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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0-0009-02
齐家文化是继马家窑文化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因1924年首先在甘肃广河县齐家坪发现而得名。根据考古资料显于,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比黄河上游其他远古文化都要广泛,它东起泾水、渭河流域,西到湟水流域,南抵白龙江流域,北入阿拉善左旗附近,①横跨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四个省区。齐家文化的年代,根据考古地层叠压关系,证实其相对年代晚于马家窑文化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依地区的不同和文化内涵的特点,齐家文化至少可分为三个地区,即甘肃东部地区、甘肃中部地区、甘肃西部和青海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已发现齐家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共350多处,挖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各类文物。经过发掘的主要遗址和墓葬有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张家咀、姬家川,秦安寺咀坪,广河齐家坪、阳洼湾,兰州青岗岔,宁夏固原海家湾,青海贵南尕马台、大通上孙家、乐都柳湾等处。武威皇娘娘台遗址位于武威县西北部,该遗址先后有过四次发掘,共发现房址6处、窖穴65个、墓葬88座。出土了石器、玉器、陶器、骨器、铜器和卜骨等遗物。这里首先发现了男女合葬墓和铜器。②寺咀坪遗址,位于秦安县北部,发现白灰面房子6座,其中3座房子保存比较好。房子为方形,中间有圆形灶,门朝南。房子的居住面都铺有一层坚硬光滑的白灰面,这是了解齐家房屋建筑的重要资料。③大何庄遗址位于永靖县莲花城西南部,发现有房子和居住面7座、窖穴15个、墓葬82座,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遗物。其房屋和居住面遗存为研究齐家文化的房屋结构型式提供了实物资料。④秦魏家遗址位于大何庄遗址西面,发现了已知齐家文化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发现墓葬138座,且排列方向规整。⑤
根据已发掘的大量齐家文化遗址和墓葬材料看,这一时期的生产力较前有了很大发展,经济水平和马家窑文化相比有了很大提高。
一、农业是齐家文化的主要经济部门
齐家先民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刀、石镰、石锛、石铲。在材料的选用上采用硬度较大的石质料制造工具,如大理岩、凝灰岩、细砂岩、粉砂岩等。经过打制成形后,磨出锋利的刃部,且造型规整、坚实耐用。除石质工具外,还有骨质生产工具,如骨铲。还有的选料为玉料,如玉铲、玉锛,制作精细,通体磨光,刃口锋利,这说明当时玉石器的制作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齐家先民在手握式工具的基础上还将其改良为复合型工具,具有一器多用的功能,这样大大减轻了人的体力,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工具的改变,使得农业飞速发展。从发掘材料看,当时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是粟。永靖大河庄遗址的房子、灰坑、墓葬出土的陶器中都发现有粟,而各遗址普遍发现深1米左右、口径1~2米的圆形窖穴、椭圆形窖穴、长方形窖穴、袋状窖穴,都是储藏粮食和饲料用的,说明当时粮食的收获量很大。
二、齐家文化畜牧业很发达
在齐家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发现了800多件猪骨,表明当时猪养业的发达。而饲养不同于羊、马、牛、驴等食草动物,它的饲料往往与粮食紧密相连,因而养猪业的发达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农业经济收获的丰富和稳定;同时也表明谷类的碳水化合物已不能满足齐家文化先民的需要,他们开始追求高热量的动物性食物。永靖秦魏家出土的兽骨中,共发现猪、羊、牛的下颚骨518块,反映出畜牧业的比重骤增,这成为齐家文化的一大特点。
三、齐家文化制陶业比较发达
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早期的陶器是手制的,晚期则多为轮制。由于轮制的使用及先进的烧窑技术,使得烧制的陶器种类齐全、造型优美、胎薄面光、较为精致。齐家文化的陶器按陶色分主要有橙黄陶和红褐陶,还有部分灰陶。按质地分主要有细泥陶和夹砂陶。主要器形有碗、豆、鬲、鼎、壶、钵、盆、瓮、瓶、双大耳罐、高领双耳罐、哆口罐等,其中双大耳罐和高领双耳罐是齐家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陶器除素面以外,还有篮纹、绳纹、锥刺纹、划纹、附加堆纹和彩绘。齐家文化的彩绘装饰呈现衰落的趋势,但花纹图案主题突出、疏朗明快、新颖雅致,具有简而不繁的特点。由于花纹的结构已有一定的规律,因而画面规整,起到较强的装饰效果。在制陶工艺水平提高的同时,人们的审美情趣也随之变化,又使得一些人脱离制陶业,从事制作有艺术价值的产品,这就是陶塑艺术品。如永靖大何庄出土的陶塑人头两眼圆瞪、颈部稍长、形态逼真。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的陶鸟头形态生动。
