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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字学思想;唐兰;裘锡圭;《中国文字学》;《文字学概论》
中图分类号:K82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是文字学思想方面的大师,现阶段,大多数人都把两人的文字学思想方面的著作作为学习文字学的蓝本。尽管对两人的某些思想依然存在很大争议,尤其在“六书”说和“三书”说上。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俯拾皆是,如《浅议“六书”“三书”》(肖方平),《“三书说”比较说略》(张先坦)之类。当然,争议是真理的必经之路,这恰恰证明了两者理论的价值。目前关于唐裘两人文字学思想的差异的研究,笔者考察了一定的背景,发现有一些期刊论文从两者的文字学思想差异都只是做一些零星的涉及。故笔者以此为切入点,主要是从两书学术侧重之差异、书目编排之差异、对汉字发生时代、性质及“八分”的看法之差异、对传统“六书说”的批评及各自新“三书说”之差异、写作的学术背景及贡献内容之差异等五个方面来说明。
一、 学术侧重之差异
两人的研究轨迹的差异,造就两人知识体系构成方面差异,故两人著作在语言措辞和论点选材方面就有很大不同,这些差异通过研读《中国文字学》和《文字学概论》就能找出一二。唐兰先生的《中国文字学》用词自信而清晰,书中常有论断之句的提出。如,“三书,可以包括一切中国文字,只要把每一类的界限,特征,弄清楚了,不论谁去分析,都可以有同样的结果”。在作此书时,对自己前期的作品多有涉及,如在51页就有这样的句子“我在《殷奇佚存》的叙里还说过”。又因为他曾写过文字学密切相关的《古文字学导论》,所以他在写《中国文字学》时,主要是厘定概念,而省略了大量的具体论证,大有鸟瞰中国文字学之势。而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论》中,对于论点的提出方面一般持谨慎的态度,不直接对前人的理论加以批判,而是通过大量的例证,充分利用了他的在文字研究方面的造诣和研究成果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在阐述自己的“三书说”时,就用了大量的甲骨文、金文等加以说明。如果是无法用大量事实来说明的,他绝不会当即就下一个结论,而是把问题留给读者自己来思考。如,在关于“八分”得名的原因研究中,他就列举了古人的各种说法,然后说“究竟哪一说符合或最接近进入八分命名者的原意现在已经难以确定了,也有可能这些说法全都是不正确的”。
二、书目编排之差异
《中国文字学》和《文字学概论》两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在理论创建方面的成果。这两部书的主要理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汉字的构成,追溯汉字的发展演变。书的用途各异,因此书的编排结构很不一样,唐兰先生的书是界定文字学理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裘锡圭先生的书是在唐兰先生对文字学界定之后的思考,主要是用于教学,故对文字学领域内的争议说得相对详细。
现以两书的目录为例,从中揣摩各自的侧重点及思路。唐兰先生重整体轮廓,因此目录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文字学范围的界定、文字发生的时代、文字的构成、文字的演化和变革。其中最有特色的当属“文字的演化”和“文字的变革”等。在编录文字的演化时,就有包括如用“绘画・锲刻・书写・印刷,行款・形式・结构・笔画,趋简・好繁・尚同・别异,致用・观美・创新・复古,混淆・错误・改易・是正・淘汰・选择”直接将造成文字演化的因素运用于标题上,如此,只要看到标题读者就会明白他要说明的是关于文字演化的原因。诚然,在这个什么都要求深奥的年代,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样的做法,因为文化是必须经过传播才有意义,普通读者能读懂的理论自然是最好普及的。
《文字学概论》实际上是为了说明文字学领域三个主体部分―文字的性质、形成和演变。在说明文字的演变过程时,作者没有像唐兰先生那样把演化和变革分作两部分来写,而是以变革为主线,中间略微夹带了些文字的演化。这样很好的告诉了读者其实演化和变革是两个彼此相依无法分割的两个部分。在文字形体的演变之上与唐兰先生的第一章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那就是裘锡圭先生将秦系文字划分到了古文字的范畴。唐兰先生以文字变革的主要字体为主线,而裘锡圭先生直接陈述了隶楷阶段各字形的相互影响。
三、对汉字发生时代、性质及“八分”的看法之差异
首先,两人对文字的发生的时代的看法不同,唐兰先生意识到文字发生的时代在文献里没有直接的凭据,只能寻求其他的途径来寻找答案。从文字本身来看,现能考察的各种古籍最早的也只有商代的文字;从历史的角度来推测,历史是在文字很发展以后才能产生的;从历法的发明及卜辞的研究的角度,得出文字远在夏以前已经有了,于是推定文字发生应远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关于文字的发生形成和发展,裘锡圭先生认为由于缺乏原始文字的资料,没有复原汉字形成的具体过程,所以只能做一些初步的推测。对于原始汉字有关资料是否具有汉字的特征的研究,推断,我国原始社会时代普遍使用的几何形符号还不是文字。“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可能与原始汉字同时存在,相互影响,或曾对原始汉字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距离事实大概不会太远”,于此,他推测的结果是,汉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间,大概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
其次,定义中国文字的性质的时候,唐兰先生对现有资料和观点的批判,否定了中国语言为单音节语,认为中国语言对大体是由单音节语和双音节语构成,由于无法弄清楚古汉语的读法,所以无法做出定论;其后又批判了中国古代汉语有复辅音的说法;最后提出“如果硬要给中国语言下个定义的话,那就说是“声调语”吧”。而裘锡圭先生从语言的角度比较了近代研究中的一些叫法中来寻找可能,从把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角度出发,认定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所以把中国文字定义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另外,如果把字符看做在语素层次,那就可以定义文字体系为语素-音节文字(即使用属于语素这个层次的字符,又使用表示音节的字符的文字)。在这一点上唐兰先生显然没有裘锡圭先生对汉字的性质定义清楚的。
再次,唐兰先生在他的《谈谈文字学》中提到,“文字学就是研究这些文字的形体的科学”“研究文字学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中国文字的历史与其该走的路”。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汉字的演化和变革过程是唐兰先生文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于汉字的演变过程,他说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对着简易的目标前进的,在这一点上两人的观点是相似的。但是,在说到汉字的变革过程时,两人的观点有了分歧。裘锡圭先生认为唐兰先生把古文字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四类,这种方法也能够反映出古文字形体变革过程的一些重要特点,但是其实这四类文字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十分明确,所以他在写书时主体注重的是用大量的史料来说明各阶段文字的特点,而未涉及到这四类文字的区分。
