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考古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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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古学的理解范文第1篇

关键词：考古学；意义；发展历程；计算机应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都是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考古学不仅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指导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的近代古代学起始于20世纪初。在大量古籍和历史证据的存在下，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学可重建和复原中国的古代史。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学中获得大量资料，比如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实物，它们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学家对文献和实物的解释，更有利还原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学可以证明文献的真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主要通过遗留下的文献，考古学与遗留文献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难辨真伪的历史问题。有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对照，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者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考古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考古学还没有盛行以前，历史学家只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出现后，一些史学家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望从考古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

（二）考古学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和大量应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样化，这样从考提取的信息也会大量增加，就不断的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课题。今天来，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电子化保存考古数据。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在多数地区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还应该应积极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未来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二、考古学的发展。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是考古学的萌芽期，其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调查古迹。中国的考古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

（二）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三）初步发展期。初步发展期大约处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此时，出现了“考古类型学”，就是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和发现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则是运用与考古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学的基本成熟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向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的转变；根据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人的行为；注重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

（五）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学的转变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外的各种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考古学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用于考古学，如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国的考古学在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七）继续发展期。进入21世纪，考古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相互包容、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体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三、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机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可对发掘的信息进行智能化技术处理，在考古过程中，有些工作仅凭人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机缀合卜甲碎片。计算机还可以对各种仪器分析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进行模拟试验等。

（二）对遗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员不能实地工作的时候，比如对日军731部队遗址考古时，发现了在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还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然后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进行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工作。

（三）数字建模处理。在考古遗址发掘中，所有关于遗迹、遗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考古过程中，传统的绘图、照相以及文字记录手段限于某种因素，已无法适应现在考古的发展，也无法准确地记录遗迹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考古工作的应用，如GPS、数字相机等一些新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遗址信息获取的能力。

四、结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原有考古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由于考古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考古讨论会的举行也大量增多。未来的考古学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实现这些目标，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弗雷德・T・普洛格，陈虹.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J].南方文物，2006（4）.

对考古学的理解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考古学；知识；秩序；认识型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2011605

一 、福柯式知识社会学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是法国的著名思想家，其研究的主题思想丰富，充满着与传统不相衔接且存在于认识本身的“断裂”，也就是说，他认为传统的知识系谱学失去了连续性。愉悦、疯癫、监狱、犯罪、性、医学、文学、审美、人文科学诞生等都是他的研究主题，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把这些研究在《福柯》一书中总结为三个主题词：知识（savoir）、权力（pouvoir）和自我（soi）。福柯的研究脉络如同他对历史的看法一样，总是存在着非连续性――如历史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决定论的特征，这些非连续性不仅体现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如疯癫、权力等），而且也体现于研究方法（如考古学），就是在这些非连续性和多元历史性的交叉中，福柯构建了对知识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认识地形图。他的研究和方法是如此广泛和富有见解，以至于他的著作成了诸多学科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工具箱”。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以下简称《词与物》）是米歇尔・福柯于1966年出版的考古学三部曲（其他为1963年出版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和1969年出版的《知识考古学》）之一。福柯的考古学既不是指一门学科，也不是要构建一种传统的连续的线性历史，而是一个研究领域，展示某种学科话语在一定时期产生的可能条件，呈现把不同话语事件（局部知识）和权力联系起来的机制的横向截面图。福柯认为，话语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他把这些条件称作“认识型”（épistémè），理解“认识型”是理解考古学方法的关键。这里的话语有别于语言学的概念，是指从属于不同领域但遵循相同功能规则的一揽子陈述。这本福柯自己并不看重的书――被认为是自己《古典时代的疯癫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两本书的附记――却使他名声鹊起，享有了国际声望。自《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初，福柯认为自己的“横向上”考古学研究走向困境，于是转向了“纵向上”系谱学研究。由“考古学”转向“系谱学”，其目的在于强调，在横向阅读话语性（即横切面构型研究）之外，还存在着纵向阅读我们话语体制的历史决定的必要性。从考古学向系谱学的转向表现为研究关键词从“认识型”向“装置”（dispositif）概念的转换，即从“不同理论和辩论生成的可能条件”或“特定话语的装置”向“权力的运作装置”或“所有非话语社会活动”的转换，从“研究话语对象”转向了“非话语现实的实践、策略、机构”等。由此福柯从横向上对话语生成条件的考察转向了纵向上的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考察。这种转换是在“认识型”认识上的过渡和延伸，“装置是一种比认识型更普遍的情况。或者说，认识型是一种特殊的话语装置，它与装置的区别在于，后者既是话语又是非话语的，它的构成元素更为混杂与复杂”[1]300。

