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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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差异分析范文第1篇

摘 要：本文首先综述了长三角区域房价差异的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其次从纵向、横向方面阐述了长三角各主要城市房价水平，通过数据分析确定出四个最重要的影响房价区域差异的因素，依次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土地价格、住房保障制度；再次分析了这些因素对于房价涨跌的作用机制；最后给出了因地制宜调控房价、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三方面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长三角 房价 区域差异

一、引言

21世纪，长三角城市房价持续高速上升，影响其经济发展，进而影响长三角城市的外商投资和人才引进，危及长三角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国长三角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自然资源存量的不平衡性而产生了房价区域性。对于长三角房价区域差异的研究，国内有学者进行过相关探讨。位志宇，杨忠直运用协整检验得出了这三地可以依据其他地区房价的变动及对自己的贡献度来预估本地的房价走势［1］。这篇文章采用了一个新的视角：研究长三角地区不同行政区划的房地产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齐淑兰主要采用2000～2004年房地产市场的数据，揭示了需求差异是决定长三角地区城市间房屋价格差异的主要因素，供给因素起到的作用较弱［2］。胡荣才，刘晓岚通过实证分析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区域房价差异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房价具有一定宏观调控作用。［3］李岚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阐明我国货币供应量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并指明这种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4］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长三角房价区域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宏观层面上，而对于区域性分析较少。其次因素分析主要集中于货币政策和货币供应量的分析上，而对于其他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并未过多的分析研究。针对国内研究中出现的一些不足，在学习和借鉴不同学者有关观点和理论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分析长三角房价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

二、房价区域差异因素分析

（一）人均消费水平。当前房价呈现供不应求的现状与长三角地区人均消费水平在全国居高有很大关系。2012年，上海市人均消费支出已达2.5万元；浙江7市平均数接近1.8万元，达到17484.56元；而江苏8市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20238.88元，比长三角16城市平均水平少1356.43元，比浙江7市平均水平高出2754.32元，比上海市低了6015元。一个地区的人均居民消费水平越高，越会拉动内需，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进而吸引外地人口大量流入，本地人口也因此增多，对住房的需求也加大，房地产商借此加大对于房地产的投资，从而带动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造成房地产市场的供需情况发生变化，当供大于求时，房价趋于下跌趋势；当供不应求时，房价区域上升趋势。故不同区域人均消费水平不同，会导致区域间的房价产生差异。

（二）土地价格。土地价格是房价的最重要成本之一，土地价格和房价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一方面土地价格的上涨会带动房价上涨，地价上升会引起房地产开发商的生产成本增加，成本增加会直接导致房地产开发商的投资规模下降，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减少，最终影响房价。从另一方面来看，房价上涨也会带动地价的上涨，当房地产市场处于繁荣时，房价处于高价状态下，房地产投资商预计未来地价还会继续上涨，会积极报名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国有土地招拍挂活动，开发商参加越多竞争越激烈，政府出让地价随之升高，地价上涨本质是开发商对未来房价上涨预计。可见在动态状态下，同一区域的房价上涨会推动地价上涨。从这两方面可以看出，房价与地价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三）住房保障制度。保障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提供的一个“公共产品”。长三角各城市基本都有自己的一套保障房制度，但是具体实施的效果不尽相同。这也是导致各地房价差异性显著的一个重要原因。住房保障对于房价影响要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是住房保障使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得到解决，从而稳定市场预期，促使那些持有空置住房的人将住房投入流通领域，进一步增加供给，平抑房价。与此同时，根据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状况，政府确定保障房的投放量，直接调节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从而调整房价的涨跌。另一方面，住房保障的进一步完善，会使低收入群体有更多的钱投向住房以外的其他消费，从而拉动内需，带动宏观经济增长，间接影响房价的波动状况。

三、政策建议

（一）因地制宜地调控房价。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长三角房价区域差异存在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所以在不同城市实施房价调控政策时要因地制宜，根据长三角三大城市群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土地价格、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状况等，有的放矢，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二）合理配置土地资源。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合理配置土地资源。首先根据经验，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土地财产税和房地产税，因此必须着手房地产税制改革，从制度上改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平抑土地价格；其次是要明确土地产权制度，当前中国地价不稳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土地产权不明晰；最后是建立完善的土地资源管理体制，实现土地资源的垂直管理，及土地市场的管理由独立机构进行。

（三）完善住房保障制度。首先要明确几个问题，一是住房保障对象问题，保障房除了保障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外，也必须把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保障房体系，这样能够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二是资金筹集问题，按照多渠道筹措的原则，从地价招拍收入和住房公积金中适当安排一部分用于保障房建设，确保保障房建设落到实处；三是分配机制问题，要确保保障房公平公正地分配到住房困难群体手中，必须根据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当前住房情况来判断其是否具有享受保障房的资格。只有做好这三点，才能确保住房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1]位志宇，杨忠直.长三角房价走势的趋同性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3:43-48.