最后还有关于“八分”的说法,唐兰先生认为王的说法是对的,在《文字志》中古书三十六种有楷书而没有“八分”,所以楷书就是“八分”。例证是在毛宏的教秘书中却只是八分,这就很像近代所谓寸楷,一般要学书,非得从八分楷法入手不可,所以他的观点是八分就是楷体,而裘锡圭先生认为汉隶才是“八分”,其依据是启功的《古代字体论稿》。在涉及了“八分”得名原因的问题时,唐先生认为“八分”是“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裘先生则陈列了现存的各种可能的情况,并且对当代各学者的观点进行辨析,但是最后没有做一个总结,并陈述自己的理论。
四、对传统“六书说”的批评及各自新“三书说”之差异
关于唐裘两先生的文字学方面的思想,在《中国文字学》和《文字学概论》两本书中有足够的体现,最可圈可点的当属两人对“六书说”的态度和“三书说”的提出上。六书是造字之本,也就是造字的六种方法和原理,既然它是理论,那么这六种造字方法就必须要有清楚的界定。这些造字法之间是否有明显的差别,两种造字法之间重叠的地方是不是能引起争议,有没有充足而准确的例证,都将是这些造字法能否让大家信服的依据。
在这一点上,唐兰先生对“六书说”是持很明显的批判态度的,首先他认为,“六书说”的界定粗疏。其理由是,象形、象意、象声就已经包括了字的形音义三方面,为了把图画的实物的文字和少数的记号文字分开,所以多出了一种象事。至于转注和假借,根本就不属于造字法,而是汉字孳乳的一种方式。其次,是“六书说”的义例问题。 这一问题是“六书”界限不清导致的必然结果,不明晰的定义,就使得一些字的归类不同,使得后人的解释,各执一词。对于刘昕、班固、许慎三家说法,清代学者讨论得很多,但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即使在条例最详细的《说文解字》中,每一书的例子也都只有一两例,并且没有注明某字属于某“书”,也未能清晰表达每一“书”的定义。如郑樵的《六书略》,因没有看到许慎义例本身的缺点,对于不容易分类的字,只好采用“声兼意”一类的迁就方法。所以唐兰先生不得不提出“三说书”,以达到不迁就的目的。“三书说”的内容为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据唐先生自己的看法,这三种基本类型包尽了一切的中国文字。裘锡圭先生对此有很大的意见。
裘锡圭先生认为,六书说很难从实际出发去将汉字完全归类,这是先立其名而后将汉字归类的结果。例如,象形字和指事字,前者所用的字符像实物之形,所代表的词是所想之物的名称。后者用的是抽象的形符,所代表的词不是“物”的名称,而是“事”的名称。这两类字的区别似乎很明确。但是实际上却有不少字是难确定它们究竟应该归入哪一类。“六书说”建立之初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对现如今汉字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自从它建立其威信时,很多学者就限于此,做了很多没有必要的研究。如,就如何对转注下定义这种说法就有很多,在裘锡圭先生的书中就列举了九种。裘先生不希望大家再陷于这毫无意义的探讨中,因此,他开始探寻文字史上“六书说”的异声,唐兰先生的“三书说”进入了裘锡圭先生的视线。并且,他在此基础上做出的自己的判断,认为唐兰先生的三书说――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没有多少价值,其理由是三书说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完全没有必要将象形字单独列为一书,象意字就可以把它包括其中;其次,没有给非图画文字类型的表意字留下位置,裘先生推测唐先生可能认为这些字都是后起的,数量也不多,故能不管,在裘先生看来这是一种不认真解决问题的态度;最后,没有把假借字列入汉字基本类型,这是不对的,假借字不但在构造上有自己的特性而且数量也很庞大,作用也很重要,不把假借字看作一种汉字的基本类型实在是没法反映出汉字的本质。在此基础上,裘锡圭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三书说”――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分别是使用意符、音符还有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的造字法造的字。另外他还将三书不能概括的文字进行归类,分别命名为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
五、学术背景及贡献内容之差异
由于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处于不同的时代,所以知识体系的形成也通常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一步完善,当然因为论述的方法有所不同,我们无法评定两人到底谁对文字学的贡献更大。笔者认为,对于两人对文字学贡献的讨论应该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唐兰先生是较早从建立古文字学角度来研究古文字的古文字学家,是现代古文字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中国文字学》成书于20世纪四十年代, 194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文字学概论》出于同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一部用新的观点系统地研究汉字字形的理论性专著。
唐兰先生《中国文字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确立了中国文字学的名义;第二,从实际出发,确立了中国语言、文字在世界语言文字史上的地位;第三,解决了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否定了仓颉造书等不可靠的说法,确定了文字由众人创造的说法;第四,进一步深度批判传统的六书说,创立了三书说,在中国文字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唐兰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为我们走上真理之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第五,系统地论述了汉字演化、变革的历史。他的《中国文字学》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无疑它开辟了中国文字学的新时代。
