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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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哲学范文第1篇
电影作为一种综合的艺术表现形式，能够通过文学、影像、音乐等多种元素向观众讲述故事、传输思想。一部好电影，不仅是影视手法的娴熟表达，更是艺术思想的完美体现。墨西哥导演冈萨雷斯近年来执导的多部电影，给我们树立了典范，特别是他的《荒野猎人》。冈萨雷斯导演过《通天塔》这样既充满戏剧性又探讨人性关系的作品，《荒野猎人》延续了其一贯的艺术风格，即在融合了种族、暴力、宗教、哲学、历史、意识流等元素的基础上对人类自身进行了审视和思考。影片讲述了19世纪美洲北部一个皮草商人起死回生、为子复仇的故事，情节较为简单，也没有过多的人物对白。该片演员的演技、管弦乐器的配乐、摄影技术等，令人印象深刻。但如果单凭这些，它还不足以在奥斯卡评奖中脱颖而出。奥斯卡电影奖一向重视作品的“故事精彩、价值创新和人性深度”［1］，《荒野猎人》堪称佳作，冈萨雷斯获最佳导演奖，其魅力应该归于该片蕴含了深刻的哲学思维，演绎了冈萨雷斯电影中的“哲学法则”。影片通过一个近乎蛮荒的电影背景，向观众艺术地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以《荒野猎人》为例，从上述三方面来阐释冈萨雷斯电影中的哲学法则，以期归纳撰写一部好的影视剧本所需的技巧以及好的影视剧本所应具备的文学元素。
一、人与自然:文明与野性的角逐
人类是自然界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其存在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而人类创造的文明实际上是对自然深刻改造的结果。在《荒野猎人》中，主人公身负重伤，丧失自由行动的能力，遭同伴抛弃，当他的枪支也被夺去时，就完全成为一个自然属性的人。这时，他身上所体现的是人作为动物与生俱来的求生本能。尽管他依然心怀丧子之痛，尽管他依然遭受内心仇恨的煎熬，但他不得不放下心理包袱，理性思考在人迹罕至的蛮荒之中如何延续岌岌可危的生命。格拉斯目睹狼群掠食野牛，虽然他饥肠辘辘，但不敢靠前，这表明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并不具备优于其他物种的特权。如果一定要说有特权，那应该就是人类具有极其顽强的求生本能，这使其成为自然条件和其他物种的统治者。影片有一个镜头令人震撼:格拉斯为了在朔风凛冽的环境下存活，剖开马腹、去除内脏、赤身而卧挨过漫漫长夜。这是人类在恶劣环境下求生本能被激发的表现，也正是由于这一本能特征的传承，才使人类能够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除此之外，人一旦脱离文明重返自然状态，就是一个依赖自然恩赐的弱小生命体。自然界和其他物种的存在满足了人类衣食住行的需求，所以人类要心存感恩，珍爱自然。影片一开始，就出现了格拉斯等人捕杀麋鹿的镜头，可见动物是人类食物的来源。随后又出现了格拉斯的同伴们制取兽皮的血腥场面，他们只留下动物的皮毛，而将鲜血淋漓的动物肉体抛去，这一做法是对人类贪婪属性的深刻讽刺，人们掠杀动物已不再是为了满足自身对食物的需要，而是为了制成商品以谋取更大的利益。这一违背道义的行为也超出了人作为自然生命体存在的本源意义。很快影片便出现了印第安人前来抢夺毛皮货物，并与格拉斯的队伍互相厮杀的场面。可以说，战争是人类遭受自然惩罚的一种极端形式。艺术源于生活，被欲望和贪婪蒙蔽双眼的人是真实存在的。因此，《荒野猎人》所传达的“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价值观，具有严肃的现实意义。影片中，印第安人首领和法国商人交谈的一句话颇具哲学意味，法国商人说印第安人的皮草是偷来的，而印第安人首领回复说:“Youallhavestoleneverythingfromus．Everything!Theland．Theanimals．”在自然面前所有人都是盗窃者和掠夺者，贪婪是人类社会性的本质特征，但不是人的天性。大自然完全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却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影片以人类捕杀物种这一轴线创造出了万钧的剧情张力，让人在“文明”的题旨之外，深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存性和依赖性。影片中不断出现格拉斯来到一个堆积如山的牛头骨图腾前的镜头，这寓意着人类对其他物种的过度屠杀是一种违背自然法则的暴行。“人熊大战”激动人心，格拉斯攻击熊幼崽，却遭到母熊的猛烈反击，母熊两次放过格拉斯，但都被格拉斯拿起的武器再次激怒。这讽刺了人类对自然毫无顾忌的掠夺，同时也诠释了人与自然本可以和谐相处。如果有一天，其他物种全部灭亡，人类也将自行消失，因为人类也只是全部食物链中的一环。据说，格拉斯的扮演者莱奥纳多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选择出演本片也许正是其内心意向的真切表达。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自然都犹如一面镜子，将人类的行为结果投射给人类本身。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保持敬畏自然这份不变的信念，是勇气，也是幸福。人对自然的敬畏必然会提升人类的灵性，这也是维系文明的真义所在。
二、人与人:同化与异质存在的较量
就人的本质而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生命体，没有种族、地域、血统的差异。但由于生存空间和资源的限制，每个人一出生就如同商品一样被贴上了国籍、种族、出生地等人为标志。这种天生的差异造就了对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占有度的不平衡，更进一步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无端仇恨的产生。影片的主流价值观在于反对暴力和种族歧视，建立和谐世界，这与西方具有现代意义的主流价值观———反恐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荒野猎人》中有三种不同族群的人:印第安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美国人从印第安人的领地获取兽皮，遭到印第安人的杀戮，印第安人则将截获的兽皮转卖给法国人，以获取枪支和马匹来保护领地不被美国人侵占。法国人不仅暗中收购毛皮，而且绑架了酋长的女儿并栽赃给美国人，支持印第安人与美国人对抗，这样既可以消灭商业对手，又能买到廉价的皮草。可以说，利益是造成三个族群互相排斥、互相仇视的根本原因。格拉斯是一个美国白人，与一个印第安女人相爱并生下一子。