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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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文学；柏格森；生命哲学；直觉；绵延

亨利·柏格森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西方现代美学史上著名的美学家之一，是现代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而他的影响也超出了哲学范畴，影响到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他的生命哲学理论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背景下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的现代转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

纵观哲学的发展史，20世纪上半叶法国生命哲学代表柏格森是诸多生命哲学研究者中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理论以生命哲学为基，并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相继提出了直觉和绵延理论。他的生命哲学观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色彩，探索世界的本源的同时提出了认识和把握世界本源的方法。他认为世界的本源和基础是“生命冲动”，它是一种不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所制约的“创造意志”，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动不息而又不知疲倦的“生命之流”。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柏格森还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生命冲动所激发。他深受达尔文一般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生命是不断进化的，但进化不是生命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简单叠加，亦不是旧的生命为适应环境的需要而向新生命的转化：“生命”是不断创造变化发展着的。生物在自然社会中进行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在生命冲动推动下不断改变自身适应环境需要。这正好说明了内在“生命冲动”造成了各种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变化。他还认为，生命是一种“心理的”东西，是主观的，像意识一样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它不仅创造了有意识的生命形式，而且也创造了无意识的物质。有意识的生命冲动推动着万物进化，促使万物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进化。它既是有目的性的，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创新过程。虽然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但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完全赞成。他认为生命进化不是一条朝着同一方向的线性轨迹，而是向四周飞散，不断运动和变化着。因此，生命的创造具有不可预测性。(一)直觉直觉是人类的一种意识活动，在科学认识中占有重要地位。柏格森认为，直觉是突然顿悟而来，是主观的。对理智进行批判，宣扬直觉的重要性是柏格森哲学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只靠理智不能完全认识它，依靠直觉才能进一步把握它。在柏格森看来，直觉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一种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知，是人的主观的行为。人靠理智而生，而没有理智的动物则依靠本能。直觉的对象是人的深层自我和世间万物。因此，直觉不是不变的，固定的概念，是一种灵活的形式。所以，柏格森把他倡导的直觉哲学归结为：“这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问题，一方面把注意力从根据实际的观点看使我们感兴趣的那部分宇宙转移开，另一方面使注意力转回到不适用于任何实际目的东西。注意力的这种转换当会成为哲学本身”。他的直觉主要是一种认识人自身存在主观形式，而要达到直觉，首要的是“心灵必须违背自身，必须平常在思想时所习惯的地方，必须不断修正它所有的范畴”，“进行哲学思维，就是逆转思维活动的习惯方向”。（二）绵延除直觉理论外，在提出生命冲动的过程中，他还认为人的生命就是一种意识的“绵延”，不能分割的整体；“绵延”是一种心理过程，不仅创造意识，也创造生命的形式，因此生物的进化过程也就是意识的创造过程。他最初是从时间方面给绵延下定义的。柏格森认为，哲学上的大多数错误的根源在于“一种错觉”，即“把陆续出现与同时发生，把绵延与广度，把性质与数量，混淆在一起。只有消除这种错觉，把抽象的时间与具体的绵延分开，才能解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柏格森认为，真正能够用来表示人的生命的时间是一种心理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能用过去，现在和未来衡量，在这种时间里，不同的刹那汇集在一起，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世界不断绵延的原因就在于过去通过回忆的方式不断地进入现实世界，每一时刻不断更新，产生新的事物，这样每个时刻世界都是完全崭新的。过去，现在，未来相互渗透，不断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绵不断的流，而这就是绵延。因此，宇宙万物都就具有绵延的性质。他说：“人的心灵是一种毫不间断的，永不停息的意识的川流”。

