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象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文学现象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文学现象范文第1篇
叶舒宪先生在他的专著《与狂狷》中对“”这一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中的出现、演变和影响做了深入而生动地描绘，特别是考察了“”现象对人的人格与人类社会的特质起到的难以磨灭的作用。叶先生的书主要是人类学方面的探索，在这里，本论文要做的是研究“”与文学之关系。文学中的确存在着“泛化”的现象。比如，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查泰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K”、《简・爱》中的“罗切斯特”、《红楼梦》中的“贾政”、《寒夜》中的“汪文宣”、《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河岸》中的“库文轩”、《源氏物语》中的“源氏”等等。他们或者是自身为“作者”（或者是“隐含的作者”？）所“”，显得羸弱不堪；或者是为“批评者”所“”，其形象在读者面前变得猥琐不堪；又或者是为“作者”和“批评者”合谋“”，身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
对于文学中存在的“现象”，学界中确也有人注意到，但都是就单个作品中存在的“现象”进行解读。比如，在国内就有陈坤的《“去势”与“”：张爱玲对男性的书写》（名作欣赏，2009年第3期）；张大伟的《“”悲剧的多维反思》（山东文学，2004年第2期）；罗玲的《被他者后的自我变异：从拉康镜像理论浅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专刊）；李金博、张进德的《被的女儿性：从贾府丫鬟们情感世界的集体失落看红楼梦的悲剧主题》（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葛荣玲的《被的英雄：对孙悟空与哪吒故事的一种新解读》（百色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魏智渊、原晓喻、温鸿博的《被了的人性世界：评潘军小说》（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袁方的《传统文化和自我内在引导对人的“”：与之比较》（湖北社会科学・人文视野，2006年第9期）；潘志明的《金斯顿小说中的双重批评功能》（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王建成的《青春期症的焦虑：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性启蒙》（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肖敏《试论新世纪文学中“情结”的文化隐喻：以、和为中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6年卷）；徐静的《威廉姆斯剧作中暴力的极致：强斯・维恩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段建军的《羞涩、遮蔽与：的文化解读》（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孙祖平的《和漂泊的生命诗意：话剧观后》（上海戏剧・杂说，2009年第12期）；王博《还是救赎：现代性的危机与困惑：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巴金的所传达的生存焦虑》（学理论，2010年第24期）；李玲《以女性风情女性主体性：对王安忆叙事立场的反思》（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杨博雅的《最美丽的丧失是对理想的：对的文本细读》（安徽文学，2010年第12期）；陈晓明的《本土、文化与美学：评从到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张媛的《男性历劫和女性的双重主题：试阐的男性写作视角》（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韩冷的《现代性的基本体验：京派男子的焦虑》（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等等。
对一些经典作品的经典式解读（这里主要指社会历史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对作品的解读）也不令人满意，这些解读充分体现了作者与论者对于作品主人公的“双重”。例如，对我们所熟知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三部作品进行的解读。这三部作品是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三部力作，分别代表了三位作家创作的最高水平。他们的作品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家庭生活的题材，反映了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人性的光辉与沦丧。三部作品都写了关于女性出轨，最终导致家庭破裂的故事。故事情节的相对简单决定了作品在叙事层面上的技巧舍弃与精神层面上的着重探讨，这也将这几部作品从“通俗”的沟壑拉了回来。这样的追求也使得文论家在批评这几部作品时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精神层次的探讨，也许这也正是作家们所希望的。然而就是在精神层次的讨论上，批评家们也多是将焦点集中在家庭伦理层面与女性身体和精神自由追求的表现上。传统的社会伦理批评家们将作品故事的发生定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堕落上，很少关注到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情感的发展变化，而现代女权主义者则将目光过分地投向女性性心理与追求自由的方面。
