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发展规划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核电发展规划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核电发展规划范文第1篇
通航产业作为航空产业的重要一翼，已经被列为国家七大新兴战略产业之一。随着各方面环境的改善，我国的通航产业正逐步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航空小镇近些年来尤为引人关注。笔者所在的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作为中国航空产业领域咨询、规划、设计、施工的全产业链国家级航母型企业，这些年在该领域做了大量实践工作，基于此，笔者有一些心得分享如下。
何谓航空小镇
首先我们应该对航空小镇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目前国内通航产业刚刚起步，暂未出现成熟的航空小镇模式，所以笔者参照亲自考察过的不同类型的国外成熟案例作为对标研究。
美国洛杉矶约翰・韦恩机场（John Wayne Airport）拥有一条1800米×46米的主跑道和一条800米×23米的副跑道，该机场以通航运营为主，兼有支线飞行，年起降架次约25万次，客流量约900万人次。围绕该机场，形成了一个航空小镇，总面积约13平方公里（含机场），周边规划了商务及行政办公区，以及包含多个高尔夫球场的休闲娱乐区和住宅区，是一个典型的以商务/公务飞行为主导的航空小镇。
美国佛罗里达州波特奥兰治的云杉溪机场（Spruce Creek Airport）拥有一条1220米×54米的跑道，驻场飞机400多架，每年起降2.5万架次，每天有约68架次飞机起降，机场属私人所有。围绕机场形成的航空小镇是全球最著名的居住型航空小镇，共有1300个住户，部分飞机可以通过滑行道直接入户，停放在自家机库之中。
美国威特曼机场（WittmanAirport）位于奥什科什市南侧，因每年七月在此举办的飞来者大会（EAA）而闻名全球，EAA是这几年国内通航界人士必去的盛会。该机场拥有一条2439米×46米跑道和一条1883米X46米跑道，年起降约9万架次，吞吐总量虽不大，但在飞来者大会期间，该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围绕该机场形成的通航小镇面积约12平方公里（含机场），因为EAA，该小镇成为世界最著名的航展型航空小镇。
新西兰皇后镇机场（QueenAirport）位于新西兰南岛，瓦卡蒂普湖北岸，是典型的旅游目的地支线及通用机场，拥有一条1800米跑道。围绕该机场形成的航空小镇面积约8平方公里（含机场），周边分布有高端度假酒店、高尔夫球场、葡萄酒庄园等，有众多小通航公司在该小镇运营着雪山冰川户外探险、大湖空中观光等空中游项目。
从以上四个案例可以看出，航空小镇的功能不仅仅限于与航空产业直接相关的领域，典型的航空小镇都集居住、学校、餐饮、办公、购物等功能于一体。在这些航空小镇里，通用机场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扮演交通设施的角色，但它们带来了交通便利性，进而带动了地区的人气聚集，并促进了区域内其他产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航空小镇给出定义：航空小镇是指围绕通航核心业务与基础设施，具备生产、居住、商务、休闲、旅游、会展等多种功能指向的城镇化聚集区。
航空小镇的规模可大可小，功能可全可简，与行政辖区上所指的“镇”并无直接联系。以往我们所说的通航基地、通航园区，包括笔者正在参与规划设计的爱飞客航空综合体，都可以划入航空小镇的概念范畴，只是职能或发展阶段不同而已。按照功能指向，可以将航空小镇划分为三种类型：产业依托型、环境吸引型、活动集聚型。这三种类型的航空小镇可以覆盖通航产业的大部分业务领域。
为什么要发展航空小镇
笔者以为，发展航空小镇有以下几个积极意义。
第一，航空小镇是航空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我国要成为航空强国，航空文化的普及势在必行。航空小镇是国民了解航空文化、体验飞行乐趣、进修专业知识、参与航空事业的理想途径。
第二，航空小镇可以有效促进运输体系的完善。我国运输航空发展迅速，已是全球第二，但航线覆盖率仍然有很大不足。建设航空小镇，扩大运输范围，不仅是对民航运输的有效补充，也是对整个运输体系的重要完善，可为人们出行提供更多方便快捷的方式。
第三，航空小镇是通航产业的推广平台。无论哪种类型的航空小镇，都可以提供通航运营、维修托管、产品购销等一系列航空专业服务，可有效促进通航产业的整体发展。
第四，航空小镇是城镇建设的新型模式。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航空小镇在空间上相对远离城镇，同时还能集聚多种产业，可以有效改变城乡差别、东西差距，在推进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可以探索一条新路。
第五，航空小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通航网络建设是通航发展的最终结果，航空小镇是网络建设的节点。通航网络及节点拉近了区域距离，可有效促进区域融合，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兴动力源。
第六，航空小镇是城市形象的魅力名片。现阶段，航空小镇属于新鲜事物，但也是社会热点。规划建设航空小镇能有效聚集人气，提升城市吸引力，促进城市形象改善。