裘锡圭先生的著作《文字学概论》的贡献,我们必须把它放到与前人理论的比较中去加研究。第一,《文字学概论》第一次明确定义了文字的性质即语素――音节文字;第二,比较合理地论证了图画文字和汉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关于汉字何时何地开始形成的问题去中,以严谨的态度做的论断,对于扭转许多论著简单草率地把原始陶符与表意性古汉字相比附的倾向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三,第一次论证了俗体字对汉字演变的关键作用,揭示出汉字演变的内在原因和动力;第四,从字符所反映的汉字性质来看,如果撇开隶变后才大量增加的记号字和半记号字,其三书说无疑是迄今所见最能反映汉字本质属性的结构类型模式。第五,他把“表意字”再分为六小类: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变体字。这种分类尽管在某些划分细节方面没有必要,但是他避免了传统六书说中像“指事”、“转注”那样含义不明的纠纷,而且更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汉字结构的实际情形;第六,对先秦古文字发展阶段的研究继承了自唐兰以来既按时代又按地域划分阶段的处理办法,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秦系文字、六国文字四块。这种划块法既能反映时代差异(商、西周春秋、战国),又能反映空间差异(秦系与六国),构成了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状况的立体系统,比过去习惯于,按书写材料分为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的处理法要科学合理得多;第七,快刀斩乱麻似的处理旧的纠纷,对引导汉字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也是很有益的;并且他还指出在语文研究中跟假借有关的几种错误倾向。当然,从汉字学研究史的角度来说,《文字学概论》一书凝聚着作者30年独立思考和研究的心血,总结了前人汉字学研究的成果和教训,在汉字学史上具有历史性的地位和价值。
综上所述,唐裘两人的文字学思想的差异,实际上也是中国两代文字学大家对中国文字学本体及未来的思考,无所谓优劣。但是我们能从对两者文字学思想的比较中去学到很多,我们未来的文字学该何去何从,文字学思考的角度有哪些,不能仅囿于现有文字学家研究的论点而不去思考这些理论是否真正能够适用“唯物”的文字学。唯有这样,中国文字学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才能焕发生机。
参考文献
[1]裘锡圭.《文字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8,(8)
[2]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
关键词:语言学概论;继承;创新
张先亮、聂志平教授主编的《语言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2011年8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概论》是浙江省教育厅的重点建设教材、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教材。该教材在继承同类教材已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吸取了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新成果,做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其突出特色在于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学理论素质。
一、重视语言学各领域的普及性介绍和方法的介绍
编者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把语言内部要素语音、词汇、语法和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单列一章。另外语言演变一章则介绍了语言历时的变化。以上是语言基础理论。语言学概论主要侧重语言基础理论,这一点应当是共识。不过语言学领域内丰富多彩的研究还是应该让学生有更多了解,尤其是作为基础课,很多学生将来未必继续做语言学研究,概论课甚至是他们了解这个学科面貌的唯一途径。很多教材这一方面的内容比较少,令人感到遗憾。《概论》比较重视语言学各领域的普及性介绍,它把语用学和应用语言学单设了两章,重视语言运用和语言学的应用,对文字改革、语言规划、语言教学、中文信息处理等内容,都比许多同类教材做了更多的介绍。虽然这些内容在授课时由于课时限制未必需要全部讲授,但教材已为学生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这有利于学生对语言学学科有更全面客观的了解,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与一般教材不同的是,《概论》注意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介绍。在绪论开头就说,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必须具备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然后详细介绍了历史比较法和结构分析法这两种最基本、使用最广泛的两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知识拓展附录“社会语言学”里也重点介绍了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在语音章之后“怎样学习国际音标”介绍了学习国际音标的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有了方法的指引,会把学生更快地引导到语言学研究的道路上去。
二、编著体例设计方便学生自学
《概论》内容的呈现方式则很有层次性。每一节后有思考和练习,重在检测学生巩固或者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每一章后有推荐阅读和知识拓展附录。这三者和正文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绪论中介绍了语言学简史,分传统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的孕育、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五个阶段来介绍。传统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除了介绍印欧的情况外,还注意介绍中国的研究。整合了西方语言学史和中国语言学史的内容,让学生对此有个完整的认识。让学生明白,我们整体的语言学框架是在索绪尔的基础上得到的,语言学的特殊方法也是跟西方学习的。课后练习也有一题:“为什么说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怎样理解结构主义语言学?”推荐阅读里也有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在知识拓展附录“十部语言学名著导读”中第一本就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这些做法使学生由了解到思考再到深入探讨该理论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研究现状,层次性强,方便学生自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学理论修养。
三、注意吸收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
《概论》注意吸收学界新的研究成果,这在每一章都有体现。如“语音”章的国际音标是参照国际语音协会2005年最新修订的国际音标;“语法”章“语素”部分增加了语素变体的内容,把它分为语音变体和语义变体。语言的结构类型除了介绍传统的语言词法类型外,还介绍了近几十年来兴起的基本语序类型;“语义与词汇”章则是在传统词汇章的基础上,介绍了最近几十年语言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即由回避语义研究转为重视语义研究;“语用”一章如“礼貌原则”,一般教材介绍它的内容,即利人、损己、赞誉、谦虚、一致、同情六个原则与合作原则的关系,而《概论》又补充了礼貌原则的特征,即等级性、得体性、冲突性。另外,每一章后面的“知识拓展目录”一般都介绍了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新成果,如社会语言学、认知语法、流行语、几种参照汉字创造的文字、语用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世界语言的谱系分类、语料库语言学等等。