四、齐家文化纺织业比较发达
齐家文化的纺织业也有引人注目的成就。永靖大何庄发现的布纹痕迹,有粗、细两种。较细的布迹其交织密度几乎和现在的细麻布相差不多,推测当时人们的衣着是用这种麻布制成的。各地遗址中还普遍发现有石纺轮和陶纺轮以及骨针,这都反映了当时纺织缝纫原始手工业的进步。
五、齐家文化冶铜业的发展
制作技术较制陶、纺织更为复杂的冶铜业的出现,是齐家文化生产力水平发生飞跃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在马家窑类型和马厂类型遗存中不断发现铜器,而齐家文化继承了这一冶铜技术,而且有了更大的进步。齐家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铜器,如武威皇娘娘台发掘出土铜制品30件,永靖秦魏家和大何庄分别出土铜制品7件和2件,铜器种类有凿、钻头、刀、锥、斧、环、匕、条形铜器及饰品等。广河齐家坪及青海贵南尕马台则出土铜镜、铜斧以及小件的指环、铜泡等。青海贵南尕马台25号墓出土的一件铜镜保存较好,其直径为9厘米,厚0.4厘米,表面平滑,镜背有钮(残),饰有七星角几何形图案,镜边沿钻两小孔,作系绳穿挂之用。在铜的质料上,既有纯铜(即红铜),又有青铜、铅铜。在铜器的锻造技术上,不仅有冷锻技术,而且出现了单范甚至合范铸造技术。采矿、冶炼、制范铸造等一系列复杂的加工程序的形成标志着齐家文化的制铜业已进入初步发展阶段。
六、齐家文化房屋建筑的发展
齐家文化的村落一般选择在河旁的台地上。现已发现房址的遗址有秦安寺咀坪、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河庄、姬家川等处。这些房子大多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室内居住面和墙壁下部多抹有一层白灰面,中间有一圆形灶,供烧煮食物和取暖用。门道多朝南,建筑面积一般在10平方米左右,个别房子面积较大。值得一提的是,永靖大河庄发现的房子面积较大,约36平方米。房子中间有一高出居住面3.5厘米的圆形灶,门向西南,前面有向外突出的出入口。竖穴较浅,四隅有四根粗立柱支撑屋顶。竖穴周围有整齐的柱洞,在竖穴的四壁和外墙之间有1~1.4米宽的空间地面,这段地面不涂白灰面,但很平整、结实。白灰面的房子是齐家文化建筑技术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房子的居住面上涂白灰面,不但坚固美观,而且具有一定的隔湿防潮作用,是改善居住条件方面的重要创造,更是房屋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齐家文化的经济水平较马家窑文化有了很大的提高,有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和纺织业,冶铜业已经出现并有了初步的发展,房屋建造技术先进。同时我们还看到,齐家文化是一支地方特征较强的远古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轨迹上有其特点。
[注释]
①齐永贺:《内蒙古白音浩特发现的齐家文化遗物》,《考古》,1962年第1期。
②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③任步云:《甘肃省秦安县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考古》,1958年第5期。
戏曲茶楼在性质上属于茶楼或茶馆的一种类型,它是把民间的戏曲文化与茶文化结合起来,让客人在饮茶的同时欣赏戏曲表演,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在宋代,民间艺术就进入了茶馆,有艺人、艺伎在茶馆吹拉弹唱,地方戏曲也常在那里表演。清代中叶以后,说唱艺术已经成为茶馆的一项主营业务。但是在这一时期,此类茶馆的主营业务依然是饮茶,只收茶和茶点的钱,戏曲虽然在茶馆兴盛,但也不过是其附庸之物。二十世纪上半叶,戏曲和茶馆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一些茶园、茶馆成了戏园的代名词,是人们丰富自身精神生活的重要场所。当时有许多名伶在茶馆献艺,吸引了众多茶客和票友,如在当时作为河南省会的开封市,就有着许多茶园以戏曲表演为主。此时这些茶馆的主营业务已经不再是茶,而是戏曲大餐了。当代,“戏曲茶楼”或“戏曲茶馆”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一目了然地揭示出这一类型的茶馆是以戏曲表演为主体、饮茶为辅助的。茶客来到戏曲茶楼不为饮茶,不为谈事,只是为了在此听上几段自己喜爱的戏曲。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丰富之余,必定会寻求精神家园的满足。戏曲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生活积淀,在民间拥有着一大批忠实的观众。在河南本土,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常常能听到一些戏迷饶有兴致地在农家小院或者公园唱着戏曲,且周围必定会有许多人观看聆听。这也就说明了传统地方戏曲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依然有强大的市场。