中国应如何布局航空小镇
近些年，随着我国通航产业发展和低空空域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各地规划建设航空小镇的热情空前高涨。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具体体现在：（1） 网络结构不健全，不成体系；（2） 发展方向不明确，盲目模仿：（3） 建设规模不实际，贪大求全：（4） 运营模式不清晰，亦步亦趋。总体来说，国内大部分航空小镇的规划基本上还处于概念阶段，缺乏理性的思索和科学的设计。
国内通航产业规划及建设现状
客观的说，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并不是每一个通用机场周边都适宜建设航空小镇，也不是所有航空小镇都能发展到功能完备的规模。还以美国为例，全美共有约15000个通用机场（起降点），这其中纳入到国家机场网络体系的不到3000个（其他大部分为私人机场），只做通航业务的仅有2000多个，约占总数的13%。在这2000多个通用机场中，依托它们形成航空小镇的仅有1 70余个，占总数的8.6%。可以看到，在通航第一大国美国，依托机场形成航空小镇的比例尚且不足1/10，更何况我国？这就要求我们在做航空小镇的规划建设时应当更加理性和谨慎。
在当下的中国，产业尚未发展成熟的现实条件下，航空小镇的形成不大可能出现随意生长、遍地开花的形势。航空小镇的全国布局应当以社会、经济、自然等条件为前提，统筹规划。根据人口聚集程度、经济发达程度、生态环境资源优劣以及在全国发展战略中的地位，笔者认为，现阶段适宜优先发展航空小镇的地区基本可以归纳为三大发展带（沿海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中南发展带），五大核心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武汉），若干重点区域（如海南、内蒙、黑龙江、云贵、新疆等）。
航空小镇成功的关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发展航空小镇有诸多重要意义，但是成功运作一个航空小镇并非易事，至少应具备以下三个要素：（1） 区位上依托通用机场，功能上关联通航核心业务；（2） 必须是一个集生产、生活、商务、休闲等若干功能为一体的新兴城镇化聚集区；（3） 根据基础条件与特点不同而有不同的产业功能指向，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
这三个要素概括起来就是航空基础+人气聚集，实际上就是“通航+X”的发展模式。航空基础是指拥有航空运营主体业务，而人气聚集体现在文化+旅游+地产+休闲+医疗+教育+……多个产业组合中。如何解题“通航+X”，需要解决如下三大核心问题。
项目落地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机场选址、规划和土地、通航企业自身角色定位、政策条件等问题，航空小镇才可能顺利落地。
市场契合问题，阐述“X”是什么的问题，同时要解决产业形态、功能组合、平台建设、合作方式、项目运作模式等问题。只有契合市场，航空小镇才能生根发芽。
产品设计问题，回答“×”怎么做的问题，即解决具体小镇功能产品的设计、商业策划、效益回报等问题，如此，航空小镇才能实现更好的预期收益。
中国航空小镇发展建议
未来，中国航空小镇应如何发展？这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一方面取决于通航产业的成熟度，一方面取决于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取决于中国消费者的偏好。结合当前形势，笔者的建议如下：
回归交通本质，提供更好产品。在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和国内政治经济新常态之下，国内豪华公务机包机业务的比重正逐年下降，成本节约、快捷经济的原则会成为很多客户的首选。伴随着新一代超轻型喷气飞机和高性能涡桨/活塞飞机的问世，专门在某地区运营Air Taxi的公司将陆续涌现。他们选用低成本飞机，以远底于传统公务包机的价格和同样周到的服务，吸引客户，提供点到点的个性化航空旅行。未来的航空小镇规划应适应这种变化，在空间设计上应更加精细化、集约化，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设计和服务内容。
融合新业态，立足发展前沿。这几年，文创产业的发展一次又一次的刷新着我们的传统观念，大家都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和无限商机。通航产业也不例外，在通航产业中不断涌现出新的业态，如空中专递、电商微物流、低空旅游、飞行婚礼、航空真人秀等。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还会有更多新型产品和服务出现。航空小镇要与这些新业态相互融合，寻找粘合点，保持敏锐嗅觉，从中发现更多的发展机遇。
契合互联网经济，打造产业平台。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资源的占有，资本运作是其重要工具。通航产业与互联网产业有一定的契合性，机场、航线是其核心资源的根本，产品、服务是其重要手段，航空小镇的发展应该撬动社会多方力量，善于利用资本运作，打造全新产业平台，这是航空小镇发展和壮大的主流方向。
核电发展规划范文第2篇
第一个，从自然搜索角度如何快速增加店内流量？
第二个，非品牌店铺产品线是如何形成的？