二.对中国近代文学理论进化的影响

在“五四”文化开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柏格森哲学曾吸引了不少的知识分子。1913年到1922年的十年间，它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首先，一战后，西方哲学家开始对当时的物质文明引起高度的反思，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理性的对比，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一战给人类文明极大的毁灭，战争带来巨大的灾难，引起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他们认为，以“直觉”代替理性才能拯救西方文明的弊病，于是柏格森哲学产生了。随着西方文明的涌入，中国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率先介绍了非理性主义的柏格森哲学，它在中国的传入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必然，但更为重要的是其生长的土壤。20世纪初的中国，几乎西方各种思潮都在中国得到介绍，然而有些思潮因与传统文化的结构相距甚远，或因与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不合而昙花一现。柏格森哲学虽然来源于西方，但柏格森哲学与传统儒学又有相近的地方，它的传入不但不会破坏儒学基本内容，相反还能增强儒学的生命力。也正是如此。中国学者梁漱溟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新儒学哲学”。张君励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人生观”体系。正是由于文化的相近性，柏格森哲学易于在中国传播。五四时期中国杂志发表了很多论文，充分地表明中国思想界在有意识地学习柏格森哲学思想。如译作《如合力》有重点地介绍了柏格森的思想。传播柏格森哲学最突出的学者是李石岑和张东荪。李石岑把柏格森哲学与罗素哲学、杜威哲学进行了对比研究，发表《柏格森哲学与实用主义之异点》等文章，他在担任《民铎》主编时，把《民铎》作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主要阵地。1921年12月出版的《民铎》杂志第3卷第1号，李石岑把它编成“柏格森号”，共刊出18篇文章。他还把介绍和研究柏格森的学者团结在《民铎》杂志的周围，使他们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中坚人物，在推动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张东荪也是一位传播柏格森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翻译柏格森的哲学原著来向中国读者介绍柏格森哲学，对后来柏格森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几位知识分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6年，早期思想家梁漱溟，他运用柏格森的哲学理论来重新佐证传统的儒学思想，建立了新儒学。杜威在中国宣传自己学说时也涉及到柏格森哲学，提高了人们对柏格森理论的兴趣。杜威介绍道：“柏格森是1859年生的，现在还在巴黎当教授，这一年正值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出版的一年。他一生的哲学，就是发挥进化论哲学的一部分意义。杜威在中国的讲演，使更多的青年学生了解到柏格森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比较全面地介绍柏格森思想体系的，是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思想史》一书。其中，柏格森哲学作了详细的介绍。由于商务印书馆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声誉和影响，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加速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的步伐。“五四”时期新创办的一些杂志刊物，也发表了不少宣传柏格森哲学的文章。具代表性的有：《新潮》、《民铎》、《哲学杂志》、《改造》等。这些杂志充当了传播柏格森哲学的媒介，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的阵地。著名学者冯友兰在《新潮》第3卷1期发表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在附记中说：“此文前段有论智识主义的一段，似乎可以对于国内研究柏格森的人，多少有点贡献。”综上所述，对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后，文学开始由人的外部世界的简单描绘到人的主观感情的书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对人的发现。

三.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近代文学范文第2篇

中国近代的“西学”,主要是由西方传教士介绍进来的,以往惜未得到公正的评价。由于传教士的努力,出版了大量西方科学的教科书,才将大量西方科学知识输入中国,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中国近代的社会改革,也多与传教士有关。

然而,西方传教士也有自身的知识局限,他们未曾介绍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所持的还是西方中世纪基督教会“劝善惩恶”的文学观念,将文学的功能仅仅看做“教化”。1895年,传教士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刊登“求着时新小说启”这是中国最早以“开通民智”,驱除恶俗为目的提倡“新小说”的启事,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作家还创作不出这样的“新小说”,应征的小说没有一部符合傅兰雅的需要。

然而傅兰雅提倡的“时新小说”,却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极大的触动,他们接受了傅兰雅的主张,加以发展,梁启超后来提倡“新小说”,发动“小说界革命”的最初设想,显然受到传教士提倡的“时新小说”的启发。

如果说傅兰雅提倡的还是“时新小说”,未曾涉及整个文学,那么,另一位传教士林乐知便提出了他对“文学”的看法,这一看法开了近代“文学救国论”的先河。

林乐知翻译了日本的《文学兴国策》,该书主张:“文学为教化必需之端”。其中的文学观念,与中国传统以文学教化的观念大体一致,惟一的重要不同在于教化的内容变更:“夫文学之有益于大众者,能使人勤求家国之富耳”。突出了文学的“救国”功能。

《文学兴国策》所谈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化教育”,它与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并无多大关系,但是它却与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相符。如果从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来考察,《文学兴国策》在中国近代便起了特殊的作用。

