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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学者们研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资本投资农业的投资经营方式。在她的研究中将工商企业对农业的投资方式分为资金、技术投入和合资、独资或合作经营。第一种投资方式是由于工商企业为了保证稳定的源材料和商品供应而进行的资金及其技术投入。第二种投资方式是工商企业独资或相关的农业部门合资建立企业集团,合作经营、共同管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经营方式,对农业综合开发、资源的利用有积极作用,它使生产、加工、销售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把投资方式归结为投资开放型,租赁经营型,联合开发型和基地契约型四种。同样的,也将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归纳为四种方式,分别是独资型,合作型,引资型和再生型。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业主,靠自有资金独立创业农业企业;一些业主由于受自身经济和生产技术的限制,单单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得到好的发展,因而通过资金与资金合作、资金和技术合作和股份合作的渠道;有些工商业主则通过招商引资,借助外来资本兴办农业企业;甚至有些业主,先把部分的工商资本投入农业领域,并以再生的农业资料生产企业来推动原有工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国内外对工商资本进农业的态度
1.国内态度国内学者对待工商资本进农业的观点分为两种:一种是支持的观点,另一种是反对的观点。持支持观点的学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不仅局限于农业本身,工商资本也是很关键的要素。持反对观点的学者认为资本具有趋利性,工商资本下乡会影响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有些学者指出实现农业产业化必须把工商资本引入农业,工商资本终将成为农业产业化的生力军。首先,工商资本有富余,有能力投资于农业;其次,农业投资项目盈利潜力很大;再次,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是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战略的重要措施。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长期贫苦且农民的自身积累薄弱:农业资本投入相对缺乏,产业化严重滞后,设施装备条件差,农村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农业融入市场经济存在先天不足。积极引导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不仅可以带来资本,而且可以把工业的管理理念、生产方式、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等全新的理念带到农业和农村,是提升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和发展形式的现实途径。第二种是反对的观点。持反对态度的学者担心工商资本下乡后,社会公共利益会被损害。农民的土地被流转后,大量的农民将因不可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失业,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一些工商企业流转土地后“圈而不用”,会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部分工商企业贪图土地价值而投资农业领域,或者以骗取国家财政补贴为目的,以“圈地”或非农化为目的造成土地非农化、非粮化,进而影响重要农产品的供给。甚至,还有部分工商资本投资农产品流通领域进行市场炒作,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损害了农业生产,还影响了政府宏观调控,且对城乡居民的消费也带来消极的影响。2.国外态度各个国家农业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也经常遇到资金不足的问题。西方和亚洲其它国家对待工商业资本投资农业和国内大致相同,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支持的观点,另一种是反对的观点。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对待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领域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这两个国家不提倡依靠工商资本的力量来发展现代化的农业。而是在建立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准则上,在限制工商资本投入农业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建立“综合农协”模式。在农协模式下,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的收益,还几乎分享了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在这种模式下,农民自主选择进城就业,自主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菲律宾在对待资本投资农业的问题上和日韩国家截然不同。菲律宾政府认为发展现代化的农业必须依靠工商资本的力量。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采用“公司+农户”模式。在政府积极鼓励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政策指导下,西方大型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着菲律宾农业生产在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由于大公司有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管理方式,其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小农经济,从事种植业的农民被迫破产,最终失去土地。农民在这样的模式中,农民进城就业和生活并非自主性选择,而是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被迫失去了自主性。
三、总结
第一,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以国有商业为主体的首都商业布局和结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在“首都经济”发展过程中,现有的所有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商业领域市场竞争格局的合理发展。
第二,国有商业企业固有的管理体制陈旧、运行机制不活等问题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冗员多、负担重、经营不够灵活、职工积极性不高等弊端并未彻底革除,这些包袱使国有商业企业在竞争中难以抢得先机,也就很难适应对外全面开放商业领域后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第三,从国有商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来看,不景气的仍占大多数,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几年,国有商业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成长性等几方面都表现不佳。北京市非公商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与此同时,国有商业企业商品适销性低,库存率高(平均存货/销售成本),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大中型商业企业的年资金周转率仅为1.7次。资金利用效率几乎与工业企业水平相同。而根据一般规律,商业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应当比工业企业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这种不良局面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市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明显障碍。