今天，各位童鞋们也可以带着这两个问题，进入我们的分享。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于多品类爆款的打法与节点规划思路”。
方法和案例只能供大家参考，每个公司能够存活下来必然有各自不同的优势，所以我认为在分享过程中思维的碰撞比分享内容本身更具有价值和收货，期待童鞋们提问。
我一直是做男装的，所以在这里分享的更加针对季节性产品，操作非季节性产品的童鞋可以触类旁通，希望给你们带来一些思路！我分享的内容主要分两块：一.品类规划 二.时间节点控制。先规划、再控制，节奏很重要！
第一部分：品类规划
品类规划的思路，多品类的获取流量，差异化的品类组合带来灵活应变，同时提升客户的连带购买。执行层面在做品类规划的时候，我会用到两个数据软件：1.生意参谋（市场行情专业版） 2.生E经。
生意参谋主要目的是收集行业整体子品类的成交及人气变化趋势，生e经的目的是收集单个品类其属性的成交数据。接下来要讲到的是我具体的操作细节。
举个我们店铺的例子：
第一步，店铺在准备秋季品类规划的时候，我会先在生意参谋子行业成交排行里面收集去年7、8、9、10月份每个月的子品类成交变化。
主要为了确定在接下来的季节里各品类的销售情况，比如哪些品类销售是在下滑的，及某品类的具体占比。
这个就在生意参谋市场行情里面收集的，再逐个品类去收集观察该品类的准备期、成长期、爆发期、衰退期的时间段，好为后续的时间节点控制做准备！
每个阶段分别要做的一些事情：
准备期：产品、选词、定价
成长期：转换率、增量、评价
爆发期：推广占比、词汇覆盖、货源跟踪
衰退期：消化库存、产品更替、数据复盘
这都是要在规划的时期计划好的。
第二步，收集单个品类属性的成交数据，这里我用男装T恤的品类做举例，在7-10月份是短袖慢慢转入长袖的成交时期，这时我们看生意参谋T恤品类的变化只会看到一路下跌的交易指数。
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到生e经的属性成交数据，只需要拉出长袖的每个月成交情况，就确切知道T恤在什么时候进行了关键属性的市场需求变化。
这里是去年，8月和9月的T恤袖长成交变化。其他品类的操作思路也是这样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品类选择除了参考数据外，更重要的是结合现有供应链特征，寻找供应链优势与市场需求的交集！
第二部分：时间节点的控制
时间节点的作用主要是计划好我们操作款式的准备工作！
我们根据前面规划时选定好的时间点，做一张时间节点表给到我们的采购部门。这张表的作用是让采购了解到我们上新的时间节点。同时，把控我们的上新节奏点，做好充分的准备，留给我们充足的选款，测款时间！
还有这张表，是运营部和采购沟通后，结合去年同期的产品深度，以及产品选中率计算出的款式采购需求表。
我们在操作爆款的时候，是要有足够的时间去给到我们款式成长的，所以我们在成长期之前做好我们的选款，测款，并且要及时定下主推款！
我们也会遇到没有在规划期内定下主推款的情况，往往都是犹豫不决，结果耽误了款式成长期的时间，落后于竞争对手，最后只能没落收场。
所以，在后来我们是不论款式多难选择，最后我们至少是要定下一个款式。如果在后期遇到很好的款式（例如自然爆的款式，点击转化非常好的）我们再做调整。
接着说上面T恤的例子，我们从品类规划那块收集到8月份属于T恤的成长期，9月份属于爆发期。我们首先考虑到的是在操作款式成长的时间，一般我们需要20-30天的时间。
所以我们必须在7月底到8月初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属于准备期，就得开始操作长袖T恤。所以款式上架时间就得定在7月份。
我们同时要考虑到采购部门的回款时间，一般是7天左右。产品的拍摄时间，5天左右，美工上款的周期，2天左右。。基本算下来就得半个月时间，这个根据每个公司情况来的。我们是这样的时间段。
我们一般做好规划后，在7月上旬就把采购计划制定好，7月中旬的时候就得款到款式上架，最好的情况是有两期的款式给我们进行选款和测款。
核电发展规划范文第3篇
沙湾镇现有初中4所，学生4005人；小学35所，学生7288人。在职教职工589人。为了让沙湾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全镇中、小学面对现代化，创建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示范学校，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特别是2002年开春以后，我们加大投资力度，陆续筹措资金31.5万元，建成多媒体教室3个，微机室2个，为我镇构建“惜时增效”教学模式，创造了极其有利的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教育的良好氛围。
目前，我镇已建成“7139教育网(7139.com)”教育网页。共有数字摄像机1部、多媒体教室4个、微机室5个、笔记本电脑1台、台式电脑155台、地面卫星接收站8个、投影仪158台、彩电146台、VCD56台、录像机40台、音像教材420多套 。教办、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中心小学、下北、寨原、马泉寨9个单位和学校实现了网上通。
为了强力推行素质教育，全面、深入地构建我镇 “惜时增效”教学模式，开创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新局面，我们计划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计划在2002年底，小河、下北、观头再建3个多媒体教室，一中、二中再建两个微机室、两个各6台以上的电子备课室；2003年底全镇中小学实现“校校通”，一中、二中、中心小学建校园局域网，中心小学建一个6台以上的电子备课室； 2004年底一中、二中、中心小学建起多媒体教学控制中心，学校布局调整后的20所完全小学建起微机室。
