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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金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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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金融研究

区域金融研究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宏观货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4-0014-02

区域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经济运行的客观现象。大国经济体系中,经济资源分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分工布局等在不同地域间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使大国经济在空间结构上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金融的运行和发展不仅直接反映出经济运行的区域性特点,从而其自身也呈现明显的区域特性,而且,区域经济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金融的推动和调整作用。有鉴于此,经济学家向来非常重视货币和金融市场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相关文献来自两个方面:区域经济学和宏观货币经济学。本文介绍了国外关于区域金融研究的进展及其对我国区域金融研究的启示。

一、西方区域经济学界对区域金融的研究

西方经济学界在考虑区域金融变量的文献中,可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型:一类文献主要研究的是区域间金融和贸易流如何修正货币乘数;另一类文献试图估计而非解释区域间金融流;第三类是研究区域金融市场的文献,这类文献最丰富,它又分为两个亚类:第一个亚类研究的是区域利率差异问题,而第二亚类研究的是决定区域信贷可得性的因素。

(一)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宏观模型

货币主义主要借助于某种简化形式的模型提出了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问题。而凯恩斯主义则选择开发某种大型的区域宏观模型。一类宏观模型的目的是评估国家金融变量――主要是利率――的区域影响(尽管他们不直接提出货币政策区域影响的重要性)。另一类宏观货币模型直接提出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它们或从货币主义的观点,或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

Fishkind(1977)在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内,为印第安那经济(1958-1973年)建立了一个短期出口基地模型。该模型由34个方程组成,其中17个是随机的。模型包括了货币政策全部的三个渠道:(1)资本成本,包括在住房投资方程中;(2)资本的可得性,也包括在住房投资方程中;(3)财富效应。为了检验美国货币政策对印第安那经济的影响,作者把紧缩性货币政策时期(1969-1970年)和宽松性货币政策时期(1971-1972年)的某些区域经济指标和国家的这些指标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在紧缩性货币政策时期,印第安那经济的增长慢于美国的经济增长;而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期,印第安那的经济增长与美国相同。这种不对称行为可用国家经济的相对组成解释。

Miller(1978)出版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一书,用货币主义的思路分析了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他建立了一个短期、两区域的宏观经济静态乘数模型,把一般的货币主义方法、平衡表和货币供给的区域表述相结合,就能检验货币政策影响区域经济的渠道。他的模型因而比一般的货币主义前进了一步,包括了区域货币供给机制。观察模型的数据要求,似乎难以进行经验检验。事实上,他进行了比较静态练习,以便看到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效应。结论是,一旦引入区域维度,公开市场操作就不是中立的,每个区域的效应取决于诸如价格、支出的利率弹性、每个区域的货币需求函数、总货币冲击中的相对规模、区域乘数的值等参数。Miller也建立了一个两区域的简化形式的货币主义模型,从经验上估计每个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问题。

(二)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效应

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的文献,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公开市场操作从中央到边缘货币市场传递过程中所产生的时滞。这类文献与美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历密切相关,主要考虑的是公开市场操作和准备金要求作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控制工具的相对有效性。赞成公开市场操作的人认为,它非常灵活,容易应用且易于调节。那些反对公开市场操作的人则认为,准备金要求变化对所有区域性联邦储备区有直接的影响,而公开市场操作从中央市场传递到非中央市场较慢。从经验上检验调整货币的区域时滞的存在和长度的实践,使得这些争论也在不断变化。

Scott(1955)估计了公开市场操作从纽约到其余地区传递的时滞。研究的时期是1951年6月到1953年5月,比较分析了各储备区和银行的自由准备的时间,把自由准备作为限制货币政策效率的反向指标。结论表明,公开市场操作从中央市场到其余各州的传递有时滞。Scott推理如下:(1)公开市场操作决定银行储备;(2)银行保持固定自由储备率;(3)银行在自由储备耗尽时通过减少贷款传递紧缩性货币政策;(4)有自由储备的银行不追随一般形式,因此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立。但不同形式的银行自由储备也可解释为由其他因素如银行和借款人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造成的。即自由储备率越高的银行,要么是因为它不愿意进一步放贷,要么是因为它们的顾客不愿意增加负债。

(三)区域货币乘数

文献中与区域货币乘数有关的文章,主要是要证明在引入区域维度时如何修正标准的国民货币乘数模型,即区际经济关系(贸易和金融流)可能对区域货币基础产生的影响。这一直是Dow(1982)和Moore(1985)等研究的目标,其他研究区域收支不平衡可能对区域收入产生影响的文章也可归入这一类。当把货币乘数模型用到区域环境中时,和国家层面比较,在区域环境中就出现了基础储备增长的新的来源。在区域环境中,除了公开市场操作和储备要求变化外,区域货币基础也可能由于区域间真实物流的存在而变化,区域间真实物流产生货币流,即区域间商品和服务或者金融资本的出口(进口)。

Dow(1982)比较了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两个地区货币乘数的值,结论是,对于前者,国家货币增加的效应会更加扩张,因为其流动性偏好较低、进口倾向较低(扩张后流出少)。这一模型引入了行为参数,如银行和借款人的流动性偏好,来分析货币变化传递的作用,表明流动性偏好越高的区域,乘数就越低。认为货币供给仍然是外生变量(在储备驱动的意义上),这一假设,一方面和多数发达经济体银行发展的当前阶段不和谐;另一方面,这一假设对于银行发展的较低水平又可能是合理的。如果边缘地区的银行受到的储备约束多于核心地区的银行,那么信贷增长能力的差异就会被加深。