国有商业资本继续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国有商业企业,既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商业流通领域整体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国有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事实上,当前北京市有许多应该有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国有资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国有资本的投入严重不足。北京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现状就是一个明证,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发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国有资本在公共卫生方面和突发事件应急系统建设方面投入的严重不足。因此,为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对整个地区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国有资本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国有商业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势在必行。
二、战略调整应以提高商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地区经济整体实力为目标
北京市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的总体目标应当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国有商业资本布局的战略调整,提高北京市商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北京市商贸流通业的快速发展。二是通过调整,将国有商业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提高国有资本的利用效率,促进首都经济的繁荣。从短期看,北京市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应是整合现有的国有商业资源,通过在“进”与“退”中的产权优化重组,使国有资本真正成为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有效资产,提高国有商业资本的市场价值。进而为国有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实现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这一长期目标做准备。具体说,近期北京市商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思路是:
(一)调整国有资本分布领域和在企业产权构成中的地位,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
——少数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仍应保留国有独资。如:盐业、烟草业等。
——在一些重点企业中,国有资本仍可占据控股地位。这类企业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业态清晰,主营业务突出,经营管理水平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二是经营业态新,发展前景好,业绩突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连锁企业。
——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和连锁组织形式的企业,如一些老字号和新兴品牌企业,国有资本可视效益情况适当参股。
——在浴室、理发、修理、餐饮、旅店、洗衣和摄影等行业的单体企业或小型商业企业中,国有资本应坚决全部退出。
(二)建立国有商业资产的有效管理体制
多头管理和职责界定不清一直是困扰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因素,近几年虽经调整,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战略调整中应构建新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应实行管资产、管人、管事的统一。国有商业资产连同其他国有资产一起由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而且管资产和管事管人相统一,不再多头管理。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三个层次职能的分离。第一层次: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同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的分离。第二层次:实现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同国有资本经营职能的分离,国有商业资本的经营权应以授权方式交给控股公司或投资公司,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的营运。第三层次:国有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通过出资对企业或公司参股或控股,取得所有者权益,实现出资人最终控制企业同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分离。在原专业局基础上组建的行政性商业企业应视其具体情况给予撤销,有条件的通过改制转变为实体性公司,不再保留行政职能。
(三)培育大型商业企业集团,构建大企业主导型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商贸流通格局
北京市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其城市商贸流通必须发展相应的业态和市场主体。根据北京市场的规模、基本特点和现有资源状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议重点发展“六大商业板块”,即百货业、连锁超市业、专业连锁业、批发零售业、中式餐饮业以及食品加工业。每个“板块”都应当形成以集团化、连锁化为主体,以信息化、网络化经营为主要运行方式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应在市场竞争中产生。
三、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措施
国有商业资本整合重组,应以“企业自愿、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为原则。政府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化运作手段。在运作过程中要重点突出,措施得当,力求实现商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以出售股权、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部分国有资本从大型商业企业退出
