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马克思经济学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资本论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经济理论的教学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学的地位下降,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成为高校学生学习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创新不足,这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长期不懈努力去探求。同时,我们也应纠正对西方经济学“一边倒”,排斥经济学的错误倾向。
为了在经济理论教学中坚持,我于2007年编写了一本颇具特色的高职高专教材《经济学原理》(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试图在宣传经济学方面作一些探索。下面把我的尝试向各位同行汇报经济学论文,以求得到指点。
一、增加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内容
当前我国很多高职高专院校的经济学理论教学,只开设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而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使用的绝大多数教材,其内容全是西方经济学。这样,高职高专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只学习西方经济学,学不到经济学。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把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教材的全部内容,会使教材内容与课程名称不相符。经济学不等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类的课程中,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课程,其内容不应该相同。经济学原理应该包括比西方经济学更多的内容。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学应是经济类大学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院校,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应缺少经济学的内容。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包括经济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编写的《经济学原理》有意在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方面作些尝试。本教材既以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为主要内容,又包括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有关理论(特别是经济制度理论和价值理论)。在本教材中,经济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是第一章第二节(经济制度),二是第三章(商品价值);其他章节也有经济学的内容。
本教材不是把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简单的拼凑,而是尽量进行有机的结合经济学论文,避免出现理论上的矛盾,坚持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例如:用价值规律来解释均衡价格;归纳了“资本”的五种含义;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来解释利息的产生;用货币流通规律来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用生产力发展来解释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等等。
二、在具体内容上的改进
把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融入本教材中,我在具体内容上作了以下的探索。
1.“社会人”范畴(第一章)。第一章包括资源配置(第一节)和经济制度(第二节)两部分。在经济制度部分提出了与资源配置部分的“经济人”相对应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讲的“社会人”,不是美国行为科学家梅奥提出的管理学的“社会人”范畴,而是研究制度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按照的观点,给“社会人”下了定义:“所谓社会人,就是与社会相联系,受社会影响和制约的经济主体。”同时指出:“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研究经济制度,必须以社会人为前提。不研究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就不能深入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
2.狭义的生产关系和广义的生产关系(第一章)。本教材从狭义和广义来介绍生产关系范畴,提出:“讲生产关系,一般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可以说,这是狭义的生产关系。从广义来说,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最重要的内容,生产关系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等。”同时还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说明。
3.制度变迁的原因(第一章)。本教材不仅讲了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经济学论文,还讲了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而且运用观点来解释,指出:“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根本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4.供求决定价格(第三章)。有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导学生这样的观点:供求只是影响价格,不能决定价格。其实,这种观点既与现实不符,又与经典作家的观点不符。本教材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对供求决定价格的观点作了明确的表述:“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它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①
5.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在解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时作了这样的表述和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供求平衡的市场条件下,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是供求平衡下全社会生产某种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的平均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包括劳动者在生产中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又包括正常使用生产资料所平均耗费的生产资料中已凝结的劳动时间,这两种不同的平均劳动时间分别决定了商品的新价值和旧价值。”与流行的说法相比较,本教材增加了两个新摘要劳动时间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决定商品的旧价值,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中提到过的。
6.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用劳动的智力成分来解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教材中指出:真正决定人类劳动本质的东西是智力劳动②;智力劳动的含量决定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决定了各种复杂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不同。
7.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第三章)。在我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价值规律和均衡价格是脱节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讲均衡价格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讲价值规律。本教材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教材写道:“价格趋向均衡价格变动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只有按照代表价值量的均衡价格进行商品交换,才能实现买卖双方的利益平衡。也就是说,价值体现了利益的平衡。而在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时候,买卖双方的利益就失去了平衡。这时,为了经济利益而开展的竞争就会引起供求变化,从而导致价格回到代表价值量并体现利益平衡的均衡价格上来。……价值有一种力量,把价格拉向代表价值的均衡价格,这就是价格变动的必然趋势。”
8.收入的来源和分配制度(第七章)。本教材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专讲收入分配的第七章开始时就指出:“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但是,收入如何分配取决于生产条件,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分配制度。”大多数同类教材都没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这个的结论。