《文学兴国策》在当时具有权威性,似乎送来了日本富强的秘诀,不仅是日本的,也是欧洲列强和美国富强的秘诀:就是将文学变成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它对先进士大夫的吸引力自不待言,中国士大夫几乎是立即接受了《文学兴国策》。这本书中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在对文学功能的理解上,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以文治国”并无什么不同,甚至更加厉害。由于它宣称介绍的是西方当时对“文学”功能的看法,提出“兴国”的方略,而传教士对“西学”的传播已经建立了威信,这就使中国的士大夫误以为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便是如此。于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也就没有什么错误,只要将所载的“道”换成“勤求家国之富”的“通”就可以了。所以,西方传教士并没有将真正的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介绍进中国,他们介绍的是基督教会的文学观,《文学兴国策》宣扬“西国振兴之故,全在于基督之教道,及新旧约之圣经耳。”也证明了这一点。

“”时的中国士大夫,除了像严复这样极个别的曾经到西方留过学之外,绝大多数人接受西学的途径只有两条:一条是听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介绍,一条是向日本学习,研究日本介绍的西学。“”之后,学习日本成了主要途径。

二

日本的学术原来是学习中国的,“明治维新”时才改学西方,福泽渝吉在论证什么叫“半开化”,还没有达到文明程度的国家时,曾特别提出一条标准:“文学虽盛而研究实用之学的人却很少。”当时日本学习西方还没有注意到吸取西方近代文学观念,还不能借助它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所以福泽渝吉并不具备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他只是从“实用”角度来看待文学。日本近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是从坪内消遥开始,到北村透谷逐步确立。这一过程发生在中国“”之前,然而当时对中国没有产生影响,当时学习日本的士大夫没有注意到日本文学观的变化,近代文学观的形成。

表面看来,福泽渝吉认为文学的兴盛与国家的兴盛是矛盾的,文学的兴旺将会导致国家的贫弱,看起来似乎与《文学兴国策》矛盾,其实不然。他反对的是空谈“性理”,或只注重“词章”的文学,并不反对以文学“使人勤求家国之致富”,与传教士的主张并不矛盾。这一主张与近代士大夫提倡“经世致用”也是相通的。事实上,近代先进士大夫在接触福泽渝吉着作之前,就已经摈弃了只注重“词章”的文学。另一方面,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人又提倡“实用”的,与“救国”有关的文学。这种文学观念与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日本福泽谕吉的文学观念其实是一致的,与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念“文以载道”“以文治国”也是一致的。

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的政治家,对文学的看法都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其功利色彩甚至较古代正统文学观念更甚。他们之中并不是无人接触过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严复留英多年,对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便有一定的认识,他认为艺术的缺乏尤其是“美学”的缺乏是中国需要补上的一课,可谓颇具卓论。可惜的是,他认为此时中国急需“救国”,艺术尚“未暇讲求”,所以他没有继续探索。

20世纪初,有的作家试图借助西方近代文学观念来变革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加强对文学本体的认识,这其中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部分引进,一派是全部引进。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力图运用西方近代文学观念来阐述中国文学。部分引进的可以金松岑、黄人为代表。金松岑引进“美术”来说明文学,但最终未能真正做到将文学转移到表现人生上来。试图将文学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还有黄人,他力图完成严复想做而未做的事情,将文学建立在“人生”的基础上。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过分偏爱妨碍了他深入理解西方近代文学观念,这也是黄人未能在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时提出深刻见解作出重大贡献的原因。

三

成功地引进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并使之与中国文学结合的首推王国维及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他们的文学思想代表着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最高水平。

早在金松岑、黄人等介绍西方近代文学思想之前,王国维便已介绍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他是近代中国最早认识文学本体,因而提出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急需变革的理论家。从1904年到1907年,王国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一种崭新的源于西方的文学观念,借以变革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它在文学的本体、功能、价值、范围等各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理论进入近代奠定了基础。

王国维首先从文学起源上确立文学本体,他是中国最早运用“游戏说”西方这种假说来解释文学起源问题的理论家。它在中国的提出,为中国文学提出一种全新的艺术理论基础,彻底推倒了文学“原道”说,从而将文学建立在崭新的艺术基础上,真正成为“人学”。

由此,王国维得出文学“描写人生”说,人生成为文学最主要的内容,人性成为选择文学形式的依据。文学就是描写人性表现人生的,这就是文学的本质。文学虽然也描写自然,实际上是借自然来表现人的体验和情感。这就从文学性质上进一步揭示了它“表现人生”的基本特性。

