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主义剖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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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主义剖析材料范文第1篇

 

按照区党工委的安排部署，对照“六查六看”突出问题清单和加强作风建设重要批示精神，我认真自查，重点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方面，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治功能方面。一是政治敏锐性和警觉性不够。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影响大局的小道消息，政治新闻，没有做到积极抵制。二是党员自豪感不够。关键时刻不敢亮出党员身份，混同于一般群众。三是对通报的典型案例、他人的违规违纪问题没有警醒意识。片面的认为不犯错就和自己无关了，没有做到警钟长鸣。

（二）“四个意识”方面。一是大局意识不强。有“守摊子”的思想，只看自己负责的工作，没有从大局出发看部里的全面工作。对工作安排没有大局意识，工作中存在随意性，有时“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想到哪干到哪，顾此失彼，没有计划性考虑工作。二是责任担当意识不强。对待工作畏难发愁，遇到难点问题不积极想法解决，而是过分依赖领导，汇报请示太多，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延误工作时机。

（三）“四个自信”方面。一是在学习态度上不够认真、缺乏自觉性和积极性。不能主动学习作风建设的有关规定要求，学习仅限于推着走。二是淡化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结亲连心”工作存在形式主义，满足于完成任务，拍照留资料，没有真正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导致上级惠民政策没有及时传达给群众。

（四）发挥作用方面。奉行好人主义。对其他同志存在的问题不及时提醒，怕得罪人，认为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管好自己就可以了，没有做到关心、指正同事。

（五）工作作风方面。一是调研工作浮于表面。写调研材料时大部分依赖于基层上报的数据，很少进行实地考察，导致调研工作浮在表面，不深入、不扎实。二依赖于经验主义。在拟定文件时，有时忽略实际情况，借鉴往年和其他县区的数据材料，导致材料明显漏洞或盲区。

（六）自我要求方面。开会有迟到的情况出现，会议期间做与会议无关的事情。

（七）形式主义方面。不能主动对照查摆，存在侥幸心理。思想上不重视导致对照检查“走过场”，认为每年都是“老三样”拿往年的材料应付，拿工作忙为借口，没有真正自我剖析存在的问题。

（八）官僚主义方面。工作中没有考虑基层实际。特别是推进宣讲工作中，没有考虑基层工作紧任务重，有时为尽快完成任务，盲目的进行催促，态度不够温和的现象，也没有及时将基层困难及时反馈给上级。

二、原因分析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刻剖析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政治学习“走过场”。停于形式，敷衍了事，在政治学习时存在应付心理，没有把参加政治学习和主动接受思想教育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来认真对待。

二是群众意识的淡薄。没有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没有深刻体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质，导致结亲连心工作浮于表面。

三是业务水平不高，缺乏钻研精神。工作上没有认真钻研,缺乏敬业精神，常常得过且过,自认为上级领导会有指示，在业务方面存有依赖性。

四是工作有急躁情绪。工作速度可以，但容易马虎出小错，责任心还需加强，工作不够细致，不够周到，特别是有些文件修改了以后，就急着上报，没有仔细检查。

三、整改措施

（一）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政治素质。一是增强学习主动性，特别是理论学习，提高用理论指导具体工作的能力，做到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做好意识形态和理论武装相关工作。二是加强对专业知识、传媒新领域方面的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力争成为一名优秀的宣传干事。

经验主义剖析材料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基于问题的二语习得；批判性思维；批判性语言习得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11-0086-03

“基于问题的二语习得”（Problem-base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简称PSLA）主张二语习得始于真实、源自生活、结构不良但多解的问题情境，采用小组合作协商和个体自主探究相结合的语言习得模式，不仅促使学习者自主判断、民主确定和主动掌握目的语知识技能，还发展其自主学习策略、交际合作策略，培养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思维和创造力，发展其应对生活和职业挑战的素养。[1]