然而,城市不比农村可以接连好几天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搭台唱大戏,加之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生活节奏较快,故居住在城市的戏迷们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来观看戏曲表演。所以,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大小小的戏曲茶楼、茶座便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城市中应运而生,满足了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需要,开辟了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而郑州市作为河南这一戏曲大省的省会当然不会例外。郑州市与河南乃至全国其他城市的相比,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戏曲资源优势,因此也是河南省最适合开设戏曲茶楼的城市。首先,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的省会,处于中原的核心地带,凝聚了中原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最能代表河南的形象。其次,郑州市拥有丰富的剧种,数十种河南地方戏、豫剧的五大流派及其几大调都在郑州汇聚,是名副其实的“戏曲大码头”。再次,郑州市是河南省剧团和专业演员最多的城市,它拥有省市级豫剧团和曲剧团共七个,公立的戏曲学校两个,专业戏曲演员众多。最后,郑州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之一,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也是旅客们的集散地和中转站,方便吸引热爱河南地方戏曲的外地人来到郑州感受本地的戏曲文化,加之郑州本地也有众多戏曲爱好者,使得郑州戏曲茶楼有着相对庞大的受众群体和市场潜力,这一点也是众多优势中最为重要的。据调查所知,郑州市第一家戏曲茶楼于1993年由一位台湾同胞开设于二七广场附近的大同宾馆,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几个月,但它标志着郑州市的戏曲茶楼进入了开始阶段。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之间的七八年时间是郑州市戏曲茶楼最为兴盛的时期,先后有近百家戏曲茶楼在郑州市开设,而在2000年时,曾有五十多家并存。然而近几年戏曲茶楼却趋于平淡,不少茶楼关门歇业,还有一些在继续维持,但也只是惨淡经营,形式不容乐观。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郑州的戏曲茶楼有着令人欣慰的发展前景。因为戏曲茶楼已经在郑州市扎根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展示河南戏曲文化一个重要的窗口,具有坚韧的生命力。据统计,目前郑州现存的戏曲茶楼有三十家左右。其中高档的约有十家,主要分布在管城区、金水区和二七区的繁华地段;中低档的在十五家左右,主要分布在中原区和惠济区这些离市中心较远的区域。高档和中低档戏曲茶楼在受众群体、内外部设置、演员、演出形态、消费形式、消费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总体来说:高档的戏曲茶楼定位较高,茶客的经济实力较强,所以要选择繁华地段,打造优雅环境,这必然也导致其成为高消费场所,进而对演员的个人素养和唱功也会有较高要求,而中低档的与高档的相比就有着较大反差。郑州市戏曲茶楼主要的营业时间是晚上,而白天则处于歇业状态,这是因为戏曲茶楼作为一种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休闲娱乐场所,可以使白天忙碌的茶客们晚饭后在此得以缓解、释放。
二、郑州市戏曲茶楼的存在价值
郑州的戏曲茶楼“像郑州这个城市一样,喜行不于色,藏民而不显于市”,是河南戏曲文化的独特景观之一。河南本土戏曲在这里上演,使郑州有了自己的特色,而这一切都体现在它的优点和价值上。
第一,与剧场相比,其演出形式比较自由、灵活。剧场演出的局限性在于它并不是每天都有演出,而且每次演出的是一个固定的、完整的剧目,时间较长。这就要求观众等到演出的那一天方可观看,且每次只能看一个剧目,观众一旦到了剧场没有选择演员、剧目的权力,只能听从剧团的安排。而戏曲茶楼在演出形态和演出方式上与剧场有着较大不同。戏曲茶楼作为一种商业气息浓厚、面向市场的文化产业,满足客人需求是其最大的服务宗旨。所以,在这里茶客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他们根据点戏单点某几位演员的某几出戏,茶楼就会及时进行演出,其随机性、灵活性比较大。在这里观众每天可以在此听到几十个乃至上百个戏曲片段和各种剧种,这也正是戏曲茶楼十几年来依然坚挺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丰富了当下的娱乐形式,既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关系,也给戏迷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河南地方戏曲是世世代代河南人民审美心理沉淀的结晶,在中老年人群中依然备受欢迎,所以郑州市戏曲茶楼的存在正为中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娱乐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场所。