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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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闽南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渝东南地区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为主要少数民族人口的民族聚居区，自然风景优美、生态环境优良、民俗乡风淳朴、民族风情浓郁，众多历史文化名镇星状分布在渝东南幅员1.98万平方公里的黔江区、武隆县、石柱县、彭水县、酉阳县、秀山县境内，具有独特的区域民俗文化资源优势。2013年9月，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提出了五大功能区的划分，渝东南地区因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与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武陵山绿色经济发展高地、重要生态屏障、生态民俗文化旅游带和扶贫开发示范区被定位为生态保护发展区，科学划分功能区域为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即以渝东南为例，浅议如何基于情感旅游理论来发展民族聚居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一、相关概念的阐述

（一）情感理论的概念

“情感旅游”是一个新颖的概念，李金早局长在论述旅游业“新六要素”时指出，“情感旅游”包括婚庆、婚恋、纪念日旅游、宗教朝觐、民俗文化等各类精神和情感的旅游新业态、新要素。根据这一表述，“情感旅游”既指旅游活动的构成要素，也指以情感消费为主要标志的旅游业态，还可以指情感含量高的专项旅游产品（如蜜月旅游、民俗风情游、孝亲敬老游、缅怀游）。其中的“情感”既涉及人的爱情、亲情、友情等世俗情感，又包括以崇高、神圣为根本特征的精神信仰。

（二）民俗文化概念

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由历史沿袭而来，又在现实生活中生生不息，体现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心态和制度等。

二、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现状分析

情感旅游是旅游者的主观态度，是游客在整个旅游过程中通过所看、所听、所闻、所尝、所触获得的旅游心理体验。情感旅游一方面带有明显的个人情感因素，另一方面又与旅游目的地呈现的旅游资源息息相关。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全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少数民族生活在这里，既有原生态的民族风情，又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既有远古巴渝文化的历史印记，又有近代红色革命的遗迹遗址…秀山花灯、酉阳民歌、石柱土家儿调、黔江南溪号子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列为国家、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呈“点”状分布

渝东南六区县同属于武陵山区，都在强调把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武隆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优势和成熟的旅游商业推广走在前列，彭水依托阿依河发展境内旅游产业链，石柱注重打造黄水森林公园，黔江重推古镇建设和乡村旅游，酉阳打造世界桃源，秀山围绕“武陵之心，边城示范”的目标发展建设。

（二）存在原真性衰退并进一步加速迹象

渝东南作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受国外文化、汉族文化的冲击，原有的特色文化逐渐被替代和流失。在民族服饰方面体现的最为明显，另有像节庆、游艺、民族戏曲、雕刻、建筑等部分已经被破坏和流失。流失的不仅是这些显性文化，更多的是“隐性文化”如各民俗文化中的审美观念、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等。

（三）民俗文化深度开发和整合开发亟需加强

目前，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整合化程度低。作为重庆东南民俗旅游带，各区县都在争先推出各自的精品，却没有一条主线将六区县的旅游发展串联起来形成有机整体，没有形成渝东南一条明晰的旅游形象，进而导致区域竞争优势不明显，如区域内协作体系不完善，没有建立共同打造同一个旅游市场的利益补偿机制；旅游景点宣传各自为战，没有形成渝东南地区民俗生态旅游资源的联合、统一营销推介方式等。六区县的旅游业大多都是依靠天生的自然优势在发展，像武隆的天生三桥、彭水的阿依河、黔江的小南海、酉阳的桃花源等都是自然的结果，真正打造民族民俗文化特色的景点却比较少。

三、基于情感理论开发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的基本思路

根据《重庆市渝东南地区旅游发展规划（2008―2020）》和渝东南区域功能定位，渝东南地区以“地文景观”为主的自然资源、以“建筑与设施”为主的人文资源构成了以生态山水峡谷为基调、民族民俗风情为内涵、岩溶地质奇观为亮点的旅游资源基础。要将渝东南“整体打造成国内重要的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加快推进国家旅游度假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三区’建设”。