但好景不长，妻子惨遭白人士兵杀害。为保护儿子、为妻报仇，格拉斯将这名士兵杀死。由于身世复杂，又带着一个拥有印第安血统的孩子，他常遭队友的猜疑。但在格拉斯身负重伤时，他的同伴起初并没有对他弃之不顾，这一点彰显了人性本善的精神内涵。然而，队友菲茨杰拉德利欲熏心，为了金钱，不仅杀害了格拉斯之子，还将格拉斯抛弃在荒野任其自生自灭。可见，人性中善与恶原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而利益可以将这种平衡打破，将人类推向了罪恶的一端。格拉斯垂死之际，得到一名印第安人的救助而得以生还，不料这名印第安人又被法国人缢死于树上。为了报恩，格拉斯救出一名印第安女子，盗走马匹，最终回到营地。曲折的身世和坎坷的经历使格拉斯逐渐认识到种族并不能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屏障，人性的善恶也并不与人际关系的远近有着必然联系，素昧平生的所谓敌人也能出手相救，近在咫尺的朋友也会落井下石。“文明与种族并不等同。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2］经历了起死回生，格拉斯获得了超脱世俗的大彻大悟，对生死和善恶有了重新的认识，也许这正是《荒野猎人》(TheRevenant)还被译为《还魂者》的原因。《荒野猎人》表现出利益是造成不同族群之间互相杀戮的根本原因。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惨绝人寰的事件的发生，无不与某一群人为了获得其觊觎的利益有关，而人与人之间仇恨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战争。战争不仅是自然惩罚人类的极端手段，也是人性中恶的一面的极致表露。翻开历史的篇章，战争对人的恶性所激发的程度每一次都超乎人的想象。格拉斯在弥留之际总是幻想与亡妻和儿子的重逢，表现了他对亲人的思念、对幸福的渴望，物质的欲望造成心灵的创伤使人类更加向往心灵的净土，而情感则成了心灵孤独空虚的唯一救赎，这也是对残酷现实斗争深恶痛绝的深刻写照。影片结尾，格拉斯为子复仇之后，独自走向陡坡，深深叹气，表情痛苦，眼神中流露出无奈和悲伤。可见，杀死仇人并未抚平他心灵的创伤，仇恨可以消除，伤痛却难愈合。每个人都能成为善意的传递者，也能成为恶行的发起者，如耶稣所言:“天堂在你心中，当然地狱也在!”不管是人与人的仇恨，还是不同人群间的战争，都是一把双刃剑，获胜方可能会摧毁所谓敌人的生命，也可能会暂时获得眼前所谓的利益，但仇恨和战争带给人们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永远都是难以愈合的伤痛。影片虽未明确表达，但可以看出导演和编剧的意图:只有敬畏生命，关爱他人，珍惜和平，人类才有享受幸福生活的可能。
三、人与自我的矛盾:人性中光辉与黑暗的此消彼长
“我是谁?”这是一个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难以回答的问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对于外在世界的探索程度要远远高于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生命体，人本身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矛盾，如生与死的矛盾、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等。就《荒野猎人》而言，人的自我矛盾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
每一个生命体都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由于大气的空间和资源是有限的，获得它们是人与生俱来的求生本能。但是，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物种，正是由于人类还具有极强的整体意识。人类一方面要求个体需求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又要约束自我不能超越道德的界限，这就构成了作为个体生命的人和作为整体社会一部分的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在菲茨杰拉德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他对利益有着迫切的追求，即使在与印第安人厮杀的生死存亡之际，依然不愿放弃毛皮货物;在格拉斯身负重伤之时，他建议杀死格拉斯以减轻全队的负累。唯利是图、以自我为中心、人的个体特征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菲茨杰拉德又有着一定的整体观念，虽然与队长产生了激烈冲突并坚决要留在船上运送皮货，但最终还是服从整体放弃了木船和大部分皮货，选择跟随队伍回到营地。在杀死格拉斯之子，抛弃格拉斯之后，他明知罪行可能暴露，但还是回到了营地，既为了获得船长的奖赏，更为了获得在群体中的归属感。最后事情彻底败露，他才只身逃进森林。可以说，菲茨杰拉德在故事中一直处于个体性和整体性的徘徊状态，他一直在为自我利益考虑，但残酷的现实和恶劣的环境又让他不得不投身于整体以获得相对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现实也是如此，很多人终日忙碌就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而获得切身利益，但同时又不得不与竞争对手保持紧密的联系以获得有用的资源和信息。这种矛盾状态的产生就在于人类的私心，只有改变自我观念，以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豁达心态去面对每一天，才不会为生活所累，为现实所烦恼。
(二)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矛盾
