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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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范文第1篇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全球范围内以失败告终，替代性思想迅速涌现，在这些替代性学说中，以欠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新李斯特经济学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可。同李斯特经济学一样，新李斯特经济学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主要有张夏准和赖纳特。该学派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主张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实行贸易保护，同时将贸易保护的范围由制造业扩展到农业、服务业、技术和金融等领域。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方面，新李斯特经济学对开放创新提出质疑，主张只有加强国内主体研发实力、推进共谋型技术创新才是根本出路。同时，新李斯特经济学还强烈批判全球工资套利及美元霸权，主张货币国定论，认为只有提高国民实际工资及拥有完整的货币国家才是国家利益的核心所在。而与李斯特经济学不同的是，新李斯特经济学弥补了李斯特经济学缺乏一般理论解释的遗憾，对经济活动提供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使得新李斯特经济学不仅适用于欠发达国家，同样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同时，新李斯特经济学也极大地丰富了李斯特生产力理论，摆脱了李斯特经济学将国民财富源泉限定于制造业的局限性，充分认识到价值链高端环节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创新性指出欠发达国家应直接从低端价值链向高端价值链跃升，而非赶超。
新常态下，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日益增加。外部环境的恶化，加之受增速放缓影响而愈发凸显的国内结构性矛盾，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国际环境带来的转型发展困境
增长乏力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新常态，为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再工业化”，减少经济活动的外包与离岸生产。受国际需求减少影响，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为发展动力的新兴经济体，将遭受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出口贸易减少、国内失业率大幅上升等严重冲击。随着全球分工的不断深化，依赖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新兴经济体，将陷入“保增长”还是“调结构”的两难境地。同时，美欧日等国发起的量化宽松政策，加深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政策调整难度加大。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束，新兴经济体国内资本外逃、金融动荡、通货膨胀居高难下等都将加大新兴经济体政策落实的难度。除此之外，国际安全形势动荡不安，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深，也使得新兴经济体陷入了“促增长”、“防风险”、“保稳定”的多重困境。
（二）内部环境带来的转型发展困境
受危机影响，新兴国家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打击，增速放缓，以前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下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收入结构等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抓住全球结构调整机遇，实现经济社会转型。但从整体来看，新兴经济体转方式、调结构步伐仍相对滞后。新兴国家工业化模式多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经济增长，工资水平受到国内、国际两方持续挤压，内需难以扩大，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同时，低端产业的长期发展、内外需求的萎缩，也使得产能过剩难题愈发突出，亟需为高端产业发展腾出足够空间。作为后发国家，新兴经济体还存在资本积累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缺乏、教育普及率较低等问题，转型发展所需的基础条件、人力资源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三、破解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
要破解新兴经济体转型与发展困境，必须坚持“四个更加注重”。
（一）必须更加注重生产活动的本土化，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新李斯特经济学认为，离岸生产及外包活动不仅造成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还会使得发达国家及欠发达国家国家利益均严重受损。新兴经济体要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发展，就必须在坚持国民经济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去全球化”，积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优先发展本国工业，再配以严格的关税保护，为本国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提高跨国公司离岸生产及外包活动准入标准，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保证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及完整性。
（二）必须更加注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保护，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跃升
新李斯特经济学主张，欠发达国家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实行贸易保护，以构建完善的工业体系。新兴经济体要想成功破解转型难题，就必须在保障粮食安全、工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考虑到全球分工对新兴经济体幼稚产业的毁灭性影响，新兴经济体必须加大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在不妨碍新式设备和现代化生产资料进口的基础上，加大关税保护力度，以经济活动质的提升对冲量的下降，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跃升。
（三）必须更加注重发展全民教育，为国内结构调整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新李斯特经济学认为，在国际分工深化的背景下，建立报酬递增的高端产业部门，离不开技术创新、教育事业的支持。新兴经济体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势必会对技术人才存量、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要求。新兴经济体要想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全民教育，提高教育普及率，增加教育财政支出，加大对国内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切实提升工人素质，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同时以坚实的人才储备，迎接新一轮经济长周期的挑战。
（四）必须更加注重捍卫国家货币金融，增强抵御金融冲击的能力
新兴经济范文第2篇
