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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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责论文范文第1篇

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意指经济法责任与其他法律部分的责任相分离而独立存在，在理论的构建上形成自己的体系。

作为经济法理论的组成部分，经济法责任的独立也体现了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的重要性。不论是在经济法的体系逻辑还是对于现实需要的重要性上，经济法责任的独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经济法责任独立具有体系逻辑的必然性。国家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三个不同身份，而不同的身份分别归属不同的法律领域。这三种身份是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分别对应行政法，经济法和民法这三个不同的法律部分。所谓经济管理就是国家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对于经济生活的预测、指挥、监督等等。经济法有其自己的调整领域，经济法律关系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律关系，因此，基于经济法律关系的法律责任自然尤其独特性。建立独立的经济法责任体系是经济法发展的必然要求，同刑法、民法和行政法拥有自己的责任体系一样，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是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需要。

其次，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具有局限性，不能满足经济法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不少人认为，经济法、民法和行政法调整的领域相重合，所以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中产生的责任，可以由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来解决，无需建立独立的经济法体系。这种观点无疑带有对经济法本身的误解。经济法和民法在精神价值和法律方法方面有根本的不同。仅用民法行政法的调整机制适用于经济法就一定会出现“梗阻”现象。经济法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公共性，正是这种社会公共性突破了传统的公法和私法的二分，经济法是一种社会法，体现社会公共意志和利益，而不是国家意志和利益，或者私人意志和利益，所以经济法采用的不是单纯的个人主义和国家集体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主义。因此对民法和行政法量身定做的责任体系必然不能完全适用在经济法上。经济法独有的精神价值和法律方法决定了经济法独立的法律部门地位，进而确保了经济法责任体系的独立性。同时，在现实社会中，将经济法责任与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部分，导致了职权与职责、权利义务的设置存在较大差距，造成权利、权利与责任的分离，所以极易产生权利和权力的滥用。结果是经济法调整失去弹性，使经济法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进退维谷的境地。

二、经济法责任实现制度的完善

经济法责任主要从两方面得以实现，即行政机关执法和诉讼机制。经济法责任的欠缺虽然有法学理论上准备的不足，但是经济法责任执行制度的简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经济法责任执行制度的完善是催生独立的责任体系的一剂强心剂。

我国经济法实施机关主要是行政机关，所以很大部分的经济法责任也是有行政机关来执行。大量的经济冲突是在非司法力量的作用下得以缓解与消除。而由于经济法涉及面较广，所以应该建立较为专业的行政机构，提高对现实社会变化的敏感性。在提高执法机关专业性的同时，做到执法机关的权责统一，明确它们之间的职责划分，提高执法效率。此外，由于国家力量自身也存在局限性，所以借助社会力量，通过国家授权的行业内部自治管理来实现经济法责任也是一条创新之路。

已经存在的三个诉讼制度对经济责任的实现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充分民事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当经济违法行为达到犯罪程度时，就要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追究责任主体的刑事责任。但是经济法责任独立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进行诉讼制度的创新，建立传统三大诉讼制度无法替代的诉讼模式。对于现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不能很好地解决经济法纠纷,创设或补充新的诉讼程序,如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官告官”诉讼制度“、官告民”诉讼制度等。

经济法责论文范文第2篇

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是指为国际环境法主体普遍公认和接受，并自愿受其约束的，适用于国际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并贯穿国际环境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的全过程的法律原则。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以来，国际环境法在二、三十年间，已经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体系的学科和学术领域，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相关理论受到了广泛关注，得到很大的发展。目前在我国关于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理论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在其外延上尚未达成共识。