“Thewindcannotdefeatatreewithstrongroots．”这是格拉斯之子在格拉斯垂危之际告诉他的一句话，运用了隐喻手法。“树根”指人强大的精神意志，“风”暗指残酷的现实。不管现实如何残酷，它都难以击倒一个有着强大精神信念的人。格拉斯的复仇经历展示出精神信念对一个人的重要性。“Aslongasyoucanstillgrababreath，youfight，keepbreathing．”每当格拉斯接近死亡时这句旁白就会出现，呼唤他努力活着。这其实也是格拉斯自己精神意念的展现，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信念作为支撑，他不可能在残酷的荒野中生存下来，这种精神力量既来自对亲人的怀念，也来自对仇人的憎恨。爱与恨的交织，使格拉斯在没有希望的荒野之地，依然没有熄灭心中的希望之火。精神与物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首先精神依赖于物质而存在，人的精神依赖于自身的肉体。格拉斯在身体伤残之时，精神也几度崩溃。他曾在冰洞中手拿木炭写下“FITZGERADKILL-EDMYSON”，这一镜头暗示出他对于生存感到极度的绝望，对于现实的无奈，精神上对于复仇的放弃。这种精神上的退缩正是由于肉体的虚弱和物质的匮乏。相反，因为获得奖赏，生活在营地的菲茨杰拉德过着优裕的日子，但由于精神上的负罪感却精神萎靡，靠饮酒度日。同时，某些精神又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格拉斯之妻遭受杀害之后，胸口缓缓飞出一只小鸟，妻子对格拉斯微微一笑;格拉斯在弥留之际，幻想与儿子在一处残缺的教堂之中重逢。这些画面都象征着，精神至上，精神不死，可以在依然思念自己的亲人中传递下去。通过正反人物的精神世界也可以看出，物质的满足并不一定带来精神的快慰，同时物质的匮乏也可能带来精神的迷失。物质与精神的矛盾统一，折射的是善与恶的较量，人性中光辉与黑暗的此消彼长。但无论如何，人只有保持一颗强大的内心，拥有坚固的精神支柱，才能在残酷的生命旅程中走到最后，这也许是影片带给我们的哲学智慧和精神启发。
四、余论
近年来，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日益破坏，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电影题材逐渐增多，如电影《阿凡达》，也是在告诫人们要珍视生命、爱护自然。在现实的召唤下，文学工作者和影视文学的创造者也应该怀着一颗博爱之心，将这种敬畏自然的精神传播出去、发扬光大。其实，不管艺术手法如何复杂，艺术思想如何深邃，艺术形式如何丰富，艺术的本源意义始终在于教人求真、使人向善、为人创美。存在是人类永恒思考的哲学话题。时至今日，社会的发展已经使人类的存在形式远远超出其本源意义所限定的范畴。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活着”，而是为活着注入了各种形式，甚至不管这些五花八门的形式对生命体本身是否有实际意义。只要这些形式能够满足某种感官的需求，满足于欲望的膨胀感，就会有无数人趋之若鹜。于是，就有了各种畸形病态的行为方式出现，就有了人与人之间无端仇恨的产生。人们已不再追求生命本身所应有的“真”，也不再探寻不同生命之间所应包含的“善”，更不再创造生命存在所应带来的“美”，而只是一味地索取，企图以各种利益的获得来满足无尽的欲望。如此，到头来只会造成生命方向的迷失、人类道德的沦丧、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影片最后，主人公讲了一句话:“Revengeisatthecreator’shands．”这揭示出所有违背自然法则、违背道德的行为都会遭到惩罚，不管遭受惩罚者是个体的人还是整体的人类。正如海明威所言:“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3］不论是个体还是整体，永远都要对自然怀有尊重之心，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对自我怀有惩戒之心，在生命路途上，在历史长河中，且行且珍惜。
［参考文献］
［1］周思明．奥斯卡美学密码:谈《荒野猎人》的启示［J］．中国文艺批评，2016(03)．
［2］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26．
文学哲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安乐哲；罗思文；《论语》；哲学诠释；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72-02
《论语》是一部承载了厚重文化积淀的传统经典。它对中国社会、文化乃至民族心理结构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随着近代以来中外交流的日益密切，《论语》更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集中代表了东方儒家文化的思想智慧，对世界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论语》的英文全译本自20世纪中叶就出现了，其后，又有多种译本问世。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哲学家、中西方学者以及翻译家都曾投身于《论语》的英译之中。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致使众多译作风格迥异，褒贬不一。但总地来说，为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选取安乐哲和罗思文在1998年合译的《论语》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该英译本为20世纪中后期比较权威的《论语》英译本。
一、《论语》英译本及其作者简介
安乐哲，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汉学家，1987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亦是《东西方哲学》和《国际中国书评》的主编。安乐哲教授的学术研究范围主要是中西比较哲学。曾出版了一系列蜚声国际的中国哲学专著。
罗思文，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汉学家，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马里兰大学圣玛丽学院人文科杰出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宗教、伦理和政治理论、宗教哲学、语言哲学。主编或翻译了《莱布尼茨：中国书简》等6本书。现任“亚洲社会与比较哲学论丛”主编。
1998年，安乐哲与罗思文合译了《论语》，英文译本名为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该译本包括前言、导论、译文和附录。在前言中，作者相信翻译对文化的交流和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思想家多用一种非历史、非文化的方式进行哲学化的探讨；但是，孔子与之相反，他深切地关注身边的现实问题。两位教授深蕴中国哲学的特点，用自己的理解和英译方法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态度，也越来越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经典；他们的比较研究论著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思想长时间以来的深深误解，清除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成见，开辟了中西哲学和文化深层对话的新路。（贺翠香，中国儒家的民主与宗教，2002：34）