郑州的戏曲茶楼不讲求气派豪华,而是追求简单大方。茶楼的空间面积一般都不大,可容纳五十至一百人。在内部布局上,前面有一个古雅明亮的戏台,旁边坐着乐队,后面摆放十几张简单的桌椅,使客人感受到场面的温馨,近距离的观看自己喜爱的戏曲。有的演员还会走进观众与其攀谈,使得演员和观众没有在剧场时的距离感,侧面上再次加深了戏曲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了地方戏曲来源于民间以还原于民间。一些茶客本身就是戏迷,他们有时也会按捺不住,主动上台献唱,乐队也会予以伴奏,而茶楼是不会像茶客收取伴奏的费用,只要茶客高兴就好。
第三,为专业剧团演员和业余演员提供了收入来源,改善了许多演员的生活,也有利于提高演员们的演唱水平和综合素质。近两年来,河南政府出资扶持本地专业剧团发展,开展了“送戏下乡”的活动,专业演员也因此有了固定的收入。可是前些年,戏曲因受到现代流行娱乐形式的强烈冲击,一直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无论是专业剧团还是业余剧团,其演出都极少有观众,许多县、市级的中小剧团因没有经费扶持,没有收入来源,演员长时间发不出工资,最终纷纷解散,其演员也失去了生活保障。而郑州的戏曲茶楼吸纳了这批演员,给这些从剧团走出的演员提供了收入来源。因为面向市场,所以必定会有竞争,这就使得演员们不断学习、锻炼、创新,以提高自己的唱功及综合素质。演员是戏曲表演的重要载体,也是重要传承者,所以,演员的综合素养得到提高,对弘扬、革新中原戏曲同样有着重大意义。
第四,代替剧场或剧院成为外来人士欣赏河南戏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豫剧在全国是第一大地方剧种,南到台湾,西到,全国十几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专业的豫剧剧团,无疑是河南地方戏曲的骄傲,也是河南文化的重要特色。戏歌《烩面好吃豫剧好听》开头就有这样一句词:“没看过豫剧你不能算到过河南,没吃过烩面你不能算来过中原。”在现今旅游业兴盛的形势下,拥有着豫剧和烩面两大最具河南地方色彩的旅游资源的郑州,对外来游客具备着一定的吸引力。由于当今剧场经济发展不景气以及其定时定场的局限性,已经不能及时、全面地为外来游客提供精彩的演出了,而戏曲茶楼以其独特的戏曲文化、资源优势和自由性,恰好弥补了这个缺失。来河南旅游的人们,为了欣赏最精湛的豫剧,感受河南地方戏曲的魅力,最好的选择场所就是郑州的戏曲茶楼。第五,有利于借助戏曲向大众传播重情重义、惩恶扬善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历史文化常识。俗语有云:“黄土厚,黄土黄,黄土里长出了梆子腔。”中原戏曲诞生于民间,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其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和所蕴含的惩恶扬善的教化思想,都典型地体现着中原民众的审美心理和群体性格。河南戏曲无论是传统戏还是新编古装戏,都以历史题材居多。而这些脍炙人口的戏曲在郑州市的戏曲茶楼长期上演,使人听后酣畅淋漓,有着自己的善恶评判,同时也有利于普及历史知识。
“文化经济”发轫
当你劳累一天回到家中,从冰箱里掏出汉堡包或寿司,拧开一瓶可口可乐,打开电视欣赏着好莱坞大片或NBA大赛,聆听着麦当娜悠扬动听的歌声,还时不时用英文唱上几句时,你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文化经济”?
当你身边的朋友激情万丈地发动起“抵制日货、爱用国货”运动并最终失败后,你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逃不出“文化经济”?
当你的爱人温柔地对你说:“亲爱的,我想穿汉服举行中式婚礼”时,你又是否意识到自己也开始演绎“文化经济”?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日趋汹涌,多元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加快了融合与互动的进程。“文化”一词由此从全球经济体系的边缘走向了经济的中心:从好莱坞大片对全球刮起的文化风暴到《哈里・波特》创造的经济奇迹,从巴黎、米兰时装周对世界审美倾向的改变到NBA篮球的视觉征服和经济震撼,从巴塞罗那启动的奥运经济到数字传媒平台的崛起等,这一切促使人们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重新审视“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形态,那么“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的发展和深化,它不但包含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应当包括文化艺术、价值观念、以及娱乐休闲等精神因素。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一座火山,文化经济化时代的到来则是使之喷发的原动力。
那么,绵延千年的汉服及汉族礼俗又能否演绎出一个经济化的成功模式呢?
汉服如何定位?
