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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谈法和观察法:访谈内容主要包含游客对当地民俗风情的认知、如何看待旅游开发对裕固族文化的影响、游客感知到的裕固族文化保留程度;居民对民族旅游开发的态度、在旅游业中的参与度、居民行为的变化等。访谈在2013.10.3—2013.10.7进行,地点选择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景区、公园、广场,被访谈人员针对不同年龄、民族、性别和职业群的游客和居民。此次访谈共选择70名被访者,其中女性有40人、男性有30人,年龄层次集中在18~35岁之间,被访者职业以学生、公务员以及个体经营户为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说明访谈具有较高的说服力。
2.文献法:查阅大量相关学术文献和地方资料,结合文化涵化理论,②进行逻辑推理。
二、民族旅游对肃南裕固族文化的影响
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访谈和走访观察,结合相关理论,得出旅游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有生活方式的变化、语言和观念的变化以及娱乐与消费变化三个方面(刘海洋,2010)。就民族旅游对肃南裕固族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
1.裕固族语言和观念变化。(1)语言使用率下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裕固族地区与外界的交流大大加强,本民族语言的使用率下降。绝大多数游客认为旅游开发对裕固族文化有影响,有过半的游客认为旅游开发对裕固族语言有负面影响。访谈发现,居民对这种没有文字做载体的民族语言感到担忧,当地年幼的孩子很多不会本族的语言,从小接触的是汉语,民族语言的使用率逐渐在消失。(2)居民自我发展意识增强。思想意识是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心理的复杂关系中长期形成的。过去的裕固族接触最多的是自然,与自然相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多,进而自我感悟能力受到影响。访谈发现,自从旅游开发后,随着游客外来文化的传播,居民自我发展意识增强,他们逐渐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去生活、去发展,有了生存危机感。大多游客认为当地居民在旅游活动中的参与程度较高,特别是居民自觉思考如何使裕固族文化更有吸引力,意识到保持民族文化的原真性更重要。
(一)理论层面二者对接的可能性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事象。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就认为“民俗是各种群体的基本文化构成,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基本文化成其为民俗,不在于它是民间文化,最基本的在于它是生活文化。……民俗是人们的基本活动的文化模式,人们基本的生活内容就是把生命投入到约定俗成的活动方式中去。”卜湘玲等人在对民俗的教育意义进行系统研究后进一步指出“民俗是一种动态性的社会生活文化事象,是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它兼具生活属性和文化属性,是二者的复合体,这种特性对于社会秩序有着控制和规范功能,对培养人们的社会公德和道德情操也有重要作用。所以,这样的一种教育资源是对学校教育有力的补充,让学生在民俗教育中开阔了历史与文化的视野,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价值判断,生成情感道德的需求,培育创新精神及对社会的责任心与使命感等。”而作为现代课程论所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隐性课程则是一个与显性课程相对的概念。其最早由美国教育家杰克逊于1968年在《班级生活》中提出。“一般来说,显性课程是学校有目的、有计划设置的,通过课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式课程。对显性课程以外的学生所能接触到的一切教育因素加以整合、设计,便形成隐性课程。它不通过课表反映出来,不通过教师有计划的正式教学进行。隐性课程主要包括校园建筑、文化教育设施、文化生活、绿化美化和校风教风、学风班风,人际关系、心理气氛等方面的内容。其主要特点就是潜在性、广域性和非预期性,对学生的知识、情感、意志和信念等方面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能促进或干扰教育目的的实现。”由此可见,从理论层面来看,民俗文化的教育意蕴与隐形课程具有内在的精神契合,二者在理论上有着对接的巨大可能性。
(二)现实层面二者对接的可能性民俗文化和隐形课程的对接,不仅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可能性,同时在实践上也有。从具体实践上来看,民俗文化和隐形课程对接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多元的民族文化空间为二者的对接提供了基础平台。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的多样性不仅仅具有数量、规模上的人口统计学意义,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多民族国家社会纽带的建立及凝聚力来源。通常情况下,在排斥性思维观念指导下,建立在单一语言、宗教、文化等基础之上的社会纽带,无疑只能导致对处于弱势地位少数民族权益的忽视和侵犯。而民族预科教育则是在包容性思维观念指导下,建立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纽带的一种合理选择。从南昌工学院等民族预科院校的实际情况来看,民族预科教育的学生都是少数民族。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各自拥有着独特民俗文化,进而构成了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大舞台和一个多民族认同共存的文化空间。