如果考古学是对某一既定时期“知识”（savoir） 法语connaissances和savoir都可翻译为“知识”。在学界，福柯的savoir经常被翻译为“知识”。福柯对两者做了区分： connaissances与有关可认识对象的话语的构成相对应，也就是说，一种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对客体进行合理化、辨认和分类的复杂过程；相反， savoir指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变化和修正过程，简而言之，connaissances指有关不同客体话语的构成，savoir是描述认识（connatre）主体在认识中的变化过程。 话语现条件（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等）的考察，那么系谱学则偏重从多元性、发散、偶然的开始出发，试图重构知识（savoir）与认识对象（客体化）及认识主体（主体化）发生关系的方法。换句话说，知识与权力构合的方法把事件重新置于它们的特殊性之中。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不是去构建一个传统的、连续的思想或观念史。“在写《古典时代的疯癫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时候，我认为自己正在书写科学的历史。”然而，在《词与物》中，他认为：“在科学的传统史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能方法：不是过多地去考虑科学的内容，而是它的存在，一种探究社会事实的方法手段，它使我看到在西方文化中，科学实践有一个历史显露过程，它包含着历史性的存在和发展，遵循着一定数量与其内容无关的演变路径。必须把科学的内容和组织形式问题放在一边，来研究科学存在或一种既定科学开始存在并在社会中承担一定数量功能的原因。这就是我在《知识考古学》中试图界定的观点。”[2]157福柯的表述不但表明了自己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史学特征，而且显示了考古学主题的一致性。

考古学和系谱学分析构成了福柯研究知识、权力和自我的重要方法。从系谱学出发，福柯认为存在着三种系谱学可能领域：我们自己与真理发生关系的历史本体论，使我们构建成认识主体；与权力领域发生关系的历史本体论，使我们构建成影响他者的主体；与道德领域发生联系的历史本体论，使我们构建成伦理行动者。如，《古典时代的疯癫史》中这三者都存在，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更多涉及真理，《规训与惩罚》涉及权力，《性史》涉及道德[3]。这种本体论与其说是在分析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性，倒不如说是在探讨有关某种历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属于分析历史哲学的范畴。可以说，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分析构建了一个横向和纵向交叉的（客体化与主体化）知识、权力与自我研究的立体图景。但就《词与物》而言，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某种社会文化现实或知识的方法，尽管这些现实或知识在纵向层面上与权力关系结合在一起，成了知识生成条件的延伸。

二、福柯式知识理解格栅

“知识”（savoir）是福柯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词。自《古典时代的疯癫史》（1961年）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1963年）开始，他就在探求一种知识（savoir）与形成该知识的社会、经济、历史等条件间的关系。福柯的《词与物》仍是在横向维度上来思考不同科学间的关系。他的这部著作就是试图去回答《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中已经提出的问题：第一，在彼此完全陌生且毫无直接沟通的科学实践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根据相同形式、朝着相同方向同时发生的嬗变（transformations），这是认识论层面上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与欲望、需求和冲动可以表现在个体的话语及其行为之中不同，作为一种科学出现、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语境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科学中并不表现为科学话语的形式。换句话说，非话语组成（如经济和社会条件）与话语组成（formations）内容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和纯粹的“表达”（expressif）关系，这是考古学层面上的问题[2]160161。具体地说，在第一个问题中，福柯选择了三个不同的、彼此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领域：语法、自然历史和财富分析，藉此展示它们在两个时期（17世纪中期和18世纪中期）所发生的一揽子相似的变迁，指出了知识围绕并进行组织的三种“认识型”原则：相似性、表象和历史性。在第二个问题中，他从考古学分析入手，试图从这些科学构建自己对象、概念形成方法以及认识主体相对该对象领域的定位方法的层面上来理解语法、自然历史、财富分析的变迁。

