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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
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关键词】姚燧;文学研究;诗词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元代的研究热潮,姚燧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重点,但是从现如今研究的成果来看,学界普遍是研究他的文章,他的诗词却没有受到重视。姚燧诗136首,词47首,这些在他整个作品集中比重也非常大,所以应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下面主要从他诗词作品为观察基础,结合他所受到的文学思想以及社会影响,进行一个系统的把握。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洛西(今河南洛阳)人,祖籍营州柳城,家世显赫,师承硕儒。他仕途坦荡,人格高尚。姚燧诗词在元代前期呈现出了独特的面貌,主要是被不同文学理论主张所影响,他继承了传统的文气论也受到理学思想的冲击,不仅将他们融会贯通、自成一脉,而且还成为当时诗坛的诗流。
一、诗词艺术成因
(一)尊唐复古论
姚燧的复古思想在他的作品中多有体现,例如:“古人游已遥,古风力孤攀。”《武昌寄刘时中》;“尽卷长太息,造语清而敦。”;“休官止酒爱陶令。”《道中即事十九首》;“只知柴桑翁,芳躅人无攀。”《夕佳亭》,都有两汉魏晋的特点。他的诗《次齐彦提刑和余肖斋腊梅诗韵》中“蹇我白头学诗迟,少陵不作谁与归。”这句是指他学习韩愈的诗歌创作。而《道中即事十九首》中“休官止酒爱陶令,对客赋诗输杜翁。”的句子,又是他对杜甫诗的崇尚。杜甫的作品因流露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对仕途失意的感慨、对世态炎凉的感叹以及对奸佞进谗的愤懑这些写实主义创作,与姚燧的创作情感相呼应。姚燧宗唐复古的倾向已经从上面的例子得到证实,而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又不得不追溯到金代。在金代初期,借才异代所形成的国朝文派,推动了当时诗坛的繁盛。但是到了章宗统治后期,浮艳尖新的文风随着长亭的奢靡之气滋长,只到金宣宗贞v南渡后,矫正了金代中期以后只重形式、忽略内容的文风。元代初期继承了金代的文学主张,一些受到李纯甫、雷希颜师徒以及金代其他复古文学家的影响的元代作家,还是以宗唐复古的理论,结合韩愈、杜甫等人的古文传统,为元代复古风潮的兴起拉开了序幕。
(二)文气论
姚燧在文章《卢威仲文集序》中说到:“余尝熟玩其文之一二,大抵体根于气,气根于识,识正而气正,气正而体正,故劲特而伟建,明白而洞达,激烈而肯到,望其知其为威仲之文,盖君子之文也。”姚燧这里所提到的“气”与“识”、“体”有关,大体是指道德素养、思想认知。姚燧和韩愈一样,都是主张“文气论”。元史记载姚燧“二十四岁,始读韩退之文,试习为之,人谓有作者风。”韩愈有气盛论,在他的《答李诩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浮者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的“气”指的是一种道德涵养,讲究养气,他的“气盛言宜”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一定的关联。虽然姚燧与韩愈的文气论有相同之处,不过姚燧所论述的“气”的范围更广一些。在他的《冯氏三世遗文序》一文中已有概括:“夫人之言为声,声源于气。中顺之气劲,故其辞简洁而峻清;右部之气和,故其辞温厚而优柔;通议之气粹而正,其学综博而趋约,故其言诞布除拜,吟情托物、诛奸彰善者,i戛陈言,一以经史为师,淡丽而不谀,奥雅而雄深,多体而不穷,视金诸作,最为高古,信一代文章之宗也。”姚燧这里所谈到的气,是指作者的气质、个性、性情,以及不同个性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才气、品质、秉性。而姚燧的文气论除了对前人的继承也有自己的创新。创新之处是除道德修养外,还与自身所具有的个性意识有关。“姚燧文气论的大的方面,是将所有的作品都放在文学真的大范围之内而作的具体认识,体现了他对文学性质的深刻把握和自己的为文主张。正是由于这种文学理论的指导,才使得姚燧在文学创作时,具有自觉或不自觉的个性意识,敢于坦露情怀”。往更深层次说,“到姚燧时,这种思想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开始向曹丕、钟嵘、刘勰代表的篇中作家个人风格的文论批评复归,他论风格重在与人的联系,从人的性情、气质来分析风格。但是这种复归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经历了唐宋的发展认识后趋于更深刻、更全面的复归,尤其是促成这种文学理论思想转变的动因不同了”。姚燧的“气”是具有“通议”色彩的,这样的“气”他才认为是“高古”的,是具有价值的。例如:“文章灵奇气,赋与天所悭。古人游已遥,古风力孤攀。及肩曹刘垒,窥奥长信班。”《武昌寄刘时中》;“诗笔高冠无此流,雄音壮节得前修。”《次曹训导韵》;“从卧封龙十倾云,闳中肆外溢为文。若非用事多排比,党蔡诸公不足群。”《三老图》。
