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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作用;经济生活
经济法的产生是基于对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功能失灵的反应,这是经济法产生的前提条件。现实生活的经济活动是以自由市场进行调节的,然而市场并非万能的,市场有一定的滞后性、趋利性,当市场调节不了时,就需要经济法律对其进行干预和调整。经济法最基本的属性就是国家在合理的范围内对现实经济生活的干预特性,来引导和规范市场经济的运作和健康发展,促进现实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
一、经济法的形成
经济法是国家管理调控经济活动中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系,对我国的经济运行有调控和規范作用。它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组成的: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行政管理、市场秩序的管理、现代企业发展结构制度。国家在宏观层面对市场进行调控和规划,来引导企业自主经营,自由进行经济运作,就形成了经济法的基本范围。
从经济法的产生过程可以发现,经济活动与经济法律二者是承前启后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经济活动,就不会有经济法律的产生。没有经济法律,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活动只有在经济法律的规则引导下才能全面持续健康良性的发展,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政府职能部门要对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也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经济的自身缺陷或者在中国的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必要的政府干预是合理的和有利的。政府干预针对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整体而言的。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企业或者某个特定的市场。因此,政府干预表现为市场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两个不同的方面。经济法的功能和作用于政府的干预具有天然的联系性,离开政府的干预经济法不可能顺利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有通过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法律才能规范社会经济活动,引导建立公平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要达到这个要求,政府治理和经济法律必须同时发挥作用。
二、经济法对经济生活的作用
经济法是特殊的法律,也是属于法律的范畴,它的主要作用范围是人们的经济生活。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产生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经济法就是解决政府和市场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二者进行调节来形成良性的发展和互动,相互促进来促进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之中,我国的经济法律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弥补市场的不足,引导市场有序发展
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和趋利性等特点会导致市场失灵的发生,市场自发调节不能对经济进行良好的调节,会产生社会问题。而良好的市场秩序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前提,市场失灵就会导致经济不能良好发展,就需要经济法等非市场手段来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
经济法能够加强经济活动中的市场时序规范,禁止各类不正当的恶性竞争,最大化地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促进市场效率的发挥。确保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是良性的可持续的,良好的社会秩序不论对于经济发展,还是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
2.促进经济结构科学健康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不仅要讲究速度和总量,也要讲究质量和结构。在全面构建小康社会的形势下,科学而经济发展结构仅仅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时不能够做到的,这就需要经济法的作用来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规范。我国目前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认经济的结构等方面还有许多的欠缺,比如经济的发展动力需要转换、市场规则的不完善以及发展极不均衡等因素。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经济法来进行参与和规划。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的经济法律所发挥的作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等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性。经济法律政策的制定者要考虑这些问题,来加快经济的结构转变,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有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次经济发展的转型机遇,没有充分发挥经济发展的功能,就会失去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机遇,甚至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大局。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经济法的引导功能仍然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途径。
3.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公平是由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经济法和宪法等法律的目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因素,需要经济法来进行规范。不论是出于对法律的本质还是出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都是经济法的重要目标,需要经济法去完善和改善。
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这种高速的发展也使得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比如贫富差距过大、人们价值观的扭曲,过于追逐经济而忽视了道德的规范。社会上时有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对我国社会的公平正义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过于追求“效率”的动机下,忽视了社会的“公平”。造成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的不良发展。亟需经济法来进行规范和矫正,来维护社会缺失的“公平”。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也需要经济法律的手段来发挥作用,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镇化发展和脱贫工作的开展,公平的二次财富分配都需要经济法发挥应有的职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4.促进政府职能和宏观经济管理的提升
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变革,政府的职能和宏观经济管理水平也需要进行转变和相应的提升,以适应新的市场化经济发展。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政府的职能需要相应的转变,这对我国的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政府也做了许多的相关的工作,然而效果却不大理想,人们的观念仍需要转变,摆脱以往的计划思想,用市场的手段来分配和调节,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政府机构臃肿,企业需要审批的手续繁杂多样,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更有甚者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利用权力来谋取私利,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造成了党员干部的腐败,人民群众的负担加重。这些现象的产生需要用制度和法律来弥补漏洞,用道德和理念和自我约束。
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经济法律,简政放权,放活市场。简化企业的审批手续、证件资格认定等统一化运作。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体制的問题,这中转变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经济法的完善和作用的发挥,能够促使政府职能的尽快转变,对于宏观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许多社会关系的转变是涉及多个领域多个部门的参与。经济法的职能的发挥也必然涉及相关的民法等其他法律关系的配套。
5.经济法对金融创新的引导促进作用
现代的经济发展正在经历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冲击,相关的传统的经济法律必须要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形式,既要规范现代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电子商务等新事物的发展,也要促进金融创新,不能抑制创新的发展。这就对经济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经济法律的作用使得金融创新在一个合理合法的度框架内运行发展,有效地制止了金融欺诈等不良现象。同时,也要把握好度,经济法的制度约束对不法行为是一个好的约束,但是这种约束不能抑制创新的发展。要在创新与合法合规之中把握好平衡,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来引导创新产品的健康发展,为创新建立适宜的制度和法律环境,引导新生的经济模式的发展,来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新的动力。
结束语
经济法律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经济法律的规范来引导经济的健康持续有序发展,进而对现代经济生活的提高发挥重要作用。经济法律产生于经济活动关系,有服务于经济活动之中。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确认识经济法对经济生活的作用能够帮助人们合理利用经济法律,促进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经济法律要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结构科学健康持续发展,促进政府职能和宏观经济管理的提升。促进金融体系创新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形成,规范经济运行体系。
总之,经济法对经济活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正确认知其功能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作用,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在经济法律的框架内自由有序运行。发展经济规模的同时,提升经济结构的质量,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作者:徐源泽等
参考文献:
[1]刘强.经济法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6(08)
[2]何玥.经济转型期经济法的作用研究[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7,37(05):217-218.
