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中的文化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对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进行了梳理，在回顾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运用音乐传播学理论，对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过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化的探索与思考。

在当今生活快速变化的时代，在世俗化和市俗化日益浸入社会的时代，各种事物的流行与传播正以加速度的节奏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中国的乐坛上，高雅音乐与流行音乐平分秋色，甚至流行音乐更为火爆，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存在与状况，我们必须正视她、分析她，让她不断良性地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传播学角度，对于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回顾，并对几个热门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一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文化有雅俗之分，音乐也有同样的区分标准。但是，如果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流行音乐”的称谓显然是“舶来品”。

所谓流行音乐，英文为Pop Music，是指那些音乐曲式结构短小、内容通俗易懂，主要以爱情、友情、亲情为主题，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也有的会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流行音乐本质为商品音乐，即以赢利为主要目的而创作的音乐。它的市场性是主要的，艺术性是次要的，“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比任何一个概念都科学、合理、准确地表现出流行音乐的特性。如果单从字面上看，“通俗”指易解易懂，“流行”指广为流传，那么，像《东方红》、《南泥湾》、《歌唱祖国》等歌曲，内容通俗易懂，流传范围广泛，一定意义上也可称为通俗歌曲或流行歌曲。但是，这些歌曲绝不能称为商品歌曲，因为它们绝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创作的。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是如何科学、合理、准确地界定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异质的。

流行音乐文化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由最初的大众音乐演变而来，并成为大众音乐重要的分支之一。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种由多民族文化汇集而成的爵士音乐，这是现今流行音乐最早的起源。这种新兴音乐，以它独特的演奏(演唱)方式，博得大多数人的好感，迅速风靡全美国，又很快传遍西欧各国直到世界各地。爵士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源于美国南部新奥尔良的一种流行音乐，是美国黑人从非洲带来的传统音乐与欧洲音乐长期融合的产物。二战后的流行音乐中有摇滚乐、蓝调和新的爵士乐“比博普”。70年代以后，流行音乐风格更加多样，表现在具有即兴性、强调借助和运用电子手段、注重话筒的操纵技术、商业化倾向日趋明显。流行音乐的发展日益走向繁荣，形成了以爵士乐，廷潘胡同歌曲，乡村音乐，摇滚乐，Hip－Hop，R＆B，RAP为代表的流行音乐风格。这种世界性的流行音乐风潮，给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以重要影响。

今天，流行音乐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在器乐作品中，它包括丰富多彩的轻音乐、爵士乐、摇摆舞曲、迪斯科舞曲、探戈舞曲、圆舞曲，以及其他不同风格的舞曲和各类小型歌剧的配乐等。流行音乐器乐作品的特点是：节奏鲜明，轻松活泼或抒情优美；演奏方法多种多样，即兴性很强，并且音响色彩多变、丰富；乐队规模不大，织体层次简明。而现代，为了寻求更多的印象效果，作曲者又加入了电声乐器及更多的电子音色。

流行音乐声乐作品的特点是：生活气息浓郁，手法通俗，曲调顺口，易于传唱；歌词多用生活语言，容易被听者接受和传唱；演唱者多是具有一定风格的被大众熟知的歌星，发声方法各有千秋，演唱时感情重于声音技巧及对音色的处理，自然亲切，加之小型乐队的伴奏与歌者的歌声融为一体，比较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流行音乐文化作为一种以消遣娱乐为主的大众文化现象，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脉络息息相关，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具备的三种特性也与其他大众媒介区分开来：一是流行音乐文化的主题内涵不断重复，具有穿透阅听人之意识的能力。二是流行音乐多属非叙述性形式，强调对接收者的身体、生理与感官能力的刺激。三是流行音乐文化是一种经验上的形式，音乐是属于艺术而非科学的领域，是对某一经验的体验。

