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发展规划(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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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发展规划

环保发展规划范文第1篇

一、产业现状和面临形势

(一)发展基础

近年来，我市坚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立足市情实际，依托国家和省上布局的一批大型环保产业，特别是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系列工程，紧紧围绕能源、化工、机电、果品等领域产业，积极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壮大，目前已形成了资源综合利用、环保装备制造等多类别的环保产业体系，为进一步促进节能减排、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是产业发展初具规模。截止年底，全市从事环保产业的企、事业单位有40余家，年实现产值约20亿元，其中年实现产值在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0余家，从业人数达到8000余人。

二是集聚效应逐步显现。以彬长旬能源开发、礼泉县废旧资源再生、渭城区能化产业为载体的相关环保产业体系已初步构建，地区分布特色日益明显，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环保产业聚集效应将进一步凸显。

三是形成一批骨干企业。以环保装备和环保产品生产为主的风润新能源、彩虹光伏、绿源地热，以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为主的彬长集团、星光养殖、清渭中水，以开展环保技术服务的203研究所等一批企、事业单位不断发展壮大，支撑和引领环保产业各领域加快发展。

四是部分领域基础较好。依托煤炭开发、煤电生产、水泥生产及农业生产等产业形成的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业快速发展，规模和技术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具备了一定市场竞争力，并促进了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存在问题

尽管我市环保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国内先进地区和部分兄弟市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和诸多问题。

一是环保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全市环保产业从业单位中，绝大多数都是小型企业，缺乏大型龙头骨干企业的引领和支撑，产业规模偏小。从业领域较为单一，大多数企业从事资源回收利用，涉及环境服务、环保产品生产、环保装备制造等领域较少。同时，绝大多数环保企业自身研发能力不足，未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和创新体系，由先进技术向产业化生产转化的能力还不强，“产、学、研”脱节。

二是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缺乏有针对性的环保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在资金、人才、服务、要素供给等方面扶持力度不够；投融资机制尚未建立，融资渠道不广，难以通过市场吸引社会资金的投入。

三是市场服务体系不够健全。环境工程招投标、环境工程评估、环境工程监理、环境科研等配套服务方面主要依托西安和其它城市，环保设施专业化营运管理相对滞后。

(三)面临机遇

一是宏观形势为环保产业提供了发展机遇。近年来，由温室气体排放所引起的地球气候变暖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推行低碳经济，发展低能耗、低排放的环保产业将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

二是国家战略为环保产业指明了发展方向。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大力发展环保产业”，要求“开发和推广节能、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随着循环经济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公众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为资源综合利用、洁净产品的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我市环保产业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

三是转变发展方式为环保产业拓宽了发展空间。随着我市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有利于我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循环型转变。

四是社会进步为环保产业奠定了发展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日趋完善和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逐年增加，环保产业将成为最具有潜力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发展循环经济为目标，以环保装备制造、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服务业为重点，推进产业升级。大力培育环保产业市场，建立和完善环保产业行业规范和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社会化、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推进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逐步形成技术先进、功能完备、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市场竞争力强的环保产业体系，推动我市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大技术研发资金扶持力度，实施重大项目应用示范工程，促进产业发展。立足于省内外市场需求，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产业竞争力。

2、坚持龙头引领、产业集聚的原则。依托龙头企业，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延伸产业链，建设若干各具特色的产业基地，促进相关环保产业向现有工业园区集聚，形成各类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3、坚持自主研发、引进合作的原则。倡导企业自主研发和集成创新相结合，加强与省内外研发机构和大型企业集团的密切合作，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着力提升产业自主发展能力。

4、坚持创新机制、规范运营的原则。加快建立有偿机制，推进废物处理收费改革，探索建立环境价格交易市场。开展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扶持在线监测运营企业的发展，提高环保设施运营效率。

5、坚持生态保护、综合利用的原则。树立生态保护理念，坚持生态优化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三)发展目标。