明确了文学的性质,王国维又进一步提出了文学的功能就是解脱人生的痛苦。他接受了叔本华的学说,将人生和现实看成是永远灰暗的,人在灰暗的人生中需要亮色,所以才需要文学。他把文学看成是一种“消遣”,但是王国维的“消遣”始终与解脱“人生之苦痛”这一人生的大题目紧密相连,带有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因此王国维指出文学是一种高级“消遣”,它必须探究人生的真理,因此他把探究人生的真理作为文学艺术的目的,文学是人生的一部分。

王国维站在近代文学观念的立场上,他对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便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只有站在近代文学本体论立场,才有可能发现中国古代作家缺乏自觉的文学意识,是一个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儒家的孔孟之道,把文学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改变这种状况的惟一途径就是确立艺术表现人生的本体,将文学作为艺术,确立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这种“文学独立”的需要,是中国文学“近代化”,挣脱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需要。新晨

与王国维一样也主张“文学独立”,将它视为中国文学观念变革关键的还有鲁迅、周作人兄弟。周氏兄弟原来都接受梁启超的文学主张,以文学救国,鲁迅是否受到过王国维的影响不能肯定,周作人则是肯定受到过他的影响。周氏兄弟在进一步接触了西方文学之后,便发现梁启超的“文学救国论”并不符合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周氏兄弟对人生的看法与王国维并不一致,他们主张积极进取的人生观。鲁迅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后来又受尼采“超人”思想影响,因而他对人生的观照并不像王国维那么消沉。然而周氏兄弟尽管在人生观上与王国维异趣,对文学的本体、目的、功能的看法却又与王国维相近。他们把“人生”作为文学要表现的内容,把探究人生的真理作为文学的目的,主张文学必须独立。他们提倡“文学独立”的态度同王国维一样坚决,而且他们的主张、论述方式都与王国维的主张方式极为相似。

近代文学范文第3篇

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

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Allen,F.(1999),ComparingFinancialSystem,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

[2]Banz,S.(1981),TheRelationshipBetweenReturnandMarketValueofCommonStock,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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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emba.

[4]Glosten,L.andMilgrom(1985),Bid,Ask,andTransactionPricesinaSpecialistMarketwithHeteoge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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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arris,M.andA.Raviv(1991),TheTheoryof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e,46.

[6]Kyle,A.(1985),ContinuousAuctionaandInsideTrading,Econometrica,53.

[7]Loughran,T.andJ.Ritter(1995),TheNewIssuesPuzzle,JournalofFinance50.

近代文学范文第4篇

金政权成立初期，在征伐战争中实行野蛮的杀掠政策，造成了十分惨烈的景象。在建炎二年随着宋室的南渡，从而形成了人口南迁的，宋高宗在绍兴二年时又实施优待政策，这就使得流落在北方的士人直至绍兴三十一年正隆南侵时仍然“不忘祖宗之德，归正者不绝”。金初统治者开始实行民族迁移政策，将大量掳掠来的人口安置在女真族祖居地，同时在金征辽和征宋过程中，更是将大量民户迁入河北，灭宋后不仅将宋宗室百官北迁安置，更是将原宋各地民户迁往河北。同时金太宗大力搜罗征用中原士人，对北宋名臣后代特别注意保护和笼络。当时在金政权初期，由于宋金双方对士人的争取政策，再加之金人对中原的杀掠及民族迁移政策等都导致了中州文学的衰落，中原文化也开始向南北两个文化移动。中州上古时期即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在唐宋时期内中州地区更是文风鼎盛。但自靖康之后，金朝统治的北方地区中州文学开始衰落。而山西、河北等地则成为中原文化北移后的发展中心。金初民族迁移政策使大量女真人大量的南迁到两河及中原中区，这部分南迁女真人实行圈地屯田，监视镇压汉民，同时也将女真族独有的尚武豪放、坚韧粗犷的民族性格和能歌善舞的传统艺术传入中原，女真俗文化涌入到汉族市民文化之中，造成北方俗文学的兴盛。在北方俗文化的不断渗透下，唐宋出现的唱歌舞艺术发展进化为院本、诸宫调，同时北宋市民文化也呈现较为明显的地域特色，表演风格分流为南曲和弱曲，同时散曲也开始产生，至金元交代时，北曲文学进一步发展为元杂剧，这为今天我们的传统戏曲的地域分布特征奠定了基础。