建议在主要经济体之间建立可信和有效的协调机制，确保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预计世界生产总值将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3.3％和3.6％，与年初公布的数据相比略有增长。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依然持续，但各国和各地区复苏的步伐却极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而发达国家经济则仍显疲弱。其中美国经济预计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2.6％和2.8％，西欧国家经济复苏相对缓和且不平衡，受债务危机影响的国家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则呈衰退或低增长趋势。发展中国家中，东亚国家2011年和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为7.3％和7.2％，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为9.1％和8.9％。
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开始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短期内的经济增长预期不被看好。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及转型经济体则对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主要得益于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尽管如此，出于对本国持续通货膨胀、固定资产泡沫浮现以及因大量资本流入而引发汇率上升压力等方面的考虑，这些国冢也正在对增长预期进行调整。
在失业率方面，尽管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呈下降趋势，但半年或更长时间内失业的总人数在一些发达国家依然在上升，原因在于很多失业者不再去寻找工作，这就产生了比过渡性短期雇佣更加棘手的问题。在转型经济体中，独联体国家的就业水平有所好转，但东南欧地区依然不见起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就业水平，已经基本恢复到经济危机发生前的标准。以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形势来看，就业水平的完全恢复还需花费四到五年的时间。
新兴经济范文第3篇
外商“垂涎”
如很多外商所“垂涎”和“吹捧”的一样，首先，新兴经济体38亿的人口数量就蕴藏着巨大商机。曾经评价“金砖四国”的崛起就是用超过26亿的人口能量推动世界。而据统计，“新钻十一国”里印尼有2.4亿人口，巴基斯坦有1.62亿，孟加拉1.44亿，人口最少的韩国也有近5000万。所有新兴经济体加在一起，就积聚了38亿人口的经济总量，一旦进入蓬勃发展期，消费力确实不容小觑。甚至有专家开始预测，到2025年，大多数“新钻十一国”的个人年均收入将突破3000美元门槛，这个数字将成为消费能否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点。
同时吸引外商注意的，不只中国老百姓银行的储蓄，还有整个新兴经济体的居民储蓄。中国是世界上储蓄最高的国家，储蓄率达到50%，而新兴经济体的居民储蓄平均也达到了32%，普遍高于欧美国家百分之十几的储蓄率，可谓使外商垂涎欲滴。
然而，需要特别告诫外商注意的是，新兴经济体内需市场的潜力扩散需要时间，一切需要循序渐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直面挑战
新兴经济体国家虽然发展迅速且蕴藏巨大商机，但社会、经济面受发展程度限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扩大内需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
联合国近日的关于世界经济状况的报告和2009年的展望指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使穷人增加，首当其冲的就是新兴经济体中的中国和印度。
根据亚洲新闻社引证的2005年世界银行的资料，至少有1亿中国人和2亿5千万印度人处在贫穷线之下，这些人群每日不足1美元的生活费，4.7亿中国人和8.27亿印度人每天不到2美元。许多人认为，这些还是低估的数据。人口蕴藏经济动力的同时还承载着更大压力。
新兴经济范文第4篇
集群性地理区位之所以重要，究其原因，“空间上的地理集聚，不仅仅是因为缩短的物理距离带来的运输成本降低，而且有助于缩短企业间的‘心理距离’。因为，在同一空间范围内，相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容易使企业之间缩短‘心理距离’，降低机会成本，增强信任度，为隐性知识累积和知识外溢奠定基础，进而提高创新经济体的创新能力”［3］。鉴于国内外公司创新能力上的差异，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公司如能选址在外资创新型企业的集聚地，则一般来讲，其创新能力会有更大幅度的提升。也即“如果公司位于外资企业创新活动集聚区域（即外国公司的创新集群地），那么它们的创新率就会大幅提升。这是因为，国内公司可以从其邻近的外资公司（包括供应商、客户和竞争者）的‘知识溢出’中获益。具体来说，国内公司可以通过聘用外资企业的人才，通过与外资企业开发有价值的商业网络（如供应商－客户网络），通过进入同一地区外籍雇员的社交圈等方面来获取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4］。以对外贸易为媒提升创新能力“在中国从事出口业务的公司，尤其是外国公司的分包商，其创新率相对较高。对分包商而言，中国境外的国外出口商一般都愿意转让知识，以确保进口商品的质量和性能。比如，他们通常会为中国出口商提供有关产品设计、生产工艺、质量与成本控制、外国消费者需求和竞争产品等方面的信息和反馈意见。外国进口商这种技术和营销知识的转让可以帮助中国的出口商克服后来者所面临的主要创新障碍，即无法进入科学和创新的世界中心，缺乏了解国际市场消费者知识的渠道。此外，在吸收国外知识和为满足国外消费者需求改良产品的过程中，出口商也可以增强其消化国外产品乃至设计新产品的能力。比如像格兰仕（微波产品）、联想（计算机）、海尔（家电）和TCL（电视机）等公司，都是从不同国际品牌的合约制造商起家的。通过利用国外进口商转让的知识，这些公司提高了自身的制造技能，并具备了新产品设计能力。”［4］对外贸易除了可以促进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技术学习和模仿创新之外，还可加剧区域内的市场竞争，提高其整体的技术创新水平。而这种竞争的市场结构则有利于企业更加注重创新，从而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另外，通过技术贸易可以直接提高新兴经济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发展中国家引进专利技术或成套设备一方面提高了现有的技术存量水平，同时对这些软硬件技术的学习、消化以及干中学过程中也提高了本国技术创新的能力。”另外，“技术贸易能够通过改变创新主体的内在意识以及创新主体的内外部制度环境，从而改善技术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5］。具备一定的研究开发基础与能力这一科技创新因素是企业创新率水平的内因，是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对新兴经济体中的一般企业来讲，以下列出的五种能力作为企业研发能力的主体部分要使企业全部具备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应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逐步形成相应的能力，其在实质上也构成了企业成长现实的能力路径。1．复杂环境的生存能力“这一能力是指在制度环境不完善或政府存在干预市场行为的背景下……企业协调、处理并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能力。”［6］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国家，政治与经济体制都在朝着逐步分权、透明和破除发展障碍的方向发展，但由于产能过剩和经济区域间缺乏协调，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区域贸易壁垒依然存在。这种存在明显缺陷的制度环境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但新兴经济体的各类企业必须快速适应和学习这种变化中的艰难环境，这是企业开展一切研究和开发的前提所在，只有顺利地生存下来才有讨论获得创新技术等核心竞争力的必要。2．智力能力水平智力能力是指企业“识别、搜集、分析与理解那些与关于市场、技术、竞争、行业标准以及行业规范相关信息的能力”［6］。