当然，批评家们在三部作品上的关注点还是有所差异的。在《安娜・卡列尼娜》上，作者成功的将批评家们的目光吸引到他在作品中的喋喋不休地议论上，虽然读者比较厌烦作者的这种“拖沓”的叙述风格。对于安娜的出轨的评论，批评家们大多忽视了作者的原意，从而将其归结为卡列宁的官僚本质与无聊的个性上，或者是将安娜的追求自由的精神过分推崇。而对于《包法利夫人》来说，这部作品在叙事上的开创性也引起了批评家们的广泛关注，有些文论家甚至认为这部小说实际上是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在精神的层面上，人们总是将同情的目光播撒在爱玛的身上，认为她的出轨是因为包法利先生贫乏的精神，是可以原谅的！毫无疑问，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所引起的争议更大，女主人公对于性的觉醒与追求使得女性主义者们倍加推崇，而对于作者将梅勒斯作为查泰莱夫人的性启蒙者则显得不以为然，她们觉得女性完全有能力自己觉醒。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们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表现出来的作者对于工业时代机器对身体的损害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研究。当笔者阅读这三部作品时，给自己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女人的出轨与丈夫的可怜，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的不幸，然而，批评家们却有意无意的将其忽略了。我们注意到，研究三部作品中的三位丈夫的文章很少，从同情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这也许是出于一种对女权主义的规避。但我们必须尊重原作，尊重我们最初的感觉，从文本出发探究作者的真实意图，为那些被的丈夫重新立言，重塑他们的形象。
综上所述，我们从对于单个中国或外国作品的一些研究性文章来看，它们分别涉及到了男性、女性、身体残缺、精神、多重等各个方面。我们还惊奇地发现，从这些文章的覆盖面来看，它们涉及到了古今中外的各个时代的作品，所以，不难发现，“泛化现象”在文学中应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1]叶舒宪，与狂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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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少华，、篡弑与理想化：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父子关系[M].广州：广[4]东人民出版社，2005.
[5]陈存仁，被的文明：闲话中国古代缠足与宫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刘岩，邱小径，詹俊峰，女性身份研究读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7]杨河主编，北大学者思想实录・人文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李遇春，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文学现象范文第2篇
一、意向性与文学
先看一个小故事：“在一个冬日的傍晚，于风雪交加之中，有一男子骑马来到一家客栈。他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奔驰了数小时，大雪覆盖了一切道路和路标，由于找到这样一个安身之处而使他格外高兴。店主诧异地到门口迎接这位陌生人，并问客从何来。男子直指客栈外面的方向，店主用一种惊恐的语调说：“你是否知道你已经骑马穿过了康斯坦斯湖？”闻及此事，男子当即倒毙在店主脚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对超越于其意识之外的对象有赋予意义的作用，人的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我们体验到的只能是意识中的显现，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事物本身。现象学把它叫做“意向性”。意识的意向性具有认识功能，它说明了意识如何超越自身而切中对象。胡塞尔认为，“意义”充当了二者的媒介。可见人对事物的印象“立义”并不实存在客观对象中，也不实存在自己的头脑中，而是一种在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生成的非时空的存在。
胡塞尔认为存在和本质是可以分离的。意向性对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认知行为的意向性对象，另一种是纯意向性对象，它除了部分特性可以借本身的材料加以呈现外，必须依赖于意向主体的意识活动去填充。文学作品就是纯意向性对象。现象学认为，对于文学的创造活动来说，所需要的，不是用来约束文学创作的美的客观标准，而是作者和读者的直观的想象当下化能力。
二、本质直观与文学
何谓直观？现象学认为直观既是意识中的绝对被给予性。何谓本质？胡塞尔认为，本质不是超越现象的东西，本质就是现象。并不是说现象就是本质，而是说本质是意识现象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本质既有绝对被给予的直观性，也有一般的观念性。直观的对象既可以是意识之外的超越对象如一棵树，也可以是实际不存在的对象如圆的方。本质直观就是无前见、直接性地看，这种看并非肉眼之看，而是一种灵魂之看。