9.资本的含义(第七章)。学生们会接触到不少“资本”概念,如“资本家”、“资本主义”“国有资本”、“资本金”、“资本与负债”、“资本品”、“资本市场”等,可能会对“资本到底是什么”迷惑不解。应如何解释资本的含义?本教材的解释是:在经济学中,“资本”是个多义词。它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时,表示的含义是不相同的。资本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资本是靠剥削雇佣劳动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着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②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增殖额的价值。③资本是企业中属于所有者的价值。④资本是被生产出来又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物品。⑤资本是长期资金的特征。
10.利息存在的原因(第七章)。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讲述利息存在原因时,分别对资本主义利息和社会主义利息进行分析经济学论文,没有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撇开制度特性的利息。西方经济学解释利息存在的原因所运用的是“时差利息论”和“迂回生产论”,没有讲到本质上。本教材对利息存在原因的说明,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同时抽掉其中有关资本主义性质的内容,指出:“利息存在的最重要原因,是资本具有价值增殖的本质属性。”对此,从资本供给者和资本需求者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1.利润产生的原因(第七章)。本教材没有采用“利润的来源”的提法,因为这提法容易造成误解。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讲利润有三个来源:创新、承担风险和垄断;而根据观点,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利润也不例外。关于利润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承担风险只是与创新活动相伴的一种行为,它本身不会产生出利润。因此,本教材只讲创新和垄断这两个原因,重点讲述创新,分别叙述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活动是如何产生出利润的,由此得出结论:“创新利润是由于创新活动使产品价格高于成本而产生的。”本教材重视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作用经济学论文,指出:“创新的关键人物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劳动是高级的复杂劳动,在同样时间内比普通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
12.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第十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货币流通规律一般是在关于货币职能的部分,而不是在通货膨胀理论部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一般不讲货币流通规律。本教材把二者结合起来,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并用一个与货币流通规律有联系的、表示货币供给量对通货膨胀作用的总供求平衡公式来说明。这公式是:价格水平×流通商品量=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通速度。
13.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第十一章)。本教材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作了较多的论述。教材中首先说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是因为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加剧。”通过分析这些矛盾,从四个方面说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①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②经济稳定要求宏观调控;③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④社会稳定要求宏观调控。在论述第一个必要性时指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市场对宏观经济调节失效的矛盾,是现代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
14.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第十二章)。一般的教科书在讲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时,只讲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科学技术四个因素,本教材增加了第五个因素——制度。本教材指出:“从根本上说,制度是通过影响人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
注释:
①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此观点来自何明著:《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及数学化——关于完善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western economics is the universal economic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But in 19th century, the "non-mainstream" economics represented by Liszt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ppeard in Germany. The economist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dvocated trade protectionism to defend German capital interests and oppose Adam Smith's economic liberalism. As a result, Germany's economic had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 its place in the world.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made 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rise to the highest level. And for China's "dependent economics", we should lear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to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关键词: 德国历史学派;保护贸易论;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国历史学派简介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出现在德国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反对自由主义,代表德国产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把过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先驱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
1.1 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不发达,民族工业脆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19世纪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对抗来自英国的工业品,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他们指出,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想不甘落后,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因而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综上,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演绎法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兴起的,反映了贫困落后的德国要求追赶先进邻国的历史使命感。
1.2 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基础
德国历史学派受德国哲学传统中广泛注重历史方法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反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反对自然秩序,反对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现象付诸于概括性的理论。历史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重要哲学基础。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历史主义认为看待事物时应以动态的眼光,其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可逆性,每时每刻都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观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因此很难有一个经济规律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它是归纳总结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
