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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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范文第1篇

供给侧的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力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报告显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效果。当前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都有所上升，这意味着必须进一步拓展财政改革空间。报告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在适当兼顾总需求条件下应将重点放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关于地方财政经济运行情况的调研成果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各地经济发展促进效果显著，同时应重视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双重叠加的问题。

权衡考虑两种风险

中国财科院日前开展的“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分别针对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并面向全国开展“地方财政经济运行”在线问卷调查。

调研报告显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效果。比如，东部地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领先发展，呈现诸多积极变化，工业运行平稳，进出口降幅明显收窄或转正，经济运行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

报告表示，前3季度，东北地区经济运行情况有所回暖，大部分调研地区的经济运行先行指标，如工业用电量、货运量、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呈增长态势。

报告在肯定经济发展诸多亮点的同时，也着重关注了风险问题。“我国当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整体风险在加大。”中国财科院院长刘尚希表示，调研显示，当前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都有所上升。

报告所述的公共风险，包括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结构性风险等，具体表现为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城镇化、老龄化、人口流动对公共服务提出挑战，地区之间的分化明显，传统行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等。

财政风险则是指财政收支面临的压力，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市县财政收入负增长或零增长，收支缺口越来越大，债务增长的压力大。这其中既有“挤水分”的因素，也有经济下行在财源上的反应，应警惕财政运行风险。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万东华也认为，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就要更多地发挥财政的作用;另外，经济下行对财政的压力也很大，因此在政策空间方面也提出一些挑战。

“这显然是一个两难问题，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的权衡组合是当前制定宏观政策的一个基本依据。实际上这意味着必须进一步拓展财政改革的空间，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当前的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刘尚希强调。

地方债应透明规范

调研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近年来取得了较大进步，尤其是置换债券对于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负债成本、明确政府权利义务、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的不确定性风险意义重大。

报告指出，无论是东北、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担保债务和救助债务的规模不断下降，政府债务的偿还责任更加明确，政府债务的整体风险水平也相应降低。

与此同时，报告也揭示了一些地方政府债务面临的问题，包括经济下行和减税等政策性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增长、局部地区债务率偏高、地方融资平台转型难度大、不规范的融资行为等。

比如，对东北地区调研显示，有的地方债务率超过了100%的警戒线。与此同时，支出刚性难以改变，收支矛盾较大。中部地区调研则显示，不少地方“发展依赖于项目”的现象较普遍，融资平台的政府投融资职能很难简单免除，一些地方存在不规范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这些都可能为未来政府债务的增加带来隐患。

报告建议，要控制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防止财政风险蔓延，具体措施包括实行债务规模限额控制，严格控制违规举债行为，确保债务规模增长与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杜绝盲目举债;规范发展PPP模式，避免保底承诺、回购安排、明股实债等“伪PPP”“假PPP”。

“当前，加强地方债务管理，透明度提高，规范性增强，债务的增长明显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地方的支出压力和债务增长压力并没有减弱。”刘尚希指出了地方政府面临的收支矛盾。

对于我国政府债务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工表示，我国政府杠杆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小的，风险总体可控。“以前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主要不在规模，而在于不规范、不透明。现在建立了规范透明的融资方式和防控风险的一整套制度，可以通过加强政府和市场的约束，更好地发挥专项债券的作用，支持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他认为。

用好积极财政政策

刘尚希认为，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将延续。以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更多着眼需求方面，现在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考虑，在适当兼顾总需求的条件下重点放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报告认为，进一步减税降费在未来宏观政策中具有重要性和导向性，并提出以下建议：针对关键环节完善税收制度，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加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力度，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市场活力、落实降低社保费率政策，在现行已适度降低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适度降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费率。

“政府要为市场创造条件，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过多地采取各种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市场活动领域。”报告建议，在当前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中，应更好发挥市场调控作用，减少直接行政性干预;政府投资基金的政策性或引导性应通过投资领域来体现，采取清单管理模式，将具体项目选择权和投后管理等委托专业投资管理公司负责。

报告还对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法治化的财政体制提出建议，认为要加快推进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积极推动《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在实践层面的落地;完善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间的税收分享机制;探索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法治化。