福柯的 “人文科学考古学”的中心问题是“从何时开始人成为知识的对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向读者展现了在西方社会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勾勒其文化的认识构型。具体地说，福柯的《词与物》试图借助三种科学实践变迁（从“普通语法”到“语言学”，从“自然历史”到“生物学”，从“财富分析”到“政治经济学”）的比较来展示一种“认识型”的嬗变历史，“认识型”在于揭示形成于其中的不同理论和辩论的可能发生条件，是知识（savoir）的“历史的先验”或“认识场域”。在福柯看来，“在一个社会中，知识（connaissances）、哲学思想、日常观点以及机构、商业与治安实践、风俗习惯等，都指向一定的内在于这个社会的知识（savoir）。这种知识与在科学书籍、哲学理论、宗教辩护等中找到的知识（connaissances）不同，但就是这种知识（savoir）使一种理论、一种观点或实践成为可能”[4]498。换句话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场域”或“认识型”，它是不同知识（connaissances）产生的基础，并影响着它们的出现。找出“认识型”就是要去发现一种“真理”――一套能够在每时每刻让每个人发表被看作是“真实的”（vrais）陈述的程序[1]407――的根本体验。

福柯认为，自古典时代以来，在西方的文化上出现了两次重要的认识型间断性：“第一个间断性开创了古典时代（大致在17世纪中叶），而第二个间断性则在19世纪初，标志着我们的现代性的开始。” [5]13在这两个间断中，福柯明确地指出了西方文化的三种认识型：“相似性”占支配地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表象、秩序、一致性、差异占支配地位的古典时代的认识型，最后是现代认识型。在现代认识型中，生命、工作和语言成了研究的对象，历史性则是现代认识型的组织参照。人们从自然历史过渡到了生物学，从财富分析过渡到了经济学，从语法过渡到了语言学。在这些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可认识对象：在经济学方面，生产代替了交换；在生物学方面，生命代替了生物体；在语文学方面，语言代替了话语。科学改变了性质和形式，前后之间存在着断裂。

“在时至16世纪末，相似性在西方的知识（savoir）中起着构建作用。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指导文本的评注和阐释；相似性组织着符号规则，使可见与不可见的物的认识成为可能，引导着表达艺术。”[5]32在文艺复兴时期，相似性主要通过相配（convenientia）、仿效（aemulatio）、类推（analogie）和交感（sympathie）的方法战胜了时间和空间，存在与其自身的根本关系是相似性的关系，相似性成了知识的组织原则。古典时代（17和18世纪），问题在于创造一个符号系统，以便把所有的表象构合在一起来产生一种秩序。古典时期的认识型是通过普遍度量科学（mathesis）、分类学（taxinomia）和发生学（genèse）构合的系统来界定的，换句话说，这三个概念界定了古典时代知识（savoir）的普通构型。也就是说，在17和18世纪，普遍度量科学、分类学和发生学通过图表（tableau）来表达知识，根据一致性和差异性来组织的物的表象 （表象使真实的存在变得可见）被秩序化于图表，图表成了知识（savoir）的中心，自然的历史、语法以及货币科学就存在于这个图表之中。

进入现代后，一致性的图表开始解体，图表不再是所有可能秩序的场所、所有关系的发源地，知识寄存于一个新的空间、存在于历史性（historicité）之中。换句话说，在19世纪，知识的构成不再基于图表形式，而是基于序列（série）、链接（enchanement）和变迁（devenir），这种变迁的流变被吸取在人类学的有限性（finitude）之中。对物所做的表述不再是展示使其秩序化的图表，而是一种有关人这种经验个体的秩序现象，这种秩序现在从属于物本身及其内部法则。用福柯的话说：“在这种（秩序）表述中，一致性不再是存在显示的对象，其显示的是它们与人这种存在所建立的关系。这种拥有自我存在和表达能力的人的存在出现于生命体、交换物体以及词所腾出的空间中。生命体、交换物和词放弃自己时至当时仍是其自然场所的表象，退缩回物的深处，根据生命、生产和语言法则回归到自身。” [5]324也就是说，物回归到自己的厚度并外在于表象的约束中，语言及其历史、生命及其组织和自治、劳动及其生产能力就这样出现了。面对这种情况，在起表象作用的“古典语言”留下的空间中形成了人，一个既生活、说话和工作又可在生活、说话和工作中被认识的人，即伴随被定义话语的古典语言停止了对经验世界的立法作用，人开始出现在19世纪。也就是在生活、语言和工作的自身回归中，出现了人的实证性并成了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