二、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外延的标准

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是将国际环境法理念与国际环境法规范相连接的纽带，而国际环境法理念通过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得以具体化，并指导国际环境法具体制度以及法律实践。所谓基本原则与理念的区别在于理念不能直接适用，它只是一种主观愿望，表现立法者所要追求的法律价值，由法律原则与法律规范共同体现;而法律原则往往可以直接成为适用法的依据，以补充法律自身的漏洞，纠正严格执行法律可能带来的不公。因此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不等同于国际环境法理念。法律原则按照其适用范围可以分为基本原则与一般原则。法的基本原则与一般原则最大区别在于其是否能体现本部门法学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价值。在国际环境法领域中，基本原则应适用于国际环境保护的大部分领域甚至所有领域，而一般原则由于其自身特性，仅适用于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学界普遍认为，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一个新的分支，所以一般认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并能体现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但由于环境具有全球性、整体性的特点，国际环境问题对传统法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新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对“私权至上”理念的反思、对国际环境合作的支持以及多学科领域的共同作用上。因此，以调整国际环境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所产生的法律关系的国际环境法表现出了许多与传统国际法所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也即是国际环境法有着其特殊性。前述分析了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所应当具备的各项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确立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理论标准:第一，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属于法的基本原则范畴。因此，其体现着国际环境法的价值理念，为国际环境法具体原则的衍生和发展提供依据，适用于国际环境法的各个领域以及国际环境保护的全过程。第二，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应当接受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支配和指导，并能够体现其自身的特殊性。第三，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必须体现国际环境法主体的共同意志，得到各国的普遍接受。

三、当前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外延

笔者根据上述标准，确立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外延为尊重国家和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国际环境合作原则、预防原则，以下笔者对这些原则进行论证分析。

(一)尊重国家和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尊重国家和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作为一项国际习惯规则来源于联合国《自然资源永久决议》、《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以及《人类环境宣言等国际条约和国际宣言》。学者对这一原则的称谓有多种，尽管学者对该原则的具体表述不尽一致，但一般认为，该原则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是尊重国家，二是不损害国外环境，二者相互结合构成该原则的完整含义。国家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可与接受的。国际环境法的尊重国家原则是国家原则在国际环境领域的适用和具体化。不损害国外环境，包括不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如公害)的环境两个方面的含义。不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是国际法互相尊重原则的引申，而不损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是保护全人类共同环境利益理念的具体化。上文已述，尊重国家和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是国家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丰富、发展与突破的体现。因此笔者认为不宜仅仅此原则表述为“国际原则”或“国际环境原则”。

(二)国际环境合作原则国际环境合作原则是指各国应采取协调一致的办法，彼此协商，充分合作，共同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解决国际环境问题，防治环境污染，保护全球环境与资源。该原则来源于《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里约宣言》等国际文件。国际合作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已成为公认的行为准则。国际环境合作原则是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环境领域的具体体现。但国际环境合作原则并不是对国际合作原则的简单重申，而是随着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多角度拓展了国际合作原则。国际环境合作原则与国家合作原则最大的不同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合作理念的进步。国际环境合作秉承的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理念，其不在仅仅着眼与国际法主体之间具体利益的共赢，而是重视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第二，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传统国际法主体只包括国家与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而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个人并不包括在该范畴内。但是在实际的国际环境保护中，这些主体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不容忽视的作用。第三，合作内容的灵活性。传统的国际合作的前提大多是彼此之间可以进行利益交换，合作内容侧重于强调合作各方的权利义务相对等。国际环境领域的合作内容侧重于实质上公正性与公平性，集中体现在国际环境保护的个别具体领域已经出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三)环境损害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所谓预防原则是指各国有义务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造成环境损害，在损害发生之前必须采取防止环境恶化的有效措施。该原则来源于《里约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等国际宣言和国际条约。环境损害预防原则其实是尊重国家和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延伸出来的新原则，其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环境损害预防原则相关的，是环境风险预防原则。该原则是指以保护全球环境为共同目的，各国有义务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当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各国不得以当前缺乏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为理由，延迟或拒绝采取相应的防止环境恶化的措施。二者区别主要集中在以下内容:第一，预防的侧重不同。损害预防原则侧重于防止环境损害及其危险的发生，风险预防原更侧重的是避免环境恶化的可能性。第二，预防的内容不同。损害预防原则针对的是依据现有科学已经证实的，极有可能发生的环境损害与损害风险。风险预防原则所针对的威胁或风险，是虽然目前在科学上尚未得到明确证实，但一旦发生将会导致不可逆转的损害而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预防。由于风险预防原则在不同的国际环境条约或文件中表述不一，且关于其适用条件的规定比较模糊，导致其可操作性减弱，以及有很多国家并未把风险预防在国内环境法中予以确立，因此，作为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之一的“预防原则”仅包括环境损害预防，而无风险预防的内容。