2 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度性与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本文笔者在此主要介绍李斯特的思想,并通过李斯特的思想来解读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三部分组成。我们分别通过这三个理论,来阐述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论证保护贸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据。
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考虑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他认为自由贸易原则不能是”唯利是图”,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当做是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且每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由贸易作为理想,其实本质上是从英国利益角度出发的。同理,德国实行保护贸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财富,它认为若具有生产力,穷可以变富,但若不具有生产力,富也不会长久。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是农工商业,其中工业是重中之重。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要想促进其长远发展,实行保护贸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认为要想真正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到教育/科技对于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识到生产力进步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强调产业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四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进化。此外它还认为工业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必须对其将其重视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识到工业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而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2.2 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保护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根据。通过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要想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时期,自由贸易是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发展,还能够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保护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减少了竞争压力,也有效促进了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自由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以便于我国现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最大贸易额。
经济发展阶段论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中都得到过验证,比如英国在农工业时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美国、德国处于农工业时期时,采取的是保护贸易政策,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贸易利益,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
2.3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李斯特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干预,因此,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都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基础。
他提出,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农工业发展阶段时,需要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提出,保护关税政策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良方。
保护幼稚工业不是盲目保护一切产业,而是理性保护那些能增加国家物质财富,创造国民精神的产业。这里需要注意:①一国工业虽然幼稚,但没有强有力竞争者时,不需要保护;②只有刚开始发展且有强有力的外国竞争者的幼稚工业需要保护,且最高期限为30年,保护期限过后要有能力同外国竞争者进行竞争。因此,这种国家干预是讲科学,重过程,有节制的,保护也不是保护落后和低效率。[1]
3 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作用例证
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
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德国境内关卡林立,存在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834年,38个德意志联邦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它是在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德国有了统一对外的关税政策,开始了工业革命。一开始该政策的实施是比较温和的,税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国的工业力量,但还是无法抵御英国压倒式的工业力量,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当机立断,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属皮革/毛纺织品等税率,极大地促进了该时期的保护关税运动,一段时间后,该政策的效力真正地发挥出来了,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产注意生产,还有效地抵制了英国竞争。
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德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以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为显著特征的这一时期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李斯特时代”。
可以说,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就是针对德国经济发展不完全,经济较落后的情况,提出保护幼稚工业,针对德国各邦国经济上的独立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经济主张可以很好的发展德国经济。由此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国情,经济学说也要具备一定的阶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呢?
4 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上文中对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亟需寻找一个理论,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对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现象,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它的学说越来越被边缘化。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一种“依附型经济学”之风,不仅忽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也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抛在脑后,导致了诸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出现,比如技术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针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应在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制定适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二是推动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三是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国历史学派被称为是”国民经济学”,它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使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没.