一、PSLA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逻辑

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指逻辑清晰严密的思考，包括思维过程中洞察、分析、综合、评估及重建等过程。[2]PSLA对二语习得者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以杜威经验主义哲学的中心概念“经验”为逻辑起点。“经验”是主体主动参与、实施活动之后获得的内部的主观体会，并非被动遭受、随机发生或肤浅观玩，而是批判性思维参与其中的探索过程，是“有意义的经验”。[3]因此，二语习得不能是脱离学习者生活情境的孤立讲授和机械背诵的过程，PSLA必须是学习者在目的语情境中主动参与、依靠批判性思维获得经验和改造经验的过程，即学习者的“教育性生长”。[3]

PSLA以认知语言学的建构主义原则为逻辑主线。建构主义认知原则启示我们：学习者接触到新的目的语知识时，首先调用自己的目的语已有知识和常识进行阐释，赋予其意义；[4]学习者通过批判性认知和探究行动进行目的语知识的创造；学习者在特定目的语情境的经验过程中，对目的语语义和语用的理解和运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发展和完善；尽管学习者个体的目的语已有知识水平、目的语技能和生活经验各不相同，学习者群体仍有能力创造出类似的共同知识和经验过程；学习者在与自身、生活和世界的相互关系中推理和建构认知性和概念性目的语知识；学习者不断建构和重构持续发展的目的语知识和技能需要批判性思维的引导和监督。PSLA正是遵循这一逻辑，引导学习者在目的语情境中发现更具主体意义的“问题”，从目的语语言、语用、文化等视角为“问题”赋予意义，解构和重构个体和群体的目的语语言和文化体系。PSLA不是平面、线性的传授和记忆过程，而是立体、螺旋上升的经验和批判过程，批判性思维是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PSLA还以功能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理论为逻辑辅线。功能语言学认为所有文化都在语言中反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元功能或纯理功能（metafunction），即概念（ideational）功能、人际（interpersonal）功能和语篇（textual）功能。[5]社会语言学则强调，要使学习者进入有效唤醒状态，需创设信任、民主的同伴关系和语言习得氛围；学习者知识体系的建构与重构是在个体与自身、同伴以及情境的和谐互动中实现的；异质性学习者群体有利于发展个体的批判性思维。有鉴于此，PSLA的“问题情境”是审慎设计的，以保持对学习者适中的唤醒程度，使其自愿寻求和赋予“问题”的意义，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从而产生“深层次”（deep approach）、“意义取向”（meaning orientation）的二语习得。PSLA利用目的语文化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鼓励学习者进行批判性探究、解构和重构，鼓励群体合作协商，要求个体与他人进行批判性协商和沟通、借鉴他人知识和观点、学会启发和质疑、自主选择和反思，从而产生批判性、互动式二语习得。

二、PSLA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过程

批判性思维判断三类对象的性质与价值：前提对象（“为什么”），即质疑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的有效性；内容对象（“什么”），即判断事件描述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过程对象（“怎样”），即监控行为、检验实施策略。[6]PSLA学习者不仅对这三类对象进行证据支撑性判断，而且还进行二语习得之前的预测性批判、习得之中的行动批判和习得之后的行动及结果批判：

第一步：定义和解释“问题”。PSLA呈现的问题情境有关目的语国家与自己国家的社会文化差异，能激发学习者的好奇天性，自然唤醒与该情境相关的目的语已有知识。借助群体的批判性思维，PSLA小组交流、确定成员最感兴趣、最具争议或疑惑最多的群体性“问题”，判断其语义、语用及文化范畴。小组继而对已有目的语知识和“问题”之间的“空缺”进行分析和概括，据此提出假设性解决方案，判断和确定初步方案所需证据（新的目的语知识），即本次二语习得的研究内容。可见，PSLA学习者对“什么”（即情境中生成的问题）进行洞察、提炼和评估，并对“为什么”（小组问题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畴）进行分析、预测和判断，发展了对内容对象的预测性批判。