自康德以来，人的经验―超验双重特性使人文科学具有了独特的特征，人不但是认识的主体又成了认识的客体，实现了自己的主体化和客体化。“现代思想中的所建构的人的存在方式使人扮演着双重角色：它不但是所有实证性的基础，而且以一种不能说是特权的方式存在于经验事物的元素之中。”[5]355当人们决定把人当作科学对象时，人文科学还没有出现，只有当人必须被思考和认识而在西方文化中形成时才出现了人文科学。“一般说来，人之所以成为人文科学研究对象，不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形式，而是这种生命体在自己从属其中的生活内部构建因之而进行生活的表达，从该表达出发，人具有了表达生活的奇怪能力。人文科学实际在生活、讲话和生产层面上来研究人。”[5]356人文科学不是对“人本性是什么”的分析，而是对“在实证性（鲜活的存在、劳动、说话）方面人是什么”以及使该存在能够知道“什么是生命”、“劳动及其法则意味着什么”，以及“用何种方法进行说话”等的分析[5]364。不过随着后现代主义先驱的尼采（1844―1900）的“谁在讲话”的提问和马拉美（1842―1898）的 “词在讲话”的回答，在福柯看来，作为实证性的人因语言话语地位的回复而有可能消失，就象画在“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被海水抹去了一样。

这两个重要的间断反映了“认识型”或人文科学产生的可能条件的嬗变，换言之，不同时代的知识（connaissances）的生产有着不同的“认识型”，即不同的知识发生的可能条件，或者说，词与物（或能指与所指）间的构合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话语实践”格栅――在这里，话语实践被界定为：“一系列无名的、历史的、常常在既定时空中被确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在某个既定时期，为某给定社会、经济、地理、语言等领域规定了陈述功能发挥作用的条件。”[5]153154

三、从象征走向现实：格栅的意义

《词与物》的原名为《物之序》，在编辑的要求下才改成《词与物》。《词与物》中的秩序（ordre）是与认识型、历史的先验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秩序既是作为物的内部规律和彼此借以审视的秘密网络而产生于物中的东西，又是只通过一种视角、关注和语言格栅才得以存在的东西；就只是在这种空白网格中，秩序才深刻地表现出来，似乎它早已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自己被陈述出来的时刻。”[5]153154寻找秩序及其存在方式的体验，就是“从去重新发现知识（connnaissances）和理论依据什么才成为可能；知识依据何种秩序空间才得以构成；基于何种历史先验、在何种实证性的元素中，观念才得以出现、科学得以形成”[5]13的过程。从书中看到，所谓的“物之序”意味着按不同的“认识型”或 “历史先验 ”对物进行秩序化表述：文艺复兴时期按相似性组织的物之序，在古典时代通过依据差异和一致性而表述出的图表秩序，现代时期则因历史性而依据变迁途径等形成了19世纪的物之序。

总之，福柯的《词与物》体现三种知识的组织中心：文艺复兴时期的“上帝”，古典时代的“理性”（无限性）与现代时期的“人”（有限性），以及语言将成为“知识”围绕组织的中心而引发的人的消失。实际上，福柯的“认识型”演变也反映着西方哲学自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发展路径：神学、理性主义、有限理性、语言学转向。

就《词与物》的分析来看，福柯的研究一开始就表现为对作为唯我论的、非历史性的、自我构建的、绝对自由意识的大写主体的批判――在福柯看来，从笛卡尔到萨特以来的法国哲学中的主体意识成了为万物立法的尺度。他从“人之死”中来探讨西方文化中知识的形成，即不参照主体地来探讨知识、话语、对象领域等的形成，主体和客体都被看作构建于外部决定性基础上的对象而加以思考。福柯的 “人之死”并不是来表示尼采的“上帝之死”，“而是主体之死，作为大写知识、大写自由、大写语言和大写历史来源与根本的大写主体之死。所有西方文明都是奴役的，哲学只需要进行笔录， 把一切思想和真理都指向意识、大写的我和大写的主体。在这种今天撼动我们的喧嚣中，必须要认识到一个世界的诞生， 在那里，我们知道主体不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Un），而是分裂的，不是至上的，而是具有依赖性，也不是绝对的本源，而是不断地进行修正的函数”[4]788789。在这里，福柯解构了西方文化中有关人的无限性描述和大写理性，于是历史不再是线性的、连续的历史，不再是不断完善的进步，历史变成了复数，一种出现于不同实证元素中的历史叉。非连续、偶然、独特性成了福柯描述历史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体现着西方文化“认识场域”的变迁。换句话说，西方文化中物之序的变迁，也正是这些特征成了我们理解福柯的知识、权力和自我的阅读格栅。