面对这一现象,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效仿,希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壮大自身的实力,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了解不多,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不可能借鉴庸俗经济学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联系也就被割裂了。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根植于德国经济学的传统之中,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3]追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深受当时德国哲学思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与历史法学、生物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变迁等学术思想与历史事件,都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因此,重新发现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渊源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不可否认,德国历史学派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该对此加强重视,但同时我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改革经验也不容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4]中国哲学传统包含着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世界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有内在的统一关系。[5]此外,中国改革经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所遵奉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回溯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而哲学基础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相似之处的德国历史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学说具有一般性,但更应该认识到其国度性和特殊性。因此,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矛盾出发,建立以中国存在的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GeofferyHodgson.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edge, 2001.
[4]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5]埃里克・S・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A].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7]桂莉.简论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保障制度[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05).
[8]魏建.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J].经济科学,1999(02).
今天,现代经济理论的精致、量化和高深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面对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和杂志,你不妨掩卷思之,仿佛感觉到数学符号、数学推理会铺天盖地向你袭来。即使在引进和应用国外主流经济学比较晚的中国,许多学者也常常把在经济研究中应用数学作为一种时尚或者卖点。例如,杨民(2005)通过对中国最权威的两本经济类杂志《中国社会科学》(仅统计经济学类论文)和《经济研究》1994-2004年发表的论文进行比较,发现10年问以数学方法为主的经济学论文篇数在两本杂志中的比例分别从4%、11%上升到60%、80%。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起因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风险性和紧迫性的实际需要,同时也因为得益于、事实上也的确需要一个强大工具的支撑和推动,这就是似乎“无所不能”的数学方法。实践证明,数学也是目前唯一可能的最佳选择。阅尽众书,似乎再也没有哪门科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能像数学一样深刻而广泛;能像数学一样吸引如此众多的头脑参与思考和讨论,而结论则五花八门:既有热烈的褒扬和肯定,又有针锋相对的争论、怀疑甚至否定。本文就将存在于经济学中与数学应用有关的这种误解、矛盾,称为经济学中的“数学困惑”。
在这里,我们首先对围绕着“数学困惑”的一些代表性的观点和讨论进行列举和评述。
其实,关于数学对经济学所做贡献的赞美之词,时常都会与一些最为耀眼的名字在一起。倡导公理化分析的Denrei强调,数学的使用导致了对经济问题的公理化分析,从此“使一种理论的假设完全明确”“由于坚持数学严格性,公理化可以引导经济学家们更加深刻的理解其研究的问题,并运用更加适合的数学工具”。数学家出身的国际优化学权威Kantorovich认为,以最优化为代表的数学方法具有以下优点:(1)普适性和灵活性,(2)简单性,(3)高效可计算性,(4)可通过指标定性分析,(5)方法能够与问题一致。Merton认为,数学在金融中的应用兼顾了实用和美学双重意义;在未来,数学模型必将在全球金融系统中扮演必不可少的角色。Allais表示,数学能为因为复杂性而不能直接解决的经济问题提供严谨解。华人学者钱颖一的观点是,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中经济学都离不开数学。田国强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参照体系与研究平台的构建以及分析工具都需要数学。汪丁丁也充分肯定了数学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甚至一向很少使用数学的Hayek也承认,“数学技术存在一个大优点,即使我们不知道如何确定拟研究经济问题具体形式的数值,我们也可以利用数学中的代数方程来描述该问题的一般性质”。马克思对数学的概括知名而又精辟: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时,才算真正到达完善的地步。
与上述肯定和褒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数学并不适合经济研究,更不能作为主要的经济研究工具。Leontief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这将读者从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说引到精确的但却是无关的理论结论”。Blaug干脆认为,现代经济学变成了一场智力游戏,而不是为了思考经济世界。经济学家已经转变成数学家,他们的分析看似严谨,但实际与现实毫不相关。Drechsler不无激愤地说,数学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在社会科学,尤其在经济学中,使用数量化形式的数学方法是不现实的。Lawson指出,数学演绎方法的合理性只有在原子化个体组成的封闭系统中才能得到保证,但实际的社会生产是复杂的,内部是相互联系的,而且社会结构是开放的、动态的,因此数学演绎方法无法描述社会经济活动。
一些学者在肯定数学对经济研究作用的同时,也认为应用数学要适度和谨慎。Friedman的态度是.能用语言描述的问题,就不用数学表示,如果要使用数学,要尽量把数学放在文章的附录中。即使肯定数学作用的Merton也承认,无论怎样精致的数学模型最终也只是现实世界的近似描述,而不等同于现实世界,在应用模型时需要小心谨慎。Allais指出,在经济学中,“数学本身不是目的。数学是并且应当只能是一个手段”。针对经济学数学化的趋势,胡伟清认为,经济学是否“滥用”数学,不应以“量”来衡量,而应该比较用了数学是不是比不用数学更好。曾国安的观点是,经济学数学化的趋势是由经济学方法“一元化”问题导致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应该秉持多元化的基本原则。尹世杰认为,经济学应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而以定性分析为主的方法。
笔者认为,难以破解“数学困惑”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究其根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下面一些基本问题还存在着困惑所致,即:
困惑1 以数学方法为主要研究工具的现代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数学化的现代经济学真的是偏离于实际的“智力游戏”或者“与现实毫不相关”吗?
困惑2 在经济学研究中为什么要使用数学?经济学一定要“数学化”吗?还有其他方法能替代数学吗?
困惑3 为何基于数学工具的经济理论在实际应用中(例如预测)时常并不准确?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精确性体现在何处?
困惑4 在经济研究中,由数学驱动下的定量分析方法能完全替代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吗?二者到底有何关系?
困惑5 在经济研究中,统计方法属于数学方法吗?
另外,还有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数学困惑”,等等。我们认为,上述“困惑”是导致经济学中其他“数学困惑”的前提和基础,因而是最基本的问题,所以,破解上述问题,对完全认识和解决经济学中的所有“数学困惑”至关重要。
二、现代经济学与数学结合的原因
我们认为,现代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选择。本节将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对上述观点展开阐析:第一,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及其表现方式是什么?第二,数学的本质和作用是什么?第三,现代经济学与数学是如何结合的?