二

从音乐的流行程度来看，中国宋词的传唱达到“凡有井水处”（即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的广泛性，可以说是传统流行音乐文化的兴盛。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流行音乐文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走入人们的生活。1979年以后，那种政治教条式的音乐、农耕式的音乐形式渐渐远去，逐渐被新音乐所代替：《祝酒歌》给了亿万人民心灵的慰藉；《在希望的田野上》向人们传达了变革的神州大地到处充满生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信天游》、《心愿》等，适应了当时大众心理上对于改革开放事业所抱有的希冀、期待和渴望。后来随着邓丽君一曲《甜蜜蜜》和张明敏的一曲《我的中国心》风靡全国，更多的描述爱情、亲情的歌曲油然而生。20世纪90年代初《小芳》和《同桌的你》这样的“乡村民谣”和“校园民谣”，使流行音乐具有民歌的风格。随着国外流行音乐文化的涌入，摇滚乐、Hip－Hop、R＆B也相继在国内风靡。2004年的《老鼠爱大米》和庞龙的《两只蝴蝶》相继走红，因为这两首歌的蹿红，流行音乐的网络传播正式开始。

传播技术的进步为音乐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开拓了崭新的市场。中国流行音乐的传播同样离不开类似的大众传媒。1979年后，音像出版社发行盒带极大地推动了流行音乐的发展。此后，CD唱片的出现发挥了与盒带相同的作用。与盒带、唱片共同推动流行音乐发展的是电视的普及，以及电台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兴起。湖南电视台“超级女声”的成功选秀，成为流行音乐传播的又一“亮点”。电视传媒跃上船头，成为推动明星出现的超级舞台，电视大赛开始专业分类，提升了流行音乐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歌手除依赖电视传媒外，音乐电视开始以崭新面貌推动着原创。同时，各地电台音乐歌曲排行榜的盛行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出现，为歌手的个性化发展和更新换代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流行音乐是一种大众文化，新兴媒体给了流行音乐一个机会，让音乐更加贴近大众，让潮流更加符合大众的需求和情感需要。网络音乐传播的新形式也导致了人们音乐观念的变化，包括音乐创作观、音乐审美观和音乐价值观。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流行音乐传播，我们大体可以将之归结为：

80年代早期，对中国的流行音乐而言是一个“培养”期，全国以模仿港台地区歌曲为主。80年代中后期，内地第一批流行音乐制作队伍开始成型，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90年代初中期，歌手签约制在内地出现，歌坛逐渐从无序走穴向有序的经纪人管理过渡。与此同时，大众传播媒体的威力凸显，唱片业升温，全国的唱片公司出现野火烧不尽势头。90年代后期，流行音乐逐渐更新换代，流行歌曲不再容易流行。大众将目光锁定海外，对于中国内地歌手的关注开始减少。21世纪网络音乐盛行，粗制滥造的歌曲不断挑战着大众的接受力。各电视广播媒体推出选秀模式，各娱乐公司开始强力效仿欧美的歌手包装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国内引人关注的年轻歌手开始增多，而引人关注的流行音乐继续减少。

三

从模仿走向创新，从关注创作走向歌手的选秀，在传播平台和方式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应该从现实状况出发，对于未来作深入的思考。

(一)过多的商业化传播形式是否能加快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步伐？

流行音乐的受众无需欣赏高雅音乐需要具备的素质，换句话说，只要听力功能健全就可以成为流行音乐的受众。当流行音乐在商业化的齿轮下急速运转，流行音乐的受众就成为“买方”，在高举消费主义旗帜的后工业时代，流行音乐受众成为“消费大军”。

流行音乐文化的传播本质注重的是音乐的传播，而在商业化传播中，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能看到听到的是对于流行歌手的传播。歌手的一言一行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喜欢一个歌手不像原来那样是通过音乐，而是直接成了个人崇拜，音乐变得无关紧要。这样势必导致：音乐不再流行，而歌星成为流行；歌星不再专注于演唱，更注重于曝光率，并不断通过其他的一些行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演唱的作品粗制滥造，很难被广泛流行，失去了流行音乐的意义；大众开始对流行音乐阐释出一条新的定义，而其中没有音乐。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流行音乐是商业化的产物，但不能以商业化为指归。流行音乐需要推出和包装歌手，但歌手需要实力和好的作品。我们只有在商业化的浪潮中，依然坚持音乐文化的追求，坚持创作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坚持不断发现和推出新的实力歌手，流行乐坛才能有长久的魅力。