而这些信息对于形成智力资本、采用模仿式和原创式的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学术界已经比较认同下列观点：即智力资源是由人力资源、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重要方面构成的，三个方面都离不开对高水平专业人士显性与隐性知识的开发与利用，同时，智力能力作为企业创新的基本能力，直接决定了企业创新率及研发能力的水平。可见如果企业没有高水平的研发队伍和创意人员，其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3．对外部技术等资源的整合能力整合能力是“指将外部市场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的技术、关键部件和专业化服务与自身拥有的资源、设计和产品等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从而提供具有更加丰富功能、成本更低或其他改进产品特征的能力”［6］。“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来说，仅仅将国外公司开发的技术或产品原封不动地引入国内市场是不够的，它们必须开展研发工作，将国外技术或产品加以更改，以符合当地消费者的需求或政府的要求……此外，研发工作还会增强一个公司的吸收消化能力，即公司识别新的、外部信息价值的能力，消化这些信息的能力以及将这些信息应用于商业化的能力。”［4］整合能力具备一定技术难度但能有效地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一个能力维度，其往往直接决定了企业创新率的高低。4．网络能力网络能力是指“企业通过外部组织，如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供应商、顾客、社区甚至竞争对手等，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资源的能力”。“具有东方背景的国家，网络能力对于新兴国家的企业，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所带来的伤害以及内部运营所存在的缺陷……与简单地请客送礼不同，这里的关系构建，更多的是致力于从外部环境公开合法地获得信息和知识，建立与利益相关者长期稳定的合作，以及通过网络化和模块化对企业传统的产业链进行再造获得差异化的竞争优势。”［6］也即当指之间有较强的网络关系维系时，他们就会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从而产生较高的网络外部性和集聚效应，这也成为创新集群地作为科技创新元素的重要性所在。5．新知识的消化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是企业评估、消化与应用新知识的能力，具备了这一能力的企业，就可能对市场变化与外部新产品做出快速响应。吸收能力可“将其归结为三部分内容，即获取、模仿、转化和开发新知识的能力”［6］。对于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东亚新兴经济体而言，在其企业无法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原创性开发但又不甘于总是屈居人后的情况下，吸收能力就是其自身其他核心能力从无到有建设的前提。以市场营销为媒提升创新能力新兴市场国家尽管在规模上不尽相同，其共同特点是都处于高速发展期，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市场诱人但也瞬息万变，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同时政府逐步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企业经营的有效开展时刻无法离开市场需求。“市场营销的成功需要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营销组合，技术创新也需要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目标市场战略、市场定位战略以及产品、加工、促销、分销战略，并非某一单项活动或一个环节。”［7］同时，“市场营销也可以增强一个公司吸收外部信息并加以更改以用于当地市场的能力。通过大规模营销，公司可以了解哪些外部信息、产品或技术是适于当地市场的，以及对其做什么样的更改才能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营销工作对于了解新兴市场当地消费者的需求尤为重要。首先，新兴市场普遍缺乏知名的、可信赖的市场研究中介机构，公司难以从市场研究公司那里获得可用的市场信息，转而加大营销工作，以收集可信的市场信息。其次，较发达市场经济体而言，新兴市场消费者需求的性质更为复杂，通常也更需要不同类型的产品创新”［4］。在市场营销所提供情报的基础上，企业技术创新得以顺利实现之后，同时要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和经济效益，从而实现技术创新与企业营销创新的良性循环。
提升企业科技创新水平的策略
（一）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建立多元风险资本投资体系中国企业由于长期科技投资严重不足，因而在选择技术创新模式方面缺乏选择能力和自由度。但在当前的形势下，“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越来越受到企业家们的重视，只有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才能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充分发挥出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作用，才能促使企业更大幅度的增加科技投入，使其进入良性循环”［8］。具体说来，“新兴经济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必须积极提高新兴经济体科技创新能力：一方面要努力增加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提高科研机构科研质量，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支出。另一方面要加强校企合作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保证政府对高科技产品的获取渠道，尤其是扩大国企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以从发达国家直接引进技术”［9］。1．科技人才梯队的建设“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人才是成功的关键。”［8］为招揽人才企业要善用优化工作条件和待遇（对高精尖人才的特殊优待），提供深造机会等手段，并使高级人才成为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获得人才资源之后，还要完善激发科技人员优势、积极性、创造性的机制，包括建立科研能力和创新成果等科技人才体系架构标准，加快创新文化的建设。中国企业必须明确，加大对科技人才培养的投资就是对增强企业科技竞争力的投资，而且需要超常规地加大人才尤其是基础研究人才的投资力度，并且建立学习型企业科技人才的培养新机制。通过切实实施企业高科技人才继续教育工程与高精尖人才特殊培养工程，不断提高企业科技人才的整体水平与质量档次，只有通过科技人才定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及时捕捉国际科技前沿信息，组织科技攻关，才有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新产品的可能。2．拓宽科技投资渠道，投资分配上重点突出从现阶段的情形看，应学习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尽快构建和完善风险资本投资体系，而中国企业也需科学评估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才会有较高的收益预期。这里也需明确技术创新中企业与政府分工与协作的关系：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应是筹集科技资金的主体，其需到场外交易市场和民间资本市场去寻求资金，并逐步建立筹集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政府退出”机制；而政府则需回归到“制定政策，创造环境，加强监督，控制风险”的本位上来。另外，在投资分配上需突出“三个重点高对应”，尽快提升基础研究投资的比重，针对中国企业以往的科技投资普遍存在“撒胡椒面”现象，目前的投资应遵循“三个重点高对应”的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理论，强调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取向是要把重点资金与重点项目、重点人才在一定高度上对应起来，为此企业则要形成“三个重点高应对”的有效资源配置的政策机制，并提升企业技改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科技创新的资金管理方面，应推进企业研发资金的审计监督创新进程，既要改革传统的审计证据收集方式，又要变革审计导向———从制度基础审计转向风险基础审计。