虽然《词与物》的法文版出版于1966年，但我们对其所作的研究非常少。一方面可能是福柯本身的思想丰富、晦涩难懂和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不同语言间的可译阻止了人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的热情。虽然福柯在当时的法国因自己的思想发生了许多论战，但我们无意去评判社会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是非，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之社会学”概念已经对我们有所启发――社会学研究有着自己的不同语境。不过从经验角度来讲，研读《词与物》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理论方面，一方面，《词与物》提出的非连续历史观丰富了对历史哲学的理解，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历史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即福柯的历史观既是一种历史本体论，又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另一方面，特别是， 《词与物》中提出的“认识型”概念如同托马斯・库恩的“范式”一样，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知识变迁的框架，一种理解西方文化中知识变迁的框架（不过这不是一种结构主义的描述），一种构合能指（词）与所指（物）的认识格栅。

在实践方面。一方面，在进行史学著述时，它能促使我们从不同视角和方法来思考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撰写；另一方面，如福柯所说：“支配一种文化的语言、知觉图式、交流、技术、价值、实践体系等的基本代码，从一开始就为每个人确定了与其相关并置身其中的经验秩序。”[5]11

福柯不断地提醒读者自己《词与物》的研究语境是西方文化与西方社会，并展示了西方文化中“认识场域”的变迁。这种知识社会学的启发性意义在于，不同时代和社会存在着解读当时知识生产的理解格栅。因此，理解福柯的“认识型”不仅有助于理解西方社会的知识变迁模式，而且也有利于领会中国语境下的知识生产精神。它使我们认识到，知识的生产因历史背景不同，会产生知识形成方式上的差异，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词”因“话语实践”不同而指向不同的“物”，即“能指”因话语实践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所指”。理解“认识型”变迁的重要性在于，其揭示了认识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不同时代知识（connaissances）有着不同的认识逻辑或文化编码特征，话语实践是理解能指与所指间意义指称过程的关键。这种实践的必要性在于当前的发展势头迅猛的全球化整合趋势以及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与转型。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更是文化和传播的全球化。在传播全球化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全球―地方化”的过程中，文化间的彼此认识和融合成为必要和必然的趋势。在本土层面上，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体现为主体及其表达的多元化，而且需要借助信息传播来构建一种适合“和谐社会”和“和平崛起”理念的象征秩序。这都需要理解相关知识的生产与组织原则，而福柯的“认识型”则为这种理解提供了思路和启发。总体来说，这种隐含于西方文化的知识组织原则，对文化自身的生产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彼此理解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思考与学习。

参考文献：

[1]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I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2]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3] JUDITH R. Le Vocabulaire de Foucault [M]. Paris： Ellipses Edition Marketing S A， 2002 ：38.

[4]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5] MICHEL F. Les Mots et les Choses [M]. Paris： Gallimard， 1966.

Reading Grid of Knowledge： Review on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ZHU Zhenming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Michel Foucault’s analysis on the épistémè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comes from his reflection on the birth of human sciences. After analyzing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ree independent sectors （general grammar， natural history and wealth analysis ） in the mid17th and mid18th centuries， Foucault pointed out that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western society there existed different épistémès that were considered as possible conditions for certain scientific discourses or different theories and debats and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was organized around some épistémè prinicples concretized in discursive practices； épistémè and the related discursive practices could work as “reading grid” for the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production. This epistemology would facilitate the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nd the self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 itself.

对考古学的理解范文第3篇

关键词：考古学；地质学；李济；丁文江；安特生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240-02

中国人自己开始科学考古发掘的标志是1926年李济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李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1}的奠基人及早期科学考古的实践人，开创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范例，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2}李济走向考古学之路既是个人兴趣的偶然，也是时代潮流的选择。李济去哈佛攻读人类学之前在《自撰简历》{3}的结束语中已经表明了想通过人类学和考古学来研究中国人及中国人历史的志向。传统教育使得他对中国的历史有着较深的理解，哈佛人类学的培训使得他对西方科学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深刻领悟到在中国发展科学的必要性。其中考古学课程的学习使得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接受过西方科学考古学的学人，这些正是他走上考古学之路的学识背景。随着回国后的三次田野考古活动他逐渐从一位人类学家转型到考古学家。

1923年李济哈佛人类学博士毕业，回国应聘去了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当时的人类学在中国是新鲜事，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学生李纯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响走向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之路。{4}南开大学任教的经历是他学术思想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其中的原由与地质学是分不开的，地质学及地质学家的影响是李济今后学术路向转型的重要因素。李济在《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学科的影响》一文中，就谈及到地质学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中国传统学人只视书本为学问，“劳心”“劳力”有别的观念，开始接受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并带来了一套科学的工作及研究方法。这门科学代表了现代的真正的科学精神。{5}