2016年重庆财政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局良好

华龙网1月17日17时讯(记者 张译文)去年底，武隆区煤矿去产能进度加速向前推进。按照该区政策，凡在2016年之内主动申请关闭生产矿井的，在享受市级财政补助的职工安置、经济损失等费用的基础上，还配套“地方粮票”，加码激励奖补政策：每关闭一万吨产能，可获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既然 小散差 煤矿早晚都得关闭，还不如早关能享受到政策。”财政在去产能中的“政策正向引导”，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把握形势和方向上有了更明晰和正确的决择。而这，也仅仅是去年财政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迈进的一个缩影。近日，重庆市财政局对2016年的财政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作了详细解读。

去产能“补”到位

去产能最大的阻碍无非两个，要么遇到“尾大”而“死不起、不敢死”的企业;要么遇到“贪利”而“不想死、不愿死”的企业。市委、市政府对“小散差的煤炭行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造船行业、盈利水平下降的水泥行业、经营困难的电解铝和平板玻璃行业”下达“去产能执行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此，财政既出台了“去”的激励奖补政策，让过剩产能企业积极退，又出台了“保”的社会政策托底，保障去产能不影响饭碗，稳妥处理好“去产能”与“保稳定”之间的关系。去年，我市财政对钢铁、煤炭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行奖补资金就达40亿元。同时，还安排5.8亿元支持重点区县转岗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保障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安置。

去库存“销”到位

让沙坪坝区2000多户巴渝老街拆迁项目的安置居民们没有想到的是，有785户居然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住进了新房。这要按传统征地还建流程，三年也只是个期望值。政府通过购买库存商品房，将其转化为安置房，既去库存，又解民忧，一举多赢，这是房地产去库存诸多妙招之一。

按照“控增量、转存量”的思路，我市先后出台了20条措施。其中，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延长主城区个人首次购房按揭财政补助5年的政策，支持棚户区改造货币化补偿安置，以及金融信贷等“组合拳”政策，商品住房去库存达900万平方米，去化周期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去杠杆“防”到位

积极财政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需在两方面发力。首先是企业融资去杠杆。去年六月，我市出台金融去杠杆防风险专项方案，明确提出，财政将通过兑现贷款贴息、政策性转贷、担保费补贴和风险补偿等政策，多渠道支持企业置换高息债务，通过“债转股”等措施，降低过高融资成本。

其次是政府债务置换。主要是加强政府性债务管控，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一方面通过改革举措，将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实行限额管控与风险预警，确保了债务警戒线安全;另一方面，发行置换债券1164.4亿元，保障到期债务偿还和高息债务置换，节省利息支出约55亿元，有效缓解了区县到期债务偿还压力。同时，以银行贷款利率下调为契机，协商债权人调整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合同利率，降低债务融资成本33亿元。

降成本“减”到位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 只减不增 、要积极为企业减税减负。重庆轨道交通集团在近四年的“营改增”试点中尝到了甜头，已累计减少税负1.3亿元，且还不包括18亿的留抵税款。

过去一年，我市财政不折不扣执行市政府出台的减轻企业负担的“组合拳”政策，兑现营改增、西部大开发、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了企业税负，为企业休养生息腾出了空间。降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单位缴费费率，拓宽困难企业低费基社保缴费政策覆盖范围，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减免政策，向企业和个人普遍性降费125亿元。据统计，去年累计为企业降低各类成本达500亿元以上。

补短板“立”到位

“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一年就脱贫。”得益于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大力投入，藏在石柱县黄水镇深山中的“穷山恶水”，因一条公路而变成避暑游的“金山银山”。与此同时，财政每年还安排1000万元专项持续支持。如今，“黄水人家”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帮助当地老百姓走出了贫困。

以“补”求进。去年，市财政从“三农”最急需、最薄弱的环节入手，着力于脱贫攻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文化等短板，进一步加大投入，精准施策，托起了社会发展的底线，提升了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让老百姓享受到发展实惠，为社会发展夯实了根基。市级筹措390亿元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和公益项目建设、全年有59.6万人实现脱贫、25件民生实事所需资金足额保障、社保、医保等各项提标政策逐一落实、各年龄段学生资助政策全覆盖……

开局良好，后程可期。一年来的实践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药引和酵母”作用越发明显，我市煤炭、钢铁正加速去产能，供需关系得到改善;商品房库存持续减少，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措施陆续出台，有效化解金融风险;营改增等清费减税政策，让企业成本逐步下降;扩大有效投资，推动脱贫攻坚，补短板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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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范文第2篇