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理论从哲学角度证明了孔子“诗可以观”的思想，特别便于让我们加深对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理解。现在试举《天净沙秋思》一例予以说明。“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短短28字里分别出现了“藤”“树”“鸦”“桥”“水”“家”“道”“风”“马”“阳”“人”11个意象，但我们绝没有感到它们单调重复和突兀。景物表面孤立，实则构成了有机整体，无不渗透着天涯浪子凄凉的心境，可谓情景交融，意境悠远。更重要的，在直接感触这11个意象的同时，也有一股意境感受清晰地在我们意识里扑面而来，成为不可怀疑又难以言说的直观观念。
《天净沙秋思》向我们呈现出来最原始的直观中的关系。诗歌就是对世界中最原始的关系的直接把握，同时也是最本质的把握。中国的古典诗词便是这种直观把握世界本质的最佳例证。
三、形式指引与文学
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理论是在抵制工具理性，追求诗意存在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他指出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思考问题日益概念化，对象化，定义化，单向化，从而遮蔽了世界的真正存在和真理。海氏认为前科学的，前逻辑的，前理论的生活世界才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万事万物在非对象的境域中的互动中才能不断构造和充实它自身真正的意义。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在卞之琳的《断章》中获得了完美的体现：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当你在观赏景物时,景物也正在因你而改变！文学和哲学异曲同声地告诫我们，如果人类把一个东西已经看成了对象，你无意之中就已经和它分离了！人与世界原本就是以某种动态的，境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我”只有在“他”和“她”甚至“它”那里才有真正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形式”是动态的，活泼的境域，“显示”则意味着要展开一种现象的关系。他强调：“一个现象必须被事先给出，以致它的关系意义被维持在悬而未定之中！”请看“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中赫然出现了一个“料”字和一个“应”字，正说明“我”和“青山”的关系还处在一种未完成状态。双方还位于一种主客未分，被动主动未分的境域中。一方面，沉雄豪迈的辛弃疾把自己的志向情趣赋予“青山”，突出了“青山”伟岸坚强的意义，另一方面，壮志未酬，年老体衰的辛弃疾也急需请出“伟岸坚强”的“青山”来凸显自己的人生价值。现象学认为，作为主体的人同时在构成我们正在意识着的现象；反过来，人正在意识着的现象，也在同时渗入我们的意识流动背景之中，不断成为我们的习性并沉淀在生命里。也就是说，辛弃疾实际上通过“青山”在经历着自己，在修炼着自己，在巩固着自己，在印证着自己。区区的15个字既是一场艰难的对话，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相互的勉励。
据岳珂《?H史?卷三》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可见，光是在千古绝句中揭示一种待定的人生场景还不够，辛弃疾在余生中还一直不断亲自朗诵，从而不断生成自我。正如现象学所揭示的，辛弃疾的诗篇开示了一种纯粹的悬而未决的，正在生成的关系和氛围。正是在对生命意义的虔诚追寻探问中，词作者获得了自己的意义。
文学现象范文第3篇
1．1忽视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经验
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想实现跨学科的研究，应对不同领域的学科进行有效的整合。随着文学热现象的出现，文学研究者将更多的目标放在作品本身的实际理论上，从而致使文学作品失去了本质上的情感体验。在文学研究的模式中，我们看到了别开生面的研究方式，但是由于文学研究的领域受到了一定局限，从而致使文学研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很多研究者在分析作品时，都没有从审美的角度去研究作品，因此，这在研究的过程中就忽略了作品赋有创新形式与情感的审美个性。对于文学的研究应站在审美情感的高度上，切实体会文学作品中所渗透的情感体验，这样，才能在新的研究领域上，避免了文学空洞化现象的发生。文学本身就是情感体验的产物，所以，它不仅涵盖了作者的本身的情感，同时也是读者寄托情感的工具。例如，在研究“新诗”的过程中，过于经常采取的方法是根据新诗发展的线索去研究，而没有从审美情感的角度进行探究，这就束缚了赋有情感性的想象。由此可见，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想实现探究的深入性，就应从审美经验入手，从多个角度探究文学的审美体验。
1．2过于重视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操作