(二)流行音乐创作模仿什么时候到头？

一种新的音乐形式的介入，必然会对原有的音乐形式带来一定的影响。不一定是打破原有形式的重新建构，也可能是完善，但要是完全性地组建，那就不是音乐形式的介入了，而是彻底的颠覆。

原有的中国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中国的音乐模式、音乐趋向，进入现代以后，西方音乐的理念传入中国，五声调式变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方配乐原理。中国的流行歌曲从20世纪80年代的西北风，90年代的摇滚风后，在21世纪又开始进入韩国风。

不能说作曲者没有努力，但大多数作品只是将本国的元素作为点缀而已。其实作为一个专业作曲者单纯创作一首中国色彩的歌曲并不是太难，但作为大众的年轻一代似乎对之感到乏味，因为他们对欧美的流行音乐接触太久，已形成一种固定的接收模式。

这里存在三个方面的维度：一是创作者，需要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元素为重点，为根基，为底色，不断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流行音乐作品，并且形成一种体系和时尚。二是流行音乐的推介者，同样对于流行音乐文化的创新负有使命。如音乐排行榜，既是已有情况的反应，又是对于未来的一种导向。对于中国特色流行音乐作品的推介，同样会影响乐坛和大众。三是歌手的自我定位和调适。作为流行音乐歌手，一味地模仿和演唱模仿的作品，很难有个性，有独特的韵味。只有原创作品，才能更好地使歌手增光添彩。

(三)流行音乐的传播，难道仅仅局限于国内吗？

从目前来看，中国流行音乐走上国际舞台的数量几乎为零。虽然新媒体为流行音乐发展带来新契机，但全球化成为主流的时下，中国流行音乐并未像欧美流行音乐一样走向世界，中国流行音乐要走向世界还需一段很长的征途。虽然周杰伦将流行音乐的演唱形式、内容进行了发展，但是周杰伦及其歌词创作者方文山这些少数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他们虽为流行音乐文化带来新的亮点，但这并没有将中国的流行音乐引向世界。

中国流行音乐能不能走向世界？中国流行音乐如何走向世界？这是两个有关联度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文化的多元化也是现实的存在。但是，要使某一方面的文化具有存在的价值和竞争力，就必须有强壮的肌体和活力。中国流行音乐也逃不脱同样的规律。在这里，关键是为世界所欣赏的作品，有享誉世界的演唱者，还要有能与世界相适应的传播方式。只要有多方面的合力，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就是水到渠成的。

总之，流行音乐文化处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虽然中国的流行音乐发展所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但我们还是应当投以热情的目光，抱以严肃的态度去审视、去研究，让她茁壮成长，并且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和散发出持久的芬芳。

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第2篇

一、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伊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当代田野考古学的两大基础地层学与类型学便分别借鉴了自然科学上的地质学和生物分类方法。近年来,考古学与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更是突飞猛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如DNA技术,同位素技术等,科技考古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高校纷纷建立,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这其中,数字科技的发展,更是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虎添翼。数字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最开始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图形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当时推动这一趋势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于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测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数据库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虚拟重建技术的深入发展,考古学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无论在学科研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及虚拟重建和展示领域都有着日益重要的应用。推动现代考古学向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学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空间分析技术的进展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考古学解读和阐释提供了重要途径。聚落形态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时并进的三个焦点。[3]聚落考古甫一诞生,便带来了考古学研究上的重要变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国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业内的广泛认可。空间分析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考古学传统作业方式的变革,客观上为考古专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传统考古学作业和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学是一门与各式各样的“古董”打交道的学科,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与实习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关键环节,即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课堂教学的内容以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讲授为主,依据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区域特色,各个高校在教学内容和设置上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大都涵盖考古学通论(考古学专业不同时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各时段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考古绘图、考古摄影等内容,另外还开设有各具特色的专门考古。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学基本每学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学的内容涵盖了博物馆与考古遗址考察、野外考古调查、田野钻探、田野发掘、发掘资料整理和考古简报撰写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科的调整和不断发展,考古实都固定在大学三年级,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学期,有的学校安排在第二学期,基本以一学期的时间为主。在早期的考古学教学实践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质文化史为主,器物排队和不同遗址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无论是考古遗迹的发掘、数据的采集还是器物和遗迹的绘图都特别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初创和发展初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考古学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强和研究的转型,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首先,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之前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标本的研究方式逐渐无法使用日益广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现在已经普遍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标本的多样化推动了考古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同时,随着数据采集手段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绘图方式和手法无论在精度还是效率上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学空间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对遗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视也促使了考古学操作手段的日益进步。

