名教育家布鲁姆的研究表明：人的智力水平和先天禀赋虽存有差异，有超常儿童，也有弱智儿童，但二者只占百分之一二最多不到百分之五，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学生仍是“可教可雕”的。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声中有爱迪生。”我们教育工作者，不能随便对一个学生失去信心。每一位老师都要拿起表扬的“武器”，在每天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多表扬学生。———在学生看重的事情上（如表扬、鼓励），我们可能太吝啬了，而在学生反感的事情上（如讽刺、挖苦），我们可能又太慷慨了。要知道：没有任何真正的教育是建立在轻蔑与敌视之上的，也没有任何一种真正的教育可以依靠惩罚与制裁来实现。真正的教育只能建立在宽容与关爱的基础上，存在于人与人心灵距离最短的时刻，存在于无言的感动之中。

二、营造开放、民主的课堂教学氛围，让每个学生都有好感

课堂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主战场，也是构建师生关系的主阵地。教师应努力营造一种开放、民主的课堂教学氛围，构建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我们要学会运用课堂教学中的“无错原则”，———就是要认识到学生是成长中的尚不成熟的个体，要从正面看待学生在课堂中提出的问题和回答问题，要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学生在学习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错误，要从发展的角度理解这些“错误”的价值。要允许、容忍学生的错误，进行延迟反应，将重点放在弄清出现错误的原因与改进上。让敢于发言的学生不带着遗憾坐下，让每个积极参与的学生都画上满意的句号，使学生的参与有安全感，这种参与不仅是认知上的参与，而且是师生情感上的参与。运用“无错原则”，能打破教师唱“独角戏”，学生被动当“观众”的局面，代之而来的是每个学生都能当“演员”，在“舞台”上大显身手。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感到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