四、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外延的发展方向

经济法责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风险预防原则国际环境法国际习惯法成本——效益分析

一、风险预防原则概述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水平日益腾飞，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可是这些都并不能否认我们每天处在一个无法衡量风险系数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现实。从非典到H1N1，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这些都一直在告诉我们，风险是时刻存在的。

论文百事通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大自然的无情和新技术的适用都给人类带来潜在的风险。如何应对各种天灾或者人祸造成的风险，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合理的成本基础上预先防范风险成为当今许多政府的必然选择，法律意义上的风险预防原则也随之而生。

风险预防原则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环境法中“vorsorgepnnzip”这一概念，并逐渐发展到区域环境条约中，如1984年的第二届国际北海保护会议中发表的《伦敦宣言》就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保护北海免受最危险物质的有害影响，即使没有绝对明确的科学证据证明因果关系，也应采取风险预防措施以控制此类物质的进入，这是必要的”。《伦敦宣言》也就因此而成为第一个明确阐释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文件。

对于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的完整定义在国际习惯法上尚无确定的表述。但是诸多学者均把《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的第15项原则作为其较为权威的表述，即“为了保护环境，各个国家应该根据各自的能力将风险预防方法广泛运用。只要存在严重的威胁或者不可逆转的损害，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就不能被作为一个原因来推迟采取阻止环境退化的成本—效益措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其来自l998年《温斯布莱德共同宣言》：当一项活动对人体的健康或者环境产生危害的威胁时，即使有些因果关系没有得到科学上的充分确定，也应当采取风险预防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由活动的支持者而非公众承担证明责任。在其他国际条约中也还有诸多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表述，例如《联合国世界自然》中规定：“当潜在的不利影响为充分了解时，活动不应进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前言部分论述到：“当存在着生物多样性大量减少或丧失的威胁时，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不应被用来当作阻止‘采取措施来避免或最小化这种威胁’的理由……”；其他还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赫尔辛基公约》等等，数不胜数。这些定义都大同小异，均旨在表述：科学并不能永远扮演提供第一手信息资料以有效保护环境的角色，过度依赖科学证据可能会导致环境保护措施缓不救急，甚至适得其反。所以在科学上的依据尚未充分时，也应当适时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免危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因而，风险预防原则便是要求在环境和资源决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那些明显的确定的危险，而且对那些较小的缺乏科学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也应谨慎处之。

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一项原则，并且在诸多国际条约中都有其存在的影子，对此有学者评论到：“1990年以后的国际环境法文件几乎都采纳了风险预防原则。”可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确切表述还尚未形成，由于各国的立场、利益各异，国际间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定义、实质内涵、适用要件乃至其国际法地位均欠缺共识。所以，在国际上对于该原则的实际运用还存在许多需要不断努力的空间。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条件

正如前文所述，风险预防原则仅是一个大的框架体系，具体的内容还需要不断地填充，所以在适用上还存在模糊性。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法律裁决上的不确定或者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许多学者均提出了几项在其适用过程中需要遵守的条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科学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目前科学家对于人类活动对未来各种可能的情况还不能给予充分肯定，如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后的全球与地区效果、转基因产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等，都属于科学的不确定性问题。风险预防原则的前提是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对某种活动或事物的危险或损害没有科学上的肯定性结论。鉴于这种危险的可能存在，我们理所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积极阻止这种危险的发生。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根据常理推断，一项活动理应会造成某种环境风险或危害，只是欠缺明确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该风险是否会发生；其二，某种风险将会发生或可能已经存在，但无法证明造成该风险的原因为何，即所谓的因果关系不明确。

第二，风险评估的必要进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风险的不可避免，由此我们不得不对风险的系数值进行一定的评估，即对哪些风险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准确的衡量。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风险阀值，也就是说在哪一个维度范围内应当采取风险预防原则，在阀值之上的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在阀值之下则可不作为。当然，阀值并非确定不变的，会随着每一项活动危险性增加的来降低其系数值，即高风险低阀值。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有学者指出：对环境风险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如过度强调风险预防原则，将可能牺牲其它社会福祉，因此，如将其它社会、经济因素纳入考量，对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将会是一种高成本的风险管理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运用风险预防原则来阻止某一活动的进行时是否能产生更大的收益，包括经济的或环境的。风险预防原则似乎是保护一种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形免遭疾病、意外事故以及死亡风险，但是它是一种粗略的、有时是建立那些各个目标的不正当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它可能甚至已经被强制运用在某些情况下，其中，风险预防原则很可能会伤害到子孙后代，损害而非帮助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对此，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也有所体现，其表述为：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必须是符合成本效益的以符合全球的利益。由此可见，在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适用时，一定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确保收益大于成本。