第二步：自主探究。PSLA小组民主协商，确定各成员负责收集的新目的语信息。学习者独立自主地判断获取所需目的语知识的材料和收集方式，判断新知识与“问题”的相关性，据此进行筛选和整理，最后归纳、整合新知识，将其内化到个体性目的语知识体系中。可见，PSLA学习者个体对“什么”（包括问题和证据）和“为什么”（证据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畴）进行的批判性预测和检验，进一步发展了对前提对象和内容对象的行动中的批判性思维。

第三步：重构目的语知识体系。PSLA的自主探究和群体协商是交替进行、循环往复的，[7]学习者须验证和完善自己所收集的证据（新的目的语知识），以便说服他人；还要质疑和评判他人所收集证据，才能使群体协商判断和允准有效的新证据，解构、扩充、修正、重构个体和群体的目的语知识体系。此间，学习者不仅对“什么”（问题和证据）和“为什么”（前提、适用性和有效性）进行重构和批判，还对“怎样”（二语习得过程）进行分析、评价和调整。PSLA进一步滋养了学习者个体和群体针对前提、内容和过程对象的行动中的批判性思维。

第四步：评价和反思。PSLA小组评价群体合作和个体自主探究是否有效，回顾如何逐渐认识到更全面、立体的“问题”，如何形成“问题”的最终方案，即反思语言习得的生成过程。[8]学习者还要评判本次PSLA自主探究策略、群体合作策略和批判策略，以使下次PSLA更加顺畅、富有成效。他们质疑“什么”，在认知意义视界里对内容对象进行批判；他们自问“怎样”，在社会语言意义视界里对过程对象进行批判；他们设问“为什么”或“如果……会怎样”，在心理意义视界里对前提进行前提性、预测性的批判。可见，PSLA鼓励学习者对行动及结果进行批判，培养其更高层次、元认知意义上的批判性思维。

概言之，PSLA循序渐进地促使学习者经验和剖析二语习得过程，自我监控、判断和获取目的语知识，在发展批判性思维方面承享更多的自和责任感。

三、结语

PSLA不仅使二语习得者“对假定的知识形态（包括其支持性理论根据）进行积极的、持续的、谨慎的思考，并得出进一步推论”，[3]而且使二语习得成为学习者“受到经验的触发时，在变化了的概念视界中创造和阐明自身和结果的意义，并在头脑中对关注的事物进行检验和探索的过程”。[9]可以说，PSLA是一个培养和应用批判性思维的语言习得过程，是二语习得者对庞杂的目的语知识和文化信息所做的批判性探究。换言之，二语习得主体对结构不良的语言情境和主体自洽的习得行为进行自主探究和协商反思，[10]这一认知过程是以批判性思维为基础的，因此，“基于问题的二语习得”是一种批判性语言习得模式。

参考文献：

[1]丁晓蔚.“基于问题的学习”教育价值之我见[J].现代教育科学，2010，（6）.

[2]中文维基百科[EB/OL].http：///wiki/%E6%89%B9%E5%88%A4%E6%80%A7%E6%80%9D%E7%BB%B4，2011-12-15.

[3]Dewey，J.How We Think[M].New York：Heath，1933.

[4]Hendry，G.D.Frommer，M.& Walker，R.A.Constructivism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J].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1999，（23）.

[5]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2nd edi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6]Mezirow，J.On Critical Reflection[J].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1998，（48）.

[7]丁晓蔚，顾红.“基于问题的学习（PBL）”实施模型述评[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11，（1）.

[8]Schmidt，H.G.& Moust，J.H.C.Process that shape small-group tutorial learning：A review of research[Z].San Diego，CA：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1998.