（一）坚持政府主导、多方联动，加快构建区域大旅游格局

政府支持，塑造民俗文化品牌意识，形成成熟的旅游产业链规模运作，具体如下：

1、点――面――链的发展模式，统合黔江、彭水、秀山、酉阳、石柱、武隆六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选取有代表性的自然禀赋较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交通比较发达的景区景点优先打造、包装、宣传，进而带动动其他景区开发。优化整体布局，由一个点到周边面的旅游发展，最后形成民俗文化旅游链的发展，形成渝东南黄金旅游线路来带动旅游的发展。像是可以把桃花源、乌江画廊等地进行旅游资源的整合。

2、以游客需求为主导，开发体验创新的旅游市场。通过市场调研，对每一个景点、景区进行可行性分析，找准游客的需求和定位，整合民俗文化旅游市场，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二）科学设计旅游主体（旅游产品）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区域差异性是民俗文化的显著特征。当前，社会化进程和现代文明正在逐步消减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传统民俗文化在急需保护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实现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保护，首先需要科学设计旅游产品和商业经营模式。

渝东南民俗文化具有集中、丰富、相对保存完好的特点。根据民俗旅游产品通常所划分的三大类：物质民俗旅游资源、精神民俗旅游资源和社会民俗旅游资源，设计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产品需要综合考量旅游者的民俗文化旅游动机，情感旅游中的直接动机源于人们对于另一文化的体验向往，因此开发出体验型、娱乐型、度假型或观光型等多种功能有机组合的区域民俗旅游产品。比如立足民族性和地区性，可以开发土家族的白虎、巴蛇等图腾文化，焚山神、五谷神等宗教神灵文化，苗族的礼俗歌文化等；立足参与性和体验性，可以开发土家族、苗族的民俗生活如土家织锦的制作、苗族酒歌等；立足观赏性，可以重点打造土家苗族的歌舞诗、后河古戏等。同时，渝东南民俗旅游产品开发必须要坚持其文化内涵。特色是呈现给游客的旅游体验，文化特征则是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命脉和根基。渝东南民俗文化的静态元素如建筑特色、民族服饰、民间工艺品等需要保留推广；动态元素如民族歌舞、民族礼俗需要提炼传承；具有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的民俗商品需要开发宣传。利用和挖掘有价值的特色文化符号，营造浓郁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加之得天独厚的良好生态环境，科学设计渝东南民族地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产品是必要之举。

（三）合理开感旅游线路

1、情感漫旅游线路

罗尔夫・詹森（Jensen）提出“情感漫步”的名词，指人们“不必太当真地展示情感”。它允许人们无拘无束地表达热情或失望；事件过后，人们又恢复到正常状态。他指出，人们想锻炼情感生活，就像锻炼身体和头脑一样。像是一些感情的宣泄就是情感漫步的体现。在内涵和表现形式上，情感漫步与情感宣泄、情感教育和戴恩提出的“情感梳理”有密切关联。渝东南的彭水，三山相拥，二水环绕，历史悠久，文化多彩，孕育了这里大美的山、湛蓝的水、深邃的史、浓郁的情，被人称为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同时也是一块圣洁的爱情治愈圣地，旅游线路开发可以开展情感旅游系列活动，打造重庆彭水爱情圣地体验系列主题旅游线路――围绕摩围山“ 呐喊谷”、鞍子“ 爱情磐石”、保家“ 桃花山”，千古情歌绝唱《娇阿依》等开展…… 让游客走进彭水，总能在自然山水、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中，让疲惫的心灵获得净化，让倦意的情感得到升华。

2、亲子游旅游线路

武隆是个特别受大片、电视、电影青睐的地方。不仅《满城尽带黄金甲》将武隆作为主要取景地，还有《变形金刚4》、《爸爸去哪儿》等多部经典之作在武隆取景。在这里，山、水、瀑、峡、桥构成一幅完美的山水画卷。情感旅游中的亲子游，是以家长为决策者、出资者和监护人，以儿童为主角，以亲子互动、寓教于乐、体验式教育为重要形式，以增强情感关系、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提升能力为目标的旅游活动类型。武隆可以开发“爸爸去武隆”的亲子游旅游产品，让日常忙碌的父母与孩子有亲密互动的沟通时间和机会，增进彼此间的感情，通过三至五天的行程安排，打造亲子互动游戏等，让小家庭体验城市生活中所体会不到的别样生活。