姚燧对文气的认识与他所受到理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性中正弘厚”(《樗庵集序》)和“气粹而正”(《冯氏三世遗文序》)便是以理学为基础和标准的。这也就引出了下面的“文”与“道”的问题。
(三)文与道关系论
谈到文与道的关系时,在姚燧的《送畅纯甫序》这篇文章中就已经写明“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的辩证关系。姚燧的伯父姚枢在元代是传播南宋朱熹理学的关键人物之一,姚燧的老师许衡也是理学思想的倡导者。在《鲁斋遗书》中,他就谈到理对文学的决定性,“今将一世精力专意于文,铺叙转换,及其工巧,则其于所当文者阙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尧、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诸其口,由之以责其实,则霄壤矣。使其无意于文,由圣人之言,求圣人之心,则其所得,亦必有可观者。文章之为害,害于道。”许衡认为,为文而文,就算文章写的在精巧,终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文采的出众不如明德重要。在理学家看来,人的德行是天生具备的,源于天理,所以许衡说“率性便是循理,循理便是率性”。许衡也告诫姚燧“弓矢为物,以待盗之。使盗得之,亦将待人。文章,固发闻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将何以应人之见役者哉?”许衡用“文章害道”教育姚燧,所以姚燧的文章都是“以道轻重”的,重视内容、直抒所感、比较贴近生活,反映现实社会,正因为写实,所以作品内容都丰富充实,具有感染力。例如:《别驾刘之问邀燧同府卒余叔器田别乘显卿姬府教伯阳以癸巳九日饮郢判席上言怀》
去岁君山孤棹游,如今尽室石州城。明年白发桑榆日,何地青山萸菊秋。
客气已为疆弩末,宦情空绕大刀头。果成问舍求田策,未让元龙百尺楼。
从题目看,诗人清晰的点明了整首诗的主旨“言怀”,因事所感,在诗的最后一联,用了“求田问舍”、“元龙百尺”的典故,主要是讽刺没有远大志向,只谋求个人私利的做法,抨击无作为,只是通过做官来满足个人私欲的行为。
从这个方面来看,姚燧改变了从宋金开始作文偏重形式、内容空洞的倾向。而“道以文章轻重”这个理论,是姚燧受到韩愈的“文以明道”思想的影响。他倡导古雅深邃的语言风格,以古奥为尚。在“文道”观上,姚燧没有着重的偏向那一方,而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即肯定道德制约也又认可艺术表现的重要性。“其文章能将理性与文采、严谨与变化、古邃与明白晓畅较好地结合起来,基本达到了主理而不轻文废文的效果。”可以说“他的诗学追求虽是有浓厚的理学气息,但也不曾摒弃‘华’与‘丽’的。”例如,《舟中落梅》一诗,“开敷既烂漫,理亦宜飘落。”、“幸否相倚伏,世事安可度。”,这两句写出花开花落是自然道理,幸与不幸也是相互依附的,最后又用一句“益感先民言,贵贱随所托”来说明,古代圣人、贤人说的话十分的有道理,这也是他尊崇儒家思想的体现。这种带有理趣的句子在他的诗词中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他提出的“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的主张,从他重视道德思想和创作技巧的这一点来看,他不像理学家一样鄙夷艺术,在创作艺术上尊崇韩愈文章“载道”的思想,在理学与复古思想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征。这也是他能被推尊为大德、至大和黄庆年间文坛盟主的原因。
二、诗词的表现手法
诗词本身就因为体例的限制,在篇幅上不能像文章那么有太多具体的描写,所以修辞手法的出现刚好为使人们提供了一个途径,可以在短小的诗篇中尽情的挥洒自己的情感。接下来,就将对姚燧诗词中出现的几种修辞手法加以列举、分析、解读,这也是我们全面认识姚燧作品并对其给予中肯评价的一个标准。
(一)反问
反问是用疑问的形式来肯定反问的内容,属于加重语气的一种修辞方式。反问是只问不答,这种方式有一种讽喻的情愫在里面。《挽王敬夫宪佥》诗中的“玉碑老子埋铭在,潜德何忧世不传”一句,用了一个“何……・不”作为反问,其目的是在肯定他的德行必将传世。这种类型的诗词还有:
况我言毛,谁复听其句。《次韵阎子济二首》
娱乐岂不仙,久此寿奚疑? 《挽孟商州元亨》
汝视则妇翁,见讣语岂虚?