2004年11月,中国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这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境外设立的一所教授汉语的学校。从此,中国的语言文字第一次通过国家设立的教学机构向外国传播。2005年年底,“汉衣坊”的设立也许并没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但这家私营小企业通过制作和销售传承了千年的汉服,而开拓了一个行业,激活了一个尘封的文化宝藏。相对于语言文字来说,一个民族的服饰在国际传播中的见效更快,也更易于被接受,人们对服装之美的欣赏是不需要书写和发音的。
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因此商品中的“非物质”所蕴含的价值随之增长。商品既具有“物”的价值,能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同时又含有“文化”的价值,为人们提供“精神”需求。近年来,乡村旅游的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在于人们对商品“文化”诉求的增强,乡村旅游开发的实质是其独特的文化资源而为游客提供的“文化产品”,即“卖的是文化”。本文试图从文化经济的视角来分析乡村旅游与乡村发展,即文化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一、商品的文化价值
文化产业及文化经济学的提出是针对现代社会中文化及商品的“文化”价值所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这一事实的回应。任何商品都具有“物”的价值和“文化”价值,只是在“物”缺乏时,尚未温饱的人们对于商品“物”的追求大于“文化”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物”的价值意义相对于“文化”价值来说,已大大减少。作为“交换”的商品,一生产就不完全是纯自然的物,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物”,因而蕴含有观念性的东西。马歇尔•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认为,生产是某一文化逻辑的物化过程,“因而,生产不只是,而且也决不是物质效果的实践逻辑。它是文化意图。肉体存在的物质过程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意义过程而被组织起来的———对人来说,既然它们始终是在确定的方式中被界定的,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存在方式”,“为了对生产作出文化的解释,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物品的社会意义(正是它的社会意义使得物品对一个特定类别的人是有用的)显然并不来自它的物理属性,而是来自它在交换中被赋予的价值”。[1](P220)商品的使用价值如同价值一样也具有社会属性,相同的商品对于不同文化人们其使用价值不可能完全相同。如萨摩亚人宴会上分肉的情形,一只猪分成10份,每份都有一定的名称,分给相应的具有某种地位的人,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吃猪肉,而在于分给他肉。[2]萨摩亚人宴会上的猪肉对于萨摩亚人来说,其“物”的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宴会上猪肉的“文化”价值,即分给其相应地位的猪肉。狗在美国被看作与人亲密的动物,狗肉在食谱上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禁忌,但对于将狗肉列入佳肴的韩国人和中国人来说,其使用价值完全不同。
事物的选择不是事物本身的物质属性规定的,而是人们的文化,即思维模式。可食与不可食,当然不可否定物的“自然属性”,即能够满足人体摄取能量的需要,但“文化”的属性在这一规约中具有重要意义,如印度人拒绝吃牛肉,穆斯林痛恨猪肉,美国人不吃狗肉等就不是消化生理和营养的问题,而是和其文化有着决定意义的关系。消费从来就是“文化”的,“在以物品的消费来实现自我满足表象后面,我们实际上是在参与一场文化的游戏:我们是在扮演着和表达着自己的社会角色,并且是在令人愉快地履行着社会职责。这就把消费概念化为一个公共性的问题,而非一个私人的问题,也就把文化推至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从而也就把‘关系’和‘场域’确立为研究的聚焦基点”。[3]在当代社会,商品对于人们,不仅具有交换价值,同时还具有“文化”价值,“一件物品绝不仅只是有交换价值,也绝不仅只是从物质上生产出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物件,它同时也是铭刻了某种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东西。它不仅具有经济生命,也具有社会和文化革命。因此我们不仅要从经济的视角,而且要从文化的视角来对它进行研究”。[4](P22)人们的经济淹没在社会关系中,莫斯在《礼物》中认为库拉圈既不是完全慷慨无偿的支付,也不是完全自私图利的生产和交换,它只是一种混杂在一起的东西。未被回报的礼物仍会使接受礼物的人显得卑下,尤其是当收礼者无意回报的时候。西北美洲的特林其特人、海达人到冬季时,举行“夸富宴”,人们会烧掉整箱的燃烛或鲸鱼、烧掉房屋和成千条毯子,还会打烂最珍贵的铜器,然后投入水中。[5](P68)在“夸富宴”这一看似不理性的消费其实蕴含“文化”理性,在“夸富宴”这种“财产之战”中获胜的一方不仅自己的等级获得了提升,而且连他的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得到提高,而节俭反而被视为蔑视的对象。
“购物,即使是日常用品的购买,现在都已经几乎完全失去了其作为一种活动的地位,而简直变成了一种体验。它失去了一种物质性,成了一种文化事件”,[4](P154)“我买故我在”,购物在消费社会里,已不是一种为了获取为人所使用的“物”,而是在购物中体验生活。购物不仅成为一种休闲活动,而且成为人们自身身份的一种界定。波德里亚认为,商品的象征或符号价值已经变得日益重要,“任何只要被当成财富的源泉或满足的源泉,当成使用价值,就是可以忍受的,哪怕是被异化,被剥削的最差的劳动也是如此。只要人们还能发现一种与个体要求或社会需求或社会需求相符的‘生产’,个体或历史的最差的形势就可以忍受,因为生产的幻觉永远是让生产符合其理想使用价值的幻觉”。[6](P41)在消费社会中,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由于物质的满足而增长,“文化”的消费成为消费的中心。近几年来,中国乡村旅游正是靠“文化”的依托得到了发展,“卖的就是文化”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质。
二、乡村旅游与文化
乡村旅游主要是一种文化旅游。旅游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其文化的体验决定游客的目标,“虽然有的人把旅游看作是自愿的,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但旅游本身在自己的社区应被认为具有某种精神上的东西。因为旅行是一种不平常的活动,所以其目标从象征意义上来是神圣的,从精神上说它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问题”。[7](P31)游客到乡村旅游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体验乡村文化,因此游客消费者和旅游经营者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易模式:旅游经营者经营文化、销售文化,即“卖的就是文化”;而作为消费者的游客到乡村旅游是为了享受文化,即“买的就是文化”。因此,文化在乡村旅游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文化,没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是无法在旅游业这一重要文化产业的竞争中获取优势的。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生命,因此为获得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保护和利用文化这一主题提上了日程。当然,并非一个区域所有的文化都能成为旅游文化资源,旅游文化资源是指总的文化中具对游客有吸引力的地方,即显性文化,如民族服饰、建筑风格、民族风情等。旅游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的冲击,因此在旅游业发展中,保护和利用旅游文化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重中之重。#p#分页标题#e#