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文学研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在文学领域，并且指引着高校的老师与学生也向这个领域靠拢。随着文学探究的逐步深入，由于过于重视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操作，文学界已经出现“词穷”的现象，很多文学理论资源已经无法解释研究中的文学现象。由于文学研究本身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所以，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可阻挡的趋势。在以往的文学探究中，研究者将过多的目光放在文学研究中的理论上，从而忽视了文学本身的表达方式与文学形式。在文学探究的过程中，理论操作不仅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构成理论探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不是简单的文学理论操作的过程，同时也包括文学本身的情感体验。因此，文学研究者应把握好理论操作的度，以便避免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由此可见，过于重视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操作是造成空洞化现象的重要因素。
1．3混淆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区别
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由于文学理论面临着“失语”的现象，为了重新激发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方向转变。但是，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混淆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区别，从而导致文学研究出现了空洞化的现象。文化研究的涉入给学者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但过于细致的琢磨给研究成果造成一种空洞的感觉。与以往的文学研究相比，文化研究不是简单的注重个性上的创新，同时也要涵盖艺术上的个性化。由于一些学者没有从根本上分清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不同，所以，这将致使文化研究的着眼点落在经典文化上，从而忽视了对时尚文化的重视。而且，有些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时，没有从文化研究的深入角度出发，从而导致对文化的研究之停留在表现的形式上。由此可见，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在本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们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围都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学者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应注重文化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操作，以便给文化研究营造了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
2、当代文学研究中空洞化现象的主要表现
2．1研究对象的个性化
在现当代的文学研究中，空洞化现象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目光主要落在研究对象的特点上，学者们不仅关注文学研究对象的个别性，同时也注重艺术创造的差异性。在研究的对象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有着明显的差异性，文化研究更关注的是艺术创造上的共性与一般性，而文学研究更注重文学作品本身的创造。例如，在分析鲁迅的文学作品时，不需要考虑文本的特殊内涵与历史语境，而同时也没必要对作品本身进行全面的分析。针对于文学研究的发展现状，时尚文化将成为文化研究的核心，这在无形中也突出了文学研究对象的个性化。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目光更多的停留在赋有个性化的文本上，这些都体现了文学研究对象的特征。由此可见，当代文学研究的空洞化现象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的个性化上。
2．2研究领域的过热化
关于现代当代文学的研究现状，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研究领域的过热化。近年来，随着文化领研究逐步涉入，又给文学研究拓宽了新的研究领域。但是，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研究领域都出现了过热化的现象。这对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讲，是促使空洞化现象出项的主要因素。如在90年代的社会中，文学界上出现了“王朔热”、“张爱玲热”等现象，这些都在无形中驱使着学者们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又如，在20世纪的50年代左右，学者们又将目光转移到被历史学家忽略的“权利关系”上，这不仅彰显了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同时也更新了传统的研究角度。针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学者们的观点落在研究中的批判上，与以往的研究相比，不仅研究视角有了新的突破，研究结果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2．3研究模式的更新化