1.现代经济学的本质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是揭示人与经济世界及其变化规律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寻求或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最优化目标。针对上述观点,我们可将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大体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将上述观点中的“人”假定为“理性人”,同时假设市场有效,其他叙述不变;第二层次是去掉“理性人”和市场有效的假定。目前,尽管现代经济学也涉及到第二层次的问题,但基本上仍处于第一层次。由于行为人理性和市场有效性假设实际上规定了理性人与理性人之间博弈关系,所以基于这两个基本假设之上的现代经济学无须过多地去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去掉这两个假设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简单了,这是第二层次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新兴的行为经济学将侧重于解决第二层次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行为经济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对第二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形成系统、成熟的研究框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与行为经济学相比,现代经济学还处于低层次发展阶段,但却是行为经济学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处于第二层次的行为经济
学也是现代经济学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无论在经济研究还是在经济理论应用中,我们都需要明白两件最基础的事情:一是人类要在与经济世界的博弈过程中取胜并实现自己的最优化目标,首先必须正确认清经济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真实面目,即客观性;二是如何揭示经济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客观性。关键是第二点,如何去实现。其实对“如何去实现”的解答,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或者说,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就在于揭示经济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客观性。
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行为人完全理性和市场有效性两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关于这两个假设脱离实际之处的例证、声讨和批判,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其中也不乏一些大家的声音,人们对现代经济学的质疑或否定实质上也多源于此。我们不否认这两个假设有不合现实的一面,但却更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以这两个假设为基础和前提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最接近于绎济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真实面目,即客观性。
经济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客观性与自然界有所不同:经济世界的客观性不能像自然界一样,通常可借助于仪器设备在实验室通过反复实验进行观测、验证,并具有可操作性、相同条件下在实验室可重复实验和检验等特点,能形成统一的评价或检验标准,也容易为除专家以外的普通人所认可。而经济世界的客观性是人们在对长期生产、生活和历史经验进行反复不断的体会、总结的基础上逐渐认识的,从而与自然界的事实和规律相比,更多地渗透了人类的主观认识和思维,并具有无形、不能在实验室重复实验和检验、难以形成大家广泛认可的统一评价和检验标准等特点。这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经济结论常常处于争论的漩涡之中而不能自拔。
正由于经济结论过多地渗透了人类的主观认识和思维,而且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价和检验标准,既无法将这种“认识和思维”从经济结论中分离出来,也不能评判这种“主观认识和思维”在经济结论中的“含量和影响”为多少,所以,为认清经济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客观性,就必须最大程度地减少或消除人为因素的影响,或者至少能将人的“主观认识和思维”限定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以确定其在经济结论中的“含量和影响”。现代经济学赖以建立的两个基本假设:经济行为人的完全理性和市场的有效性就起到了,这种作用。尽管这两个假设极端理想化,却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人的“主观认识和思维”对经济结论渗透的司能性;而且两个基本假设含义明确,对经济结论渗透的模式和程度固定统一,因此,既可以估计或测定出“含量和影响”,又可以消除人的“主观认识和思维”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例如,被认为是现代金融经济理论奠基石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和Black-Sholes期权定价理论就是以上述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的。只有在上述假设下,CAPM公式和Black-Sholes期权定价公式才有可能借助于更加客观的复制与无套利思想建立起来,并最大程度地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两个著名公式为金融资产或期权定价提供了一个比较真实的基准价值或理论价值。尽管现实中的金融资产或期权价格因为融入了各方交易人的主观因素而常常偏离于资产或期权的内在基准价值,但在正常情况下,市场价格基本上会围绕着基准价值上下波动。由此可见,建立在完全理性和市场有效性之上的现代经济学结论最接近于经济事实及其变化规律的客观性。或者说,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就是揭示经济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真实面目,即客观性,以期人类在与经济世界及其变化规律之间的博弈中实现最优化目标。