核电发展规划范文第4篇
海阳核电1号机组CV底封头吊装
自日本福岛核电站核事故后，各国核电发展计划陷入低潮。德国已宣布完全放弃核电发展计划，日本更是因核计划导致内阁动荡，中国火热的核电建设势头也一度降温――国务院总理宣布中国暂停核电项目的审批。
此后，世界一直密切关注中国重启核电发展的时点，目前中国核电已逐渐显示出解冻迹象。2011年12月9日，在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主持召开环境保护部常务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送审稿)》(简称《核安全规划》)。“《核安全规划》一直被视为核电项目重新开始审批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此次过审，已经显示出中国核电闸门即将开启，如果按照程序，明年3月左右中国就将出台《核安全规划》及《核电中长期规划》，核电项目重启已屈指可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这样告诉记者。
事实上，在2011年下半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曾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会上表示，中国发展核电的决心不会改变。他说：“针对福岛核事故，我国对自身的核电发展规划从安全的角度再进一步完善措施，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核电。”这并非是中国有关高层对核电重启表示支持的孤例。
此前不久，在中国核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透露，2012年3月后核电有可能步入恢复发展的轨道，中国未来将是世界最大的核电市场。张国宝此前历任国家核电自主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能源局局长等职，被媒体誉为中国能源“大管家”；在张国宝明确给出中国核电回暖信号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前部长李毅中在第五届亚洲制造业论坛年会上也表示，尽管核电在日本大地震后因为安全问题前景不确定，有很多国家暂停了核电项目，但是核电产业在以后仍将积极有序发展。虽然国内有识之士明确反对中国一窝蜂地搞核电“”，但他们也表示，在能源压力下，中国发展核电的步伐不会慢下来。
对此，接受《中国新世纪》记者专访的原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副主任董必钦分析认为：“如果中国想要在经济稳定增长和削减碳排放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只能选择核能。”目前，中国70%以上的能源供给要依靠煤炭，虽然近些年来，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新能源纷纷上马，但迄今为止，没有一项能像核电那样成为能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按有关报告所描述的那样：随着中国人均能源的消费量继续增长，2015年前后达到世界人均水平，中国能源会在未来4年持续绷紧。
接受本刊采访的一位研究员更加直接，“现今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我们政府有更多选择，这是一个单项选择题。”
核电经济链条
从2011年3月份开始，中国多地开始出现淡季“电荒”现象。浙江、湖南、重庆、贵州等地均不同程度的呈现用电紧张态势，各地相继采取限电等措施。而进入冬季以来，南方尤其是华中地区“煤荒”的报道不断，据称今年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等局部地区都存在煤炭供应紧张情况。拉闸限电已扩大到17省市，电荒苗头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
国家电网公司表示，2011年电力迎峰度夏形势将是近几年最为严峻的一年。根据初步估算，如电煤供需矛盾加剧，则仅仅国家电网经营区域电力缺口就达到4000万千瓦左右。值得特别提出的是，2011年伴随着核电的“冰封”，风电与太阳能迅速扩充，目前这两种新能源已出现产能过剩苗头。
中国政府为应对电力需求增加，发电企业成本压力上涨的难题，2011年6月国家发改委有关司局先后与中煤集团、山西同煤、晋煤、阳煤等主要煤炭企业进行座谈，要求维持煤炭价格稳定，并提出两个具体要求：一是年度合同煤价不能变，已涨价的煤炭企业要在6月底前退回；二是国有煤炭企业、行业龙头企业要带头保持市场煤价基本稳定，不能带头涨价。尽管如此，中国电力企业下半年仍然严重亏损。不久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报告，呼吁尽早启动 “煤电联动机制”，提高电价。
