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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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文化范文第1篇
我站将继续加大运行力度，让群众能享受到全方位的公共文化服务。一是积极举办青少年儿童的书法培训。发挥老干部优势，利用寒暑假等青少年闲暇时间，办出书法培训的特色。二是邀请骨干带动文体活动的蓬勃开展。过去我们的文体活动比较单一，女的多，男的少，老人小孩多，中青年少，因此，今年我们准备深入基层，解倾听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积极组织开展一些适应节季时令，符合群众民口味的文化艺术活动，比如腰鼓、花枪、读书活动等，并通过村级文艺骨干的带领作用，充分发挥村级图书室的作用。三是健全组织，有效开展工作。文化站对全乡的文化艺术骨干整体情况进行摸底、建档，征求意见后成立书法、艺术、戏曲、舞蹈等队伍，有计划、有目标地开展活动。
二、完善综合文化站基础设施。
我站内部设施和外围基础都有待完善。一是结合我乡实际，对综合文化进行升级打造，以苗族文化为抓手，打造具有苗族特色的综合文化站，让群众能在更加环境优美中，享受到全方位的公共文化服务。
二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搞好村级文化室建设，在各村文化室人口集中的地方安装好健身路径，便于群众锻炼身体。
三、发展和壮大各村（社区）文体队伍。
我乡各村（社区）都有一批文体爱好者，但现在只有箭竹社区、乐园村成立了文艺团队，两支队伍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经常组织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在关爱残疾人、老年人等活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借助脱贫攻坚好政策，各村都配备了腰鼓、器乐、篮球、乒乓球、音响、健身路径等器材，有了一定的基础，今年将在全乡各村都成立相应文体队伍。
四、加强不可移动文物安全保护。
做好乡内文物遗产的发现、检查、监督、管理、保护工作。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做好不可移动文物的指示牌。挖掘民间文化传统艺术，建立健全文物档案，大力宣传文物保护知识，提高村民的文物保护意识，使文物更好的得到保护。
综合文化范文第2篇
摘 要：乡镇综合文化站作为直接面向农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基层组织，是否充分履行服务职能，对于满足广大群众对公共文化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效能现状、产生不足的原因和提高服务效能的途径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达到提升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效能的目的。
关键词：乡镇综合文化站；公共文化； 服务效能
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效能是指政府向广大群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需求为目的，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效率，是衡量乡镇综合文化站工作结果的一种尺度。目前，各地呈现出创建服务型政府的时代潮流，乡镇综合文化站也顺应时展，服务百姓，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意识，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下面结合本人乡镇综合文化站工作的实际，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效能现状
乡镇综合文化站是政府举办的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指导基层文化工作和协助管理农村文化市场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是集书报刊阅读、宣传教育、文艺娱乐、科普培训、信息服务、体育健身等各类文化活动于一体，服务于当地农村群众的综合性公共文化机构。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近年来，中央、省、市、县各级领导非常关心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将乡镇文化站建设纳入了“民生工程”，投入了大量资金建成了综合文化中心，并添置了书籍、电脑、音响、桌椅、照相机、灯光等。让广大群众更多地享受社会文化发展的成果，各乡镇综合文化站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发挥各自的优势，向当地农村群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率，也进一步改善了农村群众精神生活，广大村民对乡镇综合文化站工作满意度有了提高，取得了较好地社会效益。
但是，目前乡镇综合文化站存在着不足：一是领导对文化工作重视不够。二是现行管理体制，缺乏活力，上级政府投入乡镇综合文化站资金少，文化设施、网络设施欠缺。三是文化员普遍兼职，为民服务意识淡薄等，阻碍了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效能的提高，与服务型政府不相适应。
二、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效能不足产生原因
1.现行管理体制，缺乏活力
2006年机构改革后，乡镇文化站人、财、物都由乡镇直接管理，业务上由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管理。把文化站归属于社会事业发展中心，而且乡镇文化专干不专职。具调查，2013年遂昌县有20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在编文化员31名，其中30名文化员兼任乡镇其他工作，由于文化员常年承担计划生育，文书、综治、村财、驻村等工作，主要精力放在当地乡镇的中心工作上，减少了文化工作的时间。另外，上级主管部门难以调配使用文化员，造成文化站人员难流动，缺乏活力。
2.服务意识淡薄，业务水平不高