二、哲学思维下的《论语》英译
安乐哲、罗思文致力于从中国哲学本源的角度来诠释《论语》，反对用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思想的“文化化约主义”翻译方式，这是其译本的最大特色。安乐哲和罗思文认为，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极其有限，一直以来中国哲学经受着非常严重的误解。最初传教士们对儒家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他们翻译《论语》是为了突出原儒文化的宗教成分，强调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相同之处。其次，西方汉学家在“东方主义”的理念影响下，多从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角度阐释《论语》。因此，安乐哲、罗思文所以致力于《论语》的哲学诠释，是给西方读者以启迪，让他们能够尽可能多地理解儒家哲学思想，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文化教育背景，思维方式，兴趣爱好和是非标准随意夸大、弱化或剪裁中国哲学；“只有当我们注意到积淀与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中的那些非同寻常的观念时，我们才能抵御文化化约主义的强烈引力”。（安乐哲、罗思文，1998：preface）安乐哲、罗思文从哲学和语言学背景来考察翻译，认为古汉语是一种“过程性”、“事件性”的语言。与西方的思想家不同，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们并不着力探寻事物的本质，他们认为唯一永恒的就是变化本身。这种哲学思维反映在《论语》翻译中就体现为尽量不用实体性的词汇来诠释《论语》，而使用过程性的词汇来翻译。
例如，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十一》）以下是不同译者对这段话后半部分的不同翻译，通过比较，可以很明确地证明上述观点。
理雅各：If for three years he does not altar from the way of his father， he may be called filial.
亚瑟·韦利：If for the whole three years of mourning he manages to carry on the household exactly as in his father's day，then he is a good son indeed.
刘殿爵：If，for three years，he makes no changes to his father's ways，he can be said to be a good son.
安乐哲、罗思文：A person who for three years refrains from reforming the ways of his late father can be called a filial son.
安乐哲、罗思文指出，前三种名家译文都认为，如果儿子能够在父亲去世后三年内仍然遵循父亲的“道”，他会终生不渝，始终坚持这样一种“道”。但是，关键应该是在充分领会并践行其“父之道”后，用自己的方式将其道发展完善。他们的译文暗示，子辈在遵循先辈的礼仪传统的基础上，定要消化吸收，再加以利用，使之与自己的独特环境相协调。（安乐哲和罗思文，1998：280-281）
对中西方思维和语言差异的独特理解促使安乐哲、罗思文在英语中寻找新的儒学关键词译名。看看他们有关“仁”的翻译，一改以往译者benevolence，goodness，humanity等译法，安乐哲、罗思文把“为仁”视为一种行动或者状态，根据过程性和关联性思维，译成authoritativeconduct，强调“成仁”的过程性。同样的思维过程也体现在他们把“为仁由己”中的“由己”译成self-originating。史嘉伯（DavidSchaberg）这样评价，这种翻译显得冗长而且加上一些自造的术语，有人可能不喜欢，但有人会觉得雅致，能够作为东西哲学对话的一种新尝试。（David Schaberg，Recent Translations of Lunyu，2001）
安乐哲和罗思文没有把“道”译成常见的theWay，而只是译成way，前者对绝对真理和权威的形而上学式的崇拜，而后者则强调在得“道”过程中对自身内在修养的不断追求，是儒家思想过程性的考量。两位教授还摈弃了对于“德”这一核心概念的诸如virtue和power这样的传统译法，主要是由于virtue容易使人联想到autonomy，individual，freedom这样典型的西方哲学类概念；此外power一词又太强势，与儒家提倡的“以德治国”理念相左。他们用excellence来译“德”，意在传达儒家道德的实践性与过程性，做到“以善德施之他人，以善念存诸心中”。
“神”和“心”的常见英译是humans pirituality，divinity，heart或mind。这种译法导致了含糊其辞和文化偏见。安乐哲和罗思文翻译“心”这个概念时，通过在英语中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来尽可能多地展示中文原文的几种内涵。例如heart-and-mind和pneuma（精神、灵魂）。正是这些陌生的新词提醒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迥异的哲学世界，给读者以足够的想象空间来解释新词。这种方法对读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却极大地减少了译文和注释评鉴中出现问题的几率。
三、结论
20世纪以来，有些西方汉学家和哲学家出于“东方主义”角色和“西方文化化约主义”倾向，总试图用西方熟悉的哲学词汇来翻译中国哲学作品，在他们的译作中，我们只能看到一种西方形而上学式的哲学范式，他们的解读中，没有任何中国哲学的特色突显，因而他们没能够以端正的态度去接受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安乐哲和罗思文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倾向，并在自己的《论语》英译中从中国哲学本源的角度出发，对《论语》中的中国儒学核心词汇做出了新的哲学阐释。安乐哲和罗思文《论语》译本向西方世界彰显了中国传统和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和有效性，同时也证明了孔子对西方哲学反思重构的价值。
参考文献：
[1]Roger T.Awes & Henry Rosemout，Jr.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M].New York：The 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1998.