一、坚持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

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扩大财政投资，势必会扩大财政赤字。对于是否以及如何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学术界提出预算平衡论、功能财政论、周期预算平衡论和充分就业预算论。要根据一定时期的资源状况（如短缺或闲置）以及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出现的矛盾，正确地处理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

我们认为，必须认识和运用财政收支矛盾和平衡规律，实行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年度都要强求预算平衡，而是可以实行动态平衡，即在一定条件下可每隔若干年实现一次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由于财政政策效应存在着时滞，财政的一些经济性支出增加后，可能造成当年财政赤字，但这些支出最终会形成生产力，从而会增加以后年份的预算收入。还应看到，由于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不同年份经济的繁荣或萧条以及供求状况不会一成不变，如果固守年度财政的平衡原则，就可能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因此，要区分两种类型的财政赤字。一种是结构性赤字，它是假定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以及政府取得充分就业的收入时出现的预算赤字，是对经济周期性因素加以调整后的赤字，这在一般情况下应予以杜绝。另一种是实际赤字，这是缘于经济运行尚未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所产生的财政赤字，是未对周期性因素加以调整的财政赤字。在出现经济萧条，资源大量闲置和失业严重的状况下，可以实行“逆周期”调节，实行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借以扩大总需求。在经济效益提高和税制较为完善的情况下，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最终实现预算平衡或盈余。因此，根据经济周期变动和资源状况，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实行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原则。1998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960亿元，中央财政共发行国债3891亿元（不含财政部向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国债收入主要用于扩大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1999年，我国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学认为，在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的情况下，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就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而生活得更好。另一方面，根据在离散时间或连续时间下的凯恩斯——拉姆齐规则，资本的边际产量相对于时间偏好率（或主观贴现率）越高，降低目前的消费水平而在以后享有更高消费水平，这越划算。财政可运用国债这一经济杠杆，合理调节储蓄、资本存量和消费。在公共财货是消费品的模型中，典型的行为者具有“幸福函数”（即瞬时效用函数），且所有的物品为正常的，政府支出一般会是顺周期的（费莱明，1987）。政府支出的水平将受到征税的边际成本的影响。要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用于投资品（如基础设施），就会被视作是对经济受到扰动的反应。在均衡条件下，政府支出的一部分也可作为当前生产的投入（布兰查德、费希尔，1989）。1986~1997年，我国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8.2%，低于GDP年均增长率9.8%，我国消费率在“八五”期间和1997年分别为59%和59.9%（1991——1995年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79%）。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96、1997年分别为62%和60.6%。目前我国只有在扩大投资的同时扩大最终消费，才能使投资最终获得市场和效益，也才能增加投资的乘数效应和加速数。不过，目前我国应主要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其中，财政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还有，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一次性住房货币补贴，这将有利于促进关联强度大、带动效应明显的住宅业的发展。另外，据测算，如果我国农村人口消费水平达到城镇人口的消费水平，至少要增加33，400亿元购买力。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国债资金应主要继续用于基础设施。其原因是: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特点，且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人均资本存量较低。此外，对符合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和某些高新技术项目，国债资金也可给予必要支持。必须加强国债资金拨付和使用的管理和监督，提高经济效益。

二、国债的效应和适度规模

（一）要正确地看待国债发行同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关系

国债的发行能否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这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要看由谁认购国债，二是政府是否及时动用国债收入，三是国债的发行对商业银行准备金变动的影响。

如果由公众（个人和企业）用现钞和活期存款购买国债，流通中的货币就会以相等的数额减少，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会变少（原因是公众为购买国债而开出商业银行的支票）。但当财政支用国债收入后，又会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其所形成的货币供应量同公众购买国债前的货币供应量是等额的。

倘若由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就由商业银行开出由自己支付的支票，使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减少。俟财政动用这项国债收入，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又会等额地失而复得，致使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但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却发生了变动。然而，要是商业银行以所认购的国债出售或抵押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购买国债或给予再贴现，就会使商业银行在认购国债时所减少的准备金得到等额补充。不仅如此，在财政动用这笔国债资金时，还会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