文化工作不像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也不像农村医保，给农民带来直接的实惠。文化工作没有硬指标，是“软”的，往往不被领导重视。文化员长年疲于应付乡镇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没有责任心的借机少干文化工作，或应付性地开展活动，办事拖拉。缺乏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认识，造成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高，降低了文化服务能力。
3.设施简陋，经费无保障
由于地域不同，乡镇财政收支也不平衡，经济好的乡镇，公共文化设施齐全些，文化活动经常些；经济差的乡镇，能保证文化员工资发放到位，利用现有活动场所，花少钱，搞些小型活动已经很不错了，由于大部分乡镇财政仅能维持本乡镇的日常开支，要想得到文化活动经费较难，乡镇综合文化站普遍不被领导重视，认为文化站可有可无，即使答应，也是临时性活动经费。文化设施、书籍都是好几年没更新或添置，文化经费来源单一，有时文化站想搞活动，手中无钱，只能干着急。
随着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促进了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快速发展。目前农家书屋、部分文化中心无电脑无网络，以北界镇为例，2012年全镇9个村新建农家书屋，无一书屋有电脑和网络； 2012年县文广新局配送了一台电脑给乡镇综合文化站，由于镇文化中心无网络，现唯一一台电脑文化员办公用，不能实现村民在图书室上网查阅资料的愿望，满足不了群众对互联网的需求。
正因为这些因素，制约着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能力的发挥和服务效率的提高。
三、乡镇综合文化站提高服务效能的途径
1.领导重视，理顺体制。
乡镇综合文化站是党和政府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基本阵地，对于改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条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乡镇综合文化站虽然不能为乡镇增加收入，但开展健康向上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潜移默化中可以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摆脱愚昧落后的陋习，促进社会风气好转。因此乡镇领导重视文化工作，抓文化就像抓计划生育一样用心，抓经济一样的决心，做到文化员专职专用，督促文化员做好本镇各项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建议文化员队伍隶属县级文化部门，与乡镇脱钩，人员经费相对独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专人专用。
2.加强投入，做到经费有保障。近几年，政府投入了很多经费，在每个乡镇都建起了文化活动中心，每个村都新建农家书屋。但现行公共文化设施与满足广大农民文化生活的需求相比，政府投入还是不足。乡镇网络设施不健全，各农家书屋无资金保障，管理人员无报酬，导致多数书屋开放不正常，妨碍了文化民生的改善。因此，上级政府在资金上应倾斜基层乡镇综合文化站，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网络设施建设，落实书屋管理人员的报酬。经上下努力，把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办成农民爱去、想去的乐园。
文化主管部门也要加强乡镇文化员管理，定期举办业务培训和下乡辅导，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和运行机制。
3.增强服务意识，提升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
文化员要加强为民服务的意识，以人为本，做人民的公仆。心中有百姓，处处为百姓所想，关注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和最薄弱的文化需要，改进百姓不满意的文化服务项目。爱岗敬业，扎实工作，在百姓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提高百姓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服务意识提高了，同时还要提高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能力和效率。首先，提高乡镇文化员自身素质。近年来，农村文化需求日益呈现多样性、多层次、大众化的特征。文化员如不紧跟时代、更新知识，必将无法胜任农村文化工作的岗位。乡镇文化员要切实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理论素质，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正确把握前进方向，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引领农村文化工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科普知识、惠农惠民政策，表扬身边的好人好事，传递社会正能量。其次，加强业务培训。要利用机会，积极参加各种专业培训，比如参加省、市、县举办的作品加工会，文化工作研讨会、广场舞、摄影、健身操培训等，提高业务素质，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提高文化员视野；邀请省、市专家授课，促进业务水平提高。再次，打造文化品牌，创新服务方式。文化品牌是“品牌”与“文化”的有机融合，是一个地方独其特色，独具魅力的无形资产，乡镇文化站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也要注重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品牌。以北界镇为例：北界镇以红提为媒介，连续举办了四届“原生态自然红”北界红提节。文化员积极开展丰富多彩，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如“欢乐桃源”文艺晚会，红提摄影抓拍赛；生态溪鱼垂钓大赛；农民趣味运动会；书法、摄影展；民俗物品展；“孝德传承、幸福北界”群众文艺演出等，组织群众积极参与。通过这些文化活动，挖掘本土文艺人才的智慧，满足群众文化生活需求，使广大群众在健康向上的娱乐中受到教育。另外，文化站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常年免费开放文化中心，由于图书品种、数量少，文化站每年向县图书馆借用流动书籍，使图书室资料做到常新；举办广场舞比赛、踩街、乒乓球、妇女趣味运动会；下村推广广场舞、回春医疗保健操、腰鼓、健身球；邀请县文化馆老师举办器乐、小品、舞蹈培训；推荐责任心强，热爱文体活动的文艺骨干参加县级培训，增添文化站活力。