(四)区域间金融流

这类文献主要涉及区域间金融流的估计而不是解释。这可能反映了区域金融数据的相对缺乏。Hartland(1949)研究了区域间金融流的均衡性。其他的早期研究也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的,有少数研究是针对西班牙和英国进行的。此外,区域间的货币流被用于估计城市间的关系。例如,Lieberson和Schiwirian(1962)利用区域间金融流研究依阿华的城市间关系,而Carlino和Lang(1989)试图用金融交易代替商品交易决定美国各地区的经济关系。

(五)区域金融市场与利率差异

研究区域利率差异的文献可追述到19世纪末期,绝大多数文献研究了美国的区域利率差异,这部分反映了美国的区域金融数据(特别是利率数据)的可得性。关于美国区域利率差异的经验文献,根据其对区域利率差异重要性的强调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的主题来自有效市场方法,即试图解释区域利率和国家利率间的紧密关系。Keleher估计了美国担保贷款和企业贷款的区域利率决定模型。结论是:区域金融市场是一体化的,区域间利率差异的存在是因为金融资产的成本、风险和性质的不同。第二类文献试图检验区域间金融流对区域利率差异的敏感性。Cebula和Zaharoff(1974)构造的美国1950-1971年的区域模型,认为区域存款对利率差不敏感。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市场被分割,而是区域间风险和成本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阻止资金区域间转移的盈利。第三类文献探讨了可能解释区域利率差异的因素。

(六)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西方区域金融研究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自从King和Levine(1993)的文章以来,大量经验证据和跨国比较研究证明,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其经济增长能力。这一结论在一个拥有一体化金融市场的国家内部是否成立,即国内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对区域经济发展有贡献?Luigi 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 Zingales(2002)以意大利为例,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意大利这样一个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国家,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对中国区域金融研究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又处于转型过程中。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区域金融的不平衡。而且,由于我国的发展征和转型特征,区域金融的不平衡发展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欧美国家,有其独特性。中国金融发展的这种独特的区域不平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曾康霖(1995)在《要注重研究区域金融》一文中指出:“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沿海与内地,特区与非特区,城市与农村呈现出不同的经济态势和发展趋势,怎样看待这些现象,是需要专门研究的,其别要注重研究区域金融”。他列举了区域金融研究的若干方面:区域金融差距;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银行存贷差;区域基础货币供求;区域派生存款能力;地区性货币贬、升值;区域人口、消费和积累的关系;等等。

对中国区域金融问题首次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是张军洲博士(1998),他在其专著《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中,把区域金融放在金融发展理论的中观层面,认为区域金融发展理论是宏观金融发展理论与微观金融发展理论的衔接,提出“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现阶段,经济结构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动不仅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转换,而且表现在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和扩大上,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区域金融结构的变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要构造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就必须研究区域金融结构的变动与发展规律问题。”以此为基础,张军洲对区域金融及其构成要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界定,对中国转型期的区域金融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有许多学者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如周立、胡鞍钢(2002),周立(2004),郑长德和刘兴容(2003),等等,其中较为系统的是周立(2004)的专著《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周立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0年期间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描述了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状况,总结出“高增长、低效率”的金融发展总体特征。作者在分析了金融功能财政化的表现并做出政治经济学解释后,给出了由“汲取金融”转向“建设金融”的政策建议。

纵观这些研究,虽然有一些有影响的成果,但总体上看,多局限于对某种具体现象的分析,尚未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考虑到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区域金融的典型性和特殊性,借鉴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大力开展区域金融研究,创立区域金融学,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指导未来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促进各地区经济增长,实现金融和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周立.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沈坤荣, 张成. 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跨地区动态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4,(7).

[4]艾洪德,徐明圣,郭凯.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7).

[5]周好文,钟永红.中国金融中介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多变量VAR系统分析[J].金融研究,2004,(6).

[6]曾康霖.要注重研究区域金融[J].财经科学,1995,(4).

[7]周立,胡鞍钢.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1978-1999[J].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2).

区域金融研究范文第2篇

中图分类号:F12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057-05

区域金融中心是以区域经济为基础形成的资金融通和聚散的枢纽,货币金融业务的汇集和转口地,它是一国(地区)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一国(地区)金融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1]。由于金融中心的重要作用,国内的一些地区和大城市开始注重建设和发展金融中心。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继续实施,兰州市作为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龙头,经济发展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挑战,对金融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0年5月国办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推进兰州商贸物流中心等项目的建设,培育和发展金融产业等意见,为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契机。

一、 推进兰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推进兰州市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关系到兰州核心功能和龙头作用的发挥、甘肃省经济发展、黄河上游经济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甘肃实践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继续实施,西北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各个区域之间紧密合作与联系显得尤为重要。在西北地区明显缺乏区域性金融中心来带动西北经济发展,构建兰州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设,既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二)甘肃省突破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

甘肃省投资拉动增长特征明显,而且固定资产投资与银行贷款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十一五”期间,信贷融资难是制约甘肃大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短腿”。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能有效整合区域内的金融资源,使金融资源市场化分配和流动,能有效突破区域加快发展的资本瓶颈。

(三)实施工业强省战略的必然选择

从产业结构看,甘肃省的产业仍是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等资源型产业为主的重化工业,从企业的性质看,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而且在非国有经济中,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发展需要资金的密集投入,解决这个问题,仅靠自身的逐步积累是远远不够的,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将有利于解决大、中、小企业的投融资问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金融资源的快速积聚和集中,带动并促进工业企业和工业产业集群、实现跨越式发展。

(四)促进黄河上游城市经济带稳定发展必然选择

兰州作为黄河上游经济带的核心城市,全市1.31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汉、回、藏、东乡、撒拉等38个民族。金融中心的建立可有效整合区域的金融资源,为区域的发展提供投融资平台,将对均衡国家经济战略布局、统筹区域发展,以及发展民族经济稳定边疆,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共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 兰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发展的优势和不足