兹焉抱茕嫠,茹苦何日除? 《晚甥佟
故出新巧奇,欲试诗律工? 《落照》
使有透绢诗,讵让花光前。《杨补之墨梅》
(二)设问
设问也是强调语气的一种,但是区别是自问自答,往往先提出问题,然后在回答,目的是为了强调后面所要讲的内容,这种方法可以启发人们进行思考,突出主题。《次时中参错和前韵留别且勉其进德无怠二首(二)》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安得銮坡同给札,不妨苜蓿对朝晖”,意思是说朝廷对文士的特殊待遇哪里能轻易得到,还不如骑着马看早晨的朝晖来的自在。此类的句子还有:
问谁为此幻,无乃由天公。《落照》
(三)引用
引用现成的材料,一般有成语、诗句、格言、典故等,表达自己对新问题、新道理的简介。作用就是使所论问题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
其中,用典是最难也是最特别的。用典就是引用古籍中的故事,可以通过简单的词或句子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故事,一般这对作者来说是非常具有难度的,除了掌握丰富的历史材料,还需要运用的恰到好处。在姚燧的诗词作品中就有很多用典的地方,下面我们一一进行举例分析。在《别驾刘之问邀燧同府卒余叔器田别乘显卿姬府教伯阳以癸巳九日饮郢判席上言怀》这首诗中,最后一句“果成问舍求田策,未让元龙百尺楼”,此典故出处是《三国志・魏书・陈登传》:“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谓表曰:“许君论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表大笑。备因言曰:“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 这个故事主要是讽喻那些没有远大志向,只知道购置田产,谋求个人私利的人,姚燧也是借这个故事讽刺诗里伯阳。
《平廉公挽章》中的“忧孟效叔敖,犹足楚人敬”,大致意思是忧孟受孙叔敖的提拔,在叔敖死后他的儿子却很穷,于是找到忧孟,在忧孟的帮助下得到四百户封地的故事。诗人通过这个故事来歌颂自己的好友。
《杨补之墨梅》中“巨唐邺侯架,宝晋沧江船”这句中的“邺侯”是说唐朝李泌,贞元三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封邺县侯,时人呼其“邺侯”。其搜罗书勤,家富藏书,且多为书祖,比肩则寡。后来,人们在称美他人藏书之众时,喜用此典。
除此之外,还有引用词语、诗句的,例如:《次曹训导韵》中的“独来乘兴阑还去,千古何人识子猷”,子猷是王徽之的字,他是王羲之之子。竹,曾说:“何可一日无此君!”居住会稽时,雪夜泛舟剡溪,访戴逵,哪知道至其门不入而返。人问其故,则曰:“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姚燧在这里引用这句话是说,独自游玩尽兴就好。在《挽王敬夫宪佥》中的“夜月谁家虚燕席”,这里的燕席是唐韩愈《感春》诗之三:“心怀平生友,莫一再燕席。”燕席指的就是宴席、酒席。在《次刘时中反和杜紫微韵赠李若水》这首诗中“何事仙人亦毳衣,蒙茸如I曜朱辉”出自《诗・王风・大车》中的“大车榄榄,毳衣如I”。
参考文献
[1] 杨新勋.姚燧的文学思想[J].山西大学学报,2003(2):58.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凸显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由于货物、资本与贸易往来的跨地区和跨国化,全球经济的往来日益密切。随着这种全球化活动的不断发展,全世界已从经济全球化慢慢延伸到文化、社会生活、观念和意识形态等精神领域的全球化,并实现了跨地区、跨国家人们之间的往来、交流与融合。随着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全球化意识也随之崛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并纷纷引起研究热潮。
二、关于比较文学学科
比较文学是一门近年来发展着并逐步引起重视的学科。由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具有跨越性特征,其研究的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别文学之间的异同抑或联系,因此这门学科的研究方向在文学领域中顺应了时展的要求,实现了不同文学类别之间的跨时空对话。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其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已形成了三大学科理论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欧洲,第二阶段在美洲,第三阶段在亚洲。
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可以看出,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以及跨越性是全球化趋势的主要特点。而之所以称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是顺应时展要求的,原因就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正体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中,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充分体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并且,比较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跨越性的研究,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由经济的联系,不断渗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日益密切,这就使得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现今的学术界中广受重视。在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比较文学的地位正逐步上升。比较文学基本特征是文学的跨越性,其跨越性研究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是跨科际的研究,对文学和人类其他一切学科领域都可以进行跨越性的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和艺术、宗教、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研究。