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着，随着文化研究的介入，文学研究的模式有了新的转变与突破。为了扭转传统的研究模式，文学领域出现了文学批判的现象，学者们认为关于文化研究的文章的历史，很多都是后人在想象的基础上构造的，这对于过于的文学作品来讲，不仅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否定，同时也是一种研究模式的更新。如在分析《红旗谱》、《平凡的世界》等文学作品时，要带着批判的意识去研究文本，这种赋有新意的研究模式，不仅可以改变传统的研究视角，同时也能够杜绝研究的片面化。但是，这种研究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由于文本里过于重现历史，所以，这在研究文本的过程中很容易忽略了历史材料的分析，从而致使文学研究出现了历史抽象化的现象。
3、当代文学研究中空洞化现象出现的影响
3．1致使学科结构缺乏一定的合理性
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空洞化现象的出现不仅表现了现今文学的边缘化，同时也致使学科结构缺乏一定的合理性。文学本身不仅来源于生活，同时也是反映生活的工具。由于文学本身有着一定的价值，所以，高校开设中文系有着不可替代的必要性。通过对现当代文学的学习，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学生语言的表达能力。但是，由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空洞化的现象，致使中文系的学生将目光局限在理论手法的模仿上，从而忽视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体验，这样，很难引导学生成为具有真正艺术素养的人才。同时，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学生在时尚文化的引导下，很容易避开重要的文学作品。
3．2致使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交叉
思想史热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空洞化现象出现的产物，现当代文学本身就与社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思想史融入了文学研究中有着一定必然性。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史的介入不仅给文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思想指导，同时也在无形中深化了文学史的深刻内涵。但是，针对思想热的现象，为了避免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有必要探讨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尽管文学史与思想史出现了交叉的现象，但两者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性。
3．3致使现代文学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现当代的文学研究中，由于文学研究忽视了艺术的审美体验，所以致使现当代文学面临着新的挑战。无论是思想史研究还是文化史研究都将遇到不可避免的困扰，因此，针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应清醒的认识到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学者们应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现当代文学，将文化研究与思想史研究有效的结合在一起，从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中研究现当代文学。
文学现象范文第4篇
影视不仅是一种艺术，在当今时代也是文化艺术的一种产业。所以，影视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也表现为商业化生产模式、运作机制等。众所周知，现当代文学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其创作在20世纪达到了一定的高峰，并形成了独特的高贵品性。但是，进入影视时代以后，文学作品的这种高贵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影视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广泛的覆盖面、大众化的表现方式和综合性的艺术韵味对现当代文本文由收集整理学作品进行改编。在影视艺术创作原则的指导之下，大量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影视改编过程中出现娱乐化现象。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整个社会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泛娱乐化”趋势。
一、关于娱乐和娱乐化
