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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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语言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6-0031-02

一、民族院校大学生基本特点

民族院校在学生来源和民族构成等方面与其他高校不同，这是由其特殊的办学宗旨决定的。民族院校的学生一般来自多个民族，都在40个以上，甚至一个宿舍的学生都来自不同的民族，可以说民族院校就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一般来说民族院校的大学生在生活习惯、心理特征、思维和行为习惯等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出以下方面。

1.独有的民族意识特征。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心理素质和风土人情，并得到不断传承。所以，民族院校不同民族的学生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个少数民族之间。例如，来自民族聚居地的学生所具有的民族意识就比散居的少数民族学生强烈一些。民族意识的差异性，不仅影响了学生的生活行为习惯和个人心理特征，而且还影响着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处。一方面，少数民族的学生很希望得到其他民族学生的认可，并乐于与同学交流；另一方面，受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特征的影响，不同民族的学生之间往往不善于交流沟通，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形成了具有民族特征的非正式群体，使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受到了限制。

2.心理健康问题突出。在我国少数民族都有着不同的，而且影响根深蒂固。由于其所处的独特生活环境、成长经历、文化背景、经济条件等特点不同，决定了其不同的心理需要和人格发展规律。各民族学生来到同一个环境学习、生活，难免在人际适应、学业障碍、生活差距、自卑心理等方面产生一定的问题。他们非常需要得到认可和尊重。

3.文化教育基础相差悬殊。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来自老、少、边、穷地区，这些地区基础教育相对薄弱，特别是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普通话未普及，仍在使用本民族语言授课，学生对汉语的掌握程度参差不齐，进入大学后对于使用汉语授课方式很难适应，容易产生因语言障碍而引起的文化层次差别，学习压力很大。

4.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较差。在民族院校的学生中，经济困难的学生比较多。虽然国家、社会和学校实施了很多种资助政策，但受各方面原因的限制，无法真正帮助所有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走出困境。经济状况不好导致很多学生不乐于与其他同学交往，有时还会产生自卑心理，性格内向孤僻。

二、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现状

近些年来，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成绩显著。但是同时，还要看到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

1.管理思路明显落后。民族院校还普遍存在着套用传统大众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方式来进行民族高等教育，大多数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人员往往重视对人的日常行为和校园活动进行组织、控制和管理，习惯于将学生教育引导成做事循规蹈矩的个体，从而忽视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因材施教与内心需要，导致民族特色不够突出，效果不够好。

2.管理模式较为单一。在民族院校中，大众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模式仍居主要地位，首先，这种传统管理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中式管理，和以人为本理念下的平等、公正、民主参与模式相违背。其二，这种管理模式往往忽视了“情”与“理”、“法”的区别和统一，导致在涉及学生利益的各项工作如评优选先、奖励资助、违纪处理等事件中，不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其三，如此管理模式成效的大小通常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员自身的领导、号召、交流能力及其人格魅力，很难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目标的真正要求。

3.管理制度有待完善。虽然很多民族院校都有较为清晰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规章制度，比如全员育人机制、辅导员基本工作制度、班导师队伍建设制度等。而往往存在的不足是相关制度不健全、不精细，较难实现管理的过程化、数据化和精准化。此外，由于参与管理的专门机构、专职人员和其他管理者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系统性、全员性很难发挥。

4.管理评价不够优化。多年来，民族院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的考核与评价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评价体系仍未健全，有待优化。有的高校缺乏定性和定量的考核标准，有的评价体系不科学，如评价重点不明确，评价范围过大，评价内容空洞等等，有的考核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指标不合理，导致考评的激励作用无法真正地得到实现，从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改进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的对策

民族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有些还停留在传统的观念和模式上，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民族院校要结合自身实际，加强理论和制度创新，勇于实践，不断提升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努力提高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1.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高校思想教育和管理机制创新。（1）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应该是在人本管理、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思想的综合指导下开展工作，形成规范型管理、素质型管理、民主型管理、渗透型管理和全员型管理的新局面[1]。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尊重民族习惯，贯彻落实民族政策，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原则，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学生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到各民族学生的内心世界中去，才能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2）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运行机制。首先，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责任体系。把总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具体决策要求分解，使各部门和人员能以高效的方式执行决策，积极主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努力实现既定目标。其次，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考核制度和标准。考核项目的设计要将深入课堂、寝室建设、就业工作、学费催缴、毕业生还贷、工作研究和创新、安全稳定等方面纳入范围，并将考核结果与职称评定、职务聘任、评优等挂钩，不断调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积极性。最后，做好总结反馈工作。对思想政治教育策略的实施情况进行合理的评价，对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以后的决策的实施提供客观的依据。（3）创新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机制。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职业化、专业化为导向，以建立准入机制，健全培养体系、强化保障体制、拓宽发展渠道为目标，着力培养一批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辅导员队伍。当然，还应针对民族院校学生多民族、多文化、多水平的特殊性，按照“专职为主、专兼结合、优势互补”的原则构建全院育人队伍，力求形成以专职学生工作者为主体、广大教师全员参与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新局面。