至1998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9569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86524亿元。因此，财政部可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一些长期国债，将一部分储蓄存款转化为投资。这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资金运营效益，减少国债发行费用，并调节产业结构。这一般不会增加货币供应量。还需说明的是:如果这一部分国债资金被束之高阁的时间长于这一部分储蓄存款的闲置时间，就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收缩;要是商业银行以所认购的国债出售或抵押给中央银行，且财政动用了这笔国债收入，会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因此，在确定国债规模、偿还期限和国债收入的动用时限以及在办理再贴现时，必须顾及由此而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的问题。其中，国债收入应优先用于在建项目。

如果由中央银行直接认购公债，中央银行给财政部开具支票，当财政部用以支付商业、劳务和其他支出时，作为卖方的公司、企业、个人将所得收入存入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存款及其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得以增加，从而会产生派生存款。简言之，当中央银行直接认购国债时，会增加高能量货币的投放。这是中央银行实行债务货币化，它在总需求特别严重不足时并非绝对不可用，但目前我国不宜强调采用这种方法。

（二）要消减国债的“挤出效应”

当国债的发行引起利率上升以及由此导致企业和个人支出（特别是投资）减少时，就出现“挤出效应”。它会减弱政府支出增加的扩张效应。在以国债弥补财政赤字时，若用货币融资法（即由中央银行直接认购或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就会增加名义货币存量。因之，利率趋于降低，投资随之增加。而在采用债务融资法（由个人、企业和商业银行认购国债）时，由于名义货币供应量不会增加和赤字财政所造成的价格上升（由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增加所使然），以及一部份流通中的货币用于购买国债，导致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减少和利率攀升，从而减少了个人和企业的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债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投资的利率弹性和投资乘数。由于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有着自己的特点。目前我国物价水平较低，信贷资金供过于求，且自1996年以来已七次调低银行贷款利率。这些都有利于消减国债的挤出效应。应在增加财政投资的同时，采取措施（包括银行贷款、在必要时的税收优惠以及发挥财政资金的补助和贴息等导向作用在内），根据产业政策，鼓励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以形成投资需求的持续性。此外，要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阻遏利率上升。这既有利于克服国债的挤出效应，又能增加财政投资的配套资金。

还应看到:第一，在资源闲置和存在失业的情况下，随着产品需求的扩大，实际收入和产量也会增加，因而挤出效应是不完全的。再者，由于储蓄水平随收入的上升而做到“水涨船高”，利率（因货币需求的利率反应性）不会上升到完全抑制投资的地步。储蓄的增加有可能为较多的预算赤字融资，而无需完全取代私人支出。第二，当实现充分就业时，挤出效应就可能成为现实。这时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总需求扩大，会导致物价上升而非产量增加。目前我国资源闲置严重，社会就业压力较大，在此情况下，不会出现完全的国债挤出效应。

（三）要适度确定国债规模

确定国债规模，应考虑多种因素。国债规模不能超逾政府的偿债能力和国民的应债能力。可主要用以下两类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是否适度:一类是反映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指标，其中，较重要的有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另一类是反映国债与财政收入关系的指标，其中较重要的有财政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

从我国情况看，1994~1997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为52.14%、53.68%、55.61%和51.5%，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为20.3%、22.7%、24.9%和26.9%，而国际公认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警戒线分别为15~20%和25~30%（目前发达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一般只有10~15%）。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是偏高的。另一方面，1991~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分别为5.14%、5.25%、5.5%、5.21%、5.45%、5.6%、8.1%、10.3%，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和发达国家的公债负担率（如美国在1993年为69.2%，日本和法国在1992年分别为52.7%和29.6%）。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而国债负担率又偏低，究其主要原因，一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1997年为11.56%）;二是发达国家庞大的公债余额已历经数百年之久，相形之下，我国国债余额（到1997年末国内债务余额为5511亿元）算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三是我国国债偿还期限平均说来偏短。为了适度确定我国国债规模，应当考虑多种因素。国际上公认的几种用以反映应债能力和偿债能力的警戒线都是可以参酌的，尤其是债务负担率的警戒线值得参考。我国国债规模的控制，要考虑我国资源闲置的状况，要顾及财政收支平衡同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关系以及财政与信贷统一平衡等问题，而不宜仅用单项指标来衡量。