除了注意吸收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外,编者也适当融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如第47页:
对于语言符号的特点,索绪尔在语言学经典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有两点:第一,任意性;第二,性条性。国内高校语言学概论教材及专著多沿用这种说法。
而编者认为:
任意性是符号的根本属性,是任何一种符号包括语言符号都具备的属性,所以,语言符号的特点,应该是语言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的性质。
编者认为语言符号除任意性外,还有以下五个特点:以语音符号为能指、线条性、多义性、历史承传性、层级性。这是对经典观点的补充。还有一些是对一般观点的修正,例如第136—137页:
一般语言学教材也把义素看做一种语义单位,但我们认为义素不是语义单位。
语义单位都有一定的语言形式作为载体,都有一定可以感知的物质形式,比如义位是以词语的语言形式作为载体,义从是以短语的语言形式作为载体,表述是以句子的语言形式作为载体。而义素没有语言形式作为载体,而是对义位做进一步分析而分解出的最小对立项,是一种抽象成分。尽管义素也用词语的形式如“成年、”“同胞”、“亲属”表示,但这些词语形式不是作为自然语言的词语,而是作为对自然语言中语言现象进行说明而存在的,属于科学术语范畴,或者说,是“元语言”。因此,这些词语形式,不是义素的载体;或者说,义素没有语言形式载体。这是义素与其他语义单位有根本差别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语言学家把音位的区别特征,或者说语音特征,看做是语音单位,音位音位区别特征没有物质的语音形式作为载体。同理,义素也不应该看作是语义单位。
这些语言研究的新成果,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语言学的生命力,感受到语言与客观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思辨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
四、知识性与趣味性并举
一般的语言学理论教材是抽象枯燥的,而《概论》却是生动有趣的。这是因为它做到了知识性与趣味性并举,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具体表现为:
(1)注意举贴切的、有趣的例子。例如,讲语言学的功用时用了《光明日报》的例子:在美国的鬼节,两名化了妆的日本留学生不慎误入一户美国人家,男主人拿枪冲出来并高呼“freeze”,一名学生拼命往外跑,结果被枪打中,当场死去。讲语言政策的制定时举了“首届国会大会商议以何种语言做国语”的例子。然后又分析了50年代的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例子,之后又举了为什么以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等。多个例子从不同角度说明语言政策的制定离不开科学的语言学理论的指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提供了大量的图片。如文字一章正文的图片有:结绳记事、因纽特人的图画记事、印第安人的图画记事、佤族的记工木刻和催债木刻、西安半坡的陶器符号、东巴文的图画文字、埃塞俄比亚音节文字、日本音节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三种字体:碑铭体、僧侣体和平民体、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三种字体的比较、楔形文字、甲骨文、玛雅文字等。知识拓展目录“几种参照汉字创造的文字”中越南字喃、朝韩谚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也分别有1-2副字形的图片。心理学研究表明,一张图片相当于至少10000个单词的价值。这些图片不仅使学生对文字字形有直观的认识,而且增进理解,有力地帮助学生保持信息在长时记忆中。
(3)注重语言学理论与汉语应用实际密切结合。编者在讲到符号的约定性时,举了马三立著名的相声段子“逗你玩儿”,并分析道:
小偷变更社会的一般约定,把“dòunǐwánr”这个语音形式做自己的名字,相同的能指表示不同的所指,小孩遵守了这个约定,把它当做小偷的名字,告诉母亲小偷“逗你玩儿”偷衣物,而母亲社会共同约定的意思﹛跟你开玩笑﹜来理解,两种不同的约定形成歧误,于是构成笑话。
对学生来说,他们很熟悉这个段子,但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用约定性来解释这个笑话,既使学生明白了为什么,还使他们产生“语言学理论原来这么有用”的感受。
再比如语用学一章,因为它是近几十年从国外引进的较新理论,所以很多语用学教材的例子都是照搬英语的例句,感觉与汉语很远。而《概论》则把语用学理论与汉语应用实际密切结合,如讲礼貌原则的冲突性时,举了一个例子(第200页):
更多时候,接电话的客户,可能就是对方公司或单位的下面的员工,但是这些员工同时也是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员工,我们称呼他们为“××总”,这就表示尊重和尊敬他们。有些客户会感觉不好意思,他们会在电话直接说“我不是什么老总,我只是下面打杂的”,听到客户的这种话语,我们营销人员可以笑着回答:“您太谦虚了!今天您不是老总,明天就是老总了!”一般这种话说出去,客户都非常开心,沟通起来更加融洽。
学生学习语言学的同时锻炼了口才,使他们在交际活动中如鱼得水。这样的语言学谁不愿意学呢?
(4)在合适的情境下,它甚至注意到了思想教育。比如朝韩谚文,介绍谚文的产生和字母样式其实就可以结束了,《概论》则接着说:1446年朝鲜谚文的正式诞生,并不意味着朝鲜拼音文字的正式使用。它只是二流文字,而一流文字仍然是之前仿照汉字创造的“吏读字”。20世纪初中国被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文化和文字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朝鲜走下神坛,汉字被降格为朝鲜“谚文”的二流文字了。这样的介绍,会给学生思想的震撼,激发他们的爱国之心。
当然,《概论》也有一些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1)教材每一部分的内容都很丰富,但相对来说线索有些凌乱,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相对比较薄弱。这也可能是多人编著容易出现的问题。(2)基础教材一般以学生、读者没有学科背景知识为前提来设计整部教材的内容安排,专业概念术语应随着相关章节开始出现并界定,此前尽量少用,如果提前出现也要加以说明。《概论》似乎缺少这方面的考虑,大量语言学概念术语在未给出定义和说明的情况下已经出现。比如,绪论中介绍语言学的大致发展历程很好,但引入大量的具体流派理论的介绍就不妥了,要理解这些内容是以掌握了语言学的基础为前提的。这么大量的介绍似乎附在后面更好。
在该国家级精品课程网上,浙江师范大学校内教学督导组专家王尚文教授在评价他们的教改课时认为:“语言学概论本来比较枯燥,能够让学生喜欢,甚至让学生立志以后从事语言学的研究,不容易。” 我们认为,这话也很适合评价张先亮、聂志平两位教授主编的这部《语言学概论》教材。
参考文献:
[1] 张先亮,聂志平主编. 语言学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 李娟,王洪君. 语言学基础理论教材的系统性与开放性[M] .中国大学教学,2012(3).