经验主义剖析材料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企业管理类课程 案例教学 六大关系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b)-0179-02

案例教学法已经广泛应用于我国企业管理类课程的教学之中。案例教学法不仅使得看似远离现实的理论教条鲜活起来,而且有助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探索精神。案例教学也使得师生之间有了更多的交流与沟通,创造出生动、活泼和有趣的教学氛围,从而达到教学相长、共同提高的目的。以上是案例教学法所达到的理想状态。但是,在我国企业管理类课程的实际案例教学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缺乏合适的案例材料,案例材料与教学内容的匹配程度较差；团队成员参与度地低,协作意识差,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即个别人完成案例分析报告,多数人挂名；师生互动性差,教师对案例点评不十分到位,缺乏思想碰撞产生的智慧火花；案例讨论、汇报过程拖沓、松散,时间利用效率差等。上述现象直接表现为案例教学的效果差,也动摇了教师采用案例教学法的信心。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要提高企业管理类课程案例教学的效果,就必须认真研究和处理好以下六大关系;

1 理论教学与案例运用的关系

理论来源于实践,企业管理理论来源于千千万万企业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和概括,其反映了企业管理的一般规律,案例则是形成企业管理理论的基本元素和素材,它使得企业管理理论生动和鲜活。理论是在总结大量企业管理案例基础上进行抽象思维的结果,经过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加工制作过程,体现出系统性、条理性和规范性的特征,给人们提供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思维框架。案例是典型事例,形成理论的基础性材料,同时又是粗糙的、表层的、非关联的、极端的、特殊的东西。教学的主要的或根本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理论武器。在教学中使用案例的目的应该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理论,而不是陷于案例本身的做法之中。案例是沟通理论和实践的桥梁,通过案例分析可以使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来源。例如,对于缺乏实践背景的学生,应该偏重于理论教学,以帮助学生奠定理论基础,形成知识体系,案例分析则起到佐证和辅助作用。对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学生,可以偏重于案例分析,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他们的思想活力,提升其理论水平。

2 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关系

在企业管理类课程案例教学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师位于“天地君亲师”五尊之列,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教师与学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教育服务的提供者,而且被赋予了从某种意义上高人一等的社会特权,甚至是智慧的化身、道德的楷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教师的认知日趋向职业角色转变,亦即将他们视为与医生、律师、公务员、公司经理等相似的服务提供者,不再拥有超越职业之上的社会角色。这种角色变迁,在企业管理类课程案例教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但是,在当前中国式教育方式影响还比较大的背景下,学生对教师权威的渴望和自身弱主体地位的心理定势并未完全改变,甚至从礼貌角度也不愿去挑战教师的权威。这就给中国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教师要具备哲学家的睿智,在分析案例时比学生站的更高,看的更远,分析的更全面,理解的更深刻,视角更独特,这样才能服众。另一方面,又必须走下“高台”,以平等的身份扮演好主持人的角色,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发挥主体作用,敢于挑战权威,寻找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3 案例教学中结论和过程的关系

通过案例教学是得到某些结论还是让学生感受过程？换句话说,是让学生做出某种选择还是列出更多的选项？这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的思路和重点的选择问题。案例教学与企业实际的经营管理决策有着本质的差异。企业家们必须在既定的决策方案组中做出选择。他们在决策的准备阶段可以对各种备选方案的优缺点、风险与收益进行多方面的论证。但是,在决策阶段则必须在权衡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因为任何犹豫不决都会带来机会或实际的损失。案例教学则可以从容地从多角度分析案例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和决策问题,引导学生运用专门的分析工具体验决策过程，激发新思想的火花，形成系统化决策的思维。换句话说，案例教学不必过多地关注得出某种知识性的结论,而应该关注如何让学生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体味出超越理论教条的东西。