在这个大环境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彼此进行着碰触或交融。这就从客观上为民俗文化与隐形课程实现对接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平台。第二,民族预科院校的具体文化活动为二者对接提供了保障。为了促使本校的民族预科生能够在社会背景、地区差异、文化基础、语言环境等方面有着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正确认识、尊重和理解彼此的民族文化,目前南昌工学院等民族院校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拟筹建少数民族风情馆,通过宣传各个民族的民俗风情,对学生进行无形的教育,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他们和谐相处。二是建立并完善民族政策宣传馆。在全面介绍各个时期国家民族政策的同时,也以一些具体的民族团结的实例对民族预科生们进行教育,并以榜样的力量来激励他们。三是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系列活动。除了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课程之外,还开展一些民族团结教育系列活动。四是开展以介绍民族民俗文化为主题的知识讲座,宣扬传承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以及维护民族大团结局面的重要性。总之,民俗文化与民族预科教育的对接在理论与现实层面都有着巨大的可能性。作为预科教育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因素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将各族的民俗文化变成了一种隐性课程。它在引导学生在更深入、全面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对其它民族的文化形成一种理解和宽容,进而不断与其它民族的预科生进行交流与互动,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与尊重,从文化认同逐步走向文化自觉,自觉传承该民族的优秀文化。
二、学校语境中民俗文化与隐性课程对接的实践
高等院校是人们获取科学知识以及其它一些信息的重要中介和落实民族预科教育政策的重要机构。从民族预科教育的实践来看,民俗文化往往借助或渗透于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言行,并逐步具体化为校园和课堂中的语言、仪式和规范习惯等,进而隐于日常的教学、生活当中,并把这种影响和结果逐步辐射到社会上。而整体上来看,在民族预科教育实践中,民俗文化和隐性课程的对接主要包含校园文化和课堂文化两个方面,其中课堂文化则是主要表现为:教师依靠其自身的民俗文化底蕴对学生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和谐校园文化的创建民族预科院校“多民族、多层次、多地域”的生源特点,决定了其文化的多元性。学校作为一个育人的摇篮,既能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的代际传递,又能促进异地、异域文化间的不断交流。而和谐校园则是“一个符合人性规律与教育规律构筑的生态系统,是一种以和衷共济、内和外顺,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素质教育模式,是以校园为纽带的各种教育要素的全面、自由、协调、整体优化的育人氛围。”例如江西的南昌工学院,该校已成为一个对多民族文化进行有效整合的场域。为了对民族预科生进行全面教育,其十分注重校园文化的隐性课程意蕴,并积极开展多项工作。目前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第一,设计具有民族文化意蕴、承载民族文化内涵的的校园物质环境。为了能够保证清真饮食习惯学生的用餐问题,学校投入1000万元兴建了面积为6700平方米,可容纳3000余名学生同时就餐的高标准清真食堂,并且在该食堂全部聘用维族的红、白案厨师。第二,巧妙设计学校的精神环境,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学校在图书馆,教学楼建立了展示该校多民族文化的文化长廊,并组织预科生们进行集中学习。第三,创造良好的校风和班风,形成和谐的文化气氛。第四,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注重学生的个性化教育。第五,营造多姿多彩的活动氛围,在校内外开展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著名社会学家布劳认为“各群体之间的隔离阻碍他们之间的交往,而缺乏社会交往的机会会妨碍社会关系的建立;群际之间的交往,即使不是亲密的交往,也能够促进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促进宽容精神的发扬;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整合更主要取决于群际间的交往以及由于这种交往构成的广泛网络所给予的各个方面的支持。”因此从整体上看,这样的校园氛围为民族预科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教育基础资源。预科生借助于学校提供的交流平台,了解和学习不同民族的文化,增进对异民族和异文化的认同和包容,进而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民族预科生个体与集体中的其他成员之间由于共享某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评价和判断标准,就会在外在象征符号与实践行为中表现出与其他成员的同一性,这种共享的成分又成为集体凝聚力和社会纽带建立的来源。