【关键词】 汉字;平面设计;视觉传达;象形;图形创意
一、平面设计中的视觉传达
在二维中,将文字、图形及其变体等相关因素以一定的编排形式组合起来,通过人的视觉来传达信息的创作活动,是对“平面设计”这一名词的简单概括。从中我们可以理解平面设计是为了达到明确传达信息的一种工具,同时,平面设计是将信息以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而不是听觉或者其他任何感官。
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中国甲骨文和商周两代的青铜文,都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文字编排(版面编排)作品。从甲骨文开始越来越多的对汉字字体所作的设计改进,以及越来越频繁使用的文字的编排和插图的采用,表明中国人对平面中文字与图案的编排形式的追求,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在二维空间中的视觉传达活动的独特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平面设计的意识和相应的方法,这些都显示出平面设计的雏形。考古学发现的文物中,最早的将汉字、图画有意识的编排在一定的平面之中,使之传达一定的信息的物品,就可以暂时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件"平面设计作品了。
真正的文字编排(版面编排)开始是与印刷想联系的,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国家,现在存世最早的印刷品是公元686年我过唐代的《金刚经》。《金刚经》中的文字、图形的设计及穿插编排概念,象足了当代的文字编排设计,《金刚经》几乎具备了当代版面编排设计的所有要素。
当图画、符号与语言形式之间出现了约定俗成的或默契的固定联系时,那么它们就完成了向文字的过渡,汉字也经历了这种过渡。平面设计的图形创意、字体创意或主题设计,往往就是在类似这样一个过程中行进,只不过最后得出的结果不是单纯的文字,而是综合多种要素的视觉传达作品,其表达能力不单是可以"书写"由声音构成的语言,还更善于表现"由声音构成的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汉字的创造,就是中国人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观念,将自身的情感体验和道德标准融入文字中的具体方法。这种创意和创形思维的结果--汉字,时时体现着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和民族精神。
二、汉字与平面设计的不解情缘
除了汉字,漫步中国工艺美术史的长廊中,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在平面中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似乎取得了更高和更多的成就,也是最具东方代表性的艺术形式,这里我将他们通称为平面艺术。中国人的平面艺术对传承中国文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远古时期的岩画与符号,到青铜器上的纹样和字符,再到甲骨文、金文、简帛书,华夏先民的意识表现手段,逐渐走向一边是图形向符号的演变并渐成为系统的文字,一边是图形向装饰和绘画艺术的演变。汉字与绘画在中国的二维艺术形式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器物表面、建筑装饰、壁画、碑刻石刻,以及玺印、中国画、各种书籍等等纯艺和实用艺术形式中,相互作用着。
从开始试图记录思想和生活的那时起,华夏先民就已经在试图使用图形这个工具了。为了寻求一种能够用视觉符号方式表达思维与情感的方法,从汉字的发明到简帛书,人们一直在努力。从甲骨文,到小规模批量印刷的《金刚经》,再到《救荒本草》,虽然都是纯手工的制作,而且中国人一直持续使用着这种整张木板印刷的方法,但正是这些努力奠定了现代平面设计的基础和发展道路;工业时代的到来不仅使很多旧的生产方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中国式的创意与创形
汉字只是设计图象的一种形式,对态度、情感等内在体验的表现,是难以做到"完美"表现的。汉字真正宝贵的是它所蕴含的中国人在二维空间中对事物形象创造法。研究汉字与平面设计的关系,是为了解读我们身上所携带的这种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就是始终在我们情感和思想最深处的一种设计的智慧与力量。这种智慧与力量,从汉字发生到现在,通过汉字及其汉字的其他艺术形式,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帮助着,从来没有停止过。关注中国人类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二维空间中的创意与创形能力,是发展中国平面设计的必经之路。
作为中国人,我们对汉字与中国平面设计要做的还很多, "创意"和"创形"思维融入当代平面视觉传达设计语言中,从而产生一种崭新的创造力,在平面设计领域中去展现中国文明不衰的艺术神韵,是中国设计师的理想与责任。
结语: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汉字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文化提供的有利的发展条件,它与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是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平面设计是更有表现力的传递汉字信息的平台,反过来,汉字是平面设计中 富有中华文化的组成因素。在世界经济多元化和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发展的今天,作为平面设计工作者,我们应该看清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认为商品经济就要把本民族的文化用设计的思维的方式表现在其中。将汉字和中国平面艺术携带和体现的中国人的二维创意创形能力继续发扬和传承下去,是发展中国艺术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必要之路,是每个中国艺术家和设计师的责任和未来。
参考文献
[1]《艺术概论》杨家安,吉林美术出版社,200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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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字和文化问题》周有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关键词:汉语零起点;留学生;汉语综合课;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1-0215-02
一、前言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选择中国作为留学的目的地和未来发展的立足点。然而绝大部分外国留学生都是汉语零起点,对于中国文化、汉语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让这些留学生尽快适应并融入新环境,学会使用最基本的汉语日常生活用语很关键,这是对外汉语教学课必须承担的责任。目前中国高校的对外汉语课主要有汉语综合(或称为“精读课”)、听力和口语三门课。其中汉语综合课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的课程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全面培养和训练留学生的汉语听、说、读、写的能力。笔者以近年来承担汉语综合课教学的经验和感受为基础,对汉语零起点留学生的汉语综合课教学进行了如下几点思考。
二、以教材为本,适当补充应用性内容