综合文化范文第3篇
一
2007年5月12日和15日分别在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上演的“朱世瑞室内乐作品音乐会――跨文化与多语言作曲实践”，不仅回答了“中外多元音乐技术手法”的交融问题，也以自己的创作呈现了跨文化审美视野下的音乐语言处理问题。整场音乐会所透露出的鲜明文化风格取向和新颖独特的技术手法，让听众如闻“韶乐”、如沐春风，感受到朱世瑞跨文化视野下的技术手法特点。
这场个人室内乐作品音乐会的四部作品均属国内首演，虽在心理上作了一定的前期准备，但笔者还是为作品中所蕴含的浓郁文化气息所震撼。作曲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感悟，与中国古典艺术的心灵通犀，对中国古代文学全新的现代演释，对当今先进作曲技术的娴熟于心，对世界各国文化、语言的合理运用，使这一音乐会带有了明显的时代文化的标签。
从音乐会的整体布局看，四部作品、上下半场，带有中国古代文学对仗的工整美，其结构的均衡对称显示了作曲家对音乐会整体谋篇布局的精心策划。第一首的“木管五重奏”与第三首的“弦乐四重奏”，第二首与第四首的“中外混合室内乐队”，这些安排显示了主创者在“音色”感官刺激上的对仗考虑，这一静一动的错落布局在满足听者感官享受的同时，也形成了音乐会整体风格的统一、和谐。
从作品的文化取向与立意上看，以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等不同时期的文化现象为素材，以中文、德文、英文、拉丁文等多语言音韵为音乐要素，以宏观的人类文化大背景为依托，取多元文化兼收并蓄、和谐共融的视角，将现代音乐作品纹饰得妙趣横生而又浑然天成。
作品运用语言的音韵抑扬为旋律线条，以“音色音响”为载体，注重中国音乐线形元素的铺成展开，直接作用于听者的感官刺激和心理沟通，这些让听者由内而外地欣赏到了中国语言、音乐的韵味之美。
二
第一部作品《天净沙――秋思》（为木管五重奏而作的五部十二曲，1993）以元代词家马致远的同名词作为结构内涵与外延，将作品安排成，1.“枯藤”、“老树”、“昏鸦”，2.“小桥”、“流水”、“人家”，3.“古道”、“西风”、“瘦马”，4.“夕阳西下”，5.“断肠人”、“在天涯”，“诗歌中纯语言结构和器乐的纯音乐结构”形成“文本互换的新关系”。原词作白描写意的艺术特点在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比如“枯藤”篇运用圆号、单簧管等乐器的超吹及长线条交织重叠，杂以短笛等颤音点缀等手法，将“枯藤”寂然直刺苍穹的景象展露出来；“流水”篇以各件乐器看似不经意的弱奏开始，经过旋律线条的交织上升，展现了潺潺溪水静静流淌的鲜活姿态。作品还注重意境的挖掘，如“在天涯”篇以乐器的吹嘴直接吹奏，运用戏曲中“吟腔”的手法，模拟人声的“哀怨”、“哭泣”之声，将原作“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婉、悲凉之情境展露出来。在技术手法上，作品运用了西方无调性和中国音乐的线形发展手法，结合复调交织的层层推进，注重中国传统音乐旋律发展贯穿的“渐变原则”，“一步一景”、“移步换景”，展现了一部苍凉、深邃的现代音乐新作。作曲家在节目单中陈述了作品所着意运用的“多语言”有三层，即原始文本的汉语和德语，纯语言和纯器乐的文本互换新关系，隐性文字语言和显形音乐语言。作品紧紧抓住文字语言和音乐语言在音韵、意韵上通感，架构起了全曲的材料、线条、语汇、结构等要素。
第二部作品《水墨画三帧》（二胡、筝、唢呐、笙和室内乐队）由三首微型协奏曲组合而成，作品抓住中国水墨画的意境，以审美通感为转换依托，展现了“诗意”、“画境”、“乐象”的三种艺术景象，“融三家诗词境界、糅三派笔墨法度、含三种音乐意象”，作品整合运用中外乐器、作曲手法，以乐音为笔墨，点画出三幅中国水墨画。第一帧《寒水、白鸟……》是一首二重丝弦协奏曲，作品以音响段落的轻重缓急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以二胡和小提琴为主体构建的清淡音响，旋律线条模糊、交织；第二部分以二胡的主奏旋律展开，旋律清新优美，加上古筝、磬等乐器的点缀；第三部分以二胡“怪腔怪调”的拨奏为转换，音乐复归清淡，音乐以清新的笔触表现了“寒水”、“白鸟”等画境。第二帧《马鸣 、风萧……》是一部二重微型吹打协奏曲，以浓墨的笔触表现了“马鸣”、“风萧”等肃飒景象。乐曲以唢呐为主奏乐器贯穿音乐的发展，以吹打乐器烘托、点缀，杂以铜管乐器的装饰，展现了“悲壮”、“伟烈”的画境。音乐采用多调性手法，以旋律的贯穿为主线，以中外混合室内乐队为点缀，一气呵成地展现了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墨画。第三帧《西风、汉陵……》是一部四重微型协奏曲，分别以二胡、唢呐、筝、笙为主奏乐器，杂融丝竹乐、吹打乐于一体。乐器依据声响可分为四部分，分别为清、浓、重、淡，音乐仍然以旋律的发展为主线，以乐队的点缀、烘托为动力，以多调性、多色彩、多语言的手法构建起看似宏大的微型结构，颇富创意。
上半场的作品展示了作曲家朱世瑞跨文化、多语言创作实践的宗旨，乐曲的铺成与展开带有明显的中国结构思维，表现在以旋律线条结构乐曲，以清新淡远的意境为篇章结构，以“渐变原则”为结构发展推动力，以文人气质通贯全曲，等。音乐展现了中国语言抑扬顿挫的音韵美，看似闲散实则凝聚的“隐结构美”。在音响的开拓上，作品以乐器的高频演奏为主，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音响特点，但广泛采用多线条、多调性、无调性的手法，展现音响的多层美、韵味美，挖掘了中国传统音乐无法触及的声响领域，其开拓性昭然可闻。
三
下半场的第一部作品《第二弦乐四重奏》是以西方四重奏体裁为形式载体，表现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镇痛。为表现这种“刻骨铭心”的心痛往事，作品通过大量采用“音簇”的技法，并在“音簇”及段落之间安排了“留白”，或以线条为过渡，展现音乐的戏剧性张力，发人深思、催人反省。