[2]齐淑兰.长三角16城市房地产价格波动差异研究[D].宁波大学，2009.

[3]胡荣才，刘晓岚.货币政策影响房价的区域差异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0，04:7-13.

[4]李岚.我国货币供应量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区域差异分析[D].天津财经大学，2012.

[5]各省市统计年鉴.

作者简介：

区域差异分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卷烟包装；偏好型；区域性差异；对象性差异

中图分类号：S5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9-5166-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9.071

Abstract： Based on the market research data of the cigarette packaging on 14 new products in 10 cities such as Kunming， Nanjing et al，the regional and objective differences for the preference of the cigarette packaging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there were obvious regional and objective differences in the preference of the cigarette packaging. Some differences among 10 cities were found in color，composition， overall impression and market prospect，especially there we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western region and eastern coastal region in china；Also，some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objects were found in color，composition，overall impression and market prospect，those characters can divide the objects into groups with high rating（cigarette retailer），intermediate rating（commercial company） and low rating（marketer）.

Key words： cigarette packaging； preference； regional differences； objective differences

卷烟消费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同时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卷烟消费倾向也有所不同，而卷烟包装形象和吸味是影响卷烟消费的两个重要因素，因此，对卷烟包装形象和吸味偏好进行区域性和对象性差异研究，对卷烟新产品的研发和销售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关于卷烟吸味或烟叶品质差异性的研究较多[1-10]，国内外很多研究及销售数据均表明卷烟消费倾向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而对卷烟包装的区域性和对象性偏好差异研究却很少。为此，本研究从卷烟包装角度出发，对卷烟包装的区域性和对象性差异进行研究，以期对卷烟新产品的研发和销售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的采集及性状指标确定

对云南中烟14个卷烟新品的包装在南京、杭州、昆明、广州、南宁、西安、成都、青岛、济南、石家庄10个城市进行调研，调研对象为商业公司从业人员、卷烟市场营销人员和零售户。

性状指标包括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定量指标为色彩（X1）、构图（X2）、总体印象（X3）；定性指标为市场前景态度（X4）。由于在问卷调查中定量部分和定性部分的某些样本存在信息缺失，为了保证信息最大程度的保留，分定量和定性两部分样本进行分析，其中定量分析有效样本数3 562条，定性分析有效样本数3 362条。详见表1和表2。

1.2 分析方法

在3个定量指标中，色彩、构图、包装总体印象3个指标均为百分制，分数越高代表受访者满意度越高；定性指标市场前景态度，为访问对象认为该产品市场前景看好、市场前景一般和市场前景不好这3个选项。针对定量指标统计分析主要采用两因素方差分析结合多重比较方法对不同城市和不同访问对象的评分进行分析；针对定性指标统计分析则采用列联表分析和卡方检验进行。

采用统计软件R和Excel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城市之间卷烟包装色彩、构图和总体印象差异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城市之间卷烟包装色彩、构图和总体印象的差异均不能满足方差齐性要求（P

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城市之间卷烟包装色彩、构图和总体印象的方差分析均存在显著差异（P

从图1可以看出，在色彩方面，昆明市的卷烟包装评分最高，并与其余城市之间差异显著（P

2.2 不同访问对象对卷烟包装色彩、构图和总体印象的差异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不同访问对象对卷烟包装色彩、构图和总体印象差异的方差分析均存在显著差异（P

从图4至图6可以看出，在卷烟包装色彩、构图、总体印象方面，均为零售户评分最高，商业公司从业人员评分适中，市场营销人员评分最低，且三者之间差异显著（P

2.3 不同城市市场前景情况的列联表分析

对表6进行χ2检验，结果显示P

2.4 不同访问对象市场前景情况的列联表分析

对表7进行χ2检验，结果显示P

3 小结

本次研究主要针对卷烟研发新品包装的色彩、构图和总体印象以及市场前景进行不同城市和不同访问对象间的差异分析和列联表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城市在卷烟新品包装色彩、构图和总体印象的评分上均存在差异，且3个指标差异情况趋势基本一致，大致表现为西南地区（如昆明、成都）评分较高，而东部沿海地区（如杭州、南京）评分较低；在市场前景方面也存在同样的趋势，即成都市场前景看好的占比较高，杭州市场前景看好的占比较低，大部分城市认为市场前景一般；不同访问对象对卷烟新品包装色彩、构图和总体印象评分也存在差异，且3个指标差异情况趋势一致，均表现为零售户评分较高，商业公司从业人员评分适中，市场营销人员评分较低；在市场前景方面也存在同样的趋势，即零售户认为市场前景看好的占比最高，商业公司从业人员认为前景看好的占比居中，市场营销人员市场认为前景看好的占比最低。

参考文献：

[1] 宋旭艳，柯炜昌，张耀华，等.环境湿度对卷烟理化指标及感官质量的影响[J].烟草科技，2007（10）：9-13.