人之所以为人,是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对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的需求是维系自我生存的需要,追求个体利益、实现生命延续是人之本能。人同时又是社会的存在物,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才能得以存续,这就要求自我必须与他人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在利他中实现利己才能解决人的生存、发展问题。人的自然属性衍生利己之心,利己诉求的多样性使人趋向分化;人的社会属性产生利他之心,利他方法的一致性又促使人走向联合。利己目标多元、动态,利他方法同一、永恒。利己与利他在人的社会活动中相互融合,人是社会之人促使经济人与道德人走向统一。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形态由原初的自然经济发展为集约的市场经济,每个个体的经济活动构成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总和。从微观层面看,经济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观动机是谋求自身利益,但利己心驱使经济人通过劳动创造商品满足他人和社会之需,即在客观上服务于他人与社会。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经济人与道德人实质上是同一个人,两者在经济活动中走向融合共生。从宏观层面看,在经济社会中人的行为与经济活动、思想意识密不可分。经济人创造物质财富为道德人提供生存基础和生活保障,决定了道德人存在的可能;道德人又为经济人提供行为导向和伦理支持,赋予了经济人存在的价值,两者相辅相成、统一于社会人的本体之中。
经济人与道德人走向融合是经济社会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观诉求,但也应当看到经济人与道德人融合并不是一毗而就,而是在对立中实现统一。作为个体的经济人在不同时期的利益诉求、作为群体的经济人在同一时期的不同诉求,呈现出一种动态、甚至是冲突的格局。人的利己心强烈、利他心薄弱,这就需要我们构建多元的方法把经济人的利己动机及逐利行为调控在利他和惠及社会的范围之内,在人人互利之中找到平衡。经济人与道德人和则两利,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分则互损,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内、外因共振才能促进经济人与道德人互利共存,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
爱己方能爱人,利他才能利己。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第一个系统地提出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家亚当·斯密,其经济人、道德人理论至今仍然散发着璀璨的光芒。长期以来,国人深处“鄙薄事功,耻于言利”的文化环境之中,鄙视经济人,弘扬道德人,在价值导向上以社会价值来取代个人价值;在实践活动中,以集体利益来压制个人利益,形成的后果是经济与道德的激烈冲突,民众沉浸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喜悦之时,内心却又充盈着道德水准下滑的精神之疡。斯密将利己与利他进行了有机融合,在经济学中凸显伦理学的道德维度,在伦理学中又注人了经济学的价值基因。正如约瑟夫·克罗普西所言:“斯密的教诲是要清楚说明道德与保存自我,而这学理能结出的果,是要让人从传统的道德栓桔中释放出来,让人活在不繁苟的统治下,可各自按着人的意愿,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f97经济人、道德人思想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之中,共同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彰显和谐社会人的发展轨迹,为我们解决经济社会中的道德堕落问题给予了可资借鉴之处。他的思想留给我们的重要价值并不局限于破解多少现实矛盾,更为珍贵的是为我们走出当前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种路径启示。
一、成长经济、规模经济和适度规模经营
下面对成长经济与规模经济、适度规模经济与规模经济的概念和含义作一说明。
(一)成长经济与规模经济
所谓“成长经济”,简单而言,可以认为是不同于“规模经济”的一种经济,即是由于其成长导致的原来没有利用好的资源更好地被利用的一种“经济性”成长理论认为,生产过程的“输入”并不是资源本身,而是“资源产生的服务”。西方农业生产经济学从微观经济研究出发,把农业资源称作“农业生产资源”,认为一切农产品都是由各种生产资源耦合而成的。并把资源分为土地、劳动、资本和管理。因而农业企业或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经营单位也不例外。
规模经济,是指长期平均总成本随产量增加而减少的特性,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是一种有效且均衡的经济状态。规模限制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市场经营主体模型中,限制被假定为随着单个产品的额外数量被生产出来后。生产单个产品的成本上升,一般认为是由管理局限(规模太大导致管理成本越大)带来的;二是在垄断竞争市场中的市场经营主体模型中,这一限制会通过收入随着更多产品的出售降低而只能得到部分实现,一般认为是由市场局限(导致销售收入降低)带来的;三是除了以上两种情况,由于不确定性前景(由于搜寻信息的成本和弥补风险的需要)给规模带来的限制。对于我国农业而言,主要是第三种情形造成的。
成长经济不同于规模经济。成长经济是一种内部经济,“成长仅为在给定条件下的规模的调整规模只是成长过程中的副产品,没有‘最适宜’的。”
无论在什么时候成长经济的获得都是一个过程,是过程均衡;规模经济是一种状态,是结果均衡,是成长经济的副产品。这一过程使内部不断涌现出未经使用过的生产或使原有资源的生产得到充分利用。成长经济可以是规模经济,也可以不是规模经济,成长经济可以存在于任何规模的生产经营主体--企业或农户中。因而存在一个悖论:成长经济与最有效地利用社会的资源是一致的。但过去成长的结果--任何时候所达到的规模--可能并不具有相应的优势。
(二)适度规模经营与规模经济
一般来说,经济活动中之所以要求规模经济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分工协作。当产量足够大时,人们可以采用专门化设备与工具来提高效率,可以更好地在劳动者中实行分工,从而有利于改善劳动熟练程度与积累经验。这实际上是对原有资源内部重新配置以达到对资源的生产的充分利用。二是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不可分投入。不可分的投入品有一定的最大生产能力,这是一种“最小公倍数”理论的应用,即如果充分利用不可分性的生产资源,经营单位的最低产量应是最小单位中达到最大产出的最小公倍数。在不可分投入品生产能力利用不足的情况下,扩大生产规模可能产生规模经济,以实现要素的均衡。实际上对于不同的经济活动来说,最佳规模是不同的。所谓适度规模经营也不一定是规模经济,伴随适度规模经营的应该是成长经济而不是规模经济。成长是一个过程,因而规模应该是“适应性”的。适度规模经营首先应该是成长经济,通过成长经济达到规模经济。
二、农业经济成长:基于资源贡献的分析
我国农业成长经济可以看成是在稳定的基本经营制度和已有的土地规模下,由于农业投入(主要是资金和科技)的增加,使农业内部资源使用效率(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提高,从而使农业经济增长或农户收入增加而导致的经济性。这些“经济性”包括许多农业资源生产的“免费”的利用:土地撂荒减少、土地生产率提高、农业人力资本提高、农户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增加、农业资源重新配置和农业投资方向的改变等。在我国农业人均耕地少,农村劳动力富余且劳动力(数量的增减)对农业增长几乎没有影响的情况下,现阶段影响我国农业经济成长的主要是土地、资金投入和科技进步。
(一)土地制度与农业成长