2.跨国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是两国或多国之间的文学。法国学派提出,“比较文学研究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基亚进一步提出“比较文学是一种国际文学的关系史”。雷马克的比较文学定义中就明确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
3.跨文明研究。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新阶段,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的立足点,也是文学跨越性研究的新领域。[2]以上三个跨越,共同构成当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本特点—跨越性。
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方法最主要有两种,一是影响研究方法;二是平行研究方法。比较文学最初研究的是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影响研究是它的一种重要研究类型。因此,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最基本、最主要的类型之一,在这一学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研究研究的是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影响研究的范围,从大的方面说,它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或者一种思潮和运动给另一个民族文学带来的影响。例如,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等。从小的方面来说,它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作家和作品对另一个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的影响。例如,美国作家爱伦?坡在美国文坛尚未引起重视之前,引起了波德莱尔等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们的注意。
影响研究中,学者们依据客观事实,找出文学作品之间联系的依据,追源溯流,探索影响,证明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存在。随着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文化、文学领域的交流不断深入,各国文学会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联系,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方法的地位会日益突出,这也是影响研究方法的重要所在。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另一种研究方法。它研究的是不存在事实联系依据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因此平行研究不同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是指学者们从价值和审美角度出发,重在从主观方面去研究和比较文学作品之间的异同。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所研究的对象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例如,尧子的《读<西厢记>与RomeoandJuliet之一—中西戏剧基本观念之不同》,作者从《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出戏的对照中,引出了中西戏剧观的差异,深入分析了西方以悲剧为主,中国则喜剧多于悲剧的根本原因,是西方戏剧以娱神为目的,而中国戏剧以娱人为目的。
平行研究还提出了文学与其他艺术、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思想史、文学与宗教等其他学科的科际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打破了以往的“民族文学”、“国别文学”概念的界限,实现了真正的各国各民族文化文学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这也正顺应了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时代特点,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正日新月异。
英文名称: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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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出版周期:半月