对此现象，张国宝认为，目前全球人口达到了70亿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化石能源的日益短缺，在这种情况下，能源缺口靠搞风电太阳能是补不上的，如果想要填补能源缺口，还得要靠核电，核电是保证人类未来化石能源逐渐枯竭后非化石能源供应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只是发展核电最基础的一个原因。”董必钦认为，核电经济是一个综合经济产业，其核心是由核供热与推进动力经济、核燃料及其循环经济、核工程与装备制造经济、核设施退役及废物处置经济、放射性同位素与辐射技术经济、核科技开发与创新经济、核军工经济组成。这些更辐射到地质、采矿、冶金、化工、机械、堆工、电力、电子、环保等多个行业，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司长李冶曾早前向记者表示，到2020年，仅中国核电装备业的国内市场规模就有望达到5000亿元。
实际上，中国核电的规模一直在增加。2007年10月，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国家发改委上报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 》，根据这一规划，中国计划在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4000万千瓦，装机容量比例从不到2％提高到4％，但不久这个计划数字在“十二五”规划中被再次提高，新的核电规划对《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进行大幅调整。根据规划，到2015年，中国核电装机规模将达到3900万千瓦；到2020年的核电装机规划将提高到8600万千瓦，占届时总装机的5％左右。而据《财经》杂志报道，目前全国各地准备新上的核电项目总规模已达2.26亿千瓦。
由于核电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力量必然要在其中占主要作用，在世界通行的规则中，核电建设多要求国家信用的担保，这无疑使企业的回款风险减小，这也可以从相关的人力资源需求上看出端倪，在各大行业人员基本饱和的今天，核电却正在经受着人员紧缺的困境。据国防科工局统计，2020年，我国核科技工业需要核专业本科以上人才约1.3万人，按照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需要400人计算，目前仅中国建设和筹建中的37座核电站就需要核电人才在1.4万人以上。
这只不过是开始。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成为了全球经营核电的竞争者，那么包括国内项目的核电建设将迅速稀释中国现有的人才梯队，到那时中国核电的人才链条将成倍增长，人力资源需求如是，核电经济的发展链条亦如是。
环环相接的核安全
安全问题一直是围绕核电发展的关键。为此，中国相关部门正在寻找新的核电技术标准。2011年9月底《压水堆核电厂核安全有关的钢结构设计要求》等101项能源行业核电标准的报批、编校和印刷工作完成。将在国家能源局批准后实施。该系列标准是由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承办的能源行业核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简称标技委)研究制定，并在2011年10月下旬召开的标技委一届二次会议上获得审议通过。
此前国家能源局曾于2009年了《压水堆核电厂标准体系项目表》，并在2009－2011年间，分6批共下达了470项核电(核岛)标准的制定、修订和科研任务。截至2011年9月底，《压水堆核电厂标准体系项目表》中的680项标准已实施了101项，458项正在制定和修订过程中，年底约完成300项，剩余的标准将于2012年完成。届时，这些中国的核电标准可以基本满足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二代改进型和三代非能动压水堆核电厂建设需求的核电标准体系，为中国核电的重启提供支持。
自2000年前后开启核电装备建设以来，中国核电开始用三代核电技术AP1000技术逐步取代此前的两代和两代半技术。按照现有的在建规划，2015年核电装机规模将达到3900万千瓦，东方证券研究认为，随着核电安全标准的不断实施，后续核电项目恢复建设和审批都开始有了依据和标准，且安全有了更高的保障。
对此，中广核董事长贺禹也曾在一次行业大会上向媒体透露：“目前全国在建、在运核电机组安全检查、评估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安全检查报告正在形成之中；《核安全规划》、《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两个规划正在推进，有望年底前完成。”但是，有的专家学者对此后的核电安全尚有疑虑。目前，这一焦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问题上。
“目前，中国的核安全问题最重要的并不是在核设施本身上。它主要表现在外部，从政府决策到安全监管再到企业管理。这一系列问题环环相接成为了中国核电的不安全因素。”能源局专家这样评价中国核安全问题。
福岛核电事故之后，很多国人对核谈之色变，甚至在此问题上对政府、对理论产生了信任危机。而由于核电技术复杂，科学事实不容易被普通民众所认识，而媒体的科学性也不足又使这一危机很难解除。这样的情绪如果不适当进行引导，那么很容易引起过激举动。