2.以人为本，做好民族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要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项工作，要做到以“人”为中心，作为教育工作者要重视大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格特点。（1）重视思想教育和意识引导。民族高校要始终坚持带着感情来做民族工作的理念，从深层次关爱各民族学生的成长与发展。首先，民族院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课堂教学，将知识传授与专题教育进行有机结合，培养各民族学生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加强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其次，民族院校要大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通过开展行之有效又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强化各民族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增加大学生的自信心，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诸如民族风俗风情展示、家乡美图片展、民族知识大讲堂等。再次，民族院校要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通过问卷调查、谈心谈话、主题班团会的形式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做好深入、细致的引导工作。（2）重视适应教育和融入教育。首先，民族院校要做好少数民族学生新生入学适应教育，在保证教育管理工作客观、平等、公正的同时，也要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的个性特点采取适当照顾的方式，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尽早融入大学生活的同时，拉近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距离，不断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次，民族院校要做好少数民族学生校园融入教育，在了解和掌握学生文体特长的基础上，通过开设第二课堂、创立民族社团、组织文艺比赛等方式调动少数民族学生融入校园生活的主动性。（3）重视生活关怀和学业帮扶。首先，重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活情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成立清真食堂，并通过增加生活补助津贴等措施给少数民族学生以经济支持。其次，重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情况。学校应增加设置专门奖学金，并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业规划提供指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再次，重视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状况，通过建立心理档案、完善心理辅导机制，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

参考文献：

[1]刘凤，英熊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法治与社会，2013，（08）.

民族语言政策范文第2篇

1.1全面二孩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重大决策，即“全面两孩”政策[1]“全面两孩”政策第一次实现了生育政策的统一，在全国不分地区、不分城乡、不分民族、不分家庭类型地统一放开二孩生育，引发了大至国家各领域各部门、小至家庭每一代每个人的关注。

1.2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生育观念、生育文化的直接体现，是人们对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具体包括意愿生育子女数量、意愿性别和生育时间3个维度。生育水平、生育意愿和政策生育潜力的变化不仅关系到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也关系到家庭结构、血缘关系、亲属网络、经济和社会结构等。

二、国外研究综述

（1）人口经济学角度。莱宾斯坦是用人口经济学理论研究生育的先驱者之一，认为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因素是孩子的成本及效用的比较，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中的孩子数将减少。贝克尔从孩子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角度来探讨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数量一质量转换理论”，认为决定生育的内在机制不是孩子的质量，而是母亲的质量，时间分配理论把家庭生育影响因素的焦点从孩子转移到了母亲身上。另外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y）的“供给―需求理论模型”、奥肯的社会阶层收入与孩子价格理论等等都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生育议题的相关理论，为生育意愿、抉择、行为的研究提供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2）人口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学家对影响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的因素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如摩尔的生育功能理论，提出了人口对于一个社会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法国社会学家阿森?杜蒙特的社会毛细管理论，指出提升社会地位是影响生育决策的主要因素。澳大利亚人口社会学家凯德威尔的代际财富理论认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的革命是决定生育率高低的根本条件，生育本质上是个人、夫妇、家庭在衡量经济收益后，对未来预期回报的投资形式，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需求取决于生育与家庭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判断。

三、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生育意愿的各类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伴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强化同步推广的。中国的计划生育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期间中国的生育率实现了持续、快速的转变，人口数量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学者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二十八年间中国累计少出生人口在2.64亿～3.20亿之间，总人口累计少增加2.31亿～2.99亿人。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最小贡献为57.88%，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贡献了61.21%。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在过去的30多年中相继开展了多次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和研究，这些调查主要关注育龄群众对理想子女数量和性别构成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群众的理想子女数量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性别偏好的弱化则相对缓慢，人们最普遍的理想是生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庄妍儿（2014）认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育政策以及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石智雷，杨云彦（2014）研究认为农村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略高于城市；育龄妇女年龄越大，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文化程度越高，城市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越弱，农村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反而越强。就业迁移明显降低了农村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男孩偏好。郑真真（2014）认为理想子女数、期望生育子女数、生育意向和生育计划之间相互关联，但概念不同，作用也不同。理想子女数变化缓慢且滞后于生育率变化，适用于对群体生育观念变迁的回顾性研究；期望生育子女数可视为群体有可能达到的最高终身生育水平；较强的生育意向和具有明确时间的生育计划更有可能转化为生育行为，对预测个体生育行为和估计群体变化都有应用价值。杨（2015）得出两点初步结论：一是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意愿已成为一种“新常态”，政策调整虽可能释放出一定的生育潜能，但难以使生育意愿出现较强反弹；二是对男孩的需求依旧是刚性的，这会使生育数量意愿具有不确定性，进而使中国的生育率不会像韩国或日本那样低。