乐曲伊始即以节奏纷错的“音簇”强力地拉开历史之门，随后以如细线一样的弦乐超高音作为连接，声响很小但渗入心底，这段以复调手法写就的过渡深化中国结构发展手法中的线性原则。进入主体的音乐以中板的速度，节奏铿锵但交错纷杂、无调性手法展开。乐曲第二部是第一部分的展开，乐曲在原速上渐趋舒缓，近乎窃窃私语，以拨奏作为连接，乐曲到达第一次，引领乐曲进入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以静谧的线条状声响与大力度的“音簇”为主，“音簇”之间以“线条”或“留白”为连接。这段音乐戏剧紧张力集中并不断积蓄力量，推动音乐达到结束。
《第二弦乐四重奏》中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为主导，合理地利用中国戏剧中“哭腔”手法加强悲剧性的张力，结合“音簇”手法在声响力量上的巨大推动作用展开并发展音乐。乐曲以悲剧性为终结，以发人深思的哲理为思辨归属，引领人们追忆过去的沉痛往事。
下半场的第二部作品《灵歌》（四个不同的乐器舞台）以四个舞台为声相转换，以四个场景及故事为音乐体裁之陈述，以古今中外为宏大阐述对象，将音乐发展为厚重、空灵的一个个声场，意欲由内而外地感动听者。
乐曲第一部分是《圣诗》，以高频的短笛拟描空灵之境，以低频的贝司描绘沉痛之境，以男女中音的厚重之苍生，于是，天、地、人浑然天成而为心中的“圣诗”歌唱。音乐以声乐为主体，以乐队伴奏为穿插，以中国古典诗歌中吟唱为旋律发展手法，乐曲以词句为情绪转换的“场景”。乐队与演唱者互为依托，其中长笛、低音乐器、大鼓在协奏中推动了音乐情绪的发展。第二部分《国殇》以大提琴的拨奏为主体，音乐看似随性，实则具有巨大的张力；素材为汉语中屈原原作《国殇》为故事背景，以汉语、德语为两种语音载体，但皆不发声，隐伏于大提琴的拨奏声中。乐曲依据声响可分为四部分，前有引子，后有尾声，呈“弓形结构”。声响处理得细腻而蕴含力量，杂以中国古琴手法的“吟揉”，似有以大提琴展现古琴美学之韵味。第三部分《轮回》以厚重有力的打击乐开始，以人声激昂抒情的演唱为继，音乐速度中速稍快。演唱者的说唱与吟唱、小锣的点缀，带给乐曲浓郁的人情味。乐曲可据情绪分为五个段落，各段的发展以语言音韵的声音发展为纽带，乐曲高开高收，中间是长大的叙事性的乐段，展示了“轮回”的人生哲理。第四部分《铭对》以欧洲大诗人李尔克和叶芝的墓志铭对话为故事依托，以德语、英语、汉语为语言载体，乐曲以男女声的对话展开，以人声与乐队的对话为展开。乐曲进行中，人声“吟”、“唱”、“念”交叉，乐队以点缀为主铺成音乐发展。在结构上以“渐变原则”为手法将乐曲分为三大段落，乐曲紧张度和力量不断积淀而达到，最后在声响的衰减又趋于寂静。
下半场的两部作品取材宏大的素材，一为中国近现代史中重大而引人刻骨铭心的史实，一为古今中外的“灵歌”汇集；前者悲壮，后者凄婉；前者戏剧性张力集中，声响撼人心底，后者戏剧性张力绵长，声响渗入心骨。这两部作品以“音色音响”的对比、展开为作品结构段落布局，综合多语言、多技法的艺术陈述手法，跨文化、多角度，展现了现代音乐的迷人魅力。
四
朱世瑞先生这场题为“跨文化与多语言作曲实践”的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展示了他多年的学习、创作成果。他以自己丰富的国外生活为资源，以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深切热爱为基点，运用现代作曲手法，结合中国音乐文化中内蕴美、语言音韵美，以及“渐变”的结构原则，在安排“声响事件”上，不论从外在形式，还是在内在韵味的融合上，都以自己敏感的体悟为基准，来展开音乐，融合多语言、多文化。
在音乐技法的选择上，他以作品为出发点，在展现现代技法的同时，也注重传统技法的融合、拼贴，挖掘并发展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美”、“韵味美”、“线性美”；在结构的安排上，他以听者的感官享受为目标，在注重声响新奇感的同时，还注意了段落的衔接、铺成、过度、转换，加上其室内乐多以短篇为主，这使得他的作品段落层次清晰、转换衔接自然，给人以多重美感享受；在文化的挖掘上，他以语言本身的语音、语调、语腔为出发点，并注重了深层次挖掘，注意了与器乐语言的本位互换，注意了语言和文化内蕴的结构美，注意了与其它文化艺术形式如绘画等的融合，他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法，在跨文化的视野下，创作了综合音乐艺术美。
综合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综合英语教学 语言 文化 文化导入 原则与途径
综合英语课程（《现代大学英语》，杨立民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1］是许多大专院校英语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其授课对象为英语专业一、二年级学生，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系统传授语言知识，综合进行听、说、读、写、译等技能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形成除了离不开语言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文化意识的培养。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已把文化素质明确列入英语专业学生培养目标。［2］因此在综合英语课程的教学中，文化导入也是一项重要的教学任务。但如何把文化教学有效地融入综合英语教学的各项语言活动中，教师如何把握好文化导入的时机，以及文化教学活动的设计怎样才能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增进师生互动，提高综合英语教学的效率，这些都是文化导入过程中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英语教学过于强调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语言技能的操练，而忽视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对比，造成语言教学和文化脱节，结果使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难以摆脱母语的影响，无法利用英语进行得体的交际。正如美国外语教学专家温斯顿・布伦姆伯格所说：“采取只知其语言而不懂其文化的教法，是培养语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方法。”如果不重视英语文化的渗透，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难以适应新世纪对外语人才的要求。［2］笔者以杨立民教授主编的《现代大学英语》（精读）为例，探讨在各教学环节中文化导入的原则与途径。