2金初民族歧视政策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金初民族歧视政策主要分为两期：第一期集中于金太祖、太宗时期，主要体现在对汉、契丹等族的大肆杀掠与强制“胡化”的措施上；第二期集中于金宣宗以后对汉族文士官员的防备与歧视。金太祖、太宗时期正处于王朝草创期，女真部族文化落后野蛮，征服目标主要是抢掠奴隶、财富。此时的金朝统治者对辽宋文明的先进性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对占领区人民实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强制同化政策。面对金人的残暴统治，大量文人选择不与之合作，他们长期滞留女真腹地，讲学教化金人，文学创作较为活跃，多表现北国风物与矢志不移的气节。而真正对金代文学影响深远的则是那些或被迫或主动仕金的文人，这些文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在文化心理上常以中原正统自居。对女真贵族极为鄙视，视之为夷狄胡虏。对于同样的家国身世之痛、忠君爱国之情，仕金者不能像南宋文人一样自由抒发，而对于金统治区民族压迫的残酷社会现实又只得讳莫如深。离家远羁、背主仕夷、郁郁不得志的复杂心态使仕金士人的作品主题颇为偏狭晦涩，或集中于思乡羁旅之情。金代政治制度虽然主要因袭宋制，然而与宋人文官政治叠床架屋的运作规律不同。金人基本奉行以女真贵族为核心。役使汉人、契丹文人的用人原则。这一原则从金初一直延续到金末女真武将始终把持朝政，汉人文士则地位低下。金人虽然在用人上也实行歧视政策，却十分注重科举笼络文人。这种抚抑并行的政策使金代文人既钻营苟苟，又始终游离于权力的中心之外。文人创作应酬题贺者多，忧国忧民者少；私情雅致者多，民生经济者少。金政权成立初期所实施的民族歧视政策对金代文人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始终贯穿于金朝的整个统治时期，也是在这一时期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下，奠定了金代文人的基本创作心理与思想风貌。

3金初汉化特点对文学创作理论形成的影响

金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化历程贯穿统治始终，甚至成为考察其历史发展的首要关注点。金代初期的汉化有其时代的特点，不仅起步早，步伐快，而且局限于表层汉化，金初的各个皇帝的汉学修养仅仅局限在诗词歌赋方面。同时汉化以实用为主，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树立金王朝的华夏正统地位，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文化。金初汉化的这些特点对金代文学理论的形成无疑是具有重要影响的。金朝诗歌首重“古雅”，以“转益多师”为佳。这种以古为师的复古文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并成为诗文创作主流，正是发源于金人对华夏正统的追求和对宋学的排斥。而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政权为强调统治正统性，复古理论往往大受欢迎。他们较之汉族政权则更加关注“论事辨物，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在金代，复古文论与金人不重经学的汉化特征相结合，又造成了金代经学发展的滞后。北方金朝经学发展一直较为滞后。金代最著名的经学家王若虚其经学理论研究却始终未能脱出宋儒窠臼，缺乏创新，却较之理学发展更注重实用性、原则性。因而，王若虚反对刻意雕琢的文论思想。金代诗文理论中对江西诗派的普遍的批评态度，无疑也与金代文人对宋人的不屑和复古文论的兴盛密切相关。

4结束语

近代文学范文第5篇

但大部分教师会将选修课上成比必修课还“必修”的课，或者干脆变成高考复习课。别说课堂内学生朗诵、讨论的时间大大减少，有的教师根本就直接省略了学生活动的环节，使选修课变成了类似大学里的专题讲座即“教师讲坛”。

当传统的学校教学模式基本仍是接受教育――教师讲，学生听――时，如何上出选修课的特点?如何通过选修课的学习，让学生越学越有兴趣，越学越有成效呢?我尝试给学生一个自主学习的平台，利用网络进行教学。

网络是一座资源大宝库。但是当我将学生带进网络世界时，我发现他们很快就迷失了学习方向，眼花缭乱的网络环境是对学生克制力的巨大挑战，而且网络的信息量巨大、内容繁杂，学生要在庞大的信息库中搜索到有效信息简直如同大海捞针：利用网络授课就如在大海中航行却没有罗盘一般，这可不行。几次不成功的授课让我确定这个教学平台应该是“主题网站”。