“娱乐”是一个同义复制的词语。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娱”字的解释是：“娱，乐也，从女吴声。”娱乐是人的天性，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与精神需求。人们需要娱乐，已形成对工作劳动的调剂与补偿，并在两者的良好协调中完成生存的整体需求，娱乐也因此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剂。报刊、广播等大众传媒出现之后，娱乐的外延和内涵都得以扩张，但首先满足的是受众的信息需求，在组织大众娱乐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分散的，社会化程度比较低。影视成为当今世界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后，在满足人们对信息的更为快捷、生动、准确、全面需求的同时，也为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载体。影视作为一种现代大众传媒，本身具有鲜明的通俗性、消费性等大众文化传播特征，观众期望通过收看自己喜欢的影视剧获取信息、放松身心，可以说是观众对影视有明显的消费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娱乐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甚至将娱乐看成庸俗浅薄、玩物丧志的代名词。其实，娱乐也是有内涵、意义、品味之分的。李泽厚先生曾经分析了美感产生的阶段与层次：首先是悦耳悦目、身心愉悦；其次是悦心悦意，它包含无意识的本能满足；最高层次是悦志悦神，它是道德基础上达到某种超道德的人生感悟境界，是整个生命与存在的全部投入。观众在看影视娱乐剧的过程中，娱乐实际上来自于身心两个方面的同时满足，任何一方面的缺陷都会造成某种遗憾，都会影响娱乐效果的充分获得。
“娱乐化”与“娱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化”——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娱乐化正在成为当今一种引人注目的影视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核心就是以娱乐的精神、娱乐的视角、娱乐的方式来策划与制作影视剧，实现人们的视觉愉悦与情感诉求。
需要指出的是，影视剧形态娱乐化，虽然存在某种合理性甚至必然性，但凡事过犹不及。现在有些影视剧已经模糊了趣味性与娱乐化的界限，其权威性与严肃性被解构，过度的娱乐化使得影视剧迷失了应有的本性，在娱乐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从而使影视剧发生了一系列偏差，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更是如此。
二、文学作品影视改编过程中出现娱乐化现象的具体表现
（一）一味迎合，格调低下
市场经济下，“顾客就是上帝”，影视的最终顾客是观众，没有观众就没有收视率、入座率，因而，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过程中也不例外。一味挖掘文学作品中的搞笑成分，一时间“枕头”“拳头”充斥着荧屏，或者以扭曲的心理变态行为，满足观众的猎奇欲、窥私欲，以寻求短暂的刺激，因而肆无忌惮的大量文学作品进行影视改编，任意解构，宣扬“追求感官享受，跟着感觉走”的人生哲学。
（二）急功近利，随意篡改
在当代审美文化的熏陶下，急功近利的思想对当下影视创作产生巨大的冲击，为了有更多更快的影视作品问世，不惜一切将文学作品影视改
文学现象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语言 物化 《金锁记》
一
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现象，而且，常常是高雅的心理活动。作家提炼或升华生活，人类世俗的物质生活因而成为审美对象。但有的作家似乎更愿意展示、渲染生活中的丑，至少在他们看来创作就是还原生活，所以，写作就是描摹现实世界，不管其美或丑。张爱玲就是这样的作家。
下面是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段话：
（1）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这一段话解构了大多数文学作品极力渲染的美好爱情，当然，这也跟小说的内容有关，它聚焦于一个世故男人的男女关系。从修辞上看，“红玫瑰”在得到的时候是“蚊子血”，未得到的时候是“朱砂痣”。“白玫瑰”则分别对应为“明月光”与“饭粘子”。总体而言，这几个喻体都比较世俗，甚至俗到恶心，最高雅的是“明月光”，但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东西。高雅沦落为低俗，精神化为生活中具体的俗物，这就是张爱玲文学语言特有的物化现象。
我们暂且不论小说为什么贬抑爱情，探讨小说在语言上如何物化精神世界。事实上，这只是一例，最有张爱玲特点、最有说服力的小说当推《金锁记》。《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语言的物化现象也堪为典型。
二
《金锁记》讲述了女人曹七巧在金钱、之间的搏斗。综观小说全文，曹七巧始终是一个物化女人。她出生于小商人家庭，深懂钱的好处；因钱与人交易，她来到姜公馆，套上金钱枷锁；她迷恋更沉湎于金钱，她的内心有一个跷跷板，无论偏向哪一方，她的喜怒哀乐莫不与物关联。可以说，曹七巧是一个物质化的女人。她是张爱玲小说系列物化女人，如“白流苏、淳于敦凤、霓喜、梁太太”中的一个，更是最有深度、最鲜活的一个。曹七巧的物化可以从多方面解读，小说语言就是一个不错的角度。就目前的研究现状看，还没有人专门讨论该问题。后文试举数例分析语言物化与人物塑造上的关系。
（2）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是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这是小说开头的一段话，连用了两个比喻，月亮是湿晕、是泪珠，这忧伤的诗意，似乎是七巧悲剧命运的暗示，也为下文的叙述基调做了铺垫。修饰语“陈旧而迷糊”使小说有一种往事依稀的感觉。后文对七巧的一生做了回顾，那个泼辣、放肆、刁蛮、阴毒但又十分可怜的七巧已化为尘土。“铜钱大”不仅指明月亮的大小，还指向月亮的颜色；而铜钱则似乎对应小说名“金锁记”。因此，小说的起始也算俗中有雅，这反映出张爱玲遣词造句十分用心。
且看七巧的正式上场：
（3）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