在西北地区,甘肃省经济实力较强,金融资产规模较大、机构组织体系比较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功能,但是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兰州金融中心还存在问题与不足。

(一)兰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发展的优势

从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条件看,兰州与周边的其他地区相比在地理位置、经济实力、金融发展等方面具有优势。

1.地缘优势。兰州市是甘肃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西北地区“居中联四”,处于空陆交通、电信通讯等网络枢纽的特殊地位。历史上兰州就是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长期处于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中心,汇流东西, 通达南北,特别是随着青藏铁路开通、兰渝铁路的建设以及国家骨干高速公路网络的形成,兰州作为金融中心的区位优势十分突出。

2.经济发展优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兰州市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经济实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综合经济实力进入全国大中城市50强,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西部大开发10年,兰州市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经济持续保持较快速增长,综合实力有了很大提高,为建设金融中心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表1中可以看出,兰州与周边省会城市相比,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金融竞争力。

资料来源:2009年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三、金融业发展优势

兰州已建立了在中央银行调控下,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及广大城乡信用社、保险、证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

兰州保险业呈现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行业实力明显增强,保险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提高,健全的保险组织体系已初步建立。从表2可以看出,自2001年以来兰州市金融资产总量包括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呈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金融相关比率有逐渐上升的趋势,2009年兰州市金融机构金融资产总额为4 628.39亿元(近似等于存款余额加贷款余额),GDP为925.98亿元,两者相比即金融相关率约为5.0,高于全省的金融相关比率,另外兰州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2 621.20亿元,全省为5 881.8亿元,占全省的44.56%,贷款余额为2 007.19亿元,全省为3 649.6亿元,占全省的55.0%,这表明兰州已成为甘肃省主要的货币集散中心。

(二)兰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发展的问题与不足

受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制约,甘肃省金融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落后,兰州距离区域性金融中心还存在较大差距。

1.金融机构聚集度低且种类较为单一。

金融机构数量众多、集中度高是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重要条件和标志,兰州目前金融总量小、金融机构数量少、规模小,辐射力和影响力有限,极大地制约了金融集聚功能的发挥[2]。区域内金融业尚未呈现明显的规模性,现有金融机构分布较分散,在地域上尚未形成比较集中、标志明显的金融区,金融产业发展程度有待提高。

与国内金融业发达的省市相比,全省金融机构在数量上和种类上仍然不足。

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9年甘肃省银行类金融机构较多,达到4 350家,但是法人机构很少,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都没有在甘肃的法人机构,区域内还没有一家外资金融机构。

2.区域内金融业结构不合理,市场体系不健全。与全国金融业一样,甘肃的金融业内部构成不均衡,就金融业的四大支柱看,金融业资产主要集中在银行业。而从银行业内部结构看,无论是资产,还是存贷款都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表3反映出,从资产分布状况来看,2009年国有商业银行总额为3 933.7亿元,资产总额占全省银行业总资产的54.2%,超出一半份额,这种银行业市场结构,一方面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不充分,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优化;另一方面使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需求高度依赖国有商业银行,加剧了银行业经营的风险。

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结构比较单一,证券业规模偏小,保险覆盖面较窄。从表4中看出,2009年,甘肃省只有1家证券公司和期货公司,没有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缺乏风险投资机构,没有一家总部设在兰州的保险公司,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低于陕西、新疆、宁夏的同期值。

3. 经济结构优化难度大。兰州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西部其他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相比,总体实力较弱。以产业结构状况看,兰州目前一、二、三产业结构基本合理 ,但区域内第二产业主导产业趋同,产业链断裂;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较大,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较低,高能耗、重污染行业有增无减,且产业技术结构质量不够高,工业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等资源型产业为支撑,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第三产业整体实力不强,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较高,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较低,对金融业发展也构成了制约因素。

4. 缺乏高质量金融人才。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较,区域内金融人才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明显处于劣势地位,这直接影响到金融中心的建设。从省内金融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看,博士、硕士所占比重不足2%,而专科学历的从业占到40%,中专及以下学历占到28%。

省内高校培养的硕士、博士等高级金融人才因为生活环境,工资待遇等原因而选择去东部发达城市就业,总体来看金融人才质量偏低将不利于金融中心的推进。

三、推进兰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的思路

(一)加快兰州金融产业聚集区建设

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其核心是使区域性金融机构聚集,使产品、服务、人才、技术、信息集中并最终达到辐射效应,其载体是金融机构的聚集。打造兰州金融聚集区,是推进兰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一步,结合兰州市第四版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兰州市城市商业网点规划(2005―2015年)和兰州市金融机构发展、分布状况,要加快建设金融聚集中心。

1.拓展老城区中央商务区。老城区中央商务区西起西关什字,东至盘旋路十字,北滨河路以南,白银路和民主西路以北所围成的长条形地带。该区域在兰州市历史上一直是市中心,聚集了银行、保险、证券、邮政电信的总部,而且还有四星级以上的豪华酒店、较多的写字楼、影剧院和甘肃省最大的广场等。是既具有强大的商业引力和金融引力,又有历史渊源和较强的行政引力的商业中心区域。要继续保持老城区中央商务区、金融商务区的传统优势,进一步整合资源、创新产品、强化服务功能、提升竞争能力,重点服务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企业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抓住老城区改造为契机,发展成为银行业集聚中心,重点引进银行、基金公司,发展总部金融,不断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增强区域辐射力。