2.现代经济学本质的表现方式
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看,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质与量两个方面,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自然,事物的客观性,即事物的真实面目也主要是通过观测事物的质与量两方面的规定性来反映。由于事物的质在某一时点上通常表现为一定的规模、程度、速度以及事物各构成要素在空间中排列组合的数量及其空间形式,所以,要了解事物的客观性,就需要考察事物各构成要素以及与事物有关的其他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态。同样,关于事物变化规律的客观性,则需要探究事物的量变与质变及其交替、转化的过程,从而需要考察事物各构成要素以及与事物有关的其他各要素之间的数量与空间形态的变化。概括起来,事物及其变化规律的客观性,主要通过考察事物各构成要素以及与事物有关的其他各要素之间的数量与空间形态及其变化来描绘。当然,经济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客观性,即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也主要通过与经济世界有关的各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及其变化来表现。而揭示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正是数学的任务。
3.数学的本质和工具作用
首先,数学本质上是从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两个层面去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实际上,人们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之初,就是通过对数的认识和思考开始的,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数学。早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把数作为认识世界的基本概念,认为“数是万物的原理”,数学本质上不是为了应用,而是为了认识世界。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也逐渐体会到,客观世界本质上可以通过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来认识,于是,近代数学大师笛卡尔得出了“数学是科学之母”的结论。
其次,数学是揭示事物及其变化规律客观性的有效工具。前文已经明确指出,事物及其变化规律的客观性,主要通过与事物有关的各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来表现,而数学又是用以揭示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专门工具,因此,数学无疑是揭示事物客观性的有效工具。
4.现代经济学与数学结合的必然性
既然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就是揭示经济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客观性,而数学又是揭示事物客观性的有效工具,这当然就决定了现代经济学选择数学作为研究工具的必然性,这从数学对经济学的作用中可窥见一斑:
首先,数学是贯彻理性精神最彻底的科学,当然也应该是以理性假设为前提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工具的必然选择。哲学为人类文明提供了理性精神,而数学则是理性精神的彻底贯彻者。作为人类文化中最深刻的精华部分,哲学与数学之间的交互影响,既推动着哲学为人类文明提供的理性精神更加成熟、完美,也促使数学对理性精神的贯彻更加彻底。而基于理性假设的现代经济学把数学作为研究工具,自然是这个过程中的最大赢家之一。
其次,客观、简洁、通用而又逻辑严密的数学语言和数学方法,可以预防和消除经济学研究中先人为主的错误和偏见,使得经济概念、命题、假设条件等的描述简单明确,从而确保了经济学中推理的可靠性、结论的连续继承性、完善性以及讨论的效率。关于数学语言和数学方法的效率,Debreu有一段精彩的阐述:“实践者可以运用效率极高的数学语言。这使他们能够运用非常经济的方式去沟通和思考。同时,经济学家们和数学家们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
第三,利用有关数据、信息以及计算机技术,数学(如数学模型)有助于解决经济研究中不能在实验室重复实验、没有被普遍认可的评价与检验标准等诸多现实问题。
第四,具有强大的归纳演绎、抽象概括等功能的数学,更是经济研究三个必经过程(即发现和形成假
说、推证与检验假说、得出结论)所不可或缺的工具。
第五,今天的事实和实践更加表明,现代经济学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也离不开数学的工具作用。诸如阿罗、德布鲁证明的一般经济均衡的存在性、纳什与德布鲁等人论证的纳什均衡的存在性、CAPM理论和Black-Sholes期权定价理论等一批居于现代经济金融学核心、也最为响亮的成果,无一不是经济学与数学结合的伟大杰作。
总之,数学的特点,即“第一是它的抽象性,第二是精确性,或者更好地说是逻辑的严格性以及它的结论的确定性。最后是它的应用的极端广泛,都是经济学所必需的东西,而其他科学和方法则很难同时满足。因此,现代经济学将数学作为研究工具、并日趋“数学化”就不足为怪了。如今,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更为其他科学方法所无法取代。
三、对众多“数学困惑”的解析与回答
1、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精确性体现在何处?为何预测不准?
在经济金融领域中,经济世界错综复杂而又瞬息万变,例如金融市场在眨眼间就可以变得面目全非,而且数学在经济中的应用是有前提条件制约的,例如经济行为人完全理性的假设,这些理想的假设条件很难与经常剧烈变化的经济实际相一致,所以也就很难用数学方法或数值结果准确无误地对现实经济世界进行描述和预测。同时,在经济金融领域,我们所观测到的数据和信息一般都是从现实经济世界中获取的,这些数据包含了各方经济参与者博弈、争斗后留下的大量人为信息,自然也不可能与受限于一定条件的数学计算结果相吻合,借助于数学工具的经济结论预测并不准确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数学在经济学中的精确性体现在哪里呢?其实,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精确性不在于精确的数值结果,而主要在于思想、思维方法的准确性,具体体现在:一是前文已经论证过的、可以帮助经济学准确揭示经济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客观性。二是可以确保经济研究过程中的认识、论证、推理、思维、抽象概括的精确性。三是可以确保描述纷繁复杂的经济学中的概念、命题的准确性。
2、由数学驱动下的定量分析法能完全取代传统的定性分析法吗?