因此，改革现行企业审计体制，变革审计方式和技术，培养新经济条件下审计管理人才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有效利用至关重要。3．加强与外部组织的合作研发纵观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我们发现“如果想扩大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就必须加强创新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强化在创新成果产生、应用和推广过程中体制机制、技术、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整合创新资源方面，瑞典、芬兰、荷兰等北欧国家为全世界做出了表率。这些国家率先改革了各创新主体间的联动机制，为企业、公共及私立研究机构和政府搭建了良好的创新资源整合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各种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地融入创新体系中”［10］。我国企业在创新资源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应注重与其他企业以及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促进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多种合作关系包括合作开发、项目委托、建立以关键项目为基础的有限责任公司等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可以在与企业的合作中确定自己为社会生产服务的最佳位置；企业也可以通过合理利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科研资源，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8］
（二）实现出口企业规模化经营，抓住反向创新的契机在出口运行中，如果出口企业通过兼并、产业结构升级等方式逐步实现规模经济，那么大批量出口产品的生产就能采用更先进的工艺和更专业化的设备，从而实现标准化和简单化的作业，大量节省原材料和能源，同时企业只有实现规模化经营才能进行高效率的技术研发，有效地塑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否则技术的研发只能因为资金有限、渠道缺乏和技术人才欠缺等因素陷于空谈和停滞。在为技术创新提供足够条件的基础上，还应适当变革对创新的固有观念和固化思维。“反向创新”的对立面是过去西方人主导的所谓“传统创新”，即按照以往模式，发达国家往往是创新的引导者，随后把这些创新成果推广到世界各地。但“反向创新”则是新兴经济体根据当地需求，以全新理念设计新产品，并成功推向当地市场和全世界。一方面，中国企业可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改进和推广某些本土化的技术，进而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可在其他国家设立研发中心，以另一种类型的“反向创新”回馈中国市场，进而进军全世界。
新兴经济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全球经济再平衡新兴经济体国家外向型经济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1-0026-07
一、传统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全球经济失衡”一词为IMF（2005）首次正式使用，意指个别国家拥有数量庞大的贸易赤字，而对应的贸易盈余则大量集中在其他国家。参见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2005）作的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长期过程中如何起到持续的建设性作用？现有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印度）的现实经验，可以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提供借鉴。
全球经济失衡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体现出了极大的破坏力和难以修复性。发达国家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的普遍思路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通过扩大国家负债来获得资金并直接注入金融机构，或购买其金融产品。汪进、尹兴中：《流动性过剩、全球经济再平衡——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新格局分析》，《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6期。以美国和西欧等发达经济体所代表的高消费增长模式和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直接决定了上述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很难从根本上得到削减，以美元为代表的世界货币贬值趋势总体上依然难以逆转，由此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经济格局还将进一步延续下去。而失衡问题给相关经济体所带来的经济结构问题将直接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造成障碍。全球经济再平衡显得迫在眉睫，如布兰查德所说，保持经济复苏势头需要国内和跨国精密的再平衡措施。[美]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维持全球经济复苏势头》，《金融与发展》2009年第9期。
全球经济再平衡则是指通过各个经济体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协调、磋商与合作，从而解决全球经济中所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失衡问题（诸如贸易失衡、经济增长路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金融体系失衡等均在此范围内），进而促使世界经济增长保持相对平稳与均衡。刘航、赵景峰、吴航：《国际经济合作思想及其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启示》，《经济学家》2012年第6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同国家在选择全球经济再平衡路径上有较大分歧。本文所持的观点为：发达国家当前的经济结构和既定增长路径使得其无法承担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任务，原因包括：1）在美国语境下，全球经济再平衡仅限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阶段，只不过是美国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并通过美元汇率变动实现双向套利的借口；2）美国不可能也无法改变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模式和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3）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扩大财政赤字和促进美元贬值的措施，其巨大惯性定势不仅无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还只能加剧世界经济的失衡。而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关键为新兴经济体实现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加速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新兴经济体国家将会在其中承担重要角色。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由长期形成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所导致的，是传统的全球经济运行体系和分工体系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最大阻力来自于部分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所主导的、依赖的非均衡发展以及不平等分工和交换体系的传统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但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机制一时还难以从本质上得到改变。甚至，Cooper（2004）、Mckinnon & Schnabl（2004）认为失衡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是可延续的。