关于土地制度对农村经济发展乃至农民收入的影响,多年来是一个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在所发表的文献中,大体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目前的土地制度与其他各种可能采用的改革方案(例如耕地私有制或永佃制)比较,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会有显著差别。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农地制度有缺陷,非改革不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舒尔茨指出,“在解释农业生产的增长量和增长率的差别时。土地的差别是最不重要的,物质资本的质的差别是相当重要的,而农民的能力的差别是最重要的。”这里所指的土地差别主要是土地质量的差别。但也包括土地制度的差别。这一点与林毅夫的研究结论相仿,“家庭农场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增长的更为适当的制度,我国的未来改革应该加强刚刚建立起来的农户制度的地位。”但根据《中国农村经济形式分析与预测》,2003~2006年,我国农业耕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3.34%、-1.2%、-0.5%、-0.4%,贡献率逐年提高,主要是政府的耕地保护政策,农村撂荒地的减少使然,但要注意的是一直处于一种负贡献状态,这固然与耕地面积的减少(比如退耕还林、建设用地增加)有关,也可能与土地规模过小或者说与有关。因而现行的地权制度对农业经济成长有不利趋向,适度规模确实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应当创造一个维持农户适度经营规模的经济环境,防止农业经营规模小型化倾向。
(二)资金投入与农业经济成长
据《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3~2006年农业资金投入对农业产值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0%、6.5%、5.7%、2.6%。农业资金投入对农业产出的增长影响很大,这主要是财政投入或惠农支出增加,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要素投入增加使然。但2006年出现大幅度的回落,说明农户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有减少的倾向,也说明财政投入方向和结构需要调整,应主要提供有利的可得的廉价的新的生产要素。舒尔茨认为把农业改造为一个比较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靠政权的命令方式,还有一种方式主要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但“如果市场方式为了增加可供农民使用的资本量而仅仅局限于减少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的方法和措施,那么,它就不会成功最重要的是投资于农民使用时有利可图的新农业要素的供给。”一旦提供了有利的新农业要素,农民很容易从内部储蓄获得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本。
(三)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成长
“适用于一个贫穷社会的现代农业要素首先应该依靠现有的科学与技术知识来进行‘生产’。”根据《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3~2006年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74%,2.4%,3.8%,3.4%,整体来看呈上升趋势。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九五”期间为45.2%,2007年已达48%,预计2020年达63%。“‘技术变化’这一概念在实质上至少是一种生产要素增加、减少或改变的结果。”旧技术进步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是一种增长余值,它表明如果扣除农业资金和耕地贡献,农业经济是否还有一个额外的增长率。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我国农户耕地供给固定(稳定,规模既定)甚至减少(撂荒、建设用地挤占)且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为负、农业劳动力大量富余且其增减对农业增长几乎没有影响的情况下,由于农业资金投入和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正,尤其技术进步的贡献呈绝对上升趋势,说明现行的土地带制度和土地规模对农业发展尽管有不利趋向,但阻碍作用不大。正是由于农业内部资源对生产贡献的不平衡驱动,农业经济成长仍有很大的空间,农户经济是成长经济。只要有效供给农业科技,农业资源中未使用的生产就会被有效利用,而这种利用一定程度上具有“免费”的性质,有其“经济性”。
三、提高农业科技有效供给的具体措施
在稳定的农地制度、土地的生存和保障功能地位没有根本性变化,以及农业投入尤其是农业科技投入具有正的而且较大的贡献下,应该承认农业实际上是一种成长经济,地权流转“欲速不达”。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200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根据农业生产需要进一步明确农业科技进步的主攻方向,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积极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有效机制和办法,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也就是说,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科技供给不能唯“高新”是用,必须从我国农业生产的初级资源--耕地和劳动力的现状以及农业生产急需和经营单位需求能力实际出发,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有效机制和办法,即找到并获得在生态上适应、经济上可行与资源禀赋相一致的农业技术及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办法,有效供给可得性、适用性、实用性和便利性技术,促进农业经济成长。当农户发现科技投入的成本高于规模扩张的成本,或增加科技投入带来的收益低于规模扩张带来的收益时,农户愿意以有利有偿的原则自发加快地权流转,达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经济进一步成长,如此循环而已。
(一)从我国农业人多地少、小规模经营的基本国情出发,大力供给可分性农业生产技术
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比例,对该国农业技术变革的实际模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带来了粮食间接需求的持续扩张。尽管目前粮食供需基本平衡,但很难避免长期短缺的趋势。为确保粮食安全,我国必须大力供给农业可分性技术,促进农户经济成长。
农业生产技术的可分性是指技术可以分散的小规模的使用。可分性农业技术包括农业生物、化学技术和部分小型机械技术以及大型农业机械。生化技术主要是替代土地、弥补土地不足的缺陷,促进农作物生长、提高单产和总产。但两者又有一定的区别,利用生物技术不仅能增加农作物产量,更重要的是无污染农业。化学技术可能造成生态破坏,要注意有效利用。而小型机械技术,主要是替代劳动,它符合下“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因其小。对农户而言是一种可得性而且是便利性工具。当然对一些大农场,应实行机械化大农业,发挥不可分性技术生产的规模效应。
(二)从我国推进城市化的实际出发,大力供给市场园艺农业生产技术,促进农业多样化、专业化经营
市场园艺农业是为城市提供蔬菜、水果等商业性的农业。有时也称为商品园艺业。这种农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城镇化的速度加快有关,一般在一些大城市的周围发展起来,为市民提供必需的食物。从事商品园艺业的农民实行的是专业化、集约化生产蔬菜、水果、葡萄等,但不饲养牲畜。
一般来说园艺农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农业,由于我国正在推进城镇化进程,城市需求增加,失地农民增多,就业形势较为严峻:而且这种市场园艺农业可以是一种简易的设施园艺农业,如农业地膜、大棚种植、防雨棚栽培等,技术成本不高,操作简单,比较适合我国国情,能促进农业经济成长。当然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研究和发展高级设施园艺农业,比如无水、无土栽培等。
(三)从我国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出发,改造传统生产技术供给现代科学管理,变比较优势为强势