(二)教师对民俗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传统与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民俗文化的教化和熏陶。从孩提时代到成人,人们从民俗文化中学得一系列知识、技能和道德,甚至是祖先留下的成见。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潜在能力,一切教化都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使你不知不觉地在民俗传承过程中获得知识和能力”[7]而教师作为社会个体的成长经历,也必然要从民俗文化中学得一系列知识、技能或者道德,从而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承担“文化性知识掮客”角色。在理想状态下,教师的这种不曾见诸于教学文本的知识、技能或者道德,具有民俗文化底蕴的课程意义,进而逐步成为一种隐性的课程。具体到民族预科教育教学实践中,由于其教育的特殊性,民族预科的教师作为一种从事社会性教育职业的劳动者,其依靠自身的民俗文化底蕴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化更是非同寻常的。教师在向学生传播教学信息的时候,除了传授知识、技能之外,对其产生影响的还有一些以特定方式呈现的非语言因素,其包括感情、情绪、表情、手势以及习以为常的腔调、仪态等文化序列,从而在具体的教学语境中实现了民俗文化与隐性课程的对接。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教师的重要作用,南昌工学院在抓好常规教学的同时,立足于民族预科教育的“民族性”特色,逐步推进师资队伍的建设:第一,为满足预科生特殊教育的要求,该校每年在引进师资时都注重面向全国引进少数民族教师,目前仅民族教育学院就有30多名少数民族教师;第二,组织教师集中学习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使他们在提高自身民俗文化底蕴的同时,逐步意识到教学对象的特殊性,从而在尊重、关爱学生的基础上,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第三,鼓励教师处理好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合理引导学生的价值观,使民族预科生这个特殊的教育层次变得不再特殊。目前,南昌工学院已逐步培养了一批热爱民族教育事业、民族教育专业理论知识扎实、学历层次较高的教学骨干,使他们能够施展才华,更好地为民族预科教育服务。
三、结语
教育部高教司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也明确要求:“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这里所说的“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和“国际交流的需要”,不仅局限于学习地道的英语,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传统,还应以英语为媒介传播中国文化。因此,英语教学不仅是对学生外语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也是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这种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双向的,意味着不仅要吸纳国外的文化,还担着传播本国先进文化的重任。目前,民族高校的大学英语课程教育中多以介绍英美国家文化为主,缺少中国文化内容,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宣扬和教学内容几乎没有,与时代的需求和学生的现实需求不符。民族院校的大学英语教育必须肩负起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神圣使命。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模式下获得外语能力和文化素养的能力,使其在了解主体文化和外国语言文化的同时,继续发扬和保持民族文化,并且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及文化工作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其中就包括西方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所以要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在推进外语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并将其推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包括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民族院校大学生对于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能力需求调查
(一)研究对象本研究对象为中央民族大学2012级和2013级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两个年级总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每个年级各1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0份。其中,男生56人占28%;女生144人占72%。汉族学生84人占42%,少数民族学生112人占58%。
(二)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数据量表(Likertscale)进行问卷设计。本问卷共计20道题,每道题分别有1完全不同意;2基本不同意;3不确定;4基本同意;5完全同意五种计分。问卷运用SPSS19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并获得相关数据和结果。