3、缅怀纪念游旅游线路

闽南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制度经济学，西部开发，扶贫政策，电子政务，上层 建筑

一、西部少数 民族 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

[38] 徐晓光，《“乡规民约”的 历史 继承与苗族地区 法律 的现代化》，顾朴光主编 《贵州 民族 论从（一）》，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 第146～157页。

闽南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1 文保单位是重要的非遗物质载体

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简言之，文物是历史的遗留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简言之，非遗是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遗产。两相比较，其区分在于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

以古建筑为例。位于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道和惠安县洛阳镇之间的洛阳桥（宋—明）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洛阳桥传说”、“蔡襄与洛阳桥的传说”列入福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洛江区留公陂（俗称陈三坝，南宋）是福建省级文保单位，“陈三五娘传说”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安溪清水岩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安溪清水祖师信俗”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鲤城区亭店杨氏民居（清）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杨阿苗民居营造技艺”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杨阿苗民居营造技艺）”作为“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子项目之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文保单位是重要的非遗展示空间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纪念意义而必须就原地保护的文物，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的标准程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列入国家有计划的、科学的管理之中。在文保单位之外划出一定区域作为保护范围，在保护范围外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保护环境风貌。文物保护单位分为县级、省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级，实行分级管理和原址保护，对于因建设工程需要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有严格的审批程序。由于文保单位的不可移动性及其独具的社会功能，各级文保单位往往成为当地社会大众的活动场所，客观上也成为常年非遗展示空间。

以宗教建筑为例。有庙有戏台，这是泉州地区多数农村和有条件的街区庙宇的一大特色。泉州涂门街通淮关岳庙（清—民国）是福建省级文保单位，“关岳信俗（泉州）”列入福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香火鼎盛。其殿宇为单檐硬山顶，穿斗式木架构，装饰精美的木雕、石雕和泥雕，屋脊剪瓷龙雕，造型各异，其间配有花鸟走兽，体现闽南古建筑的艺术风格。泉州木雕、石雕分别列入各级非遗保护名录。通淮关岳庙每逢关帝生日，都会搭台展演地方戏曲，泉州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都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洛江区罗溪镇龟峰岩建筑群（明—清）是福建省级文保单位，龟峰岩主祀关圣夫子，埕前辟有戏台，上演地方戏。戏台下方中层有南音室，是当地传承南音的场所。南音（别称泉州弦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宗教场所安排地方戏曲演出和利用寺庙建筑开展南音传承活动，类似情况在泉州地区十分普遍，扩大了这些非遗项目的生存发展空间。

3 文保单位因非遗而增强保护价值

文保单位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之所以成为文保单位，就在于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以墓葬为例。位于惠安县的王潮墓是福建省文保单位，现存王潮墓前的文官、武士、虎、马、杨等圆雕和莲花浮雕，宋代雕就，距今1100多年，是现存年代最早的惠安石雕代表作，其风格既继承北派的质朴粗犷，又兼有南派的细腻纤巧，是了解唐末五代惠安石构建筑技术和石雕工艺的重要实例。王潮（846～897）是唐末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的兄长，王潮与王审知、王审邽三兄弟合称“开闽三王”，是福建和泉州重要的历史人物，“惠安石雕”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王潮墓作为古墓葬的文物价值进一步增强。

位于泉州清源山风景区的江加走墓是泉州市文保单位。江加走（1871～1954），著名木偶头雕刻大师，被誉为木偶之父，其作品定为国家一级艺术品。1954年10月，江加走病逝，文化部拨款为其在清源山老君岩前筑基立碑。“江加走木偶头雕刻”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进一步凸显江加走墓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的文物价值。

4 文物保护非遗保护两者相互促进

文化遗产积淀和凝聚着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经济发展、文化多元化和城乡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被提到各级政府议事日程，受到全社会关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两者都有“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的要求，差异在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加强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传承发展”，就保护工作而言，加强文保管理有助于非遗项目的传承发展，非遗项目传承发展为文保单位的长效管理提供技术保障。