我国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就是适合劳动密集型生产而不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农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一般具有我国区域优势,或是具有传统生产优势,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比如在蚕桑茧、烤烟、苹果、甜菜等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和牛奶、淡水鱼等劳动密集型的水畜产品生产上都存在着优势,这些产品的国内资源成本系数大多低于0.85,表明我国通过生产上述产品每创造1美元的外汇收入所消耗的国内资源成本均低于85美分。尤其是对于劳动密集使用并且劳动无法由机械替代的果蔬和水畜产品,它们生产的国内资源成本系数大多低于0.7,比较优势显著。
但由于缺乏对传统生产技术的改造和疏于科学管理,加上国际贸易歧视性壁垒,这一优势难以保持。必须加大对农民投资。培养农村实用人才,提高其传统经营经验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协整能力,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变优势为强势,促进农业经济成长。
(四)以政府公共供给为主。以农户需求为龙头,以农业科技中介机构为中试和推广环节,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我国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全国有2.3亿多农户,每户平均规模不到0.533公顷。此外,虽然我国也有一些大型农场,但多为国营农场,农业企业才刚刚起步。由于主要农业生产单位(农户)规模小,农业生产技术又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和公共性,而且农业与国家的食物安全紧密相关,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稳定,因而农业科技应以政府公共提供为主。同时应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有学者研究认为农业科研投入的回报率大大高于商业银行的收益率。
农户抗风险能力低,农户的科技“试错”的代价大,因而农业科技的研发必须以农户需求为龙头,提供可得性、适用性、实用性技术。创新科技供给机制,积极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有效机制和办法,实现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比如科技入股,建立风险共担和利润共享机制,同时要大力建设农业科技推广中介机构和应用示范基地,如农业科技示范园,增强技术的示范性,提高农户应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经济成长。
(五)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积极推广节能环保型农业生产技术,实现技术的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的双提高
我国长期以来,由于受温饱问题的影响,加上农户分散经营和集体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户追求技术使用的经济效率而忽视技术使用的生态功能,农业发展可持续能力差,
为了迅速脱贫致富,我国农业几乎丢掉了原先精耕细作和施用有机肥的传统,种植和养畜分开,大量使用化肥。向土地投放的厩肥和草料大为减少,土地不再精耕细作,土壤的腐殖质受到破坏:广泛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等化学制剂,农业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农业灌溉设施“只用不建、只建不养”,传统的漫灌使水资源浪费较为严重。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应该“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经济成长。但一定要注意是“适用”的技术,比如沼气的应用和推广,而不是发达国家所谓的“精准农业生产技术”。当然,“3S”(GIS、GPS和RS)技术,应该是未来我国农业要学习和应用的技术。
四、选择性供给农业科技与适度规模经营
有效供给农业科学技术,其目的是在现有农业生产资源状态下,充分发挥资源未尽的“生产”,促进农业经济或农户经济的成长。随着农业经济成长,必然受到诸如农业经营管理能力低、资源耦合性差以及技术规模效益差等的影响,成长空间缩小,因而生产性资源重新整合尤其是地权流转不可避免。当前,为加快地权自愿有偿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选择性供给农业科技:一要增加不可分性农业技术供给,二要加大对农民投资。
(一)选择性供给农业生产技术尤其是增加不可分性技术投入,发挥规模效益,实现更大的“利差”诱导地权流转
农业科技投入品的可分性和不可分性对农业经营规模的要求是不同的。农业科技投入从这个角度可分解为两类:第一类为机械动力性质的资本投入品,如各类农用机械,其实质作用在于替代劳动。第二类资本投入品属于农业生化性质,如化肥农药、良种和农用薄膜等,其实质作用在于替代土地。农业生化类科技产品投入都具有良好的可分性,可以分散和小规模利用,但机械类科技投入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性,对生产规模有直接的要求。当然要注意假不可分性,比如以发展小型机械或出租机械服务的情况下,机械类资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可分的。
对于能适合大型机械化耕作、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区域,要加强政策引导,加快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集中,规模增大,就可以获得不可分性科技产品的规模效益,降低因小规模经营而产生的成本,使净收益大于参与土地集中的农户单独生产的收益之和,并且使参与地权流动的农户能分得一份“剩余”,农业就会走上适度规模经营的道路。对于能适合农业机械化耕作但经济水平不高的区域,要大力发展农机合作组织,扶持发展农机大户,组织农机跨区作业,探索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农业机械大规模集中作业矛盾的解决机制,比如,以联合收割机跨区域收割为代表的农机跨区作业为解决这个难题找到了一条重要的途径。通过跨区作业,在生产方式上实现了规模化经营。最终将产生示范效应,诱使地权向农业机械等不可分性技术的所有者转移,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二)加大对农民投资,提高其传统经营经验和现代科技的协整能力,培育新型农民,通过农民的“自我筛选”,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关键词]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经济生态结构;复合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6-0050-07
[作者简介]盖 光(1956―),男,山东烟台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生态哲学与生态经济研究。(山东淄博 255049)
Title: Ecological culture and structure of economic ecology
Author: Gai Guang
Abstract: Ecological culture is open, consolidatory, basic and organic. It changes our values and cultural being. Economic activities promise whole opera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e and ecological system, contain great cultural elements, as well as advanc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culture. Ecological structure of economy shows inseparability of man’s economical activities and natural ecology. Human’s way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economical activities must be contained in a whole structure of “natural economical system”, which shows not only particularity of human activity but also necessity of cultural being of human.