文化是一个群体共享的理想、价值和行为准则。如果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流落到一座荒岛一段时间后,或许会形成某种社会;然而,这一群体的每一成员会保持他或她自己的身份和文化背景,一旦群体成员从荒岛逃生,这一群体就立刻解体了。[8](P34)文化是文化持有者的文化,因此在文化保护和利用时,最重要的是“保护谁,谁利用”的问题。目前,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一些开发者、经营者往往在不了解当地传统文化的情况下,为迎合游客消费倾向,将民族传统文化庸俗化。如一些旅游区出现利用一些民族传统婚姻形势,硬拉游客与旅游服务者举办所谓的婚姻仪式宰杀消费者的情况。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误用,而且是一种不遵守规范市场的服务行为。同时,游客大多来自大都市等发达地区,而乡村旅游往往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中国经济发展的二元性,导致了游客所代表的强势文化和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弱势文化在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相撞,使得代表民族传统文化的乡村遭到文化的巨大冲击。在强势文化影响下,旅游目的地居民往往羡慕、模仿游客,向强势文化靠拢。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由于一些乡村传统文化的丧失,使本来具有特色的旅游也变味了,从而丧失了旅游发展的基础,更无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正是基于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生命这一聚焦点,如何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文化是该文化持有者的文化,他者对这一文化的了解和感情不可能与文化持有者相同,如一个美国基督教者和一个阿拉伯穆斯林人对猪肉的看法是不可能具有相同的感情,一个将其视为可食,一个将其列为不可食。在一个文化种群看来是好的东西在另一文化中不一定就是好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因此,传统文化的保护及怎样保护并不是上级政府或外来旅游经营者能完全替代的,这一文化的主体理应有完全的主导权。
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既对立又同一。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了强势文化的冲击,一些传统的民族文化遭到丧失。一些经营者由于只注重经济利用,盲目开发,结果使几百年来历史的传统仪式毁于一旦。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文化商品化作为旅游消费品时,根本没有经过当地人许可,而且一些经营者,为了短期效应,想怎样经营就怎样经营,往往造成传统文化的庸俗化。可以说,一些旅游开发者将旅游开发到哪里,传统文化就破坏到哪里。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一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导致了传统文化的破坏而认为旅游与文化保护是无可调和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求在旅游开发中注重文化的保护。没有文化,旅游势难发展,在旅游开发中注重保护,已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文化的保护也需要发展,我们不可能设想,也不可能要求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坚守自己的贫困而担当起文化保护的责任。只有发展了,才能使文化持有者认识到其固有文化的意义。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正是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在许多村庄都可见到某种民间艺术的复苏。例如,小学生要学猴舞、音乐以及雕刻。巴厘年轻人的身份是靠他们的技能得以认可,即其技能对游客和当地观众同样具有价值。如果他们的雕刻、舞蹈或戏剧表演很棒,这种技能可能成为他及他家庭的赢利之源,而且给个人带来极大的自豪感和满足感。[7](P140)
三、乡村旅游与乡村发展
旅游具有文化性。在旅游业中,旅游产品的生产既是一种经济的生产,也是一种文化的生产,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乡村旅游的发展较为重要,旅游的发展,只有打造出有特色的文化品牌,才能更好地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近几年在旅游开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越来越重要。对于游客消费者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大众文化的另一端,对大多数游客具有求异的吸引力。民族民间传统艺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如云南贵州一些乡村旅游就是依托一些对游客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歌舞艺术来发展的,如《云南印象》、《丽水金沙》、《多彩贵州》等。文化的多样性,能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平台。然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能不能为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提供平台则是另一问题。乡村旅游的发展,靠的是乡村传统文化,“卖的是文化”,如果旅游业发展的利益为外地公司和他者所分享,文化持有者的乡村不能分享旅游所带来的发展,其固有文化的保护必定是空谈,也极不合理。在乡村旅游中,“文化”、“旅游”、“经济”是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环节。乡村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旅游品牌的打造,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而旅游业的发展,只能在带动乡村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为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保护资金和发展平台。印度尼西亚巴厘人正是因为旅游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使许多人充满激情地发扬自己的文化。近年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由于乡村旅游的发展,促使了一些村寨经济得到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如雷山县郎德和西江两个苗寨。