对外汉语教学是针对母语非汉语的外国人进行的汉语教学,其性质是外语教学,即第二语言教学。虽然现有的对外汉语教材大多不能尽如人意,但是很多通行教材在编订时充分考虑到了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心理、习惯和接受能力,应当在教学中尽量遵循教材的编排内容和顺序,从语音知识和简单日常对话开始,逐渐增加词汇和语法内容,由日常生活用语到相对正式的汉语表达,注重培养留学生使用汉语进行社会交际的能力。大部分汉语零起点的留学生在开始学习汉语时,都有着较为急切的求知欲。他们期望课堂上学到的汉语能够解决他们在日常交往中遇到的语言问题,比如吃饭、购物、坐车、看病等。这就要求汉语综合课教师适当地增加一些常用的生活用语,紧抓留学生学以致用的心理。这一阶段留学生学习、参与的热情都很高,比如在学“对不起”时,可以补充“没关系”、“不好意思”、“没事”等说法,有的留学生就会立刻指出,对中国人说“谢谢”,他也会回答“没事”。在师生热烈的互动交流中,留学生不仅能丰富自身的汉语词汇和表达,还能在一种积极活跃的状态中学习汉语,去自信地克服自己语音语调、辨识汉字的问题。对外汉语教学不仅是一个语言传授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传播、推广的过程。即使是针对汉语零起点的留学生,也要关注中国文化的适当导入。如讲解汉字“好”时,告诉留学生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儿女双全就是好”,一方面增强了汉字学习的趣味性和汉字记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使留学生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所了解。再如讲到询问年龄时,可以补充多种询问句式及其应用对象,用“你几岁了?”问10岁以下的儿童,用“你多大了?”问同龄的朋友,用“请问您高寿?”问老年人等。虽然有的用法留学生不能立刻掌握,但是他们能够了解中国文化中尊老敬老在语言上的表现,懂得在实际生活中不同的场合、情境应使用不用的句式。另外,汉语零起点的留学生多是第一次来中国,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风俗人情、文化古迹都充满了好奇。汉语综合课教师还可以配合课文话题,增加中国的节日习俗、风味小吃、名胜古迹等相关内容,特别是高校当地的风俗文化、旅游景点,都是留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这些文化内容的加入,不仅活跃了汉语教学的课堂,也增强了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和对中国的感情。
三、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法,让留学生快乐学汉语
吕必松在《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中指出:课堂教学是帮助学生学习交际的场所,所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能只传授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组织和指导学生利用学到的语言知识进行包括交际性练习在内的言语操练。对于课堂讲授的知识,留学生必须在大量的实际操练中才能真正地掌握。
方法一:创设生动有趣的话题、情境。教师依据课文主题设计相关情境,让留学生分组练习并当堂表演,如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国家、家庭状况等;也可以发动留学生自设情境,让他们使用课外所学的语句进行对话;或布置课外题目,课上轮流作口头报告,如谈谈自己的中国朋友、描述去某个地方应该怎么走等。这样的练习方式生动有趣,留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无疑会使他们的汉语学习更有动力。
方法二:开展游戏、竞赛。如写汉字比赛,把普通的听写测验变为写汉字比赛,听到汉字或词语最先举手的留学生到黑板上写,写对汉字最多为胜。读写汉字对于汉语零起点的留学生来讲是最困难的部分,心理上的畏难情绪和学习中的挫败会使很多留学生丧失继续学习汉语的信心。在刚开始接触汉字的阶段,这个简单的比赛能够激发起留学生识记、书写汉字的兴趣,而这个基础打得越好,后面留学生的表现也会越好。另如一些语音练习游戏,每个留学生代表不同的声母、韵母,教师随机念出一个拼音,这个拼音中包含的声母、韵母两位同学就站起来,留学生在快乐的氛围中复习、巩固了所学的知识。
方法三:借助多媒体展示一些图片、漫画、视频,让留学生用汉语描述。这个活动可以由易到难,最初是一些日常事物,如公交车、自行车、飞机场、天安门等,拓展留学生的词汇量;进而添加一些简单的情节,如今天的天气有点儿冷、他到办公室找王老师等,让留学生有意识地使用课上学过的句型进行表达,增强他们的实际运用能力,甚至成段表达能力。
让留学生快乐学汉语,可以调动和保护其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知识并应用于实际生活。唯其如此,留学生培养起学习汉语的兴趣,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把汉语学好,进入汉语学习的良性循环。
四、课堂用语由纯英语向英汉双语、汉语为主过渡
在汉语综合课的课堂上,教师最初的教学语言只能是英语。即使每节课补充一些汉语的课堂用语,留学生也不可能很快记住并反应过来。此时教师不必刻意追求双语教学,随着留学生汉语词汇量的增加,逐渐加大汉语的使用比例。如留学生学了数字的读法和“书”后,教师就可以用英汉双语说“把书翻到第25页”并辅以翻书的手势,说过几次之后,直接只说汉语,留学生就能听懂了。很多汉语课堂用语在反复强调和使用中给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就能单独使用。但是此时的课文、词汇、语法难度都在增加,要确定留学生准确理解课文、生词的含义,掌握词汇、句型的使用,还是需要借助英语的媒介作用。特别是讲解语法时,一些较难理解或是容易混淆的语法现象,用英语解释还是省时省力。已有研究者指出:由于这些学生不是跟母语说话者在同一个班组,因此教师需要用第二语言学习者能理解的方式来教授内容,而且教学过程中采用的语言和任务要维持在合适的难度水平。需要警惕的是,虽然以英语为媒介语能极大地提高汉语综合课的效率,但很容易使留学生形成对英语的依赖心理,理解汉语词句时总是先翻译成英语,再翻译成其本国语言。教师有意识地在课堂内外使用留学生已学过的汉语词汇,尽快使汉语综合课堂脱离英汉双语的阶段。留学生更多地浸在纯汉语的情境中,才能使他们的语言思维模式完成由本国语言、英语到汉语的转变。
五、加强情感教学,培养师生感情,鼓励学生的社会交往
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是教学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在汉语综合课教学中强调情感教学,一方面能保证教学任务顺利完成,另一方面还能让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中得到归属感。汉语综合课课时较多,教师与留学生接触也比较多,应努力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上关注留学生心理变化,还要针对其个人情况给予单独指导。对因学习遇挫而情绪消极的留学生适当引导和鼓励,帮助他们努力赶上;对于程度较好、进步较快的留学生推荐学习材料,给足进步空间,防止他们因课堂上收获不大而产生懈怠情绪。汉语综合课教师应时刻关注每一个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中的表现,第一时间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使他们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同时,留学生大多第一次离开故乡和亲人,对中国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饮食、气候,甚至作息时间等各方面都感到极大的差异,这会使留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问题,轻者影响心情,重者可能引起严重的消极抵触情绪,对汉语学习也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汉语综合课教师还要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况,并留心关注其心理问题,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并以积极愉快的心态度过在中国的留学生活。汉语综合课教师还应鼓励留学生在课堂之外多与中国师生交朋友。大多数留学生喜欢与同龄的中国学生交往,不仅能提高汉语水平,还能更加深入地接触和了解中国社会文化,收获学业之外的人生经验和阅历,这对于留学生来讲是更难能可贵的。
六、结语
教无定法,汉语综合课教学虽有基本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但教师也应因材施教,针对汉语零起点留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教学设计,从具体教学实践中不断发掘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及时更新内容,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帮助汉语零起点留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感受到学习汉语的乐趣,带着浓厚的兴趣,积极主动地学习汉语,并为他们更高层次的汉语学习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杨寄洲.汉语教程(第一册上)[M].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
[2]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M].国家汉办编印,1996:105.
[3]曹贤文.内容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1):34.