Key words: ecological culture; ecological economy; structure of economical ecology; compound ecological system
生态文化作为人的存在的根本状态及价值观的转向,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形态,并不限为古代农耕经济文化和近代工业文化的历史性延续,而是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甚至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等相并行的文化类型;它也不是以雅与俗、贵族与民间、地域与国别以及由历时性与共时织而成就的文化模式及文化形态,而是“人的新的生产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产方式”,“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①是与复合生态系统相并行并使其系统运行呈现文化样态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化不仅将经济结构调适为生态化、文化性的结构,而且“将人-社会-自然生态系统看作价值系统,因而要求文化价值取向应立足于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从人、社会、自然的协同发展出发,选择文化发展方向,规范人的社会实践活动”。①生态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整合性、系统性、调适性,甚至是基础性、有机性、生成性及可持续性,是需要我们改变价值观、行为方式及文明构成方式才能认同并守持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化调适经济活动为生态化、文化性的基本条件是要呈现经济的生态结构,需要表现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不可分离性,进而表现人在生态化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的文化征象
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经济活动的存在方式必须纳入“自然的经济体系”的整体结构中,成为生态系统循环往复运行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呈现生物多样性与共生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样式。
在发展理念的促动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经济活动总是会截断自然和经济的这种循环,使之处于一种悖论状态,有时甚至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如美国生态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所言:“自然界对经济来说既是一个水龙头,又是一个污水池,不过,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自然界作为一个水龙头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资本化了;而作为污水池的自然界则或多或少地本非资本化了。水龙头成了私人财产;污水池则成了公共之物。很显然,水龙头是资源衰竭的一个隐喻;污水池是污染的一个隐喻。”②我们所言的生态文化以及经济的生态结构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是有节制的,这种节制既包括自然生态中资源、能源的有限性与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度,更包括人类自身发展的限度及“顶级”性的内在有限性,同时还必须存有公平、正义性及代际性关注等多种文化与政治性因素。如拉兹洛(Ervin Laszlo)所言:“人类面临着一个严峻却得不到广泛认识的问题,即决定人类存亡的不是外部极限,而是内在限度;不是地球的有限性或脆弱性导致的物质极限,而是人和社会内在的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的局限”;“世界上许多问题是由外部极限引起的,但根子却在内在限度。”③“内在局限”的严峻要求使我们必须由内而外地通过认识来解决这种局限性,即积极把握外部极限,不断地清理、净化“污水池”,并保持及补偿“水龙头”的生态功能,体现其生态节律及永续性。事实上,这多种因素是一致和一体化的,是以系统整体特性来保证人类能够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但我们还必须看到,要实现经济生态结构的这一系列要求,仅靠经济自身运行是难以完成的,还必须依据社会、精神、文化系统的整体运行,而这种运行又必然呈现生态一体化的运行节律,形成生态文化的整体性风貌。
生态与文化的有机合成既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的必然。研究生态系统是现代生态学与经典生态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一个主要区别,这个区别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关于人的问题,而只要是涉及人,就必然呈现为文化问题。生态学的历史性分野既包含如何认识与调控人的存在及人的发展的问题,更涉及如何把握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问题,并且将人的生存与发展同生态系统的存在及平衡性运行节律保持适度性、节奏性、协调性、平衡性及可持续性。经典生态学所关注的主要是生物世界,或者是生物种群、群落本身,以及它们相互间、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很少涉及自然、环境与人及人类社会的关系,更不可能关注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精神/文化等一系列的问题。现代生态学则是将这一系列关系及各种问题进行了全面拓展,它所涉及的整个生态系统,其中就包括人本化、人文性的景观系统、环境系统及全球系统,更将人类存在系统作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且它直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关注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以及精神文化活动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的各种影响。
如果利用生态学的思想以及拓宽生态学的视野,或者构建生态文化机制及生态文明体制,是完全有可能认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也能够较为深刻地认识到:生态学及对生态系统的研究应该全面涉及人类的存在问题,需要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并就此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由生态文明的历史特性及现实要求而凸显的人类文明的最高程度,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人类的文化存在及生态文明的要求突出了人的存在的系统化、整体性及生态化,表明人这个特殊的“类”的整体素质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程度必然具有生态化的特点。事实上,人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人类认识和解决生存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能力,这不仅包括合理调适人类经济活动结构,合理解决自身社会、政治、精神、文化中的各种矛盾,更内存有解决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矛盾,并祈望生态公平。产生解决生态矛盾的方法并祈望生态公平,不仅是指人对自然的态度、获取自然资源及财富积累的方法,还应该包括现代人的生存活动对后代人的发展能否有公平的意义指向。人的素质程度所显示的人类文明及文化征象,还体现在人类对自身的批判性、质疑性、反思性等方面,以及人们以问题意识为价值取向的化解矛盾的能力,以生态文明精神体现人类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控制的能力。