2.高水平建设兰州银滩商务金融新区。兰州银滩商贸金融中心是兰州市未来最具活力的中央商务区和最佳宜居区。根据其定位,建议将其建成金融业市场交易平台,使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产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资源在空间上的聚集,提高投资资本的聚集能力和区域的对外辐射能力,建设保险、证券、基金等机构集聚中心,并辅之以通讯、信息、商务、会议、酒店、公寓、休闲娱乐等商业服务配套设施,提供适于金融机构发展的全方位、高质量商务环境,建立功能齐全、业态多元、设施完备、环境优美、具有较强辐射能力,能够体现城市性质的现代化商贸中心区。

3.推进县域村镇金融机构建设。推进各类银行、保险、证券、投资、资产管理、信用担保公司等在县域、涉农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布局发展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尽快建立满足适应“三农”需求的金融机构布局。

(二)政府主导,积极引进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

从金融中心的发生形态看,兰州虽然在区域内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区内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交通枢纽,但是由于区域整体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对金融的需求不强,金融业自身发展的内动力不足。中心城市兰州的金融集中度不高,因此需要采取政府扶植型[3]构建模式,政府一方面制定相关的金融政策,给以政策性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完善本地的法律法规,改善本地的金融环境、投资环境,发挥中心城市区域核心的地位,吸引金融资源在中心城市的集聚,形成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从兰州金融中心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建设的初期阶段需要由政府积极引导,提供政策优惠和制度环境,鼓励金融机构前来投资和设立办事机构,从而加快金融中心的聚集和形成进程。具体可借鉴苏州市和厦门市的一些做法,如对在本市新设立或迁入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总部,按实收资本的一定比例,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所需资金由省、市两级财政按现行财政体制各自承担;对金融机构总部、地区总部(业务总部)在本市内购买或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给予一次性补贴或优惠;市政府设立金融贡献奖,每年评选一次,对金融发展有重要贡献的金融机构及有关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对金融企业连续聘用几年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市行政辖区内第一次购买商品房、汽车,由所在区财政部门按其上一年度所缴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予以奖励等等优惠政策,积极为兰州市各类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提供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政府要加强与金融机构间的沟通联系,及时协调解决金融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三)完善区域金融市场体系

由于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处于互相制约的状态,今后的发展方向应是促使金融结构不断优化,先应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子市场健全、市场交易相对活跃的金融结构。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能使资源有效配置,并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有效缓解金融压抑。

1.要加快发展货币市场。货币市场是进行短期资金融通的市场,一方面可以满足借款者的短期资金需要,另一方面也为暂时闲置的资金找到了出路[4]。为此要大力发展信贷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探索建立信贷转让、信托资产转让等市场。已具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员资格的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网上交易方便、快捷、短期资金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积极开展融资业务、债券交易结算业务。鼓励辖区内资产负债状况良好、资金实力比较雄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主动参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交易业务。大力推广票据的承兑、贴现业务,促进票据市场健康发展,为企业开辟快捷灵活的融资渠道。鼓励银行机构开展汇兑、承兑、信用证、短期融资券等各类服务,积极探索现代结算、支付方式,大力推进银行管理和业务信息化建设,积极发展ATM、POS机、电话银行、网络银行等新型服务渠道,逐步实现管理、控制、业务、服务、结算的网络化、自动化。

2.扩大保险市场,推进保险市场主体多元化。保险市场体系建设是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保险业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重要功能,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全省保险市场体系看,甘肃省外资保险公司、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还是空白,要大力吸引国内外保险公司在兰州设立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吸引国内外大型保险集团在兰州设立全国营运中心、后援中心或区域性总部;考虑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研究设立注册地在兰州的法人保险机构;完善股份制保险公司运行机制,全面提高保险业的保障功能、融资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另外要大力开发满足企业和消费者多种需要的保险产品,积极研究制定对“三农”保险、企业年金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责任保险等保险产品的支持措施,为保险业加快发展创造条件,拓展保险投资、保险公估、再保险等新业务。进一步优化机构网点布局,改进销售服务体系,加快县以下保险营销服务部建设步伐,改善乡镇区域保险服务,促进城乡保险均衡发展,有效扩大保险覆盖面,提高全社会的保险保障程度。

3.培育壮大证券、期货、基金市场。由于资本市场的弱势,大量的本地企业不能通过上市获得资金,相反,随着近年来股市和理财意识的逐步全面升温,本地居民通过银行的中间业务或证券公司进行的金融投资量正在急剧增加,这部分资金绝大部分必然被发达地区的企业所获得[5]。为此要加快培育本地优势企业、推动优势企业上市,要加大优势资源整合力度,不断增加上市企业数量,支持和扶助骨干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上市融资。进一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大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力度,提高募集资金,扩大直接融资的渠道,更好地吸引居民储蓄更多向直接融资市场流动。发展壮大地方证券期货机构,通过国内主板、创业板、债券等多种通道,增加上市公司数量,做好公司上市发展总体规划和上市后备资源培育工作,切实加强对已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指导,建立企业上市“ 绿色通道”,推进优势企业融资。建立区域性债券流通市场,努力扩大企业(公司)债券发行规模,探索发展各类投资基金。积极推动华龙证券扩大资本规模,提高资产质量,增强企业债券的流动性。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实施增资扩股,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拓展新业务,提高行业竞争力。

4.推进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要加快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甘肃中小企业融资难,客观地讲,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中小企业在规模、信用等级、自身的管理方面还不符合银行的信贷要求,达不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条件。因此要逐步配套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建立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促进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一方面银行要探索调整信贷政策,改进信贷考核和资信评估管理方式,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做金融服务产品;另一方面政府应发挥作用,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有所作为。一是要积极完善全省信用担保体系,成立省中小企业再担保机构,省财政调剂相关专项资金,增加政府注资,壮大担保实力,为全省各级担保机构提供再担保服务;二是要建立全省中小企业风险补偿基金,所需资金从相关专项资金中调剂解决,在不改变资金用途的前提下,调整资金的管理使用办法,重点支持全省中小企业担保行业的发展,为各级担保机构提供损失补偿;三是进一步加大全省信用资源的整合力度,强化政策指导和组织协调,加快全省“多网合一,资源共享”的征信体系建设,为在全社会形成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奠定基础。