到2015年，全市环保产业实现产值1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率达到30%以上。力争培育5家以上年产值超过15亿元的龙头企业，其中年产值超过30亿元的1家以上；有10家年产值在5—15亿元的骨干企业，有20家产值在0.5—5亿元的重点企业；并培育出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小企业群，打造一批“拳头”产品和知名品牌。

三、发展重点

(一)环保技术推广应用

1、低碳节能技术。在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大力推广太阳能供热、照明的产品和技术，使太阳能利用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太阳能、LED光源、节水(含雨水)设施、节能墙材、低排量汽车、地源热泵等节能产品应用为主要内容，建设一批环保节能示范小区、酒店、商厦、办公楼、工厂、学校、街道等。

2、生态环保技术。开发和引进适合中小城镇、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和农村的分散式污水处理、高效人工湿地、人工生态水处理、固体废物处理的设备和技术；大力推广兴平市星光养殖场的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及沼液处理技术；推广淳化县润镇中学“生态校园”沼气应用模式；开展渭河电厂等煤电企业脱硫副产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及集成示范；推广水煤浆、粉煤等高效节能燃烧先进技术和产品；开展冀东、声威等水泥生产企业余热废物综合利用技术示范；做好兴化集团氨法脱硫技术的试点和推广工作。

3、环保产品应用。鼓励辖区企业积极取得生态产品、节能产品、有机食品等相关资质认证，引导广大群众和企事业单位优先采购和使用获得环保资质认证的产品。

(二)环保产品生产

1、污染防治设备。依托泾渭新区、沣渭新区、高新区和各工业园区，借助西安和科技优势，积极引进国内外大型环保企业和先进技术，重点发展城镇污水处理、生活和工业废气治理、机动车尾气检测和净化、固体废物处置、环境监控仪器仪表、应急处置与防护物品等设备制造产业。

2、新型环保材料。依托长庆石化、蓝德环保等企业，研究开发和生产新型载体填料、絮凝剂、吸附剂等水污染防治新材料，开发高温过滤及净化用多孔陶瓷材料、高性能碳纤维材料，生物除臭剂、燃油增效净化剂等，开发噪声振动控制新材料和新技术，形成初具规模的新型环境污染控制材料生产能力。

3、节能和清洁生产装备。鼓励发展大型国产化洁净、可再生能源装备设备，加快CFC(破坏大气臭氧层的氯氟烃)替代产品、低噪声设备和各种低排放、低公害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加快工业设备的节能减排改造，积极研发节能电机、锅炉、风机、压缩机、内燃机、变压器、调速器等。大力推广洁净燃烧技术，发展高效洁净催化燃烧和循环流化床锅炉、高效电除尘器、电袋复合高效除尘器、高温高滤速袋式除尘器及袋式除尘器高效清灰技术。依托我市多晶硅、光伏玻璃、风力发电机组等龙头产品，大力发展我市太阳能光伏和风能设备制造产业，打造我市可再生能源设备产业链。

(三)资源综合利用

1、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推进石油炼制过程中的火炬气、酸性气体等废气回收和综合利用。重点发展从冶炼渣、矿山尾矿、粉煤灰等回收有价金属技术，提高资源综合利用附加值。依托彬长旬能化基地，发展煤矸石发电和综合处置技术，发展利用煤矸石、粉煤灰生产新型墙体材料项目。发展造纸、食品、印染、化工、纺织等行业废液的资源化利用，重点回收可利用资源。推进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扩大再生水的应用，加快实施地热采暖废水回注地下和再利用工程，大力推进矿井水资源化利用。

2、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加快废旧资源加工利用的产业化，培育再生资源集散加工基地。重点支持废旧产品的循环利用，引导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向规模化发展，提高废旧资源循环利用程度，构建废旧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实施绿色再制造和回收利用工程，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利用循环体系。以省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中心为依托，建设营运好礼泉资源再生产业园，重点推进废旧家电、废旧轮胎、废塑料、废纸、包装物、废弃木制品、废弃油品回收利用的产业化进程。