关键词:借词;英源借词;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23.31
一、借词概述
词语借用是文化融合和语言发展的必然产物。任何一种语言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从其他语言中吸收有用的词汇材料,以满足本族语言中的语义空白。汉语从外族语言中借用词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221BC—AD220),但对这一语言现象的系统分析直到20世纪初期才初见成果。
1.1借词的定义和认证
在对词语的来源及理据的分析研究中,学者们选用了不同的术语定义词语借用,影响较大的有“外来词”、“外来语”、“借词”、“借字”等。关于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讨论也存在争议,下面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定义,借以了解业界对词语借用的认识程度。
外来词指音义都来自外语的词,其中包括音义的完全借用,也就是词的意义和声音形式都是来自外语的词的。比较常见的外来词是根据本民族语言的语音结构规律把外语中被借用的词在语音形式上加以一定程度的改造。如阿司匹林aspirin。(高名凯,王安石,1963)
外来词也叫借词,即一种语言从外族语言中翻译或借用的词语。狭义的汉语外来词应该只指上面说的这些音译外语词,不包括完全意译的外语词。(胡明扬,2000)
“外来语”一词是本世纪初年代从日语借入的(1902),一直到本世纪50年代初,主要限于指完全或部分音译的词,此外还增指从日语借入的训读汉字词。(史有为,2000)
一种语言往往从其他语言中吸收一些有用的词,这种词称为“外来词”,或称为“借词”。(周祖谟,2006)
笔者认为,界定借词首先应该区分语言单位的输入和文化概念的输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变迁,一种语言中的词汇必定无法描述当前社会的某些事物,这就需要创造新词或者借用其他语言的词汇来表述。借用的词语往往承载着语言、文化、社会三重身份。从语言学研究角度考虑,它既可以促进本民族语言的创新和发展,丰富语言的表达方式,又能加深本族人民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感悟更多的语言现象。在借用过程中,常出现两种情形,即语言单位(一般是词)的整体借用和新兴概念(本族语中没有的概念)的引入。豪根(Einar Haugen)将借用定义为“试图在一语言中再创造另一语言中已有的模式”。(祝畹瑾,1992)在拼音文字中,人们可以通过照搬(alien)或者转写(denizen)引进所需要的词语,而非拼音文字(如汉字)引进词语就要复杂的多。汉语吸收外来词大别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根据外来的事物自创新词,第二种是根据外来语言的原词加以翻译或借用。(罗常培,吕叔湘,王力,1981)
根据外来的事物自创新词所根据的只是外来的事物,并不是外来的语言,它是异质文化对本民族意识形态的冲击,是文化概念的输入,是语言使用者对新事物的认知反应。而翻译外来语言的词汇有音译、意译、仿译等不同的方式。
所以,本文采用英源借词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从英语中整体输入汉语的音译词、半音半意译词和音译加类名三类词语,即借入汉语的存在音译成份的词语,只是在语音形式和文字形式上进行了符合汉语言系统的微创造。
1.2英源借词在汉语中的存在形式
在吸收英语词汇时,汉民族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有一种拒绝单纯音译词的倾向。虽然在一开始吸收外来概念时,会将其形式一并吸收,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往往会舍弃借用词语的原有形式,用汉语的语素另造一个新词,或者在借用之初就使用意译和部分意译最大程度地将其改造和汉化为符合汉语习惯的词。本文讨论的存在音译成分的借词一般有三类情况:
(1) 音译词,纯粹音译,不考虑所用汉字的意义,只求声音近似。
(2) 半音半意译词,对引入的概念一半用音译一半用意译。
(3) 音译加类名,在音译的基础上加上表示该事物类别的语素。
从上表的英源借词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词大多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今天开放的社会中,语言的彼此影响已经越来越频繁。当汉民族文化与欧美文化进行交流和碰撞时,语言也始终站在冲击最为强烈的前沿,两种语言之间的对话正在推动着语言融合,我们也可以从借词中窥见文化交流的各种情况。所以说借词实际上不只是社会语言现象,而是相近或相异的社会文化互相接触必然产生的后果。(陈原,2003)
1.3英源借词在汉语中的语义变化
一个词被借入后,意义可能有所改变。可能会受到借方文化的语言的影响而产生新的意义和用法。因此外来词同相应的外来词相比较,往往在意义范围上有出入。(邢公畹,1992)。词汇意义的变化是一个连续、缓慢而渐变的过程。当汉语从英语中借用词语来填补需要表达新事物的语义空白时,常存在以下几种语义变化:
(1)词义的扩展,即一个词语在英语中不具备某项意义,进入汉语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经过汉语语义系统的改造具有了新的意义。如:mini在英语中仅为微型的,袖珍的意思,借入汉语后增加了小巧、可爱的感彩。cool的基本释义是凉爽的,冷静的,引申为绝妙的,出色的;而“酷”在汉语中除了令人满意的意思外,主要指一种被青少年所崇尚、追求的美好而前卫的形象和气质,也出现了“扮酷”、“装酷”、“玩酷”这样的合成词。
(2)词义的缩小,即一个英语词在英语里有多个义项,而汉语只借用了它的其中一个或较少的几个义项。看看21世纪大英汉词典中cartoon和bar两词的释义:Cartoon1.漫画,幽默画,讽刺画2.卡通,动画片3. 连环漫画4. (壁画等的)草图,底图5.计算机打印输出的图像。在引入汉语之后“卡通”只保留了其动画片和漫画的义项。Bar在英语中有近20个义项,在借用为“吧”后,只保留了售酒(有时也售饮料、食品)柜台(带轮子的)餐柜;酒柜(常带轮子的)上酒小车酒吧间(专售某种商品的)柜台,专柜这项。如酒吧、网吧。
(3)词义的升格和降格,词义升格即一个词从原先表示贬义或中性意义转为褒义,反之即为词义的降格。Show在英语里体现的是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西方个性主义文化,而在现代汉语中往往用“作秀”一词将其与虚张声势、名不副实联系起来。生活中我们常说的作秀,除了说到电视台作秀,到舞台上作秀以外,通常都具有明确的贬义,专指那种缺乏诚意或怀着不甚纯洁的动机装模作样、故作姿态的举动。显然,这一词语的借用并没有将西方文化中展现自我的理念一同吸收进来。Marathon在英语里只指一项体育运动,马拉松赛跑。借入汉语后除了指马拉松赛跑又引申为时间持续得很久(多含贬义):~会议|~演说。
一个词语有很多义项,在语言接触发生,需要词语借贷时,接纳一方只取所需义项以满际需要,而借词这个“异文化的使者”也会在语言的使用中经历词义范围缩小、扩大、贬化、褒化等变化。
二、学习者学习借词的优势及劣势
2.1学习者学习英源借词的优势