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不仅仅是一套符号系统，人们的言语表现形式更要受语言赖以存在的社会习俗、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性格等的制约和影响。长期以来，在英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这种关系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教学实践中，似乎认为只要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掌握了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就能理解英语和用英语进行交际。而实际上由于不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不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学生在英语学习和用英语进行交际中屡屡出现歧义误解频繁、语用失误迭出的现象。中国人以谦逊为美德，如当外国人称赞中国人某一方面的特长时，中国人通常会用“you are over-praising me.”(过奖)来应答，这往往会让说话者感到你在怀疑他的判断力；抑或是用“Where?Where?”来回答，弄得对方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对于这种在外语教学中只教语言不教文化的现象，笔者认为会使学生失去兴趣，使他们不仅不想学习语言符号本身，而且不想了解使用这一符号系统的民族。相反，帮助学生在学习语言时提高对文化的敏感性，就可以利用他们发自内心的想了解其他民族的兴趣和动力，从而提供了学习该民族的语言的基础。
语言同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是文化的一部分。学习英语仅仅学习语音、词汇和语法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能真正掌握英语的。讲英语的民族特有的价值观、人生观、社会习俗等一系列的文化背景都应该纳入英语教学的范围，并给以足够的重视。文化知识和文化素养一样是能够在教学中导入和习得的。因此，综合英语教学不仅要让学生获得全面的语言知识、熟练的听说读写译等五项基本技能，还要导入跨文化内容，培养其跨文化意识，最终让学生具备用英语进行国际间交流的能力。
二、文化导入的原则
综合英语教学中利用篇章教学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学习语言知识和操练言语技能。这些任务顺利进行的前提是对篇章中文化内涵的理解，主要了解其代表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等，以便为语言知识的学习和言语技能的操练设置情景，确定语言知识和技能训练的具体内容，避免词语符号、结构形式的单一性，克服听读理解的盲目性，解决说和写内容贫乏和空洞的问题。综合英语的综合性强，教学内容丰富，师生双方的任务繁重，要在教学中提高教学效果，体现出该课程综合性的特点，必须以文化内涵为主线，注重文化导入的问题。而且我们要注意遵循以下的原则：
1.尊重双方民族文化的原则
语言与文化在社会环境中的联系十分密切，外语教学必须注意两种文化所反映的文化差异。任何语言都不能离开文化而独立存在。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反映，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语言是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它和民族文化传统血肉相连。语言符号的组成部分――名称、所指的事物、概念和所伴随的含义都与该语言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关。因此，在学习英语的全过程中都必须尊重和创造性地使用讲英语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样才能保证理解的准确性和通过遣词造句来表达思想的地道性。
2.比较与融合的原则
所谓的比较与融合，就是多方位地认识、探究目的语和本族语在某一话题上所蕴含的文化的异同，用融合的方式把跨文化意识培养的知识目标、情感态度目标、跨文化交际能力目标等系统地融入综合英语教学过程中，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同运用英语的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知识和操练五项基本技能的同时自觉地进行跨文化教育。英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而该能力依赖于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了解。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和融合，能帮助学生知其所以然，在运用英语时充满自信。
三、文化导入的途径
1.注重课前的文化知识导入
传统的综合英语课堂教学都是以教师为主导，以书本为依据，教师一上课就开始讲解书本上所涉及的词汇语法等知识，而无暇顾及其他知识。笔者在近几年的综合英语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改变传统模式，每课在课前抽出五到十分钟传授一些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包括英语国家的政治体制、风俗习惯、传统、道德、社会文化、生活方式、言语礼节、习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学艺术、等，对学生进行文化知识的熏陶。实践证明，这种方法行之有效。一方面，真正让学生接触和了解到了一些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让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都有所拓宽，另一方面，文化知识学习的趣味性让学生对英语语言的学习有了更浓厚的兴趣。
2.加强课文背景知识导入