生态文化与经济活动具有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活动为生态文化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成为人类生态活动及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基础和保证,经济活动也必然内蕴巨大的文化因素,并作用于人类整体文化的构形,对人类文化演进同样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就经济本身的特性而言,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及社会运行方式,其本身就包含有多种精神及文化性的存在样式。国内有学者通过对市场经济的精神文化特点的分析进行了这样的评价:“市场经济的主要文化精神,具体表现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精神,内含于市场经济中的科学技术含量及其经济活动主体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以及市场活动主体为了追求经济效率的科学管理精神和为了维护市场经济有秩序有规则的运行所体现出来的法制精神。”①经济活动所体现的这四大精神又必须连接经济运行的制度与体制,既保证制度与体制建设的基础,又合理推进制度与体制的发展及完善,由此而形成系统整体性的经济文化运行逻辑。如果说经济运行的这一系列精神特性同制度与体制建设相伴随带有一定的硬件性及手段性的话,那么,这一切活动方式的实施还必须融入社会伦理道德的软性机制,从而构成经济活动的文化征象。伦理道德既是社会生态的构成元素,也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的主要构件。在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与文化化的机能中,伦理道德作为文化构成元素还必须内蕴这样几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既有普泛性,又具有补偿性。因为它是所有精神构成要素及经济主体活动都应该坚守的原则,同时它可以作为竞争、法制、科学等运行方式及手段的合理补偿,对这些活动不完善的方面进行补偿。其二,既可以显示精神激励的功能,又能够显示其约束性职能。伦理道德的激励机制往往不是硬性的及物质化的,这种激励往往以社会评价及价值评价的形式展开,其中包括制度及体制性激励,更包括社会公正及正义性激励。伦理道德的约束性不仅适用于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同时也适用于政府主体及社会公众行为。其三,既具有渗透性,又是一种调节器。伦理道德不是独立于社会运行、经济活动及人行为方式之外的文化构成要素,而是渗透到社会存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甚至各个角落,渗透到人们的精神心灵中,是人们一切活动必须恪守的活动原则。它作为一种调节器既调节个体行为,也调节群体行为,同时还要调节社会整体及政府行为。作为体制性道德,它显然还有调节体制行为的能力。
经济运行的生态结构有如人的活动,必然需要道德关怀及人文性的注入。经济活动造成的资源、能源、环境以及人的精神存在自由度的缺失,不仅需要物质性补偿,更重要的还需要道德及人文性的补偿,这实际上是人的自我补偿,也是一种精神生态补偿,这是人能否最终获得幸福感及健康性生存的呈现。道德及精神性补偿还体现出人的义务、责任及反馈性,不仅是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反馈,同时还呈现出人的整体活动对自然生态及生物多样性的反馈。英国生态主义学者布赖恩・巴克斯特(Brain Baxter)就说:“如果自然界能够尽可能的多样化,对人类来说,他们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紧密联系的选择机会就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增进人类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就要培育某种重要的道德关怀,以最为广泛、最大程度地保护自然的多样性。不过,这是一个人类对于多样性拥有道德责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按照多样性在于它本身而进行独立的道德权衡的问题。”①这既是人类自我的道德关怀,也体现出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因为“人类是有责任为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栖息者的权利进行辩护并予以捍卫的道德人。这样一种权利意味着,人对大自然负有义务和责任”。②
二、复合生态系统中的经济链条
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是由英国植物学家A. G. Tansley(1871-1955)于1935年提出的。Tansley特别强调了生物和环境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强调了生态系统内部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在功能上的统一,并把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当做一个统一的自然实体。他认为:“整个系统(具有物理学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生物复合体,而且还包括了人们称为环境的各种自然因素的复合体。……我们不能把生物与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分开,生物与环境形成一个自然系统。正是这种系统构成了地球表面上具有大小和类型的基本单位,这就是生态系统。”③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曾经界定了生态学中的一些基本用语,其中在解释“生态系统”时称,生态系统是“指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和它们的无生命环境作为一个生态单位交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动态复合体”。④显然,这个文献是就生物多样性本身而论的,在这个界定中,尽管没有具体涉及人的问题,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动态复合体”,理应是有人参与的整合体,因为人理应是生命存在的群落,人的一切活动都需要与环境进行物质转换、能量交换及信息传递,这三者就构成了生态系统运行最为基本的规律。作为吸纳人来参与并且呈现动态机能的生态系统,它应该具备多层次的特征。正如英国学者马尔特比(Maltby Edward)等从生态系统管理的角度所进行的论述:生态系统首先是一元、系统整体的,它“将植物、动物、人类社会以及环境整合在一起”,“主要强调一个完整或整体系统的功能”。其次,生态系统是组织、协调化的,它将系统间“各组成要素的等级划分为了解复杂关系提供了方便,同时有助于数据收集的组织化”。第三,生态系统强调“功能作用”,它注重研究“系统每一组分的因子”间的相互影响。第四,生态系统是一种普适系统,它可以“利用普通系统理论的规则和概念来预测一个生态系统中单一或多个变量的变化影响”。①第五,生态系统是一种文化构成系统。“动态复合体”还应该是文化构成,而且是更加宽泛、更加广义的文化。事实上,可以呈现我们所探讨的生态文化,或者是生态文化的现实化、具体化,这其中更加突出了人的能动作用,突出了人类文化构形的积极作用。