[2]安乐哲，罗思文.论语的哲学诠释[M].余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陈国兴.论安乐哲《论语》翻译的哲学思想[J].中国比较文学，2010，（1）.
文学哲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小学;语文;儿童哲学
中图分类号：G4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5）01-056-1
儿童哲学是一门关注儿童思维发展、思维技能训练的课程，但目前如何在学科教学中融入儿童哲学，并以此来发展儿童的思维，培养孩子的创新精神，在这一方面还没有真正的展开研究。对于能否把儿童哲学引进小学语文课堂，从而实现语文学科中发展学生思维能力和培养创新精神的目标，本文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以资借鉴。
一、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
儿童哲学是应用哲学的分支，它的应用集中在教育方面。有人认为儿童学哲学根本不可能，哲学太抽象了，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他们只看到大学里哲学课的学术性和专业性，看不到哲学的本质。一旦把哲学从固有观念中拉出来，引进到小学教育中就会发现，儿童的思维常常具有哲学的特征。例如在一个小学一年级的思考训练游戏中，让小朋友说出自己知道的衣服名称，有个小朋友突然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衣服。”老师问她：“哪两种？”她说：“破的衣服和不破的衣服。”这实际上就是发现逻辑学中的排中律与分类。从类似的事实可看出，儿童需要哲学，儿童能够理解哲学，能够从中获益――发展思维能力。
二、语文教材中蕴藏着丰富的哲学教育资源
儿童哲学教育的载体是哲学问题，而且都蕴藏在一个个富于哲理的小故事或小说中，通过阅读可以激活孩子的思维，引起智力的发展。在语文教材中这方面的资源尤为丰富。有生动有趣、引人深思的哲理性课文，如《谁的本领大》《抬驴》《做什么事最快乐》等;有趣味隽远、哲学内容含量较高的俗语、成语故事，如俗语“会发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动听的语言并不都是好话”，又如成语故事《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等;有留白较多、意蕴无穷的诗歌、童谣，如《大海》《小树》等;还有创造性因素非常明显的篇章，如《司马光》《乌鸦喝水》等。学生的解释能力、形成概念的能力、推理能力、探究能力等思维能力都将得到提高。当然，由于学生受年龄、知识结构等因素的限制，他们的思维达不到一定的深度，有时还不能准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良好的思维习惯还有待慢慢养成，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研究探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引进儿童哲学教育是具有可行性的。
三、实施策略
1.充分利用教材资源，捕捉学生思维信息
正如上文所说，小学语文教材中蕴藏着丰富的儿童哲学教育内容，它对发展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要善于挖掘教材中的资源，以此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比如可以根据课文的类型、内容以及思维方式进行合理科学的分类，然后挖掘每类课文所对应的哲学问题，制定出每篇课文的儿童哲学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案。另外，教师在教学中还要善于捕捉学生思维的信息。当学生的问题具有很好的讨论价值，有利于思维的提高时，老师要善于把握和引导，使学生的思维得到进一步打开，在语文学习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2.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要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思维水平得以提升，必须做到：
（1）倡导合作学习，重视群体探究。“群体”是一种教学情境，一种教育氛围;“探究”是一种活动，是学生学习的活动。群体方面激发合作、关怀、信任、共同目标的精神，探究方面激发了自我矫正的思维能力，这种能力的实践使得学生在互相切磋、互相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优势互补，拓展思维空间。
（2）重视学生的独特见解，鼓励学生对经验做出反思，提倡学生“别出心裁”。小学语文课堂“统一”的东西太多，为了便于管理，喜欢用统一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学生，从问题答案到作业内容，从日常行为规范到课堂纪律的绝对服从，其结果是使儿童形成循规蹈矩的思维模式，为了符合老师的标准，孩子很难去尝试着发表一些独特的见解，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这最终必将导致孩子的从众心理。而从众性的形成，对于儿童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因此，在课堂上要减少统一，提倡自由发言，鼓励求异。
（3）培养“问题意识”。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可以说，一切发明创造都起源于“问”，没有“问”，就没有发明;没有“问”，就没有创造。所以发展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最首要的是要让学生学会提出问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所以要倡导“主动参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群体探究”的儿童哲学教学模式，让学生从过去的被教师提问到现在的自己提问;从过去被动等待教师的答案到现在自己讨论解决。
文学哲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文学；柏格森；生命哲学；直觉；绵延
亨利·柏格森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西方现代美学史上著名的美学家之一，是现代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而他的影响也超出了哲学范畴，影响到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他的生命哲学理论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背景下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的现代转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
纵观哲学的发展史，20世纪上半叶法国生命哲学代表柏格森是诸多生命哲学研究者中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理论以生命哲学为基，并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相继提出了直觉和绵延理论。他的生命哲学观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色彩，探索世界的本源的同时提出了认识和把握世界本源的方法。他认为世界的本源和基础是“生命冲动”，它是一种不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所制约的“创造意志”，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动不息而又不知疲倦的“生命之流”。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柏格森还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生命冲动所激发。他深受达尔文一般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生命是不断进化的，但进化不是生命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简单叠加，亦不是旧的生命为适应环境的需要而向新生命的转化：“生命”是不断创造变化发展着的。