3、城镇垃圾及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积极推进城镇生活垃圾的综合处理，大力推广垃圾焚烧发电、堆肥等综合利用技术，推广建筑垃圾的重复使用、再生利用和无害化利用。加快发展秸秆、果木枝条、餐厨垃圾、畜禽粪便等生物质能综合利用，重点在沼气、建筑墙材、生物油脂、有机肥料、秸秆炭化等产品生产方面有所突破，加快建设市污泥集中综合利用项目、礼泉县生物质能发电、富亿农金土三十万吨生物有机肥等项目，力争在全省率先实现生物质能产业化。

同时，推进农村污染防治，加强生态保护。以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和生活污水、垃圾、土壤污染治理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发建设运行成本低廉、管理简便的污染治理技术和设备；通过不同类型的典型工程示范，加快推进农村污染治理和环境综合整治的进程。以自然生态系统保护、资源开发的生态恢复、自然保护区建设等为重点，加大生态功能区保护、流域治理、植被恢复、生态恢复与土地复垦、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安全支撑等领域的技术开发力度。

(四)环保服务

依托西咸科技力量优势，加快建立社会化环保产业服务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交流和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积极支持核工业203所、中医学院、环境监测站、环保协会、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单位及中省驻咸机构开展环保服务，培育一批中小型环保服务企业，努力提高全市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环境监测、环境监理、清洁生产审核和环境科技咨询等方面的服务能力。大力发展重点污染行业的清洁生产技术应用服务、环境工程承包服务，以及污染治理设施和自动连续监测运营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培育集科研、融资、设计、制造、工程总承包于一体的大型专业环境工程公司。

四、产业布局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全面实施我市“1352”环保产业振兴计划，促进环保产业集聚发展。即:围绕一个发展目标，构筑三个产业基地，打造五大产业链，实现两大突破。

(一)围绕一个发展目标

做大做强我市环保产业，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构建三大产业基地

1、固体废物综合处理处置产业基地。以礼泉县资源再生产业园为载体，实施一批危险固体废物、电子废物、废旧轮胎、废弃油品、废旧车辆等综合处理处置项目，以及重金属吸附材料、生物质能发电、生物有机肥等项目，总投资约40.5亿元。

2、能源化工环保产业基地。以彬县循环经济产业园为载体，实施煤矸石发电、煤层气开发利用、煤电企业粉煤灰和脱硫石膏综合利用、化工废物无害化处理、清洁能源和环保新材料的生产和应用等项目，总投资约32亿元。

3、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产业基地。以沣渭新区和泾渭新区为载体，主要包括多晶硅原材料、硅材料加工，光伏玻璃、光伏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以及上下游相关延伸产品生产，总投资约78.5亿元。

(三)打造五大产业链

1、废水处理产业链：以市区各污水处理厂、中水净化厂为基础，做好对各县及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放废水的深度处理回用；加快建设污泥集中综合利用项目，对污水处理厂和工业企业废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进行集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鼓励本地企业生产污水处理添加剂、处理设备、生物菌苗等。

2、生物质能产业链:以农村秸秆和养殖废物综合利用、沼气生态应用等项目为基础，加快建设生物质能发电、生物有机肥生产等项目，积极引进专业化处理技术，对全市秸秆、果木枝条、餐厨垃圾、畜禽粪便等有机废物进行综合利用。

3、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产业链:以多晶硅、光伏玻璃、光伏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龙头产品为基础，延伸发展我市太阳能光伏和风能设备制造产业，构筑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产业链。

4、能源化工废物及余能资源化利用产业链:以煤电企业的脱硫石膏、粉煤灰以及拆迁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为基础，大力发展新型建材；以彬长矿区的煤矸石发电和煤层气综合开发、煤矿疏干水综合利用以及大型水泥企业的余热发电为基础，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大力扶持龙头企业，不断延伸我市能源化工废物及余能资源化利用产业链。