[2] 林永明，杨国荣，缪明明，等.香烟评吸质量指标的地理区域差异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2009，48（12）：3063-3067.

[3] 李向阳，邓云龙，邓建华，等.普洱市烤烟评吸质量特性及其区域差异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10，26（11）：86-91.

[4] 高川川，赵瑞峰，刘 珊，等.区域环境对卷烟主流烟气化学特性和感官质量的影响[J].烟草科技，2010（6）：51-56.

[5] 杨 君，邱 杰，胡安福，等.吸烟人群饮食习惯引起的吸烟（烟气）偏好分析[J].科技通报，2014（9）：42-46.

[6] 张 斌.卷烟包装设计与卷烟营销的关系[J].湖南包装，2003（1）：14-16.

[7] 白振松.浅述中式卷烟包装设计的发展方向[J].当代经济，2009（4）：16-17.

[8] 冯和平.浅析卷烟包装的创意与文化品位[J].中国科技博览，2009（9）：112.

区域差异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 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1-223-02

一、研究意义

重庆市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同时也是西部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因此它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整个西部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东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而重庆市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又直接影响到重庆市内部经济的健康和长远发展。长期以来，重庆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使得重庆市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协调，重庆市城区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而周边地区的发展却极为缓慢，这不仅严重影响到了重庆市整体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威胁到了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应通过研究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对策，使重庆市各区域能够健康协调发展。

二、重庆市各区域差异性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1.历史经济条件的差异。重庆市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城市，政府对主城区的投资往往要大于对郊区的投资，这就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区域经济差异。由于投资以后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得各经济区出现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另外，主城区在早期就有良好的工业基础，而其他地区缺乏这种基础，这就决定了主城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经济差异存在的可能性是必然的。

2.区位差异。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大部分位于主城区及其附近，交通较为便利，使得其与周边之间的联系畅通，同时也使得一小时经济圈内部之间形成了密切的经济联系网络。这样使得一小时经济圈成为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腹地，促使一小时经济圈内各个经济体能够发挥要素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促使内部经济飞速发展。

重庆市渝东南翼与渝东北翼由于偏离主城区，丢失了主城区对其的各种溢出效应，加上这些地区山川阻隔，交通不畅，这无疑阻碍了其与周边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这些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为低下，难以接受其他地区的经济辐射，难以承接和传导其他地区的产业转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地区也难以大力发展其特色产业的优势，提升其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3.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以发展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重工业为基础，选择了走外向与内向并重的资本积累类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重庆市直辖以后，一小时经济圈的发展受到国家优惠政策的大力支持，各项产业发展更为迅速，“汽摩”的发展更具特色，并推动了出口规模的扩大，加速了一小时经济圈的快速发展；渝东南翼与渝东北翼的经济发展以传统的农业方式为主，民营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城镇化的步伐缓慢，加上交通不畅，信息闭塞，使得这些区域经济发展处于落后状态。

4.产业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性。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的工业门类较为齐全，重工业较为发达，作为我国西南地区较为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炼焦业和食品加工业在全国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其工业基础要比渝东南翼与渝东北翼的实力雄厚很多。同时由于近年来，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内部的电子设备制造业、生物制药等工业的发展迅速，并迅速带动其经济的飞速发展。

渝东南翼与渝东北翼以传统的农业产业为基础，服务业的发展较为落后，加上交通不便，这就使得自身具有特色的产业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造成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人民生活水平较为低下的现状。

5.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与演进的差异性。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实现了较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地方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改革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与经营管理制度，实现了以市场经济为主体资源配置功能体系；渝东南翼与渝东北翼内部之间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内部之间以及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商业贸易活动并不频繁。这是造成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重庆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

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南翼与渝东北翼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市场一体化是重庆市市场经济一体化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重庆市宏观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是协调重庆市“一圈两翼”经济区经济发展关系的关键。总之，促进“一圈两翼”经济区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资源配置优化和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促使区域经济迅猛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政府从产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方面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必要的，而且是有较为明显的成效的。

1.产业结构调整策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三大经济区域的协调发展，必须以产业整合为重点，发挥各经济区之间的比较优势，形成以优势产业为主导，各区域之间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局面。渝东南翼与渝东北翼有着丰富的旅游产业资源，促使区域内产业结构合理组织，并使市场要素在各区域之间有效流动，以旅游产业为主导，各相关产业配套发展，既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又有利于带动其他区域相关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发展。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是内部各区县之间制造业的内部分层结构与内部结构的不同显示出了不同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因此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必须强调内部之间的分工协作，在产业组织结构方面要强调合理搭配，加强产业的对接与配套，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