生态系统作为一元整体化的、具有自组织功能的“动态复合体”,其基础实际上应该是由生命的存在系统而组成的,是由生命的运动系统而形成的,因而它必然要呈现为“生生”的动态结构。我们可以将自然宇宙系统和地球存在系统视为巨大的生命体,视为巨大的“生生”运动的系统。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不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类社会,不论是人的个体生存还是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各种精神活动方式,都可以整体化地组合在这个“复合体”中,并使之成为复杂的、动态的、多层次的、立体性的、有组织的系统结构。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链条的结构趋向不同,既表现人的活动的选择、递进及反馈、循环机制,也显示出一种价值立场的问题。它会引起我们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的关系及构成方式的不同认识,并进而引发我们对人类的生产及生活方式或者直接就是人的生存方式的不同的价值体认,从而影响对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的确证,干扰“动态复合体”对人之生存的意义指向。显然,这里要涉及系统运行及“生生”节律的两个方向,即“社会-经济-自然”方向及“自然-经济-社会”方向。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序位排列问题,因为假如序位置换必然会引发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生态系统之关系的不同态度,同时也直接涉及我们在认识、理解、把握生态系统时,在从事人类的社会实践及经济活动中,如何确立人类在系统中的位置;同时还会涉及一个有关“中心”性观念的问题,而所谓“中心”性观念就是指曾经引起人们广泛争议的人类中心、自然中心以及生态中心的问题。在我看来,不论哪种中心,人的存在不可能偏离自身的自然特性,人必须通过人的自然存在状态及生态运行方式确证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这就要求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是生态化的,人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必须要呈现生态存在状态。如果破坏及背离生态化,那么人的存在就必定会受到危机的胁迫。由此看来,由“自然-人”而展开的“自然-经济-社会”的运行节律更符合生态系统的结构本性及演替规则,也符合人的生成性与“自然的人化”的规则及演化节律,同时也更符合人在生态系统结构中寻求、确证以及科学、合理地调节自身的生态位,从而构建人类自身生态化生存的本性。
复合生态系统是人的生态活动的系统,理应呈现为文化的状态。事实上,我们所言的生态文化,实际上应该是在这种系统构成中的文化。上述分析表明,不论是哪种序列,或者是哪种运行链条,经济活动都是中介,是中间环节。经济的生态结构在复合生态系统中的这种中介关系还使之起到双向辐射的作用。作为自然向人的物质转换机制,作为人的经济实践和财富的积累方式,它向社会、精神、文化结构辐射,为人类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滋养,表现自然生态对人类活动的服务性及生态支持。同样这重机制还形成循环、反馈及补偿机制,表现经济活动向自然生态的辐射,这一环节表明人类活动不仅需要通过经济活动获取生存滋养,同时还要通过经济活动将人类活动状况反馈于自然生态,不论是有益于自然生态状况的活动还是不利的活动,不论是物质生产性活动还是精神文化性活动,最终都会通过经济活动作用于自然生态,以体现人类在生态循环链条中的可持续性生存与发展。
经济生态结构作为复合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作为人的生态化存在及发展的必要滋养及物质支撑基地,理应以文化的形态体现其职能作用,理应体现与生态文化的一致。其一,经济生态结构是社会平衡机制的推进力量,并且是生态存在的关系性、动态性、节律性保障机制。其二,经济生态结构也展示人类文明程度,并且能够聚集人类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文明成果,由此而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其三,经济生态结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与自身多重的生态关系的主要支撑结构。其四,经济生态结构是人类与自然生态建立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人类生态存在对自然生态形成反馈机制的主要结构。
三、生态文化促生经济生态的多重意义
生态文化强调生态整体性,明确人类在生态系统整体中作为一个“类”存在的特性,并认为“人和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自组织进化的产物,人和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又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以自身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活动,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过程”。①生态“类”存在特性体现了人的生态群落效应,实际上也运行着这种双重的自组织过程,而这种“类”的自组织演化实际上就是人的社会生态存在结构。
经济活动在生态文化结构中的存在方式尽管是多样化的,但总是要体现经济活动的本性,总是要实现经济活动的目的性。经济活动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人的存在。人的生存与发展使人成为利益存在的主体,因为人必须有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人的需要,人类就必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人的需要不仅是肌体的、物质的,同时还有社会化、精神性及文化的含义,这就使经济活动在满足人的需要问题上,不仅是物质肌体性的,也是社会、精神、文化性的,是多重需要的经济生态合成。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不断满足,又会不断地平衡利益及单一性物质需要,而使经济生态结构同样呈现文化品性及样式。
第一是动力机制。人的生存需要与利益的存在使人的发展有了驱动机制,经济活动的动力性主要还是由利益取向的最大化来呈现的,而利益取向又时时由人的需要指数的不断增长、人们对生存质量的不断寻求所掌控。驱动机制的形成往往使经济活动显示出过程性与结构性的统一,而最终由效率指数来展示其结果。在生态文化视野中看经济活动的驱动性,首先要求这种动力机制必须是生态化与文化化的,同时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又要求经济的过程性与这多重结构必须体现文化特性。经济的生态化不仅体现为经济活动过程与结构的生态平衡,还要求经济活动的入口与出口的生态化。其中入口主要涉及资源与能源的有限性。经济活动的文化特性或者是生态文化特性所要寻求的入口的生态平衡,主要是解决资源、能源的有限性与人的需要及利益追寻的无限性的矛盾。出口显示着终端的效应,主要涉及污染问题,生产、生活的废物及垃圾如何处置,资源、能源能否再利用及再生性等问题。人的利益与需要追寻的无限性往往会促使人们不断地扩大生产及片面发展,除了极度地占有资源、能源外,在出口方面则是极度地排泄生产与生活废物而最大范围地污染环境、危害生态,严重影响生态平衡性节律及人们的生存健康。经济生态构成的生态文化特性就是要我们主动地寻求出口的平衡,既减少及降低污染,构筑循环经济机制,形成资源、能源的循环利用,又不断地转换终端,或者是延长终端。