生物在自然社会中进行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在生命冲动推动下不断改变自身适应环境需要。这正好说明了内在“生命冲动”造成了各种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变化。他还认为，生命是一种“心理的”东西，是主观的，像意识一样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它不仅创造了有意识的生命形式，而且也创造了无意识的物质。有意识的生命冲动推动着万物进化，促使万物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进化。它既是有目的性的，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创新过程。虽然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但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完全赞成。他认为生命进化不是一条朝着同一方向的线性轨迹，而是向四周飞散，不断运动和变化着。因此，生命的创造具有不可预测性。(一)直觉直觉是人类的一种意识活动，在科学认识中占有重要地位。柏格森认为，直觉是突然顿悟而来，是主观的。对理智进行批判，宣扬直觉的重要性是柏格森哲学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只靠理智不能完全认识它，依靠直觉才能进一步把握它。在柏格森看来，直觉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一种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知，是人的主观的行为。人靠理智而生，而没有理智的动物则依靠本能。直觉的对象是人的深层自我和世间万物。因此，直觉不是不变的，固定的概念，是一种灵活的形式。所以，柏格森把他倡导的直觉哲学归结为：“这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问题，一方面把注意力从根据实际的观点看使我们感兴趣的那部分宇宙转移开，另一方面使注意力转回到不适用于任何实际目的东西。注意力的这种转换当会成为哲学本身”。他的直觉主要是一种认识人自身存在主观形式，而要达到直觉，首要的是“心灵必须违背自身，必须平常在思想时所习惯的地方，必须不断修正它所有的范畴”，“进行哲学思维，就是逆转思维活动的习惯方向”。（二）绵延除直觉理论外，在提出生命冲动的过程中，他还认为人的生命就是一种意识的“绵延”，不能分割的整体；“绵延”是一种心理过程，不仅创造意识，也创造生命的形式，因此生物的进化过程也就是意识的创造过程。他最初是从时间方面给绵延下定义的。柏格森认为，哲学上的大多数错误的根源在于“一种错觉”，即“把陆续出现与同时发生，把绵延与广度，把性质与数量，混淆在一起。只有消除这种错觉，把抽象的时间与具体的绵延分开，才能解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柏格森认为，真正能够用来表示人的生命的时间是一种心理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能用过去，现在和未来衡量，在这种时间里，不同的刹那汇集在一起，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世界不断绵延的原因就在于过去通过回忆的方式不断地进入现实世界，每一时刻不断更新，产生新的事物，这样每个时刻世界都是完全崭新的。过去，现在，未来相互渗透，不断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绵不断的流，而这就是绵延。因此，宇宙万物都就具有绵延的性质。他说：“人的心灵是一种毫不间断的，永不停息的意识的川流”。
二.对中国近代文学理论进化的影响
在“五四”文化开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柏格森哲学曾吸引了不少的知识分子。1913年到1922年的十年间，它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首先，一战后，西方哲学家开始对当时的物质文明引起高度的反思，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理性的对比，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一战给人类文明极大的毁灭，战争带来巨大的灾难，引起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他们认为，以“直觉”代替理性才能拯救西方文明的弊病，于是柏格森哲学产生了。随着西方文明的涌入，中国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率先介绍了非理性主义的柏格森哲学，它在中国的传入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必然，但更为重要的是其生长的土壤。20世纪初的中国，几乎西方各种思潮都在中国得到介绍，然而有些思潮因与传统文化的结构相距甚远，或因与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不合而昙花一现。柏格森哲学虽然来源于西方，但柏格森哲学与传统儒学又有相近的地方，它的传入不但不会破坏儒学基本内容，相反还能增强儒学的生命力。也正是如此。中国学者梁漱溟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新儒学哲学”。张君励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人生观”体系。正是由于文化的相近性，柏格森哲学易于在中国传播。五四时期中国杂志发表了很多论文，充分地表明中国思想界在有意识地学习柏格森哲学思想。如译作《如合力》有重点地介绍了柏格森的思想。传播柏格森哲学最突出的学者是李石岑和张东荪。李石岑把柏格森哲学与罗素哲学、杜威哲学进行了对比研究，发表《柏格森哲学与实用主义之异点》等文章，他在担任《民铎》主编时，把《民铎》作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主要阵地。1921年12月出版的《民铎》杂志第3卷第1号，李石岑把它编成“柏格森号”，共刊出18篇文章。他还把介绍和研究柏格森的学者团结在《民铎》杂志的周围，使他们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中坚人物，在推动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张东荪也是一位传播柏格森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翻译柏格森的哲学原著来向中国读者介绍柏格森哲学，对后来柏格森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几位知识分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6年，早期思想家梁漱溟，他运用柏格森的哲学理论来重新佐证传统的儒学思想，建立了新儒学。杜威在中国宣传自己学说时也涉及到柏格森哲学，提高了人们对柏格森理论的兴趣。杜威介绍道：“柏格森是1859年生的，现在还在巴黎当教授，这一年正值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出版的一年。他一生的哲学，就是发挥进化论哲学的一部分意义。杜威在中国的讲演，使更多的青年学生了解到柏格森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比较全面地介绍柏格森思想体系的，是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思想史》一书。其中，柏格森哲学作了详细的介绍。由于商务印书馆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声誉和影响，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加速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的步伐。“五四”时期新创办的一些杂志刊物，也发表了不少宣传柏格森哲学的文章。具代表性的有：《新潮》、《民铎》、《哲学杂志》、《改造》等。这些杂志充当了传播柏格森哲学的媒介，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的阵地。著名学者冯友兰在《新潮》第3卷1期发表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在附记中说：“此文前段有论智识主义的一段，似乎可以对于国内研究柏格森的人，多少有点贡献。”综上所述，对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后，文学开始由人的外部世界的简单描绘到人的主观感情的书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对人的发现。