2.科技创新带动策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渝东南翼与渝东北翼经济区内各行业发展的科技含量较低，生产效率低下，这样导致区域内部经济发展落后。比如渝东南翼与渝东北翼的农产品附加值较低，这些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初级产品的对外销售，这些初级产品不仅科技含量低，而且常被购买方压低价格，导致这些地区的收入水平较低。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地区的信息闭塞，某些地区的农产品往往难以找到市场，同时农产品的供给也没有遵循市场的经济规律，这不仅给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障碍，而且也不利于这些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促进该地区信息畅通，才能促使落后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政策支持和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协整发展。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南翼与渝东北翼三大经济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市场竞争，这不仅不利于这三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逐步拉大它们彼此之间的经济差距。因此要协调好这三个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政府之间就必须打破行政垄断，要树立大市场、大区域、大经济和大流通等市场观念。各经济区政府之间要相互协调，制定好本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同时在制定自身发展规划时要考虑与本区域经济发展直接关联的其他经济区域规划的制定与执行。另外，政府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搞好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政府要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积极引进外商企业发展本区域具有特色的产业。

渝东南翼与渝东北翼的市场基础较为薄弱，基础设施建设非常不完善。因此为了促进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建立并完善这些地区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完善的市场基础建设不仅能够成为吸引投资者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为促进该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便利，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4.发挥地区优势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解决重庆市“一圈两翼”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是统筹制定区域空间布局，发挥地区优势，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格局，促成产业布局的联动发展，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正在向工业化高级阶段转换，而渝东南翼与渝东北翼还处在初级阶段徘徊，短期缩小区域差异的难度较大。渝东南翼与渝东北翼必须承接好一小时经济圈转移下来的产业，挖掘好当地的特色产业，走农业产业化道路，达到与“一小时经济圈”的对接与协调，推动“一圈两翼”辐射，同时将邻省纳入重庆市经济板块。这样形成一个完整的西南经济板块，促使区域内部之间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地区优势，并在区域分工体系中，达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5.制度创新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制度能够决定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未来发展的前途，一个良好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渝东南翼与渝东北翼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其中的原因除了该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等以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该地区没有良好的制度去推动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制度的落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现状。渝东南翼与渝东北翼要探索出有利于该地区经济长期发展的良好制度，并促使其发挥出巨大的效应，从而促使重庆市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结论

重庆市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直接影响到重庆市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重庆市经济的长期发展。本文基于重庆市区域经济差异拉大这一现实，对重庆市区域经济差异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解决重庆市区域经济差异的对策。

参考文献：

1.卫鹏鹏.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9

2.刘树成等主编.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3.杨开忠.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研究[J].经济研究，1994(12)

4.胡鞍钢，王绍光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5.魏后凯.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J].中国工业经济.1997(3)

6.黄茂兴，黄晓芬，石淑华.区域经济差异的比较分析与协调发展的政策选择[J].南开商学评论，2008（10）

7.林毅夫，蔡，李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J].经济研究，1998(6)

8.蔡，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J].经济研究.2000(10)

9.谢建.经济结构的变动与区域经济的差异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3(5)

10.章奇.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分析[J].管理世界，2000（4）

区域差异分析范文第4篇

陈诗，（1990.-）女，贵州省遵义市人，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财。

摘要：本文通过对影响贵州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9个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结合贵州省的省情分析各因素的作用方式，得出关键的影响因素，即经济发展水平。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灰色关联分析

第一章贵州省人口老龄化现状

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贵州省人口总数约为3238.76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149.39万人，占总人口的4.61%；“五普”时人口总数约为3625.86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数约为210.3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5.79%；“六普”结果显示，人口总数约为3474.65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297.72万人，占总人口的8.57%， 65岁及以上人口绝对数量持续增加，且比重也呈上升趋势。

由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相关数据计算得到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零时贵州省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2.84%，老少比为34.02%，0-14岁人口比重为25.26%，年龄中位数为32.67，均已超过国际上公认的老龄化社会各项临界值，贵州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九个地级市的老龄化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见表1-1.

第二章贵州省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的灰色关联分析

2.1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简介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用灰色关联度提示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大小、强弱及次序，是一种多因素的统计分析方法，是灰色理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法，主要用于灰色综合评价问题，是灰色系统分析、评价和决策的基础。灰色关联度分析是对系统动态过程中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实质是比较若干数列构成的曲线列与理想数列构成的曲线的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间的关联度越大，发展变化态势越接近。

2.2贵州人口老龄化区域差的灰色关联度计算

本文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出发，并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1，2，3，4]，选择以下九个指标因素分析贵州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这九个因子即比较数列：X1-少年儿童比重（%），X2-出生率（‰），X3-死亡率（‰），X4-区域人口密度（人/km2），X5-城镇化率（%），X6-人均GDP（元），X7-人均消费水平（元），X8-文盲率（%），X9-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参考数列X0取老年人口比重（%），根据灰色系统理论进行关联度分析。初始数据见表2-1，求得的关联度系数见表2-2。