除盐业、烟草等特殊行业可继续保留国有独资外,对其余国有商业资源,应本着“靓女先嫁”的原则,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促进优质商业资源有效集中,将其培育和发展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商业集团,进而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变现国有资本,实现退出。具体的退出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减持国有股。可考虑通过出让国有股、放弃配股权、置换股权等形式,由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或参股转变,同时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以资金、技术和市场参股、控股。对已上市的商业企业,可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通过股权转让、资产置换和证券市场运作,减持国有股。二是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合作。与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具备条件的一些非国有大企业合资合作,是实现国有商业资本退出的另一个现实的选择。
(二)通过多种形式解决国有中小企业退出问题
商业领域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采取放弃控股、减少参股的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中型企业可通过改制,出让国有资本的控股权,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私营资本的进入,待条件成熟国有资本逐步退出。小型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最好一次性全部退出。通过产权出售的方式,将国有资本整体出让给企业经营者、职工和社会自然人等。要将企业彻底推向市场。供销社系统企业应当进一步理顺各级供销社的组织管理体制,理顺与区县公司的产权关系,取得规模效益。通过改革与调整,努力构建优、特、专、精的企业群体。
(三)继续实施兼并破产,清理并淘汰一批劣势企业
国有商业企业的扭亏脱困工作应当与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任务结合起来。一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应当退出市场,以便集中国有商业资本发展有竞争力的企业。建议北京市政府每年对商业领域中的亏损企业进行一次清理。对连续3年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政府要采取关闭注销、出售拍卖、兼并破产等有效措施,果断予以淘汰;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商业企业要实行扭亏目标责任制,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无法实现盈利的,国有资本应当彻底撤出。同时应完善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亏损超过规定期限的企业要及时进行清盘,不应允许亏损企业长期存在。
(四)完善国有资本运作体系,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
根据北京市目前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办法,商业领域中现有大型国有商业集团应重新审视本企业的发展战略,明确集团总部的主要功能。对于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可开发资源优势的企业,应当逐步由实体经营转为资本经营。国有商业集团应当收缩商品经营管理业务,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过渡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从以往管“一个个企业”到管“一块块资产”。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品牌经营优势的企业集团,可兼有资本经营和商品经营双重职能。
四、政府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应有所作为
在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方向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国有资本仍将在首都商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具体到企业来说,没有必要强调国有资本在商业企业中的主导地位。
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不应忽视。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情况看,政府采取何种行为方式,以及如何把握进退的“度”是关键。上海市在政府的扶持下已经构建了一批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大型商业企业。但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未能预见。而广东政府对于商业领域的产权构成调整更多采取了市场自发竞争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好处是政府需要支付的转轨代价较小,但可能使企业优胜劣汰的时间较长。我们认为,政府在调整商贸流通业产权构成和国有资本优化配置问题上应当引导市场,主动出击。取代市场不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竞争也不利。具体地说,政府应主要在制定战略调整的总体规划,引导、推进和监督战略规划实施以及适时调整战略规划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对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本身就是所有者一项重要的权利,而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涉及众多的行业和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规划,并对规划实施的进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同时针对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对战略规划作出调整,这些职能理应由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代表的政府行使。
五、战略调整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国有资本的“进与退”的问题
国有资本进行有进有退调整,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引导和带动作用,因此,对商业流通领域国有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应是为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甩包袱,将效益差的、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企业卖掉,而将效益好的继续保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得退出的过程困难很大,增加了改革成本,也很难收回足够的资金去加强该进入的领域。