要解决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和债务负担率较低的矛盾，并遵循国际上较为公认的公债管理中宜减少公债换发的原则，一要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二要适当延长国债的平均偿还期限，其别要适当增加长期国债所占比重。与此同时，要合理确定短、中、长期国债的结构，以利于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均衡各年份国债还本付息的负担，并使中央银行能灵活机动地利用国债市场而调控经济，以国债期限结构变动来缓和经济周期波动。另外要发展国债贴现和再贴现业务。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关于政府预算约束的数理分析，税收的预期现值等于在经常项目上的政府购买的预期现值加上政府最初的净债务。资本帐户支出不会影响对现值预算平衡的预期（萨金特，1986）。为了使我国在今后若干年内能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使当前的债务水平等于将来某个时刻出现最初盈余的贴现现值，提高偿债能力，必须做到:（1）经济增长率一般宜高于国债增长率，降低债务——收入比率。该比率取决于实际利率、产出增长率和非利息预算盈余之间的关系。（2）要提高经济效益，强化税收征管，稳步推进“费改税”，完善税制，并把现有的预算外资金中由财政部门管理的那一部分纳入预算内管理，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根据我国历年数据测算，经济每增长1%，财政收入增长不及0.7%）。（3）要做到“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相结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4）要建立偿债基金。其资金来源主要拟为:从税收收入中划出一部分;从上交财政的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中提取一部分;收回有偿使用的那一部分国债资金的本息。借鉴历史上欧洲国家实行“减债基金”（即偿债基金）的失败教训，必须控制国债规模，并严禁偿债基金被挪用。（5）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在条件具备时采用国债销售发行法，可试行市场购销的偿还法，即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证券市场上陆续收购某种国债，在该债券到期前逐步给以清偿。

主要参考文献:

（1）[美]萨金特:《宏观经济理论》，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4月版。

财政政策范文第3篇

一、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

从理论上说，当总需求不足时，一般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从收入和支出入手，通过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响消费、投资，扩大总需求，以达到供求平衡。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是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实现的。收入方面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主要是减税和税收优惠。通过减税和税收优惠可以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强了他们的投资能力，扩大其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投资总量。支出方面对投资总量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财政自身的投资支出，这项支出规模占总投资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程度；其次财政投资的带动效应，通过财政投资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进而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扩张来影响投资总量。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如下：政投资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增加财政政策的运用投资总量的扩大减税和税收优惠社会投资能力增强，投资增加当然，确保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投资总量需要满足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一是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要有充裕的财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内使用，不能指望长期通过无节制发债、大规模减税、扩大赤字规模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持续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和造成本币币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二是在国家财力有限、财政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效应不明显，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当今各国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给，财政直接投资的份额在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财政的直接投资关键在于带动社会投资，进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三是财政投资扩张要避免对其他社会投资主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在影响投资总量中存在的问题

从1998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确保了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与此同时，财政投资扩张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受国家财力约束，财政投资支出在总投资的比重过低，对投资总量影响作用甚微。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困境日益加重，满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设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几年来，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为3.7%、3.9%、3.9%、4.0%？。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5％。可见，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低，即使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发国债、增收节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资，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2.财政投资扩张未能有效调动非国有投资的积极性。1998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不想财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通过其他投资主体的扩张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令人遗憾的是，财政投资扩张只带动了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作相应跟进。1998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9.6％，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仅为6.1%，集体经济下降了3.5%？.从过去几年的状况看，在经济处于低谷时，国家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二者共同的投资扩张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比如1989年、198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3.8％，经济的低速增长迫使国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1991年国有和非国有投资分别为14.8％、13.4％，1992年分别为32.8%、21.9%，1993年分别为17.5%、72.8%？。可见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的先导作用，随后非国有投资大规模扩张，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动那时的经济高速增长。反观1998年国家扩大财政投资启动经济时，只带动国有投资大幅增长，非国有投资没有明显跟进，在当前非国有投资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单靠国有投资投资的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正说明了财政投资率先扩张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从而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作用有限。

3.乘数效应递减导致利用投资扩张刺激经济的作用不明显。乘数效应说明了投资增加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当投资增加时，经济扩张，国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资增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倍数等于投资乘数；在投资减少时，经济收缩，国民收入减少量大于投资的减少量，投资减少导致经济收缩的倍数也等于乘数。具体表达式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数，MP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乘数公式表明，投资乘数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有关。

从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投资乘数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仅为1.70。也就是说，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1000亿元投资，最高只能形成1700亿元需求，说明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依靠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远远答不到人们原来乐观的设想。