四、“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意愿研究综述

徐俊（2014）认为，“单独二孩”只能作为短期的过渡政策，应摒弃“人口是负担”的传统思维观念，尽快放开二胎，提倡适度生育，以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繁荣。

魏下海（2015）认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是基于对我国人口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综合判断。我国人口增长势头已经大大减弱，总和生育率已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其中：人口老龄化态势异常迅速，劳动年龄人口连续四年减少，失独人群明显扩大，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显著降低，生育成本急剧上升，生育观念、家庭观念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低生育、少子化和长寿化成为人口新常态，这些都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生态安全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穆光宗、王本喜、周建涛（2016）认为在低生育时代，中国要真正实现想生敢生、应生尽生、愿生优生的适度生育目标，必须尽快出台有效的配套措施以及针对家庭和儿童的福利政策，推动社会福利家庭化和生育成本社??化进程，努力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陶涛、杨凡、张现苓（2016）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影响因素，与子女关系好、身体健康、有配偶等因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支持概率，而养老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高和空巢时间长等因素则会显著降低支持概率。空巢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养老选择等因素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民族语言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族语言 大众媒介 核心范畴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少数民族语言大众传播媒介（简称“民族语言媒介”）毫无疑问是核心范畴，但却常常被“回避”。

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应聚焦何处？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了，但就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本身而言，却显得有些“目光涣散”，延揽的对象过多，并且与多个学科研究发生重叠，研究的指向比较模糊。

少数民族语言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范畴。在中国的民族地区，由于文化的多样性，信息传播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的色彩。但在国家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下，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国家的稳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关系密切，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主流传播平台，其引导力、影响力毫无疑问居于主导地位。基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正处于成长期的文化现实，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学术界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少数民族大众传播媒介纳入自己关注的主要范畴。

根据统计，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满族、回族已经使用汉语，其余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中有13个少数民族使用文字――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壮文、哈萨克文、锡伯文、傣文、乌孜别克文、柯尔克孜文、塔塔尔文、俄罗斯文、彝文、纳西文、苗文、景颇文、僳僳文、拉祜文、佤文等①，同时基本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媒介，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构成了中国民族语言媒介体系。而在国家媒介体系中，也设置了主要少数民族语言媒介。

民族语言媒介的文化特质日渐凸显。在少数民族地区媒介体系中，由于文化的交融，民族地区媒介正表现出与非民族地区媒介的更大趋同性，传统媒体同样面临挑战，新媒体的传播力急剧提升，但民族语言媒介的受众范围、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却发生重大争议，特别是在现代传播背景下，民族语言媒介存在的必要性、媒介价值和未来命运格外令人焦虑，成为民族新闻传播难以回避的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关于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成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最大挑战，因而也成为核心命题。

二、为什么民族语言媒介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命题？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涉及很多层面，但直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就可以发现，民族语言媒介成为最具民族特色但同时也是最大的现实难题，足可以列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命题。

1.民族语言媒介是民族的文化权利。在国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得到明确保障，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传播是其文化权利的应有之义。

2.民族语言媒介是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体现。在国家的治国方略中，民族区域自治是基本国策。它对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创办文化传播机构，包括新闻出版媒介的权利给予法律中保障。

3.民族语言媒介最具民族传播特色。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没有哪一种媒介能够如民族语言媒介这样最典型地体现出民族传播的特色和不可替代的优势。民族语言媒介用民族母语传播，使这种传播可以实现传者和受众之间的“无缝对接”，其中没有任何文化隔膜，即使不识字的民族受众，也可以通过民族语言的声画传播实现信息的沟通;民族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它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是民族传播的方式，同时在传播内容上自然就会容纳更多的民族文化因素;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民族语言媒介又必然与国家通用语言的汉语构成奇异的“民汉双语”传播格局，形象地体现中华民族多位一体的现实，构成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基本特性;在民族文化的沐浴下，民族语言媒介能够真实展示民族的传播心智，塑造本民族最合适的传播模型，实现最直接的传播。在民族语言媒介身上，民族传播的基本特质展示无遗。

4.最能体现民族传播面临的挑战。在习惯思维下，民族语言媒介仅仅是一种国家政治的符号而已，其存在本身就已经足够了，并不具备或者没有人去追究它是否真正具有信息传播的功能。因此，对于民族语言媒介的兴衰并不关心，似乎存在合理，消失也在心理逻辑的许可之内。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民族语言媒介固然受到国家政策的庇护，但更重要的是服从于传播的需要。只要你真正走进民族社会的基层，就会感受到民族媒介存在的必要性。当然，民族语言媒介在复杂的文化护环境中，也遭遇严重挑战，主要包括受众教育水平、城乡分割、媒介形态变迁诸方面，成为民族新闻传播事业中最突出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民族语言媒介的问题，实际上就不能解决整个民族新闻传播的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民族语言媒介面临的挑战