以传统建筑为例。文保单位一定时间都需要修缮，特殊情况下，还有迁移和重建问题。文保单位的保护性修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按照法律规定，文保单位的修缮计划、工程设计方案和工程资质等有严格的报批程序。闽南传统建筑的轮廓、造型，特别是砖石混砌、墙面装饰和色彩纹样，在中国建筑史上有其独特之处。闽南传统建筑修缮需要运用传统手工艺技能作保证。另一方面，得到妥善保护的闽南传统建筑，也成为一些重要非遗项目科研、教育、传承基地。显然，保护文保单位及融为一体的非遗项目，息息相关。文化遗产是[( dylw.NEt) 专业提供专 业论文写作和发表教育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文保单位的职责首先在于对具有历史、文艺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同时，很多文保单位，尤其是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都是当地重要的旅游景点，宣传展示文保单位的非遗项目，使社会大众对文保单位有更深刻的认识，有利于文保单位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拓展文保单位工作的社会基础，从而进一步做好文保单位的管理工作。

5 结论

文保工作和非遗保护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两个分支，有内在关联性。重视文保单位的非遗因素，全面做好文保单位的记录档案，修缮、建设和宣传、推介，合理利用文物资源，有助于文物保护和非遗保护，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文保单位的历史内涵和艺术、科学价值，进一步提升文保单位的职能作用和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2013.

闽南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旅游是一种文化产业，旅游景区的持续发展需要进行主题化策划，突出景区的灵魂与主线，而主题选择取决于景区的地脉、文脉和人脉。在主题化策划过程中，以环境调查、提炼亮点、主题选择、主题项目策划为路径，确定旅游景区发展主题，并以浙江省温岭市石塘旅游景区的主题策划作实证分析。

1旅游景区主题化策划的背景分析

伴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我国旅游资源开发及“硬件”建设正不断增加和完善，旅游产品已进入过剩年代，旅游项目的雷同建设客观造成了各个景区独特性的丧失和市场辐射范围的缩小，造成游客量和利润量的下降，也大大增加了投资风险和经营难度。如何面对近地域的市场竞争、拓展客源市场、提高经济效益，这是景区经营管理者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旅游是一种文化产业，旅游需要景区与项目策划，而策划的质量状况会影响到旅游持续发展的程度。旅游景区策划的兴起是近几年的事，其内在动因是景区从模仿他人走向个性化发展道路，满足旅游产品终端购买者的多元化需求，改变过去“有什么就卖什么”的产品初级销售模式。

旅游景区策划需要有鲜明的主题，该主题是旅游项目的旗帜和形象，是景区内涵的具体化，也是旅游景区策划的核心。而文化是主题永恒的灵魂，没有文化的主题是没有品位的主题，是没有生命力的主题。可以说，旅游景区的文化特色性越明显，其效益释放量越大。因此，旅游景区通过旅游景区主题策划，选择合适的“主题”，以“主题”为招徕，强调“主题”的主导作用，使与“主题”相关的各种资源在有限的空间里高度聚集，形成一个整体，集聚吸引力，实现区域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

2影响旅游景区主题策划的关键要素

旅游景区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正确地确定旅游开发主题。而主题的确定又取决于对当地地脉、文脉的准确把握和对客源市场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旅游景区主题选择及具体策划内容明显受到地脉、文脉和人脉3个要素的制约，其模式见图1。

2．1地脉

地脉是一个地域(国家、城市、风景区)的综合自然地理背景，即自然地理脉络，它代表着区域自然地理的地域性、季节性和整体性等显著特征，表现为时间变化上的动态性和空间分布上的系统性，包括地质地貌、气象气候、生物、水体和自然区位等五大因子。而旅游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在一定自然环境基础上形成的，正如美国地理学家马特勒说：“影响旅游活动场所的一切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自然因素”。因此，人们称自然环境为旅游的第一环境。欧阳修的“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说明了牡丹之“奇”缘于洛阳的“地脉”。分析地脉、把握地脉，对旅游景区主题策划具有基础性作用。