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要为乡村经济发展服务,只有乡村经济得到发展,才能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平台。基于此,旅游目的地居民参与乡村旅游业,并在旅游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便具有重大意义。既然卖的是乡村民族传统文化,因此获得的利润就不应将该文化的持有者排斥在外。但是,由于旅游业体制的不健全,一些乡村旅游将村民排除在外,或者村民参与程度低,大量的旅游利益为外来经营者所分享。一些乡村尽管旅游发展红火,但旅游目的地居民仍处于原有的贫困状态,并且旅游的发展为其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旅游利益分配的不合理,必然引发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如一些乡村居民毁坏作为旅游观光的自然资源,导致旅游资源的破坏;对于外来旅游经营者将自己排斥在外,又利用其传统文化进行旅游开发时,更是充满了敌对情绪。因此,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没有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利益保障机制,就无法解决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就无法使乡村旅游真正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推动力。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积极态度对于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来自城市的游客消费者来乡村不只是观光,而是为了体验乡村的生活。一般游客的旅游由于事件等条件的限制,可能只观注一些显性文化,如服饰和歌舞,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文化体验的需求也随之增强。因此,在有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的打造中,没有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如在贵州苗族村寨的旅游发展中,过去大多数游客只注重苗族的飞歌、美丽的服饰和具有独特风情的吊脚楼等显性文化,而现在,一些游客逐渐关注苗族的内在文化,不只是追求美丽服饰的一饱眼福,而是希求获得苗族当地居民对其服饰图案的解释。在偏僻欠发达的乡村社会,具有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p#分页标题#e#
如何发挥其文化的优势,为经济发展服务,是当今乡村发展的重大课题。旅游业的发展需要美好的环境和丰富的人文景观,而偏僻的民族贫困山区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旅游业是一个依托性较强的经济———文化产业,不仅能够发挥民族村寨的文化优势,带动农产品的销售,而且还能够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由于经济的贫困导致了一些传统文化的丧失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只有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人们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传承自己的文化。如贵州省雷山县,依托苗族传统文化,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具有当地特色和优势的“茶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成为游客喜爱的消费品。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支柱产业,支柱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形成以点带面的局面。旅游景区的发展,必然带动周边乡村社会的发展。云南罗平旅游的发展,带动了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如菜油、生姜、蜂蜜、萝卜等优势产品的发展。一些偏僻欠发达的民族山区,在目前的经济发展中暂处劣势,但这些取缔往往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利用这些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品牌,转劣势为优势,是贫困民族地区发展的一条有效的途径。
四、民族文化、乡村旅游与乡村发展
现代化的发展,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而且在文化上造成了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分野。随着现代城市物质供给的满足,商品价值中“文化”的价值凸显,并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诉求。在消费社会,人们对于商品的看法,与物质欠缺时代有着不停的观念和判断标准,即在商品“物质”使用价值的基础上,越来越注重“文化”的使用价值。文化经济学正是由于现代消费社会中文化产品及产品中“文化”价值成为主导潮流这一经济事实而产生的。当然,文化产品的价值并非是个人规定的,“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无论其消费还是生产,都受到特定时空中某种主导文化价值体系以‘普遍性’声言而展开的社会选择的预先规约。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文化产品转换的条件就是市场进入的条件。只不过一般经济物品是以物质质量、资本实力和技术水平等自身的要素为一户来获取市场进入条件的;而文化产品的市场进入,除了自身要素外,则在根本上受制于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社会选择”。[9]
论文关键词:文化品牌;文化品牌锻造;文化品牌战略:文化产业
论文提要:当今文化产业的发展已走向文化品牌竞争新阶段。本文以实现高起点的文化品牌战略为目标,从文化品牌战略规划入手,根据实施文化品牌战略的目标要求,对所面临的问题作出详尽分析,为实现文化品牌战略创造条件,促进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
文化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信息化和科技化、人文化和知识化的创造与消费的社会背景下所建构起来的新理念和新产业,同时也是一种在文化与经济实现相融互渗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新实践与新发现。它以创新为灵魂、以广涵为特点、以提升为手段、以增值为目的,通过打破二三产业的原有界限,为经济注入文化的内涵,对多种产业进行整合与提升,从而在二三产业的衔接、融合、易质与再生中实现创意化、高端化和增值服务化:它以促进文化创新和经济发展为目的,并通过文化这个介质的特殊作用而在全社会推动精神与智能的发展,实现社会机理的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升值。上述特点决定了文化产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均衡发展的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意义的时代选择,文化产业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理念,也为我们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它使我们觅得了一条两全其美的发展之路:既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又能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全方位的。因为文化不仅涵寓着知识、技能、科学、伦理、道德与人文,而且也越来越主宰着经济的运行机制、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代表着社会的发展趋势。基于此,本文分析郑州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文化产业的内涵及特点