(三)问卷调查统计结果从表1的统计结果来看,每道题分值的平均数都在3分以上,其中最小平均数为3.54分;最大平均数为4.48。标准方差值中最小方差值为0.336,最大方差值为1.373,方差值较小的题为第15题、第2题、第11题、第14题和第20题。此数据结果表明,学生对这几个题目在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选项选择是最多的。这几个选项分别是第5题有必要在英语教材中加入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容,基本同意占44%,完全同意占52%;第2题有提高和学习用英语表达中国民族文化的愿望,基本同意占58%,完全同意占30%;第11题在上大学英语课时,有必要学习中国民族文化的知识,基本同意占54%,完全同意占36%;第14题希望自己能用英语流利地表达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基本同意占40%,完全同意占50%。第20题民族院校大学生在民族文化方面应该具有国际传播能力,基本同意占40%,完全同意占54%。这几个选项的结果已经充分说明,民族院校的大学生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用英语能够表达中国的民族文化,并且希望在大学英语课堂上和教材中增加民族文化的内容。在其他的选项中,如第1题在和外国人进行交流时,有必要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本同意占32%,完全同意占56%;第7题在用英语表达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时较吃力,基本同意占40%,完全同意占50%;第8题对于中国民族文化方面的英语词汇较少,基本同意占38%,完全同意占46%。第13题现有教材中包含有中国文化的内容太少,基本同意占52%,完全同意占26%。这四项数据结果充分表明绝大多数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对自己目前的民族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不太满意,认为自己在民族文化方面的英语词汇过少,并且英语教材里面包含中国文化的内容过少。再如,第16题需要在大学英语课上能够补充一些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容,基本同意占48%,完全同意占38%;第17题需要有一门选修课或通识课用英语讲解中国民族文化,基本同意占38%,完全同意占38%;第18题希望能有一本专门的关于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学习教材,基本同意占42%,完全同意占42%。这三项数据表达了学生有愿望在英语课堂中补充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这部分内容,且希望有专门的教材和专门的选修课。最后,在第19题民族院校的大学生有责任用英语向世界宣传我们的民族文化,基本同意占36%,完全同意占52%。这道题完全同意的比例很大,表明民族院校的大学生意识到自己在大学英语教育中不仅要进行英语知识的学习的同时,还肩负着用英语向世界宣传民族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三、民族院校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培养途径
(一)民族文化英语课程的设置民族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实行开放性的多样化教学。在课程设置方面要在后续课程、通识课程和选修课程等方面增加中国民族文化方面的课程,如民族文化阅读课和口语课等。如果课程设置方面有困难的话,可以在教学内容方面,合理利用教材的同时,把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表达教学内容贯穿到各层次的英语教学之中,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作为补充,提高各民族学生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例如,口语课程内容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相关话题为单元,通过情境导入、词汇认知、主题阅读、讨论练习、拓展话题等环节串联各单元学习内容,使学生基本掌握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词汇及相关表达方法,进而能用较为得体的英语向外国友人介绍中华民族文化相关的基本概念、历史背景,以及文化现象等。
(二)校园民族英语文化的建设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可以将有民族特色的建筑物用英文标识;在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和宣传中注入英文元素;学校英语广播电台可以在内容上增设学生感兴趣的民族英语活动和民族英语新闻广播;组织各项民族文化英语活动,如民族文化英语演讲和翻译大赛;开展民族地区英语导游和模拟对外交流接待等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各民族大学生创办以弘扬民族文化为特色的学生社团;定期出版校园民族文化英语刊物,利用节假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研等。这些丰富而多彩的活动以多种形式弘扬民族文化,且适合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学习,激发了学生的对民族英语文化学习的热情,使校园民族英语文化建设落到了实处。
当前,在绝大多数人的概念和意识中,多元化的艺术教育理念和思想是一种标准的外来文化,但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我国的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民族声乐教育从诞生、发展之初就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质,可以说多元化是我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与教育发展的肇端,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在新的世纪,新的时期将这种思想和理念一直坚持继续秉承和发扬。总体来讲,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与形成主要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我国的民族声乐学科教育与建设还没有完全走上正轨,这时的民族声乐无论在教学和演唱上都受到传统民族声乐的深入影响,无论是在演唱方法还是作品艺术风格层面,如郭兰英演唱的《一条大河》、郭松演唱的《乌苏里船歌》、王昆演唱的《秋收》《南泥湾》等等。这时的民族声乐作品或改编自少数民族或地方性民歌,或源自戏曲曲艺的曲调,在演唱的处理与表现上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民族声乐的唱腔和韵味。