三、数字条件下考古专业教学

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第3篇

从比较中认识研究对象

与美术考古学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学科是考古学和美术史学,这里有必要通过比较,明晰三者研究对象的知识边界(参见下面比较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6],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实物资料”中的“美术品”部分;另外,传世品也是美术考古学重要研究对象[7](P17),而它只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平行参考资料。根据美术品的特征,下列两类实物排除在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之外:一是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但“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动物化石、植物孢粉等;二是仅具有实用功能,难以引起人审美感受的人工创造物,如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书法、篆刻等美术种类[1](P526)。它与美术考古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基本相同,只是侧重点和研究方法各异。二者的差别在于美术史是在纵向的时间序列中研究审美关系的发展演变,它的时间范围可以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当代;而美术考古则要在特定的“考古学文化”这样横向的共生关系中,探讨“奠定这种审美意识的经济生产、社会制度、民族文化和受这些制约的一系列的特定环境下的审美创作活动”[8](P139),它只限于古代。该学科旨在通过美术遗迹和遗物的视角,深入研究隐藏在那些“物”背后的“人类观念”。例如,在绘画方面,美术史主要研究卷轴画,着重于表现手法、风格流派、画家生平等等,以把握时代的审美风尚和规律;而美术考古主要研究岩画、建筑壁画和墓室壁画。它要尽可能参考同一时期所有的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以求在全面复原历史的情况下来微观某一美术作品,不但是时代的审美意识(确切地说,这方面要借鉴美术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是支撑这一审美意识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力求达到对该时期人类文化观念的认知和体察。再如,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多是雕塑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这些作品因中国“重道不重器”的思想根源,很少有明确的创作者姓名留下,因此它们代表的是一种群体作品,具有社会性特征;而美术史则着重个案研究,如对艺术家或者艺术流派的关注,因此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9](P232)。归根结蒂,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服务于该学科的研究目的的。考古学旨在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美术史在于研究美术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美术考古则是通过古代遗留下来的美术品了解人类的文化史和观念史。

从特征中把握研究对象

中国的厚葬之风体现了古人“视死如生”的观念,墓室是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缩影,他(她)既要继续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又渴望在仙境中获得再生;隆重严肃的墓葬仪式和祖先祭祀活动,正体现了活人与死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生人往往借着死人的余荫,就是借着祖宗的功德或显赫的威名来在社会上立足。而死人又借着生人的功业而声名得以显耀,已死者和仍活着的人虽然死生之路断,幽明之路隔,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10](P180)正因为此,墓葬的形制规模、布局装饰和明器的使用,无不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精细心思。它们凝结了高度的艺术性,但当初人们在建造和制作时,却抱有明显的功利目的,这里艺术之美是服务于功利之用的。这样以来,中国的墓葬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汉代墓葬出土的画像石砖就被喻为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美术考古学正要透过艺术来解码社会。

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还有相当大部分来自于宗教美术遗迹。宗教对艺术的依赖,使它几乎要把所有的艺术都统以信仰的名义,这一点尤其是在古代美术品中表现比较突出,因而宗教美术就成为美术考古学中分量较重的一个研究门类。石窟寺艺术就是一个代表。它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的一支奇葩。它非凡的艺术性背后,却是古代人们渴望摆脱现实的苦恼,为自己求得福地的功利性目的。古代工艺美术也有一大类是用来作礼器的,它们与政治、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礼记•郊特牲》载:“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11](P145),由此可见,陶器在郊祭仪式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含义[12](P3);再如,《左传•宣公三年》载,鼎“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13](P437),青铜礼器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是政权、神权合二为一的至尊象征;《周礼•春官宗伯》也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14](P193)的记载。其他如绘画中的帛画、壁画,建筑中的坛庙、陵墓、寺观,雕塑中的陪葬俑、象生、造像等等,它们都烙下了宗教的印记。

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 知识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4-0108-02