那时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田野调查及发掘的方法都来源于地质学的掘地层。在中国，地质学是最早传入并兴盛起来的现代学科之一，西方科学思想随着地质学的传入而逐渐为国人所知。由于政府对矿产的需求，大力发展矿业并积极聘用地质人才，因此当时京津一带地区聚集了众多国内外的地质学学者。那正是李济投身学术界的初期，对于地质学来说，他算是个门外汉，但很幸运地认识了若干地质学界的朋友，与当时提倡中国地质学的几位大师，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翁文灏等都有认识，订了学问上的交情。也认识了一批外国学者，如安特生、德日进、步达生、魏敦瑞等，他们对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仅是在地质学上有建树，对中国的史前考古学、人类学等也有影响，而且很多都是开创性的工作。这些人都可以称得上是李济的学术前辈，在学术研究、田野工作方法、科学理念上都给予了他影响。

在南开大学的两年是李济投身学术的初期，也是他最后一次学术转型的酝酿期。除了中国近代学术界客观环境的影响，另有三个人直接影响了他今后的学术路向。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丁文江是对李济影响最深的一位学者。无论在思想上，学术上，还是工作态度、精神方面，李济都十分钦佩这位前辈大哥。初次见面两人就建立了友好情谊，那时刚好丁文江的兴趣也有一部分集中在人类学，两人很谈得来。他恢宏的见解不仅使李济看到了中国学术的希望，在研究工作上更给予了坚定的鼓励和支持。相识不久就热情得把李济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且介绍入了科学社。对于一个刚刚入行的新人来说，在学术圈能广结良师益友对其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回国第二年，李济去湖北调查居民体质，就曾得到了科学社的经费资助。丁文江不但在人类学研究工作上给予了帮助，他也是李济做科学考古工作的引路人，劝导李济从事专门的科学研究，使其懂得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重要性。

民国十四年春天前后，发现了两件决定李济今后工作方向的事：一是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约请加入他们在北平的田野考古工作队。另一是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并邀请李济任教人类学。这两件事的发生间隔比较近，对李济来说都有着决定其今后走向考古之路的影响。与弗利尔的合作得缘于一个在中国从事古物收购的美国人毕士博。1923年8月，河南新郑发现一双墓道大墓，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中国考古发掘队专门委员毕士博（C.W. Bishop）主动请求为当地政府发掘。同时北京的古物学家也云集现场，都希望有所收获。丁文江闻知此事，凑了二百银元经费鼓励李济赶赴新郑考察。但他晚去了一步，大墓被随意的破坏殆尽，只拾得一些人骨。{6}此次经历虽未在考古学上获得多少意义，但在收集、研究新郑人骨的过程中认识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他们是在协和医科学校研究新郑出土人骨时认识的，并在交往中建立了了解。李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的头衔以及在南开的教学工作引起了毕士博的兴趣。身份和职业的特性使他对李济有了特别的关注并代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参加他们在北平的考古工作队。李济在犹豫中经过丁文江的分析和鼓励之后，从此走上了和外国考古机构的合作之路。这是李济真正走向考古的第一步，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了许多帮助尤其是在经济上比别人占得了先天的优势。相比之下，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由于合作不当，得不到足够经费支持而难以有所做作为。虽然是中国成立的最早的考古专门机构，但不得不因此而错失发展、壮大中国考古学的良机。{7}毕士博虽然不是个地道的考古学家但他直接促使李济转向考古事业。在今后的一段很长时间里，李济正是借着毕士博的帮助完成了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活动。这也是李济能成功转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两件决定李济一生的事件，都是在丁文江的帮助和力荐下完成的。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使李济很是踌躇，请教了丁文江两个问题：一、是否应该放弃教书的职业去作专门的研究工作。二、如何与外国人合作。{8}分析这两疑问至少可以推断出三个问题：第一，李济尽管早有志向，但还没有规划好自己今后的学术路向。第二，对于专业从事考古把握性不是很大，也与他钟情的人类学研究有所不一，取舍不定。第三，虽在美国生活多年，但与外国人开展国际间的学术合作还是第一次，不知道该如何把握。丁江文的回答解决了他心理上的问题，鼓励他做研究更为重要。在与外国人的合作方面，丁文江有着丰富的经验，深知东西文化和人生观的不同，劝告李济要“直道而行”，追求真理，这也是他一生都追求奉行的。李济得到前辈大哥的指点，肯定了自己的选择，与佛利尔艺术馆订立条约展开合作。至此，李济在思想和学术方向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另一件事，重回清华园，任教于国学院。当时二十九岁的李济应聘清华，也是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结果。梁启超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热心考古，他希望清华能开现代考古、人类学的课程。{9}他与清华的渊源甚深，且被邀请入国学院任导师，所以有他的推荐，李济很顺利就入了清华国学院。入清华国学院的第二年，李济结伴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赴晋南进行考古调查并写有《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一文，发现了几处古代遗存，其中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彩陶，由此明确了发掘之地。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划下了一记重笔。这次发掘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也使李济成为首位主持中国考古发掘工作的中国人。同时也创建了现代考古学科学的田野发掘方法。他在西阴村的成功发掘使他真正从人类学转战到考古学。