总体来讲就是要加快建立资信服务机构,建立政府、银行、担保企业之间的担保风险共担机制,扩大财政有限补偿担保代偿损失制度的支持范围和力度,增强担保机构引导银行贷款投向中小企业的能力。

(四)加快经济发展

强大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支撑金融业发展的基础,兰州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从制约兰州金融中心发展的因素看,必须首先拓展兰州和周边经济增长空间,抓住兰白经济区发展契机,推进兰州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现代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重塑城市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孵化、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群集。

总之,兰州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须要经历一个演化和发展的过程,为此要制定科学合理的金融中心规划,保证金融中心建设的可行性、方向性、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王力,盛逖.我国区域金融中心竞争力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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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金融研究范文第3篇

目前在国内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文献中,多位学者以全国或区域数据分析了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不尽相同。陈柳钦等(2003)经过分析得出金融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发展阶段的影响;王勋、赵珍(2011)考察了金融规模、银行集中度、直接融资比例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金融规模扩张不利于经济增长。李春宵、贾金荣(2012)以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结构和农村金融效率等三个指标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短期内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结构的关系明显,与农村金融规模和效率的关系则不明显。陈晴旖、张宁(2015)对北京市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北京市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关联,且各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在现有的文献中,几乎没有对中小城市的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过实证研究,以珠海市为例,探讨此问题,为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二、珠海市经济与金融发展现状

珠海市位于广东省珠江口的西南部,区位优越,是珠江口西岸的核心城市,下设香洲区、金湾区和斗门区三个行政区。近几年,港珠澳大桥建设、横琴开发使珠海的经济竞争力将得到显著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平稳、升温、提质”的良好态势。2008-2013年珠海市GDP年均增长9.58%,到2013年年末,总量达到1662.38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2.67%(见图1),排名第10位。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8年以来珠海市三次产业的比例呈现以下特征:第一产业产值比例维持在平均2.7%的水平;第二产业产值比例由2008年的54.6%下降到2013年的51.1%;第三产业的比例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总体维持在40%以上,2013年达到46.3%。因此,珠海市经济结构呈现第一产业发展平稳,第二产业调整步伐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的态势。根据胡佛—费雪尔的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工业化发展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农业初级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阶段,第二阶段是以工业原料为加工对象的石油加工业、炼钢业、金属加工制造业等。而在经济的成熟阶段,服务业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资本、技术、专业化服务的输出逐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目前,珠海市农业产值在GDP中占比较低,而在区域内既有以工业原料为加工对象的传统制造业企业,也有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海洋开发以及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企业,金融业、旅游业等服务业的产业贡献率逐年提高,经济正处于工业化第二阶段向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服务业产值会逐渐增加,最终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金融业为例,近几年伴随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珠海市金融业发展迅速。截至到2013年末全市中外资银行业金融业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121.58亿元,同比增长19.5%。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071.90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储蓄存款达到1360.23亿元,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见图3)。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截至到2013年年末,全市上市公司30家,市价总值2081.08亿元。金融组织体系不断完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期货经营营业部、各类保险营业机构(含网点)数量不断增加,经营规模逐步扩大。金融改革创新步伐加快,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金融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截至到2013年,有6家外资银行、5家外资寿险公司在珠海设立分支机构,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开展顺利。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的理论,某地区的金融规模可以用“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所谓金融相关比率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即实物资产总额与对外净资产的和之比”。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将其计算表述为存款额加贷款额之和除以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般情况下,金融相关比率越高,说明经济货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源越丰富,反之则越低。本文根据珠三角地区九大城市即珠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中山和东莞等地统计部门公布的经济数据计算出了2008年-2013年这九个城市的金融相关比率,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以此来分析珠海市在珠三角地区中金融业发展水平(见表1)。图32008-2013年金融机构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及增长从表1来看,珠海市金融相关比率有逐年提高的趋势,由2008年的2.33提高到2013年的3.73,与其他城市相比,处于中上游水平。2013年,这一比率甚至超过广州,仅次于深圳,根据统计,经济较为发达、金融资源丰富的地区金融相关率均在3.0以上,这说明近几年珠海市金融业发展迅速,经济货币化程度逐年提高。