出版地址: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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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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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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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童文学是儿童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一)儿童文学形象地诠释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基本观点。现代“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把儿童看成是具有独特生理和心理结构的人,是独立的、需要被尊重的个体,而非成人的附庸。“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是现代儿童研究的起点,也是儿童文学的理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17-18世纪的欧洲,正是经由夸美纽斯、卢梭等一大批杰出思想家、教育家、心理学家的奔走呼吁,人们才意识到儿童文学之于儿童的重要性,才出现了自觉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不仅以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为理论起点,还通过丰富多彩的作品对其作出形象的诠释,这使它具备儿童心理学、生物学无法取代的优势。“心理学形成模式,找到规律性,最后解释人类经验和行为的有序性。相反的,作家探索的是人类经验的、自由的、不规则的、感性的部分。”[6]透过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教师能从中感悟到作家对儿童观的精彩论述。
(二)儿童文学生动地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童心世界著名批评家勃兰兑斯曾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7]借用勃兰兑斯的观点,儿童文学可看作特殊形态的儿童心理学。因为儿童文学由成人来生产、儿童来阅读,所以儿童文学接受过程要想达成,成人作家就必须熟稔儿童心理,成为“儿童研究专家”,从最初的构思到创作的完成,始终不断地与潜在的儿童读者对话,最终生动地呈现出儿童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正像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安徒生所说:“我在纸上写的,完全和口里说的一样,甚至连音容笑貌都写了进去,仿佛我对面有一个小孩在听一般。”[8]以实证研究为主要范式的儿童心理学希望通过诸多可以测量的要素揭示儿童心理发展图示和过程,而儿童文学试图走进隐秘的童心,通过生动地呈现儿童精神生命,反映儿童心理发展中自我同一性、反抗期等过程,如深受儿童读者喜爱、儿童文学批评家欣赏的《彼得•潘》《哈利•波特》等。这些优秀作品绝对不是对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被动的图解,相反,他们所描述的恰恰是心理学解释得以成立的依据,二者形成重要的互补。
(三)儿童文学审美地勾勒出儿童发展蓝图人类之所以要创造出一个专属于儿童的文学接受形式,其根本原因是为了表达成人社会对童年的尊重、对下一代的价值期待。日本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上笙一郎这样描述:“所谓儿童文学,是以通过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将儿童培育引导成为健全的社会一员为最终目的。”[9]因而将儿童文学放在首要地位的,是在儿童观念中提高人的地位。儿童文学虽然外表天马行空,但其主题都自然而然地把儿童引向对“真善美”“假丑恶”“贫与富”“爱与死”等永恒价值的思考,其蕴含着成人希望儿童能在潜意识层面深刻地习得人类智慧、社会习俗和种种美德,成为更好的人,积极建构更美好人生的愿望。儿童文学“以善为美”,其旨在为儿童审美化地勾勒出发展蓝图,构建理想的儿童的可能生活,是一种具有人文关怀意味的儿童研究。
二、儿童文学视角下教师儿童研究的意蕴
我国教师教育标准已明确提出:以儿童为本。当前教师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中已涉及儿童研究的一些相关理论知识。但现代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和多边化,儿童生活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教育现场的很多中小学教师还不具备应对诸多儿童问题的理论修养和实际处理能力,如对儿童兴趣、需要、情感、价值观缺乏足够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儿童研究一个重要切入点的儿童文学,如能成为教师儿童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将有利于促进“让每个儿童得到个性的发展”目标的达成。
(一)了解儿童想法或观念走向合作与探究的课堂教学要求教师与儿童之间进行平等的交往,人对人的理解是交往的基础,但理解的核心并非是训练儿童用成人的眼光来看世界,而是成人要尝试用“童心”看世界。蒙台梭利(M.Montessor)i说:“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第一步绝不应该针对儿童,而应针对成人教育者。”[10]课堂上之所以会有不少儿童游离在教学之外,其关键原因在于教师没有敏锐地发现或捕捉到儿童的想法,没有为儿童想法的产生创造适合的机会,或者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儿童想法之上。具有破解童心优势的儿童文学为教师了解儿童想法提供了一个重要切入点。例如,通过了解匹诺曹、小飞人卡尔松、长袜子皮皮等丰富多彩的儿童文学想象,学前阶段和小学低年级阶段的教师可能会恍然大悟,原来儿童脑海中有这么多异想天开、奇妙荒诞、天马行空的想法。儿童文学视角下的儿童想法、观念研究,强调儿童是具有独特经验与思想的“社会群体”,对儿童的意见与能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儿童文学为教师打开了通向儿童审美意识迷宫的大门,使教师更深层地领悟到儿童的奇思妙想是在其心理发展阶段上想象力丰富的自然表现。