语文教学的主题网站实际上就是一个专业的“学堂”，它的主题性强，互动功能强大。教师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素养，有效地组织网站的内容，并灵活的安排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丰富网站的教学资源，合理的使用各种互动及反馈功能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学生可以利用教学主题网站中的学习资料，有效地完成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减少网络学习的盲目性，还能借助网站的互动功能自学、讨论、展示学习成果以及与教师沟通。最关键的是，主题网站丰富的学习内容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真正做到“学习面前，人人平等”。

下面我以湖北省确定的选修课之一――《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的三个诗歌单元的教学为例，来介绍我设计的这个诗歌教学主题网站的结构。

主题网站的首页主要栏目：课程信息、诗歌中心、在线书库、七嘴八舌、网站导航。

1　课程信息。“课程信息”下设立二级子网页：“文本探究”和“成绩评定”。

在二级子网页“文本探究”下设立三级子网页：“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置身诗境、缘景明情”，“因声求气、吟咏诗韵”。三级子网页的内容就是由选修教材的三个诗歌单元内容构成的。最后在三个三级子网页下设立相同内容形式的四级子网页：“单元导读”、“作品赏析”、“学习资源”。

在二级子网页“成绩评定”下设立三级子网页：“课内作业”、“问题探究”、“学习交流”。

2　诗歌中心。“诗歌中心”下设立二级子网页：“名家名诗”、“寻踪访迹”

和“诗情画意”。并在二级子网页相应设立三级子网页：“名家诵读”、“相关链接”和“音海拾贝”。

3　在线书库。“在线书库”下设立二级子网页：《诗经》《离骚》《唐诗鉴赏辞典》《宋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元明清诗鉴赏辞典》。

4　七嘴八舌。“七嘴八舌”下设立二级子网页：“原创诗社”、“杂谈短评”和“成果展演”。

5　网站导航。“网站导航”下设立二级子网页：“百度搜索”、“唐诗三百首吟诵”、“中国李白网”、“菊斋论坛――诗词曲联”等。

为了对这种教学模式做更好的说明，我选择《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第二单元“置身诗境，缘景明情”中的问题探究――“关于山水诗的探究”，设计了一个课例，并制作了专题的主题网站。

这节课主要的学习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合作、探究的方式，提高鉴赏诗歌的能力；同时，通过解读山水诗歌，品味诗歌意境，感悟山水的品格，从而感受山水之美，感受古典诗歌之美。

首先，我利用多媒体播放有关山水风景的视频动画和合适的音乐，为整节课创设良好的情境；同时辅之以散文化的导入语，引导学生进入教学情境中。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我按照“由读到赏”的步骤，采用“以读带赏，以读促赏”的方式完成这部分教学。

在阅读诗歌的环节中，利用主题网页查找山水田园诗歌，借主题网页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并使学生掌握“山水田园诗的特点”；通过学生诵读来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在学生评价环节中，我因势利导，要求学生再次通过网络或主题网页找出名家诵读资料与大家一起分享，让学生通过对比感受到诵读中的不足，借网络推动教学，自然进入到“赏诗”的环节中去。

在鉴赏诗歌的环节中，我从山水田园诗的鉴赏方法人手。选择《山居秋暝》为鉴赏实例，邀请一位学生与我合作进行配乐诗朗诵。这一过程我借助音乐、动画等多媒体手段，引导学生展开联想，深入体味诗歌情感，为鉴赏创设了很好的情境和氛围。

在学习、探究、反馈学习效果的过程中，多媒体网络和主题网站再次为学生学习提供了平台：学生通过网络或主题网页搜索自己喜欢的山水田园诗歌、赏析资料，结合之前总结的鉴赏山水田园诗歌的方法，鉴赏诗歌；学有余力的学生还可以形成于文字，辅以图片音乐制作成小作品，利用多媒体的交互功能向大家诵读、展示，提高自己的动手、实践和创新能力。

最后，很自然的引导学生总结出在品读、鉴赏山水田园诗时所感受的诗境及感悟到的山水的品格，从而完成、升华整个教学内容。此时顺势给学生布置课外研究课题来结束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