2．2文脉

“文脉”的概念是陈传康、李蕾蕾等最早提出并加以应用的。他们认为，文脉是指旅游点所在地域的人文地理背景，包括当地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特征，是一种综合性的、地域性的自然地理基础、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积淀的四维时空组合。旅游发展到今天其功能已不再是传统形态，而应具有更高、更丰富的内涵，即所谓“玩到最后是文化”。高层次的旅游往往是以文化的互异性为诱因，以文化的碰撞与互动为过程，以文化的相互融合为结果。而旅游景区的开发说到底是对文化的开发，文脉的价值才是旅游景区的“本”、“神”、“韵”和“格”，对文脉的揭示深度和对文化的把握程度将直接影响旅游地吸引力的强度和吸引力的衰减速度。文脉是旅游景区的内核，旅游景区主题依文脉而立，只有准确地把握旅游景区的文脉，挖掘特色卖点，提升文化质感，才能增强旅游地的吸引力。

2．3人脉

关于人脉的提法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源管理和市场营销领域，在旅游界也少有提及。费思和维拉在《强势人脉》一书中指出：人脉是一种互相提拔，让彼此形成“合则两利”的共荣圈。简言之，人脉就是“施”与“受”的过程，也就是必须展示自己的实力，让自己有能力“布施”帮助他人，未来才有机会“接受”回报。对旅游行业而言，这种“布施”应该是指只有旅游地为游客提供热情周到的温馨服务和新奇独特的愉悦空间与景区，才能获得旅游消费者的青睐并“接受”回报。从这种角度说，人脉就是指旅游目标市场的不同层级消费者群体所组成的脉络系统和旅游消费者对旅游景区或旅游地的认可程度。因此，旅游地应有针对性地设计符合旅游目标市场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的旅游景区，为旅游者提供快乐的体验和享受的价值，旅游地才有人脉资源的深度、广度和关联度，才有旺盛的人气指数。旅游景区主题策划与地脉、文脉、人脉之间的关系是：地脉是旅游景区主题策划的切入点，文脉是景区策划的核心点，人脉则是旅游景区与旅游市场的和谐点，这几点既相辅相成，又统一构成旅游景区主题策划经脉体系。

3旅游景区主题策划的路径分析

旅游景区主题策划是在深入调查基础上，经过挖掘、分析、筛选、对比，运用智力为旅游地开发提出发展主题及整体运筹规划概念的过程。其具体路径共分45"-阶段，见图2。由于旅游景区主题策划工作流程是时空交叉，诸多环节又同步进行，所以工作流程并非是平面、时序、二维的，而是立体、系统、三维的。

3．1景区环境调研阶段

景区主题策划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就必须通过景区环境调研，准确掌握旅游地的地脉与文脉，及时了解旅游市场动态变化信息，使策划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旅游景区环境词研涉及到旅游地的地脉、文脉、人脉，其主要内容见表1。

3．2提炼亮点阶段

旅游景区的主题设计是以旅游资源为基础。由于某些旅游资源具有普遍性和类似性，景区策划者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转”的原则，对一定区域空间的旅游构成要素进行空间组织和空间比较，尤其与周边地区旅游资源的时空特征对比，提炼出具有一定理论层次的分析结论，找出最能反映当地历史和文化所积淀下来的资源特色，最终提炼出旅游地的亮点和特色，形成与其它地区的旅游景区之间的差异性。即使与其他旅游地拥有同类型的旅游景区，也需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旅游景区的新亮点，吸引旅游者。

3．3主题选择阶段

主题是旅游景区整合的核心。每个旅游景区可能有若干个较为鲜明的主题，在主题提炼与主题化设计过程中，应考虑到所选择的主题能够充分展现当地的“文脉”特征，富有地域特色；其次要特别体现人性化的特点，考虑“人脉”需求的广度和深度，使产品感知化和稀缺化，对游客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第三能体现旅游体验活动以形神兼备的意象，能产生游客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主题选择是整个旅游景区策划的关键，它是资源配置的凝聚点、产品制作的创意点、市场营销的兴奋点、主题阐述的出发点和景区收拢的归宿点。