文化产业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产业,被公认为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朝阳产业”或“黄金产业”。但是,人们对它的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004年国家统计局在与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从国家有关政策方针和课题组的研究宗旨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文化及相关产业概念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根据这一概念,文化产业的范围为:一是为社会公众提供的实物形态文化产品的娱乐产品的活动,如书籍、报纸的出版、制作、发行等;二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可参与和选择的文化服务和娱乐服务,如广播电视服务、电影服务、文艺表演服务等:三是提供文化管理和研究等服务,如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图书馆服务、文化社会团体活动等;四是提供文化、娱乐产品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如印刷设备、文具等生产经营活动:五是提供文化、娱乐服务所必需的设备、用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如广播电视设备、电影设备等生产经营活动;六是与文化、娱乐相关的其他活动,如工艺美术、设计等活动。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它应该具有提升人类生存,尤其是生活品质的内涵,更应该注重于提升人类精神生活品质的内涵;二是它应该具有可以进行商品性生产、流通以提供人们消费的特性;三是它应该与虽然可以提供人们消费但同时又具有商品性特征的某些纯社会公益性文化事业(如公共图书馆)相区别。
二、郑州发展文化产业品牌中的问题
2006年郑州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82.6亿元,增长12.2%(现价速度),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4.1%,高于全省近一个百分点,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20.9%。从文化产业组成的三个层次看:核心层2006年实现增加值29.2亿元,实际增长50.8%,占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的35.4%,共有从业人员4.3万人,占全市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25.9%。相关层实现增加值44.4亿元,实际增长5.0%,占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的53.7%,共有从业人员9.2万人,占全市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54.6%。其中,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实现增加值30.3亿元,在该层次中最多,同时从业人员以2.9万人领先。核心层、层、相关层实现的增加值之比为35.4:10.9:53.7,从业人员之比为25.9:19.5:54.6。可见,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头可喜,增长幅度较大。无论是实现的增加值,还是从业人员的数量都增长迅速,文化产业发展处于增长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在增大。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问题,具体如下:
1、缺乏系统的文化产业品牌建设观念。在品牌建设方面,品牌定位不准确、形象模糊,再加上品牌延伸不足,内涵缺失。如郑州,该市的文化品牌大多是孤立的,绵延3,600余年的商文化所赋予郑州的不止是一个少林寺那么简单,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却被人为地忽视了。宝马这样一个顶级的汽车品牌,竟然与服装、表、眼镜、领带、笔,甚至化妆盒等这些时尚产品紧密相连。宝马品牌下的系列生活用品,与宝马车一同诠释出了完整的宝马世界:华贵,同时也是亲近的。阐释品牌精神的意义远远大于现实的商业利益。正确的品牌延伸要建立在品牌的核心价值之上,比如几乎所有大牌时装都会推出自己品牌的香水,因为香水往往被看作“服装的最后一道工序”。但同时,品牌规划缺失、推进无助,加上品牌设计滞后、人才不足,这些影响了文化产业品牌的建设。
2、文化产业品牌推广方法陈旧,推广策略不当。文化品牌是先进文化的结晶。一座文明城市更应当是文化建设高度繁荣的地方,而文化高度繁荣的地方,一定具有相当数量的文化品牌,这是由文化品牌的作用及影响所决定的。文化品牌是文化精华的浓缩,凝聚着人们的理想追求,多种文化品牌的叠加效应,能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提升城市的新形象。品牌宣传推广力度不够,依托历史文化的品牌,因历史文化植根于本土,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在品牌推广上,缺乏对文化品牌内涵的深入挖掘、找不准宣传的切入点、感染力和影响力均不强成了文化品牌推广的绊脚石。而在宣传推广的方式方法上,缺乏现代化传播技术的应用是其成效不够显著的主要原因。
三、提升郑州文化产业品牌的对策
振兴文化产业,应从高起点的文化品牌战略出发,从品牌的核心价值中提炼出品牌战略主体思路,在锻造文化品牌中构建郑州文化品牌的基本框架,形成以低成本锻造文化品牌、高起点构建品牌的战略。
1、树立文化产业品牌意识,贴近时代和生活。锻造文化品牌,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文化强市”,建设“文化兴市”等发展要求出发,树立文化产业品牌意识。要注意本地市场的培育,依靠本地优势把市场做强做大,更要注意开拓外地市场以及海外市场,只有把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优秀文化产品推向世界,文化产业化发展才能获得更为广泛的空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文化品牌的锻造要具有全球视野。同时,“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既要立足本土市场,放眼全球,将文化品牌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又要面向本民族、本地区,把这些都结合起来发展文化产业。
2、对文化产业品牌进行清晰的市场定位。文化品牌的锻造应遵循品牌管理所形成的系统联系,在充分了解市场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品牌的市场定位,找出品牌的目标市场,并对目标市场作出具体的细分,借助于品牌锻造固存的模式创新来锻造文化品牌。有价值的文化品牌是具有灵魂而富有变化的,它以文化企业所具有的特质和条件进行量身订做,因而具有不可复制性。这种品牌的锻造又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它通过成功的市场定位,给企业带来相对稳定的消费群。所以,文化品牌的锻造,一定要以清晰的市场定位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