在论及李济的考古学之路时，还有一个人是必须要提到的，那就是瑞典人安特生。他是地质学博士，被北洋政府聘请为农商部矿政顾问。和其他早期来中国的地质学家一样，他也具有很广的知识和兴趣。在中国除了发现不少矿藏之外，还调查过华北一带的古生物，同时还对考古学很感兴趣。他是第一个在周口店发现龙骨而引起北京人的发现的学者。对中国北方一带的史前彩陶文化有一系列的发现，最为著名的是河南渑池仰韶文化的发现，证明中国有着古老的史前文化。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让国内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感到振奋人心，同时又为这些考古发现都是由外国学者发现而感到惭愧。李济的感受也是如此，而且作为学人类学的他来说，后一种的感受更为强烈，由此刺激了他，想要通过考古发掘来证明祖国的文明。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已经表明了安特生在中国北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使得他想探究中国史前与文明时期的概况，正是在这样的好奇之下促发了西阴村的发掘。{10}安特生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活动,开启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河。李济说:“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11}安特生更多的是在学术上为李济树了一个榜样同时也是一种激励。安毕竟给中国人展示了一系列当时西方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并培养了一队田野考古的工作人员。而他取得的成就也是对有着国家主义意识的学人的一种激励。清华的支持，弗利尔的资金，地质调查所的帮助――袁复礼，使得李济顺利完成西阴村发掘，这次的发掘是中国人首次自己主持发掘的科学考古活动，有着开创性的建设。也使得李济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第一人的位置。也正是这些才使得李济顺利入主了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史语所，在史语所的领导下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成了中国考古学学科诞生的标志。

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时代需求及西方科学考古学知识的传播促使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考古学，李济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国，初入学术圈。其早年的中国传统教育与其后的哈佛大学人类学教育的知识背景，使得他自然而然地开始关注考古学。其后，李济在丁文江和安特生的启迪下接过了考古学发展的大旗，促使中国的考古学真正走上了科学的正轨的道路。李济也由此从人类学转向了考古学之路，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基础。

注释：

{1}中国近代考古学，李济在《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一文中，用的是“现代考古学”并介绍了其科学性、注重田野工作的特点，但两者其实一致.

{2}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52.

{3}{4}李光谟：《从一份自撰简历说起》，《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27.年，第一章第27页.

{5}李济.李济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6.

{6}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1.

{7}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8}李济.李济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7.

{9}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6.

对考古学的理解范文第4篇

一、手工绘图依旧是取得考古现场第一手资料的基本方法

我国20至21世纪的考古工作与考古学研究的结果表明，迄今为止，我国考古绘图主要依赖手工完成。不仅贯穿于考古发掘的全过程，也是当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依据。

从我国考古学建立之初，传统手工绘图就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不仅在摄影技术不发达的时期，全部考古图录主要靠专业工作者手绘完成：“要亲自动手，文物一旦露头，……必须完成当天的考古记录”，即使在考古学高度发展的今天，考古绘图工作已经加入了新的技术因素，大量在现场依照实况和器物实体手工绘出的图纸，作为现场采集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是临摹、修改、复制、打印等后续而成的二手资料所不能比拟的。