李济先生的著作《中国文明的开始》，成书于英文，最早于1957年在美国西雅图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70年曾由万家宝（）译成中文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第一讲挖掘出中国的历史（中国考古学史），第二讲概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的早期发展，第三讲讲述中国的青铜时代。目前大陆的同名版本由李先生的哲嗣光谟编选，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集团）出版，其书除了主体部分，另外还选了几篇相关的文字与之相补充并互为辉映。应当说，从其一生的学术著作来看，多数都与中国的上古文明或文化有关。各篇多按发表年代排列，大致可反映先生某些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发展过程。这里主要结合李济李济的主要学术成就和研究背景，对此著作大陆版本的主体部分作以评述。

在这本著作中，他首先谈到了考古学研究的目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这样的属于两类但息息相关的问题，实际构成了对中国考古学及其历史研究的最核心内容。而考古学家的工作，正在于“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包含在他所倡导的“重建上古史”、“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以及“新史学的四种境界观”等之中。

如若不以严格西方学理意义下的学科分野来论述，中国的考古学渊源可以最早追溯到传统的金石学、古器物学。而在20世纪以降，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支持下的考古学，则成为率先“现代化”的学科之一，这门科学成为了革命性的科学。刘梦溪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罗列，自儒、释、道三家并立，标志着我国传统学术思想多元化格局的进一步形成，宋明学术、乾嘉学术、晚清新学等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学术流派。他指出：“直承今文学而来的疑古学派的出现，本来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的重要一步，但在甲骨、敦煌学新发现面前，它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简直足以在事实上拆毁它赖以建立的理念根基。”接下来他引述了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刘先生接下来评论说：“此一新理念的提出，学术界响应者甚众，不仅对疑古之偏颇有所是正，对二十世纪的学术行程也自有其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学术何以史学一门最富实绩的原因……而中国现代学术中考古门的建立，也是与清末的学术新发现相联系的……二十世纪初，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李济、董作宾、郭沫若诸人，与有功焉。”回顾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即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之嬗变过程，“疑古学派”、“考古”与“二重证据法”是几个关键方面，代表当时知识界的思想潮流。1928年傅斯年先生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谓：“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在当时所带有的宣言性质，实际上具有学术思想史的意义。

学术之变并非仅有新旧嬗变，因为所谓“学术”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知识活动的体现。在这个变化的整体趋势之中，考古学是一个很明显的征象。这是由它的学科性质及学术运作的特征所决定，相比于“传统学术”中那种强烈的书斋性，这门学科的重视实物的实证主义态度和获取研究资料的方式，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鲜明的初生之气和青春气象，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股新鲜血液和“现代学术”的一支生力军，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考古学是一门富于革新精神的学科。为了充分地了解这个学科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必须把考古学纳入学术思想史之中。而在这门学科之中，李济先生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文明的开始》时，必须把李济先生及其作品置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背景中去。

李济，1896年出生，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1920～1923年，他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以上这个学业简历很重要，因为它反映了李济先生学术的基础，也是我们分析和研究他学术思想的线索。如果与其后的梁思永、夏鼎、苏秉琦等先生相比较，可以看出李济先生更多地受到了美国人类学的影响。

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中，李济先生认为，研究上古文化所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首先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与事前的考古材料比较贯穿，同时要把若干不能解释的成分，找出它们可能的来源。这些问题，在他看来都不是凭想象能解决的。它们的解决，需要更广阔的田野考古工作，以及更深度的比较研究。任何古史的重建工作必须以可靠的材料为立论依据，材料必须是经过考证及鉴定的文献史料，和以科学方法发掘及报道的考古资料。撰稿人须尽量利用一切有关材料，尤其要注意利用最新的资料，其中包括几大范围：一是放眼世界、全球范围内的人类起源和原始文化的资料；二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各种研究成果；三是人类的文化遗迹（史前考古学，主要针对古器物即古代人类遗留下的工具等）；四是体质人类学的成果（包括对古代人身体遗骸的研究、其分化演变的过程以及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等）；五是狭义的考古学资料（即古器物学家所承认研究的考古资料，青铜时代以及以后的历史），但李济先生同时指出，因为在采集方法与看法上的不同，这批材料的价值在过去都没有得到它们应该得到的注意，而在现代考古学的视野下，它们的学术重要性会得到重新思考；六是民族学家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原始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其体质上；七是研究中国上古史最基本的资料，即传统的经学与史学文献，而如何辨别这些庞杂的资料和评价它们的价值，均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研习。