由表2-2，所选的9个影响因素与老年人口比重的灰色关联度由大到小排序为：r2（0.8757）>r7（0.7907）>r1（0.7857）>r3（0.7769）>r6（0.7012）>r5（0.6932）>r9（0.6885）>r4（0.6804）>r8（0.5125）。所有关联度均大于0.5，可以认为所选9个因素均对贵州省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有影响，只是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且现实中，差异往往并不是来自一个因素的单独作用，通常情况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3灰色关联分析的结果分析

根据灰色关联度，按影响力大小从高到低依次为：出生率、人均消费水平、少年儿童比例、死亡率、人均GDP、城镇化率、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区域人口密度、文盲率，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区域人口发展水平。灰色关联度中排在首位的是出生率，少年儿童比例和死亡率分别排在第三、第四位，可见区域的人口发展水平对区域的老龄化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出生率与少年儿童比重的变化是一致的，出生率高的地区少年儿童人口数多，老年人口比重相对降低。而人口死亡率的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死亡率的下降从整体上增加了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比重，尤其是少年儿童及老年人口这两个群体，使两个年龄组的人口比例都有所增长，但死亡率下降对老年人口比重的作用程度要大于对少儿比重的作用，且对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变化影响正在减弱，而对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影响正一步步加大[1] ，因此死亡率低的地区其老龄化水平一般会较高。

比较贵州各地级市的相应数据，出生率最高的黔东南州其老年人口比重却也最大，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个地区是少数民族人口居住较多的地区，而我国最初对少数民族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宽松，早期出生率高的一批人使这些地区如今的老年人口比重相应较大。但从9个地州市的相应数据，死亡率高的地区其老年人口比重普遍较高，这可能是由于贵州省宜人的气候使整体人口寿命较全国平均水平长，高龄老年人口比重比较大，2010年“六普”时，贵州8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42.36万人，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9.49%，由于人口寿命的有限性，这些高龄老人的高死亡率使地区人口的总体死亡率增加幅度相对较大。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消费水平仅次于出生率与老年人口比重关联度最高，人均GDP排在第五位，这两个指标都直接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老龄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首先，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通常相对较高，生活的环境及当地医疗设备相对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也较为健全，这些都有益于健康老龄化，老年人的死亡率会有所下降，从而老年人口数量相对增加，在老年人口总数中的比重也增加，老龄化程度高一些；其次，经济水平高的地区通常会吸引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劳动力人口的迁入，这使得迁入地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从而该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相对降低，与此同时迁出地的老龄化程度会相对提高。贵州各地州市的经济发展指标与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并未表现出完全的一致性，这是由于人口迁移带来的不同地区两方面作用的程度差异，但总的来说，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一个地区老龄化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

第三，社会发展水平。主要包括城镇化率、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区域人口密度。镇化率与老年人口比重的关联通常主要是考虑农村与城镇生育率的差别。农村的生育率要大于城镇，城镇化率越高的地区农村人口越少，总和生育率也就越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较低，老年人口的比重相对越高。但从表2-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贵州各地区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老年人口比重反而相对较高，这与贵州落后的经济水平相关，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吸引了较多的劳动力人口迁入，而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更多的是劳动力人口的迁出，这使的这些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相对增加较大。

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医疗条件。卫生技术人员总数增加，则每个人在需要就医时得到及时专业护理的可能性就提高了，从而可以从一定水平上降低死亡率，尤其是老年人口，因为这个群体得病或是需要照顾的机率更大一些，所以卫生技术人员较多的地区，其老年人口的比例较大。贵州省只有毕节地区的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少于2，其老年人口比重也最小。

人口密度表示了一个地区单位面积内的人口基数，一般情况下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处于同一年龄组的人口相对密度小的地区要多，从而增加了竞争压力，社会整体生育水平会相对低一些，从而老年人口比重会高些。但贵州有其特殊性，由于经济欠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整体较低仍是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经济水平低与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仍是当前贵州各个地州市所面对的主要矛盾，为了更好的生活水平有不少劳动年龄人口外出打工，有些连少年儿童一起带入打工的城市生活，空巢老人数量增加，这使得老人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很低，但老年人口比重却偏高。

第四，文化教育水平。一般来说，文化教育水平高或是文盲率低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一方面，文化教育水平比较落后的地区，人们的生育观念及养老观念等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较大，诸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这样的想法会使该地区的出生率较高，从而少年儿童比重较高，则老年人口的比重就会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文化教育程度也影响着人们的谋生技能及生活方式，接受教育时间越长的人通常眼界比较开阔，思想相对进步，更容易学习和接受新事物，也更愿意寻找除土地外新的生活方式，这样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也会有所下降，最终带动生育率的下降。同时，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妇女的生育率水平，当她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或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在娱乐或文化事业上时，生育率会有所下降，这样老年人口比重相对提高。比较贵州各地区老年人口比重与文盲率，文盲率较高的地区老年人口比重较低。