在摄像与电子技术高度应用于考古学领域的今天，人工对遗址现场的全景、地层、地形、遗迹及其分布的实测与绘图，仍是保留现场信息的必要步骤，方格网等方法依旧被作为最基本的测量和绘图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使用，以保留考古遗址和器物的原貌。现场示意图、剖面图是考古遗址不可忽略的重要步骤。以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为例，所做的大量对遗迹的结构、分布、地层堆积、坑底细部情况绘制的平剖面图不仅是对现场的第一手记录，也是后续分析研究工作的基础，特别是对结构复杂的各墓葬、窑址等清晰的绘图，是动态发掘过程中不可遗漏的重要证据。对其深浅层位进行精确的测绘，明确遗物的出土位置、叠压关系，对后期墓葬主人身份的辨析考证，具有极重要的证明意义。

即使在一些特殊的考古场合，现场绘图也是必不可少的，手工绘图不断运用于考古新领域。2010年“南澳I号”的沉船船体和文物发掘中，绘图工作是在水下数十米深处与现场发掘同步进行，现场对考察“南澳I号”复杂的遗址堆积状况的记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学界揭示南澳岛水下的遗址群的概貌、探讨南澳岛作为海上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重要意义的关键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传统考古绘图方式被忽略、被扭曲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少数匆忙开发的遗址，由于缺乏专业绘图理念，未能遵循正确的绘图原则，往往造成第一手绘图资料的缺失。如某些遗址的发掘，由于忽略了现场绘图记录，不仅缺乏宝贵的现场记录资料，也为后续的叠压关系研究、器物鉴定、排序与研究造成困难。

绘图软件的大量应用，一方面带来绘图工作的便捷和细致，另一方面也使人产生误解，认为即便没有绘画能力，各种软件也可以取代人工，完成绘图工作。这导致传统绘图方法被忽略，手工绘图的重要性降低，甚至很多本应由专门人员完成的原始资料图由技术工人，将绘图视为现场的简单记录。

问题的出现是考古工作中对绘图工作的理解出现误差。事实上，考古绘图并不是单纯图录备用，而是将现场复杂信息整理、筛选和保存的过程。特别是对地下遗物多、叠压打破关系复杂的遗址，准确保留第一现场的必要信息，将叠压的复杂关系正确传递给后续研究，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是无法完成的。

我国长期考古工作的经验表明，传统手工绘图无法取代。它不仅贯穿于20世纪近百年的中国考古，并且会在21世纪的考古发掘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二、考古绘图是考古工作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

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使考古绘图有着广阔的发展领域。在承担野外调查、现场发掘任务之外，考古绘图贯穿于器物整理、考古报告、现场复原全过程，并且正在不断深入影响考古学研究。

在后期的器物整理、遗址报告中，作为三大要素之一，绘图也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梳理和陈述考察成果的基本手段。几乎所有的考古学报告，都要配以大量的图录，阐述考古过程，明示器物特征，展示发掘特征，提出新的观点。武汉考古所等为盘龙城宋窑与商墓遗迹所做的大量清晰绘图，清晰地表明了黄陂盘龙复杂的多层文化，为学界的后期研究提供了最明了的答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石市博物馆在《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2009年发掘报告》的附图包括遗址示意图、探方图、地层堆积剖面图、各个时期的器物图、纹饰图等数百幅。而记录600座楚墓，反映东周文化的考古报告《江陵九店东周墓》，正是其图绘工作的疏忽草率，而受到学界的批评。

器物的修复整理，往往需要对原物预先绘图，特别是对彩绘器物的修复，必须首先采集和保留原物信息。其中包括“详细记录描述器物各个部位的彩绘颜色、范围和保存状况”，“采用多种颜色进行绘制，详细记录描述每层彩绘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在对秦俑一号坑新发现的断裂数块的彩绘陶俑进行抢救性处理前进行的保存原样的绘图，就是修复器物的规范做法。

图文并茂是考古学者深入研究的基本方法。苏秉琦以北首岭出土双唇口、壶罐形口与姜寨壶罐形口的比较图提出关于仰韶文化分期的重要论点，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述论》，以数十幅历代城池遗址图、地形图论述中国都城考古的发展成就，都显示了我国考古学家图文并长的研究功力。

对考古学的理解范文第5篇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与宫庙殿堂建筑不能杂处。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卫君”之地,也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地方。这种“消费”性“城”需要有为其服务的民众,但“民众”应安排在“城”附近的“郭”中,即所谓“郭以居民”。这种“郭”可以理解为象偃师商城之“大城”,也可以理解为“城”旁之“居民区”。我们注意到,龙山时代晚期也发现了一些内外双重城垣的城址。它们是否为“卫君”之"城”和“居民”之“郭”,还要通过进一步考古工作去研究。总之,我们在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时,还要注意与之相关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区”遗址。它们二者是“分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