三、实证研究

通过利用相关指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对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一)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选取以下指标:1.经济发展指标。在经济发展方面,为了消除人力资本的影响,选取人均实际GDP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同时为了避免异方差的影响,对人均实际GDP取对数,用LNGDPPC表示。2.金融规模指标。利用上文中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珠海市金融规模,用FIR来表示。3.金融效率指标。选取存贷比为衡量指标。所谓存贷比是指金融机构贷款总量和存款总量的比值。该指标反映了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继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机构经营的效率。用DLR来表示。4.其他因素。为了能使计量模型反映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除了金融方面的因素,还选取了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用FIP来表示。数据来源于2013年珠海市统计年鉴以及2013年珠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样本期间为1979-2013年,各指标均已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统计分析使用Eviews6.0。(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的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非平稳的,即使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关系,若进行回归也可能表现出较高的可决系数,这样一般不会得出有意义的结果。为避免这种“伪回归”,首先需要对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ADF检验法,上文中变量的检验结果如下:从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上,样本序列中的LNGDPPC、FIR、DLR的t统计量临界值均小于ADF检验统计量值,三个变量的检验结果都没有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所以上述变量都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FIP的t统计量临界值均小于ADF检验统计量值,故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而分别对上述非平稳变量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后,LNGDPPC、FIR、DLR的t统计量临界值均小于ADF检验统计量值,表明都不含有单位根,数据平稳的,则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由于只有变量间是单整价相同时,才可能协整,因此,FIP变量不纳入协整方程,只检验LNGDPPC、FIR、DLR之间的协整关系。(三)协整检验在获取协整关系前,首先要对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的方法采取Jo-hansen协整检验法,模型的最求滞后期为2,检验结果为表3所示:(四)Granger因果检验LNGDPPC、FIR、DLR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都为平稳序列,故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依据AIC准则得出最优滞后期为2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下:(五)方差分解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了所构建的VAR模型是稳定的结论,在此前提下,进行方差分解来确定变量的贡献程度。方差分解是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一般用方差来表示,以此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图5中可以看出,FIR是影响LNGDPPC最重要的因素,而DLR对LNGDPPC变化的贡献度较小。即金融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要远大于金融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说明金融规模的扩大,促进了投资的增加,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正面影响。但是金融效率的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六)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IRF)分析方法可以用来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由误差项所带来的冲击的反应,即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产生的影响程度。运用脉冲响应函数进一步考察经济金融各变量的具体影响过程和作用方向。冲击反映的结果如图5所示,其中,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价数和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形成的偏离带。图6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当期给金融规模指标FIR一个正的冲击后,人均GDP一开始几乎没有任何波动,但是从第2期开始呈现负的影响,并且影响越来越大,直到第9期开始影响逐渐减弱,并向0线靠近。在当期给金融效率指标DLR一个正的冲击后,人均GDP一直呈现正向波动,但是波动从第9期开始逐渐趋向0线,趋向稳定。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FIR对人均GDP的影响力度远大于DLR对人均GDP的影响。

四、结论和建议

区域金融研究范文第4篇

作为经济区概念的黄河三角洲,在地域范围上界定为19个县(市、区),包括东营市、滨州市,德州的庆云县、乐陵市,潍坊的寿光市、寒亭区、昌邑市,淄博的高青县以及烟台的莱州市;陆地面积2.65万平km2,占山东省总面积的1/6。近几年来,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保持平稳快速增长。以2010年为例,该区域生产总值为5601.13亿元,比2009年增长13.16%,占山东省GDP的14.30%;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373.00亿元,占全省固定投资总额的14.49%;进出口贸易额180.03亿美元,主要为橡胶、轮胎等工业产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52.2元。金融发展方面,金融深化程度和金融部门效率是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两大指标,见图2。从2005年到2010年黄河三角洲区域的金融深化程度呈递增趋势,尤其从2008-2009年增长幅度最大;金融部门效率虽然在2008年有所下降,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然而,仅仅一个区域的数据还不能完全反映出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金融的发展状况,下面选取2010年的经济金融数据,与我国典型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做横向比较。从表1的数据中可以看出,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还存在不小差距,尤其在金融发展方面,远远落后于这两大经济区。通过进一步对黄河三角洲区域内的金融机构以及环境状况进行分析,发现黄河三角洲区域金融生态系统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金融结构严重失衡。具体表现为区域性金融机构结构失衡、金融市场结构失衡和金融工具结构失衡。首先,各地金融机构中,农村信用社和国有商业银行所占市场份额比重较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占比很小。这种金融组织结构的非均衡发展,不仅不利于增强地区内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还会弱化区域金融风险的管理功能;其次,金融市场种类差异较大。从融资方式看,区域内间接融资比重过大,直接融资占比较小。从融资期限看,货币市场上短期贷款占比较大,票据融资占比较小,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不活跃;资本市场仍以中长期贷款为主,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比例很小。这种市场结构的失衡不利于区域内资金的流动循环,导致金融市场运作失灵、金融效率异常低下;第三,金融工具结构失衡问题严重。突出表现为货币市场上票据种类仅有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和回购协议基本没有;资本市场上企业债券和优先股票还未发展起来,中长期融资债券和基金市场未形成,期货交易低迷。受区域内金融工具的限制,市场主体在参与市场交易时会丧失更多选择权,严重降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运作效率。此外,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例如区域内的金融资源配置偏向国有大型企业问题严重,金融机构分支多位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市县等。这就无法满足区域内日益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不利于形成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2)金融生态链条不畅通。首先,金融资源流动通道不畅。黄河三角洲区域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长期以来呈独立发展状态。货币市场过度依赖银行类金融机构,市场交易主体范围狭窄并且金融工具缺乏,而三角洲的资本市场不发达,这就造成大量资本闲置的同时,企业生产经营筹集资金难度较大。银行的存贷差额逐年增大充分说明,银行内的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大量资金没有流到国民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地方。此外,如上文所述,金融资源在市与市之间、城区与乡镇之间以及乡镇与乡镇之间存在配置的差异。其次,金融产品服务出现断层。区域内的金融机构存在非理性的竞争关系,大多将目标市场定位于区域内的国有大中企业,造成金融产品差异小、金融服务重叠,导致金融生态链条出现断层和缺失。这种现象不仅不利于金融机构的发展,还易引发金融资源的高投入、低产出,造成金融资源浪费,同时也容易产生区域金融风险集聚,不利于区域经济金融的稳定。3)金融生态环境不完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金融生态的经济基础较差;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诚信金融文化有待深入人心;金融及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区域执法力度不严;地方政府角色错位,对经济金融环境不恰当干预。