根据调研和观察，民族语言媒介面临多重挑战。

1.语言的困惑。虽然国家极力推行基础教育普及，但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农牧区民众文盲不少，识字水平有限，就直接限制与平面媒体接触效果，即使面对新媒体，也会制约信息接收效果。在跨文化交流背景下，国家在民族地区推行的双语教学政策面临复杂困难，语言“空壳化”现象逐渐严重――口语与书面语分离，能说不能写的情况蔓延，这也限制了与民族语言媒介的接触;在开放和信息环境下，面对现实需要的选择，民族语言使用的场合、时间、语言习惯等逐渐萎缩，使用范围越来越局限于农牧区，对民族语言媒介构成了最严重最直接的挑战;作为历史产物，民族语言在一定成程度上难以适应现代科技，这种语言不适应性造成传播障碍。语言的困惑实际就是受众的困惑。

2.机制的困惑。对汉语媒体依赖严重，媒体独立运作能力不足。在双语传播体制下，民族语言媒介一般与汉语媒体同体共生，遂设立民族语言编辑部，与汉语编辑部同属一个媒介行政体，但因为民族语言编辑部专业人员缺乏，故自采稿件有限，翻译就成为惯常手段，民族语言媒体的传播策略、传播指向和传播优势就不能充分展示。民族语言媒体到底应该是独立的媒体还是汉语版的翻版？双语传播的一致性和区别性如何把握？民族语言媒介的自有优势何在？

3.区域的困惑。在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或多语媒介受众的区域分割越来越明显，大体的走向就是民族语言媒体更集中于农牧区，而汉语媒体则集中于城镇。但问题是存在着双语或多语“杂居”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双语与或语与媒介的受众到底是谁呢？如果在农牧区是民族语言媒介占主体，那么汉语媒介能否进入受众的视野？如果在城镇是汉语媒体为主体，那么民族语言媒介是否还有人接触？难道双语或多语各自“割据一方”就是合理的传播现实？双语或多语传播能否实现全区域融合，而融合的结果是否必然就是民族语言媒介的退出？一切有待现实的回答。

4.内容的困惑。处于双语传播媒介保持宣传政策一致的考虑，以及民族语言媒介本身传播机制的缺陷（如民族语言记者、编辑的匮乏等），民族语言媒介最容易成为汉语媒介的翻译版，更多的变动也许仅仅在于因为拼音文字与汉语方块文字版面容量的差异而造成的内容容量的精简，整体内容并无多大区别。民族语言媒介到底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还是汉语版的异性“双胞胎”，人们还是支持第一选择。因为如果作为独立媒体，她就会具有自己的传播设计和策略，更方便于发挥自己的传播技术优势，更能适应自己独特的受众，更容易形成自己的传播地位和特色，但实际上很难实现。

5.功能的困惑。对于民族语言传播媒介的功能，如果没有基本的了解，最容易将其视作国家民族政策的符号，似乎并无实质的意义。假如仅仅是站在民族地区城镇的背景上观察，也许看到的更多是被疏远甚至抛弃的民族语言媒介，更容易得出民族语言媒介等于“政治符号”的结论。民族语言媒介于是就成为基本不具备传播价值的政治滋生物，仅仅是国家政策的象征而已。人们会质询：作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文化传播以及娱乐的功能，是否存在？没有真正受众的媒介有无继续存在的意义？

6.人才的困惑。按照常理，国家在民族地区积极推行的双语教育，能够为民族语言媒介提供充足的民族园传播人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民族语言媒介恰恰缺乏能够驾驭民族语言的专业人才，特别缺乏能够熟练使用民族语言进行采访、写作、编辑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那么，大批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研究生为何不把民族语言媒介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第一选择？主要是民族语言媒介的局限性影响了他们的选择，包括经济效益、事业前景和成就感等。高等教育尚不能提供具备完整民族语言媒介素养的专业人才，进入民族语言媒介的更多是民族语言、历史、文学等专业的毕业生，新闻传播学院系几乎没有民族、汉语兼备的双语传播人才专业。供职于民族语言媒介的人员更多地是具备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素养，但却未必拥有新闻传播的专业素养，民族传播能力并不完整。

7.前景的困惑。对于民族语言媒介的未来，是一个敏感而难以讨论的话题。从国家民族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而言，民族语言媒介无疑要一直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的生命力不仅应该源自于国家力量的赋予，更源于民族受众的需要，民族语言媒介理应是富于现代色彩、全媒介融合的信息传播媒介、民族文化传承载体。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文化融合的速度和广度加快、加大，少数民族语言不得不接受文化融合带来的巨大挑战，严格而言，文化的选择是一个“自然”过程，并不能被人为阻滞或扭转，语言种类的“简化”是必然趋势，人类更趋于在更大范围使用更一致的传播符号，以适应交际的需要，部分民族语言的“被融合”甚至消融在所难免，民族语言媒介的“精简”也在逻辑之中，人么总会想象民族语言媒介的明天和生命周期，但现在难道会有明了的结论吗？