(二)正确对待退出过程中国有商业资本的流失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防止在实施出售拍卖、兼并破产等策略过程中,因程序不当造成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从而加大改革成本。但另一方面,对收益低、历史负担尚未解除的国有资本,其市场价格低于评估价格的现象,不能简单认为是国有资本流失。国有商业资本的出售或者兼并重组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证程序的公正性。要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找到符合市场游戏规则的处理程序。在出售过程当中,要吸收内部、外部多家参与,通过竞争程序保证价格的公开、透明和公正。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对中小企业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电子商务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与大企业公平竞争的平台,提供了大量的市场机会,也由此为中小企业带来了直接、间接和潜在的效益。分析研究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的成本和效益,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对电子商务的认识,并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方式参与电子商务,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环境,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大的企业效益。
一、电子商务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电子商务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基于Internet的电子商务冲击着传统企业的经营模式、管理模式和经济活动的运作手段,它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量市场机会,也缩小了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市场地位的差距,为中小企业提供了竞争的机会。电子商务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环境。
电子商务的导入对企业的经营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电子商务巨大、开放式的环境,将促使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企业可以利用网络广告,进行网上市场调研、信息交换和网络营销等等;可以利用网络加强与上下游厂商的联系,从而改变采购与销售的互动模式;可以通过网络看样品、谈价格、签合同、付价款,依靠网络与客户进行双向互动的沟通,增加彼此的互动、了解,加强客户的忠诚度与购买力,电子商务使传统的商业结构模式发生了变化,使其更加适应于网络经济的环境。
(二)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模式。
电子商务对企业的经营环境产生的影响,使企业内部的管理模式也受到较大的冲击,要求企业做出相应的整体战略和策略上的调整,以适应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在电子商务的模式下,企业原有的组织结构要改变,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企业间的业务单元不再是封闭式的金字塔式层次结构,而是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的网状结构;工作流程自动化,人为控制的机会减少,误差降低,让企业整体流程更加精确而快速。企业高层领导者扮演的角色不再是经验传承的角色,而是大方向的指引者,领导企业在网络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占领更大的市场。企业以团队合作的方式,进行符合电子商务特性的运作工作架构,直接与市场接轨,并以市场的最终效果来衡量流程的组织状况。
(三)改变了经营运作手段,提高了经济效益。
首先,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例如,利用因特网进行网上促销活动,降低了企业的促销成本;利用电子商务采购系统,企业可以加强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将原材料采购与产品制造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体化信息传递和处理系统,从而降低了采购成本。其次,电子商务的运作手段减少了企业的库存。例如应用电子商务的计划系统,可以准确地依据销售商的需求来生产,提高了库存周转率,使库存总量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从而把库存成本降到最低。第三,可以利用网络快速地调研市场,迅速了解产品的市场反馈和最新的需求,随时改良开发中的产品;利用网络了解到竞争对手的最新情况,从而适当调整自己的产品。此外,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全球性使得电子商务不受时空的限制,企业必须连续不断地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技术支持和销售服务,从而增加企业交易的机会。
电子商务的导入使中小企业的决策、生产、经营、管理效率和水平得以较大增长,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2005年中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及IT应用趋势报告》显示,2004年中小企业信息服务方面的投入达到126.7亿元,同比增长31.7%。可见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需求迅速增长,电子商务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实惠也越发明显。随着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和技术的日益开发和完善,中小企业必将成为电子商务的主力军。
发展电子商务是降低中小企业成本的领先战略,国外企业应用表明,采用电子商务手段可以使成本降低5%—10%。因此对中小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成本和效益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对开展电子商务的认识,并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当的方式参与电子商务,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环境,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大的企业效益。
二、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成本分析
我国的中小企业大部分是传统企业,其特点是规模小,资金少,人才缺,管理手段落后。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应用导致中小企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近年来中小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情况来看,往往面临机遇和挑战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电子商务先进的技术和开放式的环境,将促使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使中小企业可以随时掌握市场和顾客需求、缩短业务运转时间、降低业务处理差错、降低贸易管理成本和库存成本、改善服务质量、加快资金流动,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的人力、财力、信息技术等实力较弱,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中小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所付出的代价也许更大,相对效益而言,成本也许更高。
据调查分析,中小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系统构建成本