第一，在传统的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空洞化与其他经济体的产业低端锁定并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FDI的国别结构经历了较大变动。2000～2011年，中国FDI利用额增长204.5%，印度增长779.4%，而美国和德国均为负增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并将非核心的业务流程通过离岸外包转移到境外完成，从而使发达国家的产业空洞化不可避免。如2000～20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4.7%降至10.1%。而发展中国家大量承接产业转移，可缓解本国资本要素约束，通过模仿创新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同时更容易出现的情况是，其产业被低端锁定，国内产业高级化步伐被减缓。
第二，传统全球贸易体系中，发达经济体经常项目逆差与其他经济体受出口阻力困扰并存。由于发达国家已将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因而为满足本国基本消费需求，必须依赖货物进口。2011年G7国家中的五个均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其中货物贸易差额较大。发达国家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倾向于对发展中国家设置以非关税壁垒为主的贸易壁垒。随着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手段层出不穷，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不断涌现。如2012年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77起，涉案金额2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369%。同时，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垄断地位、强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的低端锁定，限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实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限制。这加剧了该国收支失衡，且不利于其产业长远发展和国民福利最大化。如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1990年为33.04%，2000年为32.32%，2008年为28.41%，不升反降。另外，发达国家一般采取严格的移民限制，割裂了国际要素市场，从而使本国劳务成本极高，增强了本国居民的国际购买力。刘航、赵景峰：《服务产品国际价值的转形和国际转移及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启示》，《研究》2012年第3期。因而，发达国家经常项目逆差是客观必然的。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的强化是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的暂时结果，无法改变世界贸易体系的长期趋势。
第三，传统全球金融体系中，发达经济体滥发货币与其他经济体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并存。发达国家为了追求增长和就业，往往采取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2000～2011年，美国的M0和M2分别增长了91.8%和84.9%，同期GDP仅增长52.5%，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幅远超过了同期GDP增幅。而以2000年为基期，2011年美国CPI仅为130.6，可见美国运用开放经济手段消化了很大一部分通胀压力。在现有世界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拥有大量顺差，积攒了巨额外汇储备。目前外汇储备量居前五的国家分别是中国、日本、俄罗斯、巴西、韩国。尤其是中国，其外汇储备占全球总量30%以上。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世界货币优势，向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举债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目前美联邦政府发行的国债总计已超过10万亿美元，其中约30%由外国政府持有。
第四，传统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经济体实行双重标准与其他经济体缺乏话语权并存。世界治理体系是指维护世界秩序的制度性安排。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因而其治理结构也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国际经济事务的规则制定和争端裁决，都是由发达国家占有绝对控制地位的国际经济组织来完成。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机制是由会员国认购的股本决定。IMF重大决策必须有85%以上的赞成票支持，而美国就占18%，也就是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在世界银行成立之初，美国占有35%的股份，现在也还占17.37%。在贸易领域，WTO的作用也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一定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就国际贸易讨价还价的场所，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足够发言权。尽管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并承认新兴经济体的地位与作用，新兴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和决定性有所提高，如中国、印度等在多哈回合中组成了“20国协调组”；G20峰会已经替代了G8峰会部分功能；中国在世界银行和IMF中的席位份额都上升至第3位等。但大部分争取更大发言权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G20峰会仍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份额与发达国家仍相差甚远，而且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及模式差异较大，难以形成合力。
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
角色对比：中国与印度同样作为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印度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模式有较大差异，印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和吸取。
1.两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对比