三.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文学哲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新实用主义；现实意义
理查德・罗蒂是美国最优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同时也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罗蒂在哲学领域的影响力源于他通过英美分析哲学中的精密论和严格方法论，对当代社会哲学和主要历史思潮进行了形象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融入了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欧陆哲学思想，形成了更符合时展特点的实用主义思想和话语；其次，罗蒂善于通过宏观的历史视野思考人们展示新实用主义信仰对人们行为产生的影响。由此可见，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是力图与通过哲学文化的方式来解决传统西方哲学中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对于现代哲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了美国，以至于在整个西方哲学界和人文科学领域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一、后哲学文化观对传统哲学文化观的批判
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美国重要的哲学传统，同时也是20世纪美国主流哲学思潮。对法律、政治、教育、社会、宗教以及艺术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用主义的宗旨是鼓励人们通过实际行动应付周围复杂多变的环境，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把“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詹姆士在其《实用主义》一书中指出：“真理的观念乃是那些我们能够同化、证实、确证和检验的观念。而观念最终在于它有助于我们和我们经验的别的部分发生令人满意的联系。”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受到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他不仅继承了经典实用主义的内容，而且还反驳了对实用主义的攻击，为新实用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正因如此，理查德・罗蒂被认为是继詹姆士和杜威以来美国新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实用主义主要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以认知为中心的人类形象。罗蒂在《后哲学文化》中就对英美分析哲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与此同时他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对寻求现象背后的绝对实在的表象感兴趣的哲学传统进行了重新审视。罗蒂倡导以新实用主义为核心的“后哲学文化”，在他的著作《哲学与自然之境》一书中就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唯科学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罗蒂大力倡导探寻哲学发展的新道路和新思想，他还指出，如果启蒙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是后神学文化，那么对柏拉图主义传统的超越将会导致后哲学文化的诞生。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剧烈的反响，是因为他敢于对西方国家盛行的传统哲学进行批判，对英美分析哲学进行了重新审视。他将实用主义融入到现有的哲学体系中，形成有别于认识论的崭新哲学形象。罗蒂认为，现代科学哲学的新发展，已经打破了存在着独特科学方法的神话。由此，罗蒂提出了后哲学文化观。这种文化观与经典实用主义先驱者和分析哲学家恰恰相反，罗蒂降低了科学在后哲学文化中的地位。但是和其他哲学家对科学进行肆意攻击和贬低的态度不同，罗蒂一方面肯定了科学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社会文明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他又对那些过分崇拜科学主义，将科学活动和科学家作为人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的行为和做法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罗蒂对科学的认知和理解为“科学已经不在是一个文化效仿得标杆，也并非是接触事实得唯一途径，更不存在可以把科学和其他文化领域独特的、分开的科学方法。”由此可见，罗蒂积极肯定了科学成就技术的先导作用，注重科学得技术功能以及其实际意义，强调科学在当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罗蒂认为科学的定义既要包括对于前瞻技术的预测，同时又要包含控制能力的认识活动，这样一来，所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就会自然瓦解。
二、为理解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相对主义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倡导新实用主义，这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一种彻底颠覆。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为我们了解西方哲学、学习西方哲学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他的哲学思想主张多元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罗蒂认为对人生影响最深远的是文学和政治学而并非哲学，哲学家没有特别的知识、洞察力以及思维方式去解决人生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哲学并不比其他科学具有优越的地位，我们更需要抛弃这种超历史、超文化的哲学观。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罗蒂的哲学思想看作是一种更加符合时展特征的文化观，在这个文化观中，哲学不是独立的，而是于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和其他文学、艺术以及科学等多学科相互交织的。
罗蒂的多元文化论所建构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化具有如下的本质特征：在这一文化主体当中以其“与某种超越的东西失去了任何联系”，因此“除了自己就无须对任何别的东西负责”。在这个语句当中“某种超越的东西”，的表层含义是指“超人类非历史的东西”，而深层含义则是指“超美国而非美国的东西”，即除了美国自己及认同美国文化的人们以外的人们；所谓“超越”，其实就是表明了一种态度，只要认同美国文化的人们就可以不受任何其他国家及具有任何其他文化传统的人们的制约，所以除了他们自己也就无须对任何其他人负责。这种解释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近年来美国在国际社会中一意孤行的愈演愈烈的“单边主义”的种种做法。这种“单边主义”价值观就是对美国文化的极度崇拜和美国利益无限至上的背景下产生的，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其他国家的利益，所有其他民族的文化都必须接受美国的民族文化。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则可以完全不负责任地或者具有不受任约束的绝对权利来惩处那些不愿服从美国国家利益或者拒绝接受美国文化的国家和人们。而罗蒂的多元文化论其实正是反映了美国“单边主义”的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在其哲学中的具体表现在本质上是反映和服务与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因此也可以说，罗蒂的多元文化论就是以哲学术语表达出来的美国“单边主义”价值观。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通过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对理解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相对主义进行重新定义。