这是企业建立电子商务系统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成本,主要包括系统环境构建的人、财、物投入成本。企业实施电子商务必须具备必要的硬件和软件环境。首先是基础设施的购建,如电脑、服务器、交换机和网络及其他设备、线路等硬件作为载体,这些均属于固定成本。同时,还必须具备相关的电子商务软件,才能正常运行并完成其所需的功能。硬件成本除了购置所需的费用之外,还有日常维护、维修以及损耗、升级等所需的成本。软件也同样有购买、开发、维护等方面的成本,而且,为了赶上时代的潮流,抓住商机,必须适时对电子商务系统进行更新换代,而这方面所需要的成本是难以估算的。在构建电子商务环境中,企业在人、财、物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大约占实施电子商务全部费用的60%以上。这一成本一般在早期阶段一次性投入,因此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的确是个不小的负担。据对广西的梧州、百色、北海等地的一些中小企业的调查中了解到,由于经济实力有限,不少企业都因巨大的构建成本而对开展电子商务顾虑重重,望而却步。
(二)技术支持成本
技术支持成本包括对电子商务系统的设计、运行、维护和管理等方面所需的技术含量较高的经济代价。从中小企业的情况来看,90%以上的企业由于技术力量薄弱,人才资源匮乏,在电子商务系统建设方面往往没有自己专门的技术队伍,大多数企业需要以租赁的方式求助于计算机软件公司或近年新兴的ASP,因此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高昂的。此外,技术支持成本还包括应用信息技术后必须发生的各种支持服务费用等等,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是一大笔开支。
(三)运营管理成本
运营管理是中小企业实施电子商务并获取企业利益的关键环节,在这一环节中发生的成本主要有交易成本、人力投入成本、系统管理成本和配送成本等等。
交易成本指企业利用电子商务环境与交易对方或其他企业进行商务贸易活动所发生的各种成本。这一过程中所需的费用主要有组织网上交易、对交易对方的调研费用、交易双方协商、起草和签订合同、监督和实施合同等。例如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产品信息,向交易商提供交易结算、货款收付等服务,所发生的成本大约占整个运营管理成本的20%。
人力投入成本包括为了电子商务系统的正常运行,除了构建系统时所需的技术人员之外,在投入运行后必须配备相关人员、对人员进行必要的教育培训以及支付人员的工资等方面所花的费用。这一成本必不可少,约占整个运营管理成本的25%以上。
物流配送是电子商务最后的环节,也是个重要的环节。它需要有商品的存放网点、需要增加运输、配送人员的开支,由此而增加的成本是不可忽视的,大约占整个运营管理成本的30%以上。
管理成本是指为了正常应用电子商务系统,需要建立相关的管理机构,制订管理制度,对运行系统进行各方面的计划、协调、控制,对交易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所需要的成本。这一成本无法准确估算,但对中小企业来说尤其重要。不少中小企业投入巨额资金,好不容易建立起电子商务的应用环境,却由于管理不善而将设备闲置、系统丢荒,电子商务成了一种摆设,流于形式,且这种浪费对于经济实力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必要的管理成本是必须投入的。
(四)安全成本
与大企业一样,中小企业在具有开放性的网络环境下进行商务活动,不得不考虑安全问题,例如交易的公正性和安全性、交易方身份的真实性、传递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以及交易的不可抵赖性等等。为了企业能安全地实施电子商务,必然要制定必须的安全标准、开发安全技术,采取一系列的安全技术措施。而这些交易安全的协议、规章制度以及技术措施的使用及其学习和操作无疑增加了电子商务应用的成本。
(五)风险成本
这是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时不可避免的隐形成本。例如由于病毒的入侵、黑客的袭击、人才的流失、软硬件的更新换代等不好确定、不易把握的因素构成的成本。由于中小企业的实力较薄弱,风险更大,因此在这方面所承受的压力相对更大。
(六)其他成本和费用
除了上述成本以外,在实施电子商务过程中还会发生其他一些成本和费用,例如入网费用、注册费用、与应用技术有关的人员费用等等。还有些间接发生的成本,如操作技术不配套而发生的成本、对信息处理不当而间接产生的成本以及对新设备和新技术不适当的引进造成的浪费成本等等。
上述各种成本中,构建成本和运营管理成本所占比例较大,也最基础、最直接;而安全成本和风险成本相对隐形,但却不可忽视。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各种成本的结构及比重也在发生变化,例如构建成本中的硬件成本会随着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发展而逐渐降低,而软件成本却随着网络环境下商务活动的功能需求变化而不断增加;隐形成本也因信息安全、技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经营风险等问题日益凸现而不断增加。对中小企业来说,由于信息化的成本较高,在构建系统和运营管理等环节往往存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困难,有些企业因此失去信心而放弃电子商务的应用。因此,中小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实施电子商务所发生的各种成本认真分析研究,了解哪些成本是可以控制的,哪些成本是可以降低的,哪些成本是可以避免发生的,以哪一种方式实施电子商务比较适合自己,以便以低成本获取应有的企业效益。
三、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效益分析
企业对电子商务感兴趣的理由是它可以为企业带来利益。中小企业开展电子商务虽然需要花费不小的成本,但电子商务给中小企业提供了与大企业公平竞争的平台,提供了大量的市场机会,也由此为中小企业带来了直接、间接和潜在的效益。
(一)直接效益
电子商务给中小企业带来的直接效益主要是指具体的营运效益,如成本上的节省或生产上的效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通过建立企业网站,利用网络宣传树立企业形象、传递产品信息;在网上做广告可以将企业的促销信息传递给世界各地的潜在顾客,增加企业的销售机会和消费者的购买机会。
2.利用网络进行交易,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营销效率。传统商务中,供应链耗费25%的运营成本,而电子商务由于利用网络的便利,改善了供应链管理,从而使成本降低了10%以上。
3.由网络和计算机来传送文件,大大加速文件的处理速度,降低文件处理的成本。根据有关方面的研究分析,应用网络传输可以使文件处理成本降低近40%;用电子文件替代大量的纸质文件,使纸张的成本显著降低。
4.计算机自动接受和处理信息,可以减少工作量,减少员工成本15%—20%。
5.合理地安排原材料进货和按订单生产,从而减少库存,加快了资金周转。
6.减少中间环节,节省信息成本,为企业及时地获取准确的信息创造了条件。
例如,广西食糖中心批发市场(GSEC)由于实施全电子化的交易模式,因此至少从三方面获得直接的效益:(1)大幅度降低了工商企业的交易成本,吸引全国涉糖企业广泛参与,大大提高了产销衔接速度;(2)GSEC提供的第三方结算,有效避免了购销企业之间三角债的产生;(3)GSEC还与有关银行合作为交易商提供融资服务,交易商交存交割仓库的仓单,办理相关手续后,即可获得银行提供的质押货款,有效加快了资金周转。目前,GSEC交易商数量已达500余家,已实现网上交易白砂糖600多万吨。
(二)间接效益
间接效益是指那些不容易被具体量化的利益,可以说是层次较高、布局长远的企业利益,它通常是策略性、导向性的。电子商务给中小企业带来的间接效益主要有:
1.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2.扩大业务范围与规模,从而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据统计,这种间接的效益能达到其全部贸易额的3-5%。
3.加强与客户的沟通,从而扩大市场规模,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据统计,这种间接的效益能使企业的市场份额提高15%左右。
4.提高企业员工综合素质,从而促进企业服务素质和水平的提高。
5.以先进的交易模式和管理模式获得社会和交易商的认同,从而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例如小鹏旅游资讯有限公司,利用网络环境推出的“旅游行业信息在线管理与营销DIMOS系统”,已覆盖广西全区旅游管理部门及旅行社,实现了全区旅游行业的信息化管理,有效提升了旅游行业的信息化水平,从而使旅游行业的业务量也得到了快速提高。