第四，举证责任倒置和严格责任原则的运用。即在对该项原则适用与否的问题上，应该由开发者负担证明他们的行动将不会引起严重的或不可挽回的环境损害的举证责任。毕竟开发者掌握着较为全面的资料信息，加之通常开发者都是社会的强势方、经济基础扎实，而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的相对人掌握的信息相对匮乏，地位相对较低且经济基础薄弱，故很难举出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如果按照传统的举证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相对人将会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承担败诉的风险。所以，在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过程中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有开发者承担举证责任，以此保护处于不利地位的相对人。也就是说，风险预防原则使环境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了。同时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保障了举证责任的倒置，也激励了预防可能会产生不确定的环境影响或后果的活动。

三、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

目前学界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还存在一定争论，但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二，认为风险预防原则不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三，认为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之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对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究竟什么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根据《国际法院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国际习惯法必须满足两个要件：“常例”与“法律确信”。推之，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为各国所普遍适用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指导性的规则。

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被诸多法律文件所援引，且法院在一些判决上已经对此加以适用，例如在“MOX核燃料厂案件”中的运用。此外，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总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软法的性质，但是软法也是法律，也应该为各国所遵守，某些国家不遵守该项原则，是其不履行义务的表现，并非是该原则不具有约束力。

支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确认为，虽然一些法律文件中对此有所表述，但是十分模糊和空洞且不具有公信力，且各国对此尚未达成一致，所以不能满足其普遍性的要求。加之，其作为软法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因此，在其被完全接受之前，不宜作为指导性的规则成为判决案例的依据。

也有一些学者主张第三种观点，即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本文也持这种观点。具体依据如下：

首先，从国际条约来看，《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里约宣言》、《鱼类协定》等等都对此原则有所表述，但是其内容仍不统一，这对于此原则的适用必然产生不利影响。虽然国际条约是国际习惯法存在的权威证据，但是不能据此就将不具备统一性的原则援引为指导性规则，否则将造成司法的不确定性。

其次，从国际判例来看，目前对于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案例：“MOX核燃料厂案”、“南方蓝鳍金枪鱼案”、“新西兰诉法国核试验案”、“荷尔蒙牛肉案”、“匈牙利诉捷克盖巴科斯夫——拉基玛诺大坝案”。这些案件中均没有直接表述为“风险预防原则”，而大多表述为“谨慎与慎重（prudenceandcaution）”或者“风险预防方法（approach）”。

最后，从国内立法及实践来看，国际习惯的形成需要有足够数量且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国家实践，这并不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如此实践，但至少部分国家应具有此种实践。德国和瑞士最早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规定，随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也对此作出相关规定，各国的司法实践也表明，该原则正在被广大法院运用来作为裁判的依据。

由此可见，风险预防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但是由于尚未达成共识导致把其直接归入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过于草率，并且其还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尚需各国统一，所以将其认定为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最具有合理性。

四、发展中国家在风险预防原则之下的“窘境”

从表面上来看，无疑风险预防原则起到预防性的作用，减少了一些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可是由于该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等相关因素，可能导致处于不利国际环境中的发展中国家会因此而遭受发达国家的压制。主要表现为：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成为借口。由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件事物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了解，不确定性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而且不确定性都是主观的评判。对于未来的决定，无论其大小，常常不得不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一直等到不确定性完全消除才做决定，实际是对现状的含蓄支持．或是维持现状的一个借口。风险预防原则就可能成为这样的借口。加之，发展中国家的财力、物力均不能与发展中国家堪比，所以该原则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阻止某些措施实施的借口。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滋生。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发达国家设置的高壁垒，发展中国家一直都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如果加之风险预防原则的滥用，必然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在WTO的荷尔蒙案例中，美国认为欧盟有阻止海外进口的倾向，因为欧盟禁止牛肉进口，原因只是基于对牛饲料中荷尔蒙含量的担心，而这种担心又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不管是人、财、物方面都如此强大的美国都面临着这样的贸易壁垒，那么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又如何争夺自己的席位呢？有人主张为了避免对环境造成损害，即使被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所不惜。但是，披着环保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却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风险，因为它破坏了环境风险评估系统的根基。如果基于经济的原因而忽视有关风险预防原则的科学结论，那么距离完全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就不远了。