5、环保服务产业链：以我市现有科研院所、相关协会、专业公司为基础，以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环境监测、环境监理、清洁生产审核、环境科技、环境信息、项目融资、环境工程以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营等为主要内容，构筑专业化、市场化、多层次的环保产业一条龙服务体系。

(四)实现两大突破

1、实现全市环保产业由分散到集聚，由小规模、低层次到不断做大做强；

2、力争全市环保产业有若干领域或产业链进入全省和全国先进行列,并具有重大示范效应。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由市发改委牵头，市环保局定期组织，市工信委、市科技局、市中小企业局、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及县市区参与的市环保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主要负责开展政策调研、组织技术推广、开展交流合作和有关咨询；指导环保产业相关政策的实施；建立我市环保产业专家库，组织专家评审，并对中省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项目予以支持；组织全市环保产业发展工作的宣传、培训等。环保产业发展中有关重大问题，由市政府协调解决。

(二)强化政策扶持。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已出台的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的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或摊销等优惠政策，营造和巩固我市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允许符合条件的环保企业以特许经营权等为标的进行抵押贷款。为环保产业项目做好用地保障，环保装备制造龙头企业生产经营确有困难的可申请减免缴纳土地使用税。进一步落实好脱硫电价、垃圾生物质能发电政策。及时制订环保产业鼓励投资指导目录，做好项目包装和储备，推进环保产业聚集区建设。

(三)加大资金投入。市政府根据各年度项目情况安排资金支持环保产业发展，通过专项补助、以奖代补、贷款贴息、投资参股等形式，帮助企业进行环保产品研发、技术改造、设施运营、项目融资、股票发行等。围绕我市环保产业政策和发展计划，探索设立环保产业投资公司、环保产业信托投资公司、环保产业风险投资公司，进一步畅通融资渠道。通过政府投资参股、对环保装备制造项目给予贴息等形式，帮助企业完成产品研发和设施运营。对科研开发力度大、科技创新投资多的重点企业，以及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环保装备产品和技术予以重点支持。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环保企业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方式筹集资金。鼓励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城建投资等资金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投入。同时，相关部门和县市区要积极帮助企业争取国债以及专项资金，每年要在工业发展资金、农业发展资金、科技项目资金、中小企业支持资金、环保排污费中列支环保产业专项支持资金。

环保发展规划范文第2篇

1从最优化值到最小—最大值：环境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规划途径

关于方法论总起来说可以分为两类：即最大—最优化途径(maximization-optimizationapproaches)和最小—最大约束途径(minimax-constraintapproaches)。每类途径又可根据经济和生态指标进一步划分，形成一个2×2方阵的方法类型（表1)。

表1环境与发展规划中的可持续途径[1]

TableApproachestowardsutainable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planning

生态最优化途径和经济最大效益途径都基于理性模式，依赖于完全的信息并相信基于科学知识，人们能制定一个最好方案。而最小—最大值约束途径的一个共同点是追求回避最坏结果的出现，而不是追求最佳状态。最小—最大值的概念取之于搏弈论中的最重要原理，即最小—最大值原理[2、3]，它用来说明竞争双方为保障各自最低利益所应采取的战略。最小—最大值是一种平衡点，这一原理提倡对政策与策略进行多角度的或双向的选择，这种选择实质上是一种反复辩护的过程，本文所取之义就是在保障自身最低安全水平条件下，允许对方寻求最大利益的一种战略。

2最大—最优化途径

2.1经济最大效益途径

在经济最大效益途径中，货币价值被用来计量自然资产和人造资产，基本指标是成本效益。它根据成本—效益模式，分析和追求环境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最大社会效益，允许以人造资产来取代被消耗的环境资产。如果这样，只要最大地获取自然资本与人为资本的总和，我们的后代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说当代人的经济活动肯定可以使后代人的生活更好而不是更差。这一途径在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中的有效性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怀疑和反对[4、5]。理由包括：