杨立民教授主编的《现代大学英语》教材中的大部分课文都选自各类文学作品，比如小说、戏剧等，也有些选自杂志期刊等。这些课文都包含了许多的文化背景知识。在讲授课文前对学生进行相关文化知识的导入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既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和理解课文，又能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在学到语言知的同时对文化有更好的理解。比如第二册“Quick Fix Society”这篇课文，在学习之前，先给学生讲授关于Fast Roads in the U.S.，Pennsylvania Dutch Town，Civil War，Beethoven等背景知识，这对学生更好地学习和理解课文，以及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仅如此，这些背景文化知识还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记忆效果，使原本枯燥、单调的语言学习与多姿多彩、包罗万象的文化背景知识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学生对文章内涵的深层理解能力大大提高，同时也可以培养其文化比较能力及对待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其文化素质及跨文化交际能力。
3.注意语言的文化内涵
语言与文化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它自身的文化内涵和特定意义，了解这一点对我们更好地教授和学习语言都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综合英语教学中，同样要注重语言的文化内涵。比如，在教授第一册的“Going Home”这篇课文时，对于文中提到的Yellow Ribbon的文化内涵要给予详细的讲解：Display of a yellow ribbon is a sign of loyalty to family，friends or loved ones who are welcome home.Customarily it is used to welcome home people who have been away for a long time under adverse or particular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such as prison or war.除此之外还涉及美国的司法制度、家庭观念、亲情关系等。在讲到词语和谚语的时候也要注意其中的文化内涵，中西方文化内涵和社会习惯的差异。在汉语中有“贼眉鼠目”，“鼠目寸光”等成语，用以形容鬼鬼祟祟和目光短浅。而老鼠在英语俚语中可指女人、怕羞的人。更由于迪斯尼先生创造了Mickey Mouse，从而使得老鼠的形象大放异彩，成为千家万户所喜爱的动物，尤其在儿童心目中，更是机智、智慧的象征。至于骡子，在汉语中，“寿命长，体力大”是它的特征。而英语中骡子是“顽固（stubborn）”的代名词。汉语中人们用猫头鹰象征不祥之兆，如“猫头鹰进宅，无事不来”，而英语中的猫头鹰则是智慧之鸟。
综上所述，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英语能力，文化教学必不可少。综合英语课的教学要抓住“文化”这条线，通过大量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把语言技能的培养与文化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循序渐进地将文化导入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最终实现英语教学的整体性。
参考文献：
［1］杨立民主编.现代大学英语(精读)（1-4册）［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综合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小河沿文化；动物形陶器；动物形图案；动物崇拜；功能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006-06
小河沿文化是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代表之一，得名于内蒙古敖汉旗小河沿村南台地遗址。经过考古工作者半个多世纪的田野调查和发掘，目前已知被学术界共识的小河沿文化遗址主要有内蒙古翁牛特旗大南沟遗址（石棚山墓地和老鹞窝梁墓地）、内蒙古敖汉旗石羊石虎山遗址、三道湾子遗址、南台地遗址、四棱山遗址、克什克腾旗上店遗址、林西县白音长汗五期遗存、辽宁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等（参考图一）。随着学界对小河沿文化诸多遗址进一步深入研究及考古新发现，相信小河沿文化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的地位会更加重要。
分析小河沿文化诸遗址，可知该文化大体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内蒙古东南部（老哈河区域）和辽宁西部地区。从辽西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看，小河沿文化处在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中间阶段，其年代距今约5000-4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其基本共时的周邻考古学文化有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豫北冀南的大司空文化、辽东的小珠山中层文化等。
虽然目前小河沿文化遗址发掘不多，但是，就已发掘该文化的遗址来看，出土的陶器数量十分丰富，从制作方法、质料、器形、纹饰各方面看，具有鲜明的特点。仅大南沟墓葬群就出土陶器217件，复原198件。同时，四棱山遗址还发掘出6座小河沿文化时期的陶窑，颇具典型性。这些陶器的出土和陶窑的发现，为综合研究小河沿文化的陶器提供了较详实的资料。小河沿文化出土的陶器，除大南沟墓地遗址有少量的器物经慢轮修整的痕迹以外，均为手制的泥条盘筑而成。而且陶器种类丰富，主要器类有筒形罐、钵、盆、盂、尊、豆、壶、器座、案、勺等。其中，陶壶分为短颈鼓腹双耳壶、^形壶、双口鼓腹双耳壶、单把壶、异形壶五类，是小河沿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类之一。纹饰种类主要有拍印细绳纹、刻划平行线纹、网格纹、戳压窝点纹、窄泥条附加堆纹等。还有的陶器为彩陶，多为红地施黑彩，施红彩的较少。彩陶图案主要有平行线间以相对半重环纹或相对的平行斜线间以三角纹，组成宽带纹饰，或施以倒三角纹、平行短斜线纹、回字形几何纹、网格纹或间以动物形象、八角星、图象符号等。