第三，风险预防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风险预防原则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风险，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应用风险预防来阻止相关措施的实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相关产业采取措施，可发达国家却以风险预防为借口阻止其运行，潜在的风险被避免了，可发展中国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风险或许比实施该项措施还要更加巨大。最好的例子就是核电站的建设。尽管运营良好的核电站为那些旨在提高核电站安全系数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支持；然而，一座核电站发生危险的可能性还是不确定的，于是有人认为潜在的危险足以使我们采取措施停止核电站的运行。这样，核电站的风险是被消除了，可取而代之的火电站却有可能造成更危险的局面。预防措施本身有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没有零风险的午餐”。风险预防原则还可能阻碍那些旨在解决风险的科研工作的开展，因为根据风险预防原则，假如初次实验失败就意味着放弃。

五、生态文明建设下的中国如何应对风险预防原则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绿色文明的号召之下发展着我国经济，在绿色GDP的引领之下一步步向发达国家靠拢。在风险预防原则的旗帜之下，同时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言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规模，即使采用各种末端治理措施，也难以避免严重的环境影响。所以适时地引入风险预防原则无疑会对环保、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加之，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军国家，在诸多条约都对风险预防原则加以阐述的大前提下，我国不可回避地要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正如上文所诉，在风险预防原则面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为了极大程度地克服这些不利，对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新的考验。具体应对之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在与大国相抗衡的国际环境之下，如果总是被大国牵着鼻子走，难免会成为该原则的牺牲品。所以不断发展科技，建立自己的评估模式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必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从科学的角度告诉大国，我所施行的每一项措施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都不会达到相应的风险阀值之上。在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总是凭借着自己的科学权威地位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可是这也往往为大国推行其政策披上合法的外衣。正如现在讨论火热的温室效应，究竟是大国的诡计还是实施如此，一直都是大国在说了算。所以，建立自己的评估体系，完善自己的科学技术，不断争夺自己的话语权，为自己的国家谋福利。

2.综合考量成本——效益分析。在对某项活动是否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的评估中，必须考虑到该项活动的收益，或者说是禁止该项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在作出每一项具体决策之前，都应该将社会的、经济的因素考量进去，不断地运用新的科学观点来对自己的决策加以考量，使得在应对发达国家的反驳上占有更加强势的地位。这样，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增强了管理者的责任感，也增强了管理过程的透明度，使得风险预防原则的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经济法责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示范区；3R原则

一、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示范区的意义

1．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传统的工业增长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能源，同时使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最终排放量降至最低；既能有效改善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状况，又能在减轻资源环境负荷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国内外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内在要求。

2．能有效缓解资源和环境问题。循环经济要求以3R原则（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这就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在经济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在生产中，要求产品体积小型化和产品质量轻型化，产品包装追求简单朴实而不是豪华浪费，以达到减少废物排放的目的；通过对产品和包装容器的多次利用，以减少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和排放；促进废水和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再利用，以减轻资源压力、进一步减少废物的产生，从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效缓解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

3．实现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在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正在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一方面，从企业到区域层次，甚至到国家层次，国外已经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充分证明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虽然也作了一些尝试性工作，但尚处于起步阶段，更多地停留在企业层面的清洁生产和特定产业的生态链接（生态工业园区）层面上，与发达国家在理念和实施行动方面存在的差距较大，需要加快区域循环经济的建设步伐。另一方面，“绿色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日益增大，国外来华投资者对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都对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构成一种严峻的考验。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循环经济示范区无疑会有效调整产业结构，合理使用资源，提高出口产品的社会责任和环境亲和力，改善出口产品的环境形象和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实现与国际贸易标准和发展趋势的接轨。