英源借词覆盖的范围很广,主要包括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日常生活等,学习者在学习汉语之前就接触过这些概念,相对比较容易理解,所以这类词语的学习不难。他们只需要学会简单的汉字,就能很快地掌握。萨丕尔说“语言主要的是一个听觉符号系统”,当学生在汉语词汇学习中遇到语音方面与其母语有联系而在意义上理据性较弱的借词时,会刺激其求知欲,而教师也可以适时地选择切入点,调动学生已掌握的语言中的语音或词汇知识来扩大词汇量。
2.2学习者学习英源借词的劣势
首先,借词虽容易理解,但是不易自学。除了专门的外来词词典之外,一般的词典中并未收录这类词语。这就造成了学习者在课后学习时的障碍。其次,存在音译成分的借词虽保留了与源语言相似相近的语音,但并不相同。汉语在吸收词语使其成为汉语词汇成员时,已经在读音、声调、音节上进行了一番改造。其中,音译加类名这种情况是因为一些新兴的概念或者事物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等价物,在引入的时候就需要给它做一个分类,在后面就缀一个类属词,这样易于本族人民接受并且使用。这类具有汉语独特语言习惯的借词,中国人使用了很多年,但是留学生学起来却有些困惑,比如:“爵士舞”,“jazz”本来就是一种舞蹈,为什么还要给它添加一个类名成分加以赘述,是留学生常会有的疑问。
借用的词语在长期使用中,以汉字形式出现,受到汉字形、音、义的制约,必然会染上汉民族的独特色彩。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若过度联系母语中原词,用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理解词语,就会出现语音及语义上的错误。
三、对外汉语中英源借词的教学方法
对外汉语教学中几种主要教学法大都关注语法教学,近年来词汇教学的重要性已日益凸显,但仍然没有一种系统的词汇教学法给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以指导,使得词汇教学有序高效地开展。英源借词是汉语词汇系统中比较特殊的一类词,作为对社会交往现象的记录,它在不断变化以适应社会的演变和发展,因此教授这类来源于学习者母语文化的词语更能激发其学习兴趣。
3.1借词的选择
对借词的分类有许多种,根据词语类别分有饮食类、科技类、艺术类等;根据借词的类型分有音译词、音译加意译词、音译加类名等。不同时期输入汉语的英语词语是不同意识形态下双方社会文化差异的体现,只有具备在汉语中使用较长时间的条件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借词。现在人们对借词的兴趣和接受能力已经逐渐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由此也引起了外来词语数量剧增。大量的外来词语充斥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之间,新一代的年轻人对于这种洋溢着外来文化的语词更是不加理性思考任其发展乃至使用泛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怎样选择借词,选择怎样的借词并且教授给学习者是摆在汉语教师面前的首要问题。教育部每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都会统计这一年各类词语的使用频率,可见词语的使用频率和范围成为其选择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3.2借词的教学原则
教学过程中,教授使用频率高的借词,除了语音阶段强调其与原词语音语调的差异之外,还要着重强调词语的意义。词语都具有概念意义、联想意义、色彩意义等。借词经过汉语的改造之后,有些词语的意义与原词并不对等。这就需要教师在词语教学过程中,逐步深化这种差异性教学,使学习者在学习借词时摆脱对母语的依赖性,从汉语的角度去重新认识词语,避免学习者在看到这类词语时与母语的的强行性等价化。
3.3 借词的教学方法
(一)游戏学习法
做游戏学汉语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降低课堂中陌生语言带来的焦虑度,使每一个学生都投入有角色、有情节的游戏活动中,提高学习效果。英语与汉语属于不同的语系,并无亲属关系,汉语的声调往往是欧美学习者学习汉语的难点。声调的教学中引入游戏法,可以使学生在游戏中意识到借词与原词在音节和声调上的差异。
通常一部教材的设置在新旧知识之间都会存在密切的联系,教师在导入新课时,也可以创设游戏活动情境,充分调动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顺利地实现新旧知识的对接,提高教学效率。在初级阶段学生通过教师的讲授接受现成的内容,如通过游戏纠音正音之后掌握正确的语音。在中高级阶段,教师就可以遵循学习能力迁移规律,开展认知深化活动。教学中通过游戏让学习者运用已有知识、技能开展小组间互练读、评读、赛读等,提高认知能力。
不过游戏法作为辅教学法,其游戏设置需要教师根据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学习能力、词汇内容等灵活调整。如果一堂课中游戏时间过长或游戏设计与教学内容脱节,会造成课堂气氛活跃但学生并没有掌握学习内容的情况。
(二)用形象或者语境的方法
从词的语法属性来看,借词主要是名词,而名词大部分都是单义词,这就为学习者掌握词义提供了便利。但是汉字的认知和词汇的扩展几乎是同步的,学习者在并不牢固的汉字认知基础上扩展词汇就更难,尤其是在记忆中储存孤立的词。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利用对比、联想、等方法,使词语进入学习者的词汇网;也可以用具体的实物、图片来展示词语,像汉堡包,培根,咖啡等词语一定能引起学生共鸣。
(三)运用多媒体教学
认知心理学理论表明,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时,动用的身体器官越多,学习的效果就越加。多媒体教学中的视频、音频等集声音、图片、文字于一体,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刺激,让学生真实体验到这个词。爵士乐、芭蕾舞、迪斯科等文艺类的词语就比较适合用这种视觉刺激来传授给学习者。
四、结 语
借词是语言文化接触的必然产物,对借词外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汉族与其他民族接触交往的历史,了解不同历史阶段文化发展的特征。从语言学上讲,借词是来自汉语以外的语言的词语,分析汉语对于异质成分的改造吸收过程,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进而推进对外汉语的词汇教学。
参考文献
[1]陈原(2003)《语言和人》,北京:商务印书馆
[2]胡明扬(2000)《语言学概论》,北京:语文出版社
[3]高名凯、王安石(1963)《语言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
[4]罗常培、吕叔湘、王力(1981)《现代汉语资料选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5]史有为(2000)《汉语外来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6]邢公畹(1994)《现代汉语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