三、对当今时代主题的回应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对当今时代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罗蒂认为那些热衷于构建理论体系的思想家的活动本质上只是一些私人化的活动，这些活动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只具有满足个人虚荣心，而并不具有社会实践价值。此外，罗蒂还对科学研究活动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对于公共话语系统的探索，另一种则是对于私人话语系统的探索。这两中研究活动所应用的话语系统服务于各自不同的目标，同时也具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这两套话语系统是不能混同起来的，它们也不应该相互取代，并且它们不能进行优劣比较的。
罗蒂认为，语言和对话在人们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坐标”，能够赋予生活中的事物以意义。将语言上升为中心问题，成为当代哲学思想的核心，正是这一重要的现象改变了一切。语言在当代以及今后都有着积极而又长远的意义，因为它把哲学家的注意力从经验的主题转移到语言行为上，这个转向有助于打破经验主义以及更广泛一点的表象主义的统治。
长久以来致力于研究传统西方哲学的人们将哲学看作是可以帮助人们去理解知识、德性、心灵以及正义的重要工具，这使得哲学与其他自然学科一样具有了不可磨灭的实际意义。基于这一点，英美分析哲学家们建立起了一种以自我形象为中心的理论思想，并且对那些持有不同看法的哲学家们进行强烈谴责，严厉的批评他们把哲学仅仅当作是一种“纯粹的对话”来看待。但是罗蒂则在他的后哲学文化观中有着不同的看法，罗蒂认为哲学并不依赖与科学，它的发展应该是朝着实用主义的大方向，抛弃形而上学和表象论，从而使哲学向着非认识论化和非科学化的方向发展。罗蒂认为，哲学存在的意义及其真正的价值并不是去探究人类“确实”是什么，而是通过研究哲学帮助我们成长，使人们生活的更加幸福、社会发展的更加和谐。
罗蒂还曾经表示过，哲学不是帮助人们取得进步或者增长知识的工具，它也不是企图领悟哲学家正在思考的某个事物的意义。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无法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以及康德等哲学家真正地思考许多相同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正在试图解决的问题思维模式是截然不同的。当我们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自然会去相信一些与之相对应的东西，而且对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关性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虽然我们会发现那个时候正义与现如今的正义存在着某些相似性，但是这中抽象的相似性对于我们解决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罗蒂在他的后哲学文化观中主要就是在为我们寻找一条对解决特殊目标有实际效用的方式和途径。这种方式和途径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人类和宇宙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就像其他任何一种描述一样，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需要去解决某个特殊的目标。在这种前提下，罗蒂将哲学看作是一种治疗活动，而对于事物的反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唯科学主义的描述使得这种哲学治疗活动成为了一种可能。对于这一点，罗蒂与实用主义先驱约翰・杜威则有着相似的看法，约翰・杜威曾表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在现代科学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哲学一直致力于探索体现在社会传统中的各种珍贵价值，哲学发端于各种社会目标的相互抵触，产生于伴随着难以调和的各种当代趋势之诸多传统规章制度的冲突。由此可以得出，哲学在未来的发展目标应该是帮助人们澄清其所处时代背景下的各种社会斗争以及道德冲突。罗蒂非常赞成约翰・杜威的看法，认为哲学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在旧言谈方式和新言谈方式起到互通的桥梁作用，传统的言谈方式是为了完成早期趣味而发展起来的，而现代的言谈方式则需要满足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罗蒂认为启蒙理性和后哲学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理性的不同见解。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理性是权威的代表，而罗蒂在其后哲学文化观则对理性有了重新的定义。在罗蒂看来，理性仅仅是作为对事情进行讨论，并且倾听另一方的意见，最终达成和平共识意愿的一个代名词。它并不是透过表象直达道德实在或者科学实在之间固有本质的官能名称。由此可见，凡是理性存在的，即可以成为能够相互对话的，而不是成为被动的服从。这样一种后哲学文化观意义上的对话哲学必然带来的是宽容意识。所谓宽容，即允许别人自由行动或判断；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公认的观点不一致的意见宽容能使人博大恢弘，心胸豁达，广识精诚，胸襟开阔，这种宽容的意识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因为宽容的存在，让文化的多元性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恰恰由于多样性的特征，扩大群体品性得影响范围，伸展了人们经验得触角，使得人们的生活中，有了更加深远的开拓空间。在此意义上得出，宽容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思想保持活力与生机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条件，不能容忍、宽容得国家和人们，只能把这个社会带入死寂得荒漠之中。由此可见，不宽容，会使世界变的野蛮、愚蠢与僵化，而宽容便会给世界带来人性、智慧与生气，这便是宽容得核心意义和价值所在，同时，宽容也成为后哲学文化观得核心价值与目标。
综上所述，理查德・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主要是以新实用主义为核心，探寻对特殊目标有实际意义的路径。这个路径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定义人类社会自身以及人类社会与其自身之外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罗蒂还认为，后哲学文化通过对话更好的诠释了合理性的定义。人们通过对话，彼此讨论不同的问题，并且在此过程中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平的达成共识，从而实现对合理性的重新认识。也正是因为合理性的存在，使得对话成为了一种可能。但是后哲学文化观中的对话必定要建立在宽容的基础之上，由于宽容使多样性成为可能，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也有了巨大的希望，同时也是罗蒂后哲学文化观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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