这些效益虽然并不那么直接和明显,但从企业和社会的总体效益看,在某种程度上却具有更大的价值。
(三)潜在效益
有时电子商务给企业带来的某些利益是眼前暂时看不到的,但却存在潜移默化的效果及强力的后劲,从宏观上讲,这就是潜在效益。例如,开展电子商务可以使企业的传统经营理念及经营模式逐渐转向先进、科学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可以促进企业乃至国民经济高效化、节约化和协调化;可以提升企业文化,提高员工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等等。潜在效益对于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长期目标、长远利益具有深刻的意义。
例如南博网以“博览东盟、网尽商机”为宗旨,通过网上网下、国内国外相结合的服务手段,为从事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企业提供专业化的信息服务、营销服务及交易服务,帮助中国企业走进东盟、东盟企业进入中国,全力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贸易门户网站。不少中小企业利用“南博网”这一特殊的电子商务平台,以其崭新的理念,精心的设计,为广大客户提供真诚、周到、高效、优质的服务,因此正在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不断扩大影响,逐渐赢得客户的信任,不久的将来会获得预期的效益。
从目前中小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情况分析,也许有些企业所获得的利益与所投入的成本并不成正比,甚至从短期来看也许看不到明显的效益。但从长远利益看,电子商务是企业的希望,是未来发展的趋势。21世纪,电子商务将是企业的一种生存方式,对于企业而言,不具备先进科学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不具备网上运营的能力,就不具备核心竞争力,也就无法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电子商务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方式和商务环境,因而不能完全按一个市场化项目的评估标准来衡量它的投入与产出,不能精确测算它的成本与效益之比,而应当把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它的真正价值要从长远的企业利益进行评价。
(一)重商主义———资本形成思想的历史准备如果放宽资本范畴的历史性规定,对资本形成问题的讨论甚至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与兴起之前就已经大量出现。这一点可以突出地从重商主义的理论思想中得到发现和证明。重商主义思想体系正对应了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作为“资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①成为支配产业资本的决定因素。这一时期,货币被视为唯一的财富,流通领域则成为重商主义者心目中财富的真正源泉,从而也是货币财富积累和商业资本形成的唯一途径。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资本形成,重商主义者形成了诸多独具特色的论述和思想,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众多资本形成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准备。(二)古典经济学以来———资本形成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由于资本范畴的严格确立显然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市场经济真正确立后的结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形成理论产生是18世纪古典经济学兴起以后的事情。以此为起点,大体说来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7世纪末———19世纪初古典经济学的统治时期,是资本形成理论的古典主义阶段。其时资本的私人性形成是占主体的资本形成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初步成熟之中。与此相适应,社会再生产成为主要的研究角度,资本积累作为资本形成的古典术语,得到了普遍的强调和重视。关于资本形成问题的思考在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对物质资本形成本质来源的探究和追寻上。斯密吸取重农主义者的观点,认为“资本增长的直接原因是节约而不是勤劳”,在做出了最初论断的同时,也首开了以后经济学家对此问题激烈争论的先河。第二阶段: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时期,是资本形成理论的新古典主义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信用、金融获得极大发展,资本的社会性形成开始成为普遍和主导的资本形成方式。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物质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和源泉进一步受到关注。瓦尔拉斯(Walras)、卡塞尔(Cassel)、马歇尔(Marshall)、埃奇沃斯(Edgeworth)、克拉克(Clark)、维克塞尔(Wicksell)等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经济增长是资本家延缓当前消费,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增加投资的结果。另一方面,尽管新古典主义者否认货币体系对资本形成有意义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但与货币经济的飞速发展相适应,资本形成的利率机制已经开始进入学术视野。第三阶段:20世纪初———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思想广泛流行时期,是资本形成理论的凯恩斯(J.N.Keynes)主义阶段。在政府干预思想的笼罩下,关于资本形成的研究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方面,在对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考察中,货币体系与公共投资日渐成为可以影响资本形成的有效政策工具。另一方面,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展经济学蓬勃兴起,使物质资本形成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增长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兴起时期,是资本形成理论的内生主义阶段。这一时期,经济可以通过系统中内生因素的作用实现持续均衡增长的观点成为主流思想。在这类思想中,内生的金融发展或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资本形成过程不间断和有效率的关键所在,资本形成理论因此在两方面得到了扩展与深化。一是在金融发展理论中,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内生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作为金融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与资本形成、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了更多的数学解释和实证证明。资本形成的货币金融维度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与强调。二是在新增长理论中,资本,从而资本形成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无形资本的内生形成进入理论核心。
二、西方资本形成理论的几个主要发展变化