4 案例教学中收敛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的关系

在企业管理类课程的案例教学中,存在着两种思维方式:收敛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收敛性思维是一种“是时”分析方法,即要求学生根据当时的背景思考和评价相关的决策问题,也就是假设在案例企业当时的条件下分析其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决策、其效果如何、是否还可以做出其他的决策、潜在的效果会是怎样？发散性思维是一种“事后”评价方法,即根据现时所掌握的信息评价当时决策的正确性。虽然时间是单向的,具有不可逆转的特征,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剖析案例企业的成败得失而面向未来。在案例教学中,两种思维方式各有其优势和微妙之处。收敛性思维可以使学生置身于当时的场景之中,深刻地体味在既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它有利于培养学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的观念,在决策时能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戒除评价案例时的主观主义态度,克服“事后诸葛亮”式的自大情绪。发散性思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活力,找出解决问题的多种路径,从而跳出盲从和经验主义的巢臼,总结出能够长期指导企业管理实践的一般性原则。在案例教学实践中,这两种思维方式虽然没有优劣之分,但是需要有所选择。这样可以使教师和学生沿着同样的路径思考问题,使讨论的问题更加集中,也更容易通过讨论达成某种共识。

5 案例教学中实际场景与模拟场景(实验场景)的关系

在企业管理类课程的案例教学中,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两种场景:实际场景和模拟场景。所谓实际场景是指给学生提供完全真实的背景材料,面对案例企业真实的决策问题,通过案例小组的分析研讨提供出有价值的决策方案。在案例教学中采用实际场景的极端形式是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给每个小组提供一定的资金,在给定的经营目标、经营项目和市场范围内开展真正意义的决策训练。教师在给定的经营期限内,依照评价指标体系对各个小组的成果做出评判。每个小组在每个考核期末,甚至每天都对自己的决策的成败得失做出分析。也可以采用淘汰制, 每次考核后都使一个业绩最差的小组淘汰出局,使各小组学生真实地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充分体验企业管理决策与实施的过程。采用实际场景的优势在于可以使学生真正面对管理决策,得到真正的管理训练。但是,该方法的困难在于出于市场竞争及商业秘密的考虑,很少有企业乐意提供真实的、时新的材料。如果给学生提供资金进行实际的经营决策训练,其高额的成本和有限的教学时间也使得采用该方法有了一定的难度。

所谓模拟场景是指给学生提供模拟材料,让学生在人为假设的条件下思考如何做出最优的决策。现在已经有很多计算机软件公司开发出了各种模拟决策软件供学生训练之用。常见的有:企业管理电子(手工)沙盘；会计模拟实验室；物流实验室；市场营销、市场调查、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等模拟软件。采用模拟场景的优势在于成本低,便于组织,可以使学生体验决策过程,掌握决策方法,验证决策的效果。当然,在模拟场景下,学生可能过于放松,将整个训练仅仅看成是一种游戏,从而使案例教学失去应有的价值。

6 案例教学中各环节之间的关系

在企业管理类课程案例教学中要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互动,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从整体上设计出师生互动的教学流程,把握好案例教学各环节的关系尤为重要。

师生互动、全程管理的案例教学流程可以用图1简示:

以上案例教学流程图简明扼要地列示了教师开展案例教学活动的主要工作和学生学习的主要任务。从教师角度看,必须根据案例教学目的,准确把握学生的性质和水平,选择合适的案例材料,设计出引人入胜的讨论问题,及时检查案例分析完成情况,精妙地点评案例分析报告,准确地总结出案例分析的得失,最终形成某种共识。从学生角度看,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及时地按要求完成案例分析的各项工作,把每次的案例分析活动都变成思想交流与升华的总结会。在案例教学时,我们不一定要机械地按上述流程工作,但是认真地做好各环节的工作,并使各环节相互衔接则是取得优良的教学效果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 ,实践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9.

[2] 韦宝平,案例教学法简论[J].江苏高教,2000.1.

[3] 朱文,案例教学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0.

[4] 王临军,案例教学推广不畅的原因[J].现代企业教育,2000.2.