事实上，从此前的3次核电事故看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促进了堆型的选择，让核电的操作规范性有了提高，已经不存在人为连续违规操作导致核事故的可能性；福岛核事故让人们认识到自然灾害也会导致超设计的事件发生，如海啸导致的接不上电、氢气爆炸等问题。现在，针对福岛核事故已经有了应对水淹问题、氢气处理、接电问题、防水问题的对策。要克服这个问题，一方面，科学家、工程师应该把能想到的风险都作出对策，要提供技术保障与足够的信息；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决策层次，决策者要对安全问题有预估，统一认识，达到共识，并普及知识，防止谈核色变。
而在中国核电安全监管方面，中国核电管理部门职能分工尚存在交叉不清问题。从目前的政府构架来看，在原国防科工委与民用核电有关的人员调至能源局后，国家能源局主管民用核电。但实际上，现在国防科工局除负责军工核工业外，还管理着民用核电的一部分，如说铀矿和废料处理，这块职能和国家能源局有交叉。而特别要注意的是国家原子能机构是架设在国防科工局之下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领域处于模糊地带，如跟国外签订核安全条约、和平利用原子能，应该由谁主导，国防科工局、国家能源局、还是科技部，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国家能源局与国家核安全局之间也存在交叉问题。就像目前国家能源局在编写《核电安全发展规划》，而国家核安全局在编写《核安全发展规划》，这两个规划实际上是有交叉的，那么这两项规划制定出台后，如何统一就是一个问题。这里面很多事情可以牵扯到很微观的小事上，例如机构改革后，原国防科工委的培训核电操作员和资质认证被划拨到了国家能源局，但国家核安全局也认为这事应该他们管。为此两单位曾到中编办协调，协调之后的结果是，考核由能源局考核，证书由核安全局发。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出了问题会造成两部门扯皮，而其中的安全问题值得深思。
从以上就不难看出，核电监管方面，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仍存在交叉、不清的问题。为此，张国宝曾经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核电看似很多部门在管，现在没有问题大家都抢着要管，真正出问题后我都不知道谁在管，不知道哪个部门是真正的牵头部门。这样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企业如何选择新的的核电技术标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天龙也告诉记者，由于核电产业的情况复杂，现在中国国内已建成和在建的项目采用的技术种类繁多，据相关资料统计，目前中国采用的技术分别有 CNP300、M310、CNP600、AES91、Candu6、CPR1000、AP1000、EPR 和中国试验快堆以及球床高温气冷堆等技术类型。当前在建的 33 台机组里面，采用 CPR1000 的为 22 台，占 67%，具有绝对的优势；采用AP1000 的有 4 台，占 12%；CNP600 机组4 台、EPR 机组 2 台以及高温气冷堆示范机组 1 台。“但可以肯定，一个国家核电同时存在这么多技术种类，这在世界范围也是绝无仅有，这并不是个好现象。”
核电发展规划范文第5篇
2012年5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全国民用核设施综合安全检查情况的报告》（下称《核安全检查报告》）和《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下称《核安全规划》）。半个月后的6月15日，环保部网站公布了上述两个文件的全文。
国务院常务会议后的次日，即6月1日，新华社播发系列文章，其编者按直言：“核电重启箭在弦上，开闸在即。”6月5日，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核股份）的上市环保核查也被环保部放行。中核股份计划融资1700余亿元，将可能是2012年A股市场上最大的IPO之一。
重启核电，显然是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大事。
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3?11”核事故后五天，中国国务院于3月16日召开常务会议，并作出四项决定：一是立即组织对全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二是切实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三是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四是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这四项决定被称为中国核电“国四条”，据此，在《核安全规划》获准之前，中国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已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彼时至今，全球核电形势一再变化，停建或停止运行核电站的西方国家一再增加，日本甚至于2012年5月进入一个无核电之夏，举国讨论是否彻底放弃核电。在此背景下，中国核电建设如果真的如外界所称，“已重启在望”，其影响不可估量。
不过，财新记者采访发现，最新调整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下称《核中长期规划》），并没有同《核安全规划》一并接受国务院会议审查，而前者才是中国核电重启真正的闸门。