资本形成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以来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实物经济背景到货币经济背景,从强调资本形成来源到重视资本形成渠道,从自由市场主义到国家干预主义,从制度外生到制度内生的演进与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资本形成诸多方面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这些思想变化几乎都有着严格的假设和前提规定,但其对现实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从相当程度来说,了解这些思想和前提假设的变化轨迹,也就是了解资本形成的现实变迁本身。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资本形成涵义的演化与扩展资本形成涵义的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形成重心的演化。以金融发展理论的提出为界,资本形成的重心开始由资本形成的来源、规模和结构转向过程、渠道和机制。资本形成研究的理论指向,由此从侧重探讨资本形成的现实作用,向探究如何促进和实现积极有效的资本形成———尤其是寻求如何通过促进资本形成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转轨———转变。二是资本形成范围的扩展。与资本概念的演变相伴随,资本形成范围经历了一个由狭义的有形资本形成向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形成的广义资本形成扩展的过程。从古典的资本积累思想到新古典主义阶段,甚至直到凯恩斯主义阶段以后,关于资本形成的物质资本传统一直在继续。典型的如纳克斯所说,资本形成即指社会不把其全部的生产活动用于直接消费品的生产,而以一部分用于工具、机器、交通器材、工厂及设备等各种可用来增加生产效能的物质资本的生产。资本形成过程的实质,是将社会现有的部分资源抽调出来增加资本品存量,以便使将来可消费产品的扩张成为可能。萨缪尔森(P.A.Samuelson)也指出,“净投资”或资本形成是指社会实际资本(设备、房屋、存货)的净增长。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以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为代表,关注人力资本的经济思想开始大量出现。同时货币资本伴随着货币经济和信用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随后在众多的新增长理论模型中,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广义资本成为资本形成理论考察的重点
,资本形成的范围得到了明显的扩展。(二)资本形成来源的一元与多元自斯密以来,西方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形成来源的认识基本一致,即资本形成唯一来源于国民储蓄,来源于国民收入大于消费的部分。这一认识时至今日,从未动摇,因此形成了资本形成来源的一元化局面。但实际上,在学术界,对国民储蓄的决定是有争议的。因此也形成了资本形成来源在更深层次的多元化状态。从斯密开始,一直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J.Du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和莫迪里亚尼(Ma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都把资本形成看作是居民延缓当前消费,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进行投资的结果。居民储蓄是扩大资本存量的唯一来源。马歇尔、刘易斯则指出,储蓄差不多完全从资本和利润中得来,企业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钱纳里(Chen-ery,H.B.)提出“两缺口”模型,认为在开放经济体系下,从均衡的角度来说,一国投资的储蓄不足部分,必然由进口大于出口的部分弥补,即“储蓄缺口”必然等于“贸易缺口”,外资的进入可以使国民储蓄总水平提高,促进技术进步,同时增加资本积累规模和改善资本利用效率,从而为资本形成指出了一国经济体系以外的外国储蓄来源。②(三)资本形成作用的扩张与质疑资本形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直以来都受到高度重视。斯密认为资本积累的扩大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和斯密相同,李嘉图相信,增长是他所说的‘积累’,也即资本形成的结果。”③这一认识一直为主流经济学所坚持。发展经济学更是将物质资本形成在发展中国家中的积极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是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Nelson)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缪尔达尔(Myrdal)“循环累计因果关系”理论,还是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理论、莱宾斯坦(Leibenstein)“临界最小努力”理论,或罗斯托(Rostow)的“起飞”理论和钱纳里“两缺口模型”理论等,都把资本匮乏看作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从而使资本形成成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为考察对象的实证研究对这一认识形成了质疑。阿伯拉莫维茨(Abramovitz)、索洛(Solow)、丹尼森(Denson)、库兹涅茨(Kuznets)等学者的测算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知识进步而不是资本形成。虽然麦迪逊(Maddison)、纳迪里(Nadiri)、布鲁顿(Bruton)、罗宾逊(Robinson)等学者的研究证实了资本形成在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但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普遍意义却有所动摇。80年代以后,资本形成的技术进步内含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索洛、乔根森等人都曾明确提出,技术进步只有与资本形成相伴随才能被运用到实际生产过程中去。因此,如果重新认识资本形成的技术进步意义,就会发现,即使在发达国家,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仍然无可替代。(四)资本形成过程的真空与多维早期的资本形成理论把储蓄与投资等同起来看待,认为从储蓄到投资并不存在一个成本的转化过程。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④这种把资本形成过程视为完全无摩擦真空状态的思想一直在主流经济学中占有相当的位置。而事实上,储蓄与投资之间不仅存在一个过程,而且还是一个“惊险”的过程。在货币经济的背景下,这种惊险的程度加倍地由连接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的货币金融的作用过程表现出来。但是,货币金融因素长期被视为实体经济的面纱,对资本形成不产生实质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扭转。帕特里克指出,金融体系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加快资本积累速度对资本存量产生影响。其后金融发展理论的产生兴起,使资本形成的货币金融过程成为理论界考察的重点。麦金农和肖认为,金融机构在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起中介作用,而“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价格的扭曲以及其他手段”,将使可贷资金的非价格配给现象大量发生,最终导致资本形成的规模、质量都无法保证,经济增长无以为继。他们的追随者们进一步指出,金融市场的存在大大地促进了储蓄和投资过程,提供了从储蓄者向投资者转移资金的有效手段。当内生增长理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思潮形成合流以后,内生金融体系作为资本形成过程内在逻辑要求的地位得以牢固树立。