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较为显著，获得了丰厚的比较优势利益，但优势产业过于集中，产业结构和外贸产品结构矛盾突出。第一，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世界分工，目前已成为“世界工厂”，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展现出了明显的比较优势。目前中国FDI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在世界上排名均居第二。2011年，FDI总额占世界的8.13%，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9.93%，出口额占世界的10.4%。粗钢、水泥、化肥、棉布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已成为美国和日本的第一大、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也是美国和欧盟的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可见，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程度较深，中国已充分融入与发达国家垂直分工的生产模式。第二，中国的比较优势仍主要集中于密集使用劳动力要素的制造业部门，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在2006年之前，中国工业领域FDI占FDI总额的比重维持在70%以上。进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外资企业购进原料、销售货物构成的。2011年在华外资企业货物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1.1%。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总产值相差不多，但是增加值相去甚远。可见，中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于附加值相对较低的行业，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较低阶段。第三，中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也相对落后。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占世界的10.4%，而服务出口额仅占4.4%，说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也相对较弱，长期为逆差。这说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没有成功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与中国相比，印度具有更加高级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相对较高，但是存在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的问题。与中国长期以来突出强调第二产业地位不同，印度坚持第三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产业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一、二、三”向“二、三、一”的转变，而印度则经历了“一、三、二”向“三、二、一”的转变，从而形成了以服务业拉动整体经济增长的模式。目前，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越印度，但是顺差额与竞争力等指标依然较后者大幅落后。通过数据的比较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这一点：从绝对数字来看，2011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额为-545亿美元；而印度则为183亿美元。从相对比重来看，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之比为1∶8.7，服务贸易相比货物贸易而言微不足道；而印度这一比例则为1∶2.8。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开始实施以技术为核心的资本引进战略，从而成功的规避了“比较优势陷阱”，进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了相对高端的地位。与中国的FDI大多集中于机械设备制造和房地产行业不同，印度所引入的FDI则主要集中于信息产业、金融产业以及通讯行业等。不仅如此，在服务外包领域，印度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接包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一。杨丹辉：《全球化、服务外包与后起国家产业升级路径的变化：印度的经验及其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4期。尤其是计算机软件业的外包承接，显著地推动了印度软件研发业的快速发展。
同时印度的产业模式也被认为过度超前，其自身也已认识到制造业发展薄弱问题，尤其是制造业外向性程度偏低。印度的制造业还未完全融入国际垂直分工体系，其工业增加值、FDI和出口贸易远低于中国。印度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食品加工、纺织等）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商投资。于蕾：《中印对外开放比较——国际贸易与FDI的视角》，《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而且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市场开放度较低。而在人力资源方面，印度大约40%的人口为文盲，且多数均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劳动力优势难以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2.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角色
在当前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数额巨大，但顺差的国别、产业和要素来源分布过于集中，外贸增长方式有待转变。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拉动作用。2000～2008年，中国的净出口对GDP贡献率由2%升至10%，外贸依存度由40%升至60%。中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为贸易顺差，1994～2008年顺差额从54亿增至2981.3亿美元。尽管2009年以来有所下降，但相对排名也维持在高位。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积攒了3.3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这说明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生产优势和贸易优势已形成了有效互动，而且雄厚外汇储备能够帮助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争取更多主动权。
但是，连年保持巨额贸易顺差，特别是顺差来源非常集中，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首先，按国别来看，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美国和欧盟。2011年，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顺差分别为2023亿和1431亿美元。在欧盟各国中，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于荷兰、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仅对该四国的顺差就占欧盟全部的75%以上。其次，分行业来看，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原料及纺织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和低端机械设备行业。这些行业对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来说，虽然属于夕阳产业，但是有较高的就业弹性，而且行业组织发展完善，内部工会力量较大。因而，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案件频发就成为必然。2010年以来，中国遇到的贸易摩擦大部分来自于美国和欧盟，且大多涉及纺织品、贱金属制品和低端机械设备等。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对外贸易结构更为合理，外贸规模增速也较为稳健，但是其市场开发程度依然不足，贸易政策较为保守，由此导致出口导向型战略对于外贸增长的贡献较为有限。