经验主义剖析材料范文第4篇

【关键词】；哲学思维；创新素质；特征研究；形成过程

创新素质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构成创新智慧的基础。我国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对于传统单一创新素质的解决思路与方案显得局限，而为了寻求更为智慧的解决路径就需要从创新素质的培养中，强化创新思维能力训练，充分发挥创新思维对于激发人的创新能力的整合作用。哲学思维作为以创新精神为主导的哲学观，在尊重实践、科学、辩证地反思与批评中，更能够引领个体从综合能力的展现中来解决问题。哲学思维作为当前创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仅是我们全面阐释哲学思维的具体体现，更从其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创新价值中客服片面思维的局限性，增强个体创新素质综合能力的有效提升。

1．创新素质的基本内涵及思维表现

1.1创新素质的内涵

创新素质包括“创新”和“素质”两个词，其内涵的把握应该从两者的组合上进行解读。对“创新”的定义，有学者提出创新是对新事物的开发过程，或者是运用知识来创造或改进新事物的形成过程；还有学者从环境学上将对一个组织或一定环境的重新接受，并被应用到新的实践或制造物中的过程。对于“素质”的内涵，心理学认为，主要是有机体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特性，如神经系统、大脑及其他感官的特性，是构成个体能力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可见，对于创新素质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在个体基本素质基础上形成的能够运用多种方式方法来创造新的事物、解决新的问题的高级的、复杂的、综合的能力素质，既包括认知领域的创新素质，也包括实践领域的创新素质。创造力理论创始人J•P•熊彼特提出，个体创造性特征包括智力因素及非智力因素。心理学家R•J•斯坦伯格提出：创新素质不仅表现在良好的处理问题的能力上，还能够以新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勇于承担、敢于挑战，以“全面的”的视角来组织事件。心商理论创始人王极盛从四个方面来提出创新素质的构成，即实现系统，包括个体的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及智力策略；动力系统，包括理想、信念、情感、意志等个性等；调控系统，包括心理承受能力、心理适应能力、心理协调能力、心理平衡能力等；供给系统，包括潜心能因素，如记忆的潜能、想象的潜能、尚未顿悟及尚未出现的灵感等。

1.2创新素质的思维表现

创新素质作为个体在继承先天既得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后天的努力而形成的解决新问题、创造新事物的综合素质。主要包括创新立场、创新方法、创新理念、创新精神及思维等。对于创新素质的思维表现，往往是个体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对各类信息进行重组、选择、嫁接、综合的过程。由于创新思维在整个创新实践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在探讨创新素质中可以从剖析创新思维的表现来关注创新素质。

1.2.1科学化思维

对于学术界中科学化思维的探讨，也称为求真思维，主要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法来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及本质。对于自然科学中的思维方法与人文科学的思维方法是有区别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倾向于实验数据来进行逻辑推理，从而获得可重复性、可证实性的逻辑思维，其方法多以精确性、实证性数据对事物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对于人文科学中的思维方式，主要倾向于从偶然中寻找必然的思维逻辑，其研究对象与特定事物相隔离，或者以纯粹的意识形态来进行研究，其方法表现在发散性、模糊性、思维的横向性及归纳推理上，侧重于定性分析。

1.2.2艺术化思维

艺术化思维不同于逻辑性思维的按部就班的线性跟进，而是依据个体的情感体验、从想象、联想中来感悟事物的规律及本质。艺术化思维是建立在形象性的信息材料基础上，由一个形象跳跃到另一个形象以形成新的形象。对于艺术化思维的表现，尽管属于非逻辑性思维方式，对思维的结果存在偶然性或有待逻辑证明和检验，但艺术化思维往往能够从直觉能力上获得意外的创新成果，是个体进行创新的必要思维之一。如爱因斯坦在相对论的思维过程中，将人的自由下落旅行想象成骑在一束光上，从而获得了对科学创新的经典构思。

1.2.3哲学化思维

哲学化思维是通过思辨、批判、反思等方式来揭示事物的一般本质或规律，倾向于运用超越性思维来重新审视世界。在创新实践活动中，哲学化思维的价值能够从多方科学思维的整合中，吸收艺术化思维、科学化思维的优势来进行创新。哲学化思维作为认识论之一，能够从创新主体、创新客体及主客体之间的协同中把握新的看法、观点和态度；哲学化思维能够从宏观认识上，而不局限于某种科学或艺术性创作方法来揭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应如何”等问题进行追根溯源并给与回答；哲学化思维作为高于局部的思维方式，能够从“求真”中获得更深、更高、更广的认识或价值。