众所周知，新石器时代陶器形状的演变发展对先民们的衣食住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先民们生存环境的稳定及审美意识的提高，他们开始烧制带有象征性寓意的陶器制品。小河沿文化诸多遗址、墓葬也不例外，出土了一些动物形陶器及带有动物纹饰的彩绘陶器。尤为重要的是，使用镂孔技术制造陶器，有些器物的耳和提用泥塑动物装饰，甚至有些器物本身就做成动物形。比如，双颈连通壶、鸭形壶、鸟形壶、^形壶等，造型奇特，古朴别致，形象生动逼真。这些动物形陶器的出现及使用，并不单纯是现实动物形象的写照，应是人们或自然崇拜思想的产物，是原始艺术的反映。正如《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描述：“M67的^形壶，形体巨大，腹部圆鼓而不对称，既保持了壶类的原形和实用性，又概括地表现出^的形象，制作时有一定的难度。其他如M34的双口联体壶，M76的异形小壶，造型都比较复杂，但形体都显匀称。”
一、小河沿文化动物形陶器及带有动物纹饰陶器出土情况
大南沟墓地M67^形壶（图二），泥质红褐陶，外表磨光。口部^首形，张口昂首，双圆目，腹扁圆不对称，后侧有尾，尾形扁平稍上翘，尾端有似插羽毛的排孔，下腹附双竖环耳。头部绘黑色条彩。高37.2、宽32.8、底径11.4、壁厚0.7厘米。该^壶为大南沟第一墓地出土陶器中最大的一件。
大南沟墓地M36侈口盆（图三），泥质红陶，大宽沿，敞口、腹扁，一侧单耳，作立犬状。黑彩，为鳞纹相对。口径11.2、高6.8、底径5.6、壁厚0.4厘米。据考证该彩陶盆的纹饰不是“鳞纹图案”，其实将彩陶罐“鳞纹图案”的正视线图与单耳犬状的正视图作一对比，相差无几，因此所谓的“鳞纹”是立兽符号化的图案。
大南沟墓地M55彩陶罐（图四），泥质红陶，敞口、折沿、斜肩，腹较矮粗，底中一圆孔。绘黑彩，以上下三角相对并在两侧延伸出平行折线为一组，形成原始雷纹图案，共5组，间以立兽纹。口径14、高17、底径9.2、壁厚0.7厘米。对M55彩陶罐纹饰，据专家考证研究，认为原始雷纹及立兽纹过于牵强，实际上“原始雷纹图案”是一只大鸟的符号化表达，即“鸟纹”，“立兽图案”是一只鹳类水鸟，所以该彩陶罐纹饰为一种动物形的鸟纹。
克什克腾旗上店B遗址KXBH1：3壶（残）（图五），夹砂红陶，圆腹，小平底，最大腹径位于中腹，上置一对鸟头形耳，鸟喙向上，肩以上残。
克什克腾旗上店B遗址KXBH1：1高领罐（图六），泥质红陶，圆唇侈口，圆腹，腹最大径在腹中部，最大腹部有对称两个桥形耳。肩部饰黑彩，图案为平行线间饰双鱼纹和竖线纹，耳上饰三道竖线黑彩，与肩部纹饰连为一体。
内蒙古敖汉旗南台地遗址F2：8猪头饰（图七），大耳、长嘴、小眼，耳下有一连通小孔，头内空心。雕塑的真实生动，当为陶器上的装饰品。
内蒙古敖汉旗南台地遗址F11：5狗头饰（图八），头顶画两道黑彩，张嘴直耳，憨态可掬，头下有一连通小孔，头内空心。是陶器皿上的装饰品（雕塑式纽），高4厘米。
通过分析上面的几种陶器，我们可得知四五千年前小河沿文化先民们在制作陶器时与大自然界中的动物存在一定的关联。那么，小河沿文化为何会出现动物形陶器或带有动物纹饰的彩陶器呢？究竟源于什么？
二、动物形陶器出现原因分析
（一）文化传承与交流
以往在研究中，因为小河沿文化和红山文化具有相似的分布区域，便将小河沿文化称为后红山文化，突出强调小河沿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的传承和衔接关系。专家认为，小河沿文化是继红山文化之后在西辽河流域发现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类型。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尚未发现两种文化有地层叠压关系，只是从文化内涵上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早晚关系。研究考证说明小河沿文化早期发展阶段，就处在红山文化繁荣期之后，不会晚于红山文化晚期阶段。因此，可以说小河沿文化继承了红山文化的部分因素。例如，从出土遗物来对比两种文化，则具有一定的共性。小河沿文化陶器形制中的筒形罐、钵、双耳鼓腹陶壶、器座等，与红山文化同类陶器的造型相近，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见图九）。
由上图可以看出，小河沿文化和红山文化在陶器制作造型上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动物形陶器这一类型更不例外。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和陶器，尤其是鸟形器物，著名的玉猪龙、玉凤、玉龟、玉^、玉鸟、陶塑动物等，皆是红山文化富有特殊寓意的动物形器物，并且红山文化还以鸟类动物作为图腾崇拜。既然红山文化有十分l达的动物形器物，小河沿文化又传承了部分红山文化因素，因此小河沿文化出现动物形陶器是正常、合理的，无可厚非。从年代分析，赵宝沟文化早于小河沿文化，从小河沿文化的陶器群的器形、纹饰和图案的整体特征分析，其承传关系应是赵宝沟文化，这样的观点目前也被学界认可。从陶器器形来看，赵宝沟文化和小河沿文化都以尊形器为典型器类，这无疑是它们之间的共同特征。此外，小河沿文化陶器上的纹饰及彩陶图案也是由赵宝沟文化刻划几何纹演变而来（如图十），特别是陶尊，在形态上更具有一脉相承的演变关系。
赵宝沟文化最具典型的器物当属小山遗址出土的陶尊，重点在尊形器上装饰有猪、鹿、鸟三种动物图案。三种动物的头部具有写实性，但很夸张，身躯完全超脱了单纯写实现有动物的境界，昂首振翅，遨游太空。赵宝沟文化另一件极具震撼力的陶器就是公认的“陶凤杯”（图十一），素有“中华第一凤”的美称。陶凤杯上的凤造型头、冠、翅和尾的造型与传统的“凤”极为相近，栩栩如生，研究价值特别高。小河沿文化晚于赵宝沟文化，二者在主要器型、纹饰和彩陶图案等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承袭关系，小河沿文化是从赵宝沟文化发展而来的。
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大汶口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有过较密切的接触、交流。通过对比这两种文化出土陶器中的豆和折肩盆（如图十二），明显看出大汶口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小河沿文化作为西辽河流域的“山地文化”与代表东方沿海“海洋文化”的大汶口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使西辽河流域的原始文化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其陶器器形及图案与大汶口文化更为接近。