对七巧衣饰的描写真是花了一番功夫：一是色彩词汇精当，二是色彩前都有具体的物。这些“物”通常是世俗生活中常见的，如“银、葱、雪”等。其次，这种写法符合人物特点。物修饰颜色，颜色修饰七巧的衣服，衣服是七巧的门面。七巧的打扮吻合她的个性，她穿着高档但精干，不肯输给别人。在她所处的物化环境里，她会为个人的物欲与别人、自己斗狠争勇。
七巧是人生的失败者，除了钱财，她所得甚少。强势的七巧从来就不认输，她一直在复仇。战场在家里，女儿、媳妇、儿子都是她任意攻击的对象，就她的能力，她也只能在晚辈头上撒泼。儿女们的幸福是眼里的沙子，她容不下。在这个封建家长的桎梏之下，晚辈的未来就是没有光的所在。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儿女先天缺钙，他们没有青春光鲜的面庞，没有旺盛的生命活力。
（4）她再年青些也不过是一棵较嫩的雪里红——盐腌过的。
这句话描述的是七巧的女儿长安，应该是20岁左右的长安。正是青春好年华的长安，再嫩也是“腌过的雪里红”。这个比喻是张爱玲式的。尘世中必需的生活俗物总是最先进入她的视界，经过大脑发酵，一个鲜活精当的比喻句诞生。将妙龄女子比作腌过的雪里红，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用来形容长安，这个比喻却再恰当不过了。在新旧过渡的时代，少女长安也曾上过学，好学上进，但在七巧的粗涉下，这棵幼苗彻底放弃向上、向外拓展的愿望。她的生命激情与活力被七巧，她似乎不是一个活物，而是腌过的雪里红。作为生命，她生犹如死，所以，在生命的长河中长安没有未来。
媳妇芝寿则被七巧扼杀了。先看新婚之日七巧给芝寿的下马威。新人进门，难免被人评头论足，芝寿嘴唇厚，对应了“嘴唇厚强”的民间说法。当有人把这一点拿出来说事时，七巧有一顿臭骂：
（5）还说呢！你新嫂子这两片嘴唇，切切倒有一大碟子！
虽然七巧的人性被扭曲，但她的本性尚在，她护犊，对别人的孩子她极尽民间刁钻泼妇的刻薄、阴毒。芝寿算是坠入了苦海，她就像一个没有所指的语词，她的内涵悉被七巧抽取，她是一个无声的悲剧。芝寿很快就郁闷死了。
（6）芝寿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宰了的鸡的脚爪。
张爱玲喜欢世俗化的比喻，但这个比喻未降格，不存在精神现象的贬抑，反而很贴切。芝寿的手像宰了的鸡脚爪：一是明示她就是挨宰的，二是暗示芝寿快死了，三是说明她在家里很郁闷地活着，所以丑怪。
在小说结尾，七巧物化为金与玉。叙述者先是评价临死之前的七巧，指出她戴着黄金枷锁害人性命。其二，小说将镜头对准了七巧手腕上的玉镯子。这里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先后被叠加在一起的画面有：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七巧将腕上的镯子推到腋下；年青时有滚圆的胳膊；婚后手腕上的镯子只能塞进洋手帕；做姑娘时七巧露出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喜欢她的小伙子朝禄、丁玉根、张少泉等。“玉”对应七巧的，年青时她手腕、胳膊雪白、滚圆，玉镯子戴在腕上，有众多的追求者；临死前，玉镯子毫无意义地套在瘦骨嶙峋的手上。从表面看，金与玉，是滚滚红尘中人的最爱，从实质看，七巧一直挣扎在金与玉之间。七巧的物欲与分别化作金锁与玉镯，这既是对人物的极佳概括，也是一种语言物化现象，也只有物化为金锁、玉镯，语言才能准确地评述七巧。
综上，《金锁记》语言的物化有下列几种情形：一是物化语言吻合描述对象——俗人、俗物、俗事，如七巧骂芝寿的语句和小说结尾对七巧生命的暗示性概述；二是受害者形象仿若俗物，如活着的长安恰似腌渍过的雪里红，生命的鲜活被七巧抽取殆尽；三是雅中有俗，如小说的开头似乎很诗意，而且，将七巧悲凄的生命也诗意化了，但“铜钱大”“红黄”等形象与颜色词汇使读者联想到钱财。这些都反映出语言物化在《金锁记》里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形成了特点，是张爱玲小说风格的有机构成要素。
物化语言自身的内涵昭示了小说的世俗化倾向。金、玉、银、铜钱等隐藏着世俗女子七巧的物欲与，它们的在场就是物化女性的自我展示，甚至包括内在隐秘欲望的搏斗也展露无余。因此，从语言角度看，通俗是《金锁记》的风格，推而广之，这也是张爱玲小说的风格。
三
除了塑造人物、表现主题的需要，语言物化现象主要事关作家本人的一种价值取向。张爱玲是一个作家，但她是一个世俗的市民作家。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坦承：“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按道理说，她出身名门，父母都貌似清高，不至于拜金。但是，因为张爱玲成长于上海消费主义环境中，再加上张成人后必须自食其力，拜金对她而言是早晚的事情。在现代作家中，张爱玲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堂而皇之地向世人宣称自己拜金，这对从事精神生产且依然背负儒家人格的中国作家来说，是革命性的宣言。显然，张反拨了儒家价值观，她的观念确立在上海消费文化环境中，是一种新型市民价值观，是拜物的价值观。拜物是语言物化的前提，如果作家志存高远并畅谈阳春白雪，语言就是雅化而非物化了。张爱玲为上海市民讲述俗人俗事，七巧一类人物最符合市民文学消费需求，物化语言最能准确地表情达意。
张爱玲的物化语言有一种独特的俗趣。从切实懂得物质对生活的重要到深入地领会世俗生活乐趣，这是轻而易举的一步，张爱玲做到了。张曾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张爱玲是一个融入了都市的市民，都市繁华在她的血液里流淌。因此，张爱玲笔下的世俗生活有滋有味，如《童言无忌》《公寓生活记趣》对吃食的描述，这种趣味全然不同于周作人《故乡的野菜》的淡雅。张沉湎于吃食的俗趣在小说中屡见不鲜，如“雪里红、鸡爪、厚嘴唇切下有一大碟子”等。张的语言状俗物之鲜活，在现代堪称一绝，这皆源于张癖好俗物以及能得俗物之乐趣。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2011年高校科研项目成果，项目名称：金钱意识与张爱玲的文学世界，编号：Y201119839。）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