第二阶段是20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这一时期对于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来讲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因为很多特殊的原因我国的社会十分封闭,动荡不断,一切艺术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但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却仍在夹缝中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由于极端的思想影响,在我们的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否定外来文化的思想,武断的否认一切外来文化的作用和价值,而一批早年有过欧美留学经验的声乐教育家则坚决的抵制这种思想,并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主张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必须走一条“土洋结合”的道路,这便是我国现代民族声乐发展史中非常著名的“土洋之争”。而随着我国社会动荡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开始,我国开始再次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而争论的结果自然是“土洋结合”道路的胜利。而这次争论的积极意义则在于从此明确了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理念与发展防线,使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和教育重新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开始至20世纪末。这一时期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重新开始发展和完善,民族声乐也正式作为一种艺术学科进入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因为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一直完整的沿用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因此,这时“土样结合”的音乐教育理念与思想在我国的民族声乐教育教学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通过以中国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为代表的一批声乐教育家不懈探索和努力,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在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培养出了大量优秀的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和演唱水平的民族声乐教育家与歌唱家,如、阎维文、宋祖英、等等,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和繁荣。而大量具有新时代气息的专业化声乐作品也大批的出现,这些作品同这时的民族声乐演唱方法和风格一样,鲜明的带有欧洲古典音乐的艺术特征,无论是在音乐形式还是在音乐风格上。可以说这一时期堪称是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在演出市场的繁荣程度还是在教育教学的学科建设上。而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时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时我国的高等民族声乐教育完全起到了民族声乐艺术进步发动机的作用,在借鉴和吸收外来声乐文化,尤其是欧洲美声唱法上完全做到了多元化的理念和思维,在坚持本民族艺术特征与审美特质的前提和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做到了开放性与包容性,兼收并蓄,才使得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艺术形态最终确立。第四个阶段是21世纪初至今。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进步、发展和转型。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实际需求的变化,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演出市场和舞台上出现了很多新鲜的元素。
“原生态”的抬头“,跨界风”的盛行“,学院派”的坚守,等等。一批新生代民族歌手也相应而出,如融“民声”与“美声”为一体的吴碧霞,“民声”与“通俗”无痕跨界的谭晶,“神曲制造者”龚琳娜等等。多种多样的声乐演唱方式、表演方式、声音理念、审美理念纷至沓来,对我们高等民族声乐教育提出了严峻和现实的拷问和鞭策。我们的高等民族声乐教育在教育理念与思想、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等层面上何去何从,是当前我们民族声乐教育工作者们必须要正视和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前文已有所提及,我国的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是在我国传统民族声乐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的,民族性是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要想使其在新时期进一步发展和进步,我们在实际的教育和教学过程中就一定不能忽视对于传统的秉承和发扬。而民族性的保持本身就是多元化音乐教育理念与思想重要部分与明显特质。重视传统民族声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从传统民族声乐中发掘和提取艺术养分本身也是多元化思想更加全面和彻底的贯彻。