(二)掌握儿童兴趣孔子曾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主导儿童自由选择和自主学习的是兴趣。尽管在学界的倡导下,中小学教师常将儿童兴趣挂在嘴边,但在学校现场,往往以成人的兴趣、教师的兴趣代替儿童的兴趣却是不争的事实。教师研究儿童文学与掌握儿童兴趣之间关系紧密。儿童文学能展现儿童诸多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兴趣。例如,儿童之所以对幻想小说感兴趣,是因为幻想小说具备想象与幻想、游戏与娱乐、对英雄人物的向往与崇拜、强烈的参与及好胜心理,全面满足了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儿童之所以对探险故事有兴趣,是因为故事融入了荒岛的地理概貌、动植物等自然地理知识和种植捕鱼、烹饪烧烤、搭建木屋、打猎养鸟等谋生知识。对儿童来说,受知识、眼界、经验所限,对探索外面的世界有着积极的兴趣。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无不深谙儿童兴趣,他们一方面彰显自己的审美兴趣,一方面自觉地吸纳儿童的审美兴趣,并机智地将之传达出来,让儿童读起来欢欣雀跃、爱不释手。对教师来说,常苦于无法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没有真正读懂儿童的兴趣。儿童文学视角下的儿童研究,能帮助教师熟稔儿童兴趣,激发儿童学习兴趣。美国名校长梅耶尔(D.Meie)r就曾为使学校课程和教学更好地满足每个学生的兴趣,专门进行过儿童阅读兴趣研究,邀请家长帮助观察孩子对哪些方面的书籍感兴趣。
(三)促进儿童发展教师作为儿童成长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推动儿童发展最具动力性的因素,教师儿童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儿童发展,而教师对儿童发展的巨大影响必然建立在其自身儿童研究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因此,教师不仅要关注儿童的智力发展,还要把握自然、社会对儿童产生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文学是教师儿童研究极其有必要去关注的内容,尤其是在21世纪,儿童文学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承担着培育人类未来一代的使命,探索儿童在成长期的憧憬、期待、梦想、困惑,其关注焦点涉及生态、可持续发展、种族、现代人生存困境、和平等时代主题。从儿童文学的视角审视儿童发展,对教师来说,是一个极具生长潜质的着眼点,它有助于教师充分认识到多元文化对儿童的多重影响,理解儿童的现实发展和突出的社会问题,学习、研究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相关影响因素,学会处理有关儿童成长与教育等相关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协调发展,适应教育教学实际工作。从儿童文学视角关注儿童发展,对教师来说,还具有人文关怀的意味。通过阅读儿童文学中对儿童“可能生活”的描述,教师关注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儿童的现时需要,更能远眺儿童未来更好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帮助儿童建构起现实生活与可能生活之间的桥梁,从而促进儿童幸福地发展。
三、儿童文学视角下教师儿童研究的策略
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儿童文学对教师儿童研究的重要作用,大部分师范院校对儿童文学的认知不够、利用率不高。因此,在儿童文学视角下进行教师儿童研究,从宏观层面来说,一方面要推进国内师范院校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职后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培训。对于教师个体而言,从儿童文学视角展开儿童研究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儿童文学素养,而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培养是个长期过程,既需要教师付出时间和精力,也需要教师情感与心灵的投入。具体而言,教师可采取以下策略来利用儿童文学开展儿童研究。
(一)广泛阅读儿童文学,发现儿童阅读儿童文学是教师提高儿童研究能力的重要途径,阅读儿童文学不应仅是语文教师的专利。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往往也是伟大的教育家,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实也是优秀的教育图书,有时比教育理论来得更具体、更有冲击力。因此,笔者建议中小学教师广泛阅读国内外经典儿童文学,闲暇时走访儿童图书馆或书店,留心当下儿童文学热点图书的介绍和推荐,关注相关儿童文学批评,尽可能充实个人的儿童文学资料库,找到打开童心的钥匙,以更好地为促进每个儿童的发展奠定基础。近年来,中外儿童文学发展迅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教师需要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儿童文学视野,通过大量阅读,增加对儿童的了解,在如何看待儿童、如何建构儿童的可能生活、如何看待教师儿童教育天职方面,增加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