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第5篇

乐器类，出土的乐器为音乐考古的主要对象。包括成品乐器及其配件，半成品和乐器模型等都是音乐考古的研究对象。这些乐器多是人类日常音乐生活用品，也可能是随葬的物品，具有真实性和具体性。对于我们研究音乐史学具有重要的价值，所以在音乐考古学中把乐器考古摆在了首位。在本教经书《多米色》中写道：“有的在敲鼓，有的在奏‘镶’即扁铃，有的在吹海螺”。

书中描述的鼓、扁铃、海螺显然是乐器，这些乐器到现在还在寺庙里广泛使用。目前还无此类乐器出土，只是在古经书中的描绘中了解。在更堆培杰教授的《音乐史简史》一书中大胆地提出卡若遗址出土的石刀是否同时也是一种类似石罄的乐器，这些都待我们去证实。有种乐器叫“朵丁琴”，“朵丁”在藏语里是叮当作响的石块，在远古时期有“击石兽舞”这样的音乐形式，即在敲击石头的伴奏下，模仿野兽动作来表达狩猎的情景。

这个伴奏的石头就是“朵丁琴”。在解放后，国家对传统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收集了各地寺庙的朵丁琴，按照十二平均律排列，编成从大字组C到小字一组c的音阶。但把西方的音律用在民族音乐里是否妥当笔者存有疑义。乐谱类是音乐考古研究的重要对象，它直接记录和保存了当时的音乐。乐谱以文字或数字或各种符号的形式构成，目前在国内还没见到出土的古乐谱。现在流传的古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音乐的真实性，将来可与出土的乐谱进行比较研究。流传至今的乐谱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历史上第一部宫廷音乐乐谱经书《赏心悦耳明目之喜宴》的前言中记载道：“七音引为数，其乃善载无量之音乐，皆于乐音曼荼罗之符号”，即以七音品音乐理论作为乐谱记谱依据。

大学艺术学院的更堆培杰教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对古乐谱进行整理研究及解读，使300多年前的音乐展现在我们面前。文字类主要指涉及音乐内容的古文字材料，这类材料记录着乐舞、乐器名称以及音律，音阶名称和音乐史实等，可以与文献相互印证也可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甚至可以纠正文献记载的讹误，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此在探讨古代音乐文化面貌及其演变过程与规律的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目前能看到的有大部分的经书、史书如《多色米》、《言库意心》、《五部遗教》、《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臣记》等为研究音乐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特别是《萨班乐论》既是经书也是古代音乐理论著作。另外，吐蕃以后的金石文书映着当时音乐文化生活也是研究的重点。

形象类是反映音乐生活的美术作品。如壁画、岩画、铜雕、石雕、陶器上的画图和刻纹，还有的唐卡画。为研究古代乐舞、乐器、乐队编排、编制以及音乐史提供了重要的内容。在布达拉宫的壁画和桑耶寺的壁画上有当时庆典时的乐舞壁画，上面画有乐舞队型，跳着卓舞，乐手们演奏着卓鼓等各种乐器，以及周围观看演出的人物。在的大多寺庙里几乎都有这样的壁画。在阿里等地区的岩画比较集中。其岩画里反映音乐内容也真实的反映着当时的音乐生活，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上述研究对象各有各的长处和不足：出土乐器是真实和具体的，但它只是表达当时音乐作品的工具，而当时的音乐音响究竟如何，从乐器本身是无法了解的；乐谱、文字和形象类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乐器的不足，但乐谱受记谱方式的局限在音乐作品的音高、节奏、时值等方面有不准确性，不能精确的再现当时的音乐；文字类材料的记载是真实、客观的，但大部分不是专为音乐生活而记载，对音乐事件记载比较零散；形象类材料反映的是音乐生活的某一局部，不全面，出自美术家之手，其反映的内容具有夸张、抽象和象征性。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对象相互牵连，相互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