4.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影响不可忽视。根据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资，就会推动金融市场利率上升，通过发行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也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从而引起利率上升，进而使私人融资成本上升，导致私人投资萎缩。这样，公共投资扩张结果却引起整个社会投资支出的缩减。目前，我国公共投资扩张排挤私人投资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需要银行信贷的支持，在银行资金有限、风险约束增强的情况下，银行“惜贷”势必压缩其他企业或私人投资信贷，部分企业或私人只能寻求较高利息的资金来源，从而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资能力，还有相当部分企业则由于项目收益水平较低既无缘在银行内也不可能在银行外获得融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把某一产业领域作为本单位的势力范围和领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其业务进行严格的限制。这种行政性垄断排挤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介入，减少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同时，非国有经济原来准备对某一项目进行投资，后来因国家投资同样的项目，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设和基础投资之后，地方项目准备不足，但又不愿意放弃中央的无偿投资，便把原来与外资和私人投资合作的项目改为中央投资项目。这时，财政投资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国有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近一年多来，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供应量一直增加，银行的贷款能力应该说大副增强，但企业实际投资并未同步前进，从中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

三、我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1.财力不足、财政风险加剧制约了财政投资的全面扩张。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较高，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和投资的主要来源。如今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安排了“吃饭”之后，能够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极其有限。在目前“两个比重”仍没有改观的背景下，无论是通过减税还是增发国债都面临着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其一是扩大国债规模进行财政投资面临着当前财政债务依存率和国债偿债率都偏高即国家财政的债务承担能力不足的影响。国债的财政承受能力主要通过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来反映。由于在中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有中央政府承担，所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能准确地反映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自1994年以来均超过50％，1997年高达57.77％，这意味着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举债来维持的。同时，国债偿债率也相当高，1997年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的支出高达1959亿元，国债偿债率达23.3％？，换句话说，当年财政收入近1/4要用来偿债。由于国债与税收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即国债的有偿性，到期必须偿还，因此目前过量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会加大财政运行风险。

2.全面减税的空间有限。减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刺激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从宏观税负国际间比较看，目前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0％以上，有的高达50％。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20％－25％之间。相对宽裕的税收收入为其实施减税政策提供了财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减税让利的路子，“两个比重”不断下降。近年来，工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仅维持在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样正在向工业化国家迈进、亟需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减税来刺激经济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

3.去年税收增收1000亿对企业增加投资的抑制作用不能忽视。通常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税是实行财政紧缩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即使不能减税，至少也不应增税，从这个意义上说，1998年税收收入增加1000亿是与当前背景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意向背离的。虽然这些年来我国税收负担不是重而是轻的实证分析不时见诸报端，就现行税制规定的税负的确不重，但如果把各种税外收费纳入总体税负的计算范围，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约占25％（杨斌，1998年），这个比例与中等税负国家的基本水平持平，以致于企业负担过重的呼声不绝于耳。况且税收增收1000亿主要来自于效益较好的企业，在当前物价

连续下跌、经济景气预期看淡的情况下，这对效益好的企业无疑增加了额外负担。过重的企业负担意味着企业需求的萎缩，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尤其对硬预算约束的非国有企业更是如此。

4.“不安全预期”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造成了投资乘数的下降，弱化了政府投资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投资主体在投资方面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投资需求有原来的政府扩张机制逐步转变为市场调节机制，由于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因此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均减弱，从而导致投资乘数下降。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推进、人员分流和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人员的增加，迅速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收入预期；而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又大大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支出预期。因此，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形成了当前的“不安全预期”，造成居民储蓄倾向增强和消费预期降低，引起投资乘数偏低，政府投资扩张效应难以充分显现。

5.政府投资于产业链条较短的基础设施，引导社会投资的效果不明显。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不仅会因投资拉动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而形成乘数效应，还有可能因投资于某一产业而引起关联投资，即投资的波及效应。投资的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产业链的长短。投资于产业链长的项目，虽然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跨度大，但在一定时序内，由投资波及效应所激发的投资需求乘数也相应较大，对于国民经济增长也相应较大。而投资于产业链条短的项目，则波及效应相对较小，就不可能激发更大的投资乘数。1998年和1999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投资，主要用于水利工程设施、粮食仓库建设、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这些投资的产业链条短、关联度小，所需要的投资品主要是钢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关零部件、配套件极其有限，只带动了相关部门和行业的投资。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几年在发展轻纺工业、家电工业、汽车摩托车工业时所出现的波及效应。