3．4主题项目策划阶段。

旅游景区功能设置因主题而展开，而项目是景区功能的载体。系统清晰、目标具体的项目策划，有利于强化景区的主题形象，从而在旅游市场上形成独特的销售主张，产生巨大的旅游吸引力、诱惑力和感召力H]。主题项目策划是根据旅游主题的功能要求和目标进行旅游项目的方案策划，其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功能设计、选址建议、开发时序、策划依据、项目内容等五大方面。项目方案策划相对于项目设计是较为粗略的，但其策划的好坏直接影响项目的未来实施效果。

4石塘旅游景区的主题策划

4．1石塘“三脉”分析

温岭石塘镇是中国大陆新千年第一缕阳光首照地。该镇位于浙江东南沿海，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环境宜人，是我国东部陆地的天涯海角。石塘海岸线蜿蜒曲折，长达58．6，渔港、海湾、岛礁、沙滩，处处风光旖旎。海域岛屿有94个之多，岛间航程均在0．5h之内，其中石塘镇外围有l1个岛屿，岛上石芽嶙峋、绿树成荫、环境幽静、空气清新。

在宋、元年间，石塘已有民居生息。石塘大部分渔民的祖籍来自福建惠安，这里民风民俗大多沿袭闽南传统，在语言、节日传统、生活生产方式等诸多方面都保留有闽南遗风。其传承完好的渔风渔俗，既有闽南民俗的遗韵，又有台州本土海洋文化的特有构架，具有原生态特征，为海天一色的自然景观中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古老的渔家风情和浓烈的地方民俗，如大奏鼓、扛台阁、小人节等具有渔家独特的情趣；而闽南风味的小吃与渔民的生活习俗交融在一起，形成独特、别具个性的石塘渔区饮食文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石塘镇在传统建筑风格上形貌独具，依山傍海、疏密相间的石墙、石屋、石街、石级高低错落有致，石头在这里仿佛成了时空的符号、历史的语汇和生活的载体，以融合天工之巧和人工之妙的特色闻名遐迩，有“画中镇”及“东方巴黎圣母院”之美誉。总之，石塘历经几百年的历史积淀，闽南文化与海洋风情融汇一体，本地风俗与异域习惯相互杂陈，形成了世代相袭的独特民俗。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21世纪新的五大时尚旅游产品是海洋旅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沙漠旅游和探险旅游。石塘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拥有其中的两项时尚产品，一是海洋旅游(包括海洋探险旅游和海洋生态旅游)；二是文化旅游，石塘的石屋、石街、石城，渔家、渔港、渔俗等，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潜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具有较高的地位，并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4．2石塘景区的主题选择

在充分考虑到石塘的地脉、文脉和人脉基础上，认为以“阳光石塘，风情渔镇”为主题较为合适。一方面，“阳光”资源是石塘所独有的、含金量最高的资源，“阳光石塘”则体现了国内绝无仅有的“阳光”文化资源，对旅游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渔村民俗文化的吸引力始终是旅游者最为重要的一种吸引力，而“风情渔镇”主要突出体现在民俗旅游满足了旅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因此，石塘旅游发展应以海滨环境为依托，阳光文化为特色，海滨风情为主题内涵，形成海上(海岛观光)、海滨(海滨度假、海滨休闲)、腹地(文化体验)的空间开发结构，建成融海滨休闲游、海滨文化体验游、海上运动体验游、海滨度假游、海滨特色岛屿游等旅游项目为一体的发展体系，使石塘成为具有吸引力的休闲地、具有想象力的度假地和具有魅力的居住地。

4．3石塘旅游项目策划内容

在旅游项目策划时，必须有意识遵循“阳光石塘，风情渔镇”的主题，并对石塘旅游资源进行功能整合，形成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与分工的功能区块，从而促进“整体个性”的形成。根据石塘各区域的自然、社会、经济状况，建议将石塘旅游空间组织结构确定为“5区1带”。所谓“5区”即为千年曙光沐浴区、渔村文化体验区、风情生活休闲区、海滨沙滩休闲区、海上运动体验区；所谓“1带”即为环岛旅游带，其具体内容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