“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我国的戏曲艺术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的话就会发现,几乎我国每个地方和民族戏曲艺术都有着自己明确、鲜明的发声理念和规范系统的发声方法。例如我国的最大地方戏曲剧种京剧,其演唱发声方法就极具系统性、规范性和科学性。与美声唱法相比甚至在很多方面更为具体,要求更为严格,有很多专用的声乐演唱学术名词,如:真嗓、假嗓、左嗓、调嗓、喊嗓、丹田音、云遮月、塌中、脑后音、黄腔、冒调、走板、不搭调、气口、换气、偷气、嘎调、长吭、杂夯等。每一个名词都是一种十分具体的声乐演唱要求或声乐演唱标准,并且这些声乐演唱术语与西洋美声唱法中的学术名词相比更加易于国人的理解和掌握,如果能够在声乐教学中适当的运用和融入诸如此类的一些声乐名词和声乐演唱概念和要求对我们的民族声乐演唱与教学都是大有裨益的。”诚然,科学性的声音理念与意识对于我国民族声乐发展的作用、价值和意义是不容否定的,这是高水准声乐演唱声音质量的最基本保证,但如果在演唱中一味片面的强调科学性,而忽视或者忽略了民族性的概念和意识,或者对民族声乐作品本身没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知,那么无论如何完美的声音也不能引起我国听众的情感与思想共鸣。因此,在我们的民族声乐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将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和声乐艺术作为必修科目系统的纳入我们的教学计划,并有效的开展和实施,这样才能使学生对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艺术本质与内涵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知和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建立起牢固的民族意识,才能最终在演唱中完美的表现出来。另外,加强对于各地方,各民族的原生态民歌的学习、理解和掌握也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原生态民歌的概念,价值和意义我们已经有过很多研究,了解也比较详细,无需过多赘言,但需要之处和强调的是,当前,从民族声乐的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对于原生态民歌一定要避免矫枉过正的态度。我国原生态民歌众多,类型多样,举不胜举,每种原生态民歌的自身性质、类型、状态也都不尽相同,我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学习原生态民歌,最重要的是要从其中理解和掌握更多的核心审美特质,并将这些潜移默化的应用于我们的民族声乐演唱,而不是浅显的学习某些特殊的发音方式、民族语言、方言或曲调,或是将其生硬的套装于课堂教学或者实践舞台、这样才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尊重艺术发展的科学规律,切不要形而上学。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符合了多元化的艺术发展精神与思想,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们民族声乐教育教学的有效开展、进步与完善。
二、在坚持民族与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多元实践探索与尝试。
近年来,谭晶、龚琳娜、吴碧霞等“跨界民族歌手”的不断出现,以宋祖英为代表的学院派歌手与其他类型歌手“混搭”取得成功效果,都不停的冲击着人们的视听感受,同时也在极大程度逐渐突破了人们以往对于民族声乐概念的认知和理解。但从严格的声乐学科种类划分的角度来看,这些看似不同类型的歌手都属于民族声乐的范畴,但又各自具有鲜明的特色,吴碧霞本身具有深厚的传统民族声乐功底,她在艺校期间学习的是湖南花鼓,进入大学后正式开始学习民族声乐专业,而在研究生阶段却转而攻读美声专业,这种中西合璧的学习经历极大的拓展了她的艺术道路,展现出更强的艺术感染力与表现力。但如果我们对整体声乐艺术或者声乐理论有一个较高的认知水平就不难发现,如果单单从演唱的专业性与规范性来讲,吴碧霞的美声演唱只具其形,不具其实,是较为业余的,其根本性质上是一名非常标准的民族歌手,但即使她的美声演唱较为业余,只表现出一些皮毛,但这也极大的丰富了她的歌唱艺术层次,增强了她的艺术规格。再比如“民俗”唱法为代表的民族歌手谭晶,虽然她的民族与通俗唱法结合只是简单用民族声乐的演唱方法演唱流行性质的歌曲,在声音的运用于表现层面上并没有突破民族声乐的范畴,但至少为我们实际的教育教学和演出实践上拓展和丰富了曲目的选择。再比如凭一首神曲《忐忑》,以奇葩形象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龚琳娜,则以民族声乐为基点,开创了一条极为独特的蹊径,树立起自己鲜明的风格。如果我们深入的分析它的演唱风格,不难发现其实她无论从声音的运用还是表现的方式上人属于民族声乐的范围,首先,她的声音具有明显的非常正统和规范学院派特征,但在具体的艺术处理和表现上融入了非常多元的艺术风格。比如《忐忑》、《金箍棒》因为编曲和配器上完全由她的德国音乐家丈夫操刀,所以表面上带有一定的后现代风格,但究其实质,她此类型的声乐作品则运用了我国传统戏曲音乐的元素,也正是这种民族与现代结合所产生的非常独特的,甚至有些怪异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艺术效果才给人耳目一新的视听冲击,使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认识了这位其实成名已久的民族唱法的歌手。