多位核电专家和业内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核安全规划》是核电行业回暖的必要条件和清晰信号，但业界和民众更加关心的核电项目建设速度、核电装机量规划和内陆核电布局等问题，还需修改中的《核中长期规划》来回答。
但《核中长期规划》何时，目前局势仍不明朗。中国核电重启，显然尚未真正到开闸之时。
重启不易
长江边的江西彭泽核电项目，已停工一年又三个月。近日似乎峰回路转。去年核电“国四条”后，通过选址阶段环评，前期工作已经平掉一座山头的彭泽核电站，也在暂停之列。随后，这块已经安静下来的大工地却一直话题不断。经历了对岸安徽望江县的“上书”抵制（详见本刊2012年第9期“核电上书风波”），遭到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强烈反对，还经历了国内媒体关于内陆核电站存废的大讨论。
但《核安全规划》通过后仅四天，2012年6月4日，ST赣能（000899.SZ）、赣粤高速（600269.SH）均公告称，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即彭泽核电项目投资方，拟向股东按持股比例增加资本金4亿元。该两家上市公司各拥有江西核电的20%股权。
次日，中核股份上市环保核查获通过。该公司隶属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下称中核集团），中核集团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央企名录上排名第一。
股市的反应还不止于此，早在5月28日就有市场传闻称核能建设将重启，核能板块由此大涨三天。江苏神通累计涨幅达15.1%，其他个股如二重重装、中核科技、沃尔核材等“涉核”概念股也随之上涨。市场分析人士更在近期开始推荐买入、增持核电相关股票。
然而，在外界一片热闹中，中国核电业内并无欣喜之声，显得异常沉默。
一位中核集团内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中核集团谋求上市由来已久，2010年的中核股份的成立即是上市准备的关键一步，此次通过环保核查，应该只是顺水推舟的一个步骤。
上述中核人士表示，中核集团内部对于此次《核安全规划》的通过反应平淡，并认为《核中长期规划》调整后的，才是中国核电复苏的关键所在。
《核中长期规划》最早于2007年10月，当时对于核电发展的设想为，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但随着中国核电发展，原来的规划已经不适应社会变化，尤其是福岛核事故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明确将调整《核中长期规划》提上日程，围绕中国核电的建设规模和速度的讨论也由此愈加热烈。
据新华社报道，2012年5月10日，国家能源局副局长钱智民在“2012年中国核能可持续发展论坛”期间表示，《核中长期规划》和《核安全规划》已经通过国家能源局的审议，并上报到国家发改委。
然而，在5月3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核中长期规划》并未出现，仅是《核安全规划》获得通过。
一位接近核电决策层的不愿具名的专家称，中国核电发展的春天没那么快来，或许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该专家认为，日本核事故之后，中国内陆普通公众的核恐慌心理加重，2012年初彭泽核电项目引起望江县政府“上书”反对，就体现出了民意左右政策的力量。
当前决策者对民众的核恐慌极为在意，“出于维稳的角度，放行核电恐怕没有那么快”。
此外，在国际上，核电重启重建已成为政治问题，中国当前也正值政府换届的敏感时期，这让决策者对何时重启会表现得十分慎重。
煎熬与热望
在日本核事故之前，中国核电行业的发展正如同一辆加速前进中的列车。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范必曾经撰文指出，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前，中国业内对2020年核电装机规模的预期普遍超过7800万千瓦，大多数核电业主和配套企业甚至按照装机1亿千瓦以上制定自身发展规划。
但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役核电装机容量为1080万千瓦，加上在建的，全部装机容量仅1696.8万千瓦。
日本核事故发生之后，中国核电列车也骤然急踩刹车。至今，“国四条”所带来的效应已逐渐显现。
“有些项目已经等不及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顾忠茂告诉财新记者，例如湖南的桃花江核电项目，目前处境就十分尴尬，该项目据说“前期已经投入了38亿元”。
类似项目还包括位于沿海的江苏田湾二期工程，辽宁徐大堡项目等，这些项目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前拿到了“小路条”，即可以开展前期工作，包括设计、“五通一平”、关键设备采购的许可。但目前“大路条”，即项目审批遥遥无期，前期的巨额投资被拖着。
顾忠茂表示，“国四条”影响之下损失更加直接、更惨重的，是核电设备的供货商。一年多的项目停顿，正将他们拖入窘境。