第三章结论

通过以上对影响贵州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因素分析，人口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与文化教育水平共同对区域的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起作用，但相对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一因素是造成贵州各地区老年人口比重与所选部分因素变化趋势与一般意义下的走向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平衡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重点在于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作者单位：1. 贵州财经大学；2. 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袁俊，吴殿廷，吴铮争.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 口科学，2007，3：41-47.

[2]张纯，曹广忠.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J].城市发展研究，2007，14 （2） ：56-61.

区域差异分析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生态压力；空间溢出；空间均衡；时空差异；中国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4-0050-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4008

为实现发展的持续性，人类需要不断地从地球生态系统中获取各种资源，从而对生态系统产生压力［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高昂的生态代价。研究区域发展与生态压力之间的时空差异特征有助于理解和解决当前日趋严峻的人地矛盾问题。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基础研究，认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对生态系统的压力［2］，区域发展水平与生态压力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3］。相关的研究案例涉及到全国、省级、县市级等各种尺度［4］；研究视角既有静态的断面分析［5］，也不乏动态的过程评价［6］，但从时间、空间结合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不多见，对时间和空间的联动效应关注不够，对生态压力的溢出效应与空间均衡问题关注也不够。本文在测算各省区典型年份生态压力的基础上，探析1980年以来区域发展与生态压力之间的时空变化特征，考察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生态压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区域发展与生态压力的空间均衡格局及其变动态势，并讨论基于生态空间跨区占用的生态补偿问题。

1 区域生态压力测算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是衡量人类发展过程对生态系统所产生影响的一个热门指标。生态足迹的计算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人类可以确定自身消费的绝大多数资源及其所产生的废弃物的数量；二是这些资源和废弃物流能转换成相应的生物生产面积（biologically productive area）［7-8］。在生态足迹方法提出之后，研究者分别从全球、国家、地区、城市、家庭、行业、贸易、学校、个人等多个层面对人类的自然资源消费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直观地呈现了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各种影响［4］。本文以生态足迹作为生态压力的表征指标，具体的计算方法参阅文献［5］，这里不再赘述。相关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0、1985、1990、1995、2000、2005）。在数据处理中，把重庆市归入四川省相应年份的相应变量，因此研究区域包括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由于数据来源较为统一，可消除统计口径不同带来的误差。

表1是我国1980-2005年典型年份生态压力测算结果的特征值。从绝对量上看，各省区生态压力最小值均出现在自治区，最大值出现在四川、山东、江苏、广东等省份。生态压力均值逐年提高，由1980年的2 827.40万hm2增加至2005年的10 089.06万hm2，增长了3.57倍。标准差由1 829.43万hm2升高至7 637.13万hm2，增长了4.18倍。从相对量上看，人均生态压力最小值多出现在中西部落后地区，最大值多出现在东部发达省市。2005年的人均生态压力居全国之首，自然资源（主要是煤炭）的高强度持续开发是基本原因。与总量指标相对应，全国人均生态压力均值也逐年提高，由1980年的0.996 0 hm2增加至2005年的2.468 4 hm2，标准差同步增长了2倍多。因此，与1980年以来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类似，我国生态压力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普遍增加了，省际差异拉大趋势也十分明显。

2 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生态压力差异

2.1 区域发展类型划分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和深化实施，我国的区域发展逐步驶入快车道。作为经济发展状况的总体体现，全国人均GDP由1980年的463元增长至2005年的14 040元，25年增长了30.32倍，年均增长14.62%。与此同时，由各种原因导致的区域差异问题也比较突出。参照世界银行关于区域经济的分类标准，将30个省区按全国人均GDP平均值划分为以下4种类型：①低水平区域：人均GDP低于全国均值的50％；②中低水平区域：人均GDP界于全国均值的50-100％之间；③中高水平区域：人均GDP界于全国均值的100-150％之间：④高水平区域：人均GDP高于全国均值的150％［9］。显然，上述4类区域的划分界限随全国人均GDP均值的变化而异，不同年份里同一类区域包含的省份不尽相同。

表2是1980、1985、1990、1995、2000、2005年5个年份4类区域的划分界限和每一类区域包含的省份数量。可以看出，1980年以来4类区域的划分界限均大幅度提高，低水平和中低水平区域省份个数一直维持在20个左右，中高水平与高水平区域省份个数基本维持在10个左右。图1、图2分别反映了1980年与2005年4类区域的空间分布状况，可以发现，在两个代表年份里低水平和中低水平区域主要包括贵州、甘肃、四川、云南、江西、山西、湖北等中西部省份，中高水平与高水平区域省份则主要为天津、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省市。