同时,无论你对她的这种演唱风格是喜爱还是厌恶,认同或者唾弃,我们都无法否认其对于我国民族声乐演唱风格丰富和多元化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上述事例说明,首先,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化的基点是民族性为基础与科学唱法相结合,而民族声乐多元化的方向一方面是继续深入挖掘传统民族民间音乐中的艺术元素、精神与气质,同时要继续秉承包容性与开放性,兼收并蓄的吸收外来音乐的艺术元素,从艺术处理与表现上不断的丰富和拓展自己,而现有的成功经验也为我们的民族声乐教育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因此,在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要进一步更加彻底和完善的贯彻多元化的理念和思想,我们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在坚持民族性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学生声乐演唱的科学性、专业性与规范性,紧跟国际上美声声乐艺术发展的潮流,吸收先进的声乐演唱理念,另一方面还要在演唱的艺术处理、曲目选择、演唱实施上大胆的探索、创新和尝试,鼓励学生在合理的艺术范畴内,在教师的指导下最大限度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展开多元的声乐演唱实践。我国民族声乐艺术与美声唱法的借鉴和融合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和课题,这本身也是我国民族声乐发展多元化的最根本体现,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声唱法本身也是多元化的,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对于美声唱法的概念、意识都源自俄罗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于美声唱法的理解和认知才真正与国际接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说意大利的声音理念占据主流,而21世纪初,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意大利的美声艺术发展逐渐陷入停滞,但在德奥地区美声声乐艺术则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这时德奥的美声声乐理念与风格独占鳌头,而近年来,随着我国与法国之间交流的广泛和深入,我们发现法国的美声声乐艺术风格与我们的亦有很多契合和相融之处,所以,可以说,我们对于美声声乐艺术的借鉴与应用要具有发展性和国际性的眼光和视角,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更具普世性,才能更好地走向国际声乐舞台。同时,我们要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的市场意识。作为新时期的民族声乐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对当前社会的艺术发展形势与艺术市场需求有一个清晰、全面的了解与认知,并从社会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在教学中不断加强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我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的高等教育不是空中楼阁,我们的学生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高大上”的基本声乐演唱技能以外更要面对毕业后残酷的职业竞争,因此,在大学期间仅仅具有专业的歌唱技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在保证学生专业演唱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拓展学生的艺术表现力。首先要不断的拓展教学曲目,传统的教学曲目固然很多是必须要学习的,但音乐是社会生活的实际表现,必须要积极鼓励学生演唱更多的新创作的曲目,而在选择类型上也不应拘泥于固有思维,无论是传统的民族声乐曲目还是新创作的曲目,无论是流行歌曲还是音乐剧选曲,只要是符合民族声乐演唱的风格与特质就可以为我所选,为我所用。而在演唱的表演形式上也要尽量的拓展,鼓励学生在课堂、考试和实践演出中选用对唱、重唱,甚至可以与流行唱法、美声唱法、民族乐器、西洋管弦乐器进行组合,然后教师要对其进行规范和指导,这样不但能够极大的拓展学生的艺术表现能力,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学生多元化的、富有创造力的艺术思维和意识,在“授人以鱼”的同时“授人以渔”,使学生在走进社会后真正适应多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实际需要,成为具有较高实践能力、适应能力和社会竞争力的民族声乐专业人才,同时这也能够最大限度的杜绝教育资源的浪费。
三、结语
由于民族教师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意义,做到民族教师身份认知的梳理及加强民族教师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认知,还需要在教育培训过程中,对民族教师相关身份进行强调和突出。民族教师的教育培训对相关角色身份在实际教学行为中的重点突出实质上是对民族教师身份的强调,有利于民族教师对自我身份的清晰建构,减少其因各种身份模糊而带来的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冲突及焦虑体验,从而使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更好地履行相关角色所限定的职责,在其相关角色的有效履行下,民族教师在民族社区中的知识文化效应自然会有所增加,从而使其民族文化精英的角色也有所加强,并最终形成推动民族教育发展、民族发展的整体效应。从民族发展视角看,少数民族教师的角色内涵需要突出三个方面:首先是民族身份,这个身份看似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由于民族教师曾经接受的主流文化教育而使这个民族身份有些模糊,由于国家对民族教育的重视,大部分民族教师都曾经外出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在其他文化影响下重新回到其原来的生活环境中去,由于其所接受的主流文化教育和民族文化并不归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在主流文化教育对民族教师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民族教师和他所归属的民族文化系统产生了矛盾,在自然状态其归属于民族,但是其思想意识又不完全是民族文化的影响结果,因此对少数民族教师而言,其属于民族但又游离于民族文化之外,这种游离状态使得本来确定不疑的民族身份也在质上不确定起来。