(1)它用货币价值来衡量环境资产的成本或效益可能导致“定量偏差”(quantitativebi-as),因为估价大多基于人的偏好，即“支付意愿”(willinesstopay)。一个合理的环境计价必须依赖于完全的信息背景，但这种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今日的杂草也许正是明日的癌症良药。

(2)它假设自然资产是可以用人为资产来取代的。这样一来，所谓的可持续性就被误以为可以通过维护最大的人为资产和自然资产之和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保护环境资产来取得。

(3)它把效益作为人类代际之间以及人与其它物种之间环境资产分配的唯一决定指标。但实际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当代人的此时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种的偏好。所以，以经济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指标无法指导可持续环境与发展的规划。

2.2生态最适途径

生态最适途径基于资源的适宜性和可行性分析，包括地质、水文、土壤和植被等等的分析。规划的目标是寻求土地利用和人类活动的生态最适性。通过景观规划师I.McHarg的“自然设计”(designwithnature)[6],这一途径被系统化而成为本世纪规划史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发展。McHarg把该方法总结为“所有系统都追求生存与成功。这种状态可以描述为负熵—适应—健康。其对立面则是正熵—不适应—病态。要达到第一种状态，系统需要找到最适的环境，使环境适应自己，也使自己适应于环境”[7]。景观规划的目标是寻求一个生态最适的土地和资源利用状态。这时，对景观的每一种利用都反映景观本身的内在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可以通过对所在地进行系统的科学分析来发掘。正如McHarg所相信的“我们可以因此判别生态系统、机体和土地利用的合适环境。环境在本质上越适合于它们，适应过程所做的功就越小。这种适合是一种创造，这是一种最大效益—最小成本的途径”[6]。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最适途径与经济最大效益途径在本质上遵循同样的理性思维。

生态最适模式在景观及环境规划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广为应用。但其弱点也很明显。它被作为自然决定论和技术崇拜论的模式而遭到许多学者的严厉批评。Litton和Kieiger[8]认为，这一模式对解决问题并无益处反而有误导之嫌。

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模型都相信人类的知识可以为人类寻求一条明确无误的、最佳的行动路线，认为这正是规划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统的科学研究是取得这一目标充分必要的条件。这一规划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们的怀疑[9、10]。人类的知识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有人甚至认为知识尚不能完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11]。这种观点得到Simon的认知学研究的支持[12]。他认为人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存在着许多局限性。没有一个决策过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则。人类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时考虑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决策。人类并不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满意的、并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径。

尽管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实际上两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兼容的[13]，经济上的最优化途径并不是生态上的最适途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相矛盾的。由于对这种矛盾的认识，人们提出众多的通过限制经济发展来保证生态过程和环境健康的途径。

3最小—最大约束途径

3.1对经济过程的限制

最低安全标准(SafeMinimumStandard,简称SMS)是经济学家提出的众多关于限制经济活动和发展的概念之一。最早由Ciriacy-Wantrup[14]提出，用来解决濒危物种的保护问题。这一概念试图阐明怎样避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最坏状态，如物种的灭绝。这种最糟状态是不可逆的，而其社会损失又是不可确定的。SMS认为物种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其可再生性只存在于一定阈限之内。一旦超出这一阈限，资源的进一步利用就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导致人类可利用资源库的枯竭。由于社会和自然的不确定性，这种不可逆的后果是不可知的。防止这种灾难后果或最坏后果的一个办法是采用最低安全标准。利用这一标准，使足够的栖息地得以保护。SMS实际上来源于搏弈论的最小—最大值原理[2、3]。