在经济学中,经常出现或者过分强调定量分析法作用、或者过分强调定性分析法作用的现象,甚至出现将由数学驱动下的定量分析法与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对立起来的情况。我们认为,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研究同一经济问题,但到底选择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应视选取的研究角度或研究层次而定。不论原因如何,每个经济事物及其变化规律总可呈现出某种与时间相对应的经济状态,数学只可能对这种经济状态进行定量描述和分析;而对其他状况的定量描述和分析通常比较困难,例如,导致某种经济状态的原因、信息可能有成百上千个以上,而且可能来自四面八方,呈现出发散形状。所以,即使可以对其中某些原因或信息进行定量分析,也很难对所有信息和原因进行全面准确的定量描述和分析,因而此处仍然是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发挥作用的独有领地。当然,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总可以用定性分析方法去阐述、研究所有的经济问题;但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由于经济问题复杂多变,利用定性分析方法很难保证研究的效率、严密性、准确性、简洁性、可信性,等等。所以,凡是可以运用数学的复杂问题,最好还是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去试一试。
定性和定量方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一些以前只能使用定性分析的经济问题,将来也可以进行定量分析。例如,对贫富差别的程度、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的研究,也都经过了从定性到定量的认识过程。再如,一般经济均衡的思想早在亚当.斯密时代就已经初步“定性”了;但在瓦尔拉斯时代,因为有了数学形式,才使问题的描述变得更为简洁、准确;而只有等到数学取得了足够的进步,即有了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以后,阿罗、德布鲁才能够证明一般经济均衡的存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将以前只能定性分析的经济事实和规律可以进行充分定量化,是经济学进步和科学化程度提高的标志。
3、应用于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与统计方法有差别吗?
在经济研究中,经常出现把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都作为定量分析方法的情况,甚至有人干脆将统计计方法划为数学方法中的一类。事实上,持有上述观点的人,在认识上存在着偏差,在应用中难免会出现失误,通常也会对用数学和统计方法描述的经济结论产生误解。例如,主流经济学期刊上一些实证文献,就经常出现因不考虑数学与统计方法之间的差异,而利用不具有普遍性的数据对经济模型妄下结论
毋庸讳言,数学方法与统计方法相互交叉融合,实质上也难以将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其实,这也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章在认清差异和误解,以便在经济学中能正确认识和应用这两种方法。
本文第二节已经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阐述,即数学揭示的是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主要为经济学提供简洁、严密而又准确的归纳演绎、抽象概括等强大工具;注重逻辑推导以及前后逻辑的一致性,能保持结论与前提假设具有可信的因果关系;借助于数学工具的经济结论具有准确性和确定性,从而除了适用于一般经济现象以外,也可适用于对单独一次的个体经济现象的预测和决策:数学方法属于定量分析方法,等等。
而统计学研究的是由大量的不确定性个体组成的群体所呈现出的一般规律;在经济学中主要用于相关结果的实证检验、统计推断和预测;统计意义上的经济结论相对于个体而言不具有确定性,从而仅适用于一般经济现象,一般不适用于对单独一次的个体经济现象进行预测和决策,例如,期望值是观察成千上万次结果以后才能得到的平均值,对评判一次决策的结果没有多少说服力,从而对个体所得结论(例如预测和决策)并不确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统计方法不属于单纯的定量分析方法。
四、经济学发展对数学提出的新挑战
以现代经济学为前提和基础的行为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作为现代经济学主要研究工具的数学方法,将在行为经济学或者未来经济学发展中承担什么角色呢?目前看来,许多经济学者并不十分清楚,我们将此看作是在经济学发展中新生成的“数学困惑”。对新“困惑”的破解,有助于广大读者尽快认清经济学发展对数学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及其实质。
在完全理性假设下,行为人的风险偏好和主观感受可以用期望效用函数表示,借助于期望效用函数,已有的数学方法仍然可以在处于第一层次的现代经济学中发挥工具作用。而处于第二层次的行为经济学,将失去传统的完全理性假设的支撑,最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经济行为人的偏好将不再具有完全性,从而期望效用函数不复存在,并且此时的大多数经济问题将变成更加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依赖于效用函数,已有的经济研究方法、现有数学及其应用模式确实很难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中发挥作用”。那么,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