尽管从总量上看印度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力远不如中国，但是其贸易主体和对象的结构更为合理，因而相比中国遭遇了更少的贸易摩擦。2011年印度货物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占世界的2.1%、1.7%和2.5%，而同期中国的额度分别为9.9%、10.4%和9.5%。其合理的贸易结构主要体现为：第一，印度的出口贸易对于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较低。在其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投资额中，出口导向所占的份额均不超过10%。相比之下，在华投资企业的这一比重已经超过了50%。第二，印度的外贸产品结构更加合理。2000～2010年，印度最终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了8.05个百分点，同期中国则下降了12.76个百分点，印度的半成品和零部件出口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的大小和增幅都远低于中国。这说明中国和印度都在不断加快融入世界分工，且均处于相对低水平阶段，但中国对加工贸易的依赖更强。第三，印度的服务贸易发展更为良性。2002年以来，印度的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始终处于顺差，且连年扩大，至2011年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已经达到183亿美元，而相比之下，服务贸易逆差已经延续了十年之久。而且，印度服务业出口中传统服务业占比的降幅和现代服务业的增幅远超中国。第四，印度的出口目标市场更为多元化，国别集中程度较中国更低。
尽管印度的贸易结构相对更为合理，但其国内市场开放的程度仍偏低，对货物出口的鼓励促进力度远不如中国。印度的最高关税水平维持在高位（约为20%），远高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值（分别约为10.4%和13.3%）。Restall. H.， India’s Coning Eclipse of Chin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3， 2006.虽然印度政府倡导出口导向战略，并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其毕竟要比中国对外开放晚十几年，且开放进程中曾一度经历过保守开放模式，直到目前保守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吴航、刘航：《中印参与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模式比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3.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角色
在世界金融体系中，中国存在着极为庞大的对外间接投资需求，但投资渠道过于集中，从而扭曲了汇率，导致国际储备风险增加。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上保持着超高双顺差，从而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虽然近年来ODI增长不断加速，但是相比1000多亿美元的FDI流量，难免出现巨额的资本项目顺差。而且，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采矿业、批发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制造业的比重小，仅占ODI存量的6.3%。在间接投资方面，中国对外投资需求巨大，但由于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因而中国的对外证券投资渠道相对较为狭窄。虽然通过ODI，内地投资者可以进行海外投资，但这种管制性制度决定了投资范围窄、渠道集中。而且，对外间接投资的收益差距较大。截至2012年末，中国对外股本证券投资净流出1324亿美元，对外债券证券投资净流入366亿美元，可见中方投资机构将更多资金投向中长期债券，且境内非银行机构逐渐成为对外证券投资的主体，商业银行对外投资越来越谨慎。再加上中国的经常项目也处于巨额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则不难解释。大量的外汇储备形成巨额外汇占款，加大了基础货币投放，对中国国内形成巨大通胀压力。而且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债的形式存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超1.2万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外汇储备近40%。虽然2010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减持美债，但随后很容易显著反弹。而且，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以中长期债券为主。这就相当于中国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部门挣得的外汇，长期地转借给美国用以支持美国居民继续购买中国低端制成品。
印度拥有更加多元化的间接投资渠道，外汇储备的持有结构更加合理。但由于总体规模有限，难以对全球金融市场施加更多的影响。作为“金砖四国”之一，印度外汇储备截至2011年底已居世界第六，达到了2629亿美元。最初，其国际储备以黄金为主要形式，外汇储备的份额相对较小，后来黄金储备的份额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中国的这一比例。而且印度国际储备的净增加全为资本和金融账户的贡献，经常账户持续逆差、贡献为负。印度的FDI在资本和金融账户中占比仅为13%，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构成了资本和金融账户余额的主要来源。王国林、许承明：《中国与印度国际储备比较分析》，《产业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尽管印度的巨额外汇储备也是主要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但相比中国投资渠道更为多元。中国自1993年以来对美元资产持续为净买入，而印度绝大多数年份为净卖出（除1998～2001年）。整体而言，印度在世界货币体系中更多表现出短期操作和自主灵活的特点。与中国相比，印度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为微弱。当然这也是印度能够采取短期、灵活的对外投资方式的主要因素。不过应看到，开放经济中的相对小国，既有好处也有弊端。这一特点所产生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印度能够藉由此规避外币贬值和外部政策对本国外汇储备所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印度在世界金融体系中难以得到更多的话语权。而且由于印度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较中国更高，一旦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印度可选的对冲措施则非常有限，加剧了资本国际流动的不稳定性和风险。
4.在世界治理体系中的角色
中国在世界治理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作用逐步增强，但被过分夸大，甚至被西方利益集团所负面宣传，不利于良好外部发展环境的形成。经济多极化是难以扭转的客观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其中重要一极。中国企业已逐步掌握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技巧，胜诉率有所升高。中国政府已认识到，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必须依靠外向型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充分参与世界治理的需求也日益凸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数目大幅增加，对国际组织的贡献越来越大。2010年IMF改革后中国持有份额将从不足4%升至6.39%，列第3位。然而，发达国家中一些利益团体为了抑制中国发展，并让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过分夸大中国的作用。其实，中国的优势多是来源于其总量规模，而人均量非常低。而且经济增长质量较低，经济结构欠高级化、合理化。目前来看，中国仅以总量规模的优势难以胜任世界治理体系中的过多责任，而且还容易引发“中国”等反对声音。