区域金融生态系统动力学模型

在区域金融生态系统中,金融资源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在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金融生态环境则是在各方经济主体发生经济行为的过程中发生变化,与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密不可分。因此,以金融资源的循环流转为主线,构建黄河三角洲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的高层结构图,见图3,图中包括居民、企业、地方政府以及金融系统四个子系统。金融资源的生产、配置、消耗就在该框架中进行,其中金融中介机构包含在金融机构模块内,这是因为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具有伴生性。基于对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结构和四个子系统因果关系的研究,运用VensimPLE系统动力学软件,构建黄河三角洲区域金融生态系统动力学流图,如图4所示。模型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居民存款、银行自有资本、企业存款和地方政府财政为状态变量。考虑到问题的简化,此模型主要涉及影响金融生态运行的主要因素,而非包容金融经济系统中的所有现实因素。系统动力学流图建立完成后,再对流图中涉及的所有变量参数赋予初值并建立函数关系式,主要变量关系如表2。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5年到2010年的《山东省统计年鉴》、《山东省金融年鉴》以及黄河三角洲经济区涉及的六市的统计年鉴,仿真步长为一年。

模型实证研究

构建黄河三角洲区域金融生态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根本目的是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服务,因此本文以黄河三角洲地区生产总值为主要研究指标。使用Vensim软件运行该模型,将2005-2010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模拟数据与实际数据对比,数据误差控制在5%以内,如表2所示,故认为该模型有效,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黄河三角洲区域金融生态的运行情况。模型通过有效性检验后,经运行得到地区生产总值、居民存款、银行自有资本、企业存款和地方政府财政的模拟曲线,如图5~图9所示。根据模拟结果,在外部环境稳定运行的情况下,4个变量均呈上升趋势,到2015年,黄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11276.60亿元,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该区域金融生态不断优化。建立模型的主要任务是找到合理的区域金融生态优化策略,因此对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实验。选取“企业发行债券速度”、“地方政府税收占比”和“不良贷款率”为控制变量,输出“地区生产总值”为检测变量,设计以下四种模拟方案。方案一:其他条件不变,提高企业发行债券速度为25%;方案二:其他条件不变,提高地方政府税收占比为45%;方案三:其他条件不变,不良贷款率降低3%;方案四:综合考虑前三个方案,即提高企业发行债券速度为25%、增加地方政府税收占比为45%、降低不良贷款率3%。模拟结果如表3所示。四个方案中,前三个方案的设计实质上是从三个方面分析要素对区域金融生态产生的影响,即完善区域金融体系、转变地方政府职能、规范区域企业的经营行为。第四个方案是在前三个方案的基础上提出,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表3数据显示,四种方案的模拟结果均优于原仿真结果,并且方案四的模拟结果优于前三个方案。这说明要进一步优化黄河三角洲区域金融生态,需要提高金融资源从金融体系到达实体经济的速度与规模,优化资源配置,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黄河三角洲区域金融生态优化策略

通过构建及模拟运行黄河三角洲区域金融生态SD模型,本文找到了优化建设该区域金融生态的关键要素,再结合区域经济的发展优势,提出黄河三角洲区域金融生态的优化策略。第一,构建多层次金融结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区域金融生态系统中金融体系模块占主要地位,因此构建齐全的区域金融结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对于建设黄河三角洲区域金融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应大力构建多元化银行系统,改变国有商业银行垄断金融资源的现状;积极发展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丰富区域内证券、保险、信托金融机构种类;同时还应加强金融机构的内外管理,强化内外风险管理控制。其次应拓展黄河三角洲区域性货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强化货币市场的投融资功能;完善区域资本市场的功能与结构,积极发展直接融资平台。此外还应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力度,提升金融体系功能在区域经济发展各个环节的渗透能力;引入理性竞争机制和良性激励机制,实现金融资源从低效部门到高效部门的流转[8]。第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职能转换机制。由上文分析可知,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力度过大,会影响金融的运行状态,最终降低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在黄河三角洲区域金融生态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合理定位职能角色,将重点放在宏观调控三角洲区域的经济金融布局、完善金融结构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上。首先将黄河三角洲作为一个统一有机整体,制定区域性的经济金融政策,但同时也要考虑区域内部各地实际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其次根据经济发展差异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可以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县区的基础设施信贷投入,制定区域产业信贷政策,并健全各县市金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信用评级、报表审计、融资担保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建设。第三,深化区域企业改革,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的改善,不能只单纯依靠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还要对金融机构的客户进行改进。企业应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加大信息披露力度,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积极主动地参与黄河三角洲区域金融生态建设。第四,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协调发展。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区域金融生态系统运行的重要保障,因此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应该通过提升地区经济实力,改善金融生态运行环境;健全社会信用制度,营造金融生态信用环境;强化金融调控监管,打造金融生态法治环境。

区域金融研究范文第5篇

城市体系首位度Zipf法则金融集聚

城市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体现了人的行为和活动,我国城市化经过30多年的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城市人口极速增长,出现超出城市人口容纳的极限,因此城市体系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所谓的城市体系也称为城镇体系或城市系统,其奠基人是约翰.弗里德曼,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的金融业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因为地区的自身原因和外部环境,区域间经济差距明显拉大,金融集聚形成影响城市体系的发展,经济和金融相互联系,可以通过对金融产业的集聚达到规模经济,发展区域经济。

一、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齐夫法则及首位度计算,利用齐夫法则来分析我国各地区金融分布是否遵循齐夫法则,利用首位度公式计算金融首位度,城市首位度,GDP首位度分析三者之间是否存在高度的吻合,下面介绍这两种方法的理论。

/1、齐夫法则

齐夫法则,一国最大的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依此类推,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的N倍。齐夫法则(Zipf)通常分析挥1的关系,如果=1表示该指符合齐夫法则。具体的公式为