四、民族语言媒介为什么在研究中被“疏忽”？

不管人们是否明晰地意识到民族语言媒介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播中的重要地位，但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回避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使相关研究总是很难实现跨越。

1.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民族语言的障碍。对民族语言媒介研究的基础，就是要掌握民族语言，起码能够看懂或者听懂民族语言媒介多传达的信息。这种现状就给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学者提出期待，必须学习民族语言。语言是进入文化的第一道大门，掌握民族语言也是进入民族语言媒介研究的基本前提。而身处民族院校的学者们，实际具有学习民族语言的最便利条件。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自治区专门发出文件，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学习双语（汉族学习藏语，藏族学习汉语），民族学院各基层单位为此邀请藏族学生担任教师，在教师中每周开展藏语学习。

2. 少数民族学者“缺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方阵。虽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正在勃兴，但她的研究阵容还并不强大。人们会发现，在这个本应该拥有最多少数民族学者的文化方阵中，却恰恰最缺少少数民族研究者，或者是缺少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非少数民族学者。这种缺席，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别是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缺乏民族语言的支撑，缺少民族文化的基础，不能直接了解民族语言媒介，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把握，不能保证准确地理解，学术研究的基础就不牢固。我们并不认同“掌握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新闻传播的准入证”的说法，但民族语言修养缺乏确是当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一大软肋。

3.对民族语言媒介的文化价值把握不足。思维的惰性会使我们把民族语言媒介等同于国家政治，将其仅仅是看作为没有实质意义的政治符号。但实际上，民族语言媒介具有多层的含义：它不仅是传播信息、传承民族文化的平台，同时具有保障民族话语权力、展示民族生存状态和增强少数民族凝聚力、影响力的使命，而在国家层面上，民族语言媒介还具有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历史责任。当然，不论给民族语言媒介赋予多少文化角色，其基本的媒介角色却不能被忽视。只有突破政治视角的局限和成见，认可其媒介本质属性，才能对民族语言媒介的文化价值有基本的把握。

4.缺少在文化融合背景上面对民族语言媒介的学术勇气。关于民族媒介的研究，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的主要难题之一。有一个担忧就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依然沿用传统的汉族主体民族新闻传播模式，以非主流文化的眼光看待民族语言媒介，不能准确评估民族语言媒介的传播意义和文化价值。在一个开放的多民族国度，国家既以立法的形式保障民族的文化权利，同时又力图推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塑造中华文化的当代形象，于是民族文化个性和文化融合就成为一种复杂的关联。如何在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下审视民族语言媒介的“前世今生”，眺望民族语言媒介的未来命运，就成为极大的难题。但因为涉及国家民族政策、民族文化、民族关系等敏感话题，民族语言媒介就被有意“疏忽”，转而关注比较“保险”的话题，在学术的边缘优雅“散步”，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很难触及关键范畴，限制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境界，不利于树立研究的独立性。

面对民族语言媒介的生存现状和研究现实，笔者建议学界要明确“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介”与“少数民族语言媒介”之间概念的区别，清醒认识到民族语言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核心范畴”的学术地位，全面梳理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和现状，分别建立不同民族语种的媒介研究中心，有效推进民族语言媒介的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拓展民族语言新媒体传播领域，直面民族语言媒介发展中的困惑和挑战，由此思考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质，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华传播学”。

注释：

民族语言政策范文第4篇

一、南苏丹的多语教育政策历程

与非洲其它国家不同，南苏丹没有通用语可作为官方语言或者学校的教学语言。英国统治时期，小学低年级阶段用苏丹南部的主要民族语言作教学语言，而高年级阶段用英语作教学语言。1956年苏丹独立后，阿拉伯语被用作教学语言。苏丹南方两次内战期间，恢复了小学阶段以南方民族语言为教学语言的双语教育制。地方语言研究所（IRL）开发出25种语言的文字方案及基础读写教材。1983年第二次内战爆发后，IRL停止工作，而美国国际语言暑期学院（SIL）继续在肯尼亚和乌干达进行小规模的苏丹语及其它语言的研究工作。《全面和平协议》把英语和阿拉伯语确定为苏丹（包括苏丹南方）的官方语言。苏丹南方独立后，把英语确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但保留了土著语言的地位。南苏丹共和国《宪法》规定：“南苏丹所有土著语言都是民族语言，应该受到尊重、发展和推广。”《普通教育法案》第十四条“教育中的民族语言”规定，“所有土著语言都是民族语言，英语与阿拉伯语应按照《宪法》相关规定处理；儿童期及小学一至三年级的教学语言应是所在地区的土著语言，城区学校可以选择广泛使用的民族语言作教学语言；小学四至八年级应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土著语言仍应是学生学习的科目，以确保学生能够在不同情景中用南苏丹共和国的民族语言流利、准确、有效地交流；根据《宪法》规定，中学及高校应以英语为教学语言。”