国外核电供货商同样受到波及。某核电建设集团内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核电项目的关键设备多从国外订购，预付款通常只有5%到10%，签合同下订单后，供应商开始生产并承担大部分成本。“这些设备的价格，动辄几亿元人民币，一旦出现客户反悔的情况，供应商损失巨大。”
上述人士表示，“国四条”出台后，已出现了国内某待建核电项目以“不可抗力”为由，希望终止设备订购合同。但已经在生产的国外供应商，并不认可政策突变属“不可抗力”，双方正寻求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议。
安全不容忽视
日本核事故发生以后，中国进行了一场漫长的核安全检查，但检查结果的却一推再推。
根据最终于今年5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核安全检查报告》，中国核电设施在总体有保障的前提下，也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
该报告显示出，中国核设施在应对引发福岛核事故类似的极端自然灾害事件时，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例如，秦山核电厂尚未制订严重事故管理导则，秦山第二核电厂、岭澳核电厂、田湾核电厂，仅具有可以应对某些特定严重事故的规程。
位于四川汶川地区附近的高通量工程试验堆抗震设计标准偏低。据媒体报道，该试验堆距离汶川地区仅120公里，在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发生时，该试验堆曾经手动紧急停闭。报告认为，该试验堆需按照新的抗震要求进行重新评估，必要时加以改进，进一步提高其安全裕度。
对此次安全检查作出的“总体上有保障”的结论，多位业内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认同。他们同时认为结论“正面”，利于重启。
原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钱积惠向财新记者分析称，这次安全检查使得待建的核电站的冗余度和造价进一步提高，以降低本来就属于小概率事件的堆心融化的概率 。
不过，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高级顾问杨富强看来，这个安全检查的结论有些过于轻描淡写。他认为，安全检查的时间之长，过程之反复，检查出的问题应该不止那么简单。
中国目前是在建核电站最多的国家，而之前专门从事核电工程建造的工程人员并不多，“一下子上这么多工程，不见得每个工程队都是合格和有资质的。”杨富强说，曾有核电监管官员向他透露，中国的核电项目在基础建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核电研发、制造、建设和监管力量跟不上，在近年较快的核电发展中，容易造成安全隐患。范必也曾撰文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目前有限的核电研发设计分散，影响安全技术的标准化和推广应用，一些工程建设和装备制造企业安全意识不够强，质量保证体系不健全，重大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杨富强强调，核安全的结论仅证明中国核电项目的技术水平没有太大问题，但核电项目的安全与否，并非完全由技术决定。
监管体制隐患
杨富强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国核电安全潜在问题在于体制和管理方面。他表示，历史上几次大型核电站事故，均有安全管理因素在其中。而中国的核监管体制、应急反应以及核安全文化，都让人担忧。
财新记者发现，早在2010年5月4日，长期从事核反应堆风险评估分析和核能政策法规研究的周赟，就在国际期刊《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杂志上，撰文质疑中国的核电监管体制。
周赟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指出，国家核安全局是环保部的下属机构，而大型国有核电集团则属于国务院直管，这样的设置限制了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再者，国家核安全局，没有自己的研发部门来制定技术标准，对于现行法律法规不能覆盖的技术情况无法做出评估判断。
在日本核事故发生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改变核监管体制，一个大方向是加大核监管机构权重，直接置于中央政府之下，如日本即将成立的新机构即是如此。但中国的改变显然不大。
2012年“两会”期间，杨富强所在的NRDC通过两名人大代表递交了题为《中国核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建议》的建议书，但目前暂无反馈信息。
建议书中提到，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中国的核电主管机构发生了一些调整，包括国家能源局增设核电司、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增加相应的机构和人员等。但中国的核电安全监管在独立性、权威性等方面，仍难以应对挑战。
监管人员的缺乏也是制约监管能力的一大因素。范必曾表示，中国核安全监管能力严重滞后，国家核安全局和国防科工局从事安全监管的人员数量不足，监管人员待遇远低于核电站工作人员，这种现象增加了吸引人才、稳定队伍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