换句话说,资本形成具有怎样的货币金融过程将成为影响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发现与(早已受到重视的)资本形成的财政税收等过程一起,使资本形成过程由无摩擦、无成本的传统真空状态变为具有多种形成渠道的现代多维状态,从而使资本形成的理论具有了更逼近事实的模拟力和解释力。(五)资本形成“大道”的分歧与渗透“大道”的概念由萨缪尔森首次提出,指资本存量均衡增长的最优路径。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于最优资本积累理论的两篇重要论文———富兰克•拉姆齐1928年发表的《储蓄的数学理论》和冯•诺依曼1932年提交的《一般经济均衡模型》。拉姆齐假定只存在一种用于资本积累和消费的商品,并且这个经济可以达到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充分满足的“大同世界”,在此基础上导出了能实现跨时效用之和最大化的资本积累定理;诺依曼则证明,分部门模型中,在经济活动的扩展可能使资本品的存量以最大速率扩张的均衡状态下,资本存量的扩张速率与价格下降的速率相同。对这两篇论文的拓展产生了传统最优增长理论中的两种大道模型———萨缪尔森“大道”和拉姆齐“大道”。这两种模型相互渗透,经索洛、斯旺(Swan)等人的增长模型以及新增长理论的激发和辉映,到目前形成了分别由内生因素决定和外生因素决定的两种不同的大道理论。前者主张,经济增长的末期资本存量最大化目的可以由内生因素决定实现;后者则将资本存量最大化及经济无限增长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人口的增长。事实上,两者的分歧并非如表面看来那样大。如果除开人口增长的考虑,后者也完全具备前者内生理论的大道特征。宇泽宏文(Uzawa)、卢卡斯、罗默等人证明,这种特征适用于物质和人力两种资本品。进一步的研究则表明,如果允许资本自我生产,资本存量增长(资本形成)最优均衡路径的存在就会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保证⑤。三、资本形成理论发展的简要总结
综上可知,资本形成理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实物经济背景到货币经济背景,从强调资本形成来源到重视资本形成渠道,从自由市场主义到国家干预主义,从制度外生到制度内生的演进与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资本形成诸多方面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从研究方法和思维类型上来说,仍然属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所以仍具有过于严格的前提假设和忽视制度的理论特征。这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研究来说,恰恰是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根源所在。概括说来,有以下几方面不足。(一)前提假设对现实的脱离在前述理论中,不同程度地隐含存在着几种影响其现实解释力的严格的前提假设。一是完备信息和完全竞争假设。资本形成理论多假设利率等市场价格的变动将可以准确、充分地传达资本供求的全部信息,引导有效的资本形成。同时,资金市场多被要求是完全竞争的。这样私人
信息无法存在,借贷双方才能掌握全面、准确的信息,资本形成才能得到改善。二是政府同质假设。在资本形成理论中隐含着政府的同质性假设。即政府是作为一个整体单一的、理性的、不可分的主体来行使经济职能。整体单一指政府各部门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和运作方式,行动是整齐一致的;理性说明所有的政府遵循同样的理逻辑;不可分则意味着只有中央政府是真正的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内含在中央政府之中,不具备单独影响资本形成的意愿和能力。这些假设使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现实情况的模拟大大偏离了客观轨迹,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二)给定制度对研究的局限发展经济学中的资本形成理论对整体制度变迁的忽视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储蓄和投资主体往往被假定为在给定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背景前提下进行活动,而且制度是比较完善的,主体是市场理性的。这样,如果市场发生一定波动或政府采取一定刺激,当事人所获得的激励和出现的反应将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从而是适宜的和可预期的。这对存在信贷软约束的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研究来说,显然形成了较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虽然与资本形成相关的或直接联系的制度———如财税制度、信贷制度、投资制度、货币金融制度等———被视为是可变的,甚至是内生的,但这种制度演变仍然是局部的、框架之内的。整体的宏观制度背景仍是给定的、中性的。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内生的金融发展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也是如此。这对基本经济制度甚至政治制度都正在经历激烈变迁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而言,构成了亟待突破的理论障碍。(三)现有视角对问题的遗漏现有的理论虽然对资本形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和有益的思想,但其主要的研究视角尚不完善,尤其未能全面揭示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的真实状态和发展规律,从而对一些重要问题有所遗漏。一方面,现有视角主要仍偏重于强调资本形成结果的重要性,而对资本形成的现实过程论述不够深入。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主导因素和作用机制变迁,从而资本形成状态变迁的过程,而资本形成的结果则显然由过程决定。因此,要理解真实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问题,就必须重视资本形成过程的研究。另一方面,已有的研究偏重于资本形成的纵向视角,如对货币金融体系的研究,而忽视了资本形成的横向方面。更由于前所述及的政府同质假设,使得地方政府主体及其行为方式等重要影响因素在资本形成的研究中一再被轻易放弃。可以明确,现有理论的不足之处,正是我们要努力深入的方向。只有在这些不足之处取得突破,才能对资本形成理论做出新的贡献,并对中国资本形成的现实过程提供科学的参考和指导。
注释:
①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7•
②霍利斯•钱纳里、阿兰•斯特劳特•外援与经济发展[J]•美国经济评论,1966,(9):679-733•
③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49•
④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10•
⑤莱昂内尔•W•麦肯齐•资本积累的大道[J]•美国经济评论,1998,(5)•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纳克斯•落后国家的资本形成[M]•台湾:台湾银行研究室,1967•
[3]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4]索洛•经济成长理论[M]•台湾: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
[5]丹尼森•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说明[M]•布鲁金斯学会,1974•
[6]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7]A.Madison:EconomicProgressandPolicyinDevelopingCountries(London,Allen&Unwin,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