大汶口文化动物形陶器同样十分发达，在山东胶县大汶口文化三里河遗址出土一件仿猪形象的陶h，为猪形h，造型惟妙惟肖，宛如实物。另有，大汶口文化尉迟寺遗址出土一件立鸟陶器（如图十三），鸟之形象，构图巧妙，比例协调、匀称，堪称杰作。
大汶口文化先民们在应用大自然界的动物形状于陶器造型上，展现了当时大汶口文化先民高超的陶器制作工艺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小河沿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存在文化、地域等一系列领域的交流、联系，小河沿文化陶器制作工艺也受到大汶口文化影响，出现了代表小河沿文化特征的动物形陶器及图案。小河沿文化因受到多重文化的影响，被史学家称为“南北荟萃的小河沿文化类型”。
（二）原始因素
宗教，不是从来就有，而是人类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宗教是指处于初期状态的宗教，存在于不具有成文历史的原始社会中，其思想基础主要是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死，造型奇特的陶器亦是受原始宗教思想影响而出现的。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是先民们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处于软弱无力和对客观世界愚昧无知情况下，把自然物人格化，同时，又由于人们对某些自然力的畏惧或感恩而产生的。先民们在对大自然的崇拜中，对动物的崇拜表现尤为突出，陶器的造型便是反映动物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
赵宝沟文化出土陶尊上的图案，分别从现实生活中的猪、鹿、鸟首的形象提炼而成，但猪首下作蛇身，鹿首和鸟首右侧纹饰则似由羽翼抽象出来，它们已不是单纯现实动物形象的写照，而是人们创造的崇拜对象，是神化了的灵物。据学者考证，赵宝沟文化先民们崇拜的图腾便是自然界的动物，比如鸟图腾。
图腾崇拜同人类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根据小河沿文化出土的生产工具石器，其中以磨制精致的带孔石铲取代红山文化的石耜，说明小河沿文化掘土工具有了大改进，农业生产力也进一步提高。小河沿文化也出土了大量的细石器、骨柄石刃器，间接地反映了该文化的生业模式为采集农业兼营渔猎/狩猎。显然，动物在小河沿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猎获更多的动物，人们崇拜动物、信奉动物。随着动物崇拜的发展，原始人自觉不自觉地幻想集几种动物之灵性于一身，更高级的灵物出现了，这便是灵物信仰。因此，小河沿文化正是在狩猎经济的驱动下形成了动物崇拜，进而出现了动物形陶器或带有动物形图案的彩陶器。
（三）原始艺术思想因素
在大量原始文化遗存中，有一部分可归属为原始艺术，因为这些作品已具有诸多艺术美的元素。其中，陶器的造型是反映原始造型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时人们审美意识的一种物态化形式。人类的审美意识产生于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如在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不仅发现家猪遗骨，还常发现家猪形象的艺术品，如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猪形h、河姆渡文化的陶塑猪、上宅文化的陶塑猪首等。这些艺术品手法细腻，栩栩如生，说明猪已称为新石器时代艺术的重要创作题材，这显然同新石器时代饲养家猪和猪已成为当时肉食的重要来源有密切关系。
仔细研究小河沿文化，其陶器类型超脱了实用主义而更注重造型艺术。不仅有憨态可掬、形象逼真的猪首、犬首、鸟形，还有形神兼备的^形壶。尤其是^形壶，短尾斜背，似昂首高歌，造形生动，且比例适宜，均匀对称，极富生活气息，表现出小河沿文化先民细致的观察力，堪称新石器时代实用与艺术造型紧密结合的杰作。原始艺术思想影响下的原始艺术品种类繁多，反映出人类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生活情况。总之，富于变化的陶器造型，多姿多彩的陶器纹饰，展现了小河沿先民高超的艺术成就，这是小河沿先民对美的追求与探索的结果。
三、动物形陶器功能分析
（一）生活实用功能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陶器的功能多有变化，唯一没有发生改变的便是其生活实用功能，包括造型奇特的陶器、各类动物形陶器等。小河沿文化出土的^形壶虽说是一件研究价值极高的艺术品，但它仍是实用器。还有炊器、饮器、食器等，都是日用器皿，以实用为主。
（二）宗教祭祀功能
古代北方民族的原始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氏族社会的先民是相始终的。动物崇拜属于原始的一部分，源于原始社会对自然界动物的依附关系。红山诸文化先民的动物崇拜就种类来分有猪、鹿、鸟、^、鱼、龟等，就表现形式来分有动物形陶器、纹饰、陶塑等。有的学者认为，红山诸文化先民的尤其发达，许多造型奇特的器物都是为了进行宗教祭祀或崇拜动物而特别制作的。当然，小河沿文化亦不例外，部分动物形陶器也是以宗教祭祀功能为主，是4000多年前小河沿文化先民敬奉自然、崇拜动物等精神信仰的反映。
（三）其他功能
陶器除以上功能外，还有装饰功能及其他用途。装饰属于造型艺术范畴，小河沿文化南台地遗址出土的狗首、猪首都是具有装饰的动物形陶器。
通过上面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小河沿文化动物形陶器的出现不是无源可循的，它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产生力水平下产生并发展的。就动物形陶器的功能而言，以生活实用为主，同时也有崇拜动物、信奉的宗教祭祀功能。动物形陶器还是人与神、人与自然界相沟通的信物，动物形陶器在小河沿文化发展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研究表明，小河沿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自身的传承、创新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吸纳构成了小河沿文化多元的文化特点，进而较早地成为早期中国多元一统文明体系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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