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取决于所确立的优先发展目标，如扫除文盲、保护民族文化与民族特性、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推进公民教育等。目前很多国家采取多语教育制度，南苏丹的多语教育由来已久，采用这一政策绝非偶然。

首先，南苏丹多语现象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多语教育的必然。南苏丹多语历史与现实十分有利于南苏丹实施多语教育政策。南苏丹有63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还有些民族以其它主要语言的方言为自己的语言。与世界其它民族语言一样，南苏丹的民族语言体系复杂，词汇丰富。南苏丹的语言属于不同语族，同一语族各语言的词汇和结构很相似。SIL在2005年的《民族语》中列出了南苏丹人所说的53门语言（包括朱巴阿拉伯语），但有些语言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实际数量可能会少些。南苏丹主要语言的相对使用规模：丁卡语、努尔语、赞德语和巴里语的使用人数超过总人口的65%；丁卡语、努尔语、赞德语、巴里语、希鲁克语、奥图胡语、鲁窝语、莫鲁语、蒙达语、迪丁加语和托普莎语的使用人数超过总人口的80%。1928年，热杰夫大会（Rejaf Conference）建议南苏丹教会教育选用西尼罗-撒哈拉语族的丁卡语、希鲁克语和努尔语，苏丹语族的巴里语、拉图赫语以及班图语族的赞德语等语言。教会学校用这些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并开发教材，但南苏丹的语言与文化差异太大，教会不得不增加更多的语言，包括西尼罗-撒哈拉语族中的阿乔利语和朱尔语，以及苏丹语族中的莫鲁语、多戈语和巴兰达语。

其次，南苏丹国家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多语教育制的必然。南苏丹政府准备全面实施多语教育政策，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及学校的教学语言，“朱巴阿拉伯语”和本地语言作为通用语。南苏丹实施多语教育对于消除社会经济差异和政治民族中心主义以维护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有人认为，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并没有威胁民族语言的功能。除了学习民族语言之外，通过学习全球性语言来学习全球文化已成必然。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急切地想摆脱数十年战争的困扰，谋求社会发展，因此需要人力资源。教学实践及研究结果表明，用母语对儿童实施启蒙教育会对儿童的认知发展和学业成绩带来积极影响，对多语言社区的文化和社会也有积极影响。事实上在教会教育时期，所有丛林学校都是以儿童的母语开始，后来才过渡到英语。此外，作为新成立的国家，南苏丹希望与邻国及世界其它国家建立密切联系，加强经济以及各领域的现代技术发展。因此，它需要借助国际社会广泛使用的语言与其它国家联系。目前，南苏丹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较少，尤其是在计算机与网络服务领域。作为新成立的国家，南苏丹需要多语课程的典范，覆盖人类活动所有领域，特别是现代技术与工业。这也是南苏丹把英语作为政府部门、教育和商业活动的官方语言的原因之一。阿拉伯语并未被完全抛弃，因为还需要用这门语言与中东及一些邻国交往。此外，为了保障社区、贸易、乡村地区低层次教育甚至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还需要发展各地的本土语言，应当把一些地区性语言如斯瓦希里语、林加拉语、阿姆哈拉语等引入公民生活和教育体系中。最后，南苏丹还需要引入更多的国际语言，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汉语。

由于多语言、多民族、多宗教以及多文化性质的影响，为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南苏丹选择多语教育政策，多语教育成为满足南苏丹人民本土意愿和国家意志的途径。

二、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确立及影响

文艺复兴以来，民族国家与民族语言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国家”的概念是基于语言及文化同质的原则，因此实行文化多元的国家面临的挑战在于顾及语言的异质性。但是，英语作为外语适应了非洲的文化场景。英语成为不同民族间开展文化与商业交流的工具，促使各民族为共同利益而团结一致。英语在非洲很多地方拥有其它语言不可企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民族教育政策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促进人文、社会、经济及文化繁荣。南苏丹政府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还因为英语在苏丹统一过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南苏丹人民用英语表达了自治的民力。

19世纪后期，传教士把英语传入苏丹。尽管苏丹一些地方对英语持怀疑态度，但苏丹南方地区的人却喜欢英语。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苏丹南方地区的英语水平都较高。1956年苏丹独立后，阿拉伯语与英语一道被官方确定为教育语言。苏丹的英语水平开始逐渐下降，再也没能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水平。不过苏丹南方依然保持着较高的英语水平，并不象很多人想象的一团糟。1972年签署的《亚的斯亚贝巴协议》宣布，英语是苏丹南方地区的官方语言。苏丹南方获得了在苏丹国之内一定的自治权，英语获得官方语言的地位。因此，南苏丹共和国政府除把英语作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语言之外，还作为政府部门和商贸领域的官方工作语言，直到有朝一日某些土著语言能够发展成为官方语言和教学语言。