第二是支持发展。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的一致性还体现了这样的道理:经济活动效率的高下与物质财富的多寡并不一定就显示经济活动的强盛,也不一定就是人类成就的主要表征。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要求人们的财富观念中必须充蕴生态财富。所谓生态财富一方面要求经济活动的成本计算不可忽略生态成本与环境成本,因此财富的存有就不可能是略去生态与环境成本的财富;另一方面,生态财富要求经济活动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必须寻求生态平衡,不仅是经济活动过程与结构的生态平衡,更重要的是引领人们确立发展观念的生态平衡。事实上,这一切都必须是文化性的。如果不将经济活动转换为生态化与文化性的运作,将生态观念与文化观念支撑财富观念,而仅仅以利益需要以及单一效率来支撑、来驱动,那么,经济对发展的支持就是片面的、非协调性的,因而就难以形成协调及可持续性的发展。经济活动对发展的支持,除了其物质基础性和财富性以外,还要不断地引领人们的消费由片面的欲望性消费、单一的物质与肌体性消费,向充蕴着精神文化性的生态消费、绿色消费转换,以不断地形成科学的发展观及生态化的发展观。
关键词:审计与会计;区别;联系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7-000-01
审计与会计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但是二者又分工严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各有不同。会计的作用在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平稳运行创造条件,为提高经济效益和加强经济管理建立基础。而审计与其有着极大的不同,审计是对紧急活动的一种监督机制,既保证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内,又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会计处理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审计与会计虽然职能不同,但是二者最终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共同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一、会计与审计的不同
1.会计与审计的基础不同
会计与审计产生的基础不同,是经济发展到不同阶段的产物。会计本是生产组织的一个附庸部分,目的是为了实现生产组织管理的科学化,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推动下,会计就从生产部门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面向全社会的企业提供会计职能服务。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企业的所有权就会与经营权分离,为了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有效的监督企业经营状况,审计的作用得到了发挥。在社会需求的推动下,审查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检查手段被提出来,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它所涉及的区域将会越来越广。
2.会计与审计的性质不同
会计和审计在经济活动中所存在的区域不同,故而所发挥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区别。会计是经济管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主要是对经济活动的反映与监督。为成本的减少和利润空间的扩大提供保障。审计隶属于经济监督,主要是对经济活动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进行合法的检查,杜绝会计弄虚作假导致公司资产流失的现象。
3.会计与审计的对象不同
会计与审计的对象都是经济活动,但是二者在时间和范围有着很大的区别。会计针对的是在经济活动开办的过程中,对资金的运转以及资金的使用进行严格的核算与控制。当活动结束后,审计部门就会对经济活动进行检查、核对,其中不仅包括资金的使用情况以及实际的收益情况,还包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是否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活动的与其效果是否达到等等。
4.会计与审计的职责权限不同
会计部门的主要职能是会计核算与会计监督。就会计核算而言,不仅是对经济活动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记录和校对,而是面向企业的所有部门或者所有的事业单位,通过使用货币剂量的形式,对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经济活动情况进行一个连续、系统和完整的调查,为企业或者事业单位的经济管理提供完整准确的会计信息,为决策的正确性提供保障。会计监督指得是一切的经济活动必须符合国家财会制度,如果出现违反的情况下,会计部门可以拒绝提供会计服务,比如拒绝付款、拒绝报销等。审计部门的职能较为单一,只有审计监督权,这种监督较会计监督相比更加具有独立性、综合性。审计部门虽然不参加经济管理,但是能够对审计部门的财政收支、经营状况以及经济效益等状况记性审查以及评价。
二、会计与审计之间的关联
1.会计与审计的工作目标存在着关联性
会计与审计的工作目标都是通过向利益关联者纰漏最真实的财务信息,保障他们合法利益的安全性。但是二者使用的方法手段确实大相径庭,会计通过对交易事项进行仔细的分析,并对其中的资金流动进行记录与输入计算机,然后通过计算机自动生成财务报表,为利益关联着提供最真是的会计信息。审计则与之有着较大的差异,审计是以法律为依据,对相关的经济行为进行评价,如果有涉嫌违法的行为,进行及时的披露,并向有关部门检举,这样得以杜绝企业资产的流失,维护利益关联人的合法资产。
2.会计与审计在业务上存在着关联性
会计与审计的工作对象都是会计资料,其在业务的开展过程中都需要利用双方的资源。会计的工作内容是是对公司的账目进行核算以及处理,从而生成详细的财务报表,对经济活动记性全面、系统的量化记录与评价。审计的工作基础就是对会计制成的财务报表,通过对会计报表信息的审查,对会计使用的核算方法以及经济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进行准确的评价。所以,会计资料是审计工作的前提与基础。
3.会计与审计工作借助的方法相同
会计部门与审计部门在开展工作时,都需要运用存货计价、固定资产折旧、产品成本计以及利润结算等经济方法。会计部门需要使用这些方法进行会计信息的核算与记录,然后生成财务报表。而审计部门则需要使用这些方法对财务报表的信息进行检查与评价。
4.会计信息化与审计信息化的联系
会计信息化与审计信息化都是将先进的信息技术与传统的会计、审计相结合所诞生的一种新型的会计、审计,二者相互影响而又相互联系。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传统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信息收集等工作效率显著提高,并且提供的服务质量也向更深一层次发展。审计信息化使得审计工作的工作质量也有较大提高,能够快速的筛选出所需要的数据,给查错纠弊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总而言之,审计会计信息化提高了二者的工作效率,加强了二者的服务质量。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结语
经济活动的开展,涉及到的利益关系广之又广,为了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稳定经济发展的秩序,为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绿色环境,就需要审计部门与会计部门的分工合作,而又相辅相成。随着时代的变迁,会计与审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了变化,但是二者的目标没有变,工作基础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我们审视二者间关系的基础上,找二者合作的共同点,为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修丽英.浅析财务会计与审计的关系[J].现代商业,200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