对民族教师而言,虽然其接受过其他文化教育,但是其民族身份是不容质疑的,作为民族的一份子,民族教师有义务也有责任需要为民族未来着想,只有对民族身份予以肯定,民族教师的教育培训才能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开展。由于现实条件制约,许多民族教师对其民族产生了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影响到教师本人,也会使学生产生同样的感受。从源头上对民族身份的肯定,并促使其在民族身份上有所作为,是民族教师教育培训对民族教师的民族身份进行肯定。其次是教师身份,作为教师,民族教师需要具备教师所具备的师德,以及教师所拥有的专业素质,启蒙学生,传播文化,为民族学生开辟美好的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虽然教师身份毫无疑问,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大部分民族地区经济水平较低,民族教师的工作并不是简单的上课授课活动,在课堂活动的同时,民族教师还需要担负家庭重担,需要为学生做更多的事情,特别是在部分民族贫困地区,民族教师需要在教学设施、学校经费等方面付出更多的劳动,在家庭或其他角色的挤压下,民族教师的教师身份被无意中漠视,教师不能恪尽职守、教师流失等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民族教师的教育培训中,也必须以教师的身份和职责来对教师的职业身份进行强调突出,增加教师的职业责任感。其三,多元文化社会的文化个体,相对于民族身份和教师身份较为明显的事实,多元文化社会的个体角色较为模糊。但是这个角色的隐匿并不意味着角色不够重要,民族教师处于多元文化社会环境中,民族学生也不例外,民族教师对于多元文化的态度直接影响着民族学生对多元文化的态度。而对于多元文化个体这一点,在现有教育培训中并没有体现出来,民族教师对多元文化的模糊态度,自然使民族学生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活动中不能对民族文化和其他文化抱持正确合理的态度,从而使学生自然的民族认同意识成为其对其他文化客观认知和评价的屏障。由此在教育培训中对民族教师的多元文化个体身份予以合理突出将对多元文化社会中民族学生的跨文化认知和交际提供有力地支持。
二、民族教师重点角色内涵的针对性培训
民族教师教育培训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教师的素质,提高教育水平,并最终推动民族发展和民族民众素质提高。民族教师的角色建构和突出是民族教师教育培训的前提,“因材施教”才是民族教师教育培训的目的所在。根据以上对民族教师角色身份的梳理,可以看出,民族教师需要突出强调的身份在于民族、教师及文化个体,因此民族教师的教育培训也要根据相关角色来展开。首先是民族身份方面,少数民族教师来自各个民族,每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因此在其民族身份强调过程中,可以在国家有关民族理论和政策基础上,结合民族历史,通过各种活动形式来对民族教师进行民族相关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加强民族教师的民族意识,激发民族教师的民族情感,使民族教师正视其民族身份,明确其民族责任,并在其教学活动中体现出来。通过教育培训对民族教师的民族身份意识加强,必然会使民族教师在日常的教育行为中体现出来,从而影响到学生建构正确的民族意识,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民族,并对自身在未来的民族责任有所理解。在民族村落中,民族教师不仅具有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功能,同时还因为知识文化的优势而形成了对当地文化技术方面的部分功能,因此民族教师还具有发展民族文化、实现民族繁荣的道义和责任,教育培训对民族教师的民族身份强化,正好可以使这种道义和责任在实践行为中得到落实。另外通过民族教师的教育培训对民族身份的强化,不仅要在理论上予以强化,更要通过实践活动来强化,并使这种强化行为持之以恒坚持下去,才能发挥其长久的影响力。其次,从教师身份来看,与普通教师一样,少数民族教师同样需要在专业素质上提高,同时由于民族教师所处的民族环境相关条件的制约,民族教师在专业化方面需要更多的提升,包括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策略等方面都是教育培训需要涉及的内容。以教学方式为例,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下,多媒体为多数地区的教学工作带来了便利,但是对部分民族地区的教师而言,由于经费紧张,学校在最基本的校舍、办公等方面都配备不足,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进行教学对当地教师而言,基本没有什么可行性,随着教育条件改善,民族学校的教学条件正在逐步改善,因此民族教师也必须在教学方式方面有所提升。另外从教学策略方面来看,教育理念在不断变化,教育的策略相应也需要有所调整,但是相对于其他地区教师在工作交流方面的便利性,民族地区由于交通、信息技术等条件的制约,民族教师缺乏足够的机会来进行业务上的交流,在教学策略方面自然有所不足,公平前提下开展的教育培训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其他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等方面也是如此,都是民族教师在教育培训中需要涉及到的问题。最后,对于民族教师的文化个体身份,教育培训也需要有所关注,现有的教育培训重点关注教育专业课程和学科课程,对于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缺乏关注,这显然不能满足当前民族教师作为多元文化个体的角色,因此在教育培训课程中可以适当增加文化人类学及其他社会学课程,扩展民族教师的文化视野,促进民族教师对其他文化的正确认知,教育培训对民族教师多元文化个体的重视势必会使民族教师在多元文化方面建立起正确的观念,从而使其在教育过程中能够正确处理文化差异,并通过实践行为影响到民族学生的多元文化认知,为民族学生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及文化体系评价建构其正确的认知体系。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