二、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示范区的选择

1．循环经济示范区的内涵。循环经济示范区是一种以污染预防为出发点，以物质循环流动为特征，以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最大限度地高效利用资源和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示范区域。

2．循环经济示范区的建设目标。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的指标体系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经济发展指标；二是循环经济特征指标；三是生态环境保护指标；四是绿色管理指标。其中，循环经济特征指标是循环经济示范区和国内其他示范区的重要区别，应该成为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的重点。

3．循环经济示范区的区域界定和选择。循环经济示范区的建设特征之一是其全方位的渗透特性，循环经济示范区的建设涉及的领域较多，涵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既包括生产性的，也包括消费性的；既包括经济层面的，也包括社会层面的；因此在空间上是以一定行政区域为单位实施的，行政区域可以以乡（镇）、区（县），乃至市、省为基本单位。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以区（县）或市域范围的循环经济示范区为主。综合考虑当前我国的发展现状，可优先考虑三类地区进行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一是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对环境质量要求较高的地区；二是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有待生态治理的地区；三是老工业区或者资源面临枯竭的地区。这三类地区既要求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又要兼顾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而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完全能够满足这种要求，因此适合在这三类地区进行循环经济示范区的试点工作。

三、我国建设循环经济示范区的对策研究

1．成立专门领导机构。成立以区域行政主要负责人为领导的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发改、环保、建设、规划、物价、财政、税收等有关部门。领导小组负责组织编制完成《区域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规划》、组织对规划中各项建设任务的分解和落实，督促各部门之间加强协调合作。领导小组还要对建设任务的进展情况和建设目标的完成情况组织检查验收，保证示范区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2．编制专门规划。制定《区域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规划》，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编制“十一五”规划的重要指导原则，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各类规划的编制。规划编制的重点是对废物减量使用和资源的再生利用，控制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制定相关政策。各地区应在相关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采取税收、奖惩、绿色采购、收费等经济措施，从降低生产和消费成本、增加收益入手，借助市场机制推动绿色采购、节能改造等项工作的不断深入。循环经济示范区还应制定废物处理及循环利用、水资源管理及再生水利用的相关政策。在新能源开发和生态住宅、公共资源信息系统方面，制定相关政策，推进循环经济示范区基础设施的生态化建设。其他政策措施还包括：建立生态信息公告制度、建立鼓励和倡导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制定公众参与政策、制定投融资优惠政策等。

经济法责论文范文第5篇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背景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但是这里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适用于审判阶段，对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行为特别是严重侵犯人权的刑讯逼供行为缺乏及时、有效的遏制作用，事后的监督形无力虚。造成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以适用的尴尬局面有很多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当前中国的诉讼模式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判阶段的运用对非法取证行为起不了应有的遏制作用。原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实践中,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少配套制度,使得上述法证据排除规则可操作性不强。

此次，新刑诉法中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成为最大亮点之一：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也应当予以排除；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并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此次修改将最高人民法院之前通过司法解释确立的有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强硬化,并规定了具体的操作程序如“调查程序”，必将有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

二、中国式庭前审查语境下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哪些非法证据应当排除

证据自身本无合法与非法之分。谈论非法证据的范围须从分析非法取证的性质和程度入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应限定为以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手段所收集的证据。设立这一规则的目的是从人权保障出发,是为了维护证据收集过程中对相关人基本权利的尊重。证据排除规则在建立和适用过程中,面临着一种权衡和选择:一方面是证据的证明价值,另一方面是取证手段的违法程度。只有某一证据的取证手段侵犯了相关人的基本权利时,排除这一证据的适用才能实现人权保障的初衷。

1.对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无条件排除”。限于传统侦查取证技术的滞后以及传统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对于被称为“证据之王”口供的重要性有着异乎寻常的偏好。刑事司法领域中防止侵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益的事前预防和事后预防由于司法手段的天然属性而难以落实，刑讯逼供泛滥，屡禁不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我国司法机关对外公布的年刑事案件的破获率为30%到40%，其中不乏一部分案件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从而可能造成放纵真正的犯罪嫌疑人、给当事人带来物质及精神损失、动摇了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地位的后果，更不利于在人民心中树立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以及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顺利推进。而在司法实务中，“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观念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司法机关过分倚重口供所带来的消极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