假设社会必须在两种可能的选择中取其一：一是建水坝，从而获得电力，但导致濒危物种的灭绝；二是根据SMS，不建水坝，从而保存了濒危生物，但丧失了电力。再假设，可以获得的电力价值为X；而濒危物种对未来的价值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一，价值为0；可能性二，价值巨大，为Y。这样，两种政策选择与濒危物种价值的两种可能性构成最大社会损失（表2)

表2不同政策选择的社会损失矩阵

Table2Societallossmatrixfordifferentpolicyoptions

由表2可以看出，在采取建坝政策时，最大的社会损失发生在濒危生物对未来具有巨大价值Y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Y；在采取SMS的不建坝政策时，最大的社会损失出现在濒危生物对未来并无价值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X。最终选择哪一个政策，取决于Y与X的大小比较。如果X

这一最小—最大值原理没有把利益的代际之间的分配考虑进去，也缺乏可变通性。对此Bishop[15]提出了一条改进原则：除非社会利益的损失大到无法接受，SMS都应该被选择。至于多大的损失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大”的问题，不仅仅应从经济上来分析，还应从伦理上来分析当代人会愿意承受多大的损失而不去向后代强加某种不确定的环境阴影。有人认为，SMS概念可以直接应用于所有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规划问题。因为它允许现代人有限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同时能保护它们为后代所享用。SMS也能间接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而鼓励资源的节制利用[4]。

除SMS和最小—最大值原理外，学者们也提出了其它类似概念，如“可持续限制”(Sus-tainableConstraints,简称CS),“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即PP)等[4、5、16]。这些概念都强调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而给后代预留以备不测，防止“最坏”事件或“很高损失”的发生。

但这种最小—最大值途径应用于规划中同样产生一系列问题。第一：关于“最坏事件”，在规划过程中，只能是根据不完全信息来判断的。最坏事件不可能是已知的或可预见的一系列后果之极坏状态，也不可能是想象中的最坏事件。所以，它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被作为任何政策的借口，来处理环境损失不可知时的情况，结果使政策本身失去可辩护性。第二是关于“很高”的社会损失。无论是SMS或是其它相似概念，都不能明确什么是“很高”的社会损失[16]。SMS、PP等发展限制概念在发达国家中的小范围景观或环境改变时看来有意义，争议的只不过是新建一个度假区还是增设一块保护地的问题。但在发展中国家则困难得多，在那里，为了生存而开垦一片自然地也许会带来非常高的社会损失（包括稀有物种和栖息地的消失),但是不开垦这片自然地带来的损失也同样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关系到居民的生存和温饱。

3.1.2发展阈限概念

发展阈限的概念自Malisz在60年代提出后进一步由Kozlowski等人发展完善[17～19]。该分析方法最早用于城市规划，特别是居民区的规划，是针对开发过程中受到的客观环境制约这一现象提出的。这些限制导致开发过程的间断，表现为开发速度的减缓，甚至停顿。克服这些制约需要额外的成本，即阈值成本，俗称“门槛费”。这些“门槛费”通常很高，它们不仅仅是一般投资费用，同时也是社会和生态代价。

在某一地域内的一系列阈限中，有一些是关键阈限，比其它阈限强加给开发过程的限制要大得多。克服这些关键阈限面临异常的困难，需要异常高的额外成本，并有可能为开发战略的形成起关键作用。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克服或只能通过换取地理环境的不可逆转的损失来克服的阈限，被称为顶级（或边界）阈限。这些阈限标志着城市发展和土地开发的“最终”位置、规模、类型和时间限制[18]。

阈限分析方法有几方面的局限性。首先，它基本上是一种定量化方法，多种开发方案都折算成单一的衡量指标，即阈限费用。尽管该方法声称也考虑社会和生态效益，实际上它只落实到经济成本问题。在房地产开发方案中，效益指标由每一种开发方案中的阈限费用除以住房单元数来求得。其次，阈限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也非常局限，主要只适用于住宅区的开发，而对其城市发展问题只起到间接的参考作用。