南苏丹共和国选择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能够更好地推进国家的语言政策。南苏丹的语言规划政策试图体现如下观念：语言规划是为了改变某个或某些语言团体的语言使用而设计的系列观念、规章制度、变革条例、信念和实践。但是，政策如何实施才能满足南苏丹共和国政府及国民的期望呢？南苏丹政府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创建面向政府官员和教师的大规模英语语言集训课程，还为阿拉伯式教育背景的教师设计了《基础英语》，使他们能够用英语进行教学。基础教育部和高等院校还为职员（包括大学职员）开设了英语语言课程，目标就是训练官员和青年人能够在学校、办公室、商业场所以及在对外关系包括成功获取国际奖学金等方面有效使用英语进行交际。

国家的语言政策是为了强化并维系民族语言。南苏丹的语言形势复杂，很多语言需要发展和规范，有些土著语言还面临着语言替代问题。因此，如果不认真对待民族语言问题，国家发展就可能受阻。《亚的斯亚贝巴协议》不排斥其它民族语言，还保留了阿拉伯语作为全苏丹民族语言的地位。随着南苏丹的独立，民族语言成为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学生在小学前三年可以用民族语言学习课程。从表面上来看，民族语言的地位得到了承认。但作为通用语的阿拉伯语并未出现在语言政策中，这就是矛盾的根源。在一些较大城镇如朱巴、瓦乌、马拉卡尔，阿拉伯语是很多家长和孩子的第一语言，很多学生是通过阿拉伯语接受教育的，但家长认为英语能够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这样，阿拉伯语与英语及南苏丹民族语言之间相互对立，语言冲突升级。随着英语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官方语言，阿拉伯语会逐渐消退。洋滨泾阿拉伯语可能从英语和其它民族语言中借用词语，但不会发展成民族语言。

英语作为南苏丹官方语言地位的确立对国家课程产生影响。各国通过自己的教育课程体系来相互竞争并保护自己的民族利益。如果国家课程中没有关于教育战略的明确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国家的人力与自然资源就可能丧失。南苏丹谋求解放反映在教育体系中就是决定在保留民族语言的同时学习英语，南苏丹人学习英语是为了反击北部地区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政策。这意味着南苏丹共和国政府要设计合适的课程来表达国家的教育战略计划，还需要保证政策的连贯性以便规划、推进和促进未来的发展。因此，英语作为学校教学语言，被认为是国家建设工程的一部分。教授英语与民族语言这一策略是为了解决与处理文化、民族认同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英语与民族语言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并存，也是为了减少民族的、社会经济的及政治的冲突。为此，教育与教学部、高教与科技部联合创建国家课程开发委员会，研究、审查与教育中的语言使用相关的问题。

三、南苏丹多语教育面临的挑战

虽然南苏丹实施多语教育政策是必然的，也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但这一教育语言政策的实施还面临很多挑战。

第一，教学语言过渡带来的挑战。在南苏丹共和国，小学四年级之前都可以用母语作教学语言，四年级至大学阶段用英语作教学语言。同时，土著语言继续作为儿童学习的科目。今后数年内，部分乡村及多数城市小学高年级阶段的教学语言从阿拉伯语过渡到英语，就是挑战之一。其次，有的地区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居住，而多数地区却是多民族混居。有些相邻的人的语言相似，甚至可以看作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而有些人的语言却迥然不同。当然，不能因为有人说某一语言就要在学校里教授这门语言。一门语言要成为学校的科目，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资源需要整合。对于小学阶段哪些语言可用、其它语言需要多长时间才可用、需要采取哪些质量监控与改进措施等问题，都必须实事求是地处理。

第二，多语教育政策实施的复杂性带来的挑战。由于文化、宗教及语言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语言政策的实施要避免引发冲突或导致文化压制。南苏丹政府想在多语教育政策实施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但孤军奋战是无法完成所有目标的。多语教育政策要顺利实施，必须得到家庭、父母和儿童的支持。尽管教育工作者赞成母语教学可以让儿童从一开始就能获得丰富而愉悦的教育体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很多人认为，使用母语作教学语言即使在乡村地区能够行得通，在居民语言背景差异较大的城镇学校则不一定可行。在城区推行母语的一大障碍是家长的态度，很多家长认为学习母语无法增加自己孩子的社会经济利益，他们极其重视诸如英语之类的国际语言在扩大交际、求职、商业及进修等领域的作用。对于多语教育政策，南苏丹政府的决策者需要思考如下问题。第一，南苏丹是努力创建综合性的多语教育制呢，还是选择有序过渡的多语教育制呢？儿童通过母语开始学习，然后过渡到用第二语言或者官方语言学习，这或许为方案之一。第二，如果南苏丹政府及其它利益方开始实施这一宏大工程，会面临哪些困难呢？培训教师、推进英语作为官方工作语言、推广土著语言以期成为民族语言或者官方语言，这些可能是最大的困难。