2.2 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生态压力差异

力梯度情况。从空间维度看，同一年份不同类型区域的人均生态压力不尽相同，从低水平到高水平区域逐步增大。1980年，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与高水平区域的人均生态压力分别为0.610 0 hm2、0.779 7 hm2、

0.916 4 hm2、1.752 9 hm2，2005年分别为2.096 0 hm2、2.175 3 hm2、2.305 1 hm2、2.943 7 hm2。其他典型年份也具有类似的升序变动特征。

从时间维度上看，4类区域的人均生态压力总体上呈增加趋势，但增加幅度相差很大。1980年低水平区域的人均生态压力为0.610 0 hm2，2005年增长为2.096 0 hm2；同一时期，高水平区域的人均生态压力由1980年的1.752 9 hm2增加到2005年的2.943 7 hm2。与1980年相比，2005年的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与高水平区域的人均生态压力增长幅度分别为3.44倍、2.79倍、2.52倍、1.68倍，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增长幅度较大。各类区域人均生态压力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明显的梯度，其原因在于较高水平区域具有相对较高的生态服务需求水平，消耗更多的资源和能源，同时也排放了更多的废弃物，加大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10］。

3 生态压力空间溢出与空间均衡

3.1 生态压力空间溢出效应

发展水平差异引起了部分区域对自然资源消耗的优势［11-12］。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更新资源的稀缺性，较高水平区域对于资源的消耗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低水平区域利用自然资源的机会，可以看作是不同发展水平区域之间的生态空间“掠夺”，或称之为生态压力的“空间溢出”效应。这里借鉴文献［13］的测算思路，通过比较各类区域内部省份人均生态压力与全国人均生态压力的差异，来说明省际之间生态压力的空间溢出效应。将各区域内部诸省生态压力溢出效应加总得到该区域溢出总效应，计算方法如式（1）所示。

TEFOi=∑(EFi j-EFaverage)（1）

式（1）中，EFi j为第i类区域内部省份j的人均生态压力，EFaverage为全国人均生态压力；TEFOi为第i类区域人均生态压力空间溢出总效应。表4的计算结果表明，在所有考察年份里，低水平和中低水平区域的生态压力溢出效应均为负值，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区域的溢出效应均为正值。相对于1980年，2005年低水平区域的溢出负效应有所增加，中低水平区域的负效应大大强化，由0.490 5 hm2增加到2.084 6 hm2；中高水平区域和高水平区域的溢出正效应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这种情况说明我国较高水

平区域对生态空间的跨区占用能力越来越强，较低水平区

域特别是中低水平区域的生态空间“被掠夺”的处境仍没有改观的迹象。

在我国当前的区域发展和资源禀赋格局下，尽管较高水平区域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也会被较低水平区域所占用，

但生态压力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反映为较高水平区域对

较低水平区域的生态空间占用，具体表现为低水平、中低水平区域的自然资源向中高水平、高水平区域的单向流动方面，如以、青海、内蒙古等为起点的畜产品外运，以山西、宁夏等煤炭基地为起点的“北煤南运”，以新疆为起点的“西气东输”，以云南、广西、四川等为起点的“西电东送”等。

3.2 生态压力空间均衡

区域发展与生态压力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联系。这里借鉴经济学中基尼系数的内涵，通过构造生态压力空间基尼系数（简称生态基尼系数）来分析我国区域发展与生态压力之间的空间关联表现及变动特征。生态基尼系数相应的洛伦兹曲线的横坐标为GDP累积比重，纵坐标为生态压力累积比重，计算方法如式（2）所示。

G=1-∑ni=1(Xi-Xi-1)(Yi+Yi-1) （2）

式（2）中，G表示生态基尼系数；下标i代表省份，Xi表示GDP累计比重，Yi表示生态压力累计比重；当i=1时，Xi-1=0，Yi-1=0。参考经济学对基尼系数的划分方法，G0.5表示“高度不均衡”。生态基尼系数是一个负向指标，值越大，基于GDP的生态压力空间均衡程度越低。

如图3所示，1980、1985、1990、1995、2000、2005年我国生态基尼系数分别为0.150 0、0.136 8、0.134 2、0.173 0、0.179 9、0.247 0。可以发现，25年来生态基尼系数先降后升，总体上处于“高度均衡”和“相对均衡”状态。