四、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选择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积极调节作用，缓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确保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建议当前财政政策实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应遵循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升级为原则，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需求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我们知道，总量和结构问题是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经济增长表现为总量问题，但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合理和协调的基础上，否则，增长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经济的大起大落难以避免，我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当前的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不简单地表现为总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多年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引起的供给不能有效地满足需求的结果。因此，财政投资的扩张如果不遵循优化产业结构的原则，很可能把本已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复制并放大出来，反而加剧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财政投资最能体现国家意志，它不仅可以直接集中社会资金进行重点配置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能间接起到示范作用。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简单地缓解需求不足的制约，国家更注重了结构优化这一原则，加大了对农业、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这对缓解我国多年来的基础设施“瓶颈”大有裨益。同时国家还应加大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投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加快费改税步伐，增强国家财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企业的投资潜力。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和企业实际负担并不轻并存局面的出现，其中主要原因是当前政府收支不规范、税外收费现象严重。因此，加快费改税步伐，将某些行政性收费和基金纳入规范的税收轨道，坚决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国国家财政收入有所提高，强化财政投资的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又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

3.在全面减税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结构性减税和税制的完善来刺激企业的直接投资。虽说我国现阶段大规模减税既不可能，又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采取有选择的局部性减税措施。豁免中小企业的旧欠税款，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给高新企业减税的方式，以刺激企业直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降低或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确保税制不应成为企业投资的障碍。

财政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 税收 宏观调控

一、 财政政策的定义和目标

（一）定义

财政政策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情况，对我国经济发展进行的调控措施。该调控措施以提高就业水平、减轻经济波动、减轻通货膨胀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的，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或者政府收支等实现目标。言而总之，财政政策是系统化的财政措施。

（二）目标

1、加强人民民主政权

这是其最根本的目的。财政的本质就是为国家或政府职能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2、促进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

财政和经济就如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主观能动的反映经济基础的状况，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同样财政对确定分配关系、稳定物价、发展对外贸易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财政政策无论是对微观经济效益还是宏观经济效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

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这就两者要同时发展，共同提高。

4、促进社会的公平分配

在中央、地方、部门、各种所有制企业、集体、个人及个体经营者之间的财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来进行的。

二、 财政政策分类和工具

（一）财政政策的分类

根据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财政政策可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一些可以根据情况自动发生的经济波动不需要外包稳定政策是自动稳定政策。它可以直接经济状况的波动来产生调控作用。如税收和政府支出都是自动稳定政策。与自动稳定政策刚好相反，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则需要通过外部经济力量。

根据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方面的不同的功能，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如减税、增支，以增加社会总需求。相反，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通过增税、减支进而减少赤字或增加盈余的财政分配方式，减少社会总需求。

（二）财政政策的工具

税收工具，税收作为国家主要的收入政策工具，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等特征，因此也成为实施财政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

公债工具，所谓的公债也是债券的一种，它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或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国家或政府以其信用为基础，向国内外举借债务来取得的收入。

经常项目支出工具，主要指政府对社会公共的支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是其主要部分。购买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福利支出和政府补贴。

三、财政政策与税收的关系

经过以上的分析，税收在财政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在紧张性财政政策中都有着很大的调节作用，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不仅是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来源和保证，也是政府执行社会职能的主要手段，它更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不仅为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财力支持，更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

税收在财政政策中的主要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税收可以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从而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第二，税收可以调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实现公平分配。

在宏观调控方面，税收是一种自动稳定政策，在税收体系，特别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反应相当敏感的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化。举例来说，如果政府预算平衡，税率无变化，经济低迷，国民产出将减少，税收收入会自动下降。税收乘数的大小与财政政策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税收乘数表明的是税收的变动（包括税率、税收收入的变动）对国民产出（GNP）的影响程度。

其中b 为边际消费倾向。

税收乘数为负，税收和国家输出增加或减少为相反的方向；

政府增税时，国民产出减少，减少量为税收增量的b/（1-b）倍。假定边际消费倾向b为0.8，则税收乘数为-4。可见，如果政府采取了减税的政策，虽然可以减少收入，但将成倍提高社会有效需求，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四、如何更好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财政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消费需求财政因素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经济以两位数增长速度在发展，仅2007年GDP达到24.66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65.5%，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1]。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消费需求得到不断满足，但是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的问题也更加突出。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37239亿元，占GDP比重55.6%，高于2006年的52.5%。可见，近两年我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亟待改善。