3.2生态约束途径

3.2.1承载力

承载力(CarryingCapacity，即CC)是用以限制发展的一个最常用概念。CC最早在生态学中用以衡量某一特定地域维持某一物种最大个体数目的潜力[20],现在则广泛用于说明环境或生态系统承受发展和特定活动能力的限度。它被定义为“一个生态系统在维持生命机体的再生能力、适应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承受有机体数量的限度”[21]。CC意味着我们应该在对环境造成的总的冲击与我们所估计的地球环境承受能力之间留有足够的安全余地，因为尽管我们知道环境存在着某种顶极的界限，但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越过这种界限。

正象可持续性概念一样，承载力也是非常难以定义的。它必须同时考虑资源、基础设施和生产活动，另外还要考虑社会对生活质量的偏好。在区域环境规划和管理中，CC一般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22]：①生产过程赖以进行的资源；②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期望，包括物质需求和服务需求；③生产原材料和生活用品分配方式及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④环境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的同化能力。

CC概念应用较多的是自然公园游人容量的控制[23、24]。在这些应用中，承载力的定义包含两层意义：一是社会承载力，涉及到游人对其体验的满意程度；二是自然承载力，它与自然本身的环境和生物过程有关，并与自然地的保护相联系。前者可以根据对公园使用者的抽样调查来确定；而后者则通过某些方法来测定，如简单的专家评定，复杂的模拟、遥感技术和长期的定点观察。只有当CC能真正被定义之后，其在环境与发展中的应用才有意义。然而，定义CC的方法远未成熟，定义CC必须依赖于建立某些限制因素与增长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很难确定的，这正是CC研究很难有成效的主要原因[25]。CC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某一地域的内在的某种数值，环境能承受的冲击在很大程序上取决于环境管理者对环境维护的目标，所以，有多少观点就可能有多少种承载力的定义。因此，Hardin[26]提出了文化承载力(CulturalCarryingCapacity)的概念。

3.2.2顶极环境阈限

顶极环境阈限(UltimateEnvironmentalThresholds简称UETs)是上述城市与经济发展规划中的阈限分析方法的最新发展和延伸，用以讨论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及其对发展的种种限制。在自然资源与环境强加在发展过程的阈限中，有一些限制是绝对的、最终的，即顶极阈限。Kozlowski对UETs的定义是“一种压力极限，超过这一极限，特定的生态系统将难以回复到原有的条件和平衡。某种旅游或其它开发活动一旦超越这种极限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生态系统或其重要局部的不可逆的破坏”[18]。

UETs是开发过程的最终环境边界，它们在为开发过程确定生态上健康的“答案空间”(SolutionSpace)上有关键的意义，每一层次的规划都在这种“答案空间”中寻求开发的途径和方案。这种“答案空间”被认为是对定义“承载力”的一个贡献。规划应在保护自然的同时指导甚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矛盾可以通过把规划过程分解成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来解决：即限制性的和促进性的[19]。在限制性阶段中，优先权应归于生态和资源的保护，而在促进阶段中，规划应注重在“答案空间”中探索各种开发的可能性方案，而这些可能性方案的边界是由规划的限制阶段所决定的。

UETs从环境的4个方面来定义“答案空间”：地域边界、定性边界、定量边界和时间性边界，由此来确定特定开发项目的区位、规模、类型和时间。可以通过分析开发活动形式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并结合对主要环境因素的评价，来确定UETs，这种环境评价包括下列各方面：①特有度(DegreesofUniqueness),即一种环境元素或成分在某一空间范围内出现的频度；②变异度(DegreesofTransformation)，即环境元素或成分偏离原先自然状态的程度；③耐受度(DegreesofResistance)，即忍耐不良冲击的能力和受破坏后的自我恢复能力；④生物学价值(BiologicalSignificance)。