有官员建议城区学校在使用母语作教学语言之前先广泛征求家长的意见。人们希望南苏丹在教育体系各利益相关方的协助下能够处理好这一问题。此外，南苏丹还要学习南非、刚果、厄立特里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的经验。要真正落实多语制，南苏丹政府必须创立新的课程模式，必须培训教师以保证能够实施新课程，必须研制教材，充分论证小学低年级阶段使用母语作教学语言的可行性。南苏丹应当建立全国教师培训中心，给予财政支持以培养合格的英语教师。同时，要培训英语教师教授民族语言的能力，而不是培训以民族语言为母语的人去教授英语。南苏丹政府应当把基础教育中民族语言的教学作为自己的责任，鼓励社区型的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主办实用读写能力培训项目，把国家公民教育改造成受欢迎的本土社区课程。扫盲运动不仅仅包括培养人们简单的英语读写能力，更应包括民族语言的读写能力，以便恢复它们的经济活力。政府应当在全国人口普查中列入语言使用问题，籍此勾勒全国的语言使用分布图。

21世纪是非洲语言复兴的世纪。非洲国家和政府应致力于发展非洲语言，这样才能消除贫穷与愚昧，最重要的是消除饥饿与疾病。非洲国家不应等到学会了英语后再谋求发展，而是现在通过学习民族语言开始追求国家的发展。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与非洲语言之间应当建立平等合作关系。

民族语言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少数民族 语言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H2；G122 文献标识码：A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当前现存的语言种类为近7000种，但是全世界96%的人口只使用这7000种语言的4%，并且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平均每60天左右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再加上当前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按照现有趋势，不到3个世纪的时间，世界上很可能只有数十种语言存在。语言不仅是沟通和交流的载体，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缩影，重视语言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0概述

对于语言我们十分熟悉，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语言。但是我们很难准确地对语言下一个确定的定义。我们认为，语言应当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语言是一种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人们能够借助语言来了解相互的意图，能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从而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其二，语言是人类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成果的载体，它能够将人类的文明进程记录下来，供人们反思和探索，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三，语言又是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的创造，是一种特有的事物。动物也会发声，也会用声音来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但是这种声音较为机械，不能称之为语言。

1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和教育与文化传承之间存在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紧密联系。一方面，语言的存在和语言教育促进着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对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是少数民族民族感情、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的重要载体和基础，它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是民族文化记载、储存和传承的物质条件。各民族人民通过对语言的提炼、记录和整理，使民族文化不致会消亡。

（2）民族文化传承也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发展有促进作用。较好的民族文化保护氛围本身就会让民族语言受益，并且其也能够极大提升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效能；通过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不断调查、开发和搜集、整理，也能够充实少数民族语言的内容，将民族语言以一种更为直观的、动态的方式得以发展。

2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促进文化及其传承途径探析

（1）应当在立法上对加强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强制性规定。因为当前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发展相关影响因素太多，如果不运用国家强制力去约束，仅凭其自主发展，很难起到很好的效果。及时地制定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工作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有利于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2）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培养优秀的双语人才。尽管汉语是我国的通用语言，但是对于少数民族群众来说，其生活交往活动中更多地还是使用本族语言。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设双语教育，培养能够熟练运用当地语言和汉语的更多人才，实现双语平衡发展、共同促进的局面。汉民兼修已经成为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基本要求。

（3）营造较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建立良好的文化氛围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第一，少数民族政府应当加强其领导和统筹，用政策上的保障来确保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得到传承，扭转以经济为纲的错误发展观念，重视少数民族教育；第二，加强家庭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作用。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和影响，家庭的作用远比学校更大，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应当由家长将民族精神、民族观念传承给下一代；第三，开展各种乡村文化社区活动。应当采取更为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来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

（4）加大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调查、研究、整理、总结，采取各种现代化的手段来对少数民族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记录，创造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除此之外，还应当形成高效率、高质量的语言文化传承机制，将拯救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文化当成当地政府重要的历史任务去做，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民族精神和理念发扬光大。

3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传承现状岌岌可危，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背景下对整个国家和五十六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都产生消极影响。再加上近些年来西方主流价值观念和文化对我国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击，在当前研究如何保持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迫在眉睫的历史、现实意义。当然，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断开发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趋向一体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探索其中的规律，尊重客观现实，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 金星华.民族文化理论与实践――首届全国民族文化论坛论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