2.哲学思维的特征分析

哲学思维是基于实践形成的，对一般问题获得的唯物辩证地概括与归纳，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实践性。对于哲学思维并非囿于自我精神的封闭，而是从个体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实践的层面来进行概括与推演，基于实践来理解个体、理解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不仅强调个体的理论源自实践，还要将个体的思维方法付诸实践，进而从实践中来对理论进行检验、丰富和发展。二是抽象性。哲学思维将个体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发挥到极限，力求从对象的总和及意义上来把握“无限”。抽象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往往以主观世界的普遍性或一般性来看待世界。可见，对于唯心主义哲学思维，从“物质”特性上进行抽象，超越具体的物质的象，以构建成有限领域内具体物质的象，并不能代表整体的、本质层面上的普遍性。哲学思维摆脱了经验主义的束缚，从超越具体实物论上，将“客观实在性”作为世界可能的、有限的、无限的最普遍的特性进行整体抽象。三是唯实性。哲学思维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首先从哲学的基本问题上，肯定物质决定意识；其次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上来承认物质世界的可知性。哲学思维将“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强调思维与客观实际的关系，并从个体思维与客观实际的相符合上来崇尚实事求是。四是辩证性。哲学思维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作为变化发展的动力，在揭示认识事物思维上表现出鲜明的辩证特征。首先表现在以普遍联系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从事物的整体性、多向性和开放性上来把握事物的普遍联系；其次从矛盾分析法上来坚持对立统一的“两面性思维”。五是批判性。哲学思维强调实践性，从尊重实践上来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地创新。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基础、《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将对实践的尊重进行经典阐释；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德国哲学与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来进行探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更是从多种哲学思潮的批判中来进行新哲学观的论述。

3.哲学思维的创新素质形成过程

在对创新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关系研究后发现，哲学思维凭借其立得稳、站得高、想得深、看得远，从创新思维的高度自觉性、动态灵活性和积极求异性上来实现创新目标。可见，哲学思维在提升个体创新素质上具有鲜明的推动性和涵育价值。一是哲学思维为创新素质提供了创新立场。作为创新哲学思维，从思维的实践性、批判性、反思性上来促进创新者立足实践，并从自觉反思中来追求卓越；同时，以批判反思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将创新主体的能动性作为实现创造真善美的基本立场。事实证明，创新立场的明确，对于创新之科技价值和人文价值同时兼顾，能够从批判和超越中为创新者奠定基础。二是哲学思维为创新方法提供必要的导向作用。创新者在创新实践中，对于所用的方法或程序，如比较法、归纳法、分类法、演绎法等等，这些方法往往表现为单一化倾向，而哲学思维，能够从辩证思维方法上，从联系的、发展的、整体的观点上来看待创新，能够引导个体发现新的创新方法，即客服单一方法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三是哲学思维为创新过程提供具体的修正功能。创新的过程是从创新计划的实施中获得创新成果，哲学思维首先从唯实思维和辩证思维中坚持实事求是，并从辩证法上来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并从联系的、变化的发展中来优化创新方法。四是哲学思维为创新素质提供科学的理念。矛盾是事物的变化发展的核心内容。哲学思维将矛盾作为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提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可见，对于创新的开展与实现，需要从问题的发现、深刻的揭示与完美的解决中，遵循科学的创新理念，依据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原则来解决问题。

4.结语

创新素质与哲学思维的养成，关键在于从创新精神具备创新意识与态度，把握和树立哲学思维，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同时，承认矛盾和问题，从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中来展开思维，有条理的对困难进行怀疑与开拓，促进创新主体能够从批判思维和反思思维中对创新主体进行创新假说，以独立思考来自主建构和追求卓越，最终为实现创新目标提供精神支撑。

【参考文献】

［1］杨耕.当前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04)：5-22+157.

经验主义剖析材料范文第5篇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