相比之下，印度在国际上承受的阻碍与压力比中国更小，可采用灵活的经济外交政策，但其明显存在对西方大国的经济依附。印度在1948年加入GATT，也是WTO的创始成员国，还通过多哈回合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影响力，并在20国协调组和90国集团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2010年之后印度在IMF中的份额从2.44%升为2.75%，投票权比例从2.34%升为2.63%，排名从第11位升为第8位。世界银行也已考虑给予印度更高的投票权。然而，印度对外开放以来并未走上自主发展道路，更多地效仿了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国民经济治理中的思维方式。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印度已经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发展惯性之中。张文木：《印度和中国发展道路差异及其后果——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说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
三、新兴经济体外向型经济战略转型的制度供给
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有显著的粗放式和不协调特征，亟待通过改革创新来提高外向型经济增长水平。对外开放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但目前这一优势已显示出逐渐弱化和消褪趋势。任保平、郭晗：《新增长红利时代我国大国发展战略的转型》，《人文杂志》2013年第9期。这一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化事实，“中等收入陷阱”已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国家仍对旧的世界经济体系有路径依赖，在自发寻求新比较优势和增长点时易陷入困境。因此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必要的制度供给和政策引导是非常必要的。
1.构建优势要素的新投入机制
转变外向型要素结构、构建要素的新投入机制的主要方向包括：一是尽可能地使原有要素优势丧失进程得到延缓，熨平其导致的出口与国内生产波动；二是寻找和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构建以技术、资本、创新及制度为核心的比较优势体系。
第一，从微观层面上给投资者对称化的信息服务，给劳动者便捷化的就业指导，给要素买卖的各方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支持并扶持中介和咨询公司的创业与合法经营；从宏观层面上加快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投资、劳动关系等的法律法规，规避在要素投入使用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及其导致的效率耗损。第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政府及社会组织应为本国企业提供国际市场需求、投资经营环境和技术标准等方面的信息服务，鼓励企业独立或合作开展国际市场调研。第三，打破产品买卖中的部门分割和地方保护，大力促进内外贸一体化的实现，尽快形成新产品、高技术产品及新兴产业的相关产品的国内统一市场。第四，宏观核算外向型企业的隐含成本，使其显性化，规制出口贸易中资源与环境的隐含流。第五，促进制造业在国内区域间的梯度转移，使其为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提供更大空间。
2.构建目标市场的新布局和自平衡机制
发展中国家应区分不同贸易伙伴的实际贸易条件，通过多种途径扩大适合开展出口国家的出口规模，开拓其市场空间。尤其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和中低收入国家有待新的市场开发，应重点提高对这些市场的出口份额，实现多元化的市场布局目标。
第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企业在出口中应大力开拓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充分利用区域性、多边或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产品差异化与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上开展竞争。第二，大力开发拓展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市场，通过政府援助、技术合作或基础设施建设来换取市场权利与份额，从而使本国能分享到世界动态整体发展的红利，实现全球范围的包容性增长。第三，在对比本国与贸易对象国的贸易条件时，除了需考虑本国与对象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关系，还应注意到发展中大国内部的区域和行业差异，结合本企业及贸易伙伴所在的行业和地区以及所处的制度环境，来做出分工、贸易与投资决策。第四，适当运用产业调控政策来规范本国大宗商品进出口的市场秩序，注重同行业集中度低于本国的经济体开展贸易。
3.构建国际化经营的新增值空间
如果“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发展过度，则很容易造成东道国产品和市场集中度过高，随之容易引起贸易摩擦频发，贸易实际所得也难以得到提高。新兴经济体国家要想增强在品牌、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则须实现新的进出口贸易与国际化经营增值模式，促进各类贸易方式协调均衡发展，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发展其他贸易。
第一，新兴经济体国家应辩证认识FDI和加工贸易的母国（通常为发达国家）动机，培育有利于本国整体利益提高的新引资增长点，实现吸引外商投资充裕要素的高级化。第二，提高加工贸易在本国的增值幅度，延长国内产业链，增强中间品投入关联，从而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加工贸易的主体结构应以民营企业为主，组织方式应以自主型企业为主，生产方式应以清洁化生产，贸易对象应以内外销并行。第三，协调各类贸易方式的自主发展，公平使用出口退税、研发补贴等产业政策，实施贸易环节便利化、贸易促进常规化、贸易平台高资本化的新战略。比如，应探索创新境外经贸合作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商务平台的经营模式，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使贸易服务环节（如贸易金融）由境外公司垄断的现状得到改善，强化对国际化经营中设计研发、国际物流等的扶持和投资力度。同时，应加强对中小企业（包括小微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渠道引导、信息提供和政策倾斜。第四，加大对与贸易相关的ODI促进力度，完善驻外机构的商务服务功能，建设海外经营分销网络。
4.构建外向型经济收益的新分配机制
对发展中大国而言，如果未优化调整开放型经济收益分配格局，即使提升了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收益，也可能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根本目标相违背，同时可能阻滞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因此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外向型经济收益分配应实现区域公平、城乡公平等。
第一，发展中大国必须使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中的短期行为得到合理规制，避免出现“有规模，无规模经济”的低效率垄断和贫困化增长。第二，推动外向型制造业及服务业的国内区域梯度转移，实现贸易收益差距的区域收敛，尤其注重实现对外开放的空间优势重组和产业圈层升级。第三，有效预防政治腐败的普遍化，惩治官员的定向设租或创租行为，并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地选择就地转化，从而实现外向型经济收益的劳资公平分配。第四，平衡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集权制国家应尽量给予地方政府与其事权相对等的财权，保证工业用地在农地向非农用途转换中占有一定比例，监督并满足中小企业的用地需求。
5.构建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新模式