R(Ri-1/2)=A-哗RSi其中痪褪俏颐且计算的值

2、城市首位度

城市首位度也称首位城市指数,是一个省内人口数量最大的城市与人口数量第二大城市的比,它充分反映了一个区域内城市的分布情况,如果城市首位度的值偏低说明该区域不存在大城市,有两个人口规模差不多的中心城市,而城市首位度的值如果偏高,则说明该区域有一个人口数超大中心城市,城市首位度值的范围大小表明地区城市规模结构是否合理。

二、统计分析

1、金融存贷款齐夫系数分析

查阅统计年鉴,获得2009-2013年25个省各省会城市和主要城市的存贷款金额,通过excel表进行汇总,运用zipf法则公式,计算出2009-2013年25个省金融城市规模分布齐夫系数。可得知这5年各省的金融齐夫系数都不等于1,说明我国的金融分布不遵循齐夫法则,分区域来看,齐夫系数大于1只有东部广东省,东北吉林省,中部湖北及西部贵州、云南、陕西、宁夏,表明这些省的金融业还处于发展阶段,大城市规模不够大,城市人口不集中,与城市的发展状态不相一致,金融在大城市的发展还有潜力。比如广东省深圳,珠海,金融经济都较发达。其他18个省的金融齐夫系数普遍小于1,其中山西2013金融贷款齐夫系数超过1,这些省份中有发展较好的省,也有国家贫困省份,与齐夫系数大于1得出的结论相反,城市中有一个中心城市,大城市突出,中小城市发展明显落后于大城市,城市的人口也比较集中。

通过分析可知虽然我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我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快速发展的经济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了但同时我国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四大地区的金融齐夫系数值中我们不难发现,金融发展下的城市体系出现了不协调的发展,我们的城市体系要严格防止走两级分化,在追求城镇化的当下,既要防止大城市的人口过度集中,使中小城市发展落后,又要兼顾由于区位及外部因素,中小城市快速发展,大城市经济发展赶不上中小城市。

2、金融首位度分析

利用统计年鉴,搜集2009-2013年25个省省内各个城市的金融存款额和金融贷款额数据,计算地区金融首位度。金融存款首位度计算的方法是从一个省内金融存款最高城市的存款额与第二大存款额城市之比,同样金融贷款首位度也是如此计算。通过excel表中计算各省五年的金融存款、贷款首位度,得出结论:我国各省由于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及存在信息不对称各地区金融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差距,东部省份金融首位度除海南省比值较高外,其他6省存款首位度,贷款首位度都2,很多省份的首位度均在 1.5以下,这表明东部地区的各地区内部金融发展较平衡,东北三省辽宁金融首位度2009-2013年2,黑龙江、吉林金融首位度在同时在2013年下降,中部地区六省存款首位度、贷款首位度比值都2,西部地区除内蒙古这5年金融首位度一直2,其他八省金融首位度居高不下,首位度指数多在 4以上,在2011年新疆贷款首位度达到19.25,四川2013年存款首位度高达9.82,说明西部地区区域内部的金融分布有较大的差异。

3、GDP、人口、金融首位度之间关系

从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2013年的25个省(江苏、浙江、海南、山东、广东、福建、河北、广西、辽宁、江西、湖北、黑龙江、内蒙古、湖南、安徽、河南、山西、吉林、贵州、陕西、四川、新疆、云南、宁夏、甘肃)各个地级城市人口、GDP和金融数据,运用excel软件统计计算各省2013年度城市、GDP和金融首位度,来分析各省三个首位度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城市首位度的取值度是以2为界限,城市首位度值大于2时,城市规模结构表现为正常,且人口规模集中程度适中,城市首位度值小于2,城市体系结构失衡,城市人口出现过度的集中,城市容纳达到上限。

在对2013年25省三个首位度求得的数值分析处于首位的城市不一定是一个省的省会城市,对于一个省来说,真正经济发达的城市不一定就是这个省的首位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东部经济发展快速,中部经济保持较好发展趋势,而西部经济相比较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呈金子塔状,从上面的人口、GDP、金融首位度三者关系图中,可以看出各个省城市首位度值较小,城市规模集中适度,除海南省,贵州省和新疆城市首位度大于2,说明城市结构失衡,出现人口过度集中的趋势,但我们发现,2013年城市首位度排在前 10名的城市新疆、海南,黑龙江,吉林,四川,安徽,内蒙古,辽宁,山西,江苏,GDP首位度排名都不在前10名。金融也在全国不算发达,在GDP排名前10的省份里有城市有7个是沿海省份,地域优势和区位优势明显。城市首位度比较合理的几个省份正好都有几个大的金融城市。由于我国各区域的区位优势、自身原因和外部政策导致东、中、西社会、经济差距较大,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首位度与经济增长存在反向关系,区域首位度的增长导致资源在第一大城市和第二大城市间的分配不均,不能充分的相互流动,使省内的第一大城市和其他城市的经济不能够很好的发展,区域经济放慢增长。西部地区中的甘肃、宁夏、内蒙古和广西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系,也就是说西部地区这四个省的第一大城市和第二大城市资源能充分的双向流动,各省的第一城市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产生了集聚效应,是该省域的其他中小城市经济有了发展。

三、结束语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已从以往贫瘠落后的国家走向全世界,但是我国国内各个区域间的差距还是没有彻底消除,经济、基础设施、金融等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金融集聚在区域间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所以我国的金融发展不应该是光兼顾大城市也应当考虑到中小城市的发展,国家对金融方面的政策,也需要考虑不同地区间的金融集聚形成机制的影响因素效应的差别,分地区不同对待,“因地制宜”,改变以往“按部就班”的对策,东北和东部地区在金融集聚的同时应该保持地区金融在全国的基础地位,中部和西部地区通过加强对自身创新人才开发和金融基础建设,使我国金融从东北、东部、中部、西部极度不平衡向金融协同发展,缩小区域内及区域间的金融差距。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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