图3 1980-2005年典型年份生态基尼系数变动

Fig.3 Change of ecological Gini coefficient in typical years,1980-2005

其中，前4个年份处于“高度均衡”区间内，2005年处于“相对均衡”区间内。相对于1980和1985年，1990年的生

态压力空间均衡程度有所提高。此后，生态基尼系数持续升高，空间均衡程度相对降低。由于生态基尼系数反映了全国总体的区域发展与生态压力的相对空间关系，1990年以来的生态基尼系数升高势头值得关注，反映了我国由区域差异引致的生态空间占用不公平倾向令人担忧。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比分析1980年以来我国区域发展与生态压力时空差异特征，我们发现不同发展水平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生态压力梯度，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生态压力越大，但低水平区域的生态压力增长幅度较大；生态压力空间溢出效应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别，高水平区域对生态空间的跨区占用能力较大，低水平区域特别是中低水平区域的生态空间“被掠夺”处境仍然没有改观的迹象；区域发展与生态压力之间的空间关联格局总体上处于“高度均衡”与“相对均衡”状态，但1990年以来的生态基尼系数有明显上升趋势。

为降低各区域在生态空间占用方面存在的不均等程度，我们建议，高水平区域在不降低经济效率和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应该继续将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广使用可更新能源作为重点，并从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对低水平区域（或资源输出区）进行合理的补偿。然而，要彻底解决区域之间生态空间占用的不均等性，最终还有待于全社会发展水平的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杨振，牛叔文，常慧丽.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区域生态经济发展持续性评估［J］. 经济地理，2005，25(4): 542-546. ［Yang Zhen, Niu Shuwen, Chang Huili. Evaluation on Sustainability of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Economics Development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J］. Economics Geography, 2005, 25(4): 542-546.］

［2］谢高地，鲁春霞，成升魁，等. 中国的生态占用研究［J］. 资源科学，2001，23(6): 19-22. ［Xie Gaodi, Lu Chunxia, Cheng Shengkui, et al. Evaluation of Natural Capital Utilization with Ecological Footprint［J］. Resources Science, 2001, 23 (6):19-22.］

［3］刘建兴，顾晓薇，李广军，等. 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J］. 资源科学, 2005，27(5): 33-39. ［Liu Jianxing, Gu Xiaowei, Li Guangjun, et 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 2005, 27 (5): 33-39.］

［4］徐中民，张志强，程国栋. 当代生态经济的综合研究综述［J］. 地球科学进展，2000，15(6): 688-694. ［Xu Zhongmin, Zhang Zhiqiang, Cheng Guodong. Review of Ecological Economics［J］. Advance in Earth Sciences, 2000, 15(6): 688-694.］

［5］徐中民，张志强，程国栋. 甘肃省1998年生态足迹计算与分析［J］. 地理学报，2000，55(5): 607-616. ［Xu Zhongmin, Zhang Zhiqiang, Cheng Guodong. Th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Gansu Province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0, 5(5): 607-616.］

［6］刘宁辉，彭希哲. 中国历年生态足迹计算与发展可持续性评估［J］. 生态学报，2004，24(10): 2257-2262. ［Liu Ninghui, Peng Xizhe. Time Serie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4, 24(10): 2257-2262.］

［7］Wackernagel M, Onisto L, Bello P, et al. National Naturalcapital Accounting with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Concept ［J］.Ecological Economics, 1999, (29): 375-390.

［8］王兴杰，张骞之，刘晓雯，等. 生态补偿的概念、标准及政府的作用――基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作用类型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5): 41-50. ［Wang Xingjie, Zhang Qianzhi, Liu Xiaowen, et al. Concept and Standard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Role of Government: Based on Types of the Roles of Human Activities to Ecological System［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0, 20（5）：41-50.］

［9］胡鞍钢，魏星. 区域发展政策的公平性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2009，6(2): 14-20. ［Hu Angang, WeiXing. Equality Analysi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09, 6(2): 14-20.］

［10］陈东景，马晓燕，张绪良. 基于生态足迹的世界自然资源消费不均等程度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2009，18(2): 146-151. ［Chen Dongjing, Ma Xiaoyan, Zhang Xuliang. Study on Inequal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Consumption by Country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09, 18(2): 146-151.］

［11］李文华，刘某承. 关于中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几点思考［J］. 资源科学，2010，32(5): 791-796 ［Li Wenhua, Liu Moucheng. Several Strategic Thoughts on China’s Ecocompensation Mechanism［J］. Resources Science, 2010, 32(5): 791-796.］

［12］谭秋成.关于生态补偿标准和机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6): 1-6. ［Tan Qiucheng. Ecocompensation Standard and Mechanism［M］.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9, 19(6): 1-6.］

［13］尚海洋，马忠，焦文献，等. 甘肃省城镇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家庭生态足迹计算［J］. 自然资源学报，2006，21(3): 408-416. ［Shang Haiyang, Ma Zhong, Jiao Wenxian, et al. The Calculation of Household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the Urban Residents Grouped by Income in Gansu［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6, 21(3): 408-416.］

TemporalSpatial Difference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essure

YANG Zhen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