一、影响消费需求的财政因素

（一）收入分配政策

目前中国贫富差距有扩大趋势，最高与最低收入者收入差距达到18倍左右，我国20%的高收入家庭拥有80%储蓄存款。城乡收入也从1978年的2.58：1提高到2007年的3.32：1，如果再加上医疗、教育、失业等保障等非货币因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六七倍。如果用基尼系数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根据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提供的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为差距过大，而我国2007年基尼系数为0.48。收入差距与居民总体的平均消费倾向是负相关关系，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越高，居民总体的平均消费倾向就越高[2]。

（二）税收政策

在不考虑进出口条件下，社会总需求由居民消费需求、厂商投资需求与政府购买支出三部分组成，其中消费需求是国民收入和税收的函数，投资需求是真实利率的函数。假设厂商投资需求与政府购买支出不变，只改变税收，在居民消费需求是税收减函数的情况下，减少税收可以使居民消费需求扩大。

不同的税种的影响方式与程度不尽相同：个人所得税。增减个人所得税，是调节居民收入水平、从而调节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最直接的手段。提高个人所得税，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削减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抑制消费需求的效应；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加，通过减少股利所得而具有抑制居民消费支出的作用。在公司所得税可以转嫁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上升，导致实际收入下降，因而具有抑制消费需求的作用；消费税。消费税增加，使产品的含税价格上升，导致消费者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造成居民消费支出减少。消费税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课税负担加重，由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一般较高，故消费税的增加将会降低消费者需求总量。

（三）社会保障政策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打破了传统的“广就业、低工资、高福利”以及由政府和企业“统包”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战略从补贴和福利转向市场，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全面就业等都面临着解体的危胁。这既降低了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又直接要求规避风险内生化，人们必须调整收支结构及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可能推迟消费而增加储蓄。社会保障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扩大消费需求，而且其再分配的效果是明显的，如1982年英国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税前收入比为120:1，经过社会保障等的再分配后，最终收入比变为4:1，收入差距缩小幅度相当大。

二、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一）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努力增加居民，尤其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对城镇困难群体和低收入者的补助，完善城镇“低保”制度，全面落实最低工资制度，根据物价上涨情况，适时调整和提高“低保”与“最低工资”的补助标准。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再就业工程的投入。我国低收入人口占城镇居民20%以上，而下岗是低收入阶层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下岗职工的安置和再就业培训应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3]。

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一方面，要延长农产品加工链条，实现生产产品的“非农化”；另一方面，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步伐，鼓励农村居民进城务工和定居，实现农村居民的“非农化”。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水利设施的投入，实行对农民种粮和购买化肥的直补政策。要加强农村商品流通设施和商业网点、水电路以及通讯设施等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民的居住和消费环境，为农村居民扩大消费创造良好条件。

（二）强化税收杠杆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控、平抑和监督作用

可以考虑在现有税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扩大累进程度，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税办法，加大收入由高收入阶层向中低收入阶层转移力度。2006年元月起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有专家估计，仅此一项政策可使居民当年消费的增长速度提高0.5个百分点[4]；调整和完善消费税。适当调整征收范围，将普通消费品逐步从税目中剔除，将一些高档消费品、资源消耗品、不利于环保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同时，要优化税率结构水平，根据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对需要加大调节力度的适当提高税率。通过开征物业税、燃油税，规范房地产、汽车交易环节等相关税费征收政策，以减轻消费者购买汽车、住房等税费负担，抑制房地产投机等各项措施，将潜在的消费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行为，刺激居民消费需求[5]。总之，要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缓解社会贫富悬殊矛盾，体现社会公平。

（三）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

本着“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其重点是要构建覆盖城乡贫困人口的全国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将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到全体社会成员。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的原则，建立个人账户积累式的养老保险。其次，加大财政对科技、教育事业的支出比重。要适当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义务教育和职业培训支出比重，要完善义务教育的免费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学生的资助制度，要建立中央对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力度。最后，稳步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医疗卫生系统，加强管理，提高医疗服务。在农村，进一步完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患病的农村困难群众进行医疗救助。此外，建立重大公共传染疾病的防治保障制度，也是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急需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

[2]黄久美，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消费需求的实证研究，商业时代，2006年6期

[3]李俊霖，莫晓芳，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统计与决策，2006年5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