UETs方法虽有许多启发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其中的一个重要局限是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存在。UETs的定义基于对发展形式与其对环境冲击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以及对环境因素的评价。但这种分析和评价所依赖的信息通常是不易得到的。UETs方法的主要目标是为开发规划定义一个生态上健康的“答案空间”。超过这一空间，自然资源的保护应具有优先权。但当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其它物种的生存同样面临着威胁时，UETs方法就显得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当人类生存的“答案空间”与物种生存的“答案空间”重叠并相互排斥时，谁应有优先权呢？这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与资源规划中必须面临的问题。

UETs方法最早从旅游开发活动中总结出来。在那种情况下，人类生存不是一个问题，而且，旅游活动带来的生态破坏相对来说较易解决。但在其它情况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用UETs有许多因难。

3.3安全格局途径

在分析以上各种可持续规划途径，比较其利弊的基础上，笔者曾提出安全格局(SecurityPattern，简称SP)概念[27～29]。与城市和经济发展过程的阈限一样，生态过程也存在着一系列阈限或安全层次，但是这些阈限对整体生态过程和环境来说都不是顶极的或是绝对的。它们是维护与控制生态过程的关键性的量或时空格局，如生物保护中体现在不同安全水平上的保护对象的种群数量、保护地的面积、保护地的数目以及与保护地之间的距离等阈限[30～33]。与这些生态阈限相对应，景观中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构成某种潜在空间格局。这种格局被称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它们对维护和控制某种生态过程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样，景观中也存在对维持其它过程起关键作用的安全格局[1]，包括：农业安全格局，它由农田保护地的面积、保护地的数目以及与保护地之间的关系等构成，并与人口和社会安全水平相对应，使农业生产过程得以维持在相应的安全水平上；视觉安全格局，它们由对视知觉有关键影响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所构成，使环境的视知觉过程得以维护在某一水平上；文化安全格局，它们由对乡土文化有关键影响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所构成，使地方精神与乡土文化过程得以维护，等等。基于安全格局的定义、识别和应用的规划方法称为安全格局途径。安全格局途径认为生态过程和其它过程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冲击的忍受能力是有阈限的，但不承认最终边界的存在。同样，经济发展过程对环境与资源的依赖也是不均匀的，或是阶梯状的。安全格局是各方利益代表为维护各种过程进行辩护和交易的有效战略，它在尽量避免牺牲他人利益的同时，努力使自身利益得到最有效的维护。不论最终的发展与环境规划决策和共识在哪一种安全水平上达成，安全格局途径都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在相应的安全水平上达到高效。同时，安全格局把对应于不同安全水平的阈限值转变为具体的空间维量，成为可操作的城市规划、景观规划、环境及生态规划设计的语言，因此具有可操性。作为一种新的规划方法论，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安全是有等级层次的和相对的，不同水平上的安全格局可以使生态或其它过程维护在不同的健康和安全水平上。

(2)安全格局可以根据过程的动态和趋势来定义，而过程的动态和趋势是可以通过趋势表面来表达的。所以，根据趋势表面的空间特性可以判别对控制过程具有战略意义的局部、点和空间联系，即安全格局。(3)多层次的安全格局是维护生态或其它过程的层层防线，为规划和决策过程提供辩护依据，为环境和发展提供可操作的空间战略。

4讨论

作为总结，可以作以下几点讨论：

(1)无论是以经济最优或是以生态最适为目标的可持续规划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规划不可能是绝对的、唯一的，既非经济决定论的，也非环境决定论的。规划是多样化的、可替代的和可选择的，即规划应是可辩护的。(2)环境会对发展强加某种“最终”的或是“绝对”的限制，对此规划必须遵循。但是，这种限制或边界是很难定义的，或是难以接受的，它在规划中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

(3)在规划所依赖的许多经典概念和模式受到怀疑和摒弃之后，规划方法论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探讨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可持续环境与发展规划的新概念和模式，使可持续规划更为有效。安全格局途径正是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尝试，它是否具有生命力还有赖于广泛的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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